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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安全的认识范文1
摘要目的：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方法：对2010年1~12月收治的老年手术病人118例非惩罚性记录报告显示的护理不良事件分析其主要原因，与2011年1~12月采取风险评估、安全管理等对策167例老年手术病人实行前后的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在压疮、药物相关问题、导管滑脱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利用风险评估表量化评分，识别高危人群，采取预防措施，细化安全管理，对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老年病人；手术；风险评估；安全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5.02.063
作者单位：066004石家庄市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朱俊青：女，本科，副主任护师
通信作者：郑素芬
基金项目：河北省卫生厅课题（20120287）
我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医学技术的进步，使高龄手术病人数量不断增加，由于老年生理机能及心理承受力的衰退，很多病人还合并其他慢性疾病，住院期间易发生跌倒、坠床、管路滑脱、压疮、烫伤及药物相关因素等不良事件［1］，造成伤害，甚至威胁病人的生命安全，降低病人及家属对治疗的满意度，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为此，我科自2011年开始加强对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教育，采用风险评估表量化评分，强化老年手术病人的风险评估，细化安全管理，采取个体化、预见性措施，把以往出现问题后的被动处理改为主动防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选取2010年1~12月收治的60岁以上手术老年病人共118例为研究对象，年龄60~88岁，平均69.20岁。病种主要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脾切除加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胆管切开术、胆管癌肝癌切除术。
2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12月收治的老年手术118例病人病例，非惩罚性记录报告显示的不良事件包括跌倒烫伤、压疮、药物相关问题、导管滑脱、投诉等，采用头脑风暴法，分析发生不良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管理措施不科学、风险意识低、护患护医沟通不良、评估不准确、环境设置、安全教育及措施不到位等［2］，自2011年1月开始制定管理对策如下：
2.1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成立由护士长、责任组长、责任护士组成三级质量控制和风险评估小组，对护理工作中潜在的护理风险进行识别、归类、分析，明确工作环节中的风险隐患、易发部位，明确风险管理的重点，制定针对性的规章制度［3］；每月开展1次护理质量评议会，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进行案例分析，根据现存或潜在的风险不断修订原有的规章制度，完善护士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并严格落实；查找资料，制定专科风险评估流程和发生不良事件的应急预案，定期演练，人人掌握，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流程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保证护理安全。
2.2风险评估改变住院期间出现风险后给予评估，采取相应的预防治疗措施，且评估无量化，更多依靠护理人员的主观认知方式。采取压疮、跌倒、坠床的量化评分，评估在病人入院后6 h内完成，在入院宣教增加预防烫伤的内容，并根据科室特点增加了导管脱落危险因素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评估。所有评估表常规每周评估1次，危险因素发生变化则随时再评估。
2.2.1压疮采用Braden危险因素评估表评估内容包括感觉、潮湿、活动力、移动力、营养及摩擦力6个部分，总分值范围6~23分，分值越少，发生压疮的风险越高。<18分提示有轻度压疮风险，给予病人床头挂防压疮标志牌，利用文字和语言对病人及家属进行防压疮知识宣教，并签字告知，告知书入病历存档；<14分提示中度压疮风险，告知责任组长及护士长，依据病人病情、营养状况、经济能力、意愿等选择预防压疮的措施，可使用减压贴或涂擦药物，使用气垫床，加强翻身等个体化方案，责任组长及护士长每日跟随交接班检查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效果，不断修正风险评分及方案。
2.2.2跌倒坠床的评估采用一张评估表，危险因素分为9大类，包括：年龄、既往史、疾病、意识、视觉、听觉、活动能力、排泄、用药情况。总分值范围0~36分，总评分≥8分为高危人群，报告护士长，挂防跌倒坠床警示牌，预防知识告知病人及家属，在告知书上签字，执行相关防护措施，如：穿防滑鞋子；拖地后避免不必要的走动；常用物品放在伸手可及处；夜间使用地灯；床边勿放杂物等。和家属沟通安排好陪护，提醒日常起居要做到“3个半分钟”即醒后半分钟坐起，坐起半分钟再站立，站立半分钟再行走［4］。对手术后意识不清、烦躁及处于半卧位时，使用约束带和床档。护士长要每日检查措施落实情况，对依从性差的病人和主管大夫交流相关信息，共同采取干预措施。
2.2.3导管脱落危险因素评估表从导管类型、导管固定、意识、依从性4个方面评分，每项依据低、中、高危程度给予1，2，3，4分，如一个项目涉及多个内容则将分数累加，总评分≥8分为高危人群。挂防导管脱落警示牌，每班交接时查看导管情况并记录，重力导管使用高强度外科胶带或加压固定胶带，其他导管使用导管固定装置，加强巡视，必要时给予约束。高危人群必须报告护士长，每天督查措施落实情况。
2.2.4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Barthel指数）对病人依赖程度进行调查，得分在0~100分之间，≤40分表示重度依赖，41~60表示中度依赖，61~99分表示轻度依赖，100分表示无需依赖。所有病人入院时均要评估，手术后和恢复期病人需再次评估，影响活动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时再次评估。护士根据评分关注病人，与家属沟通，安排陪护，协助完成基础护理，保障安全。
2.2.5建立科室医护交流的平台鼓励发表意见，每周1次沟通病人相关信息，提出问题，针对病人现存和潜在的风险进行讨论，并提出改进方法。医师的参与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病人的依从性，从而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2.3安全管理
2.3.1环境设置分析不良事件，在环境方面做了如下改变：公共厕所内配置坐便椅，厕所墙上增加扶手和挂钩，洗漱间地面铺防滑垫，病房厕所全部改为坐便，马桶前方安装紧急呼叫按钮，厕所入口地面贴“防止跌倒”提示字样。每间病房设健康教育宣传栏，防跌倒防坠床预防措施、高血压、糖尿病相关知识手册放置其中，方便病人家属随时翻看。同时放在书报栏内供病人拿取。分配床位时尽量将老年病人放在距离厕所较近的位置。
2.3.2安全教育将安全知识教育具体化，操作性强，如：病人穿防滑拖鞋，地面湿滑时避免下地行走，不要私自使用热水袋，睡觉时拉起床档，呼叫铃放在伸手可及处等，并要求在安全告知书上签字。研究显示［5］，跌倒多发生在夜班时段，占到67%，和排泄有关的占到23.24%，在此时段，夜班增加对高危病人的巡视，责任护士增加安全教育的频次，以引起病人家属的重视，主动配合医护工作。培训学习各种导管的固定方法，了解各种胶布的特点，引进高强度外科胶带和导管固定装置的使用，妥善固定导管，防止脱管。
2.3.3药物相关问题制定新的制度：实施双人核对，反向核对，口服药发药签字，病区内备药设查对登记本，每月查对一次并记录，输液卡输液完毕后双联核对签字。巡视病房时观察询问病人用药反应，耐心倾听诉说，及时和主管大夫沟通病人用药情况。
2.3.4心理护理增加护理人力资源，使护士有更多的时间接触陪伴病人，对病人术前术后的焦虑、恐惧、担心能及早觉察，与病人交流、耐心细致解释相关问题，对焦虑严重的病人提请主管医师注意，建议请精神卫生科会诊，予以干预。针对老年病人不愿麻烦他人的心理，从治疗的角度向病人解释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鼓励其有不适时及时告知医务人员。
2.4评价标准比较2011年1~12月老年手术病人167例与2010年1~12月收治的118例老年手术病人发生的不良事件。
2.5统计学处理采用PEMS 3.2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3结果（表1）
注：2010年跌倒坠床烫伤4例，压疮5例，药物相关问题6例，导管滑脱7例，投诉2例；2011年压疮1例，药物相关问题2例，导管滑脱2例
4讨论
医疗护理风险不仅对病人的健康权益和经济利益构成危害，也会给医护人员的正常工作和医学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能够关注各个环节的风险所在，那么风险的发生率会大大下降［6］。因而分析、识别护理工作环节中现存的和潜在的风险，建立工作流程，应急程序和预案，树立全员风险意识，明确职责，标准化关键程序，避免过分依赖人的警惕性，是降低不良事件的有效方法。
老年病人生理机能衰退，免疫和应激能力下降，应对手术的支持能力下降，风险增加，通过评估病人的主观因素、客观资料、一般情况及特殊变化，判断病人病情变化，预测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做好安全预防工作，对潜在风险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使护理工作有预见性，同时做好心理护理和老年病人及其家属的安全教育，医护患之间共同协作，加强沟通，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姜向娜，李凯.29例护理不良事件发生原因分析及对策［J］.全科护理，2013，11（5）：12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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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安全的认识范文2
关于粮食安全，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粮食危机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就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了“粮食安全”概念，具体内容包含生产的充足性、供给的稳定性和粮食的可获得性等三方面含义。我国在1992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认为粮食安全就是“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人们已达成了共识，但如何实现粮食安全，尤其是可否进口粮食，理论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粮食安全要立足国内，强调较高的粮食自给率；二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认为，粮食安全不能仅仅考虑国内，要从全球的角度配置农业资源，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口。
