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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1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多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测,年初预测全球经济增速3.8%,年末预测全球经济增速3.1%。此外,IMF也曾于2016年度两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初预测增长6.4%,随后又上调至6.6%,这与中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6.5%-6.7%”的目标相吻合。
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关乎全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事关中国人民福祉,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按照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1%,中国经济增长6.6%,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按照官方汇率测算,2015年全年全球经济总规模73.6万亿美元,中国11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对全球新增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0%。但若按照更能反映新兴市场国家贡献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全球经济总规模114万亿美元,中国19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是35%……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近日也曾发表文章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新增经济的贡献超过35%。事实上,中国经济在2016年全球经济3.1%的新增部分中就占据了1.2%,但若不包括中国贡献部分,那么全球经济则只增长1.9%,该比率意味着全球经济已陷入困境。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而在政策层面,我们亦需正视诸多严峻挑战。
正视全球经济的五个“不确定性”
之所以坊间不断出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说法,主要源自全球经济的五点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趋势愈加明显。尽管存在美国失业率水平下降和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两大不确定因素,但美联储同年12月加息,几乎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项共识,这便与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分化趋势。
第二,资本流动方向。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及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其大规模减税、投资等一系列政策将对全球资本流动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第三,全球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尽管2016年度全球经济增长3.1%,但WTO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只有1.7%,非常之低。如果该预测准确,那么2016年已是中国连续六年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经济增长,这其中既有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也有新的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但无论如何,有关贸易增长的诸多挑战,我们都要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近期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对英国主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表明,英国金融体系已面临挑战。而金融机构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增加方面的挑战,亦是全球的挑战。预计2017年7月底,欧洲将开展对重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而我们也应同样予以关注,并对潜在金融体系风险格外警惕。
第五,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形成新挑战。有关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对金融市龅挠跋欤我们还需密切观察。因为这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尤其是一些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如中东乱局。2017年欧洲将迎来集中选举年,特朗普也将于来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上因素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同样不可忽视。
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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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需求、产业结构、经济体三个视角的向好态势,2018年世界经济将延续复苏。但报告认为,仍需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能源价格、美联储加息缩表、美国税改影响以及债务风险。对于能源价格,报告认为,全球大宗商品暴涨暴跌的时代基本结束,未来一个时期大宗商品价格将总体在低位区间宽幅波动;美联储加息缩表意味着全球量化宽松政策基本结束,以美国缩表升息为标志,世界经济将缓慢进入升息减债去杠杆的新周期;而美国税改则要重点关注未来是否会引发全球性减税竞赛。
此外,中美货物贸易失衡在2018年可能继续扩大。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7.79万亿元人民币,顺差2.87万亿元,收窄14.2%。但美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扩大13%。2017年是近50年有记录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最高的一年。2018年不排除美国采取更强硬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必然产物,是美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表现,是贸易总额逆差而非附加值逆差。对此,报告说,要正确认识美中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同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是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各类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更好发挥WTO作用。
二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文章,多方位、多维度降低经济运行中的各项成本,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振兴实体经济作为经济调控的主线。三是防控金融风险。四是在新技术、新经济领域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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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自2008年下半年,受到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剧烈下降,实体经济经历二战后的“最严重”冲击。经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经济刺激,2009年二季度以来,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逐步企稳,全球已经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
尽管学术界对全球经济是否“触底”仍存在一定争议,但是本轮危机的“最黑暗时刻”已经过去。之所以判断全球经济已进入“后危机时代”,我们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证据:实体经济层面和虚拟经济(金融市场)层面。从实体经济层面看,在各国积极财政政策和数量化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政策搭配下,全球经济体经济出现了迅速反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无论是世界经济(World)、发达经济体(Advanced)和新兴市场(Emergering)在2009年全球经济“触底”后将出现强劲反弹,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从2009年的-1.3%增长率恢复到2010年的正增长,并在2011~2012年恢复到危机前的2%~2.5%左右正常水平;发达经济体从2009年的-3.8%增长率恢复到2010年的微弱正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将从2009年的2.5%低增长恢复到2010年的5%中度增长(见图1)。对于实体经济见底的判断,同样也可以从OECD先行指标进行判断。从OECD提供的2009年1~4月份先行指标看,中国、英国以及欧盟的先行指标已经出现反弹;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体的先行指标已经企稳;俄罗斯、巴西的先行指标虽在今年4月份仍呈现下降态势,但我们判断5~6月份会出现明显反弹(期间资源类大宗商品大幅上涨)。
