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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1
2013年9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当月美国经济增长率从上月1.3889%上升到1.6204%，上升0.2315个百分点，上升显著；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从上月的-1.0944%变为-0.5042%，上升0.5902个百分点，降速减缓；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从上月1.8768%上升到2.2210%，上升0.3442个百分点，世界经济由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由降转升，世界经济指数上升，世界经济出现显著好转。
在经济增长方面，当月中国经济增长指数为0.7552，比中国经济指数0.7240高出0.0294个指数点，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缺乏中国经济总体的支撑（见附表）。
在国内市场方面，当月中国价格增长率从上月的2.7130%下降到2.6351%，环比下降0.0779个百分点，表明国内市场趋于平衡。
在生产供给方面，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0456%，环比上升0.0306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为7.7155%，环比上升0.0776个百分点；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4262%，环比上升0.0848个百分点，农业、工业增长率和服务产业普遍上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率上升。
在消费需求方面，当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13.3980%，环比上升0.109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0.3233%，环比下上升0.1266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为4.2253%，环比上升3.1715个百分点；进口增长率为6.9675%，环比上升2.9577个百分点，消费、投资、进口上升，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月财政支出增长率为2.5092%，环比下降0.5883个百分点。财政政策效能已经式微。
在税收政策方面，当月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0.6308%，环比上升0.176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上升带来财政收入增加。
总的来看，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13个主要因子中，上升因子数量远远多于下降因子的数量，中国经济总体趋于稳定，并出现向好的迹象。
数据显示，当月按照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口径计算的中国总需求为70477.1685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0.5333%，上升显著（见图3）。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当月中国消费增长率为13.3980%，环比上升0.1098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1.9890%，环比下降0.406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5.7110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485个百分点，消费贡献率和贡献度双双下降。
当月中国投资增长率为20.3233%，环比上升0.1266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9263%，环比上升0.306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11.7699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1036个百分点，投资贡献率和贡献度双双上升。
当月净出口增长率20.2520%，环比下降3.7807个百分点，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0846%，环比上升0.099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0.3722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192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率和贡献度双双上升。
总的分析，9月份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中，作为经济增长真正来源的消费增长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下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动力不足。同时，在投资增长率上升情况下，投资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表明中国经济中投资泡沫更加浓厚。同时，净出口贡献率和贡献度双双上升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循环有所改善。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2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3
思科公司和EIU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仅次于美国，其中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2.2%。报告称，到2020年，印度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对外贸易将出现突飞猛进式增长，在世界各国外贸排名榜上将跃升至第10位。
而韩国中央银行金融经济研究院发表的报告称，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2040年与美国持平，届时其GDP将占全球GDP的1/5。此外，印度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2050年与欧洲持平，GDP占全球 GDP的12%。报告预测，韩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从2003年的1.7%提高到2040年的2%；日本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12%降至2040年的6%。
该报告说，从各国人均GDP来看，中国将从2003年的1100美元增至2040年的15000美元，印度将从560美元增加到7500美元，增幅均超过10倍。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是美日两国的1/4左右，印度将是美日两国的1/8左右，而韩国将是美日两国的1/3。
德意志银行针对2020年全球各大经济体增长趋势的研究说，中国GDP将在2020年前全面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但今后十几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可能滑落至5.2%，列印度和马来西亚之后。报告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在今后 15年增长率比印度低0.8%，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落后于印度(5.5%)和马来西亚(5.4%)的最大原因。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预测，2020年，美国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而目前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将风光不再，不仅被中国超过，甚至连三甲位置都不保，印度将后来居上，成为全球第三经济大国。报告指出，爱尔兰、西班牙、美国将成为未来15年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明星。爱尔兰平均经济增长率将高达3.8%，居发达国家之首；而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仅为1.5%。
德意志银行预测，到2020年经济增长率位居前十位的国家排名为(括号内为年均GDP预期增长率)：印度(5.5%)、马来西亚(5.4%)、中国(5.2%)、泰国(4.5%)、土耳其(4.1%)、爱尔兰(3.8%)、印尼(3.5%)、韩国(3.3%)、墨西哥(3.2%)、智利(3.1%)。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对205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进行了长期预测。结果显示，中国GDP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不过，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到2050年时中国反而将会被美国超过，尽管被超过的幅度很小。印度的经济规模不久将会超过日本，且差距会继续扩大。到2050年时，美国和中国的GDP规模将是日本的 7倍，印度的3.8倍。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4
【关键词】GM（1，1）模型；索洛“余值法”；技术进步；贡献率
广西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达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因此探究经济增长的方式对巩固经济稳定，推动其长期增长具有深远的意义。经济增长可以分为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推动和由技术进步推动两种类型，若主要来源是要素投入的增长，称之为粗放型增长方式；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带动要素使用率的提高，则称之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科学技术是否成为广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需要我们对技术进步贡献率做出测定。
本文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搜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近3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三要素投入关系以及各要素贡献率进行详细测算和分析。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选择
（一）灰色GM（1，1）模型建模原理
第一步：获取原始序列X0，构造累加生成序列X1。原始数列X0为非负序列：X0=（x0（1），x0（2），…，x0（n））。X1为X0的1-AGO（即一次累加）序列：X1=（x1（1），x1（2），…，x1（n）），其中
