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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论文范文1
靳埭强自幼受祖父靳耀生熏陶，爱好绘画。1957年定居香港，投身为学徒，满师后当裁缝师，如此十年之久。1964年开始随伯父靳微天学习素描及水彩画。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攻读由吕寿馄教授的水墨画课程及王无邪主持的设计课程。1967年开始从事设计工作，屡获奖项，享负盛名。1976年开始创办设计公司，作品受高度评价，成为驰名中外的设计师及画家。他的设计作品获奖数百，被众多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在国际赛事上获奖的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把中国元素与平面设计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在张力中尽享中国文化、传统、色彩的博大精深。而正是因为中国设计师一直把中国元素融合与平面设计中，让更多的人通过绚丽、优雅、大气的设计作品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文化的厚重。
二、中国传统元素
1.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包含着无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含而不露的，隐而不显的。现代平面设计通常以直线和几何图形构成元素对书法进行解读，以创作出富有现代气息和视觉冲击力强的作品。书法的平面设计通常是以点、线、面、形、色和质感等视觉要素的综合运用。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文字，也是一种艺术，一种美的享受。靳埭强设计了在其设计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件设计作品——中国银行标志，该标志设计是将古钱与“中”字结合，赋予简洁的现代造型，表现了中国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中国银行标志的造型完美大方，符合国家专业银行的身份，更包含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这个标志可谓是靳埭强融贯东西方理念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设计中传统元素的经典之作。元素的再造不仅仅局限于旧有造型元素，对于现今可利用的视觉造型的改良与再造对于传统文化亦有其重要的意义。其次，对于传统造型元素、民间造型元素的应用，我们还是应该以客观冷静的眼光去看待。由于，欧美真正意义上的平面设计发展可追述至十八世纪的字体设计与印刷革命，体系的完善与设计上日趋规范化与标准化，使得设计师愈来愈多地将古典元素看齐。这种极力摆脱现代设计模式的束缚的现象是建筑在一定的基础上的。而反观中国的平面设计，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不完善与不成熟，如果一味对于旧有元素情独钟、迎合西方的猎奇心态的话，不仅不会造就传统元素的设计氛围，更会造成千人一面的雷同局面。显然这是不利于我国平面设计理论体系与形式体系的完善与健全．而从在元素的利用上来讲也是不符合设计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靳埭强先生的设计是平面设计传统文化与设计元素再造成功的典范。利用传统文化设计观念对于旧有造形元素进行改良和取舍，使之成为载体，传达现代社会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平面设计较之欧美平面设计个性的诠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五千年所形成的传统的惯性使我们不可能抛弃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是如此。五千年来的文化沉淀于我们来说就有如是宝藏、有如是肥沃的创作土壤；但也有如包袱。面对传统旧有元素的改造，我们则必须先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加以吸收、消化才能继承和发扬。
2.中国水墨山水画
水墨画用简单的色彩描绘万千世界，用神韵传递情感；中国传统建筑宏伟高大，高低错落有致，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由于书法的特殊功能、特殊形式和特殊的创作规律，它对客观事物线条的反映比之舞蹈、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反映有着更大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书法艺术的线条中，基本上看不到对客观事物线条的直接模拟，而是通过形象思维活动，撇开客观事物的线条所必然带有的种种限制，专门摄取其具有美学含义的特征，并使之融化在书法艺术本身所独有的形式之中。中国水墨画“以形写神、神形兼备”，通过线条和墨色的变化来象征性的抒情达意，将传统礼俗中追求自然、含蓄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寓于绘画笔法和意境之中。根据产品特点而在表现手法中借用国画之“形”与“神”的广告创意，尤为独具传统礼俗文化之神韵。
3.中国吉祥图案
吉祥图案的出现源于吉祥意识的产生。吉祥意识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的一种意识，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吉祥图案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等作为有机的整体，题材和构思来自于现实，其表现往往超越现实，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乞求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反映了图案至善至美的本质。象“龙”这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自然中没有的吉祥物还有很多，如凤、麒麟、辟邪、朱雀、玄武等。此外，传统吉祥图案及纹样还有方胜、云纹、如意纹、回纹、水纹、太极八卦、中国结等，这些传统吉祥图案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后，开出一朵朵奇葩，透出情感的细腻……
三、靳埭强作品中的传统元素解读
靳埭强在的设计作品在设计风格上回归传统，这中传统文化精神在设计中的回归，不是在设计上对传统图案的简单引用，而是升华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感悟到一种神韵、魅力、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他之所以走向成功，不仅因为他有一流的设计意识和头脑，也由于他在设计中把很中国化的东西，如中国古钱币、水墨文化、儒家文化，很好地加以理解，并加入一些现代时尚的“调味剂”呈现出来。
1.中国书法的独到灵妙的运用
他在一组“吃喝玩乐”的设计作品中，将“吃喝玩乐”这四个中国字融入到作品中，这组平面设计作品将独特的东方语言与直白的概念把东方的美妙恰当地表达出来，对本土文化的思考和浑然天成的运用，对现代设计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进行了综合，使得人们一下就记住了这些饱含着浓郁东方情愫的设计作品。视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说是字，又像是画，造型奇妙，神采飞扬，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呈现出书法线条独特的意境。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以线界形是人类最古老的绘画方法，是人类为了在平面上表述客观事物而使用的虚拟性、提示性的视觉语言。他设计的重庆形象标志，此标志创意源于“双重喜庆”的文化典故，以它为基础，以两个欢乐喜悦的人字形重叠成“庆”字，传达出重庆名称的历史由来。同时，标志中张扬的人形也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理念，传递出重庆人热情、奔放、“广”“大”开放的胸怀。标志以汉字“庆”字为切入，并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图形化处理，就使受众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城市重庆的个性特征。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2
Abstract：Basisthelastwordoftheanthropologystudy,CombineprogressofthechineseancientworksresearchandArcheology,Thistextthink:TheoriginaloftheformationChinese,maindirectsourceshouldbeCentralAsia,SoutheastAsiaisjustpartofoforindirectsource.AncientmankindfromCentralAsiaenterSoutheastAsiawhobehaveSundadontytooth,thesecrowdenterthesouthofChinaorcircumfluenceentersCentralAsiaandcontinueentering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aberrancebecomehumanwhobehaveSinodontytooth.Henceforth,thesecrowdfrom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continuouslytransplanttoeastChinaandsouthernChina.Atthelaterperiod,becometheEastAsiamongoloidoftherealmeaninggradually,bealsotheChineseofnow.
