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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文化论文范文1
1.明确分工负责，有效管理课题
民族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一项较为复杂而又十分严肃的工作，需要课题组成员认识明确，思想重视，真正挖掘出优秀的本地区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内涵，编纂开发高质量的校本教材。课题负责人召集课题组成员，广泛交流讨论，组织教师深入学习校本课程理论和教材编写方法及原则。课题组成员有的负责学习交流裕固族历史文化、裕固族发展等方面的材料，汇总整理课题组成员各自的初步研究收获，有的负责研究相关裕固族历史、民俗文化，撰写调研报告。课题组成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2.重视理论学习，深入科研培训
课题负责人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民族学校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管理、课程模式、课程编制、课程结构等理论。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法、文献资料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科研方法培训。制定具体的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计划，并进行系统研究，以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
3.挖掘本地民族文化资源，引领校本课程的开发
学校以教师为中心，动员学生、家长、社区群众共同参与，调研、搜集整理了裕固族文化、历史、礼仪、风俗等方面的大量资料。教师边学习边研究，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无论是课程目标的设定，还是课程内容的选择上，都发挥教师的主动性，拓展民族文化知识，增强课程开发能力，培养教学科研精神，加强教师对课程的整合能力，使教师真正成为了校本课程开发的引领者。结合当地裕固族文化的特点，把裕固族优秀文化编入校本课程的内容，编写了《裕固族文化选粹》，校本教材在该校试用后，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好评。通过学习教材，学生们了解了裕固族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知识，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强化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推动民族文化传承
强烈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要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原动力。教师和学生是学校教育中的基本要素，师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理解直接影响到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效果。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有1300多人，其中裕固族占55%。根据对本地开展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强势文化的影响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裕固族优秀文化日渐萎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降低。因此，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十分必要。裕固族是一个有着历史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裕固族文化基本上属于北方游牧文化的范畴。由于裕固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因此裕固族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民族文化。裕固族的文字虽然已经失传，但在民间仍保留了包括神话、传说、寓言、民歌、叙事诗、格言、谚语等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弘扬裕固族优秀传统文化，能逐渐培养师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所在社区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开展民族特色主题活动，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鸡骨香提取分离化学成分
鸡骨香Crotoncrassifolius为大戟科巴豆属植物，别名千人打、土沉香、黄牛香、鸡角香、透地龙等，主要分布于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我国南部地区，越南、老挝、泰国也有分布。其根可作药用，性苦、辛、温；具有行气止痛、祛风消肿、燥湿等功效［1］，国内主要用于治疗胃痛和风湿骨痛。泰国学者LaddawanBoonyarathanakornkit等［2］报道，该植物有抗癌活性。关于鸡骨香的化学成分，在20世纪80年代，LaddawanBoonyarathanakornkit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从该植物种分离得到4个化合物，即cyperenoicacid，acetylaleuritolicacid，β-amyrin和chettaphanin-Ⅰ，在国内尚未有其化学成分的研究报道。为了补充和丰富该植物的研究内容，为该植物的药用提供理论基础，本实验进一步对鸡骨香根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分离鉴定了7个化合物，其中有6个化合物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仪器与材料
柱层析材料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的100-200，200-300目硅胶；薄层层析材料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的硅胶G，60H，GF254型硅；凝胶SephadexLH-20为瑞典AmershamBiosciences生产。所用试剂均为工业纯，经过重蒸后使用。
质谱由VGAutoSpec-3000质谱仪测定，电离条件为70ev；核磁共振谱由BrukerAM-400.0型核磁共振仪测定（TMS为内标），核磁共振氢谱（1HNMR）在400.13MHz下测定，核磁共振碳谱（13CNMR）在100.6MHz下测定。
