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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网络环境；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
Brown 曾说过：“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如将二者分离，必然会损其一。”（Brown, 1980）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不是消极地反映社会文化系统，而是积极地帮助人们构筑其社会文化系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语言学家Sapir 也曾说：“语言交际有一个环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Sapir, 1921）人际交流是通过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实施的，二者又都受制于文化。有语言学家认为，“文化即是交际，交际就是文化。”同时，有专家预言，“21 世纪人类‘文化冲突?蒺将比战争威胁更显突出。”研究表明，我国外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常为“文化错误”，而且其社会文化能力滞后于语言能力，难以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从语言教学改革入手，扭转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脱节的现象。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地球村逐渐形成，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很方 便地了解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其地位更加显著。我们用英语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进行文化、科技、商务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但只懂语言不懂文化背景知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交际问题，因此，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语言和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语言和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概念，涉及很多领域，如人文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最重要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人类学家Tailor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Goodenough，1981) 束定芳和庄智象则认为，“从文化的结构特点出发，文化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知识。”(束定芳，庄智象1998)。
戚雨村对文化的定义更为全面，“文化的范围包含了三个层次： ①物质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建筑、服饰、食品、用品、工具等。②制度、习俗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 ③精神文化，它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戚雨村，1998)。
中西语言文化间有很大差异，由于学生对西方文化不了解，意识不到这种差异，往往产生学习障碍和错误。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语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种方式体现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文化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系意义和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
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交际的人才，外语教学专家区分交际中的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时认为后者更为严重。因此，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影响比较广泛。在我国外语界，教师和学生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日趋强烈。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网络的发展，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已经形成。人们在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译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语言的使用规律、语篇组织结构等众多方面存在差异。（张艳，杨跃2006）
传统语言学家Lado (1961)认为英语水平(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是由知识和技能两大部分组成的。知识包括语法、词汇和语音；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但并没有强调知识和技能是密切相连的，而语境、语篇和情景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这种孤立的知识和脱离情景的技能难以保证有效的交际。因此，现代语言学家将外语水平定义为“跨文化交际”(文秋芳，1999)，因为外语的交际总是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英语又是国际语言，交际双方可能来自说英语国家，也可能来自非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必须包括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单单是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应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部分组成。而交际能力由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及策略能力构成。其中语言能力指句法、词法、语音、拼写等方面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体又分为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语法能力指学习者能够选择合适的单词和恰当的句子结构，然后将所选单词合理的组成句子，并正确地说出来。语篇能力指将话语组成互相衔接、连贯的、完整语篇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如：
(1)A： That?蒺s the telephone.
B： I?蒺m in the bath.
A： OK.
就字面而言，A和B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连贯性，即没有什么衔接手段将他们联系起来。但从言外行为上看，A和B之间所说的话语是相关的，其相关性存在于话语的隐性衔接与连贯上，只不过没有在表层语句上反映出来而已。如果将其补全，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构：
(2)A：That?蒺s the telephone. (Please go and answer it.)
B：No， I can?蒺t answer it， because I?蒺m in the bath.
A：OK. (I?蒺ll answer it then.)
这个例子说明语篇不仅通过语法来规范句子,还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境按约定俗成的规则来完成其连贯性。语用能力指在非语言环境中表达和实施语言的能力及掌握语言使用规则的能力。非语言环境指的是交际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和文化背景。
策略能力指的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如何正确的评估自己以及对方的语言和背景知识，然后做出计划，即选择何种方式实施交际目的，最后由相关的心理、生理机制来完成既定的计划。具体细分为补偿能力( compens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表达困难时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讲话内容；协商能力( negoti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理解困难时获得意义。前者可通过同义词，体态语等获得补偿，后者可通过重复，重新组织话语等来帮助对方理解话语。
