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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1
从2000年之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是指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比重大于7%；这个比重大于14%，叫做严重老龄化；大于20%或者是25%，叫做超老龄化。2000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0%，2010年又上升为8.87%，2000年为8872万人，2010年增加至1188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0%，大大高于同期全国总人口（0.57%）。城镇退休人员从2000年317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682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2%，这标志着中国进入老年人口第一个高峰期。
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老年人口第二个高峰期，这是受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影响。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2012）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6.9%，到2030年分别增加至3.46亿人和23.8%，到2050年中国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在2010年之前60岁及以上人口就超过了欧洲，在2010年之后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欧洲，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世界总数的24.6%。
未来中国人口最大的挑战就是老年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来临使得老年抚养系数快速提升。2000年，中国平均9.1个劳动力供应一个老人，2020年平均5.9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平均2.7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年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进入“少子化”。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象比原先估计的更为严重。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相比，10年间共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0.57%，增速相当于1990年至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的一半。随着生育率惯性下降，今后人口增L率还会进一步下降，总人口规模也会明显降低。
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将给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少子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人口总数将出现下降，由于长期人口生育率低于2.0，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总数达到峰值――14.53亿，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7.5%；随后中国总人口数开始下降，到2050年中国人口下降至13.85亿人。从少儿人口规模来看，1990年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少儿人口第一大国，虽然人口总数还低于中国，两者的差距持续拉大，到2050年印度的少儿人口将接近中国的2倍。这表明，中国需要遏制过快的少子化，以保持人口适度规模，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从人口数量的竞争，转向人口质量的竞争。
我们特别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从1973年之后妇女总和生育率偏低，到2004年降至1.29。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7.6%上升至20.0%。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成为日本发展最大的挑战和最大负担之一，也是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和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2
目前，我国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陷阱”。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经验表明，所有掉入“低生育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国务院曾经组织开展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性别比失衡。目前我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除和新疆外，我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以上，九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我国数量庞大的男性打光棍。此外，还出现了家庭结构失衡，大量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的稳定性让人堪忧；城乡失衡也不容忽视，城市的繁华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呈现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为主的人口特点，导致了不少民生问题。
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出现快速老龄化和严重少子化。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标志着老龄社会的开始；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比重为7.1%，超过7%老龄化警戒线。目前形势越来越严峻，2014年，老年人口增加到2.1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可能进入超老龄型社会，2015年至202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预计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2025年将达到3亿，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成为超老年型国家。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快于世界水平，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未富先衰；农村比城市先老、东部比西部先老，老龄化进程阶段性不均衡。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养老、医疗、生活等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与快速老龄化相叠加的是，我国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
统计表明，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已经从33.59%下滑到2013年16.4%，其中2010年第一次低于18%，正式进入少子化社会。2014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日本是最早进入超少子化的国家，之后近20年的经济调整与超少子化不无关系。
少子化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造成学校教育生源危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新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3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 2050 年， 全球老龄人口将增加到近 2 0 亿， 而60 岁以上的人口也将超过15 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而我国在1999年的时候，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比较多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之一。
一、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探讨
目前，大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发展加速，且进程很快。如刘思敏（2011）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则进一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决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状况，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也相对比较严重。