从虚拟层面看,判断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标志是金融市场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在金融市场上,衡量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利差指标。从美国金融市场的利差看,进入2009年5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已经逐渐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状态”,即50BP之下。随着美国政府的大力救助和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利差指标在2009年初下降到100bp左右,2009年3月份之后,此指标逐渐下降,2009年5月已经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一指标表明美国金融市场已经恢复到后次贷危机的“正常状态”。
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分析
经历了自2003年至2007年高速增长的黄金五年之后,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开始步入艰难的下行周期,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的是,200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回落,主要是由于需求的大幅萎缩造成的,其中包括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全面复苏,不仅需要内部需求的回暖,也需要外部需求的回升。
接下来我们从“三大需求”入手,探讨中国经济在复苏前期至实现全面复苏的过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的演变,并对中国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外部环境进行简要的分析。
内部结构 :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演变
从“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3年至2007年期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至2004年),期间投资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59.5%,平均拉动经济增长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2005年至2007年),过去两年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由前一阶段的3.5%快速上升到了21.03%,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股新力量。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连续几年高涨的外部需求突然出现急刹车,中国经济也随之进入了下行周期。中央政府及时进行了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由“双防”到“一保一控”;随着危机的愈演愈烈,2008年10月份开始,中央政府在保增长目标下开始实施“双积极”宏观调控政策,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是由之前的13%以上大幅放缓至9%,但基本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期间,经济增长三大动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出口贡献率快速回落至9.2%,仅仅拉动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较2007年大幅减少1.8个百分点;内需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但却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消费和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1个百分点,较2007年分别减少了1.2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三大需求走势判断
2009年以来,中国外部需求仍在持续萎缩之中,其对经济增长将起到负面作用,消费则相对较为平稳,投资则在中央政府刺激内需政策拉动下保持了强劲增长,而且这也将是今年的主要趋势。那么,在这种增长模式下,2009年中国经济的“保八”重任就要由内需来担当。接下来,我们将对过去五个月以来三大需求的基本情况进行简单回顾并对其未来走势做出进一步判断。
首先,消费增速平稳回升。自去年10月份开始,我国消费增速开始出现放缓,在今年2月份触底,并在3月份开始平稳回升,期间消费增速由20%以上的高点减缓至11.6%的最低点,至今年5月份回升至15.2%,仍是一个较低的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出现大幅放缓,除了危机冲击下的需求回落,也有物价下跌的因素,那么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消费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较名义增长速度显得更平稳一些。从趋势上来看,今年3月份开始,国内消费增长已进入平稳回升通道。结合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逐步出台,以及考虑消费者信心的逐步回升,后期国内消费仍将持续平稳回升,预计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会继续回升至15.5%以上,下半年会回升至17%左右,全年可能在16%左右。
其次,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在政府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下,投资将是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来看,政府刺激政策拉动投资增长的初步效果已经显现,国内投资连续五个月保持高速增长,其中1~5月份累计增长速度就达到了32.9%。而且投资高增长的可持续性也不断加强,除了连创新高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外,非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内资企业的投资增长速度在今年3月份开始出现逆转,前五个月累计增速回升至33.58%,较前四个月回升3.04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从上述数字来看,政府主导下投资增长依旧强劲,且在其带动下,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低迷的民间投资已经开始出现回暖。民间投资的主要代表――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在逐步回升,而且后期仍有持续回升趋势;此外,考虑随着政府投资带动效果的进一步实现,今年下半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2009年全年投资增长速度有可能在35%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60%。
最后,外贸形势依旧未现好转。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形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我国进出口总额连续出现同比下降,至今年5月份我国外贸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外部需求的极度萎缩是中国出口持续下降的根源,国内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是很难奏效的,中国出口形势的好转必须依赖外部需求,因此中国出口何时真正实现见底回升需看全球,特别是与中国贸易关系较为紧密的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何时好转。
外部结构 :期待美国经济的转暖
尽管美国经济数据近期表现总体上是比较反复的,但美国经济的最坏时刻也已经过去,目前处于尝试性企稳阶段。刚刚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也是喜忧参半,具体情况如下:
工业产值持续加速下滑
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工业产值同比下滑13.4%,环比下滑1.1%,下滑幅度较4月份分别加深0.7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特别是美国工业产值同比下滑幅度自去年10月份以来一直在持续加深;与此同时,设备使用率也持续下降,至今年5月份下降至68.3%,创出新低。期间两大NBER景气循环指标也在持续下降之中,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和非农就业人口总数5月份分别下降至95.8%和132151百万的新低水平。