鸡骨香C.crassifolius干燥根0.9kg，2005²12由海口市中药材公司提供，经海南大学海洋学院邓世明博士鉴定为大戟科巴豆属植物鸡骨香CrotoncrassifoliusGeisel。凭证标本存放于海南大学海洋学院。
2方法与结果
2.1提取和分离鸡骨香干燥根（0.9kg）粉碎后用70%的乙醇浸提3次，48h/次，乙醇提取液减压浓缩后加水使成悬浮液，依次用石油醚、醋酸乙酯萃取。
石油醚部分提取物（10.5g）经硅胶柱层析（100～200目），石油醚-醋酸乙酯（10∶1）洗脱，每份收集200ml，经TLC检测合并相同的流份，得到J1～J88个组分。其中J2（1.4g）组分经硅胶柱层析，石油醚-氯仿（1∶2）洗脱，每份收集50ml，合并11～15流份，析出晶体，得化合物Ⅱ（84mg）。J3(1.2g)浓缩液有方晶析出，溶解后过柱，分别用石油醚-氯仿（1∶15）、氯仿-醋酸乙酯（10∶1）洗脱，每份收集约20ml，3～8流份再过柱，经氯仿-石油醚（10∶1）洗脱，得化合物Ⅳ（18mg）。J5经柱层析，用氯仿洗脱，每份收集15ml，收集6～8流份，得化合物Ⅲ（45mg），该化合物硫酸显红色；11～16流份过柱，用氯仿-石油醚（10∶1）洗脱，每份收集20ml，5～8流分经石油醚-丙酮（15∶1）洗脱，得化合物Ⅵ和Ⅶ；17～22流份过柱，用石油醚-丙酮（20∶1）洗脱，得2～6流份，过凝胶SephadexLH-20，甲醇洗脱得化合物Ⅴ（0.36mg）；
醋酸乙酯部分提取物用氯仿-醋酸乙酯（20∶1～4∶1）梯度洗脱，每份收集50ml，经TLC检测，合并成分相同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经过氯仿-丙酮（30∶1）洗脱，每份收集约30ml，4～18流份经石油醚-丙酮（2∶1）洗脱，得化合物Ⅰ。
2.2结构鉴定
2.2.1化合物Ⅰ无色晶体，易溶于醋酸乙酯，mp:131.5～132.5℃；分子式C24H28O9；质谱EI-MS：470，417,324,292,264,94,81；核磁共振13C-NMR（100.6MHz,CDCl3）δ：40.7(C-1),26.5C-2),32.1(C-3),57.0(C-4),136.3(C-5),70.0(C-6),32.6(C-7),35.7(C-8),53.9(C-9),130.2(C-10),18.9(C-11),72.3(C-12),125.2(C-13),107.8(C-14),144.3(C-15)，139.4（C-16）,16.6(C-17),170.9,171.5(C-18,C-19),176.5(C-20),170.2(21)，52.4，52.8（-OCH3）,21.0(-CH3)；核磁共振1HNMR（400.13MHz,CDCl3）δ：2.16(2H,m,H-1),2.18(1H,m,H-2a),2.02(1H,m,H-2b),2.15(2H,m,H-3),5.46(2H,t,J=8.00,H-6,H-12),1.61(1H,s,H-7a),2.05(1H,m,H-7b),1.88(1H,m,H-8),1.73(1H,s,H-11a),1.61(1H,d,J=3.4,H-11b),6.34(1H,s,H-14),7.36(1H,s,H-15),7.45(H,s,H-16),1.00(3H,d,J=6.68,-CH3),1.88(3H,s,CH3CO-),3.72(6H,s,-OCH3)。核磁共振13C-NMR和核磁共振1HNMR数据与文献［3］中化合物MallotucinB一致，确定化合物Ⅰ为MallotucinB。其结构式见图1。
2.2.2化合物Ⅱ晶体，易溶于氯仿和石油醚，分子式C15H22O2；质谱EI-MS：234，191，178,163，133，91；核磁共振13C-NMR（100.6MHz,CDCl3）δ：68.2(C-1),25.7(C-2),36.3(C-3),123.1(C-4),173.2(C-5),31.3(C-6),48.0(C-7),26.9(C-8),27.9(C-9),36.0(C-10),41.7(C-11),26.2(C-12),19.3(C-13),18.0(C-14),171.3(C-15)；核磁共振1HNMR（400.13MHz,CDCl3）δ：1.56(1H,m,H-2a),1.77(1H,ddd,H-2b),2.67-2.79(2H,m,H-3a,H-3b,H-6b),2.25(1H,m,,H-6a),1.98(1H,m,H-7),1.38(1H,ddd,H-8a),1.89(1H,dddd,H-8b),1.27(1H,dddd,H-9a),1.54(1H,m,H-9b),2.08(1H,m,H-10),0.83(3H,s,H-12),1.00(3H,s,H-13),0.87(3H,d,H-14)。核磁共振13C-NMR和核磁共振1HNMR数据与文献［2］化合物Cyperenoicacid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Ⅱ为Cyperenoicacid。其结构式见图1。
2.2.3化合物Ⅲ无色油状物，分子式为C15H24O；EI－MS（m/z）：220(M+)，217，189，147，124，109，81，55；核磁共振13C-NMR（100.6MHz,CDCl3）,δ：53.4(C-1),26.7(C-2),41.7(C-3),81.1(C-4),54.1(C-5),30.0(C-6),27.5(C-7),24.7(C-8),38.9（C-9),153.6(C-10),20.2(C-11),16.3(C-12),28.7(C-13),26.1(C-14),106.6(C-15)；核磁共振1HNMR（400.13MHz,CDCl3）δ：0.44(1H,d,J=10.4Hz,H-6),0.66(1H,m,H-7),1.01(3H,s,H-13)，1.02(3H,s,H-12)，1.26(3H,s,H-14)，4.62,4.65（each1H,brs,H－15)。核磁共振13C-NMR和核磁共振1HNMR数据与文献［4］中化合物Ent-spathulenol一致，确定化合物Ⅲ为Ent-spathulenol。其结构式见图1。
2.2.4化合物Ⅳ晶体，mp：94℃，分子式C15H24O，质谱EI-MS（m/z）：219［M-1］+,203,189,175,133；核磁共振13C-NMR（100MHz,CDCl3）,δ：65.8(C-1),26.1(C-2),37.8(C-3),131.1(C-4),146.2(C-5),28.1(C-6),48.5(C-7),27.5(C-8,C-9),35.2(C-10),41.1(C-11),26.1(C-12),19.3(C-13),17.9(C-14),60.6(C-15)；核磁共振1HNMR（400.13MHz,CDCl3）δ：1.44(1H,m,H-2a),1.63(1H,d,J=13.0Hz,H-2b),2.62(1H,m,H-3a),2.40(1H,d,J=15.0Hz,H-3b),2.62(1H,m,H-6a),2.28(1H,m,H-6b),1.86(1H,m,H-7),1.25(1H,m,H-8a),1.72(1H,m,H-8b),1.07(1H,m,H-9a),1.43(1H,m,H-9b),1.96(1H,m,H-10),0.80(3H,s,H-12),0.92(3H,s,H-13),0.89(3H,s,H-14),4.15(2H,q,H-15)。核磁共振13C-NMR和核磁共振1HNMR数据与文献［2］化合物Cyperenol一致，确定化合物Ⅳ为Cyperenol。其结构式见图1。