二、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未富先老”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未富先老”是邬沧萍教授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阶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田雪原（2010）则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点始终伴随着我们，制定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等，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冯慧阳（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未富先老”的特点是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刘士杰和原新（2011）则把“未富先老”认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未备先老”。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备先老”的特点。如李建民，杜鹏等学者（2006）则认为“未富先老”并不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龄人口问题也是和“未富先老”无关的，并指出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未备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外，还具有“未备先老”，“孤独终老”的特点。
3、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如王志宝，李国平等（2013）通过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数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较大，且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联性比较高，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点。其他学者则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其他特点。如钱凯（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具有老龄人口总量“多”，老龄人口的增速“快”的特点。史佳颖等认为（2013）人口老龄化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还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共分为三个阶段。如徐文杰（2011）认为，2001—2020为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2050为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2100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2011）则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的始终，而且2030—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
而有的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如贾云竹等（2012）是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的趋势研究出发，认为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各个年龄段死亡风险的进一步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渐深化。
四、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方面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如孙一（2010）认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学者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的看法确不尽相同。如吴红乔（2010）认为少子化是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宁（2010）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后，认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设模拟的方法再现了1982-2007年人口发展进程，考察了相关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最大，为56. 06%；马骁骁（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即使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与国际相比，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对较小。
五、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层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
1、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李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比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何奇等（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从积极因素转向消极因素，因此中国应当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的规模，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分配到我国的公共教育领域。
2、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金营等（2006）通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分析，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均有影响，并且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增加速度减小，老龄化也会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的数据进一步解决了消费函数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于潇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并实证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的消费函数，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之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了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系列波动；刘永平和陆铭（2008）则以中国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设为出发点，得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储蓄率下降的结论；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样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负效应，且由于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状况，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方面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不完全认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或者程度。如唐东波（2007）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的最优储蓄增加的结论；王森（2011）则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大，贡献率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反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大；毛毅（2012）则区分了当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他是运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当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黄润龙（2012）认为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了居民储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是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储蓄水平，而且认为，老年人因为消费减少及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因素，会导致储蓄随着老龄化而增加；朱礼华，赵志勇（2013）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数据，针对老龄化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国近20年来的经验数据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展现出类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民储蓄率。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有的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祁峰（2010）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国家政府方面应该积极防范。