关键词：中国人、源流；NRY、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古籍学；中亚、东南亚；中国北方
Keywords：Chinese、Headstream；NRY、Physical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cientStudy；CentralAsia、SoutheastAsia、NorthernChina
一、古人类的遗传学研究
1.1、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的研究
金力先生等研究认为：[1]汉族的根源在中国北方。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向南方迁移扩散的结果。
然而，[2]文又认为：东南亚群体中的单倍型几乎涵盖全部中国和东亚的特异单倍型，因此东南亚可能是早期由非洲迁来的人群进入东亚的第一站，从那儿开始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一发现与线粒体DNA单倍型分布相符。
这里，[1]文与[2]文就形成一个严重的矛盾：形成汉族的古老原始人群，从东南亚起步，经中国南方越过长江进入中国北方，难道是一个不剩的整体迁移吗？如果不是，那么沿途遗留在东南亚、中国南方的原始汉族人群，其父系基因库就大可不必从北方汉族获得，换句话说，若按[2]文，则南方汉族当今的父系基因库，完全可以是未迁移或遗留在当地的原始汉族人群所有。
因此，若[2]文结论成立，[1]文的研究结论，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对此，杜若甫、肖春杰先生相关的遗传学研究[6][7]，基本否定了[2]文。
本文研究认为，形成中国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头还应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只是部分的或间接的源头。从中亚地区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种群（包括汉族）。（此注：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选择绕道中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扩散，是因为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过中亚来到东南亚及澳洲的，其绕道中亚的迁移扩散行为，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性“回流”行为的表现。）
为了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下面首先来看YCC3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已知类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3]）。
从图上，我们清晰地看到：
1、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N、Q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现，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2、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J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南亚部分地区（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3、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较高频率出现的C类型，高频率出现在澳洲、东南亚和北亚、北美洲，但在台湾人中却没有；
4、藏族人群、日、韩人群中高频率出现的D类型，只在中亚哈萨克人群和北亚蒙古人群中有，却不见于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也不见于东南亚人群；
5、在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低频率出现的K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一定频率出现，而在东南亚、澳洲人群以较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中，则没有K类型；
6、东南亚人群中较高频率出现的F类型，在蒙古人群、朝鲜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国大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人群中，却没有发现；
7、中国北方汉族和东亚其他人群、东南亚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频率出现O类型，然而，中国北方汉族和东北亚其他人群的O类型，在内容上和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的O类型，有着根本的差异。
[1][4]研究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突变的单倍群(O3-M122和O3e-M134)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M119-C(O1)和M95-T(O2a)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O2a1-M88和O3d-M7,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此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别对应着[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对O类型标示的两种符号系统）。
以上对中国北方汉族及其他东北亚人群的NRY类型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中国北方汉族出现的单倍群类型，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有着非同源的明显差异，因此，不能按[2]文简单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而应该考虑中国北方汉族是多源流迁移形成的。
1.2、其他遗传学研究
[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据38个基因座（此注：ABO、MNSs、Rh、P、D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等红细胞血型,白细胞抗原系统中的HLAA、B、C、D,酸性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变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等红细胞酶,A-抗胰蛋白酶、补体第二、三、四、六、七组分,备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结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因子与Km因子、转铁蛋白等血清蛋白质,以及血型分泌型、和盯聍类型、苯硫脲味觉等。其中MNSs与Rh都以一个基因座来对待,而以各单倍型频率作为基因频率。）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各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南方各地汉族及各族间的遗传距离都比北方要大；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且南、北汉族均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很多血缘交流。
[7]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绘制了主成分分布地图和主成分综合地图。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而其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少数民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与汉族中的第2主成分相似，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与汉族中的第1主成分相似。当将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频率放在一起分析时，所得出的主成分分布基本上与少数民族的相似。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第3、4主成分的分布则可能反映了古代某些地区人口骤增而向外扩展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明显地显示出：在亚洲的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扩展、直至东南亚,然后折向北，至华南，再直至长江，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曾占据过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日本等地,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在近二三千年内，北方蒙古人种才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
综合[1]、[3]、[4]、[5]文及[6]、[7]文的研究，构成本文的研究推断如下。
