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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响范文1
1、引言
作为一个传统的人口大国，中国曾经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加，这种人口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于我国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模式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全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减少。按照我国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来看，截至到2014年7月，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有超过百分之13的人口在60岁及以上，还有百分之9的人口年龄超过了65岁，这两个数据都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加，具体如表1-1所示。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就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特别是产业结构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效益明显不高，“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这对于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较大的影响。
2、少子化和老龄化概念界定
2.1少子化概念
所谓少子化，指的是人口生育率有所下降，以及幼年人口数量有大量下降的发展趋势。通常，把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达到15%--18%即定性为少子化。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为2.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6.6%，几乎呈现为严重少子化趋势。少子化可能会导致以后新生人口的逐渐减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若新出生的人口大大低于上一代死亡人口的个数，更有可能会导致人口本身的不足，所以少子化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关注的大问题。少子化和老龄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同一概念的两个侧面。
2.2老龄化概念
老龄化是人口变化的另一大趋势，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的表现。具体，可以通过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以动态视角来看，把它作为两个时点的变化过程，即某一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向老龄化发展；第二是就静态视角来看，可视为人口老龄化在某一个时点上能够达到的水平。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召开了人口老龄大会，当时把老年人的起点定在六十岁，同时把老龄化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十。将“老年人”年龄起点定在60或65岁。纵观国际社会的普遍原则来看，目前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主要是看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是否超过了10个百分点，或者65岁以上人口是否超过了百分之七。
3、我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我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为此，政府为老年人提供出了多种福利政策，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出台，解决了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3.1老年人口的总数和绝对比例增多
按照新千年的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的人口调查显示，老龄化已经明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无论是哪一个省，老年人口的数量都在增加。以江苏省省会南京为例，早在“五普”（2000年）时65岁以上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8.24%，52.5万人，而过了十年以后“六普”（2010年）的9.20%，达73.61万人，这一数据表明南京早早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除此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省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一数据表明我国的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一直在增长，且老年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一直在持续增加。
3.2老龄化速度在加快
从上面的数据不难发现，2000-2039年是我国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老年人口平均每十年就会增长35%，年均增长3.12%，将要快于同期总人口增长的比例。人口老龄化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好几倍。在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之快在全球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将来临着人口问题的巨大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现次说明了我国老龄化速度相对发展较快，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一般都有一个过渡期；而我国则只花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此后的40年内老年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则是一个在人口转变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过程，人口结构类型从成年型过渡到老年型的过程与经济发展情况保持了同步，进入老年时会有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将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3.3年青人生育能力下降
除了老年人口增多以外，“少子化”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一大走势，随着家庭小型化、离散化与空心化，全国各地的家庭功能也在有所弱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新型事物的出现，使得全国有不少地区的年轻夫妇的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以南京市为例，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由“五普”的百分之15.45%降至9.51%，降了近六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南京15-64岁人口为650.72万人，占到了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80以上，比20年前又增加了十个百分点。以上这一点表明，南京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较多，但是年轻人的生育能力则一直保持较低的状态。
