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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1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42-03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乌鲁木齐市外来流动人口为77.4万,其中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22万,占流动总人口的28%。近年来,这个比例逐年增加,2009年达到35.4%。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居住、职业、教育等等问题。中国学者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成熟,而针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现状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在城市的居留特点,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提供决策基础和政策启示。
一、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乌鲁木齐市二道桥社区作为研究样本。因为乌鲁木齐市既是新疆首府,又是疆内唯一的特大城市,承载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是新疆重要的移民中心城市。而二道桥是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在光鲜的商铺背后,曲曲折折的背街巷道里随处可见凌乱搭建的自建房,最早的建于20世纪30年代,二道桥社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社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94%,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34%。对该样本的选择和研究具有典型性,能够对中国西部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提供先行经验。
2.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二道桥社区入户访问的250份调研资料,2009年新疆“7・5”事件后,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本课题组成员深入社区维稳第一线,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挨家挨户调研,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资料。
3.研究方法
借鉴国内学者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研究的成果 [1～2],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和居留模式的研究采用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类:人口特征:包括年龄结构、教育程度和流出地户籍;居留模式包括以下几项:居留时间(划分为半年以下,半年至五年以下,五至十年以下,十年以上);居留方式(家庭型和单身型);居留类型(社区租赁型和工棚宿舍型);人均居住面积;就业类别(餐饮服务业、商业服务业、运输服务业、私营企业主、其他);月均收入(0元～600元,601元～1 000元,1 001元～1 500元,1 501元～2 000元,2 000元以上)。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现状
1.研究区域概况
二道桥社区是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街道最大的一个社区,管辖区域北起宽巷,南至团结路,东临和平南路,西接解放南路。辖区面积0.52平方公里,为地缘板块型社区,面积477平方米。辖区内共有住户869户,居民2 644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4%。其中常住居民624户、1 789人,少数民族566户,1 655人,汉族134人,其他民族376人。流动人口245户、855人,其中维吾尔族238户,839人,汉族9人,其他民族7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266人,成年人589人。流动人口以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为主。辖区有清真寺院6所:宽巷寺、青海寺、撒拉寺、巴里坤寺、宁固寺、二道桥清真寺。单位共有12家,其中行政事业单位两家、涉外企业两家、私营企业8家;旅馆12家;社区商业门点248个,大巴扎内商户3 500户;幼儿园1所。
2.人口特征
流动人口以中、年轻人为主,在来源上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大中专以上学历比例较多。
表1 流动人口年龄特征
表2流动人口教育程度
表3 流动人口户籍来源地
根据表1～3的数据分析发现,45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占了79.9%,这其中18岁以下的比例也高达31.1%,其中绝大多数是随父母来乌鲁木齐市生活和上学的孩子。并且通过户籍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来源地非常集中,主要来自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的农村,占到93.6%。比如来自喀什疏附县浩罕乡13村的克然木江说他们村共有6个人来×××餐厅打工,而餐厅老板也正是原来的老乡,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城市聚居具有很强的地缘性,而且学历越低,对这一同乡社会资本的依赖越强。在教育程度上,相比其他学历的比重,中专以上(主要是大专和本科)比例最高,达34%,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校毕业后找不到适合工作,又不愿回乡,留在乌鲁木齐等机会的年轻人。
3.居留特征
(1)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员居多,以家庭为主的迁移趋势明显。
表4流动人口居留时间
表5流动人口居留方式和居住类型
从表4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中,半年以下的短期居留人员比重最低,只有10.4%,而五年以上的长期居留人员占到58.7%,居住时间最长的维吾尔族老夫妇已在二道桥生活了二十五年。流动人口中以家庭形式的迁移占68.5%,单身型占31.5%(见表5)。在调查中发现这部分人群普遍已适应城市社区的生活,一小部分已购买了自己的住房,只是户口未迁来。同时他们往往是举家从南疆迁来,一户中包括父母、儿子、女儿、儿媳、孙子等一大家子,最多的一户八口人三代同堂。处在居住五年以下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一部分也已拖家带口,另一部分持观望的态度,如果生活情况持续改善,就把家里的亲人也带出来。相比之下,独自来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人比例较少,而且往往是同乡结伴聚集。