2.2.5化合物Ⅴ无色晶体mp：223～224℃，分子式C30H50O；核磁共振13C-NMR（100.6MHz,CDCl3）δ：38.7(C-1),27.4(C-2),79.0(C-3),38.9(C-4),55.3(C-5),18.3(C-6),34.3(C-7),40.9(C-8),50.4(C-9),37.1(C-10),20.9(C-11),25.1(C-12),38.0(C-13),42.8(C-14),27.4(C-15),35.5(C-16),42.7(C-17),48.2(C-18),47.9(C-19),150.4(C-20),29.8(C-21),39.9(C-22),27.9(C-23),15.3(C-24),16.2(C-25),16.1(C-26),14.5(q,C-27),18.0(C-28),19.2(C-29),109.6(C-30)；核磁共振1HNMR（400.13MHz,CDCl3）δ：3.20（1H,dd，H-3）,2.29(1H,ddd，H-19),4.60(1H,bs,H-29a),5.52(1H,bs,H-29b),1.21,0.96,0.92,0.91,0.90,0.87,0.85(s,-CH3)；碳谱和氢谱数据与文献［5］中化合物Lupeol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Ⅴ为Lupeol。其结构式见图1。
图1化合物Ⅰ～Ⅴ结构（略）
2.2.6化合物Ⅵ白色针状晶体mp：135～136℃，10%硫酸显红色，分子式为C29H50O；质谱EI-MS（m/z）：414（M+），396，381，329，303，255，213，145，107，85。碳谱数据（13C-NMR，CDCl3,100.6Hz）δ：37.3(C-1),31.9(C-2),71.8(C-3),42.2(C-4),140.7(C-5),121.7(C-6),31.9(C-7),31.6(C-8),50.2(C-9),36.5(C-10),21.1(C-11),39.8(C-12),42.3(C-13),56.8(C-14),24.3(C-15),28.3(C-16),56.1(C-17),11.9(C-18),19.5(C-19),36.2(C-20),18.9(C-21),33.9(C-22),26.1(C-23),45.8(C-24),29.1(C-25),19.4(C-26),19.1(C-27),23.1(C-28),12.0(C-29)；核磁共振1HNMR（400.13MHz,CDCl3）δ：5.54（t,1H,J=5.3Hz,6-H）,3.56(m,1H,3-H),2.31-1.04为甾核骨架和侧链氢，1.03(s,3H,19-CH3),0.95(d,3H,J=6.6Hz,21-CH3),0.88(d,3H,J=6.7Hz,28-CH3),0.85(t,3H,J=7.0Hz),0.82(d,3H,J=6.6Hz,29-CH3)。碳谱和氢谱数据与文献［6］中化合物β-谷甾醇一致，确定化合物Ⅵ为β-谷甾醇。
2.2.7化合物Ⅶ白色针状晶体mp：168～169℃，10%硫酸显红色，碳谱数据（13C-NMR，CDCl3,100.6Hz）δ：37.3(C-1),31.9(C-2),71.8(C-3),42.2(C-4),140.7(C-5),121.7(C-6),31.9(C-7),31.6(C-8),50.2(C-9),36.5(C-10),21.1(C-11),39.8(C-12),42.3(C-13),56.1(C-14),24.3(C-15),29.0(C-16),56.7(C-17),12.1(C-18),19.5(C-19),40.2(C-20),21.1(C-21),138.3(C-22),129.3(C-23),51.3(C-24),31.9(C-25),21.1(C-26),19.0(C-27),25.5(C-28),12.3(C-29)；核磁共振1HNMR（400.13MHz,CDCl3）δ：5.37（t,1H,J=2.6Hz,6-H）,5.17、5.02（dd,JI=8.7Hz,J2=15.2Hz,22-H，23-H）,3.56(m,1H,3-H),2.31-1.04为甾核骨架和侧链氢，1.03(s,3H,19-CH3),1.04(d,3H,J=6.9Hz,26-CH3),0.82(t,3H,J=7.5Hz,28-CH3),0.87(d,3H,J=6.4Hz,22-CH3),0.82(d,3H,J=7.6Hz,29-CH3)。碳谱和氢谱数据与文献［7］中化合物豆甾醇一致，确定化合物Ⅶ为豆甾醇。
3讨论
大戟科Euphorbiaceae巴豆属CrotonL.植物多为乔木或灌木，稀亚灌木。全世界有八百余种，广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我国有21种，4变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部地区。该属多数品种能入药，少数品种有毒。该属植物主要含有萜类、生物碱、肌醇类、多酚等化合物。其中，萜类化合物最常见，二萜类化合物为该属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8］。
本实验从大戟科巴豆属植物鸡骨香的干燥根中分离得到7个化合物，5个萜类化合物，2个甾体。从化合物的类型看，与报道的该属其他植物的化合物类型是相似的，主要是萜类化合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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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文化景观；古城；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14-03
一、 文化景观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文化景观所涉及的“整体环境”，不仅仅是指实体的环境，更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一个更为广大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研究问题。第二，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其强调的价值在于文化和自然之间、在于人和环境之间深刻的长期的相互作用。在文化景观的视野下，人们创造场所的意识形态、日常的生活方式、传统，以及丰富的生活文化场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第二个子类——有机进化的景观，表明文化景观是动态的、演变的、有文脉地脉的；第三个子类——关联性文化景观，则重点关注非物质性的，与自然因素相关，具有强烈的宗教、文化或艺术性质的价值。动态的、持续演进的概念为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优秀的历史遗产不应凝固，而应在发展中成为一部持续的活的生活史。非物质性价值的引入，则要求我们不能忽视人和自然之间独特的精神联系。
概括而言，文化景观方法论包括整体观、动态观、强调独特的人地关系等内容。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古城旅游开发中，文化景观方法论有着显著的启示意义。
二、 文化景观视野下我国古城旅游开发的再审视
(一)文化景观方法论于古城旅游开发