住房市场逐渐企稳
今年以来的住房市场总体上已停止恶化,正逐步企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新建私人住宅开工总数53.2万套,较4月份增多7.8万套;5月份建筑许可总数51.8万套,较4月份增多2万套。
消费支出正在触底
从今年年初以来的数据来看,美国消费支出的深度恶化已经停止,目前正处于探底阶段。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销售及餐饮服务销售总额5月份同比下滑9.6%,下滑幅度较4月份收窄0.4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5%;除汽车外的零售销售5月份同比下滑7.3%,下滑幅度与4月份持平,环比上升0.5%。此外,今年以来的美国汽车销售也在逐步触底,经季调的5月份汽车销售总额为990万美元,较4月份增多60万美元。总体上来看,今年前五个月美国消费支出的下滑没有出现深度恶化,尽管每个月数据出现了反复振荡,但触底迹象明显。
消费者信心总体趋于回升
由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和美国密执安大学所调查的数据均显示,今年以来的美国消费者信心在经历了2月份的低点之后一直处于上升通道。由这两家机构所调查的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54.9%和68.7%,分别较4月份回升14.1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复苏的路径
中国经济恢复增长背后的“双重悖论”
在经历了去年四个季度以来的艰难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今年二季度以来已经先于其他经济体出现了率先反弹,国内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整体上呈现了企稳回升态势。中国经济得以摆脱衰退的关键在于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这样使得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恢复性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且其中主要是政府投资,尽管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已经开始有初步显现,但是其中的挤出效应也不可小看,这种效应会使得民间投资的恢复相当缓慢。尽管如此,在强劲的政府投资带动下,今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会达到8%~9%,在本轮调整周期开始以来,已经恢复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这种经济增长背后隐藏着不合理和不可持续性,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除此之外,强劲增长的政府投资将造成过剩的产能,特别是在国内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投资增速的情形下,产能过剩问题在今年下半年将会表现得日益突出。由此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相对较高经济增长背后是宏观层面的“双重悖论”: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悖论,国家投资对社会投资存在挤出效应;经济总量和结构的悖论,强政府投资和低效率的矛盾突出。
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的阶段划分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道路将会是极其曲折和漫长的。中国经济的真实的全面的复苏将需要有“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支撑;那么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见图2):
第一阶段:金融危机后经济反弹显现(2009年二季度)
2009年3月份以来,在中央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刺激作用下,中国的领先指标、行业数据和政策效果经济反弹开始显现,企业回补库存等行为导致PMI、发电量等工业关键指标出现反弹,宏观经济总体已经渡过了金融危机的恐慌阶段,经济基本恢复到稳定状态。在政府扩张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支持下,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二季度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处于强劲的反弹状态。根据我们的预测,今年二季度开始至明年年初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将在7.5%左右,200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在8%~9%之间。
第二阶段,经济内在修复筑底阶段(2009年中期~2010年中期)、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的全球经济将面临二战以后最为严重的衰退和经济萎缩。在这一基本背景下,2009年第一季度GDP创出本轮经济周期的低谷(6.1%)。此后将逐步企稳,且有望在2009年中期以后开始缓慢复苏,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将恢复至8.5%~9%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由于全球经济尚未出现实质性改善,金融危机冲击仍向实体经济进行扩散,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处于内在修复筑阶段,实体经济指标仍存在不稳定和反复状态。尤其是上周公布的美国的零售和就业数据、中国的工业生产数据和欧洲的GDP数据都比预期的差,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出现V-型复苏的预期大打折扣。
第三阶段,经济实质性复苏阶段(2010年下半年之后)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将成为本轮金融危机率先复苏的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实质性、持续性复苏一定出现在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即2010年之后。虽然目前全球经济的萎缩已经开始逐步得到缓解,但是其真正的恢复还需等到明年,由此中国在这一段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比较恶劣,外部需求对此时的中国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仍将是比较负面的。2009年一季度美国和欧盟的季度环比经济增长率分别下滑-6.1%和-2.5%,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仍面临严重的经济收缩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缓慢复苏的发动机是国内所采取的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而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及走向繁荣之路,仍需以美国为主的全球经济的恢复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存在超过60%的对外依存度,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世界经济走势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外生变量,2009年世界经济复苏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复苏起到关键性作用。乐观的预计,美国经济将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缓慢复苏,2010年是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进行缓慢的经济恢复阶段,这对我国外部需求的修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通胀成为中国复苏的最大挑战 :资产隐性泡沫
为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各国货币当局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金融体系注入资金。按照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演绎逻辑,全球央行大量投入流动性的结果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经济能够快速复苏;另一种是通胀的到来。我们倾向后一种观点,即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中,通胀到来的步伐要更快一些。
尽管全球经济仍处于经济衰退状态,但是通胀预期已经出现,“货币因素”在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作用下面临重新评价,无论是全球商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出现面临重估的考验。
尤其是伴随Libor“恢复正常”,金融市场稳定性已经成为通胀预期强化的催化剂,是因为Libor达到“正常状态”后,美国政府注入金融市场的高能货币和天量货币供应在金融系统开始释放能量,一方面是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导致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充斥,因此迅速拉低Libor利率;另一方面,Libor逐渐“恢复正常“后,已经更能真实反映货币政策的方向。