(2)职业以餐饮、商业服务业为主,收入出现分层,贫富差距拉大,与教育程度相关性弱(如表6所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主要为第三产业,其中从事餐饮和商业服务业的流动人员最多,达到75.8%,我们把较有规模的个体经营者列为私营企业主,把从事餐饮服务的雇员列为餐饮从业人员,从事服装买卖、牛羊肉批发、歌舞表演、干鲜果品、玉石营销的雇员或个体统归为商业服务业,从事手机买卖、复印、运输、保险经纪等归为其他,还有个别是退休后来乌鲁木齐养老的职工以及无业的家庭主妇、待业青年。
从月均人收入看,收入普遍在800元～1 000元左右,这个标准已高于乌鲁木齐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人月均收入512元,但如果再负担家庭中未成年孩子的生活,这个标准将大打折扣。月均收入最高为私营企业主,事实上有些做生意时间长的商人月均收入达万元以上,如批匹、开餐馆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人处于无业状态,比较封闭,不与族群之外的人交往,社会融合性较差,包括家庭妇女和学历极低的年轻人,其中还有吸毒等不良经历的人。
通过分析发现收入高低与教育程度不相关,私营企业主往往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只是经商较早。而收入处于800元～1 000元左右的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则包含从初中到大学本科学历各个层次的人,虽然文化程度迥异,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基本一致,收入也相当,所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收入上没有体现所受教育的优势。
(3)流动人口家庭人数众多,居住条件恶劣。由于少数民族的生育制度较宽,加之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社区在计划生育的管理上不严格,很多流动人口家庭人口众多,一般都在5人以上,还有不少三代同堂,最多达9人挤在一套房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 m2的达27.9%。至于租住棚户区自建民房的条件就更差了,主要是无厕所和上下水设施,一到冬天路面污水成冰,通行困难。
表7流动人口居住条件
四、政策启示
1.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主因,大力发展南疆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南疆的喀什、和田等地的农村,而这些地方的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2 600元,低于新疆农村人均水平3 502元/年・人,月人均不足250元,正是生活所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来乌鲁木齐市谋生。无论如何,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远高于农村,因此个人在城市试探性生活一年后,逐渐适应并举家迁来长期居留的比重很大,预计还会增加。因此,大力发展南疆三地州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才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2.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生活质量,减少城市社会问题的长远之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年轻化特征,尤其是未成年人比重达31.1%,包括随父母来城市生活和上学的未成年人和源源不断出生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这表明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的潜力巨大。如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放任不管,既不利于流动人口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步伐跟不上的情况下,城市的社会问题将后患无穷。
3.改革当前少数民族大中专的教育模式,转变就业倾向,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从调研结果看,餐饮商服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教育层次的流动人口都包含在内,尤其是这部分流动人口中相当部分是毕业多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专业包括农、林、水利、师范和医学等。这说明需要反省现行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中专以上程度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专业性为什么没有得到体现?教育程度与就业和收入差异基本不相关。因此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的职业技能性和针对性,同时提倡少数民族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为家乡服务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问题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对城市安全、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很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深层次进行探索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评析[J].人口研究,2006,(3):87-94.
[2]廖杨,付广华.桂林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8,(4):33-45.
[3]杨上广,丁金宏.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效应[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82-87.
[4]张子晰.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5,(2):16-20.
