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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流动 经济生活 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农村劳动力外出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业资源严重不足，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人们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二）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局2012 年城乡住户调查资料表明，迁移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 %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消极影响
（一）增大就业压力，影响收入分配
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下岗失业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大约1.6～1.7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了谋生而向城市流动。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使得我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随着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维持生计，城镇失业人员必然要与外来劳动力争夺有限的低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这类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就业状况的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化，工资差距加大
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状况差。一般来说，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着与城镇职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们占据了许多非熟练工种：建筑工人和维修工、餐馆服务员和办公楼的保洁员、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来说，挣得低得多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化和巨大的工资差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现行政策与社会制度的歧视，难以获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对策建议
（一）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政府发挥职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将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同时，利用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在有效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为低收入者创造发展的机会和平台。比如充分发挥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允许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等进入税前扣除项目，对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免税等。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溢出；社会福利；分配
中图分类号F323；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始于1978年农村实行之后，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壮大。据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总量已达到2.3亿，其中外出六个月以上的达1.5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两大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留守的劳动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来源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这便使劳动力输出地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而劳动力输入地特别是东部城市将是溢出受益方，获得了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社会福利分配效应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及受益情况如何？各省份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以及溢出的主要流向地的分布情况又是怎样呢？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可能会进一步产生福利影响么？目前相关文献虽然都认同农村劳动力流动将产生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但是缺少对这种直接福利效应进行衡量并探讨溢出及受益双方的分布情况。
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估算
1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衡量
人力资本的类型包括：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能力人力资本[2] 。本文关注教育投入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即教育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测算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标法、直接能力测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成本测算法是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早期的文献是以学校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存量；Kyriacou和Barro在比较各国人力资本投入时假设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与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正比[3-5]； Mankiw在经济增长核算实证研究中也用受教育年限来测算[6]。因此，目前受教育年限成为了衡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常用的度量，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研究中大多也用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7-8]。 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而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投资相关性强。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同样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谢童伟等：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测算方法
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5个不同学历层次，定义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学公式如下：
H=AEY=∑5i=1EYi×Pi
其中，H为人力资本水平，AEY为平均受教育年限；i为以受教育程度的组数；EYi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 为各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
13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199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统计口径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估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水平，以“乡村从业人员”测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RH）一般水平。这是因为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文化程度。
14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估算结果
全国农村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6.752提高到2008年的7.285年，提高了0.533年；而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7.766提高到2008年的8.255年，提高了0.489年。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基本上比全国水平高出1年左右，平均高出14.58%（见表1）。
2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在各种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下降的
众多因素中，农村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流动的规模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人数占主体。因此，定义“农业就业优势比”为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业与从事其他行业比重之比，用于衡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农业就业优势比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越多。
图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业就业优势比
Fig.1Rur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dvantage ratio
从图1可知，随着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就业优势比则迅速下降，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63；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应用VAR脉冲响应分析，分析随机扰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路径变化，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若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因外界因素而提高，在4期前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4期后负效应慢慢减小；也就是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
在分析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时，引入“农业收入优势比（IP）”、 “农村劳动力男性优势比（GP）”，分别代表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和农村男性劳动力比重；同时考虑户均耕地面积（S）及户籍制度改革（P），户籍制度是作为虚拟变量。
在模型设定时，将logistic模型做线性化处理：
π/（1-π）为优势比，此处为农业就业优势比，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参数问题转换成拟合线性模型的参数。logistic模型转化为线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用连续的因变量而不用离散的因变量，这样便于用连续的时间序列分析。x1、x2、x3、x4和x5分别代表RH、IP、GP、S和P。从模型可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高1%，从事农业的人数下降0.25%；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不是迁移性质的。
3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3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之一是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流向城市，跨省流动则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全国人数比例的88%到90%；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劳动力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80%[9]。
为了便于估算，本文将卢卡斯模型简化，设定如下：
影响城市生产总值的因素主要有K、L、UH、RH；K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UH为城市教育人力资本水平；L为城镇从业人数；RH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σ、β、γ、η为估计系数。由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由原有流动的劳动力和新增加的劳动力构成，因此，RH应考虑滞后期，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如表2所示。
经过豪斯曼检验，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采用的数据为2001-2008年的各省面板数据，均做可比性处理后取对数；滞后期的选定以模型显著程度判断。模型表明：城市获得了明显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对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的贡献显著。
32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份额计量
农村人力资本当期值（RH）、滞后一期（RH（-1））、滞后两期（RH（-2））若分别增长1%，则城市的GDP分别增长0.44%、0.46%、0.89%；这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4、0.46、0.89。依据弹性系数的定义，农村人力资本溢出对城市GDP的弹性系数为：