但在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大举发债,导致国债供给暴增,扭曲收益率趋势,以至于国债收益率已经无法再像以往一样反映货币政策,而Libor利率和美元指数DXY出现高度相关,美元指数由此出现贬值趋势(见图3)。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刺激经济的低利率和超额货币供应的投入已经改变了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运行的某些规律。按照经济周期理论,经济衰退与物价下行、商品市场价格低迷相伴生,产出水平下降和通缩密切相关。然而,考察本轮经济周期却发现,与以往经济周期不同,目前尽管全球经济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过程,但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的商品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无论是贵金属、能源、有色金属和农产品已经达到2006~2007年经济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这种违背传统的经济周期的商品价格走势,必将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从美国商品调查局的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指数看,在2009年6月初达到260,已经接近2007年1月份的水平,而2006~2007年则是全球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指数的走势显然与经济衰退的状态相背离。而CBR作为17种主要商品期货价格波动的指数,总体反映了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和宏观波动,能比较好地反映生产价格指数(PPI)和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因此是一个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的指标。从近期的CRB领先CPI、PPI的迅速反弹,已经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反映,造成2009年6月份全球资产市场出现“隐性泡沫”。
积极的宏观政策依然可期
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仍是下半年的主基调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最大优势是政策选择还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还是消费政策,仍有很大的政策空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收缩,中央决策部门在发挥好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经济波动作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调整、创新和改革步伐,增强经济的内在活力。
2009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将继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主线。其中,在强财政政策刺激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性,数量化货币政策扩张保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我们判断,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未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中央政府对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不会改变。
相对宽松货币政策背后隐含通胀的担忧,结构性收缩流动性应是央行的理性选择
相关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在2009年5月份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明确提出下阶段央行将进一步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增加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
在此,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各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所蕴藏的风险正在凸现,这将对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及全球经济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加大了未来全球通货膨胀的风险,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全球已经出现资产隐性泡沫。倘若中央银行在经济复苏时不能及时回收巨额流动性,则隐性泡沫将转化为显性资产泡沫,新一轮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将在全球范围内重现。因此,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操作在全球货币政策协同下成为一种必要。
基于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分析我们认为,中美货币政策协调方面将采取相对一致性货币政策取向,即中国货币当局在2009年之前货币政策仍将持续宽松。由于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目前央行已经对未来全球通胀形势表示担忧,我们判断年内利率已无下调空间。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4
关键词:消费;经济增长;拉动;因素
一、引言
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次贷危机,其影响力是巨大的。这场危机在中国资本市场制造悲观气氛,更主要的,中国的经济是高度外向的,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40%,以前正是由于美国人借钱消费,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产能,从而使美国的金融和中国的制造双繁荣。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必然终结美国人借钱消费模式,中国制造随之受影响。对中国来说,国内产能将严重过剩,财富分配悬殊,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应该是最稳定,同时,消费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过冬”也有积极作用。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潜力还未释放,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都还未完全发挥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还存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主要是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制约;二是消费本身的问题,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制约。
中国当前正面临居民消费升级的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小康社会后,更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从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强的依赖性,消费升级主要涉及信息产业、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教育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将会更加强烈,第三产业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市场,J必将成为促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第三产业总包含13个行业,各个行业发展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各有轻重。究竟哪些行业是重要的行业;是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行业?下文应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从中寻找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几个行业。
实证所选取的数据是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占整个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这13个行业对应13个变量,分别记为x1,x2,……X13,其中X1代表农、林、牧渔服务业,x2代表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X3代表交通运输和仓储业,X4代表邮电通信业,x5代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X6代表金融、保险业,x7代表房地产,x8代表社会服务业,x9代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x10代表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x11代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x12代表国家机构、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X13,代表其他行业根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1。表1为主成分分析的解释总方差的结果。