在性质上，古城与文化景观两者之间存在显然的可比性，古城是一种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一种文化景观，因为它正是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物质性，由人类在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下创造而成的，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在内容上，文化景观所关注的要素与古城旅游开发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都涉及街市的肌理、建筑的形制、植栽的树种与方法、水系的形态与功能、生活方式、传统作业、活动的场景和意义等方面。可以说，在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领域中，文化景观的所有方法论要点在古城旅游的开发上都是适用的。
(二) 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整体观的失控——对古城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
对于古城价值认识上的偏差是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首要问题，对于实物遗存的片面关注导致了古城旅游开发在整体观上的失控。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实践中的“整体保护”，往往是指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古城的全部价值都被放在了具体的“实物遗存”上，相应地，这样的认知导致了在旅游开发中仅将建筑或格局一类的实体性要素作为旅游的吸引物，游客看到的古城变成了一种博物馆式的景观。文化景观方法论强调对非物质环境的关注，对应于古城的价值，非物质环境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态、风俗、信仰之中。对于非物质性价值的忽视，正是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对于古城价值认知的偏差所在。
2.“特色”的误读——旅游开发的着力点偏离了古城文化的核心
我国古城旅游开发已经开始自觉地寻求自身的特色，而在实际操作中，“特色”往往被等同于“新鲜”。新鲜的建筑细节、新鲜的风味小吃、新鲜的“原住民”服装，人们感受到的仅仅是没有内容的视觉特色罢了。
文化景观方法论强调独特的人地关系，同样的，不是环境，也不是人，而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古城深厚的文化价值。这种“关系”是古城文化的核心，是古城自身的特色所在。旅游开发抛开内在的文化核心而向外在的表现形式寻求“特色”，无疑是竹篮打水。
3.动态观的缺失——忽视了古城自身演进、变化的需求
文化景观强调遗产地的持续演进，认为古城的文化价值不应凝固不前，而应在不断演进的人地关系中传承下去。但在我国古城旅游开发的实践中，古城的价值似乎停止了累积，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古城的“曾经”。这些“曾经”包含着的是古人聚落随时间演化而形成的场景，没有后继生活形态的叠加，古城在后世只会以木乃伊的姿态出现，没有灵魂和活力。古城不是化石，而是一部持续演进的生活
史，无视古城自身发展的旅游活动将成为断送古城未来的元凶。
三、 古城旅游开发的新思路
(一) 整体观
1.古城价值认知上的修正
在文化景观的视野下，古城不仅仅只是一座“城池”，更是特定文化族群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所创建的生活样式。古城的整体环境不仅仅涉及简单的物质维度，还涉及文化和社会的维度。对于物质维度上的古城价值已无需多加强调，因为对于“实物遗存”的保护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需要修正的是对文化和社会维度上古城价值的认知，非物质性价值必须被纳入到古城价值的范畴里。这些非物质性价值包括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驱动人们创造场所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场所精神。
2.旅游开发中的整体观
其一，在规划的层面上应当重视原住民的话语权，让原住民参与到规划的决策中来。在旅游开发中，原住民的加入能使本土形态最大程度地呈现，同时也让古城的非物质性价值更容易识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开发的完整性。其二，在旅游产品的设计上，要尽可能地挖掘与古城文化相关联的价值，使完整的古城价值在旅游活动中被发挥或解说得更好。此外，旅游产品应当覆盖观光、休闲、娱乐等不同门类的活动，并贯穿于“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基本环节中。
(二) 强调人地关系
强调人地关系是文化景观方法论最为重要的主张之一，在古城旅游开发上，需要被重点关注。特定的人地关系是古城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关键因素，亦是古城的“特色”所在，这种“特色”可以借由场所精神和地方认同感在旅游开发中凸显出来。 神的准确展现
人地关系形成于具体文化族群与环境之间长期的相互塑造过程中，包含了许多的价值，这些价值最终凝结成了场所精神。场所精神只有被主体所感知，其意义才会被放大。在古城旅游开发中，要使游客能感知到特定的场所精神，其前提是场所精神能被准确地展现出来。一方面，场所精神的准确展现有赖于对古城价值的承载要素作出准确的判断，明确旅游开发需要突出的价值应该放在哪些要素上。明晰相关要素的重要程度，对于我们理性地决定哪些要素需给予重点关注，哪些要素需要给予一般关注，以及哪些要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被牺牲掉，是关键的。另一方面，为了使需要展现的场所精神更能打动人心，旅游开发应突出大众的、日常的整体关联场景。
2.建立地方认同感
地方的认同感由物质形态、可见的活动和功能、符号和象征意义三个相关因素构成，缺一不可[注：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london: pion,1976.]。首先，物质形态方面，原真性将被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原真性应当是多维的，包括区位和环境、形式、材料和设计、使用和功能以及“无形的”或本质的特性。第二，可见的活动和功能与高品质的游憩体验息息相关。费勒认为文化景观必须让人们说得出“体验”、“回忆”和“观点”(如“科学之集大成”，“充满回忆”，“令人向往的目的地”等)[注：fowler p. cultural landscape: great concept, pity about the phrase［m］//the cultural landscapes: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partner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london:icomos-uk,2001.]。同样的，没有体验，古城的文化意义就无法建立，游客对古城的认同感也就无从谈起。“体验”体现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古城旅游开发应着力打造体验性旅游产品，使游客在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对于古城的认同感。最后，符号和象征意义则涉及到了文化层面的可读性，即文化体验的有效性。为了让普通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到古城的文化，在景观和旅游产品的设计上，一些显性的处理是必要的。