因此，ΔGDPt即表示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增加而引致城市GDP增长的量。假设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M’为：
M’=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农村流动的总人口
依据蔡昉等（2005）1997-2002年的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数据，可计算得M’分别为0.38、0.38、0.41、0.47、0.46、0.41，M’大概在0.40左右；因此，除了1997-2002年，其余年份的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设定为0.40是比较合理的。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效应ΔSt为：
从1993-2009年，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城市GDP增加值贡献量累计22 983.07亿元，而跨省流动溢出对城市GDP增加贡值献量累计为9 301.51亿元；大致表现出“四起四落”的现象，1995-1998、2000-2002、2005-2007和2009年为溢出增长阶段，尤其是在2005-2007年期间溢出增长最快；1993-1994、1999、2003-2004和2008年为溢出下降阶段。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经济发
表3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展的情况决定的。在“四起”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大，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明显，跨省溢出呈现增长趋势。而在“四落”时期，我国经济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经济形势有所下滑，农民工需求量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跨省务工成本及困难增加；因此，跨省溢出效应也随之下降，比如1998和2008年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跨省溢出效应下降最明显。
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每个省份都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与流入，只是流出与流入数量上有差别；因此，劳动力净输出地是福利损失地，而劳动力净输入地是福利的受益地。各省的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出比率和流入比率，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分的人口（乡村）”计算而得，即跨省流出（入）比率=跨省流出（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出最多的为四川，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入劳动力的18.09%；而跨省流入最多的为广东，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出劳动力的33.44%。从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而导致的直接福利分配效应来看，净受益最多的省份为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福利损失最多的省份为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溢出和受益差距最小的省份为云南、青海、，其中云南基本持平（见图2）。
33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的分布
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取决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与流出的变化；这种变化受地缘影响较大，即距离及流动成本影响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广东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受益最主要的5个来源地为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除
图2各省福利净受益
Fig.2Net welfare benefit of every province
了内部之间的跨省流动外，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西、河南、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等地；福建则主要来源于江西、四川、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北京、天津主要来源于河北、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新疆则主要来源于西南的四川、西北甘肃和陕西以及河南和安徽。从劳动力流出的情况看，四川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出最多，因此其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最明显，主要流向广东、新疆、浙江、福建、江苏等。另一方面，从长时间跨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即流出的几个大省和流入的几个大省基本上比较固定：劳动力流出及直接福利损失的最大省份基本上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劳动力流入及直接福利受益最大省份是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表5列出了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这充分说明了由于地缘和路径依赖等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集中程度直接决定了各省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和受益的集中程度。
4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间接福利影响
41大规模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及溢出拉大城乡间及区域间经济差距
在完全竞争且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要素、资源会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高回报率将吸引人力资本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并加速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持续递增的人力资本流入。人力资本流动与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及作用，即如果某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也会像资本积累快一样，促使该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向其稳态位置收敛。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除了表现在个人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社会产生外部效应外；从空间角度看还表现在因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而产生的区域之间的外溢性。大规模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流出而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留在原籍，中西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中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持续大规模溢出导致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一直处于净流失状态；而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城市，则因为中西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获得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距扩大，进而拉大经济发展差距。
42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导致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激励程度下降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入是人力
注：由估算的1993-2009年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和损失整理而得。
资本投资的最重要途径。教育外部性、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我国“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动将从两个方面导致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收益出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一方面，这种教育投入体制具有显著的属地性质，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西部地区流出的劳动的教育投入来源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由于这种属地性质，东部地方政府无需对该部分劳动力进行教育投入，这也就是为何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如此突出的根本原因。同样是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农民工子女却在东部地区得不到同等教育权利和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逐渐被边缘化。而这种属地性质还将使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因为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具体表现在地区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将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匮乏受到影响，拉大中西部与东部的地区经济差距。经济发展缓慢的直接结果是地方财政增长缓慢，从而教育投入经费将受到影响，很多地区教育经费一直无法足额兑现，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挤占教育经费。
另一方面，在这种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在2001年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是由以前的“分级管理”改革为“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这将教育经费投入的重心由乡镇提升到了县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投入瓶颈、改善农村教育。但是到现在这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弊端已成为制约农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政府所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能力最薄弱的县级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投入负担，而中央、省级则投入甚少。洪银兴，龙翠红（2009）估计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农村教育投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投入规模直接受制约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农村教育的投入程度又直接影响到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2004年，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划分，东部地区文盲半文盲率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别为4.3%、18.6%，中、西部地区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12.2%与15.8%、9.2%[10]。人力资本的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与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程度并不对应，加上东中西部原有教育差距的存在；因此，作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主要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就成为了常态。
5总结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径，随着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明显。持续大规模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对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外溢效应表现得相当显著。这种现象产生了直接的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净输出地为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净流入地为福利受益。其中，广东净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损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尽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流出对城乡与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间接福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77. [Sheng Laiyun. Mobility or Migration：The Economics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 [M]. Shanghai Far East Press， 2008：77.]