4、少子化和老龄化现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4.1该现状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当今全球都已经步入了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得全球各国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经济也进入了调整时期。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趋势，不难发现自现在起，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会有大面积的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会比以前有所上升，上升得最快的是第三产业，同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也会相对于以前有较大的调整。如在第一产业内部，从事传统行业，如种植业的人口会有大量的减少，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比重则会有所上升；第二产业中，从事重工业的比重会有所上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有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的交通运输业和通讯服务业等会有很大的调整，以便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总起来看，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传统行业消失，而以光纤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新兴行业得以不断地发展，并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使整个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4.2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必然会使产业结构调整受到一定的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流动，要求劳动力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的发展保持相对一致。但是由于中老年劳动力对于一些自己长期居住的地区和所从事的岗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习惯，而且具备了某些特别的专业技能，因而一般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者随意调整自己的工作。这就使得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一些新兴产业调整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其不利。与此同时，因为当前的人口结构有所老化，新增劳动力也在不断地下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所需要的、具有新技术结构的劳动力将会不得不再通过年轻人的培训而取得。但高龄劳动力接受新技术的时间长，且往往需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很难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而且还有可能会产生结构性失业，即合格劳动力短缺，而不合格劳动力剩余在企业改革与调整中的下岗职工中，年长劳动力多于年轻劳动力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切，而这样的后果必然会使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总产出有所下降，同时还会减慢经济发展速度。
5、发展建议
通过上面的情况来看，因为人口结构特征的变化，使得未来的产业发展将也面临着较大的调整。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变化，以后很有可能会把发展的重点转向第三产业，而前二产业比例逐步递减。其中面向老年人的服务型产业将优先发展：
第一，社会资本作为发展养老服务的首要资本。国家将引导和扶持民间资本融入于养老领域，其主要目的就是有效解决“融资难”、“用地难”、“营运难”和“用人难”等问题。未来将要政府要加大投入，拓宽投资渠道，增加有效信贷投入，合理地安排各种养老需求等。
第二，建立居家为基础、小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体系。分层、分类提供养老服务，通过对所有养老程序的简化，以及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让社会力量更好地参与到养老事业中来，鼓励境外资本投资办好当地的养老保险事业。
第三，推动医养融合，促进保险行业的全面发展。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各个行业更好地实现互动和发展。
第四，开发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等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探索发展住房养老保障工作机制，根据劳动力发展现状调整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生产业等等，同时开发出一系列适合老年人发展的行业或者是相关的工作岗位，以便使养老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五，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法制化进程。无规矩不成方圆，现代社会中法律就是调整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矩”。《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已于2011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它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对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已经在养老保险法制化进程中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那薄薄的一小册《社会保险法》还远远不够。因此，我国必须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化脚步，特别是要尽快完善养老保险相关法律法规，为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6、结论
通过有关少子化和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少子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这一趋势必将给社会及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甚至还在持续下降的发展态势，更加速了我国的少子化进程。与此同时，大量的老年人口要引起外部消费市场的变化，甚至还有可能会使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等。随着我国进一步推行各种老年保障和完善少子化对策，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会在一定程度得以缓解。相信在不久的未来，随着更多有利政策的出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利用技术革新等手段可以使生产率得以提高；逐步使这一趋势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1]王立勋.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0（S1）.
[2]杨清哲.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3.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日本 少子化 老龄化