并从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状况对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5、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彭秀建（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陆铭（2008）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将随着老龄化增强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将会大大地减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齐传均（2010）则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资本形成、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素生产力，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响。吴帆、李建民（2010）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代际关系影响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加深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待机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刘辉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并且人口老龄化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二）社会层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田雪原（2007）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用于养老金及医疗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预算中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工业支出则紧缩，必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童玉芬等（2008）针对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就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关系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并预测了北京市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变动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林森，张军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医疗保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结构老化，二是医保“隐形债务”的增加，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参照了国外医疗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他影响：包玉香（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了该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等一系列结论。陈卫民，张鹏（2013）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结构引入一个生产者最优化模型当中，并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当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六、评述和建议
1、国内学者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老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学者提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2、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大量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定量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定性分析的研究相比国外而言，还不是特别充足。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4
近三十四年以来，受益于改革开放等基本国策，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增长成果全国瞩目。2012年浙江省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比三十年前增长了一百多倍。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在经济增长迅速的背后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过去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庞大的人口和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的必要，浙江省经济也面临着下行的巨大压力。劳动力资源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开始减少，很多人认为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成果归功于人口红利下充沛的劳动力供给。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婴儿潮和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等历史原因，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我国正在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表现为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大的现象。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老年人口的迅猛增长会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下行的压力。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储蓄上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处于青年期的劳动人口数量，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本。劳动力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它的数量是由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劳动参与率指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反之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将使劳动力供给减少。数据表明，超过50岁的劳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的比例，影响资本形成，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会拉低人均储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从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因素。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在二战以后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高储蓄率。
二、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描述
2013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498万人，比上年增长0.38%。全年自然增长人口25.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6‰，其中出生率为10.01‰，死亡率为5.45‰。18岁以下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6.62%，18岁到35岁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22.99%，35岁到60岁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41.71，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8.68%。
伴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大，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省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是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等客观原因也使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由于低生育率的影响，全省2003年至2013年少年抚养比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从2003年到2009年迅速降低后，2009年到2013年间处于平稳的过程，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2003年到2013年间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2013年比2003年降低了4.01个百分点。2003年少年抚养比为0.3136，2008年少年抚养比为0.2660，2013年少年儿童抚养比达到最小值为0.2569。