由此可见，跨文化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培养。
三、语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文化教育不足
传统的语言教学过程只是强调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方面的传授，忽视了文化教学，未能把与所授语言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与其语言知识相互融会贯通，极大地影响了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使他们不能正确地传达或接受语言载体所承载的所有信息，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这种传统的语言教学观侧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教授，几乎没有考虑到语言与其他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忽视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所要求的文化背景，从而导致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研究不足
回顾语言学理论研究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及功能主义语言学。这四个阶段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只强调语言系统本体性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语言系统组成部分(语音、词汇、句法及语义等) 各自内在规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并探讨了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织规律。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认识，由此可见，语言学理论研究对文化研究的不足间接地影响到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实践。（王蕴，2006）
2. 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
语言观指导着语言教学，就英语教学而言，它经历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和英语作为外语(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教学分化。19 世纪，英国殖民地一直把英语教学作为以英国文学同化其殖民地的媒介而存在，因此，教学方法上采用直接教学法。20世纪20 年代，ESL具有传递知识的实用功效这一观念开始出现，到了50 年代，ESL与EFL开始被人们区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FL)着重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对外的交际，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TESL)着重于培养学生内化英语作为语言的功能。后来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不同语言学流派或其中某些观点为指导的教学法，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指导的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听说教学法，以Krashen 的二语习得理论为基础的自然教学法，这些教学法多注重于语言形式和机械的句型练习。
3. 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目前，很多高校仍然采用每周4个学时大班填鸭式授课方式，教师仍唱独角戏。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而教师只起指导者、组织者、监督者、促进者的作用。有的高校虽然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加设了口语课，但一两个课时让50多人互动起来，客观上确实有一定难度。而且，传统的教师举例、学生反复操练的教学方法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使学生无法充分了解英美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教材单一，缺少较强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学生具有不同层次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无法将学生从课堂解放出来进行自主、个性化的学习，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制定每个人的学习策略,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难以得到提高。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语言教学的质量问题，就必须对语言与文化关系重新认识，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成为相互支持的整体。
四、利用网络环境，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新契机，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教学朝着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主动学习、个性化学习的方向发展。确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教学改革方向，将课堂语言教学、网络自主学习和小班口语辅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英语教学，补充大量的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接触更多的英语语言文化，深入并恰当地使用英语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网络教学是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调动尽可能多的教学媒体、信息资源构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和支持学生的学习活动。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建构者，更多接触和了解英语文化的相关知识，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外语学习是一种跨文化学习，而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给跨文化交际学习带来一场变革。网络不仅具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学习资源，更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大平台。多媒体网络环境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英语教学是对人的品格、思维、语言能力、文化知识和意识等的全面素质教育。了解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全球意识并使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具备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显得尤其重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有意识地渗透文化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培养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