推断1：M168位点下突变出的C类型，应是最早出现在东南亚、澳洲的现代人群，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原生少数民族中，没有出现C类群，韩国、日本C类群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中国北方汉族及北亚其他人群，因此，可以推论，其迁移路线不是沿中国海岸北上，而是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在这里，向北亚、北美洲迁移，其后，北亚的C类型，向南迁移，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2：D类型在中亚形成，一支通过北亚直接迁移到东北亚地区，另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青藏地区；
推断3：J类型在中亚形成，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4：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K类型，在中亚形成，主要部分迁移进入东南亚、澳洲，部分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5：在中亚，M214位点下突变形成的N类型，向北进入北亚、北欧地区，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N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6：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Q类型，在中亚形成，向北进入北亚、北美，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Q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7：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R类型，在较晚的时期，从中亚地区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8：在东南亚，M214、M175位点下突变形成O类型人群（此注：金力先生又将O类型下的各单倍群分别标记为H*，如中国北方汉族中的H6、H8、H9单倍群，中国南方汉族中的H6、H8、H9、H11、H7单倍群）
我们来看O类型人群各单倍群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4]）。
推断8.1：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9单倍群，分为两条路线迁移，一条沿第四纪大冰期距今最后一次冰期的中国沿海（包括海床），向北直到华东沿海地区和日本列岛，另一条同C类型人群的迁移路线，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并在这里向北亚迁移，形成北亚人群（如布里亚特人）中的H9单倍群；
推断8.2：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6单倍群，其主体部分，绕过青藏高原，从东南亚回流到中亚，并继续迁移，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这个迁移过程中，H6突变形成H8单倍群；留在东南亚的另一部分H6单倍群，则进入华南，并向华东迁移，突变形成H7单倍群，直到长江口附近地区；
推断8.3：在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H9单倍群继续突变形成H10单倍群；
推断8.4：M175、M95位点下，H11、H12单倍群在东南亚、华南地区形成，和H10单倍群一样，这两个单倍群相应的人群，基本没有大范围的迁移活动；
推断8.5：在较晚的时期，北方的H6、H8人群南下，越过长江向中国南方扩散。
通过上述研究推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东南亚、中亚、北亚分别进入中国地区的NHY各类型现代人群，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和复杂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中国现代人群（包括汉族），这就是形成中国地区现代人群的多源流过程。
下面，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验证上述研究推断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2.1、刘武先生的研究
刘武等人研究认为：[8]对柳江、山顶洞、资阳、丽江等主要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化石及1114例全新世以来不同地区现代中国人头骨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柳江人头骨绝大多数特征的出现情况位于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只有极个别特征与现代人不同；柳江人头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见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说明柳江人化石上保留有少量常见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但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尤其是山顶洞人头骨相比，柳江人显得要现代的多；柳江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头骨形态特征的差异以体现头骨原始性及粗硕强壮程度上的差别居多，而个别特征差异或许与气候环境适应有关。我们认为：柳江人在形态进化上与现代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头骨特征表现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他们之间在演化程度上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生存环境；现有的形态学证据不大可能为柳江人较早的时代提供支持。
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和南方人类的体质特征已经呈现出与现代中国人一致的种族群体及地区特点。此前研究指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共有许多原始特征，但在一系列头骨特征的表现上有明显差别。而其中的一些差别与现代中国人南北之间的差别基本一致。以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类型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的证据。
研究显示柳江人及山顶洞人除具有一些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外，其余特征中的相当部分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共有的，不具有种族或人群特异性的。由于我们对其中具体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因而目前不能排除柳江人及山顶洞人属于尚未完全分化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倾向于同意Brown的观点，虽然若干学者都使用了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但迄今对这一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并没有严格规范的定义。因而，对柳江人在现代东亚人群形成与分化上的作用尚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尤其将其归入现代蒙古人种南亚类型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
[9]许多研究都指出，在同一人群内，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后期人类具有更多的人群内部变异，而这些变异说明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全新世现代人类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特征，分化程度低。这些变异可能反映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具有较高程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v)。而现代人类人群内部变异较小的同质性(homogeneity)倾向很可能出现在全新世。
2.2、外国学者的研究
ChristyG．Turner，YoshitakaManabe，DianeE．Hawkey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
[10]Manabe和Hawkey的比较观察，支持由Turner(1985)所做的最初评定的可靠性，后者使用C．A．B．Smith的多变数平均歧异量测定(MMD)(BerryandBerry，1967)，认为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实际上与中国型相同，而不可能是晚旧石器时代或近代欧洲人的齿型。
山顶洞人与古印第安人(中国型齿)之间的MMD=-0．159；山顶洞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中国型齿)的MMD=-0．080；山顶洞人与苏联的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和马耳他人的MMD=0．205；与现代西北欧人的MMD=0．617(Turner，1985)。
实际上，山顶洞人的牙齿不太明显地保留着某些巽他型齿的性质，如同古印第安人那样(Turner，1985)。