从2003年到2013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2003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60%，2013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68%，比2003年增加了5.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3年到2007年一直缓慢增长，2003年为65.78%，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为66.72%，比2003年增加了0.94个百分点，在2007年到2013年间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在2013年达到最低值64.70%，比2007年下降了2.02个百分点。由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上升，所以老年抚养比也随之一直上升。2003年老年抚养比为0.2067，在2008年上升为0.2345，在2013年老年抚养比达到最大值为0.2887。
三、世代交替理论
世代交替理论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放弃了无限生命假设，转而假设经济中不断有新家庭出现。在这种经济模型中，消费与储蓄由世代交替的家庭决定，是家庭的无限期决策。企业雇佣家庭的劳动力，租用家庭的资本，来生产家庭消费的产品。假设把人的生命周期分成一百年，20岁前属于少年，20岁到60岁前属于青壮年，过了60岁到一百岁为老年。处于少年时期的人既没有资本，又不能向社会提供劳动力，正处于学习和成长的阶段，需要父母养育。因此，经济人的生命只有两个周期：青壮年和老年。在世代交替理论里，“人”指的是“经济人”。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时间长短是一样的，都是四十年。
Y代表浙江省国民生产总值，N代表浙江省人口总数，K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p代表18岁以下少年和60岁以上老年占总人口的比重，u代表随机误差项或者随机干扰项。用EVIEWS对人口总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p值进行单位根检验，显示一阶差分后平稳。
用EVIEWS对浙江省2003年至201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经济生产总值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负相关，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降低百分之一，经济增长百分之3.443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t值大于临界值，所以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不为零。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少子化；日本女性；婚育意识；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C924.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89-03
一、日本少子化社会和女性的婚育意识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年减少的现象。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将来人口推计报告》称，1995年后出生的人，估计20%将一生不婚不嫁。这个结果将导致日本人口呈直线下降的趋势，预示20年后的日本境遇不容乐观，其主要决定于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的婚育意识的变化.。
（一）日本少子化社会现状
日本政府在2004年版的《少子化社会白皮书》中，将少子化社会①定义为“总和生育率②远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③少年儿童人口总数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还少的社会”。
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06年的1973年至2006年期间日本出生人口及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情况，1973年日本出生人口数约为209万，1983年减少到约151万人，到2006年下降到约109万人，在3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近一半。日本要维持同一人口规模的“人口置换水平”的总和出生率为2.07（以2003年为基准），但是2003年日本的总和出生率只有1.29。生育子女数量持续减少意味着日本在过去30年多年来一直处于少子化状态，这个状况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大的缓解，少子化问题依然很严重。
根据日本省局（国告）的1947～2004 年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显示，少年儿童人口（未满十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5.3%，到2004年仅占总人口的13.89%，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到1947年的4.8%涨到2004年的19.48%，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47年的59.9%，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69.5%之后开始转为下降，2004年减少到66.63%，不到60年的时间，出生率下降近三分之一，老年化比重上升四倍，生产年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④
由此可见，少子化导致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崩溃等一系列问题，提高人口出生率是当前日本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二）女性婚育意识变化下晚婚、晚育、不育的现状
女性婚育意识是指女性15岁至64岁有生育能力人群，对结婚、妊娠、养育子女的意欲。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日本女性的婚育意识有很大关系。下面我们分析日本女性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的发展趋势。
根据2005年总务省（国势调查）数据显示，25岁至39岁的男女未婚率在不断上升，未婚女性25岁至29岁占59.0%、30岁至34岁占32.0%、35岁至39岁占18.4%，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长5.0点、5.4点、4.6点，未婚率急剧上升，导致平均初婚年龄延迟并进入晚婚化。根据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显示，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75年女性24.7岁，到2005年女性27.6岁，约30年的时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增长2.9岁。根据厚生劳动省2009年（人口动态统计）显示，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作为母亲平均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是29.7岁，而在日本98%的孩子都是由已婚的夫妇生育的。由此可见出生率的下降与晚婚、晚育和不婚有着必然的联系。为什么会导致晚婚化和不婚的不断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女性的婚育意识发生了改变。
二、影响女性婚育意识的要素
（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近代时期，日本女性以“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性别分工观念生活，自二战后，世界各国开展不同程度的民主化活动，日本女性地位向上问题逐渐被政府重视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在政治上1945年12月女性的参政权被承认并于1946年4月实行。在经济方面，1947年4月7日政府公布了劳动基本法，但是男女均等待遇缺乏平等性，于1960年代后期，为了迎接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劳动力不足问题，政府鼓励女性走出家门，步入社会工作，并制定了“男女雇用会均等法”。在社会上，1945年开始国家制定宪法，男女共同参与家务劳动、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在增强女性的自立意识的同时使婚育意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使生活质量和要求自由的欲望也在增加，再加上在高校受到先进文化的洗礼，结婚对于经济上能独立的女性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或者迫不及待的事情，从而出现晚婚、晚育、不婚现象。
（二）结婚、妊娠、生产对女性生育意识的影响
日本未婚女性的未婚率逐年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女性参与就业经济上达到独立、受高等教育年限延长和自立意识的加强，日本未婚女性考虑更多的还是实际生活中结婚、妊娠、育儿等给自身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带来的不利因素。
1.从独身女性的观点看结婚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因素
（1）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和肩负家庭责任感。首先结婚后，两个人共同生活，为了夫妻之间更好的相处，为了养成共同习惯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二，可能会失去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为了家庭，自己的任何决定和选择都要受到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约束。比如在育儿和就业很难两立时，多数女性放弃自己的理想，选择了家庭。