另外，通过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来拓宽学生的视野，创造感受外国文化的氛围， 从而熟悉外国文化。教师还可以收集一些外国文化资料，通过播放相关的课文录像及英文歌曲和电影，使学生直接感受到外国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表情、手势等，体味其交流的真实性。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外教的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文化上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 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强化，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五、结束语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全面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既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跨世纪的高等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跨文化教育是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书目：
[1] Brown， H. D. Principl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27
[2]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1. 31
[3] Goodenough.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M]. Benjamin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3
[4]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M].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73
[5] 束定芳， 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和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 戚雨村, 语言・文化・对比[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7] 张艳，杨跃 网络外语教学新模式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外语电化教学 第110期 2006年8月 57
洛阳文化论文范文2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栾星整理的《歧路灯》,世人方得以见其全貌,从而引起更多学人的重视。为此,河南有关方面曾于1981年在郑州召开研讨会,1982年又在洛阳再次召开。洛阳之会我收到邀请,会前认真研读了这部小说,也仔细阅读了郭、朱二氏的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分析一般说来还是中肯的,但评价未免过高,乃撰写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一文提交大会(收入《歧路灯论丛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3.)。会后又略加修改,文题改为《〈歧路灯〉不能与〈儒林外史〉等量齐观》,以突出一己之见,发表于《江淮论坛》1983年2期。文末说明之所以“较多地论及《歧路灯》的不足之处,这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也并不是以今日的是非观去求全责备二百年以前的作家李海观, 更不是对《歧路灯》的全面评论”,只是不同意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第一流小说而已。但也不以一己之见为定论,文末还说,随着“整理本的大量刊行,必将促进对它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从而使它得到在文学史上应该得到的地位。”
为了探讨《歧路灯》如何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 为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定位做些前期准备,我又发表了《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一文[1],意在说明《歧路灯》虽不能归之于一流作品,但也自有其价值,不能忽视,因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局面,不仅仅是几部一流小说所形成,也有赖于大量的二、三流作品的支撑,研究者不能只注意月亮的清光,而忽视群星的闪光。
二
栾星同志整理的《歧路灯》出版以后,又于1982 年7月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该资料有三部分内容:栾星撰写的《李绿园传》;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李绿园传》虽仅五十余页,但却包括了家世、生平、着述、交游、年谱等内容。这份“资料”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不易见到的文献。
为配合学术讨论会,中州书画社还于1982年8 月出版了《〈歧路灯〉论丛》第一辑,辑录了1928年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以及郑州会议的论文,计24 篇。1983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则出版了《论丛》第二辑,收录洛阳会议论文34篇。两次会议后到新世纪之初,发表的《歧路灯》论文,据李延年君统计亦有四十篇左右。
1992年10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杜贵晨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约6万字。1996年4月台北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约36 万字。由此可见,研究《歧路灯》者,代不乏人,且从大陆延伸至台湾。
笔者于上述二文发表后,未再对《歧路灯》作进一步的研究,并非以为它没有研究价值,而是另有课题,无暇顾及。但却鼓励弟子们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探讨。如上世纪80年代随我学习的研究生万建清,其学位论文就是作的《歧路灯》研究。其中主要章节已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如《论〈歧路灯〉反映的社会问题》(1989年3期)、《“运铅之役”·李绿园·〈歧路灯〉》(1990年2期)、《论清初统治策略对〈歧路灯〉的影响》(1990年3-4期)和《论清初学术思潮对〈歧路灯〉的影响》(1995年第2期)等。万君获得学位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现为省党史办副主任),不再专门做小说史的研究。
1994年随我攻博的李延年君,曾在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处获得硕士学位,由霍松林、朱一玄、王利器三位先生推荐前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曾在《河北师大学报》、《河北学刊》发表过有关李绿园和《歧路灯》的研究文章。三年攻博期间,重点研究《歧路灯》,其博士论文《歧路灯研究》答辩通过后又不断加工,再三打磨,于2002年7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0余万字,并由笔者与朱一玄先生为之作序。延年现为河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从研究《歧路灯》起始,扩大范围,对教育小说进行全方位的研讨。
从以上简单的排比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出版《歧路灯》全本后,学界对它的研究就未曾中断。于 1982年洛阳之会后历经28年之久,河南有关单位又于2010年8月在平顶山召开有海峡两岸学者参加的《歧路灯》学术研讨会,较之前两次会议仅有大陆学者参加不同,规模和研究队伍均有所扩大。笔者以为在重视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形势下,召开这样一部小说的研讨会,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产生于清中叶的《歧路灯》反映了我国18世纪封建社会的生活实景,重点在于市井细民的生活,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起伏兴衰的人生际遇。它既不同于《儒林外史》,又不同于《红楼梦》,而是通过浪子回头故事全过程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风俗民情的实况,同时,作者通过他所塑造的这一“失教”子弟回头的形象,着力提出了如何教育子弟这一重大问题,表明了他以小说创作“匡世济俗”的良苦用心,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在小说第一回,作者便开宗明义地表明:“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这就告诫世人,如果少年时代走错了路,终生便陷入“覆败”局面之中。小说中塑造的由“失教”而“回头”的谭绍闻的一生,便形象地体现出作者这一理念,而其所作又名之曰“歧路灯”,更是意图以谭绍闻为教训,使之做为观照青少年前程或 “成立”或“覆败”两条不同人生道路的明灯。
