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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问题范文1
关键词：女书习俗；女书研究；女书数字化；女书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191-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习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活化石，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最深的根源，一个民族或者群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寓其中。因此，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变迁加剧，传统民俗文化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许多独特的文化都面临着衰落和消亡，女书也正是其中一例。女书是流传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毗邻一带妇女中间的一种独特文字符号体系。女书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她的消亡必将给世界文化多元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1982年，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一种女性文字被中南民族大学专家发现。从此，女书走进了学者的视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她由女性创造，并且仅有女性能够使用的特性，正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2002年4月，女书被国家档案局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江永县政府正式立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10月，女书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女书习俗”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二 、女书数字化的问题阶段式浅探
从对女书研究的梳理当中可以大致找寻出对女书的研究、保护、开发的轨迹。从1982年至今的30年中，以每个十年为单位，女书的研究、女书的保护与开发都有着阶段式的特点，女书数字化作为保护与开发中的重要一环，也有着阶段式的特点。
（一）由探索期的“资源占有”而引发的问题
1982年至1992年，为女书的发现期。在这十年里，学者对女书的研究还处于探索初期，最开始发现女书的惊奇引领学者们走进瑶山中去探索她留下的痕迹。与女书相关的各类物品被相继发现，女书作品，三朝书，女书女红等等；对女书的传承，女书的特性，女书的历史渊源，学者们怀有着茂盛的好奇心。女书研究的初期，学者们针对女书的族属、女书产生的时代，女书造字说发出了各式的疑问，主要针对女书的定义进行了各式的探讨。为了解开女书的谜题，学者们在瑶山里进行了“掠夺式”的资料搜集。他们大量收集女书原始资料，并对女书作品资料进行整理、出版。
学者们的工作为后来的女书研究奠定了基础，却也同时引发了女书数字化问题的开端。原始资料大量存于少数人手中，江永当地遗存的最原始的女书自然传人的女书作品更为稀少，这为后来新加入女书研究的学者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也为女书数字化的进程制造了最初的问题。从最初研究女书的宫哲兵教授发表的书籍里就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在其每一本与女书相关的书籍里都有展示女书的图片，有许多是女书的原件，宫哲兵教授称这些原件为他的资料。在他谈到的一则轶事里，他提到一个法国的女学者提出到他家看资料，而后拿走了他收集的近百本原件，幸而被他发现。虽然他要表达的是女学者对于女书的狂热，但也侧面反映出女书研究初期少数学者对资源的占有。这种“资源占有”使得研究局限在一部分人的手里，从而使得女书数字化的进程在前十年里的进展相当缓慢，所出现的数字化成果多是新闻报道，及各式论文，专著。而女书的原件与原文资料，乃至文字资料都只做为附录或图片资料零星出现在这些文章中。当然，在80年代初期，国内电子技术的低下，以及电子传播形式的未推广也同样不利于女书数字化。
（二）整理期的失真对数字化的影响
19世纪90年代到2002年的十年间，经过了对女书资料的疯狂收集后，部分学者开始对女书作品进行整理，对女书文字进行归纳，解说。在此期间所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周硕沂的《永明女书》（字典类书籍），谢志民的《江永女书之谜》、赵丽明的《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作品整理类书籍）。文字及原文资料的编纂成集无疑是女书数字化的一大成果。然而在这十年里，女书数字化一直停留在书面层次上，并没有向前跨进。
究其原因，在整理期出现在资料失真使得女书资料没有权威性，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完善的资料，而且是被质疑的资料，这使得研究的成果失却了可信度，整理成集的资料版本不同，内容不同，甚至观点也不同。在对一种古文字，一种特殊文化的诠释初期，尤其是缺乏历史实证的这样一种文化面前，没人能全方位地真正地了解女书。当出现失真的局面时，研究者的首要要义是提出问题并且科学地用理论依据，或充分的实证来指正问题，以求后来的研究者不至于走进研究的误区。对于女书研究中的失真问题，赵丽明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失真比失传更可怕。只有文字而没有文脉的女书将失去历史的真实性，缺少了可信性。”失真比失传更可怕，这才是研究的首要原则。脱离了真实，就是脱离了历史，就是脱离了文化作为古文化，古文字，古籍来研究的依据，即研究毫无意义。没有确切可信的原件资料，数字化的进程又一次受到阻挡。但有关女书的数据库基本形成，内容多为女书原始资料，女书作品，女红，三朝书等的图片资料，大量的论文及书籍也收录在内。