（2）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负担感。结婚后，孩子的出生费、教育费及家庭日常开销，仅靠丈夫一人的收入，维系一家的生活很艰辛，女性作为家庭的一员，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
（3）家务工作的负担感。日本男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日本男人很少做家务工作，大部分繁重的家务都有女性承担。现在日本处于少子老年化社会，居家养老的父母很多，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除了承担家务工作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负担很重，难以承受。
（4）随着离婚率升高，对结婚产生不信任感。
由于以上原因，在经济能够独立的情况下，独身女性对结婚、生育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现象的出现。
2.妊娠对女性产生的负面因素
（1）妊娠之前对妊娠的焦虑。
在少子化的今天，妊娠对多数女性来说，了解的知识少，而且现在报刊或媒体多报导妊娠期的负面教材，即使正面介绍也是敷衍了事，使女性容易产生恐惧感。
（2）伴随着妊娠女性身体、时间、金钱、心里的考虑
身体方面的忧虑：女性的妊娠期会很辛苦，大多数女性在妊娠3、4个月的时候，都会有妊娠反应，呕吐、食欲不振等症状，当然也根据个人体质有关，对妊娠期间的强烈反应很苦恼。再就是对身体上的不便，过了妊娠反应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变形、体重增加、全身浮肿、耳鸣、失眠、胃胀等症状。如是就职女性，上下班通勤很辛苦，恐惧每天要乘坐拥挤的电车而辞职的也不少。在想生育第二胎时，想到一边照顾第一个孩子还要继续承受几个月妊娠的压力，很多女性选择放弃。
时间方面的忧虑：现在大多数女性在确认自己怀孕后，每隔两到三周去医院检查，而且每次都要等上2-3个小时，如是第二或第三台的孕妇，不得已还得带上之前的孩子等待检查。妊娠期间如出现紧张流产的危险性、相当严重的妊娠反应、妊娠中毒症等必须住院治疗，也有一直到生产在医院度过几个月的孕妇，不但给工作，给家庭也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之前的孩子由谁照顾等的忧虑。
关于经济支出的忧虑：由于妊娠没有被纳入健康保险政策之内，在医院的巨额费用由自己承担，除此之外，孕妇的服装费用、孕期大人的营养费、孩子的必需品、育儿器具等费用，对于女性很难继续工作的新婚夫妇来说，经济薄弱，很难承担巨额的费用。
心理压力：大多数女性第一次妊娠都会感到强烈的不安心理。孩子出生后是否健康、能否流产、能否忍耐生产之痛、就业与育子能否两立、能否教育出优秀的孩子等等方面的担忧。
在医院检查感觉受到打击的的女性也很多，很多日本医院在实行内诊时，女性的上半身用单子盖着，下半身在外，这样的内诊台，女性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声称让我摆出那种受侮辱的状态，宁可死了也不想去妇产科诊治。
3.生产对女性产生的负面影
（1）生产之前对生产的忧虑
临近生产期，孕妇格外感觉到不安。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产生临产前的阵痛？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到阵痛真么办？大的孩子由谁来照看？产褥期来帮忙的人会照顾大人和孩子吗？准备生产时的东西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2）伴随着生产女性身体、时间、金钱、心理的考虑
身体方面的忧虑：关于生产对女性身体带来的最大不利是疼痛。生产前的阵痛时间因个人而因，长达数十个小时的也很多。在日本很多医院都实行预定生产日期，如果到了预定生产期，还没有镇痛时，给孕妇注射催生剂，这时候阵痛要比自然阵痛疼很多。另外，有时还会出现剖腹产、大出血、感染等问题，认为对身体更不利。还有要忍受生产前的灌肠，剃，在会阴处侧切等痛苦，如果产褥期调养不好，还会带来终身难愈的疾病。
时间方面的忧虑：现在孕妇生产基本都在医院，一般在一周左右，如果是剖腹产的话，时间会长一些，产妇出院后，大概在家休养两周左右，剖腹产大概需要数周，在此期间，产妇很难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经济方面的顾虑：生产是健康保险使用之外，入院费用由自己承担，入院时和为新生儿的费用增加时期，感觉经济负担很重的也很多。
心理压力：很多女性讲述生产时的心理压力是不安和孤独。在医院每天都有新生儿出生，对医生而言，就像面对没有感情的机器，根本就顾及不到孕妇的不安情绪。围产期（婴儿出生前后的时期），是孕妇危险多发期，有时会有死产、早产的情况，对孕妇产生不安的心理压力。另外，医院在产妇的病房安排方面很不合理，死产和顺产的产妇安排在一个房间，没有考虑到，死产的产妇的心理感受，不再计划生育。有些孕妇对妊娠和生产产生极度的恐慌和心里不安，这种现象被称为心外伤压力症群体，普遍认为生产不是病，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作为医院，作为医生，只考虑产妇的母子安全问题，对产妇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得到关照，不是女性妊娠、生产的应有状态吗？
（三）已婚女性就业家庭两立困境
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快的社会背景下，就业形势不灵活、保育措施不完善、养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使女性陷入家庭和工作很难兼顾的困境。
1.就业方面
据2003年就职女性因妊娠、生产辞职的调查报告显示，52%的人为了专心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主动辞职；因工作育儿很难兼顾占24.2%；5.6%是被解雇和劝退的。2008年大概30%的人因就业和育儿两立困难主动辞去工作，这个数据在五年时间没有太大变化。由于没有完善的两立环境，这些职业女性不得不推出职场，等孩子进保育所或者幼儿园时，作为母亲的女性想重返职场，却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面对育儿和工作的双重困难，不仅影响到家庭收入、个人价值的实现，对结婚、生育产生消极的态度。
2.家庭方面
由于日本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的影响，已婚男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占5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家务都由女性承担，除了做家务，还要照顾孩子。要支付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不仅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负担还加重了经济负担，诸多压力使女性对多生育子女的想法很消极。
三、政府支援女性婚育政策、效果及不足
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女性就业，减轻育儿负担，在1990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育儿休假政策。为了提高保育服务和完善雇佣环境，于1999年12月提出了“新天使计划”、在育儿和教育费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实施办法，并对日本职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的陈旧观念给予纠正。从 2005年4月开始实施现行的“儿童？育儿援助计划”。与以前的少子化对策相比，在增加儿童幼儿园数量、延长保育时间等完善保育服务的基础上将现行计划的重新评估和年轻人的自立等也加入到政策里。2006年6月日本政府发表了《新少子化对策》，对唤起国民对儿童和家族观念的重视，提出更具体的对策。为了确保女性再就业日本政府设立了妈妈职业介绍所，为希望一边育儿一边工作的女性提供就业援助。并提出了“再挑战支援政策”，女性的再就业问题逐渐受到重视。2007年12月在以“援助子女和家庭”为主题，讨论协调育儿、就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制定切实满足民众需求的养育子女的援助计划。打破就业和育儿难以兼顾的现状。
通过以上日本政府针对少子化制定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少子化，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劳动力，不断改进政策和使用有效地措施，在缓解女性家庭、育儿与工作之间困难的问题上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在女性生育到生产过程遇到的心理和身体上的考虑欠缺。
四、总结
女性婚育意识是少子化的又一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对影响女性婚育意识改变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目前日本政府针对少子化实行的政策较完善，但是女性在怀孕到生产期间，对身体和对心理的影响没有得到重视，建议为了更好地应对少子化社会，应全面考虑，给女性创造一个宽松愉快的生育环境。
注 释：
①厚生省.“人口”.2006.
②总和生育率是人口统计学中的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总和总和生育率可以反映人口整体生育率水平的高低。尹豪.人口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94.
③人口更替水平是为了长期维持一个稳定的人口规模所需要的总和生育率。尹豪.人口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99.
④省局.国告.2005.
参考文献：
〔1〕李璇.日本战后少子化背景下女性两立问题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09.
〔2〕钱前.日本人口化趋势及影响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08.
〔3〕.从性别观的变化看日本的少子化现象[J].学术交流 .黑龙江史志，2009（208）.
〔4〕吴拓宇.日本少子化社会中女性自立意识的分析.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10.
〔5〕毕雅萌.日本的少子化和女性就业的关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10.
〔6〕沈宝红.日本妇女的就业现状及发展趋势[J].引进与咨询，2000（2）.
〔7〕李晶.日本社会少子化现象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8）.