“少子化”简言之即出生婴儿减少，无法保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动态平衡之意。日本1995年生产年龄人口达到最大值，1997年正式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伴随着少子化现象的加剧而日益显现，现已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数为顶峰，从1974年开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日本在人口转变之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少子化时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称，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至64岁）09年为8164万人，到2055年将减少至4595万人。少子化不仅使日本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与少子化同时到来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少子老龄化的形成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导致日本人口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于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负担本已沉重。而经济低迷和少子化进程的不可扼制，必然进一步加重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社会保障系统的负荷。日本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大了民众的负担，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学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倾向于少生子女，这种意识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现代人的晚育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由于女性参加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结婚、育儿在人生中所占的优先顺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导致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产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认为，少子化日趋严重的背景原因在于临时职业者和不就业者人数的膨胀造成因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增多。
2．社会经济因素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为女性就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攀升。但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导致用人单位和各大企业对育儿母亲“另眼相看”，其实质无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这个根本上的男权社会，真正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职业女性来说，兼顾就业和育儿是很困难的。由于兼顾就业的困难和育儿环境的不够完善,晚婚和晚育现象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适龄青年特别是女性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时代性变化，结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作为个人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子只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结婚行为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变成个性化的人生抉择，更多的不是从俗从众而是尊重个人的主体意愿。晚婚、终生不结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们对构建家庭和延续生命的观念进一步淡化。
第三、当今日本，物价水平偏高，各地经济发展普遍不太景气，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和随之而来的巨额教育费用，成为小家庭的严重负担，而孩子从出生后到将来求学就业的过程中又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无数种可能的社会环境。基于此种现实情况考虑，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数量。特别是日本的很多年轻夫妻认为婚后即生育子女会使生活重心偏离并影响生活质量，成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
另外，日本的社会经济长期不景气、持续低迷。青年失业者比例很高，无固定职业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经济基础较差，影响了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率。当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响。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缓解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女性婚育所给予的支持方面不够。日本媒体多方报道，频繁指出政府和有关官员对少子化问题重视得太晚，出台的政策和实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针对少子化的对策从1990年就开始着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个经济大气候的不给力，这些对策始终是力不从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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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响范文3
关键词: 高效率；多晶硅；太阳电池；少子寿命
中图分类号：TK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目前，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和能源日益紧缺，加强环境保护和开发清洁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光电能量转换器件，太阳电池的研究受到了人们的热切关注。近年随着太阳电池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结构的开发和利用使太阳电池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多晶硅太阳电池因工序流程简单、工艺成熟和制造成本低，使其在太阳能电池市场占据着较大的比例。为了更快的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降低太阳电池成本和提高电池转换效率已成为行业发展和竞争的两个主要目标。
二、实验方法
取高效率和普通多晶硅片各5片，测试原硅片少子寿命随腐蚀深度的变化，以及原硅片的光致发光图（PL）对原硅片的质量进行表征和分析。随后各取200片硅片，经相同的制绒、扩散、PECVD以及丝网印刷和测试工序完成太阳电池的制备。分别对制绒后的表面形貌，原硅片、扩散后、PECVD和烧结后的少子寿命进行了测试。最后对两批太阳电池片在标准测试条件下进行了电学性能和EL测试。
三、结果与讨论
1.原硅片的少子寿命随腐蚀深度的变化
通过对原硅片的不同深度的腐蚀和少子寿命测试结果（如图1）可以看出：普通多晶和高效多晶硅制绒前的寿命是相一致的，这是因为少子寿命是由表面寿命和体寿命两部分组成，然而在切割后的硅片表面存在着5-10um的损伤层，此时体现的则是表面的寿命。所以只测切割后硅片表面的少子寿命是不能体现硅片质量好坏的。随着腐蚀深度的增加，少子寿命逐渐增加。当4-8um时少子寿命趋于稳定，当腐蚀深度达到9um时，少子寿命达到了最大值，此时是因为硅片表面的损伤层被完全去除掉，少子寿命体现的则是硅片的体寿命；然而随着腐蚀深度增加到12um后少子寿命又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腐蚀液对硅片表面的腐蚀又出现了新的复合中心。从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对比来看，高效多晶硅片有着更高的体寿命，较普通多晶硅高了48.8%。原材料的少子寿命并不能反映材料的体寿命，不能用来判断材料质量的优劣，而去除损伤层后的少子寿命值才能真实地反映材料的体寿命，可作为原材料优劣的判据。
2.硅片的PL测试