[2]朱必祥.人力资本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7-25. [Zhu Bixiang. Theory and Method of Human Capital [M].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ress， 2005：7-25.]
[3]Barro R， Lee J.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 Attain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1，32：363-394.
[4]Barro R， Lee J. International Measures of Schooling Years and Schooling 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6（2）：218-223.
[5]Kyriacou G. Level and Growth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A Crosscountry Study of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Starr Center for Applied Economics Research Report[R]. New York University，1991：91-26.
[6]Mankiw N. Romer D， Weil D.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classical Model[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107：407-437.
[7]Lucas Jr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8，22（1）： 3-42.
[8]Lucas Jr R. Growth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USA Edward Elgar，1999.
[9]刘文，周立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特点[J].经济研究参考，2004，（44）：37-38. [Liu Wen， Zhou Liqun. New Features of the Rural Labor Mobility [J]. Economic Research Reference， 2004，（44）：37-38.]
[10]洪银兴，龙翠红.论劳动力流动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J].江海学刊，2009，（1）：79-85. [Hong Yinxing， Long Cuihong. Returing of Human Capital to Agriculture in the Condition of Labor Mobility [J]. Jianghai Journal， 2009，（1）：79-85. ]
[11]吴克明.教育与劳动力流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2-38.[Wu Keming. Education and Labor Mobility [M].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22-38.]
[12]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1997，（2）：37-42.[Zhao Yaohui.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1997，（2）： 37-42.]
[13]胡士华.教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2005，（10）：40-42.[Hu Shihu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to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J]. Economic Problems. 2005，（10）： 40-42.]
[14]王广慧，张世伟.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8，（9）：44-51.[Wang Guanghui， Zhang Shiwei. Impact of Education to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Income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8，（9）： 44-51.]
[15]蔡防.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7-42.[Cai Fang. China’s Migrating Population [M]. Henan： Henan People’s Press， 2000：17-42.]
[16]张林秀，霍艾米，罗斯高，等.经济波动中农户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0，（5）：7-15.[Zhang Linxiu， Huo Aimi， Luo Sigao， et al. Study on Farmers’ Behavior of Labor Supply in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J]. Economic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2000，（5）： 7-15.]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3
关键词：第六次人口普查；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对策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学者们的预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4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
（二）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划分方法，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人口来分类，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彭万，2012）。
（三）流动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进十年中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流动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55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20963.53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个百分点。据预测，（邹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到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岁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胡鞍钢、才利民，201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无论是从年龄结构、素质结构，还是地域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即我国进入低生育和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后续力量不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高学历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总量加大，劳动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二、人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认为人口变动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观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结构的较大比例由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较大，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et all，2002）。如果一个国家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对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还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 all，2002）。
三、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认为影响有效劳动力的因素包括：（一）劳动力素质；（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三）劳动参与率。周也（2009）认为，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齐明珠（2010）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陈仲常，马红旗（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四、人口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一）劳动力素质对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强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与美国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与美国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与日本2005年水平则相差5.37年。
（二）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与需求对比
齐明珠（2010）认为，从2010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上总体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可能表现为供不应求。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将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
（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对比
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就业压力表现非常明显，既有总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也有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失业比例上升的问题，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年龄结构的失衡，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将出现短缺。