我们认为，在开放条件下，适当进口粮食是我国必不可少的粮食安全战略。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进口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粮食进口在增加国内粮食供给同时，也会随之带来一些隐患。本文从目前我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入手，分析了粮食进口对粮食安全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影响，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我国粮食进口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在我国粮食连续九年增产的情况下，仍然需要进口粮食，并且粮食进口逐年增加，尤其是主要粮食品种进口增加，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这反映出了农业仍然是我国的薄弱环节，粮食继续增产的难度加大，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一）粮食供给能力减弱
粮食供给能力减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资源条件的限制。虽然我国制定了严格的的耕地保护制度，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建设用地对粮食生产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直接造成耕地面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使耕地减少。我国的耕地在以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减少，使得本已匮乏的耕地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另一方面来自自然条件的影响。我国还是水资源缺乏的国家，且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影响，降水减少、干旱严重，从而使得我国粮食增产和粮食供给能力减弱。
（二）粮食继续增产的风险加大
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同时，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从而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粮食生产和供给。
另一方面，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后，产量基数提高。我国连续六年粮食产量稳定在一万亿斤以上， 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更是达到58957万吨，已经超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的到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5.4亿吨的目标，使粮食生产进一步增产的难度加大。同时，由于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影响，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强。从我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很不牢固，农业发展和需求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提高产能。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人口增加不仅使我国口粮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也使饲料粮和工业粮需求增加。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人们的食物消费更加偏重质量，对肉蛋奶、食用油和精加工食品的需求将增加。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口粮消费减少而饲料粮、工业量的消费增加。《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年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指出，到2020年人口总量将控制在14.5亿以内。
按照上述两个规划的预测，届时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5725亿公斤，其中口粮消费需求将达到2475亿公斤，占粮食需求总量的43%；饲料粮（主要是大豆和玉米）需求将达到2355亿公斤，占粮食需求总量的41%；玉米深加工、生物燃料、生物制药和酿酒工业尤其是生物燃料迅猛发展，工业用粮也将大幅增加。
（四）依靠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有限
根据测算，近10年来，世界粮食需求增加了4400亿斤，年均增长1.1%，而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000亿斤，年均仅增长0.5%。粮食需求的增加大大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造成世界粮食库存消费比不断下降，已经接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反映全球粮食供求状况的库存消费比也从2002/2003年度的25%下降到了2012/2013年度的20.5%，接近18%的粮食安全警戒线。
目前全球每年粮食贸易量为4800亿斤，仅相当于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左右。从我国的主要粮食品种稻谷来看，我国每年消费大约为3700—3750亿斤，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仅为500—600亿斤，仅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5%左右，因此，通过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有限。
二、粮食进口对粮食安全的积极意义
生产的充足性、供给的稳定性和粮食的可获得性，是粮食安全的三个具体目标，缺一不可。如果一国的粮食生产不足以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就必须利用国际市场，通过粮食进口来保障国内的粮食供给。一国的粮食安全不仅取决于国内的粮食供求情况，还取决于全球粮食供求情况。因此，必须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国内粮食安全和国际贸易。利用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对于化解一国粮食安全风险、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战略和该国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有助于填补国内粮食品种的供应缺口
近几年，尽管粮食连续增产，但粮食增产的速度仍跟不上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出现了粮食缺口，粮食进口量持续增加。尤其是大豆，从2010年到2012年三年进口大豆都超过5000万吨，2012年为5838万吨。谷物和谷物粉的进口也连年增加，2008年到2012年，进口量分别是154万吨、315万吨、571万吨、545万吨、1398万吨。2012年粮食进口不仅总量创历史新高，主要粮食品种谷物和谷物粉进口也大幅增多。谷物及谷物粉进口比上年增长156%，进口金额为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4.2%。
之所以增加谷物和谷物粉的进口，一是进口粮食的价格相对较低，如广东、广西进口的大米价格是国内价格水平的80%左右，进口降低了消费成本；二是由于国内农民种植大豆的比较效益低、种植面积少、产量低，进口弥补了国内大豆市场供给不足；三是满足了国内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泰国和越南的大米具有颗粒饱满、口感润泽和色泽光亮的特点，受到国内消费者的青睐。
关于粮食安全的认识范文3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补偿机制；粮食产销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制度变迁及制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BJY08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粮食主产利益补偿机制的争论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20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人民群众健康及生命安全，而且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粮食安全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粮食生产区域专业化、生产经营产业化，必将提高粮食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左右着我国粮食安全的大局，但同时又长期受困于“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尴尬。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因此，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民生大计，同时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治本之策。国内外学者从补偿思想形成、补偿的方法及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详细深入地研究，这对完善我国粮食生产的补偿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过程中，粮食主产区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仅承担着粮食生产的重要任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着为粮食主销区提供粮食的义务。在我国现有粮食管理体系中，粮食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等相关成本基本上由粮食主产区负担的。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又使粮食主产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极其不公平的地位。因此，粮食生产成本完全由粮食主产区承担就很不合理，必须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陈波、王雅鹏，2007）。国内关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研究，目前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较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价格剪刀差”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利益流失，如孙冶方（1978）、李炳坤（1981）、杨文志（1994）、郭庆海（1995）等，陈文科（1995）还提出了“地区利益剪刀差”的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问题越发突出，有关粮食生产的政策研究逐渐增多。
（一）主体利益补偿争论
1、对生产者利益补偿。A.Buck well and S.T angermann，1999；Alexandre Gohin，2005；Paolosekokal and JesusAnton，2005等认为政府应该直接对农业生产者主体利益补偿，欧美一直采取此农业政策。但是补贴政策效果受到较大的关注和争论，J.P Chavas and Troy G.schmitz直接表现为农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扭曲。我国学者温铁军、王雅鹏、叶慧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粮食价格偏低，损伤了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积极性，政府应该直接对粮农进行补贴。但是张建杰、关付新（2009）认为对种粮主体直接补贴并不能提高其种粮的偏好。