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流动人口 就业 历史演变格局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老一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49年～1996年）
农民工流动受严格限制的阶段（1949年～1977年）。在改革以前，我国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是在城市到农村招工时才会产生劳动力流动。城市中多次进行“清退”工作，将非计划流动的农民遣返回乡。这段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行政性转移的总体特征。经济与政策的大起大落违背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民工流动过渡时期（1978年～198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推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缓慢转移。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虽然这时自由流动的空间很小，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开始了。最早开始流动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和敢于冒险的青年劳动力，他们流动方向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虽然已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但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政策强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总的来说，19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较小，流动的地域范围也比较小。
农民工大规模流动时期（1984年～1991年）。1984年，国家准许农民有条件地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一开放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标志，也是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就业的真正开始。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很快，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是乡镇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离土不离乡”阶段。
从1989年起，伴随着政策的变化，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也出现了变化，由本地转移为主转为异地转移为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1989年春节铁路客运的拥挤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工潮”的提法开始出现。
农民工全方位流动新阶段（1992年～1996年）。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进入高峰。在这一期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证实，到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200万人，1995年大约为7500万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可知，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在这一时期，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为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的巨大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实践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即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对GDP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但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也长期地抑制了工资的上升，老一代流动人口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放弃应有的权益，接受苛刻的工作待遇和极低的劳动收入，以这种低劳动力成本奠定了中国多年来经济腾飞的基础。①
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97年～至今）
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劳动大军初期（1997年～2002年）。199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大军。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城镇企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利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变缓，涌现大量下岗人员；农产品供给上升，价格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农民负担很重却不增收。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差，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新情况、新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之后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埋下了伏笔。
进入新世纪，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渐渐显现出来。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随后他将这一概念更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引发了学界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民工荒”与新生代流动人口（2003年～至今）。2003年以来，以十六大为起点，我国的劳动力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变化。2003年1月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措施，进城的流动人口数量再一次迅猛增加。
但是，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该时期，我国虽然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但一些沿海地区却爆发了“民工荒”。与此同时，社会上经常出现劳动关系恶化的事件。②
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3
养老模式与养老资源存在着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讲不同养老模式下，养老需求的负担形式也不相同。人口的流动因素影响着养老资源的供给，因而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微观的个人、家庭，和宏观的社会。在不同养老模式框架下，养老资源有着不同的特点。人口流动带来最明显影响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终趋于缩小，也就是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享受财富的人口增加。在一贯的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下，个人和家庭主要承担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养老资源的提供；二是养老功能的实现。但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中并没有把这两方面的费用进行直接参与。因此，这种增加的农村养老负担由家庭劳动力所承担。这就要求扩大养老资源获取范围，分散养老风险，养老模式必然由家庭向社会转变。在社会养老模式下，养老费用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老龄化必然导致养老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扩大。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加之福利刚性，必然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二、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养老资源供给与需求产生矛盾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导致了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而在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进一步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第一，在农村劳动者年龄结构高低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由于农村的生产和经营多数是与体力相关，所以，在劳动以及生产经营这些方面，农村的老年人和青壮年人相比要相差很多。第二点，由于出现了在农村老龄化的问题，从而减低了农村在生产基金的运用率。我们知道积累和消费基金是呈反向关系的，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时期内某地区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基于这种观点，农村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势必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消费量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消费量增加的直接结果是降低了生产基金的积累。农村生产基金的下降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这些又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减弱了农村养老的经济基础。第三点是老龄人口比例上升，老年被抚养比率也逐渐变大。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要承担自身的生活成本的费用，还要承担由于老龄化增加造成过多的老年人口生活成本的费用。因此，加重了农村很多青壮年的生活成本负担。而这些问题又对社会增加负担，进一步增加了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解决。由于农村很多劳动力涌向城镇，使得农村的青壮年减少孤老家庭增多。而这些老人的养老状况相对较差。
2、人口流动对中国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人们认为“家庭养老”、“养儿防老”是养老的一种理性选择，特别是中国农村把这种选择作为自己养老状态的一种稳定预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的进步，城市的现代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影响了农村的打工者，这些在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从对新型养老保障观念的认识、了解到接受，逐渐替代传统的养老观念。促使很多的农村人加入到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种思想的产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的养老模式，使中国的老年人养老面临严峻的考验。人们不得不需求符合新形势下的老年人养老模式。但这种模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符合现有人口流动大环境的前提。