（四）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蔡日方（2004）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固然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时机，但是总体抚养比会因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会大幅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由此可见，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呈现以下特征：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长期内，以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缺口不断加大；以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突出；劳动力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仍然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的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无法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激励作用。
五、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和今后人口结构变迁对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对策：
都阳（2008）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遏止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所以要从调整市场工资率和保留工资水平两方面着手来改变劳动参与率；（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即除正规教育以外，还要重视培训对劳动力素质的意义。（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针对我国被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万鲁健等（2009）认要想顺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借鉴日本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缓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减弱趋势。1、完善户籍制度；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环境。4、推进教育公平化；5、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郭琳等（2011）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二是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胡鞍钢（2011）等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鉴于劳动力供给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不同，齐明珠（2010）认为短期内，一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就业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要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长期的政策：一是要适度放宽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质；三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包括：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4
劳动力无限供应时代结束
“民工荒”从珠三角蔓延到中西部地区，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我们做了调查，从城市化因素考虑，预计从2010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停止提高，稳定若干年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预计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作为城市劳动力的补充，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短缺。而从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来看，在2005年农村4.85亿劳动力资源中，约2亿通过就地或外出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目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1亿，其中39岁以下的只有一半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力度，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民工荒现象。
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估计在现有条件下，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还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因为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有所降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我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或者说不习惯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可能会变得不再剩余。现在要破除这个神话，我们过去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也低估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的人数，甚至把那些进了乡镇企业但没有进城的劳动力，也部分地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是无穷无尽。
劳动力短缺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含义
劳动力短缺不光是一个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特殊含义。迄今为止，中国有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过程。这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足，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使得中国的人口扶养比低，与之相伴的是极高的储蓄率，从而获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均GDP增长中，有26.8％来自于人口扶养比的下降。研究表明，人口扶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应增长0.115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池子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原来单纯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急迫的需求。因此说，刘易斯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意味着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以后较长时间内，企业高速发展、无限壮大和超常规扩张，除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外，―个重要的支撑面，就是廉价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很显然，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也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渐渐失去。中国经济增长，最终会进入一个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发展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说明，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其它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的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所以，我们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如果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流动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的政策倾向转向偏劳动。
应对新情况的政策要点
揭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远比想象的少得多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可以在政策措施及其力度上有丝毫的放松。相反，这些变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的实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实际上，“刘易斯转折点”走近的时期，正是产生大量制度需求，提出更加紧迫改革任务的时候，“三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的核心是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即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为那些尚未实现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务农劳动力创造更好的流动条件，为那些已经转移到城镇的流动人口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就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政策环境，同时构建农村保障体系，保持农村的繁荣与稳定。归根结底，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户籍身份所附着的福利含义。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创造城乡统筹的就业环境和保障体系。城乡统筹就业和社会保障，需要加快步伐，作为近期“三农”政策的重点。