2、供应链管理实现主体利益补偿。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供应链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领域，农产品供应链和粮食供应链的研究随时展开并逐步深入，有关通过供应链管理保证各个利益链条上经营主体实现的观点慢慢地被市场所接受。富雨顿（Murray Fulton，1998）较早提出了粮食供应链管理的思想，提出供应链管理有利于加强粮食供应链中的垂直合作。霍布斯和林达杨（Jill E.Hobbs & Linda M.Young，2001）认为粮食供应链垂直合作有利于协调种植者、经营加工企业和决策者的利益。我国学者朱毅华、王凯（2004）证明了农业供应链整合与农业主体绩效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农业供应链整合能够明显增强合作主体间的盈利状况（陈炜、史红、廖炳勇、王有为等）。但是，孙宏岭、袁育芬等认为由于市场信息化程度低，在粮食供应链中各参与主体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显然，通过供应链管理协调各个主体利益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目标与研究重点。
（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张安录（2002）研究认为政府应该在城乡生态交错区设置土地的可转移发展权，建立市场交易制度，使土地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控制农地城市流转和维持农地交易的公平与效率。后来，黄贤金等学者在广泛研究区域土地用途管制方式中，提出了建立可转移的发展权和许可证制度（黄贤金等，2003）。朱新华等（2008）研究认为在建立土地发展权和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实施产销区购销协作并通过征收机会成本税强化对耕地的保护补偿。黄德坤等（2004）认为还应该对耕地实施外部性补偿。耕地除具有农业的基本生产功能外，还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但是这些无法以货币的形式得以体现，进而形成了耕地保护收益的外部化。如何在中央和地方、粮食主产区和销区、城镇和乡村之间合理配置资源，确保粮食安全所形成的一切成本支出就成为粮食安全框架内一个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的现实经济政策问题（李全根，2005）。姚华军（2009）认为必须建立中央、省、地市三级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综合手段，激励和约束机制并举等较为完善的耕地补偿保护机制。补偿接受的主体主要是农民，补偿标准还要充分考虑到耕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尤其要认识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姚华军，2009）。陈泉生（1994）提出了我国在土地征收补偿应扩大补偿范围和提高补偿标准，避免土地征收与地产经营出现较大的差距，保证农民收益并提高生活水平。基于接受补偿主体和提高补偿标准在理论界已经达到共识，于是许多学者又从如何测算耕地的补偿标准进行探讨。补偿标准确定的基本依据应是耕地的价值。从客观上讲，耕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值应该由其市场来确定，因此，耕地总价值应包括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马文博，2010）。马文博（2010）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利用对河南省汝州市调查的基础上，测算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进而确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吴泽斌、刘卫东（2009）利用机会成本法，利用全国1996～2005年全国各地数据为基础，从区域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核算与耕地的盈余或赤字量对耕地保护外部的经济补偿数额进行了探讨。苑全治等（2010）依山东潍坊市为例，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依据，根据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分别对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模拟构建了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耕地保护外部效益得到补偿后，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得到提升，因外部性带来耕地资源浪费和效率缺失问题得到了解决（苑全治等，2010）。姚华军（2009）进一步指出确保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顺利运行，还必须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统筹土地资源，调节土地收益分配。同时必须落实共同责任，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促进中央与地方政策相互衔接配套（田大治，2012）。
（三）产销协调补偿机制。2005年，我国开始尝试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协调机制，并在当年的中央1号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和补贴。之所以国家要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穷省补贴富省”的现象。何蒲明（2007）提出建立粮食产销区协作的三种方式：一是由各级政府牵头，建立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进行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式的粮食产销协作；二是在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前提下，建立主销区与粮食主产区合同式的购销关系；三是建立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实行异地直补的关系。吴硕（2001）认为要想形成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粮食购销关系必须通过规范化的粮食市场来实现。日本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粮食市场调节机制，其结果是政府财政补贴压力减轻而农民的收入又得到了保证（丁声俊，2003）。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起共同粮食基金协调粮食生产国与主消费国利益，通过共同基金筹集与使用的非对称机理实现了主销国与主产国的利益协调。在共同粮食基金中工业发达国家对基金贡献较大，相反农业发达的国家贡献较少（高瑛等，2008）。高瑛认为借鉴欧盟经验，建议由国家层面改粮食风险基金为粮食安全基金，并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日本和欧盟的具体做法，加强产销区之间的供销合作并按市场经济原则建立之间相互协作机制，才能保证产销区经济长期协调发展。同时，中央政府还必须通过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并辅以行政手段才能保证协作机制健康运行（罗守全，2005）。龙方、曾福生（2007）在肯定完善市场调控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及具体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实现责权利对等，并要求主销区应该主动承担起粮食安全的责任。主销区可以建立调销基金，依据调出粮食量对主产区进行补偿；还可以通过与主产区龙头企业合作、到主产区投资建厂、利用优势加强对主产区农业科技推广支持力度等措施，补偿粮食主产区农民利益（蒋和平，2009；赵波，2011）。
（四）宏观治理机制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有较大粮食种植优势，政府应首先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建设一批优质专用的粮食生产基地。推动粮食产业价值升值增值，提高农户收入，同时还可通过市场机制引领粮食产业化发展，带动养殖、加工、运销和服务等关联产业群发展，使之成为当地的支持产业（许经勇，2004）。但是，曾福生等（2004）认为，我国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激励、人地矛盾、农业产业结构滞后和依托平台的缺乏制约了产粮优势向区域综合优势转变，因此，国家必须确立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倾斜政策、强化高效优质粮食产业化工程建设等粮食产业治理机制。侯明利（2009）强调粮食行业治理机制培育与发展本质上就是广泛分散的粮食生产者与粮食物流链上相关企业之间通过市场的竞争性契约或非市场的方式，逐渐形成的长期供求合作关系。并且，有效的治理机制正是渐进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稳定的治理关系能从长远提高社会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能力（赵德余、顾海英，2008）。蔡昉（2008）认为当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保持粮食稳定供给的关键在于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持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面临着激励机制的转换，即推动粮食价格朝着市场均衡方向持续提高；马文杰（2010）、田建民（2010）指出要从区域公平发展的视角，建立产、销区共同承担的粮食安全责任机制，向粮食主产区实施倾斜与优惠政策，积极推进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完善粮食生产的利益补偿调节政策。
二、研究新趋势