结论是：3具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与中国型齿型相一致。假如这些化石最终属于从110O0~30000年之间比较老的年代，那么中国型齿可能由巽他型齿演化而来。
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牙齿的不同，与“在亚洲北部巽他型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型齿的模式（Turner）”一致。中国齿型与晚更新世和欧洲(简化)现代人牙型的显著不同，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亚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密切关系。
2.3、其他研究
潘其风先生认为：[11]在更新世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代表(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中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黄河流域主要接近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其中的中﹑下游地区居民的体质还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类型的特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比华北地区更明显地接近南亚类型。
朱泓先生认为：[13]“……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例如，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进行对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均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也与东亚人种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我们恐怕不宜将其视为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再如，我国华南地区出土的若干组先秦时期人骨标本，如广东佛山河宕组、广西桂林甑皮岩组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组均表现出一方面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也具有与赤道人种接近的特点。考虑到在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类似的性状，因此这些所谓的“赤道人种”特征的存在，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定存在着与赤道人种的混杂，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袭下来了某些原始性状的结果。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先秦时代居民中存在着可以区分的两个古代人种类型的群体。但不管是古东北类型居民还是古华北类型居民，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高颅类型，而高颅这一性状正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如果把上述两个古代人种类型视为现代东亚人种形成过程中诸多来源中的两个重要源头的话，当不致有太大的错误。
[14]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
[15]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组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
江苏常州圩墩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
浙江余姚河姆渡组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
福建闽侯昙石山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
广东佛山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
广东增城金兰寺组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
广东南海鱿鱼岗组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
广西桂林市甑皮岩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重庆巫山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
湖北房县七里河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
河南淅川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40]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以上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也无不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三、考古、古籍研究的研究
3.1、考古研究
[16]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
将分布在陇东一关中一陕南一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们或可合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将这个区域一度划属仰韶早期的北首岭下层类型归入前仰韶文化；将周边分布区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相当的遗存，与中心区明确区别开来，分别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岗文化等。
[17]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共74个，在许多聚落群中都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能确定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有21个。在这21个聚落群中有17个都有特级聚落或一级聚落；有2个聚落群中没有特级和一级聚落，只能把二级聚落作为龙头遗址；还有2处聚落群中连二级聚落也没有，但是庙底沟类型遗址的数量占优势，所以仍可确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分布在西安辖区和榆林辖区各1个，铜川辖区2个，咸阳辖区4个，渭南辖区5个，延安辖区8个，陕南3个辖区没有，宝鸡辖区的聚落群中多有庙底沟类型遗址，但目前还不能确认以它为主体。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除榆林辖区1个外，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东部和陕北南部(主要是延安辖区)，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
[18]半坡文化晚期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秦岭南北二侧古代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重要时期。从芮城东庄村到蔚县三关、从陕县庙底沟到淅川下王岗，承半坡文化之继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条文化迁移与融合线路，不正与徐旭生先生所主张的黄帝和炎帝的东进路线完全一致吗
[19]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
[20]据最近学者们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遗存仅见于渭水上游地区，表明了该文化逐渐向西退缩的总趋势，这应当反映着庙底沟文化兴起于东方并向西扩张，逼迫半坡文化退守西北一隅的事实。
[21]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
[22]岱海地区的早期农业开发,是由中原地区向北移民垦荒完成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在岱海乃至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王墓山坡下遗址最为典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对外的影响空前扩大,在黄河流域很大的一个范围内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等，其中主要通过岱海地区对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司空类型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系统融合，又产生海生不浪文化。
[23]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仰韶晚期类型的居民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