第一是通过创造更好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环境，降低转移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种门槛，使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在其它方面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也具备一定的转移条件和转移意愿，扩大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由于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以及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待转移的务农劳动力，在年龄和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具有―定的劣势，吸引和鼓励他们继续转移，需要有更强的激励手段，也就是要进步一步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并逐渐创造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是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释放农业中的劳动力。顺应农业技术变迁的节约劳动倾向，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由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信号来诱致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受到城市更高打工收入的吸引而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农业中劳动力数量减少，因此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增大。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迅速增加，以及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的更快增加，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技术变迁已经越来越以劳动节约为取向。在农业生产总量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的情况下，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迅速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农业技术变迁不是以节约劳动力为方向的认识，并以此制订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和方案，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得以继续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
第三是通过创造更多更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定居条件，使目前处于不断流动状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逐步稳定下来。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主要不是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就业转移和人口区域迁移，形成收入分配两极之间的中间层次，并通过扩大和稳定这个转移的群体规模，达到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缩小的结果。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5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武汉城市圈
本文为湖北省社科项目“武汉城市圈中心城市与地区相互作用及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2009]08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Krugman(1991)把已有的经济思想做了形式化的技术处理,以Dixit和St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借助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收益递增思想,建立了描述产业集聚的“核心-边缘”模型。沿着Krugman的工作思路,Venables、Baldwin、Martin、Ottaviano等经济学者相继在不同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自Krugman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后,空间要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已经不再被主流经济学所漠视。本文探讨由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聚集力和拥挤效应的分散力共同作用导致形成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作用机制及其政策含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武汉城市圈的现状分析城市圈发展的策略。
一、“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核心-边缘”模型假设整个经济系统由两个区域(南部和北部)、两个部门(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两个要素(工业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组成。工业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特征,农业部门以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为特征,制造业部门使用工业劳动力,农业部门使用农业劳动力。两个区域在偏好、技术和贸易开放度方面都是对称的,要素禀赋在初始时也是对称的。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农产品的贸易无论是在区内还是在区际都是无成本的,工业品贸易在区内无成本,但区际贸易遵循“冰山”贸易技术。两个区域消费者的偏好相同,都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型效用函数,工业劳动力在区域间可以自由流动,并且农业劳动力不能在区域间流动。这个模型的长期均衡有两种类型:一是对称结构,两个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获得的效用水平也相同;二是“核心-边缘”结构,这是所有工人都集中到一个区域。如果最初两个地区是完全对称的,而基于某种原因,一个企业决定从南部迁移到北部生产,由于工人在地区之间是可以流动的,并且工人把自己的收入消费在工作的地方,这使得北部市场规模变大。因此,在存在贸易成本且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大量企业改变原来的区位,向该区域集中,形成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就是由需求关联导致的聚集力。这个过程是自我强化的,企业向北部转移,使得南部工业部门的就业减少而北部的就业扩大,生产活动的转移将进一步刺激消费支出的转移;另一方面南部到北部的人口迁移,将增加北部并减少南部的工人数量。由于工人完全就业,这种人口转移将增加北部工业品种类数量。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市场出售不需要支付贸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种类的变化将降低北部的生活成本,这种机制是自我强化的,将生活成本、价格指数、实际工资联系起来,北部生活成本的降低等价于北部实际工作水平的提高,这就进一步鼓励人口从南部向北部转移,这就是由成本关联导致的聚集力。但随着北部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企业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更加激烈,这意味着北部的企业不得不支付较低的名义工资以保持收支平衡,而南部的企业由于竞争减弱,可以支付较高的名义工资。这样,在已有的生活成本情况下,北部的吸引力减弱,而南部的吸引力得到增强,这就是拥挤效应导致的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都是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而下降,但是分散力的下降速度更快一些,因此当贸易自由度逐渐增加的时候,聚集力的优势越来越大,一旦贸易自由度超过突破点时,将会产生突发性聚集,形成“核心-边缘”结构,而此种结构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核心区因为存在聚集租金,企业不会轻易转向边缘区。
在Krugman“核心-边缘”的假设中,工业劳动力在区域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Decressin(1995)发现,在欧盟内部即使各区域真实工资水平差异很大,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的迁移也很少发生。因此,如果劳动力不在区域之间发生迁移,企业是怎样导致聚集,从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呢?Venables等(1996)在Krugman“核心-边缘”模型的工作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上游部门与下游部门间成本联系的概念,他假设劳动力在区域之间不能流动,但是在同一个区域内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流向工业部门,在此前提下Venables认为,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再加上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使得中间投入品与最终部门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导致经济在某一区域聚集形成“核心-边缘”结构。Martin和Ottaviano(1996,1998)构造了一个两国家和三部门的模型,劳动力不能在区域间流动,三个部门中有一个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特征的工业部门,一个以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为特征的农业部门,还有一个研发部门是完全竞争的,使用有差异的人力资本作为新工业种类发明的唯一投入。并且他们还假定,一旦专利被发明,专利作为一个新种类能够使用本地劳动力在各个地区生产,专利的使用费由专利拥有的地方获得。在这个分析框架下,研发部门获得的利润与Krugman(1991)的劳动力流动以及Venables(1996)的投入产出联系所获得的利润是相同的。随着知识的积累,当前的资本生产可以借鉴前期的资本生产知识和技能,前期知识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当前资本生产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当前生产知识资本的边际成本。当贸易自由度提高时,这种外部性将产生一种聚集力,更多的实验室将在此区域定位,进而增加了本地区中间品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企业在此区域聚集,使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产生差异,形成“核心-边缘”结构。由于在现实中,通常外地知识资本对本地的溢出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弱,Baldwin、Martin和Ottaviano(2001)提出局部溢出模型,假设溢出效应随距离衰减,因此越接近知识源,溢出效应也越强,资本生产成本越低,资本的生产速度也就越快,资本积累导致支出转移效果也越明显。这种接近知识源降低资本生产成本,进而导致资本积累和支出转移效应,也就是局部溢出模型与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这种效应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而增强,地区的经济差异进一步扩大,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结构。
二、武汉城市圈现状分析