表1是用于判定所有变量的主分量的个数,其结果是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规则得到的主成份。从表1中可以看到,主成分分析将原来13个变量合成为2个主分量,通过导出两个主分量,使其尽可能对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两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2%。即两个主成分能够概括大部分信息,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其中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63.7%,即第一主成分包含的行业是第三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行业。解释了第三产业发展的63.7%。第二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21.5%,即表示第二主成分中所包含的行业解释了第三产业发展的21.5%。
表2反映了各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通过这个系数矩阵可以用各原变量写出因子表达式,即:
F1=0.751x1-0.681x2-0.902X3+0.980x4-0.950x5-O.656x6+0.485x7+0.967x8+0285x9+0.987x10+0.960x11-0.653x12-0.756x13
F2=-0.127x1+0.692x2-0.408x3+0.135x4-0.120x5+0.710x6+0.304x7+0.227x8-0.875x9-6.292E-02x10+0.175x11-0.721x12+0.366x13
从系数上判断每个主成分中所包含的主要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中,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行业的系数比较大,分别为-0.902、0.980、-0.950、0.967和0.987,即第一主成分是有这5个变量确定的,而第一主成分又是最重要的主成分。因此,这5个行业最能解释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主成分中,最显著的变量包括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个行业,系数是0.692、0.710、和-0.875。从第三消费升级情况来看,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要着力提高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三、实证结论
首先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63.7%,解释了大部分的信息。从第一主成分的包含信息就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将是最重要的行业。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行业是第一主成分中系数比较大的变量,分别是一0.902、0.980、-0.950、0.967和0.987,因而也是最能解释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是第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是21.5%,它所包含的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个行业。系数是0.692、0.710和-0.875。
要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要抓住消费升级的机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从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第三次消费升级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从第三次消费升级的情况看,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着力提高交通和仓储业、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5
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凯恩斯主义复活的良机。对于本轮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者通常这样解释投资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带有巨大风险,政府监管稍有不力,便会使风险扩大化,同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家的道德风险居高不下。因此“看不见的手”是靠不住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管制。对于金融危机的短期应对,凯恩斯主义更是主张要以强刺激来实现复苏。
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各国政府纷纷全负荷启动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美国财长盖特纳2009年2月10日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计划用2万亿美元以启动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经过国会的讨价还价,最终通过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次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如果把政府因素考虑在内,政府可以通过无限提供货币改变通缩预期,从而营造通胀预期,其结果截然不同。
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必须超过经济的客观均衡点,才能成功地实现通缩预期转为通胀预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投放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必然大于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量,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泡沫。换言之,加入政府因素以后,泡沫将成为经济的常态,再也不会出现长时期的萧条。
如果把政府看作一个可以制造货币、制造投资进而制造增长的“超级公司”的因素加入凯恩斯理论中,则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实际上并非常态,萧条经济学的思维也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将是长期和持续的通胀压力,泡沫化生存常态化,最终,真正重要的将是通胀经济学的思维。
现金为王已经过时
2009年,如果中国企业只接受了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思维,那惟一正确的投资理念就是“现金为王”――事实上,这句话在2008年下半年时是最热门的词汇,但其结果却是后悔得吐血。如果中国企业同时还兼有通胀经济学的思维,观察政府政策的变化,反市场之道而行之,则这一年的收获一定是惊人的。
从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构成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3.9%,鉴于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7%,这意味着国内经济部分的增长为12.6%,这是自1993年以来消费和投资增长最快的一年。中国为了对抗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收缩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方案,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银行贷款和公共项目支出的激增把投资推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家统计局称资本形成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即8.7%的经济增长率中的8个百分点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所拉动。可见,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主导的信贷及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美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也不例外。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元是世界货币而且还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超级经济体。如果把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看待,那么美元这个“超级货币”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就好似人民币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通胀乃至泡沫经济是常态