发光成像方法为太阳电池缺陷检测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案。PL通常利用激光作为激发光源，提供一定能量的光子，Si片中处于基态的电子在吸收这些光子后而进入激发态，处于激发态的电子属于亚稳态，在短时间内会回到基态，并发出以1150 nm的红外光为波峰的荧光。发光的强度与本位置的非平衡少数载流子的密度成正比，而缺陷处会成为少数载流子的强复合中心，因此该区域的少数载流子密度变小导致荧光效应减弱，在图像上表现出来就成为暗色的点、线，或一定的区域，而在电池片内复合较少的区域则表现为比较亮的区域。因此，通过观察光致发光成像能够判断Si片或电池片是否存在缺陷 [1-2] 。取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进行PL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发现高效率硅片PL图像灰度均匀，而普通多晶硅片中存在着较暗的区域，说明该处有影响电子和空穴的辐射复合的因素存在，一般是由缺陷和金属杂质因素导致。而原材料缺陷势必导致Si衬底非平衡少数载流子浓度降低，造成扩散结面不平整，p-n结反向电流变大，从而影响太阳电池效率 [3-4] 。
（1）高效多晶硅片 （2）普通多晶硅片
图2硅片的PL测试图
3. 少子寿命
少子寿命值是关系太阳电池设转换效率的重要参数，少子寿命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高低。理论上，少子寿命越长，太阳电池的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越高，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也相应地提高。在太阳电池制作过程中，硅片经过制绒、扩散磷吸杂、PECVD沉积SiN：H膜钝化、铝背场以及烧结等工艺，少子寿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对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对不同工序后的少子寿命进行了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每个工序的少子寿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原硅片时测得的少子寿命较低。这是因为硅片的生产过程通常采用线切割方式，会在硅片边沿造成微裂、破损，在硅片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损伤层，因此加重了载流子在硅片表面的复合程度，此时测试的少子寿命通常反映的是硅片的表面寿命。
（2）通过高温磷扩散后少子寿命明显变大。这是因为扩散过程中磷吸杂有助于消除杂质，长时间的高温磷扩散吸杂后，硅片内少子的扩散长度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3）PECVD沉积SiNx膜后少子寿命较扩散后降低。PECVD沉积氮化硅膜不仅起到减反射的作用，同时良好的表面钝化可以饱和硅片表面的悬挂键，降低表面态密度，减少少数载流子在硅片表面的复合，从而一定程度提高了少子寿命。然而此处测得的少子寿命值下降，分析认为是因为：其一，在沉积氮化硅膜过程中PECVD微波对硅片表面的轰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其二，没有经过一定温度的退火处理，氮化硅膜中的H原子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向硅片内部移动从而不能起到较好的钝化作用。
（4）通过快速烧结后，少子寿命显著增加。在SiN：H膜沉积时引入的H原子对多晶材料的体缺陷和晶界起到了良好的钝化作用，降低了少子复合速率增加了少子寿命。在沉积薄膜之后的烧结过程中，快速热处理过程的短时间高温可促进H原子向硅中扩散，达到更好的钝化效果 [5] 。
图4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各工序后少子寿命的变化
四、结论
通过对高效率和普通太阳电池原硅片和各工序的少子寿命、表面形貌、PL、EL以及电学参数上的分析对比，结果表明，具有较低的缺陷密度、较少的晶界和较高少子寿命的原硅片具有更高的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因此，在铸锭工序如何控制位错、微缺陷、晶界、间隙氧、替位碳、过渡金属杂质（Fe、Cu、Ni、Cr）等提高硅片的少子寿命为提高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严婷婷, 张光春, , 李果华等.光致发光技术在Si 基太阳电池缺陷检测中的应用.半导体技术,2010,35(5):45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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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响范文4
【关键词】 少子化；原因；婚育观；日本
近年来，日本一直被“少子化”问题所困扰。何为“少子化”，如其字面意思所示，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日本当局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结构，最理想的状况是，每对夫妇生下2.48名孩子。但在2011年每对夫妇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9，与2010年持平。合计特殊出生率在2005年跌至1.26的历史最低点后持续上升，但增速有所放缓。本文将以日本少子化产生的原因为重点进行阐述。
一、日本出现少子化的原因
1、晚婚晚育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婚姻状况直接地影响到人口的发展，并且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日本厚生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来看，2010年日本人的初婚年龄，男性为30.5岁，女性为28.8岁，而1980年，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7.8岁，女性为25.2岁。约30年中，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分别上升了2.7岁和3.6岁。像这样的晚婚化日渐明显。初婚年龄的上升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生育年龄的上升。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由10年前的28.8岁到如今的29.9岁，增长了1.1岁。同样，日本的生涯未婚率（50岁为止的未婚率），男性从1.7%到20.1%，女性从3.3%到10.6%，以飞速增长。晚婚化和未婚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少子化的进展。
2、出生率的低下
由于晚婚化且女性最佳生育年龄限制等原因，不得不放弃生育的夫妇在增加。另外，随着结婚之后还持续原先工作或者生育后想再就职的女性的增加，会有控制生育儿童人数的现象产生。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1名女性终身生育子女人数）为1.39。出生率在2005年创下历史最低记录的1.26后逐年上升。2008与2009年的出生率均为1.37，2010年则上升了0.02点。厚生省分析认为，出生率上升是因为36至39岁生育和生育第二胎以上的女性增加，同时表示“虽然出生率转为上升，但少子化现象今后仍将继续”。
二、少子化原因的背景
1、日本女性追求男妇平等，拒绝成为生产工具
近年来，日本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婚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全球经济化的发展，现代日本女性得以和广阔的世界接触，视野得到了扩展。日本女性开始思考在历史潮流及现实生活中，作为女性所得到的评价，表示出想与男性一样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强烈愿望。半个多世纪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无论在劳动力不足、资源稀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经济泡沫破灭的九零年代，也不管是为了补充劳动不足还是为生计所迫，日本女性为自己家庭生活水平的保持，提高和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她们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必然会提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要求，男性不对自己摆架子并且分担一定的家务事，正是她们追求男女平等的表现。
2、高学历化及女性劳动者的增加