三、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人口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种方面，而最主要的影响是家庭的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降低了家庭养老功能，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原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相适应。这正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所面临的严重考验。因此，中国农村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人口分化等因素对养老保障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现有的情况来说，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更加适合选择社会养老模式，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生存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113-04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LI Dan1，REN Jie2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Shc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re than 300 questionnaires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 force as research sample；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it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 labor flow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new generation has a stronger willing and liquidity of going to the cities than the old generation；their human capital stocks in general have larger ascension，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decision making；so as farming income and family support burden.Finally，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choosing profession idea，improv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tructure，reforming the rural land use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igration；survival analysis
1 引言
30年来，我国在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受到社会各界与学者的长期关注。200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978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占到60%以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作为上世纪80年代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与其父母辈间存在差异与联系，为此，中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意愿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影响其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关键因素？不同性别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其进城迁移决策有何影响差异？从实证研究的视角，上述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广泛一致认同的答案，而有效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找到促进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与政策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就以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省为例，基于详实的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考察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分类有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长期受到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及政治学学者的长期关注[1]，但经济学家的贡献尤为突出。西方学者主要提出了三大流派的移民理论，一是以刘易斯[2]、托达罗[3～5]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移民理论（the 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他们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了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提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业与工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差异等影响了劳动力流动。二是被称为基于历史—结构方法的移民理论（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了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6～7]、双重劳动力市场等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结构性因素[8～9]。三是新劳动力迁移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将分析单元从个体扩展到家庭层面，强调了相对贫困感、分散家庭风险等是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10～12]。上述经典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与方法。
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我国学者从理论与经验两个角度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总体特征、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宏观与微观因素等，从而揭示了中国特定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系列特征。蔡昉对我国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13]，并指出相对贫困感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4]。李强应用“推拉”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因素是户籍制度[15]。李实通过建立劳动力流动模型，研究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和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所引起的劳动力迁移[16]。朱农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流动的影响[17]。王莉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收入水平、培训情况等因素与农村劳动力流动间的关系，发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是否参加培训及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显著性因素[18]。还有学者关注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分层现象[19]。
在诸多经验研究中，除对预期收入差距、相对贫困度、年龄、婚姻、社会网络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外，关于性别、人力资本、家庭抚养人口、土地面积等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20]，因而有必要运用不同地区、更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21]。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动机从解决生存问题向追求生活转变[22]，那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实证研究中尚未达成一致结论的影响因素着手，从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特征及社会地位等维度选取了7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运用生存分析方法，探讨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影响机理，进而提出其政策启示。
3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的问卷调查，四川省是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配额抽样方法，共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350个，历时三个月（2010年10～12月），样本具体分布地域包括成都市郊区、地（市）县级郊区（乐山、眉山、雅安等）及其他农村地区。最后回收有效样本318个，回收率90.86%。其中男性162个，女性156个。25岁以上的有113人，20～25岁的有166人，20岁以下的有39人。95人已婚，223人未婚。
3.2 研究方法——生存分析法
生存分析法是研究所关注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一种事件数据分析方法[23]。事件可能有好有坏，但在生存分析中我们统称事件的发生为“failure”，所以“failure”发生之前的时间就是所谓“生存时间”。生存分析法在医学、生物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等学科中应用广泛，它是一种既考虑结果又考虑随访时间的处理生存数据的方法。生存数据包含生存时间、观测结果以及相关因素。
在本文中，以接受调查时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为观测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调查样本是否发生迁移（这里的“迁移”定义为进城务工）是本文所关注的事件，劳动力离开学校和农村后得到第一份工作（即事件failure）时的年龄即为生存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进城务工事件发生“failure”值为1，若没有发生其值为0。
生存分析主要包括3种分析方法，即非参数分析法、半参数分析法和参数分析法。非参数分析法又包括生命表分析法和乘积限法；半参数分析法有Cox比例风险模型等；参数分析法有Weibull回归、指数回归、对数正态模型等。非参数分析法没有外生变量，从本研究中来看即只与非迁移时间长度相关；半参数分析法部分与外生变量相关，但不依赖于特定的分布假设；参数分析法则会依赖于特定分布的假设。本文运用3种方法分别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非参数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状况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数表示，如图1～图6所示，横轴为样本年龄，纵轴为新生代非流动人口的生存概率。由图1可知，15～25岁之间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流动存活率急速下降，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15岁开始（义务教育刚结束后）即大量发生流动，说明被调查者几乎全部进城务工。
图2为分性别的劳动力存活函数分布。反映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女性在流动时间上虽然较男性稍迟一些，但两者间差别不大。
图3显示了技能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本研究中将技能划分为无技术或低技术、中级技术、高级技术、基层管理和中层管理五类来分别观测，从而得到分技能水平的生存函数曲线。由图3可知，具有技术的农民工更容易流动，同样时间下，具有高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更强，而管理类的流动发生时间较技术类更迟些。
图4和图5分别表示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流动情况相近，“高中及以上”类别由于受教育年限较长，所以流动发生时间相应延后。从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流动的影响来看，认为土地收入对自己家庭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会越迟选择流动。图6表示健康状况对流动的影响。本次调查采用健康评价中广泛应用的健康自评法得到健康状况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认为自己健康不佳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最为缓慢。
从非参数分析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单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趋势。在非参数分析法中，劳动力迁移的风险函数只与时间相关，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往往是多种因素影响迁移发生。为更好地了解多个变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下面采取半参数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量化分析。
（2）半参数分析