[24]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第一期阶段与渭河上游及西汉水流域的同时代文化差别不大，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了第二期阶段，其文化面貌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乃至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发展到第三期阶段，白龙江流域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以及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仍然大同小异，以共性为主，可以归入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当中，即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但到了第四期阶段，甘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了分化。东部以泾渭区为中心，通过常山下层文化发展为东部齐家文化；中西部以河湟区为中心，通过马家窑文化发展为西部齐家文化。在白龙江下游的秦岭谷地发展成以大李家坪三期遗存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地方特点和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而白龙江上游的甘南高原则分化为马家窑类型，其后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西汉水流域此阶段的文化序列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更接近于渭河上游地区。
通过以上考古研究，可以看到，新石期时期中国核心文化——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完全印证了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2、古籍研究
本文作者对《山海经》进行了十余年研究，发现《山海经》是具有很高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中国史前唯一古籍，其所记载的史前人文地理资料，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地理、气候、植被、人群分布的最新科研成果，高度一致（此研究已著《探讨中国史前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另文发表）。
《山海经》记载的人文地理资料，也完全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3、最新考古证据
[25]2007年04月03日出版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披露：中外科学家最近完成了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4万年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也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化石表明：很难相信现代人类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向东方扩散，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现的稍晚的古人类带有相似的混合特征。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
“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这一研究结论，恰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本文结论
在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充分支持、印证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本文的上述研究推断，作为本文的最终科学论断，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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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论文范文3
1.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是指充分利用各地方名吃特有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等，将各地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及文化底蕴展现给幼儿。幼儿园以各地特色名吃为线索展开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全面、具体地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习惯与风土人情。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各不相同，或嗜麻辣，或喜生猛，或尚清淡，或重浓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全国范围来看，像北京烤鸭、天津“狗不理”、太原的刀削面、新疆烤羊肉串等都展现了不同地方的民族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像南京名吃虎皮三鲜、苏州美食酱鸡、桂林的鸳鸯马蹄等驰名中外的地方美食。立足地方菜系的原则充分地将各地特有的人文风貌、饮食习俗充分展现给幼儿，从而使其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民族，了解民族的饮食文化。各地方菜系色香味俱全，且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更肩负着传承中华饮食文化的伟大使命。幼儿园围绕地方名吃对幼儿进行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使得有些枯燥无味的国学文化、民族精粹能够以一种“色香味俱全”的方式呈现在幼儿面前，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拓展幼儿视野。
2.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并充分结合儿童兴趣点、认知水平和饮食需求等对幼儿进行教育。在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无论是“传统菜系”的讲解，还是“地方名吃”的渗透，都应从幼儿实际情况出发。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应充分立足幼儿对饮食口味的偏好和饮食造型的兴趣，借助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中华饮食文化教育渗透其中。像造型奇特、口味香甜的糖葫芦将劳动人民巧用大自然食材的智慧展现给幼儿；造型夸张的陕北面花、胶东大馍呈现给幼儿的则是劳动人民在饮食制作上的精美细致。食材的碰撞把饮食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相信幼儿在这种渲染中对中华饮食、中华饮食文化的情感也会更加深厚。幼儿园结合幼儿饮食特点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充分调动幼儿兴趣，提高幼儿参与度，从而增强幼儿对本民族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铺平道路。
二、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途径
1.欣赏中华饮食菜品。幼儿园在进行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实物展示等方式，选择刀工精湛、色彩鲜明、形状奇特的菜品向幼儿展示中华饮食的外在形象美，给幼儿视觉上的冲击。制作精细的川菜夫妻肺片、多而不杂的粤菜及第粥，展现的是工艺美；乳白清雅的鲁菜奶汤蒲菜、色泽红亮湘菜辣子鸡等展现了色泽美。中华饮食文化的外在美，可以让幼儿通过视觉切实感受到，而中华饮食文化的意境美则从听觉、嗅觉和心灵上影响着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还有饮食礼仪之美、饮食环境之美等，都把幼儿的美感引向新的境界，提升了幼儿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认知。幼儿园还可以借助一些关于中华饮食的名人轶事、喜闻乐见的饮食习俗，进一步加深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将抽象的中华饮食文化，转变为形象、具体的事物，引导幼儿将饮食美味与饮食的内在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真正去欣赏和享用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视觉盛宴。
2.体验中华饮食制作。中华饮食的制作手艺是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民族文明的通用语言。幼儿园在中华文化饮食启蒙教育活动中通过图片的展示、故事的讲解，可以激发幼儿直接参与饮食制作，有利于幼儿感受饮食制作带来的快乐，享受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酣畅淋漓的美感。中华饮食的制作过程展现了劳动者对自然馈赠食材的灵活运用，其中渗透着劳动者的智慧美和劳动美。一是选料丰富广阔“，我们中国人便从树上吃到陆地，从植物吃到动物，从蚂蚁吃到大象，吃遍了整个生物界”；二是调料复杂精细，常见的调味品像酱油、豆豉、味精、醋、酒、生姜、麻油等足足有几十种；三是烹调手法精湛深奥，像凉拌、炒、蒸、煮、煎、炸、焖、焗、炖、煨、烧等有几十种；四是刀工严谨讲究，食材可切成片、丝、条、块、丁、粒、米茸等大小均匀、厚薄适中的各种形状。正是这种灵活而非机械的饮食制作技术，使中华饮食文化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使中华饮食文化充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而幼儿置身其中，必定会受其熏陶，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体验制作时，幼儿园可以利用幼儿好动的特点，借助各种炊具唤起幼儿动手的欲望，提高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扮演小厨师为大家制作各种美食，启发幼儿团、捏、搓出元宵、月饼、饺子、麻花、烧饼、面条等，让幼儿置身其中，为他们提供更多体验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