综上，关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研究，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已取得了较多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实施，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对此研究也呈现了新方向、新趋势。一是宏观政策目标微观化，粮农生产者行为与产业空间经济的相结合必将成为研究新方向。国家政策目标主要目的通过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保证主产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终确保小康社会全面实现。但是，在粮食主产区，耕地有限性是粮食生产的硬约束，而农户对粮食生产投入积极性是粮食生产的软约束。对主产区利益补偿主要是粮农利益补偿，将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利益补偿的微观研究纳入到国家宏观政策目标及整体产业生产专业化内，将是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研究新方向；二是利益补偿系统化。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利益主体各方面相互协调的统一体。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研究也应该有单项研究逐步向系统性研究发展，更需要统筹兼顾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过程的区域、产业、主体、方式等，以增强利益补偿的综合效应；三是利益补偿阶段性的针对化。从历史发展进程看，粮食主产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主产区利益补偿要求也是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细分不同发展阶段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重点、方式和标准，提高利益补偿的效率必将是今后研究的新趋势。同时，针对利益补偿的具体情况，研究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形成上下衔接、纵横交织、公平多赢的补偿体系；四是利益补偿内生化。以行政手段为主，强调收入分配补偿为主要内容的反哺性补偿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手段配置生产要素，着力提升主要产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化补偿机制建设将是研究的新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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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泽斌，刘卫东.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区域经济补偿标准测算[J].自然资源学报，2009.12.
关于粮食安全的认识范文4
种业发展和种质资源创新，对于实现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种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弱、小、散”的现状同样不容忽视，科技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在“洋种子”来势凶猛的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种业突围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科技进步是种业发展的前提。近年来，通过将传统育种手段和现代育种手段相结合，我国农作物育种水平得到了较快提高，品种的产量得以提高、品质得以改善、抗逆性增强。据统计，2001年以来，国审品种已达1869个，累计推广应用良种4000多个。同时，农作物品种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更新换代，年更换率12%～13%，而品种每更换一次，能促进粮食增产10%左右。
然而，在成绩取得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仍缺乏强势龙头，整个行业存在“弱、小、散”的弊病，种子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还很薄弱。良种，作为科技载体和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的内生因素，目前仍不能满足我国对农业现代化的长久渴望。
在种质资源创新方面，产学研脱节，导致选育的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同时，品种乱而杂，诸多审定品种中达到一定种植面积的不到四成。企业“侏儒化”现象严重，七成弱小，九成以上没有研发能力，而且种业市场环境失序，损害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种业市场全面放开12年来，外资蚕食的目标渐渐转向重要作物：杜邦先锋的“先玉335”位居我国玉米种子市场前列；孟山都的迪卡系列玉米在广西占比很高；在每年进口的15000吨种子中，95%的甜菜、半数以上食葵为外国品种。面对国外种业的快速侵入，种业失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强大民族种业，已成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突破口。
当然，种业强大，不仅是市场份额、排名、竞争力的变化，不仅是面对“洋种子”入侵的有力反击，更应该是给中国农民带来最大利益、最多实惠，实现生产效率大提升的产业壮大之路。
同时，种业强大，不在于企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而在于拥有多少自己的知识产权品种；不在于片面打造“种业航母”甚至揠苗助长，而在于有效解决育种水平低下等根本问题。应该意识到，种业强大，不能片面照搬国外经验，而应该大胆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既要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产出实效、探索商业化育种新机制，又要继续加大对科研育种机构的支持。
对于我国种业而言，最强烈的忧患来自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其核心探索在于种业科研体制的创新与突破。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育种科研双轨制，解除种业发展的枷锁，做到科研教学与商业化育种相剥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体系，提高种业科研的集约度和集成度，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水平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种业的集约化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快速提升品种创新能力的首选途径。这就需要强化政策扶持，扶优扶强，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供种保障能力，创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程度高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关于粮食安全的认识范文5
建立三螺旋粮食安全模型，对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粮食生产情况，利用统计数据，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序动态和空间变化进行分析。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区域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与粮食价格不能同步提高，出现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的“双低”现象，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即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目标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行为适度，利益均衡，互让互动，共生共长。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
关键词 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主产区；政府；农民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2-011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19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河南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和产粮大省，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2000-2010年，河南省粮食产量连续11年居全国第一。2004年以来，河南省粮食产量实现连续8年增产。2006年以来，连续6年超过500亿kg。2011年，河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54.25亿kg，比上年增产10.55亿kg，增幅为1.9%，成为维系全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在河南省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粮食生产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关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根据三螺旋理论研究粮食安全问题也未见报道。因此，结合河南省情和粮食生产实际，利用统计数据，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粮食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粮食生产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构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主产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顺中央政府、区域（主产区）政府和种粮农民（农户）三者之间关系，探索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为河南乃至全国的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依据。
1 粮食生产问题分析
1.1 粮食生产模式的演化
1.1.1 指令服从线性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三者之间是一种层级式和服从的关系，是一种线性和单向的关系，是一种指令性的计划模式（见图1）。国家以确保粮食自给和粮食安全为基本国策，忽视粮食生产的商品属性，不惜牺牲粮食生产主产区和种粮食农民的经济利益，种粮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虽然平抑了市场的波动，使得粮食供求不平衡的现象不太明显和不太经常出现，通过粮食配给制度保障了粮食供需的低水平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生产基本没有补贴，是以剥削和牺牲粮食生产者利益为代价的。由于粮食短缺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粮食作为私人物品，具有的竞争属性、市场属性被人为抑制，致使国家为粮食问题背上了沉重包袱[1]。国家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等政策安排，把粮食看作纯公共物品，全国大办粮食，完全扼制了粮食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花费了大量的“粮食消费补贴”在城镇居民身上，付出了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种粮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粮食产量上不去，粮食供给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状态[2]。