可见,无论是从单个国家或是全球经济而言,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可小觑。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政府作用的考虑却少之又少。
面对次贷危机,各国纷纷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美国都上升到卖不出国债就直接印钞票的程度,而政府的做法无论从实际还是从预期来讲,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使从索罗模型发展到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只不过是把国际贸易加了进来,同时认同国内投资可以通过世界储蓄而不只是国内储蓄来支持。然而,这与现实相比,仍显得有些蹑手蹑脚。现在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是投资并不需要(或者说不是一定需要)储蓄来支撑,相比之下,政府的货币供应几乎可以无所束缚地放行,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为政府需要参与经济的增长,但那种参与和本文所说的政府通过货币供应来制造的增长有本质区别。内生增长理论所说的政府参与更多的是指政府的财政参与,更多的是指政府对于公共品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触角已经涉及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财政政策,更多的是通过相应的货币手段,强势得足以在短期内把通缩预期活活变成通胀预期,把趋于萧条的经济态势扭转为走向通胀的态势。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6
关键词:新兴国家 世界经济 影响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新兴国家”是一个广泛流行于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概念,但究竟哪些为“新兴国家”,其标准是什么,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通常公认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等概念,就包含人们对新兴国家相关特征的认同。总体看,新兴国家,是指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走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历史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崛起最突出特征就是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新兴国家所创造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当然,“新兴”是一个发展中概念,新兴国家的组成也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群”。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凭借强劲的发展动力以及较强的发展可持续性,新兴国家慢慢变成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虽然新兴国家亦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其经济率先复苏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国家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金砖国家”领土占全世界面积的3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2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其中,中国居世界第一。世界银行及野村证券机构等测算结果显示,2012年整个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到75%,其中,“金砖国家”的贡献最为明显。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新兴国家与各方携手合作,慷慨相助。2012年,“金砖国家”向IMF增资750亿美元,其中增资最多的是中国43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为100亿,南非为20亿。新兴国家向IMF增资,宣示共同克服当前世界经济困境的决心,提升了世界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新兴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
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发生改变。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改变了过去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新兴国家积极参与,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等充足资源;新兴国家为各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通过进口大量商品和服务,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市场和动力;通过吸纳巨额外资,新兴国家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重要目的地。以后在资源、产品、市场、资本等方面,新兴国家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三、新兴国家的崛起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进程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这场宣告华尔街神话破灭的金融领域的“9.11”,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强势地位。这次源于美国的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冲击,而且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相互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国家的崛起及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极大地冲击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进程。
四、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调整。
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相应提高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们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影响力开始显现,成为推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崛起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愈益强烈,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治理世界经济的态势正在形成,一些治理改革,特别是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出现有利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变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G20集团应运而生,作用突显。该集团成员中,新兴国家占据了半壁江山,涵盖了全世界的主要大国。例如,2010年4月,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44.06%升至47.19%,其中,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升至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2010年11月,IMF宣布通过份额改革方案,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世界银行和IMF的机构改革表明了新兴国家地位的提高而发达国家地位下降的事实。
总之,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新兴国家的真正崛起仍需要一个过程,其间也会遭遇曲折和困难,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壮大的趋势难以逆转。可以预见,在未来世界经济仍将可能延续低速增长的态势下,新兴国家仍会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继续为维护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011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在京[EB/OL].中国经济网,2011-4-7.
[2]2013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呼吁设立金砖国家自贸区[EB/OL].光明网,2013-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