3.感受中华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是一个历史文化长卷，在这个历史文化长卷中，幼儿能够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丰富民族文化的情感，感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尤其是民族节日饮食文化中的多姿多彩内容，更有利于幼儿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辉煌。“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节除旧迎新除夕饺子宴，“火树银花不夜天，万家灯火十五晚”的张灯结彩闹元宵，“雄黄酒、插艾蒿、吃粽子，龙舟竞技九州同”的纪念屈原爱国情怀的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月，吴刚嫦娥同祝贺”的阖家团圆中秋节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节日饮食文化，传递给幼儿的是爱国主义情怀，民族文化饕餮。幼儿园在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广播、实物展示等途径，刺激幼儿的感官。幼儿通过欣赏、体验制作和感受中华饮食文化，对中华饮食文化由知之到熟之再到爱之，逐渐地由远及近、由景及情，耳濡目染，从最初的感知中华饮食文化，逐步升华到热爱祖国璀璨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情感中来。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文化志愿者；群众文化；实践；作用
志愿者精神的价值天然和谐而不可衡量，闪烁着人性之光。志愿者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实践内容。它在一个区域城市的具体表现，影响着这个区域城市的魅力指数，展示着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礼教传承。当前，我国的基层文化发展速度迅猛，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于基层文化的重视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群众文化志愿者的出现和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基层的文化活动得到了很大的提。在基层群众文化实践的过程中，群众文化志愿者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他们的出现最大程度的提升了一个城市的人文品质。
一、群众文化志愿者的基本概念
志愿工作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四大特征。参与志愿工作既是“助人”，亦是“自助”，既是“乐人”，同时也“乐己”。参与志愿工作，既是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同时也是在传递爱心和传播文明。文化部和中央文明办最近出台了《关于做好2017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从深入实施示范性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夯实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基础3个方面，提出了开展2017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15项工作任务。
因此，做好文化志愿者工作，是势在必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群众文化志愿者的基本定义，就是指那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社会自然人，通过义工的形式回馈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帮助、服务社会群众。群众文化志愿者不同于专业的文化团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属性的不同，群众文化志愿者属性是社会自然人，不需要报酬的义工性质的劳动和文化的宣传。
石岩街道位于于深圳市西北部、宝安区中部，总面积64.6平方公里，下辖9个社区工作站、21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50多万人。多年来，宝安区石岩街道文体中心一直把服务大众、回报社会视为己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文化自信，立足于本职，积极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1、经常深入石龙、水田、官田、上屋、龙腾、浪心、罗租等社区，进行文化志愿服务调查研究，发现文化春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把群众最需要的文化服务，送到群众面前。
2、石岩街道文体中心坚持召开每周一次的文化志愿工作交流分享例会，⒋蠹医艚舻赝沤嵩谝黄穑充分发挥街道专业干部的特长，让大家争当文化志愿者。
3、积极开展对困难文化志愿者的慰问和安抚工作。组织并开办两期石岩街道广场舞培训班，每期数百人参加培训，参加深圳市鹏城金秋艺术节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4、积极开展现场招募“文化义工”活动，充实石岩街道文体中心文化志愿者队伍，全年共招募“文化义工”100多名。
二、群众文化志愿者在群众文化实践中的作用
群众文化志愿者主要在基层实践中，更多的积极引导人们参与到实践文化活动中了来。在当前社会，由于基础文化建设并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所以文化实践的活动开展正遭受着巨大的考验。而群众文化志愿者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的缓解了人力资源紧张的窘境。可以通过文化组织机构和志愿者进行沟通，在实践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积极作用，从而使文化实践活动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展和运行，解决了当前基础人员不足的首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道德的发展则要相对缓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倒退的现象。群众文化志愿者的出现除了能够传播文化之外，还能在道德文化的层面给予人们更多的表率作用，这将有效的帮助社会在道德层面得到相应的提高。另外，群众文化志愿者在日常的文化实践活动中还能通过与群众的接触，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2016年12月3日晚，备受关注的“2016中国深圳宝安WBO洲际拳王争霸赛”在宝安体育馆盛大举行。石岩街道文化志愿服务队亲临现场，热情为观众做好各项赛事服务指引，发放赛事宣传册和胸徽，并做好安全文明观赛指示，获得市民群众的一致好评。2016年12月4日，2016深圳宝安国际马拉松赛在宝安区政府南大门鸣枪起跑，国内外16000多名运动员参与此次马拉松赛事。为了做好这次赛事服务，石岩街道文化志愿者队伍在宝安区文化志愿总队的统一安排下，派出100多名志愿者，沿途做好服务，并在起跑点布设演出展台，为运动员加油助威。活动展示了石岩街道文化志愿者良好的精神风貌，获得了区委和街道办领导的高度肯定，也获得了广大市民的交口称赞。
三、建立完善的文化志愿者激励机制
建立完善的文化志愿者激励机制，才是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得以长期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研究制定文化志愿者奖励激励措施，对活动中表现优秀的个人或者团体给与适当的表彰和奖励，包括文化志愿者星级评定、表彰优秀文化志愿者、为他们的子女入学提供便利、提供免费观看演出、为他们入户提供加分、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措施，在物质与精神上对文化志愿者进行激励，充分发挥志愿者队伍主观能动性，鼓励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文化志愿服务。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志愿服务精神就是追求和谐、友爱、高尚、奉献、利他的人类文明境界，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和防止精神失范、信仰缺失的重要精神实践方式。文化志愿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行动中，大力弘扬社会新风，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人人都是志愿者”的浓厚氛围，提高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在开展群众文化志愿者服务行动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加强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如以实施。加强对文化志愿活动重点项目，重大活动或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力度。