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的女性入学率来看，虽然近几年持稳定状态，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女性大学入学率直线上升。特别是4年制大学的入学率更是明显。1960年日本女性大学入学率为6.5%，而到了2008年则上升到了42.6%。如此高的升学率对晚婚晚育化的进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伴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机会均等雇佣法”，“男女工资平等法”的颁布，女性就业人口保持不断增长的状态。希望同时兼顾家庭及工作的女性也随之增加。但是，由于日本公司惯有的人事制度，女性在生育之后不得不面临被解雇的困境。而且生育后的再就业也是异常艰难。然而工作和育儿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即使是在福利相对来说较为完善的日本，接收幼儿的托儿所也存在着数量不足的问题。因此，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比起生育儿女的乐趣来说，苦恼要更多。从而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女性选择了工作。而另一方面，由于离婚率的上升，女性对婚姻的不安定感越来越强烈，为了防止由于婚姻解体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一部分女性则不得不选择工作。
3、对结婚及生育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和现在年轻人的婚姻生育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选择晚婚的男性还是女性，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单身生活更加的自由。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她们的经济能力得到提高，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通过结婚而依赖丈夫来得以生活。因此，部分女性选择了较为自由的单身生活。
另一方面，从泡沫经济时代的“高学历，高收入，高身高”到现在的“有共同价值观，性格相符，有稳定收入”，可见女性对配偶者的要求也是渐渐从物质要求转向精神要求。2010年日本朝日生命保险公司随选出600名25至44岁的单身职业女性，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结婚对象的条件，重视“价值观一致”的女性占总数的61.8%，其次是“对待金钱的态度”（27.0%）和工作稳定（26.3%）。其中调查还显示，93.7%的女性“考虑过要一辈子独身”，首次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年龄均为28.6岁。在小于34岁的被调查女性中，近80%有过独身的想法。
4、育儿成本的增加
育儿成本的增加也是研究日本少子化成因时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据日本政策金融金库以利用教育贷款家庭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小学生以上子女的日本家庭中，2010年度平均教育费用预计将达到198.2万日元，占家庭年收入的36.7%。这是自2000年度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教育负担比例。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家庭每年用于教育方面的费用约为，公立幼稚园25万日元，私立幼稚园54万日元，公立小学33万日元，私立小学137万日元，公立初中47万日元，私立初中127万日元，公立高中52万日元，私立高中104万日元，公立大学130万元，私立大学文科167万元，私立大学理科207万日元。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孩子如果从幼稚园到高中是公立学校，大学是国力大学的情况需要1091万日元，如果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是私立学校的话则需要2352万日元。在如此高额的学费面前，日本的年轻母亲放弃生育也是无奈之举吧。
其次，日本女性的就业模式是典型的M型结构。大部分的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就只能放弃工作专注于育儿。待孩子上幼稚园时再回归社会。但是由于日本现在大部分的企业还是实行的终身制及论资排辈，即使女性再就业的话，也只不过是以临时雇用或打工的形式，并不能享受到正式社员的福利。她们由于育儿而失去工作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像这样可见的育儿费用的上涨及不可见的机会成本的增加给大部分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总之，日本少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年轻人的婚育观念，特别是女性婚育关有很大关系。少子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难题，少子化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对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但是，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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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本肇.少子亡国论.かんき出版社，1998.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5
人口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年度内的人口构成状况，一般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收入阶层等方面进行划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或地区劳动力市场、消费、储蓄、经济规模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年龄变化趋势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14%的社会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20%的社会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0.906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94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4.3%，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预测，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8%左右。届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会逐年超过美国、英国，并接近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与老龄化相伴随，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是少子化最主要因素，当然，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也客观上对少子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数据显示，自1982年开始，我国0-1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21%，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为19.19%。与其他一些发到国家相比，我国少子化的进程发展较快。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在美、英、德等七国最高，到205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下降至12.51%，该比重仅高于七国中的日本。一般而言，少子化会推动人口结构发生两种变化：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因此，少子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2、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水平降低，经济增长面临趋缓压力如前所述，我国人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结构当中，而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我国人口结构在短期内的不可调整性，使得我国老年抚养比到2050年将超过50%，而少年抚养比的下降也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到2050年不到全社会人口的60%。