〔8〕江原由美子.妊娠.少子化のジェンダ分析.草屋.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日本 老龄化 措施 借鉴
一、前言
自从1970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目前已进入超老龄社会。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单身化与老龄化等因素的叠加，日本高龄单身家庭数量快速上升，并逐渐形成了“无缘社会”中的“孤族”群体。又由于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日本社会出现了高龄者“孤独死”的现象。“孤独死”又称“孤立死”，是指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独居者，其中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为某种原因而死亡的现象，特指发病后没人发现而死亡的情况。这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日本尤为突出。日本的“孤独死”现象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目前已成为日本众多社会问题之一，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后果。
中国在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与日本相比，中国老龄化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具有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等特点，且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虽然低于日本老龄化水平，但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当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另外，城乡“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迅速增长，中国的“孤独死”现象虽然尚未演变成社会问题，但是“独居老人离世”的新闻却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中国同样经受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考验。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既有发展中国家才有的人口问题，也有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日本政府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形成了政府性与民间性相结合，以公助和共助为基础，社区互助和高龄者自助相协作的支援体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孤独死”的社会压力，而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和“孤独死”现象的预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日本超老龄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分析
超老龄社会是日本“孤独死”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并且给日本社会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日本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高龄者数量迅速增长，同时家庭形态的变革，导致高龄者越来越孤立，再加上部分高龄者长期处于看不起病的贫困线上，缺乏医疗看护，这又使“孤独死”现象最终演化为一种社会问题。
（一）高龄者数量增长迅速，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处于超老龄社会
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但同时，日本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达到82.7岁，其中，男性为79.4岁，女性为85.9岁，由此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是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截止2014年底，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3190万人，占总人数的25%。另外，从长期趋势来看，日本将继续维持“少子高龄化”的发展态势，总人口将持续减少，老龄化率会继续上升。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这一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50年将创下32.3%的新高。也就是说，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长期处于超老龄社会。
（二）高龄者医疗负担重，相对贫困日益突出
医疗负担重是导致高龄者面临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28.9万日元，比前一年减少1.5%，仅相当于1994年最高时的八成，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继续加深，家中仅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数量和比例达到新高，占家庭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一，从收入构成来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劳动所得，而高龄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养老金等收入，另一项调查显示，有62.3%的高龄者认为医疗负担过重，基于疾病护理等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进行储蓄。
相对贫困也是导致日本高龄者医疗服务需求不能满足的重要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进入高龄期后，日本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全年龄段来看，女性的相对贫困率要高于男性，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大。最大差距出现在70～74岁年龄段，女性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为26.6%，男性为17.3%，两者的差距达到9.3%。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部分生活困苦的高龄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0年，因犯罪而被的高龄者有48 145人，约是2001年的2.4倍，其中大部分是盗窃罪。同时，为了安稳度过余生，许多日本高龄者宁愿犯罪而使自己的晚年在监狱中度过。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措施
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制定和完善了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种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
（一）就业和收入
确保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创造任何年龄都可以工作的社会环境。保证老年人到65岁仍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被用人单位雇佣；支援中高年龄者的再就业，确保多种形式的就业机会。同时，日本政府确立并实行公立年金制度，由日本年金机构进行记录和运营年金，而且，为了确保老年人得到自己的合法收入，日本政府不断整备企业年金制度，完善退休金制度。
（二）健康和福利
日本政府不断落实针对老年人的看护保险制度，普及并开发看护的相关服务；丰富看护服务，确保必要的看护服务，提高看护服务的质量；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提供支援政策。并且，改革老年人的医疗制度，指导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和保健项目，提供区域性的住家医疗，开创多样化医疗，完善周边配套服务；制定和实施地区福利计划。
（三）学习和社会活动
促进终生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确保学校有面向社会人提供高等教育、面向地区开放学校公共机能和支援劳动者进行学习活动的职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丰富老年生活。
（四）生活环境
政府帮助老年人进行购房，同时增加公共租赁房屋的供给，满足老年人多样的住房需求，让老年人有安定的落脚点。推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设施建设，改善现有的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
四、日本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老龄化社会标准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7%，而我国已经10.1%，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模式，养老问题异常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1）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首先，政府应该制定和完善有关老年人的法律制度，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就能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2）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迟退休年龄可以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增加老年人福利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重视以老年人为主的服务投资，使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提高生活质量。
（4）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主要方法就是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就需要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已经在变化，但是与人口危机的现实相比，还是滞后。因此，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形势，逐渐的放宽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才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1]高强，李洁琼，孔祥智.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人口学刊，2014.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公报[R].2012.
[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2011.
[4]刘晓梅.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形式及路径选择[Z].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