作者李绿园这一创作意图,历来的研究者都做了正确的揭示,早在1928年发表的朱自清的文章中就说:“《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是‘浪子回头’。”(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上世纪80年表的一些论文也都作如是观,如田璞在《〈歧路灯〉初探》(收入《歧路灯论丛一》)文中说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为劝戒青少年而作”
,“第二个显着的特点是以青少年失足者为中心人物”。向达翔的文章题目即是《封建社会的教子弟书》(收入《歧路灯论丛一》),认为李绿园“乃以斍世之心,自托于 ‘小说稗官’,试图从教育入手,挽教那些封建阶级的风流浪子,为那个即将坍倒的封建大厦加一根支柱”。王鸿芦的《歧路灯五谈》(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中第一节就说“《歧路灯》提出了‘怎样教育后代’的问题”。胡世厚的《试论〈歧路灯〉的思想倾向》(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也认为它是一部 “淑世书、教子弟书”。的《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 第三节小标题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该文从小说类型的视角为其定性,提出无论从李绿园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还是从《歧路灯》作品本身的“主题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研析, “俱与其它古代小说不同,实应据实命名,称之为教育小说”。在此体认下,张文又进一步将其与法国思想家卢梭创作的《爱弥儿》和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作的《教育诗》做了初步的比较,认为李绿园创作的《歧路灯》“填补了我国古代长篇教育小说的空白”。张文首次明确提出《歧路灯》实为“教育小说”。 四
世纪之初出版的李延年着《歧路灯研究》一书, 对《歧路灯》的丰富内涵作了细致分析,认为该书具有多项主题,因此将其划分为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两部分。而主部主题认定为“教育小说”,赞同张氏主张,并将这一主题概括为“形象化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形象化”,以较大的篇幅对这一主部主题进行了探析。
首先在全书引论中,延年提出界定“教育小说” 必须同时具备三要素,即“教育者(教师、家长等); 受教育者(儿童或青少年学生);教育方法、内容、目的”。
接着,延年又将历来文学作品中有关这一题材的情节予以梳理后举例说明,“教育小说”自有来历, 从唐传奇的《李娃传》说起,以至元杂剧中的《东堂老》,明人小说《觅灯因话》中的《姚公子传》,以及《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五色石》、《醒世恒言》、《豆棚闲话》、《西湖二集》、《醒世姻缘传》、《八洞天》、《照世杯》等等作品,将其中类似情节摘剔出来,说明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对《歧路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可谓是对教育小说的溯源。同时,又将《歧路灯》与国外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延年选择了与《歧路灯》几乎同时面世的卢梭的《爱弥儿》这部教育哲理小说作对比,将二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方面的异同作了精要的分析。这些探析工作,意在说明“教育小说”不仅在我国文艺史上早就产生,而且在国外文艺作品中也曾出现,因此,李绿园《歧路灯》的面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根据“教育小说”同时出现的三要素,延年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对《歧路灯》所反映的现实作了深入研探,所述颇为中肯。
如果有补充者,则应考虑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自隋唐兴起发展至明代已十分成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其实是教育和选官制度的结合,《明史·选举志》即云“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科举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授什么, 考试用八股,学校就教时文,《歧路灯》中谭绍闻的塾师侯冠玉就主张“学生读书,只要保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他认为“时文有益”于考功名,所以他要求谭绍闻只把“新购的两部时文,千遍熟读、学套,不愁不得功名”。虽然绍闻之父谭孝移不以为然,但侯冠玉的识见在科举社会中却是被普遍认同的。因此,论及当时的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学校教育(私塾、社学等)也好,都不能不受封建朝廷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左右,它的影响无所不在。《歧路灯》中正面叙及的笔墨虽不多,但当时的塾师大都是从这一制度中讨得秀才身份的士人,他们的言传身教不能不烙上这一制度的痕迹。
五
《歧路灯》是教育小说,是对“失教”少年的教育 “课本”,这已得到历来研究者的共识。当今,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十分重视,各地都有关心青少年工作的相关组织,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研读一下《歧路灯》也的确不为无益之举。例如《歧路灯》谭孝移临终前再三叮嘱其子绍闻要“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样的训诲,从抽象的意义来说也还是可以借鉴的, 在旧时代士人心目中,读“书”首先读四书、五经, “正人”自然是指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君子。在今日,好“书”与“正人”的标准自然不同于往昔,如果按照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准去选择“书”读,去亲近忠于国家、服务人民的“正人”, 又有什么不好呢?
目前,举国上下都重视教育事业,都认识到全世界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而要提高民族素质,就必须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而发展教育事业重要的一环就是师资。要以教师为本,要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近年来又大幅度地提高义务教育师资的待遇。《歧路灯》中,李绿园的笔下,对蒙师十分尊重,不仅束金丰厚,而且在多种场合待之以礼。
当然,《歧路灯》中尊重、优待塾师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教师也有所要求,那就是要“学问渊博”, 为人“端方正直”,敢于管教,绝不“纵惯学生”。我们要求为人师者也必须有丰厚的学养,高尚的师德, 能以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去培养、教育下一代。
但是在封建时代常有衣冠禽兽厕身于教师队伍中,如同《歧路灯》中所言,这些为人师者不过是“聊存名目而已”。他们的施教实在是误人子弟,遗害无穷。如塾师侯冠玉之流,只知教读时文,全无学问, 这且不说,其行为也不端,“在家下弄出什么丑事” 来。返观今日之师资队伍,思想品德、学术修养符合要求者当然占据主流,但也不可否认良莠不齐现象的实际存在,报端不时有所披露,以学养而言,学历造假,学位来路不正,着作抄袭,或倩人,或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以操守而言,有教授被捉,有博导谈婚外情,老师打牌让女学生作陪,等等;以施教而言,导师与研究生很少见面,人都不识,哪里谈得上指导,《歧路灯》中所写:“有一日先生到,学生没来;有一日学生到,先生不在,彼此支吾躲闪,师徒们见面很少,何况读书”,岂料这种现象在今日之学校中也偶有出现,为师者之学问不足以指导学生,所以也尽量少见学生,偶尔一聚,彼此敬烟,老张老李乱哏一通,真是“师不师,生不生”,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这些情景,令人痛心。尽管它不成为今日教育事业的主流,但出现这种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惊惕。在这种现实面前,读读《歧路灯》不也可以有所触动和引起我们的反思么!
六
李绿园从事文学创作是有所为的,不是一般文人为的自我愉悦,无论是作诗还是写小说,他都是为了宣传一种思想观念,在《绿园诗钞·自序》[2]中就表明“诗以道性情,禆名教”;在《歧路灯·自序》[2]中认为自己所作,完全符合朱子所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认为《歧路灯》一书为“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并且借友人之语称赞所作“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