2007年12月,位于湖北省东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黄石、鄂州、黄冈、仙桃、潜江、天门、孝感、咸宁等9个城市,合称“1+8”模式)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改革试验区。2008年9月10日,“武汉城市圈”综合改革方案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复,这是我国第一个启动综改试点的城市圈。国务院要求“武汉城市圈”内建立政府间高效的协调机制,建立多层级联系会议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区域规划,使“武汉城市圈”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圈。目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武汉城市圈2007年的三个产业结构为11.52%、44.57%、43.91%。圈内每个城市的三个产业的区位商ai=ri/Ri(其中ri表示某城市i行业从业人数占该城市从业人口总数的比例,Ri表示城市圈所有城市i行业从业人数占城市圈中从业人口总数的比例)。(表1)
可以看出,武汉城市圈产业布局表现出产业同构和趋同现象,圈内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互补关系。在产业的组织结构方面,武汉城市圈的产业在区域市场上的产业集中度还比较低,缺乏应有的规模经济效益。
利用公式Rij=RR(R=(×)D)计算武汉和其余8个城市的经济联系隶属度,它既能反映武汉对各个城市的辐射能力,又能反映每个城市对武汉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其中,V为各城市国民生产总值,P为各城市人口数,D为两个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表2)
三、对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启示
1、利用政策杠杆使武汉成为武汉城市圈的增长核心区。Baldwin在局部溢出模型中已经证明产业聚集分布模式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产业对称分布模式的经济增长率,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武汉城市圈”要尽早成为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圈,带动整个中部经济的崛起,必须优先促进资本在武汉聚集,使本地企业降低创新的成本,从而激发出新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这种创新的良性循环可以使武汉在整个城市圈的经济增长中进一步起到核心区的作用。
2、促进知识创新与外溢,带动武汉城市圈地区的发展。知识和创新溢出的增强有助于缩小核心区和区的差距。当武汉经济飞速增长,产生大量的知识创新,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及贸易关系,地区可以从武汉的知识和创新溢出中获得创新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在同一个地区不断聚集,市场拥挤成本会超过聚集所获得的收益,这可以促使企业从聚集的区域迁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最后区域集团内各个地区的经济差异会不断缩小,直至消失。为此,区要重视知识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以确保从核心区的知识外溢中获取创新的好处,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
3、加大城市群之间的协作。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指出,单中心城市圈基本形成后,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间的空间相互作用逐步增强。随着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周边地区一些位于交通轴线上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在中心城市扩散作用力的影响下,逐步发展为区域内的次中心。根据经济联系隶属度的数据,可以选取黄石、黄冈、孝感、咸宁作为优先发展的城市,使它们尽快成为湖北的次中心。这样,随着中心城市圈域的扩展,它会与周边地区的其他城市圈域发生交叉和重叠。使上述城市圈域与武汉城市圈相互作用、融合,并最终形成一个有一定等级体系的多中心城市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安虎森.空间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6
正如人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在财富和生活机遇方面的不平等性仍将继续增加。”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并不重视财富分配、就业与发展问题，所以，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越是加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贫富鸿沟便越加扩大，社会分层越发明显。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扩大直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国内部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全球范围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在财富分配和生活机会与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在不断拉大。
南北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遇，无论其是否对全球经济开放国内市场，结果都将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结构调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绝满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则被忽视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最终被驱逐出国际圈”。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表1英国劳动力两端的收入分配(%，占整个劳动力市场收入的百分比)
年代
收入最低的1／5
收入最高的1／5
1975
5.6
40.7
1980
5.3
41.1
1985
4.8
43.1
199O
4.6
44.3
1995
4.3
46.1
资料来源：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1999)CountryProfile:UnitedStatesofAmerican,1999-2000,p.26.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及其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于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以采用一种二元的方法论：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推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回顾新自由主义进程开始加速以来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和大多数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资本、土地和技术；而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如果某种社会变化导致了对于资本、技术等报酬的提高，这将会增加这些资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种变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或减少了财产的集中度，则将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平等。”
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如国家调控主义者的政府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实施进口限制，调控利率、工资率、要素流动等，往往使要素的报酬无法像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中那样反映要素的禀赋。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或取消了这些限制，于是产生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由市场自发状态的形势。
在工业发达国家，二战后广泛实施的以上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对于富裕阶层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对于那些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阶层的报酬；对于商品和劳务流动的限制也提高了对于非熟练工人的报酬，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发达国家中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也倾向于降低资本的利息率和利润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限制逐渐放松或被取消，其结果势必会破坏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使之日益不平等。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并完全扭转了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日益平等的趋势。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开始逐渐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发生在美国，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渐下降的趋势又开始逆转，而在英国，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接近稳定状态的收入分散的状况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收入分配急剧集中的状况。”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可以通过许多标准来加以验证，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标。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上升了。以英国为例，“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测量贫富差距，人们还常常用另一种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将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别是比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们占有总收入比例的差距。