(三) 动态观
古城旅游开发中的动态观，就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引导旅游活动融入古城生活形态，赋予古城以与其场所精神一脉相承的活力，实现古城的持续演进，而不是将其原封不动地存放以供展览。
1.破除游客与原住民之间的二元对立
风景游憩地规划与管理的lac理论（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认为只要有游憩使用，就有游憩冲击的存在，就会产生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的改变,关键是这种改变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可以被接受的。lac理论的观点于我国古城旅游开发的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一般认为，旅游的介入必然使古城的资源发生改变，而旅游开发要做的便是将这些
改变控制在“可以被接受”的范围内。这种观点有一个潜在的认定，那就是认定旅游活动与古城的“常态”之间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于是在古城旅游开发的问题上，游客和原住民被放到了对立面上。
然而以文化景观方法论来看，“改变”是古城自身发展固有的性质，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它是在动态演进之中的，来自于历史的和现时的具体文化族群将共同完成古城的动态演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古城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可能已经不再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一方面古城的原住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古城自身也需要不断演进、变化。旅游开发和古城自身的发展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排斥，游客与原住民之间也没有天然的对立。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游客可以成为演绎古城生活形态的主角。原住民和游客是古城演进过程中现时的具体文化族群，在特定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二者将共同创建属于这一时代的古城聚落生活样式，旅游开发的职责就是引导这种生活样式不偏离古城自身的场所精神。
2.提供富于生活性的旅游体验
游客到古城旅游，无非是想体验一种有别于惯常生活的生活形态，因而旅游活动的生活性是至关重要的。旅游活动生活性的发挥需要“浸入”式的深度体验，丽江古城的旅游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丽江古城，许多游客住在民宿四合院之内，游走于各式公共空间之中；他们向原住民打探丽江的性格，与素不相识的“游友”相谈甚欢；他们忘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节奏，仿佛自己就是这座古城的主人。泡吧、参加火塘音乐会、觅友结伴同游等行为并不是丽江古城固有的生活形态，但这些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慢节奏、近人的尺度、生动的人际交流。这些特点与丽江的场所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传承精神的同时，新的人地关系悄然出现，古城的文脉获得了连续感和时间感。
在丽江的例子中，游客已经成为古城演进过程中现时的具体文化族群之一，这正是笔者所提倡的。为了使游客能够加入到创建古城生活样式的共同体中来，旅游开发中必须要大力发展度假体验游，引导旅游活动从走马观花式的“过把瘾”观光向细水长流式的休闲度假转变。在度假体验游的设计上，要有意识地加重生活性旅游产品的比重，将游客的注意力吸引到情景度假上来，进而引导游客的活动融入古城的生活形态中去。鼓励家庭旅馆、私房菜餐厅的发展，增加公共交流场所的配置，培植创意民俗节庆活动等都不失为很好的举措。
古城旅游的开发必须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双赢，并传承古城的文脉地脉，文化景观方法论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一座灯塔。整体观、强调独特的人地关系、动态观的观念应当贯穿于古城旅游开发的各个层面之中。当然，我们借助的只是文化景观这个概念的视野和方法，在古城旅游开发的实践中，具体工具的使用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推敲。
tourism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town in terms of cultural landscape methodology
zhuang lu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200092, china）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泉州街巷空间历史街区城市文化古城保护居住环境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巷与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并以一定的物质空间形式表达其文化特征。我国古代城市是从传统的市坊制度开始的。坊（居民区）与‘防’同义，最初是和市（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并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孔颖达疏据《毛诗正意》曰：“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好处，始建市，使民得交易。”
史学专家认为街巷与市坊有一种传承延续的关系，市坊应可视为街巷的前身。坊中民房之间必然留有走道，此即最初的街巷，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市坊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宋元以来，市坊已发生裂变，坊中出现了市场、店铺，街巷的作用不再是单纯的居民走道，而有了促进商品流通，方便商品交易功能。街多为商业性街道，巷则纯粹为居住性是半私密性空间。说文解字：“街，四通道也，巷，里中道路”。