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视为老年劳动力人口。2011到205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呈现不断老化的趋势。其中，15-2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15-2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4%，到2050年该比例下降为24.1%。3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7年到2028年有个较小幅度的提升外，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1年30-4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6%，2017年下降为30.7%，而后略有增长，到2028年该比例约为32.8%，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该比例约下降为28.4%。45-64岁的劳动力老年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2.9%，2050年上升为47.5%。可以看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也呈现出了老化的特征，而且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在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约为9.77亿，如果人口政策等未发生变化，到2050年预计这一总数约为7.90亿。根据Y＝F（N，K），总产出是劳动力的函数，在劳动力过剩阶段，因为有足够劳动力剩余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冲击。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迎来刘易斯拐点（蔡，2013）。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劳动力老化对社会劳动力产出率有抑制作用，进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劳动产出率都会随着劳动力老化而有所下降。而劳动产出率的下降，势必会带来社会产出的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老龄化的加速将会降低我国劳动产出率，进而减少我国社会产出总量。
（二）消费水平下降，内需拉动力量有减弱趋势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全社会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会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老龄化和少子化会对个人的消费和储蓄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年轻人消费水平较高，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会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少。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消费整体水平下降。加之我国老年人有储蓄养老等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现行拉动内需的政策效果。由表2可以看出，消费率和少儿抚养比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高，则消费率越高。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会降低。消费率和老年抚养比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消费率也越低。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即无论是从少子化角度，还是从老龄化角度来看，我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下降。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老年人预期寿命普遍提高。根据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简称LCH），消费率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寿命越长，就要将有限收入放在更长时间里来消费，这样每一个时期消费量就呈下降趋势。图4也完全支持上述观点，从图4中可以看出，35岁之后，人们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或者为了自己养老方面考虑，在消费上的支出总体较低。特别是70岁以上的年龄段老人的消费水平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此，当一个社会中7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时，会严重制约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因此会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三）养老问题更加凸显，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主要会从赡养比方面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赡养比主要是指缴纳社保基金人口与领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这一比率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会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该制度下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从而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的有关数据，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9.7%，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0.8%。2011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1.5%，而2050年该比例约为56.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未来4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两个在职职工就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老龄化加深带来的赡养比下降意味着依靠在职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进行了各种测算。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合作的测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债务的课题的数据显示，以1997年为基准，从2001年到2075年，我国养老金的隐性负债规模约为13万亿元。国务院《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课题研究显示，以1997年为评估时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债务最低约为1.8万亿元，最高约为11.9万亿元。考虑到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老龄化带来的农村养老压力也不容忽视。自2009年开始，我国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底参保人数已达到3.26亿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此外，我国还有对80岁以上老人给予高龄津贴的政策，根据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对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财政责任按照两种方案进行预测，第一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至2030年平均为18.3亿元，第二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到2030年平均为32.3亿元。我国老龄化到了2030年之后会迅速加深，因此这一财政津贴的数额会继续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也会增加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支出方面的责任。