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量化分析。模型基本形式为：λ（t）=λ0（t）exp（X′β）。X为外生变量，λ0（t）为所有外生变量X均为0时的基准风险函数。运用Stata10.0软件得到Cox风险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显示：①在95%置信区间下，性别、健康和家庭供养人口数的P>|Z|值均大于0.05，即对流动没有显著性影响。②由于调查设计中“土地重要性”选项是按重要性降序排列的，所以此处得到的土地重要性对流动起正向作用（Z值为正）的实际意义是相反的，即认为土地收入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流动的趋势也越缓，这与非参数法存活函数分析结果相同。③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呈负向影响，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时间越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延后的事实。④再分性别来看，除“教育”外，其他几个影响因素则体现了性别差异。“技能”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作用（其P>|Z|值为0.016，小于0.05），但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P>|Z|值为0.619）。“土地收入对家庭重要性”及“家庭供养人口数”对女性流动的影响强于男性。⑤“所处社会地位”越低，则越可能发生流动。
为进一步验证半参数分析结果，本文运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参数分析，以求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
（3）参数分析
经Weibull分布拟合验证，图形基本呈直线状，即样本数据符合Weibull分布，所以选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分析：λ0（t）=（1/σt）（1/σ -1）。σ表示形状参数，当σ>1时，风险率随时间递增；σ
表2给出了参数分析Weibull回归对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同半参数分析原理类似，通过P>|Z|值来判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从表2可以得到与半参数分析相同的结果是：“技能”对男性流动影响显著，而对女性流动作用不明显。“供养人数”及“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对女性流动呈现出比男性更为显著的影响。与半参数法分析结果有所不同的是：表2显示了“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均有显著影响。
一般来说，对于符合特定分布的数据，利用参数法的分析结果比非参数法或半参数法的结果更精确。
通过上述变量分析可知：“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口数”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迁移影响较男性更强；“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迁移影响显著，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性别、健康状况与社会地位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没有显著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发年龄段为义务教育刚结束后（15岁开始），在流动时间上基本上没有性别差异。这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毕业即主动流向城市寻求发展机会的现实特征是一致的。同时，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较男性流动性差，女性更多选择留在家乡照顾家庭或务农的群体特征有显著区别。所以，进城务工已成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共同的选择。
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即技能水平越高，男性越容易发生流动，反映了人力资本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就业的促进作用；“技能”因素对女性流动没有显著作用的原因，可能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所从事行业主要集中于普遍没有技能分级或要求的餐饮服务、美容美发、零售等服务业有关。以往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影响不显著[24]。说明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强度有一定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土地收入越重要，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供养人口数越多，则进城务工的动机越强。同时，这两个因素对女性流动性的影响要强于男性。这似乎反映了女性的主观流动意愿要稍弱于男性。有学者指出：村庄农业、非农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者越少[25]。显然，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由此，可得到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应积极倡导契约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正确的择业观。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具有远远高于其父母辈的认同感，外部环境诸因素对其个体和群体价值观乃至流动去向将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稳定有赖于我国社会环境中构建起利于其稳定的新的价值观与择业观，那种让无形的市场调节手段去驱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纯自由主义的做法应当有所节制，建议在全社会倡导契约精神，倡导对职业的忠诚精神。
第二，改革不合理的职业技能培训结构，并健全中小企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从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空间的拓展与提升。
应改善我国教育体制中现行不合理的培养结构，加大职业教育力度，尤其是人力资源大省或用人大省如四川、广东等，大幅度提升职业教育受众面的广度与深度，有针对性地开办机械、电气、电子、土木工程等基础产业中各短缺工种的短期技能培训；加大在中小企业中专业技术岗位上岗资格证制度与技术职称评定制度的实施推进，是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有效措施。
第三，改革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培育新农民，从而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益。
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宜于当地农村土地利用的新模式，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导致承包地撂荒的现象，努力提高农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效率与收益，鼓励有志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能立足于本乡本土，以利于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的改善和农业、农村的稳定。
第四，健全劳动者社会保护政策，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条件。
完善劳动者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及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劳动条件与劳动保护的法律约束，提高执行的监管力度，使我国农民工整体工作环境有明显提升，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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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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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6
【作者简介】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舸、张斐、卢雪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变化规律。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我国流动人口的未来。
本文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对人口状况及其变动相关信息的收集（这一点，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它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国就成功地组织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些调查所提供的宝贵人口资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及流动人口口径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87年1%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05年1%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
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的项目特点，本文以调查项目“户口登记状况”为界定流动人口的标识。流动人口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由于历年人口普查（调查）的调查项目略有不同，依据各次普查（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在口径上有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在三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87年1％抽样调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户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常住
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及“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五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R6）“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以
及“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两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根据05年1%抽样调查项目，流动人口是指“调查时点居住地”（调查项目R7）在本调查小区，但“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项目R6）为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时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剔除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区范围内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其具体界定比较复杂，详细内容可参看段成荣和孙玉晶论文（2006）“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此处不赘述。
上述各年流动人口口径之间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据这些数据得到的各年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此我们作了专门研究，结论是，可比性较强。这些可比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以下就两个主要的问题做出简要说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很多结构性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段成荣、孙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数据中，我们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剔除出来，而2000年之前的历次普查和抽样调查都无法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分离出来。那么，对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这种不同处理方式，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对比呢？我们认为，基本没有影响，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调查对于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界定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是否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内的人和空间上是否包括县内跨乡镇流动的人。这些差异会对本文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呢？利用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别比较了流动时间为“一年以内”与 “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县内跨乡镇与跨县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构成、流动原因等结构特征指标，结果发现，本文前述有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然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第一，流动人口的普遍化