我相信，在全社会的努力下，在文化志愿者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的感染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了文化志愿者的行列，相信未来由文化志愿者们创造的文化奇迹将会永远延续，而“文化志愿者”也将从一小片的“文化植被”成长为郁郁葱葱的茂密的“文化风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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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古代建筑园林
2000多年前，伴随着云南地区水稻技术成功传入日本，云南地区特有的干阑式建筑也随之传入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成为日本建筑造型原始形态之一。日本的神社建筑造型就是源于干阑式建筑。就佛教建筑而言，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也因此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文化纽带。
日本的建筑在早期模仿中国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如飞鸟、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和中国早期的寺院建筑类似，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门、塔、殿堂等主体建筑，四周以回廊相连，并且左右对称。但是这种中式的传统布局在经过日本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后，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渐渐消失了，到公元13世纪大多数寺院都采用了非对称布局。飞鸟时代的法隆寺，在建初期是仿制中国的对称布局，但在不断的翻修、改建过程中，原有的对称布局慢慢消失，现在的法隆寺已经是依山就势的非对称格局了。
这种不对称布局不仅在寺院建筑的规划中使用，也被日本皇家建筑采用。桂离宫中的古书院、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等多栋建筑主要集中在西侧。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人工的痕迹融于自然的地形当中。这已经和源于中国的建筑习惯大异其趣了。中国的宫殿，等级制度森严，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出现不对称布局是不可想象的。而源于中国的日本建筑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有的学者认为，桂离宫的布局更像中国的皇家园林，如避暑山庄或颐和园，但是在中国这些皇家园林中，它们的主体建筑依然是严格的轴线对称，只是在园林部分布置的比较自由，建筑的色彩也是华丽富贵，彰显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日本多山多丘陵，这种依山就势的不对称布局适应了日本的自然地形，也和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直接相关。
除了不对称布局之外，日本建筑还有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的建筑风格的追求。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材料非常纯粹，以木材和茅草等自然材料为主。木结构，草葺屋顶，屋檐无起翘，室内无天花，自然古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违背功能、违背纯粹性原则的装饰。桂离宫内的体量并不高大的竹编御幸门，园内的草葺或树皮葺屋顶，以及素色的格子门窗，抛弃了人工的装饰、设色和多余之物。还有源于中国的牌坊式建筑——鸟居，和中国牌坊的繁琐和华丽也形成了强烈的相比，已经简化到只剩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去了一切装饰。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日本建筑追求的纯粹、朴素、简单、调和的自然性格。
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在日本大规模仿建，一时间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五山十刹宫寺兴起，日本上至宫寺，下至林下诸苑，数以千计的禅寺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均模仿宋代式样，被称为“禅宗样”。
日本的禅文化与建筑
日本的建筑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日本对禅宗的欢迎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仰慕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使然，还有来自日本内部的自身因素。
日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日本的自然条件，日本远离大陆，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海洋性气候明显，经常有突发的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即使再美的事物也会因自然灾害的降临而瞬间消逝。这自然助长了日本人的无常感跟宿命感。他们知道再美的事物也只是一瞬的存在，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人爱樱花，但樱花的的花期只有七天，短暂易落，它的美是一种让人心醉更是心碎的凄凉的美。伤感的日本人，总是把它与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联系起来。同时，大量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压抑、自身的渺小。台风、火山、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也因其不可征服而让日本人更加崇拜自然。这种无常感和孤寂感渗入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使人产生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渴望，正是在这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与禅宗美学相逢了。
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有着浓厚的自然本位的思想。禅宗也追求自然，让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这也是禅宗容易被日本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和神道教的融合嫁接使“日本的审美更趋向于禅的空寂与枯淡”（见叶渭渠《日本文明》）。“空寂”日语语义为幽闭，孤寂，贫困。这种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对日本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影响深远，在诗歌领域表现为“余情”？在绘画领域表现为“留白”，在园林艺术领域表现为“空相”，在茶道表现为彻底的“无”。
枯山水
日本的园林艺术也深受禅宗影响。入宋、入元的日本禅僧以禅宗崇尚自然，喜爱山水的灵性，对园林浓缩天地的艺术形式有着特殊的情感。回国后，在禅寺庭院模仿杭州、苏州名园，陶冶性情，体会“物我一如”的禅境。梦窗疏石著《梦中的问答》中说“把庭院和修道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室町时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有文化的阶层—朝廷贵族、禅宗僧侣，他们热爱造庭，认为山水庭院有助于参禅。在质朴、空灵、通透的庭院里吟咏禅诗，观赏园景。禅僧们大都擅长园林设计，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枯山水”造景艺术。
造园艺术的“枯山水”是在室町时代禅宗精神广为传播之后，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在禅的“空寂”思想的激发下，而形成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庭院模式，表现“空相”、“无相”的境界。枯山水以石头、白砂、苔藓为主要材料。以砂代水，以石代山，用绵软的白砂和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来突出大自然和生命的主体。《造园记》中规定“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沙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村落等形象。”以白砂的不同波纹，通过人的联想、顿悟赋予景物以意义，它的美更多的需要靠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枯高、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它不单是一种表现艺术，更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和联想的艺术。如京都龙安寺，在无一树一草的庭园内，经过巧妙的构思，通过块石的排列组合，白砂的铺陈，加上苔藓的点缀，抽象化为海、岛、林，幻化出另一种境界，所以龙安寺也称“空庭”，使人从小空间进入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一种“空寂”的情趣。