2. 古城泉州的街巷空间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身的文脉和传统。我国的城市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结构形态――中心结构和大量的街道组成的城市网格。泉州于唐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左右在今市区建城，城区为南北朝向。城市建筑群多为南北朝向，常常按照南北轴线布置，城市住宅区的道路则大多东西向设置。古城儒、释、道三教并盛，互为融合，又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世界各大宗教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都在泉州留有丰富的遗迹，并对泉州街巷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2.1 城南（泉南蕃坊）
泉州城南历史街区的兴盛依托于港口的发达。这里为外国人集中侨居地区，中西建筑文化在这里交融，留下了丰富的民居建筑遗产。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来远驿遗址、富美宫等，另外涂门街的清净寺,车站的蕃佛坊(即婆罗门的回教寺等),都是外国人常聚之处。这就是《蒲寿庚考》书中所称的“泉南蕃坊”。
城南历史街区内有保存较为完整的聚宝街、万寿路、青龙巷等历史街巷。街区内的主要建筑功能是居住，万寿路与聚宝街在住宅基础上沿街开店，是居住街区内的地方服务商业街。而青龙巷、横街等街道依然保存着传统居住街坊的职能。
街区现有道路空间格局较为良好。商业性街道宽都在6―10米之间，相当于现代住宅小区级道路标准。居住性街巷宽度略窄，为3－5米不等，虽略显局促，但却为居民的居住提供了亲切的气氛。
在街区丰富的民居建筑遗产中，典型的传统名居类型有：传统院落式民居官式大厝、手巾寮（手巾寮内部含中西合璧式样）和从南洋传入的中西合璧式洋楼建筑。洋楼俗称‘番仔楼’，其平面布局为传统四合院，但建筑够造及装饰却吸引了不少西洋建筑的处理方式。首先洋楼为外廊样式，外廊指在建筑周围围上廊子，即指建筑物外墙前附加的自由空间，是一种生活空间。另如西式山头的做法和文样、窗楣等一些装饰性构件都明显来源于西方建筑。除受西方建筑影响外，伊斯兰建筑也在这里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位于涂门街的清净寺（图1）始建于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回历400年）。创建和重修者皆为阿拉伯伊斯兰教徙。建筑采用西亚形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具有阿拉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在涂门街上，它与闽南传统建筑关帝庙已经和谐相处了数百年，这正是古城泉州街巷融中外文化的魅力。
2.2 城西（传统风格）
西街地区是泉州最早繁荣地带，在城市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街地区一直保持着传统城市‘鱼骨状’的街道坊巷布局。西街是泉州唐子城十字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商业街和交通道路。从西街进入两侧的支巷，人们立刻可以感受道环境气氛的突变，瞬间摆脱了街道的喧闹进入了平和安静的天地中。巷中两侧的民居建筑及巷道丰富的空间散发着浓厚的历史人文信息，正如传统城市街巷的功能划分，“街是商业性街道，巷纯粹为居住性，是联络各住居的入口”。
西街地区与城南略有不同，在留存下来的民居建筑遗产中，中国传统建筑所占比重较大，其中有些内容至今仍对城市生活中的宗教民俗有很深的影响。
开元寺位于泉州西街，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是古代大型公共性建筑群，其大型院落空间是城市整体空间形态中的重点。高大雄伟的东西双塔（图2）（东塔高48米，西塔高45米，是全国最高的石塔）与平铺式的城市布局形成强烈的对比，极大丰富了城市的天际轮廓线 ，是泉州的标志。
开元寺在历代修建、扩建中也不断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其中包括印度教寺庙构件的使用和其他宗教建筑的作法。这使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大的庙宇道观周围往往容易形成商业集中的繁华地段。近寺地区拥有丰富的社会层次，是多文化交流融合的场所。
2.3 中山路（侨乡特色）
中山路自唐建城以来就一直作为泉州的主要商业街存在。骑楼是中山路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商业建筑形式，它是当时华侨回乡投资建设时由东南亚殖民地带回来的，其特点在于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与华丽的装饰及色彩。
中山路沿街均为骑楼，骑楼英文名为‘Arcade’，是指被覆盖的通道，特指一侧或两侧有商店带拱廊的建筑，可挡日照，避风雨。由于沿街手巾寮进深都很大，不易通风，设骑楼可适当减少进深，改善通风。当人们行走于骑楼之下时，其视线必然聚于店铺内。同时从骑楼向外看，一个个连续的列柱将街道立面划分为一个个框景，就有如观看一幕幕长长的卷轴画。这有利于缓解购物者的疲劳，延长其购物时间，从而刺激消费。
中山路平面上的一些细小曲折，让人们在运动中可捕捉一串串连续的画面，它使得空间不容易被望穿，转折处的空间有承与转的作用，是前一段空间的收束，也是下一段空间的序幕。中山路直线型道路易形成空间视廊。钟楼位于中山路、西街与东街的交汇处，当我们考虑一条以上的道路时，道路交叉点就变得十分突出。因此钟楼自然成为中山路的空间视廊中心，是标志性建筑。不仅强化空间印象也是打破中山路总体轮廓的焦点。
古城泉州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巷往往曲折，形成连续画面。常运用空间的收放来变化场景 ，运用空间的藏与露求得细微的趣味，运用点、线、面等空间形态的对比，在若干处形成。最后运用标志性的建筑作为整个连续画面的收尾。
3. 古城泉州的城市文化
泉州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城市文化呈献多元化形式，包括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从整体上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奠定了泉州文化的思想基础。泉州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建筑、方言、民俗、戏曲等都具有古朴的特征。又由于长期与海外的交往，泉州拥有强烈的海洋文化。与泉州通商的国家多达70个以上。泉州作为侨乡，具有显著的侨乡文化，特别是在近现代，华侨带来了洋楼、骑楼等丰富的建筑行式，对泉州的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泉州城市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中外各种宗教、文化都在这里得到融洽发展。带有各种宗教特色建筑成为城市的主要空间节点，也使泉州的街巷空间变得饶有趣味。
4 结语