（1）流动人口规模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增长了21倍
20世纪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全国流动人口为数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流动的流动人口数量不过几百万人。根据三普数据估算，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为657万人（注：由于历年流动人口口径不一致，根据人口普查（调查）数据资料直接计算所得到的流动人口数的可比性会受到影响。为了使各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有更强的可比性，我们对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从五普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内”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22.61%和21.40%。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2％）为时间调整系数；县内跨乡镇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30.2%和24.3%。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7％）为空间调整系数。然后用这两个调整系数对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进行调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进行时间调整。调整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后的流动人口数=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1-时间调整系数）×（1-空间调整系数））调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分别为1154万人，2479万人和3750万人。）（见图1），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1984年，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并由此带来对整个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随之，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198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就猛增到1810万人。
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也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进入大中城市。根据四普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本文以下图表，如无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仅仅660万人增加到近1.5亿人，增长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则增长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形的流动人口问题，都直接源于流动人口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
（2）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感觉不到流动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当时，部分城市中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显的感觉，整个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逐渐显露出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2000年为7.9%，2005年为11.27％），而在部分城市，这个比例已高达20％，甚至30％以上。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突显，显然也是与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的。（3）流动人口随处可见
流动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据05年1％抽样调查资料，14735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找不到没有流动人口的地方。在各个省（市、区）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区，尽管如此，流动人口在河南省常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达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流动人口。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总人口比例分别高达34％、26％、23％、20％和19％。在这些省（市），平均每五个人甚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4）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
流动人口来自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例，虽然四川、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输出了全国多数的跨省流动人口，但全国的每一个省，都有在外流动的流动人口。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流动人口影响的城市街道或农村村庄。第二，流动原因的经济化
依据流动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最初的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注：1982年三普资料中不含流动原因信息。)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56.3％，而务工经商等经济型流动人口则居于从属地位。1987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人所占比例高达21.04％，同样，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别占18.7％和15.1％。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却只占26.58％，因学习培训、工作调动等经济型原因而流动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经济目标毕竟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型流动人口很快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数据表明：到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份额则降到1/3 左右。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的份额都明显下降。
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
第三，流动时间的长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构成信息（注：其他年份无此信息。）。从表2数据中我们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从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长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则由40.08％下降到31.34％。这似乎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在缩短，而不是延长。其实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如此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动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从而导致短时间（如1年以内）流动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长时间（如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时间”，2005年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当我们考察长时间（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规模时，我们发现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3400万人，2005年进一步增长到4600万人（图2）。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来京时间”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期化的明显趋势。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来，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1）在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的初期，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
20世纪80年代，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三普数据显示：当时黑龙江省吸收的流动人口最多，全国流动人口的8.60％集中在该省；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这四个省吸引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6.31％、5.39％、5.06％和4.85％。同期，辽宁、吉林也吸收了较多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个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合计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的38.4％，东北三省合计吸收了全国16.8％的流动人口。
新疆、内蒙、山西是资源省份，它们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较多流动人口。1987年，这三省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广东，总和达到18.46％。
（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资源省份的优势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论是老工业基地，还是资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从1982年到2000年，东北三省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内蒙和山西三省合计的相应比重从12.0％下降到了5.03％。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快速地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沿海地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尤为突出。从1982年到200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5.23％上升到了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从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变动趋势，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机会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先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些地区越来越集中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年龄构成的成年化
（1）年龄结构金字塔的成年化
图3展示了1982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观察这些金字塔，不难发现，一方面，各年龄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都符合相当标准的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特点，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明显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更突出地表现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趋势，成年化现象很明显。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龄不断上升
更精确的统计指标上看，流动人口年龄构成成年化趋势也很清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0～14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下降。