枯山水中使用的石头，气势浑厚；象征水面的白砂常被耙成一道道曲线，好似万重波澜，块石根部，耙成环形，好似惊涛拍岸。如果点缀花木，也是偏爱使用矮株，尽量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这种以凝思自然景观为主的审美方式，典型地表现了禅宗的美学观念，所造之境多供人们静观，为人们的冥想提供一个视觉场景，人们只能通过视线进入它的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中国古典园林可游、可居相比，它更像是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的二维效果。枯山水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人们留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貌似简单而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能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这正是禅宗思想在造园领域的凝聚。
茶庭
日本的茶室建筑可以说是日本建筑空间精神性的代表。茶室面积通常都比较小？室内设壁龛？其中挂上一幅画、或摆上一枝花以供人眺望。通过这种处理来达到以有限表现无限空间的扩展感。日本茶道以拂去俗尘而体认并表现清净寂静的佛心为第一要义？特别强调禅茶一如。茶叶虽然在汉末已传入日本，但直到宋代，随着佛教禅宗和禅僧饮茶习尚的传入，饮茶才在日本广泛流行。日本茶道即来源于中国宋代禅宗倡导的和、敬、清、寂的教义，其目的是利用茗茶来修养个人性情和参禅悟道。桃山时代，艺术家干和休将禅宗精神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道开始从幽闭的寺院走入日本社会，日本的园林也因此多了一种类型——茶庭。
茶庭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的情趣。园内石景很少。石水钵，供客人净手、漱口之用，石灯则是夜间的照明用具，同时也作为园内惟一的小品。园内植物主要为草地和苔藓。除了梅花以外，不种植任何观赏花卉，为的是避免斑斓的色彩干扰人们的宁静情绪。
茶庭格调洗练、简约，并突出其“闹中取静”的山林隐逸气势，以便于沉思冥想，故造园设计比较偏重于写意及平淡恬逸的境界。园中有水井一口，供烹茶洗漱之用。一般在茶庭在内、外露地之间，用碎石和白砂铺成一条干枯的小溪，溪上架桥，增加园林气氛。这种由喧嚣入静寂的庭院设计，就像中国宋代兴起的“城市山林”，使人人在朝野不妨心存江湖。在茶庭中，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无华，富有自然情趣，更加突出禅者、茶人心造其境的禅宗主旨。以禅宗心身感悟的方法，把人们引入一种淡泊清幽的脱尘境界，使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精神空间的追求。超级秘书网
茶室外部造型好像草庵，尺度不大，材料结构都很简朴、原始。茶室内部利用凹间、窗户和天花布置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小空间。大量使用自然材料，不加修饰，追求空寂、枯寒的气氛。这种自然、优雅的中性色，配合阳光从外面射入，使得内外空间表现出简朴、实用、洁净、安详的气氛，从而启发茶人的清静情趣，排除私欲，探寻本源，达到觉悟的目的。
铃木大拙说“日本人最擅长的，是用直觉把握最深的真理，并借表象将此极为现实地表现出来。”从日本枯山水园和茶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壶中天地”的园林审美倾向传入日本后，被日本人改造成一种以高度典型化、再现自然美为特征的写意庭园。无论是枯山水园还是茶庭，虽然本身并不大，但常常让人感到其空间的无限延伸，或者是一种从小空间向大空间甚至是向无限空间扩展的精神诱导。它们那种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予人们无限遐想的天地。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不如说是美学的境界。佛教禅宗在日本兴盛，使日本人认为大自然是超脱凡世的，日本庭园也在自然美中融入了浓厚的禅的意趣。
禅宗思想对日本庭园的影响是深远广泛、潜移默化的。这种禅的样式已成为经久相传的程式，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虽然来源于中土，但是经过和日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制的融合与变异，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土生土长的主导文化，甚至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
[2].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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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论文范文6
学校的一切运转都需要制度来执行，校园文化业反映了制度的优劣，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校园制度要求全体师生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教师按照规定办事，学生按照纪律约束自己、规范自己，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言行举止都得到了规范，使整个校园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严谨的校风。健全的校园制度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保证。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制度的制定，使学校的校园文化达到真正育人的目的，给全体师生营造一个轻松、愉快、和谐、舒服的环境。因此，必须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建设和加强队伍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校园各方面工作和活动的开展，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
2制度的实行应结合实际，不可生搬硬套
例如：某校为了迎接教育局的一次重大活动，这次活动有来自全市各区各县的老师前来参加活动。校长为了树立该校良好的形象，要求全校学生学小学的“精”、“气”“、神”，每天要求学生出操做到快、静、齐，尤其要做到精神抖擞。虽然校长每天都坚持严格训练，学生能从表面上做到快、静、齐，但是精神面貌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学习压力大，缺少必要的课外活动，长期下去导致学生的精神面貌不佳。要想改变这一现状，要抓住根本原因，盲目照搬是不行的。每个学校的管理都不可能相同，学生的来源，领导的风格，教师的性格、经验，都可能对制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应联系实际，集思广益，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制度。学校领导应尊重教师的意见，接纳教职工的意见；教师也应根据班级实际，因材施教，制定出适合本班的规章制度。
3软制度与硬制度应灵活结合起来
中小学校园文化的制度不能过于僵硬，僵硬的制度容易导致教师的反感，执行起来也相对困难。比如，某校很重视教师的考勤，最原始的方法是签到，接着是打手模，到现在的进门刷卡。这套设备类似于地铁的开闸关闸，据说不仅能把教师进出校门的时间精确到秒，而且能连监控录像一起存入电脑。
学校领导对于考勤是绞尽了脑汁，考勤是个难题。有的老师虽然上班准时到校签到，但是经常在没课的情况下出校门办事、喝下午茶，这给学校领导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现在引进新的设备，虽然减轻了领导的负担，但是却引来了一些老师的反感。一些老师认为，学校的早餐中餐不好吃，要到外面吃，现在出去买个早餐都要刷卡，还要报告值日领导，未免管得太死了。小部分哺乳期的女老师则认为这样太过分了！中午在没有课的情况下11点回家给小孩子喂奶都不可以，没有人性化。虽然学校领导对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权力，但是不能认为这是对制度的绝对控制。因此，学校的管理应该灵活处理，把软制度和硬制度结合起来。
4文化与制度相结合
根据制度文化的基本概述：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在此，制度文化就将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了。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制度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产物和物质文化的工具，一方面构成了人类行为的习惯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或主导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制度文化的变迁经常会引发文化三个子系统的整体互动式的变迁。因此，文化的变迁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度文化的变迁。所有文化进化式传播过程都首先以制度变迁的形式发生。制度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制度作为文化的集中体现，反映和维系着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构成的整体。文化整体的协调互动必须依赖一个良性有效的秩序，这唯有通过制度才能达到。因此，要把文化和制度结合起来。
5校园文化建设的制度应树立“以师为本”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