步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空间易地方式，城市街巷最初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徒步行走的人。街巷空间自古就是“步行者的天堂”，可惜现在街巷大多已被机动车辆占有，街巷文化也正变得淡薄，人们除了购物，正在远离街巷，我们需要把建筑传统继承，也需要把街巷的文化氛围继承下来，创作出符合当代居民生活居住环境，让孩子们玩耍的身影依然留在街巷。
参考书目：
1. 吴正旺《泉州小商业步行街的地域性研究》 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2. 林翔《城市化进程中居住性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3. 谢鸿权《泉州近代洋楼民居初探》 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4. 郑妙丰《泉州西街地区小规模动态更新与保护设计模式初探》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5. 凯文・林奇［美］著项秉仁译《城市意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5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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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7]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51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意义现状问题保护的动力保护的基本原则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古城 消防安全管理 问题 立法建议
中国四大古城分别为云南丽江古城、安徽歙县古城、山西平遥古城和四川阆中古城，同时各地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镇或遗址。四大古城和这些古镇、遗址都是中国千年文化的传承。在现代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特有的建筑风貌和人文风情，成为了热门的旅游地。然而，众多的游客，各种商家集聚，以及古城特有的木式建筑使得古城消防安全管理也成了现代消防的一大难题。通过分析古城消防安全管理问题以及现行古城保护条例对消防安全的忽视，建议出台专门的古城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来实现古城消防安全正是本文着力研究的内容。
一、古城消防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众多古城在消防安全管理上都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消防设施设备的配置和安装问题
古城内因旅游业的兴起，大多数家庭院落被改造成宾馆、餐馆，但与其配套的消防设施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造，部分室内消防栓使用的是居民生活用水，未接入市政管网，导致消防用水流量不够、水压不足。城市建设中也未加强市政消防设施的配套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消防用水，市政消防供水和消火栓的配置安装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就无法有效保护木质建筑；部分城市对市政消防设施不能及时维护，设施蚀锈、损坏等现象严重，造成消防设施无法使用。
（二）建筑自身耐火等级和耐火性能问题
古城区内建筑多数为木质结构，室内采用木质材料搭建木阁楼及上下楼梯。随着历史的推移木质材料陈旧风干，有些腐蚀、腐烂。根据科学统计现代建筑的火灾荷载是20kg/m2，而木质建筑的火灾荷载是500kg/m2以上。按照现行消防规范，此类建筑耐火等级为四级，加之古建筑群体是相连建造，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处置不及时很容易引发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
（三）监管主体和责任单位（人）自身管理问题
对于古城镇管理单位普遍存在责权不明确的问题，在古城居住的居民、经营商家、文物保护单位和景区景点的管理主体是不同的，但因管理单位较多，比如工商、文化旅游、公安、安监、街道办事处、城管等诸多部门在参与管理，这就造成对存在的消防隐患找不到具体负责的单位主体，单位之间相互推卸责任，使消防安全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整改。
（四）火灾自防自救能力问题
古城的不少居民和商家大都抱着经济至上的思想，普遍存在消防法制意识不强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各地消防机构加大了社区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但没有做到入脑、入心，大部分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仍很淡薄，严重缺乏消防基本常识和火灾预防与自防自救能力。
（五）疏散条件和疏散能力问题
古城内因历史原因，街道普遍过长，而进入居民的巷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稍大型的消防装备无法携带进入，大大降低灭火效率，同时，也为疏散居民和物资带来极大的困难；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些古城居民为依靠旅游资源增加收入，在古城城区内私搭乱建房屋，开设饭店、商铺，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造成防火间距严重不足，消防通道不畅，给文物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工作带来了新的火灾隐患和问题。
（六）应急备用供电系统问题
古城镇建筑面积相对较宽广，城市街道狭窄，数量多，人员居住相对密集，商业经营较多，小商品相对存放量大，发生火灾后，城市供电断电，造成大面积停电，没有独立的应急备用供电系统造成火灾扑救、人员和物资疏散困难，容易造成火势蔓延，群死群伤的概率大大增加。
（七）新改扩建（修复）工程项目与国家技术规范冲突的问题