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与处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间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间从4.5上升到5.5；在美国，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这一比率在1967年为7倍；在英国，这一比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会中这种劳资妥协的破坏，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与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导致一种沙漏社会模式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将掉入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凝聚力瓦解。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普遍影响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影响都有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倾向。经济全球化刺激了资本流动性的加大，许多研究表明，外国资本的渗透往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渗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阶层，他们管理着这些投资并且扩张着非正式的经济部门，而由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往往是相对低工资的工作岗位，由此扭曲了东道国的阶级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正日趋迎合经理阶层、职业白领和高技术工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这些群体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并逐渐拉大与国内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别。第二，由这些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回流出东道国，而不是再投资于东道国，这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第三，东道国为了迎合外国资本，往往营造出更受国外资本青睐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限制了国内劳工获得较高工资的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其所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类型而有所变化，一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经济类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生产国，许多亚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初级农产晶或矿产品的出口国，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国家；许多拉美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在以上三种经济类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进口替代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在许多进口替代型的产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资和就业岗位的减少，这对于城市就业机会和收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义对于拉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这一地区也最为明显。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相继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自由化改革期间，墨西哥社会的家庭总计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19缓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跃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在墨西哥，导致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急剧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动的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流入。这种解释也支持了以下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在这个例子中分别指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降低了这两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减少对产业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国政府都设法削弱工会的权力，劳方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也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数劳动者的命运注定是低工资或长期失业，由此导致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穷人和就业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的30%-50%。”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国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贫富收入之比为1：8，1991年为1：16，1997年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问题的出现与解决的思路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那些能够从全球化经济中受益的人与不能从中受益的人之间，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带给其风险的人与那些不能分散其风险的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潜在的冲突根源。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居民分化为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有些人以全球为家，而另一些人则被束缚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为家的权力精英们“凭借着极其尖端的信息技术、空中旅行和多处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来往和沟通。”这一部分国际性流动群体很大程度上“已经割断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变得无拘无束”，而“通过减少对国际性流动性群体的约束，全球化会使团结社会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剧社会的分裂”。乔治·卡斯特尼德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墨西哥社会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认为，“一条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会的裂缝正在形成。这种分裂把与美国经济接近的墨西哥人与那些不与美国经济接近的人分开……将那些即使没有处在墨西哥社会的边缘，但处于全球性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边缘的人，与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动的人相区分。”
经济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又使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在使用调控手段缩小贫富分化、减小财富分配不平等时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上，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其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减小经济不平等以及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为那些贫困人口或者近期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转移支付的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经济基地”的竞争中为了获得资本的青睐，往往采取减税政策。而另一方面，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它逃税的能力增强，“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侵蚀了一部分重要税费”。国家对资本的征税越来越困难，以德国为例，“1986-1996年德国对资本收入实际征收的税从24%下降到了1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这使得用于向贫困人群提供保障和无偿或廉价公共服务的公共开支在逐渐缩减-，社会福利的标准在不断降低，劳工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在美国，全球化的压力也促使其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赋税和转移支付份额一这些措施本来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对此，丹尼·罗德瑞克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会计划中支出资源的能力；使得对资本征税更加困难；而劳工所负担的税收的份额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减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调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导的劳资妥协、缩小贫富差距的历史局面是在国家的调控干预下实现的，但现在，这种妥协正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破坏，而这正在严重削弱着社会凝聚力。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对此，不同的学者开出了各自的药方，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状况。
威廉·K.塔布疾呼，决不允许以“全球化”的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要用控制资本并使经济服务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诸如竞争、自由市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要求之类的意识形态构想对抗，而不是承认劳动人民应当持续充当这类意识形态构想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