3、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建议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改变，要做的是设法使其进程放缓
（一）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保证我国劳动人口维持一定规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大国特点之一是人口多。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人口规模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人口太多，超出自然资源承受能力范围，肯定是负担，但人口太少，也会有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适当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就不会有大的社会总产出，也会危及经济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人口增长不很乐观的情况下，未来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不再仅仅限于今天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人的竞争。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对以亚洲为中心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实施毕业“包分配”制度。目前这一计划已经进入细节探讨阶段，将被写入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预算中。日本的这一行动或许就是全球年轻劳动力争夺的序幕。再加上人口的调整涉及因素很多，调整人口结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需要15年或者更久。因此，目前就需要认真研究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调整人口政策。2014年之后，我国将陆续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这势必会延缓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还应该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平与人口结构的不同，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以达到优化劳动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改善我国劳动就业政策，着力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占总人口的69.2%，比2010年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是该比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数据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将在2018年达到峰值9.93亿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50年该年龄段人口将下降至约7.90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的减少将会通过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因此，我国应该从长远角度、通过长期规划来促使就业率提高。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问题极其重要的途径。老年人口在体力上无疑会处在日趋不利的阶段,但其智力、经验和社会资本等却并不一定会同步衰减。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创业、通过设立专门就业服务机构来缩短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等待时间、增加就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我国就业率，以最大限度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压力。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6
这一改革从提案伊始就争议重重，然而执政党几经易换却没有影响法案的施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日本社保的巨大缺口让财政重建迫在眉睫。而医疗费用约占社会保障费用的1/3，且逐年上涨，而这正是造成这一巨大缺口的主因之一。
医保赤字困扰日本
在“国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日本医疗保险大致以三种形式覆盖全民。
首先是由协会健保、船员保险和各种共济组合组成的职工保险，其中协会健保包括以中小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康保险，和以大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保组合。其次是以农民等非正式职工为对象的国民健康保险（国保）。此外，还有以75岁以上的全体后期老龄人口，以及65岁以上74岁以下有身心障碍的前期老龄人口为对象的老龄人口医疗保险。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指出，2011年国民健康保险实际收支情况为3022亿日元的赤字，而健保组合在2012年的赤字为2976亿日元。由于医疗费用财源由保险金、公费和个人负担三部分构成，近年来，窗口个人负担的金额不断上涨，而伴随着保险金的增加，未参保者也在增加。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各保险机构都强烈要求扩大公费投入。
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由于现存医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以及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日本医疗费用总额在近五年间，以每年1兆日元的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已达到37兆4202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占38.1%。医疗费与国民收入比和GDP比分别为10.7%和7.8%，与OECD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值相比，虽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医疗费用总额中的公费负担率与英国等国家同属于最高等级。按照现状分析，预计其医疗费在2025年将达到60.4兆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将显著增加。
在医疗费用对公费的高依存度下，另一方面，日本的税收却处于下降趋势。由于医疗费用中公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其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公共债务与GDP比已经达到两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面对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况，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希望放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上，以期通过消费税率的提高增加公费投入。然而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现行5%的增税方针并不能实现财政重建。要实现基本收支平衡，必须要提高25%的消费税。同样，要解决医保赤字，光靠提高消费税可谓治标不治本。因此，学习院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远藤久夫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国民正确理解到，经济不景气、少子高龄化和过剩债务的背景下，要维持全民医保的公共医疗保障极其困难，为此首先应就医保制度中负担与支付的理想状态取得一致意见。