1.1.2 指导互动联结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已发生根本的变化。粮食生产的三个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已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服从型转变为指导引导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松散互动型（见图2），三者利益关系出现了矛盾和不一致。除粮食价格仍由中央政府控制以外，农民种粮行为已基本不再受行政力量干预，粮食价格和经济效益成为农民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粮食生产由依靠行政力量转变为依靠经济手段和服从市场经济规律。
1.2 粮食生产问题分析
1.2.1 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不一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基本上是由政府制定的，它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在固定不变的计划价格下，农产品供给目标与农民收入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越多，其售出产品的收入也就越多。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产量和收入、农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和政府追求增加农产品供给目标的矛盾日益突出。换言之，对单个农民而言可能是生产越多越有利，对农民整体而言则可能是生产越多，整个市场价格将会降低，农民的平均销售收入越少，当价格降低的幅度大于产量增加的幅度，就会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结果。政府的产量目标和农民的收入目标是否会发生冲突，还要取决于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受恩格尔定律的支配，我国农产品总体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农民增产并非必然意味着增收。由于农业低下的比较利益，农民的生产目标很难与收入目标相吻合，导致政府的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的错位，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号召农民发展生产的愿望总是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3]。非常能体现这种矛盾的一个案例， 是中央、地方和农民三方对2008年底至2009年初北方冬麦区特大干旱的不同态度。当2009年2月初连续百天不降水的特大干旱已成定局，中央政府表现出异常的不安。在国务院领导的直接督促下，各有关部委迅速行动起来，层层下派督导组。而大多数农民对抗旱并不积极，其原因是种一亩小麦，好了能赚一两百元钱，想尽办法抗旱浇麦不划算，是受小麦生产经济利益驱动的选择结果 [4]。
1.2.2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不协调
（1）国家长期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政策，造成粮食主产区价值的过分流失，削弱了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由于超经济（主要是政府）力量的作用，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在交换中存在较大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国家定购粮食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粮食主产区因粮食低价而利益受损。这些剪刀差价值和差价流入城市工业、粮食消费区或消费者。另外，主产区粮食的调出基本上是以商品原粮的方式调出，粮食加工或转化增值的价值流入粮食调入区。
（2）粮食产销政策中的超经济行为，使粮食主产区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粮食主产区的商品粮主要由政府支配调拨，价格由政府制定，而且粮食主产区出售商品粮承担着巨额的流通费用。虽然国家制定粮食保护价格，补偿生产成本并有适当利润。但是，有时粮食主产区粮食保护价格却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成本价格，缺乏对生产者经济利益的保护。对于粮食主产区或粮食生产者在商品粮交换过程中的价值流失，虽然国家也采取了一定的补贴方式给予经济补偿，但效果有限。
（3）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关系失衡，粮食主产区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关系看，在粮食供大于求时，主销区处于主动地位，主产区处于被动地位。“九五”期间，主销区在粮食不愁买不到的前提下，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非粮非农经济，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民收入提高幅度很大。而国家一方面支持主销区进行放开粮食市场改革的同时，另一方面又继续对主产区实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结果造成了主产区粮食库存压力和财政压力[5]。
1.2.3 粮食产量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粮食生产格局发生逆转。 在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内陆地区为解决温饱的不懈奋斗，并由此引发了我国粮食生产流通格局发生了由“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大逆转[6]。
进入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广东、浙江等省份）自给率迅速下降，过去的粮食调出省份转变为产销平衡区或主销区（见图3，图4）。历史上的“湖广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已经被“河南熟，天下足”所代替，广东、浙江成了粮食调入大省，湖南、湖北的粮食仅仅局限于满足自己省的需求。商品粮调出省份越来越少，到2009年能够年调出1 000万t以上商品粮的仅有河南、黑龙江、吉林和安徽。粮食主产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9 123.3千hm2 ，2009年为9 683.6千hm2 ，比1978年增加6.14% ；浙江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3 350千hm2 ，2009年为1 290.09千hm2 ，比1978年减少61.49% ；广东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5 825.3千hm2 ，2009年为2 538.5千hm2 ，比1978年减少56.42% 。河南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900万t ，2009年为5 389万t ，比1978年增加183.63% ；浙江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395万t ，2009年为789.15万t ，比1978年减少43.43% ；广东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 632万t ，2009年为1 314.5万t ，比1978年减少19.46% 。
在粮食生产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不同区域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粮食生产愈多的区域是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入不高和农民收入偏低的区域，出现种粮愈多愈吃亏愈受穷的现象。
区域财政收入比较。2005年河南省财政收入为537.65亿元， 浙江省财政收入为1 066.60亿元，财政收入差距为528.95亿元。2010年河南省财政收入为1 381.32亿元， 浙江省为2 608.47亿元， 财政收入差距为1 227.15亿元，财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浙江省财政收入是河南省财政收入的近2倍（见图5）。
区域农民纯收入比较。1980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0.78元， 浙江省为219.18元，收入差距为58.4元，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浙江省的73.36% ；2009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 806.95元， 浙江省为10 007.31元， 收入差距为5 200.36元， 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浙江省的48.03%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见图6）。
1.2.4 粮食生产增长与农民收入不同步
根据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全省排名后30名的县中有25个县属于平原农区粮食主产县。更为尴尬的是，河南贫困人口出现了向粮食主产区集中的趋势。2000年，河南省52个县的贫困人口576.12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69.41%；到2008年年底，贫困人口为334.55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8.9%。8年间52个产量大县（市、区）的贫困人口比例上升了9.49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建设规划》确定的93个粮食主产区县，有52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8%，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产量的57%，目前还有33个县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重点县数的3/4[6]。粮食产量的增长过程中，农民收入并没有出现与其同步增长，出现粮食生产大县与较低的农民收入和尴尬的贫困现象。
粮食单产提升与物质投入效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一直在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用量最大的国家（见图7）。以河南省为例，198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101.70 kg/hm2 ，粮食单产2 430 kg/hm2 ，每kg化肥生产23.89 kg粮食，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23.89；199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307.50 kg/hm2 ，是1980年化肥施用量的3倍；粮食单产3 540 kg/hm2 ，是1980年粮食单产的1.46倍，每kg化肥生产11.51 kg粮食，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11.51；200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611.92 kg/hm2 ，粮食单产4 542 kg/hm2 ，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7.42；2008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835.40 kg/hm2 ，粮食单产5 589 kg/hm2 ，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6.69；2008年粮食单产是1980年2.3倍，化肥施用量是1980年的8.2倍，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由1∶23.89下降到1∶6.69。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增加了粮食生产成本。一方面造成化肥增产的边际效益逐年下降，种粮食效益不高；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影响资源环境。因此，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物质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