现代建筑和古建筑在设计理念和施工方式上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古建筑往往相连建造，街道和间距相对狭小，与现代建筑设计规范有着很多矛盾冲突，古城镇在新改扩建或修复工程中往往采取仿古建筑的要求，使用相同材料，建设仿古格局，这就与现有建筑设计规范要求不相符，不能满足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二、我国现行古城保护条例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很多古城专门制定了保护条例，如：山西的平遥、大同、晋阳、云南的丽江都制定了保护管理条例。四川的阆中也制定有古城保护条例，2004年7月30日四川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以第18号公告颁布了《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7年11月，阆中市又出台《<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这些条例对古城的消防安全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结合实务工作详细分析后，发现这些条例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古城保护范围的责任单位概括而笼统，看似有责任单位，但是又未明确具体的管理职责和权限。条例中往往只是简单地概述一下涉及的部门，至于哪个部门具体负责的事务则没有明确，甚至执法主体都存在混淆。部分保护条例中明确在保护范围设置独立的执法单位，行使执法机构权利，但未明确怎样依法行使，造成执法主体不合法的情况出现。
二是保护条例变成商业管理规范。条例重点内容显示的是对建设和经营的统一要求，如要求怎么建设、应该采用哪种建筑风格、只能采用哪些颜色等等。如，《<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共五章36条，它重点是再次明确了古城保护范围，并对古城保护区分成了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对古城内建筑的建设、修缮、审批等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对古城内匾牌旗幌、店牌店招和禁止机动车辆等也作了详细规定，把在古城内15种禁止行为作了详细的界定，对古城保护、资源开发、古民居院落打造、文化挖掘、破坏古城保护的违法行为处罚等。保护条例应该主要是保护而不是修建，这是所有条例规范内容上出现的严重偏离。
三是消防管理内容普遍含糊其辞，缺乏防火管理和防火检查的主体。从保护条例目的本身来看，应该规定采取怎样的有效方式将消防管理工作渗透到每个居民院落和商家，应该如何坚决预防和及时处置火灾事故的发生，这才能达到保护古城建筑的目的。然而，对此条例没有涉及。以《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为例，该条例中涉及消防安全管理的只有两条：第7条：“古城保护区内水、电、气、交通、通信、环卫、消防等市政公用设施应逐步完善。”第12条：“古城保护区禁止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四是缺乏古城保护范围的消防整体规划规定。消防安全是一个整体安全，对古城消防尤为明显。首先，由于古城区内建筑多数为木质结构，室内采用木质材料搭建木阁楼及上下楼梯。由于木质结构耐火等级低、火灾荷载重，所以火灾风险高，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处置不及时很容易引发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古城建设较早、电线线路往往设置不合理，负荷不足，容易短路起火；再次、古城消防设施设备、网管建设等较为落后，不能满足现代多商家营运和防火灭火的需要。可见，古城消防整体规划是古城安全的重要环节，应该在保护条例中予以明确。
五是消防安全管理能力的所有具体项目都未涉及。在条例中，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专职消防队伍建立，建设消防站（点）、消防装备建设、消防通讯保障设施和消防经费等实质性问题全部未予以明确。
综上所述，我国各地制定的古城保护条例内容大多是指导性规范，偏离保护实质，尤其缺乏消防安全管理的实质和可操作性规定。
三、完善古城消防保护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专门适用于古城消防安全管理的法律。为解决古城保护问题，各地人大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条例。从上文总结可以看出，这些条例虽冠以“保护”一词，但更多的是商业规范，离消防安全保护更差之千里。且以行政指导、建议为主，缺乏具体规定，缺乏操作性。而古建筑在消防安全管理上有别于现代建筑的特殊性，我国更应针对古城出台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管理规定中，应明确以下几点内容：
（一）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
应当要求当地政府明确居民院落、经营商户、物业管理单位的消防职责和落实具体的管理部门，便于各地消防机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执行。
（二）古城所在城市在城镇规划中应制作消防专项规划
目前各地古城在城镇规划中尚未对消防进行专项规划，往往只在整体规划中城市给水项目中简单概述一下消防给水，这就造成城市建设中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执行依据和具体参数，导致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功能未配套，古建筑体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将先进的管理经验注入到古城镇消防安全管理中
从2009年伊始全国陆续开展了防火墙工程，提出政府四项制度、消防监督队伍四个、农村四个基础和企事业单位四个能力建设；2012年提出乡镇街道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这些先进管理经验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认可，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消防安全管理实效，但是城市的发展和古建筑体间的时代矛盾导致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未能有效注入。
（四）对古城镇的商家住户进行户籍化管理建档造册
古城镇幅员面积不同，但是消防管理的内容几近相同，对营业的商家和居住在居民院落的居民建立专门的消防档案时非常必要的措施之一，有了消防户籍化档案的建立和登记，我们可以掌握整个古城的基本情况，有利于消防的集中培训和宣传教育，更好地宣贯消防法律法规和逃生自救知识。
（五）明确建立专门的消防组织开展消防工作
目前，消防法只针对距离公安消防对教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要求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承担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这极大地限制了古城消防保护的发展，应当明确古城镇建立专门的义务消防组织或者专职消防队伍，明确消防职责范围，开展日常防火巡查、消防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育、开展灭火演练和实施灭火救援等消防工作，并由当地消防机构指导业务工作或者归属当地消防机构管理，消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六）根据古城镇特点明确新改扩建建筑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