医保制度积弊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世界第一。这有赖于国民皆保险制度下的医保制度极具公平性，和选择医疗机构的高自由度。因此日本医保在世界上的评价相当高，然而当其政府公债成为世界最高，开始加大力度抑制医疗费上涨时，正如远藤教授所说，有必要将目光放回到医保制度本身，追本溯源，以求更好地解决医疗费上涨问题。
首先，在支付制度上，日本医疗保险的结算方式被称为诊疗报酬制。其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进行全国统一定价。具体方式是将实施的医疗行为按照各自对应的项目打分，以每分10日元的价格来计算。其内容包括基本诊费以及特殊诊费。简单来说，诊疗报酬制是按项目收费的结算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检查越多，开药越多，医疗机构的收入也越多。医疗机构为增加检查，不断导入CT、PET、MRI等高价格的检查仪器，而患者自身也习惯了大量的检查，造成了医疗资源和费用的浪费。
另外，根据OECD2010年的数据，日本每1000人中有2.2位医师，低于OECD3.1位的平均数目，但日本平均住院日却达到了18.2天，在34个国家中排在首位，远超于OECD7.1天的平均数目。日本正陷于一种怪圈：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就面临赤字，而即使医疗质量不高只要数量够了，也能得到利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诊疗报酬制，自由选择医疗机构的机制让日本的短期病床接收了很多需要长期疗养的患者。
在日本，无论是在大学医院还是诊所，只要是医保定点机构，个人负担的金额比例并无区别，因此患者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选择医疗机构。
从事医疗管理工作的星多绘子认为，这种自由选择机制一旦过度，会造成对医生的选择性消费以及重复治疗，从而使国民医疗费用增加。
日本的现实是，患者为了安心，首选拥有200张病床以上的大医院，这让双向转诊制度成为一纸空谈。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诊疗报酬曾规定，对首诊时没有诊所医生开具介绍信就到大医院就诊的患者额外收取一笔费用，一般在5000日元左右，但即使如此，也没有遏制住患者到大医院就诊的意向。因此2012年日本的诊疗报酬降低了首诊报酬，通过增加“选定疗养”患者的经济负担，来减少患者到大医院的就诊人数。
虽然政府希望借诊疗报酬的改定引导患者合理流动，但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医院在最近5年间减少了338家，而每家医院的医疗费月额增加了3500万日元。这表明医院申请的诊疗报酬在增加，从中可以看出面向大医院的医疗集中化的倾向。由此可见，诊疗报酬的诱导并未起到应有作用。
医疗费用可以用“医疗量（住院日数、治疗人数）×诊疗报酬（医疗单价）”表示。梳理日本近二十年来医疗政策的流变可看出，每两年改定一次的诊疗报酬是日本抑制医疗费上涨的重要工具（见链接）。日本通过上调医疗服务价格同时降低药品价格的方式，实现诊疗报酬的负增长，从而抑制医疗费用。
然而，由于老龄人口持续增加，减少诊疗报酬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连续的医疗费抑制政策也带来了医疗崩坏。为维持应有的医疗水准，又能从根本上改变抑制医疗费上涨的政策，进一步修正筹资比例必不可少，然而前提是全体国民达成一致意见。
2010年日本医疗费的48.5%来自社会保险金，38.1%来自公费，13.4%来自个人负担（见图）。日本公费负担比重远高于OECD一般国家，其中公费的50%用于后期老龄人口医疗。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的比率来看，70岁以下6岁以上的患者负担三成，75岁以上患者负担一成医疗费。公共保险的保险金根据收入而非风险决定，这就使得年轻一代面临过重的保险金负担，影响了社会公平，也使得公费负担随着老龄化加剧而加重。另一方面，因为公费负担过高而不得不提高消费税的做法，又无形中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负担。
但提高社会保险金也并非最稳妥的做法。在中小企业减薪的背景下，协会健保的平均保险金率在2012年比过去最高上升了10%，财政状况十分严峻。而健保组合的保险金率虽然低于协会健保，却强烈反对提高保险金。国保更是由于无业者和非正式职工的增加，构造上极端脆弱，并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以低收入者为中心保险金的未缴纳率在上升，提高个人负担比例也遭到了医疗团体与患者的强烈反对。
在现有医保制度的支付与负担如何达成理想状态的问题上，日本或许还需继续上下求索。
少子老龄化雪上加霜
“在探讨医疗费与公费负担的问题时，最大的课题是对于75岁以上的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应该如何筹资。”关西大学的林宏昭教授在《医疗与公费负担――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财源政策》一文中这样指出。
在造成日本医疗费上涨、财政严重赤字的因素之中，少子老龄化是一个避无可避的话题。
2012年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4.1%。根据预估，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2025年将达到3657万人，75岁以上的老年人2055年占全人口比重将超过25%。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低下带来了儿童数量的减少。2013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与年轻人已经达到了4比1的比率，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老龄化社会带来了相比过去达到最高的社会保障费。据统计，社会保障费与国民收入比从1970年的5.8%上升到了2010年的29.6%，而老龄人口在社会保障费中所占比达到了68.1%。
为应对少子高龄化，日本在2008年以前施行“老年人保健制度”。但在 75岁以上老年人和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制度下筹集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现役人口和老龄人口的负担比例很难分清，要抑制医疗费的上涨也很困难。
为此，日本从2008年开始施行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将老龄人口作为独立的年龄层，纳入新的保险体系。运营主体为多个市町村加入的“广域联合”。由于老龄人口自身负担能力较小，需要其他医保层面的支援机制。其中未满75岁和75岁以上的人有所不同。65岁到74岁的“前期老龄人口”与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医疗保险，自由营业者和无业者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大企业员工加入健保，中小企业员工加入协会健保。
企业员工离职后，很多人转入国保，使国保医疗费上涨。而健保组合和协会健保按照参加人数，支援一定的“缴纳金”，即所谓的“财政调整”机制。2013年，日本的缴纳金在2兆9000亿日元以上。
75岁以上的老年人加入“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医疗费中除去由个人负担的部分，由公费负担五成，剩下的部分一成来自老龄人口的保险金，四成来自现役人口的支援金，支援金约为5兆8000亿日元。
与老龄人口极低的负担保险金额相对的是，2009年老龄人口的人均诊疗费是年轻人的4.7倍。
少子老龄化加重了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特别是财政基盘脆弱的协会健保，由于支援金的影响已经存在大幅赤字。可以说，少子老龄化已经威胁到了互相扶助下成立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存续。
为此，认为老龄人口应当提高负担比例的呼声正在日渐壮大，但究竟何时才能施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由于国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保险，当一个家庭中，成员先后进入后期老龄人口层时，其计算方法就会相当混乱。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对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按照年龄区分的做法加以修正。
少子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问题，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一长寿之国，并无多少他国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