粮食生产成本与粮食价格的背离。现行粮食价格不完全反映和真实地粮食生产成本。我国历来没有农地成本，更谈不上计入总成本和决定粮价，造成了名义上粮食总成本长期偏低的局面，如果计入土地成本，粮食生产成本是比较高的。我国现行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是在不计算土地成本的前提下给予农民略有微利的粮价，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推行的保护价，有时甚至还低于市场价。现行粮价过低还反映在与国际粮价的巨大差异上，2008年国际粮价几乎是国内粮价的3-4倍。如果加上生产资料的涨价因素，则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甚至粮食直接补贴额还抵不上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4]。
农业生产成本增幅远超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急剧挤压农业生产获益空间。 以化肥和玉米为例，2007-2008 年，辽宁省北票市尿素、嘉吉二铵、三元复合肥的涨幅都在 35%以上，而玉米价格仅提高了 1.4%。 在成本快速上涨的挤压下，2008 年安徽省南陵县早稻平均净收益比上年减少 33.7%， 辽宁省朝阳市玉米平均净收益减少28.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不仅严重侵蚀着减免农业税、农业补贴等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种粮收益下降挫伤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少农户削减农资、人工和农业技术投入，许多地方种植业复种指数下降、精耕细作减少、“冬闲田”、“抛荒田”增加[7]。
2011年，虽然河南粮食丰收、粮价走高，但由于农资、用工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种粮收益增幅低于成本增幅近一成。据对全省40个县（市、区）600个农户粮食生产成本及收益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被调查农户全年种植夏秋粮生产成本平均为14 370.0元/hm2，比上年增加1 954.5元/hm2，增幅为15.7%；平均净收益为9 291.0元/hm2，比上年增加472.5元/hm2，增幅为5.4%；如果加上种粮实际得到的补贴后，平均总收益为10 513.5元/hm2，比上年增6.5%，低于成本增幅9.2个百分点。其中，夏粮生产成本增加收益减少；秋粮成本收益均增，但收益增幅赶不上成本增幅。从粮食生产成本和收益情况来看，粮食生产正逐步步入高成本时代，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问题日益显现[8]。
基于国际粮食供给偏紧形势和我国又是人口大国的国情，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粮食生产和供需平衡的基本方略。面对我国人多地少和资源匮乏的现实，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或可能减少的情况下，必须靠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粮食总产的增长。粮食主产区在提高粮食总产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主产区政府和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不高，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利益不一致、合力不强，致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不牢和动力不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粮食供需处于一种供给偏紧的平衡态，粮食安全保障“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2 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和政策建议
三螺旋模型理论。三螺旋是由美国的亨利·埃茨科瓦茨和荷兰的勒特·雷德斯道夫首次提出的关于创新模式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大学、产业、政府都可以成为创新的来源，三者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大学产业政府这三个机构都表现出另两者的一些能力，同时又保留着自己原有的作用和独特的身份。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来代替大学、产业、政府来分析三螺旋关系，虽然内容不完全一样，但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关系是相似的，故用三螺旋来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可行的。周金胜等用三螺旋理论对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9]。
在三螺旋模型中，每个螺旋之所以能够自运动以及产生交互作用，其蕴含的理论前提是每条螺旋体都是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的理性组织。一是每个组织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不同的螺旋体追求的利益不同，如中央政府追求粮食生产数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国家和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农民农户追求种粮收益最大化等。对于利益的原始渴望，使螺旋体产生需求，从而具有旋转的可能。二是理性组织具有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主体意愿。每个螺旋都具有追求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符合自身利益，尽量与社会期望靠拢的特点。三螺旋模型要求每个螺旋体能够独立做出决定。保障粮食安全参与主体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为主要利益相关者，三条螺旋要保持相对独立，某一利益相关者自身过于弱势的深度融合不仅会导致自身的瓦解，还将破坏三螺旋的耦合协同结构[10]。
面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新形势，三螺旋模型是粮食安全保障的理想模型（见图8）。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的三大利益者，三者在粮食生产和发展过程中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和粮食产量增长是三者努力实现的共同点，粮食生产是基础，粮食生产效益是动力，粮食政策是保障，三种力量和利益交叉影响又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的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三者目标的耦合互动，形成三者各得其所、协同合作、行为适度、利益均衡、履行职责、共生互赢的发展格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单向服从变为双向互动，由过去的层级关系变为平等伙伴关系；由三者目标不一致变为相对一致、相对平等和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耦合、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不断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改变“产粮大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发展缓慢”的局面。
2.1 行为适度，利益均衡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的各个主体行为只有保持适度和利益均衡，才能整体有效和谐、相辅相成、共生共长。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是互动互联的关系，有共同目标又都具有自身的利益。中央政府的目标是确保粮食产量增长、粮食供给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社会经济稳定，重视粮食的社会价值，是一种“社会人”，是粮食生产和政策的主导者、调控者；产区政府重视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上对国家负责，下对农民服务，是一种“经营人”，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者；农民农户是粮食生产的“经济人”，重视粮食的经济价值，关心种粮收益，是粮食生产者。三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国家和中央政府追求的是粮食的社会功能，地方政府需要的是粮食的发展价值，而农民农户追求的是粮食部分自用的使用价值和用于出售和交换的粮食的商品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中央政府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和粮食生产者与政府利益都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也是合情和理性的。但是，要想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又必须树立双赢乃至多赢的意识，使参与博弈的各方认识到：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遭殃。单纯地追求一方利益最大化时，往往导致的不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有在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每一方的参与者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11]。借用博弈论分析粮食安全中的中央、地方和农民的三者关系，如果各自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整体利益受损，国家粮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各自利益也不能实现最大化。由此可见，人们应塑造博弈的新理念——由单向的零和博弈转变为互动的变和博弈，追求均衡合作、双方共赢的新范式。“谢林定理”认为主动约束自己随意性和主动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以便实现双方的合作。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博弈的一方表现过于强势，其实并不是优势策略，有时往往让步是达成“均衡”的优势策略。托马斯·谢林还认为：博弈过程中参与人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博弈合作环境，从而实现长期合作；并且短期让步可以赢得长期利益，“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为了达到双方的共同目的——双赢，有时一方或双方需做必要的退让[12]。