综合起来看，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年龄中位数由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05年的29岁，平均年龄由1982年的28.22岁上升到2005年的30.36岁（见表4）。
（3）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我们选择了来本地时间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作为新增流动人口，分别计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到2000年提高到26岁，提高了一岁，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6.7岁。流动人口成年化趋势再次得到印证。
第六，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认为，流动人口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而妇女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然而，从历年的流动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均衡化过程。
（1）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流动人口以婚迁、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而此类流动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明显较低，1982年仅为84，到1987年，流动人口性别比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图4）。在1980年代的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在数量上占据了多数。
这种流动人口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1990年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急剧膨胀时，发生了根本变化。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高点，为125。当时，流动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轻力壮的男性上。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在数量上基本达到了平衡。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比重不断升高，城市计生服务和管理任务日益加重
在流动人口性别构成不断均衡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8.47％，1990年的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计生工作的直接对象――流动育龄妇女的规模大幅度增加。流动育龄妇女数量的增多(见图5)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城市计划生育服务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
20世纪80年代，女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从属性流动。从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社会型流动，因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而流动者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6.97％、19.7％和17.34%。这三种流动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72.13％。这一比例，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高35.97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女性人口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比例仅仅为20.69%，尤其是“务工经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26个百分点。女性人口作为一种“附属”而流动的特点十分鲜明。
女性作为“附属”而流动的状况到1990年仍在持续，但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9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务工经商者上升到33.5％，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的比重总和下降到了52％。
注：历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项目略有变化，五普的流动原因中以“拆迁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职”， 05年1％抽样调查项目中的流动原因又增加了“寄挂户口”、“出差”两项。
对于流动原因的调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为了便于比较，2005年数据中的流动原因只选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动原因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0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8.08%。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该比例只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女性也明显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参与人口流动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八，流动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尽管如何科学地测量家庭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我们认为，以下现象直接反映了这种趋势。
（1）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其原因上文已经详细说明。我们从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出现的1990年开始观察，发现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从1982年的357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7000万。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动人口家庭化的一个佐证。
（2）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断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动人口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达到63.45%；1987年，该比例达到最高点，占到68.37%。
1990年，当“民工潮”开始涌现的时候，流动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开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则达到68.41%。与此相反，流动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见表8）。
（3）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比例不断提高
四普数据表明, 1990年, 流动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简称纯外户）中,而有近60%的人是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的流动人口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尽管当时人口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明显的加强,但流动人口仍然以个体流动为主,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助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见表9）,举家迁移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周皓,2003）。
人口迁移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先锋者往往是年龄较轻、身体较强、经济活动能力较高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以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便会开始大量出现投亲靠友的迁移流动。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再度在迁入地团圆,因而出现合家同时迁移现象。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注：“纯外户”是指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户；“常住户”是指户主或配偶为当地人的家庭户。
资料来源：周皓，2006。
第九，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1）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不断升级
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现出明显的不断知识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学历为主（比例达到39.30%），初中学历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8.56%。接受过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极少，分别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以小学为主的特点仍未改变。但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从1990年开始，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0年~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文盲的比例进一步下降，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从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学毕业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3年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表10可知，历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也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并非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的“低素质”的群体。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水平，从1982年到2005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动人口则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
全国流动人口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断上升。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比率仅为1.04%，到了2005年，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调查）可以提供更细致的分类数据，200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1.20％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甚至还有0.07％拥有研究生学历。五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动人口中有2.21％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0.12％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些高学历的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多元化。
3 结论和讨论
3.1 研究结论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对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才只有短暂的30年历史，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仍然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规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动人口变化趋势领域，基本还是空白。
我们感到，不深入研究过去30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流动人口，更无法科学地预见流动人口的未来变化，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正是引发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历史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学业构成的“知识化”等九个方面。