（二）模型设计
运用索洛余值法，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灰色GM（1，1）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Y=A0KαLβ，其中Y代表总产出，A代表技术进步，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进行经济增长率计量核算的基础形式：lnY=lnA+αlnK+βlnL。给定产出Y，资金K和劳动力L的时间序列数据Y=（y（1），y（2），…y（n）），K（k济中技术进步是广泛存在的，因此若α+β不等于1，则应对α和β进行正规化处理，即令αK=α/（α+β），βL=β/（α+β），此时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
（三）数据选择
计算技术进步贡献率需要三个方面的数据：产出Y（亿元）、资本投入K（亿元）和劳动投入L（万人）的时间序列数据。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一般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基础数据取自历年《广西统计年鉴》，采用1978年为基期不变价格指数，均按可比价格计算。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严格来说，投入数据应当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它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而且还与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的质量等因素有关。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但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和可得性，我们只能采用劳动力年末从业人数这一项指标作为劳动投入的度量。
二、广西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度与分析
为较准确地反映广西不同时期技术进步贡献率演化特征，由生产总值Y（亿元）、固定资产投资K（亿元）、从业人员L（万人）的原始数据分别对1981～1990，1991～2000，2001～2008年3个时期建立生产函数的估计式为：
lnY=-4.444976+0.553679lnK+1.002186lnL
S=（2.771708）（0.057092）（0.390433）
R2=0.986527 A d R2=0.985449 S.E=0.096899
F=915.2744 DW=1.108367
拟合度R2=0.986527，调整后的拟合度A d R2=0.985449，F统计量为915.2744，S.E=0.096899。从拟合的结果可以看到，方程拟合的较好。模型可以说明广西生产总值的98.65 %，显著性水平也较好。但是α+β>1，需进行正规化处理，αK=α/（α+β），βL=β/（α+β）这样得到α=0.355866，β=0.644134。
年增长平均速度计算公式为：P=（（pt/p0）^（1/t）-1）×100%，其中pt为第t年水平，p0为初始水平。依据估计的结果，按照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利用余值法方程，可得到广西1986～2008年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结果详见表1）。
由表1可知，1986～2008年期间，广西实际GDP年增长率达到11.19%，其中资本投入每增加1%，可使经济增长0.36%，资本总量平均增长率为18.04%，其平均带动经济增长5.6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9.29%；由于劳动平均增长率仅为1.89%，其带动经济增长1.09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1.47%，不难看出，劳动的增长较少，对经济的贡献也比较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25%，平均带动经济增长4.43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50%左右，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由图1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八五时期达到了最高点53.38%，对应的劳动增长贡献率则由七五时期的27.43%大幅下降为7.84%。这可能是由于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施行科教兴国战略，科学技术生产力迅速提高；同时政府为了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而采取了紧缩的经济政策；而且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各项制度施行改革，难免下岗人员增加，直接导致了劳动增长贡献率的大幅下降。资本增长贡献率在九五之前增长平缓，十五期间增长迅猛，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65.82%。这可能是由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广西区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出口贸易大幅提升所形成。从总体趋势上看，劳动增长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资本增长贡献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贡献率八五时期达到最高，九五、十五期间有所回降，然后又开始上扬。
图2显示了七五至十一五期间广西GDP在各个阶段的增长率，以及劳动增长、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在各时期对GDP增长率的贡献。GDP在八五时期增长最快，达到了14.64%，九五时期开始下降为9.77%，十五时期又上升，2006～2008年间继续快速增长，增长率高达13.13%。技术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八五时期上升，九五、十五下降，十一五略有回升。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在八五时期上升，九五时期下降，十五以后快速上升。总体看来，八五时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期，也是各种曲线的转折点；九五时期受亚洲金融风暴、世界经济萧条影响，各种经济指数下滑；十五时期经济指标快速回升，十一五时期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三、小结
有关文献显示：1978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9.69%，其中资本投入的平均贡献率为 48.81%，劳动投入的平均贡献率为11.75%，经济增长的60.56%是由要素投入增长带来的。本文测算的广西1986～2008年平均资本贡献率为49.29%；平均劳动贡献率为11.47%；平均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9.25%。由此可见广西各项指标基本上与国家持平，但技术进步贡献率与发达省份40%多贡献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从总体上看，广西还属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的投入。面对这种情况，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资源利用率。集约型增长方式，可以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增强资源、环境和生态对经济增长的承载能力。因此，提高技术进步率以及技术进步贡献率对于促进广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5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
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
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
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
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6
一是从产业成长看。农业可能快于2003年，服务业也有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增 长，但比2003年可能减慢，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比2003年小。 二是从需求角度看。2003年前三个季度，投资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2004年，投资增幅将会低于2003年，拉动经济增长的 作用将有所减弱。2004年的消费需求预期平稳增长中有所加快，消费 对 经济的拉动应该会超过2003年不足40%的水平。出口需求的前景不容乐观，外需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有所减弱，进口增长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因此2004年的贸易顺差将会在2003 年大 幅减少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甚至出现逆差。(摘自2003年11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2004年这一轮经济周期将处于快速上升稳定增长期，工业增加值可望增长13%～15%，GDP可 望增长8.5%，物价基本稳定。2004年产业增长可能呈现的特点是，前期快速增长的汽车、 钢 铁等行业将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多数行业在较高的平台上稳定增长。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仍属于低水平(人均GDP不足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从而增长空间巨大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潜能仍然很大(市场化程度相当于发达国家的65%左右)；中国人口及劳 动力的增长(1%左右)；世界经济的增长或恢复性增长(3%左右或更高)；1979～2002年我国GD P平均增长率为9.4%，1996年以来增长率低于10%，且逐步降低而稳定至7%～8% 等因素，中国GDP年度增长率今后5年(或以上)可以实现7%～9%，2004年则在9%左右，将保 持 继续走高态势。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3年秋季版)》：2004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仍将稳步上升，将达到8%以上。下半年经济增长有可能略低于这一 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将在7%左右。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为4.25%，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亚洲 的经济增长率将为7%，其中中国的增长率将达到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