因此，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各自的行为要适度，三者利益要均衡，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粮食生产和粮食产量增长不仅是农民的事情，也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产业和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从事粮食生产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其准公共物品性质的特征就越突出，这就要求政府充分重视粮食的准公共物品特征，突出其主导者和供给者的职能， 同时，应将农民视为合作者和优先保障者，加强政府的政策倾斜力度、调控力度和投入力度，给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巩固粮食安全保障基础[13]。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前提下，要考虑主产区经济发展和粮农增收问题，不能为了粮食安全的单一目标，而牺牲粮食主产区发展和农民发展，通过加强对主产区的政策支持，实现粮食安全、区域发展和农民发展的适度均衡。对主产区政府而言，其三者的利益均衡也同样适用。对于种粮农民而言，不能一味追求种粮的经济效益，而是种粮的适度效益和长期效益，也是对粮食安全的支持和贡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之间通过变和博弈、利益均衡、合作互动、互让互利，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保障。
2.2 履行职责，共同发展
2.2.1 发挥中央政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性，强化对主产区的“输血”功能，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中央政府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者，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观性全局视野、战略调控能力和强大的公共资源。宏观层次的政策支持能够提供必要的制度资源和经济资源，也是中央政府职责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力量和中央政府权威是无可替代的。因此，中央政府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者和主导力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和物质投入。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和改善，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建设物质投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奠定坚实的基础。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扶持力度。 依据粮食生产状况，加大粮食价格支持与保护力度。根据粮食生产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化，适时适度择机进行粮食价格调整，一方面防止“谷贱伤农”，另一方面要预防“粮贵通胀”。构建粮食产销区利益协调机制，促进主产区和主销区协调发展。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同时也是主销区的事情。建立产销区的利益协调机制，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共同承担由粮食供求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和获得与所承担风险的相应收益。
2.2.2 发挥地方政府粮食生产主动性，强化“活血”功能，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能力
地方政府是粮食生产的组织者。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的核心地区，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地位。地方政府是粮食生产组织者、经营者，粮食生产和市场信息传播者，生产技术普及者，公共产品提供者和服务者。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动性，把单一农户办不好、办不到的事情办好。对上把国家和中央粮食生产政策贯彻执行好，把国家粮食优惠政策争取好；对下为种粮食农民服务好，把区域资源整合好，把粮食产业经营好，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粮食安全的“活血功能”。
加强粮食产业发展能力建设。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粮食转化加工，提高粮食加工增效益，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加强科技服务、农民培训、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满足主产区粮食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推广化肥深施、配方施肥、精量半精量播种、旱作节水、重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挖掘中低田的生产潜力，推广与中低产田配套的作物品种、施肥栽培技术。加强粮食资金整合，发挥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粮食生产资料监督管理。防止价格上涨而提高粮食生产成本，影响粮食生产收益。
2.2.3 发挥农民农户粮食生产主体性，强化“造血”功能，提高农民自生发展能力
培育合作组织，保障农民权益。农民农户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微观基础和粮食生产主体，提高农民种粮收入的关键是农民在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中增强自生能力，即收入增长的“造血”功能要远远重要于政府外部的“输血”功能。在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导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在生产领域鼓励农民发展“农有、农治、农享”的自发性合作组织[14]。
加强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加大高产优质高效粮食生产栽培技术的培训力度，为农民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种田水平，增强农民对粮食增产技术的应用能力。通过科技的普及，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15]。
3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的三个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产区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利益关系出现矛盾，政府的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的不一致。在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四低”状况，即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低、农民收入低、种粮效益低和物质投入产出低。出现了“四不”现象，即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不一致，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不协调，粮食产量提高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粮食生产发展与农民种粮效益不同步。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与非主产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粮食产量增长的同时，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粮食物质投入出现边际效益递减。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是以主产区经济发展缓慢、种粮食农民效益低下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粮食安全保障“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三螺旋耦合协同模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理想模型。根据三螺旋理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该在“国家粮食安全”、“粮食生产者效益”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理顺粮食生产与粮食价格、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粮食产区与粮食销区的关系，实现粮食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统一，达到国家宏观粮食政策调控、中观区域经济发展和微观农民种粮食效益的协同。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行为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行为要适度，互让互动，互利互赢，共生共长，共济共荣。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产量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种粮收益的有机统一，争取粮食的社会价值、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基本协调，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的良性循环，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持续稳定。
本文主要从粮食生产供给和政策的视角探讨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分析了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未曾对粮食安全与粮食流通、贮存、市场和消费者等关系进行研究，显得研究不够系统和完整，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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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trategy for National Grain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Model：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E Zongfang