本文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发现的各种趋势，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来发展和完善。但我们相信，所发现的上述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流动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们更希望，本文能引发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规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讨论
探讨既往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总结和梳理，我们认为，以下问题是我们在今后重新认识我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问题，把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有机统一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城市化的现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条“羊吃人”的道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使农民彻底丧失在农村生存的根本从而大举进入城市。这是欧洲国家城市化的“经典”道路。在我国，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寻找这条道路。我国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经长期实行的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离土离乡”的小城镇道路，曾经迸发过巨大的活力，但当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条道路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甚至难以逾越的屏障。
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不具备高深的理论知识，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却用他们的双脚十分质朴地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动的形式来阶段性地实现他们的城市化，同时也实现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不同于西方“经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独特的城市化之路。显然它并不彻底，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很有成效。对于这样一条城市化道路，迄今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
认识到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单纯的流动人口问题来看待，而要把它作为现代化、城市化战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如此，在流动人口问题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诉求（很多时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都应该为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让位！
3.2.2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要以改革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改革我们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这是真正有效解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应该说，30年来，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流动人口的称谓。在流动人口出现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称流动人口为“盲流”。他们真的是盲流吗？显然不是。本文总结的流动人口九大变化趋势，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人口迁移规律的体现，而不是盲流！近些年来，极少有人再用盲流来称呼流动人口，这本身就是观念变革的成果，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对流动人口和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动人口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应不应该像对待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对待流动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流动人口的哪些权利？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解决移民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可不可以借鉴和推广到我国来？等等问题迄今，都没有明确、合理、统一的认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思路来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应有之意。
3.2.3 流动人口将长期扎根在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这是认识人口流动现象、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动人口会像他们的名称一样，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会很快地回到农村去。迄今，我们的许多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男女两性的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年龄构成的成年化趋势、流动原因的经济化趋势等，都预示着流动人口将有更加强烈的长期化趋势，他们将长期扎根城市。各国人口迁移经验表明，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选择方面，妇女和儿童更强烈地倾向于选择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趋势、性别构成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共同作用，无疑将促使业已存在的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也强烈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选择长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数量上是选择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充分认识流动时间的长期化趋势，就要求我们在对流动人口的认识上，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政策思路上，彻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长期化趋势的认识和措施。
3.2.4 要认识到我国流动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
对于已经达到1.5亿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动趋势，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它已经增长到顶点了，以后不会再有大的增长；也有人认为流动人口还将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不同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决策。
从过去30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自大规模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单方向快速增长的进程之中。我们认为，它将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有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的可能。原因是：30年来促使流动人口产生的条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些条件如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无疑将得以延续。
3.2.5 要及早重视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事实上，30年来，城镇人口在流动人口中一直占着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大致稳定在25%~30％）。如果地区收入差异得不到缩小，可以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中来，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
从前面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流动人口中，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已经发生。改革开放初期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流动人口中，已经活跃着一大批接受过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以绝对规模看，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已经超过15万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更是高达300多万人。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
3.2.6 加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动育龄妇女规模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任务日趋繁重。而目前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经费的投入等都远远不能适应庞大的管理服务对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3.2.7 要为更多儿童和老年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流动人口的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流动人口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正处于第二阶段末期、并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流动人口总规模会继续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老年流动人口将开始加速增加。作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为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3.2.8 要加强对于流动人口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有关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讨却相对不足。建议加强对于这一领域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人口研究，2006；4
2 国家统计局.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5
3 国家统计局.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7
4 国家统计局.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93
5 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2
6 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7
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5中国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8 翟振武,段成荣.农民工问题现状和发展趋势.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9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和分析.人口研究，2007；2
10 郭志刚.北京市家庭户的变化及外来人口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4；3
11 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4；6
1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13 段成荣.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分析.人口研究，2001；1
14 段成荣.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人口研究，2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