（Research Center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grain security model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and safeguar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grain production， the temporal dynamics and spatial variations，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data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grain production situation. The income gap either between farmers or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re becoming bigger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grain yields， the high grain yield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ing cost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the stable grain price mak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 and the government fiscal revenue both lower. These have become the obstacle to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riple helix model for food security and proposes the policy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it is suggested realiz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oal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rmers in the safeguard way， and realizing the behavior moderation， benefit balance， interactive deference and mutu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food security counterparts in the aspects of strategy behavior. By fully developing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initiativ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farmers， a positive cycl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vity， the increase of the grain industry ability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self developing ability will be promoted. The paper explored a way of sustained， st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hich compli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synchronization to improve food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and coordinates the benefit between the major producing areas and sales areas without the sacrifice of the interests for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Key words grain security； triple helix model；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government； farmer
收稿日期：2012-08-10
关于粮食安全的认识范文6
3月28日，我国第一只市场化运作、首期规模达15亿元的现代种业基金正式在北京成立。基金将重点支持具有育种能力、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大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
种业发展和种质资源创新，对于实现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种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弱、小、散”的现状同样不容忽视，科技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在“洋种子”来势凶猛的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种业突围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我国种业正步入一个新的春天
和时下的季节一样，以首只现代种业基金成立为缩影，我国种业也正步入一个新的春天。
农为国本，种业为先。对于中国而言，农业生产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种业不断走向壮大的成长史。
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创出新高。尤其是20a04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实现“九连增”。骄人成绩的取得，种业功不可没。
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曾指出，良种是各种增产技术的核心。水、土、肥资源及调控，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生产技术以及物质、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都是围绕良种这个中心要素进行统筹。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拥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已超过8000家，其中大型种业公司从2001年的10家发展到目前的100多家。同时，全国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96%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0%。
科技进步是种业发展的前提。近年来，通过将传统育种手段和现代育种手段相结合，我国农作物育种水平得到了较快提高，品种的产量得以提高、品质得以改善、抗逆性增强。
据统计，2001年以来，国审品种已达1869个，累计推广应用良种4000多个。同时，农作物品种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更新换代，年更换率12%～13%，而品种每更换一次，能促进粮食增产10%左右。
强大民族种业已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在成绩取得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仍缺乏强势龙头，整个行业存在“弱、小、散”的弊病，种子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还很薄弱。良种，作为科技载体和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的内生因素，目前仍不能满足我国对农业现代化的长久渴望。
在种质资源创新方面，产学研脱节，导致选育的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同时，品种乱而杂，诸多审定品种中达到一定种植面积的不到四成。企业“侏儒化”现象严重，七成弱小，九成以上没有研发能力，而且种业市场环境失序，损害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种业市场全面放开12年来，外资蚕食的目标渐渐转向重要作物：杜邦先锋的“先玉335”位居我国玉米种子市场前列；孟山都的迪卡系列玉米在广西占比很高；在每年进口的15000吨种子中，95%的甜菜、半数以上食葵为外国品种。
面对国外种业的快速侵入，种业失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强大民族种业，已成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突破口。
当然，种业强大，不仅是市场份额、排名、竞争力的变化，不仅是面对“洋种子”入侵的有力反击，更应该是给中国农民带来最大利益、最多实惠，实现生产效率大提升的产业壮大之路。
同时，种业强大，不在于企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而在于拥有多少自己的知识产权品种；不在于片面打造“种业航母”、甚至揠苗助长，而在于有效解决育种水平低下等根本问题。
应该意识到，种业强大，不能片面照搬国外经验，而应该大胆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既要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产出实效、探索商业化育种新机制，又要继续加大对科研育种机构的支持。
对于我国种业而言，最强烈的忧患来自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其核心探索在于种业科研体制的创新与突破。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育种科研双轨制，解除种业发展的枷锁，做到科研教学与商业化育种相剥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体系，提高种业科研的集约度和集成度，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水平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
只有执“种”在手才能确保粮食安全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种业的集约化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快速提升品种创新能力的首选途径。这就需要强化政策扶持，扶优扶强，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供种保障能力，创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程度高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
与此同时，面对当下中国种业市场混乱的现状，亟须严格监管，健全职责明确、监管有力的种子管理体系，为种企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杜绝套牌侵权、哄抬价格、假劣种子坑农害农等违法行为，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与利益格局，更需要执法部门依法执法、严格执法。工商、农业两大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双枪”不响问题，既对当前管理体系建设提出了挑战，也对不同部门、区域市场的协同联动提出更高要求。
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中国种业发展的总思路凸显：企业是中坚，科技是核心，标准是前提，服务是保障，合作是出路。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我国是农业大国，种业发展潜力巨大。有数据表明，我国农作物种子常年用量超过125亿公斤，但是目前国内种子商品率仅为30%左右。目前，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价值500亿元，潜在价值超过9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