（三）新世纪女书数字化的成果与问题
2002年宫哲兵先生帮助江永政府建立了女书现代学堂。新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间，女书学堂毕业的女书传人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她们有的去到外地演讲宣传，有的参与电视剧演出，有的在当地进行旅游项目的表演。在这期间，女书数字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电影《雪花秘扇》，电子发声字典《女书字典》，各类网址，各种视频，以及女书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等等，都是女书数字化在新世纪的成果。这些成果与国家的重视，女书保护与开发的侧重角度改变，以及国内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都是分不开。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女书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播，已经成为女书文化保护的一种趋势。网络传播的巨大力量在后女书时代已经被女书研究的个人、机构、各级政府及民间力量认识到。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对女书进行活态保护，可以全方位地展示女书及女书文化，使女书真正得到活态传承及发展。
然而这样突飞猛进的成果中存在着许多的不足：1、网络信息数量虽多，但信息散乱，系统性不强，且信息重复现象突出。没有统一的整理和规划，权威的数据库信息不对外公布，令女书爱好者望洋兴叹。2、女书数字化成果以文字内容的论文为主，音频，视频较少，且质量参差不齐，制作粗糙。3、书籍资源多以扫描形式上传，无法检索，且没有系统的资源库，多以散乱形式发售。至关重要的女书作品集，也是如此，不利于研究者的研究。
在2001年奉恒高《在“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一文的结尾，他重要地提到：“要重视舆论宣传，提高女书文化的知名度……通过宣传吸引四方宾客来旅游，投资、振兴和发展当地经济，造福于人民。” 可见女书数字化的进程站在经济发展的高度上越走越远的。然而文化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联合国宣言的定义里来看，更多的应该是精神的，纯文化的价值。电影《雪花秘扇》对女书的误解读，市面上流传越来越多的伪“女书”，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看是拯救实为加速消亡的种种行为，都是经济价值观的推动。面对即将消亡的特殊文字，和其所代表的女性文化，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难道还应该只站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作秀吗？
让人欣慰的是女书文化发展至今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女书书法、女书与音乐的结合等。很多对女书有着热爱的人，因为各种缘由与女书结缘，并且开始了自己的女书创作之路。这种创作，并不是一种文字的，文本的篡写，而是对女书文化的一种新解读。他们有的结合自己对女书的解读，对女书艺术的认识，对女书字体重新创作。许多女书书法者（多为女性），在这样一种创作中展现着女书新时代的文化含义――女性在新时代的地位，女性文化在新时代的又一种表达。爱好女书书法的人日益增多，女书书法也成为女书数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类展示女书书法的视频和网站越来越多。
也有的结合音乐展开对女书的传播，如上海的音乐家谭盾先生。2013年3月他与宫哲兵教授就女书交响乐的制作进行了探讨。他将运用“微电影”和“交响乐”的元素，将女书的音乐、生存环境、和优雅的女书文字结合在一起，制成《女书》交响曲，并计划展开全球巡演和宣传。
这种别样的解读是以文化宣扬为主角的，是促进女书研究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新时代对女书的最妙的一种保护与开发的手段。
怎样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怎样做到并肩齐进，怎样坚持在不改变其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促进其未来的发展，对于女书习俗的保护与开发来说，这些问题仍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宫哲兵.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3）
【2】谢志民.“女书”研究十年综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
世界文化问题范文2
直接式：如“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回答“复旦”，“什么专业”，回答“物理”。不要太啰嗦。
选择式：“你愿意出差吗”，回答“愿意”或“不愿意”。“愿意加班吗？”，“愿意”，不要模糊，更不能回答“随便”。
自由式：问“你为什么想应聘我们公司，你怎么打听到我们公司要招人的。”这类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但逻辑推理要清晰。
因果式：前面问题的答案是后面问题的起因。问“你有什么缺点？”，“有时比较马虎”，“你的缺点对工作有什么危害？”，有的同学把优点说得很多，至于缺点，好像没有，这都是很糟糕的回答。不妨这样：最大的优点——工作很认真，最大的缺点——有时过分认真，巧妙又不失展示自己的特点。
测试式：明天要去旅游，机票已订好，公司突然要求你去加班，你怎么办？不少同学说，把飞机票退了，明天去加班。但最佳的答案应该是逼近真实值，可以这样回答：我可以先问一下，这个加班是不是非得我去，其他同事可不可以代替，或者等我旅游回来再去，如果两者都不可以，我只能将飞机票退了，去加班。如果回答，飞机票退了，赶快去加班，肯定不会被录用，这样的同学肯定不会被录用，口号叫得越响到时候跑得最快。
挑战式：主考官问，“我觉得你的经验很差，不太适合我们的位置。”其实这是个陷阱，如果他真的觉得你很差，还会面试你？如果对方在为难你，比如说，“你是民办学校的，平时读书肯定不太好。”此时，千万不要说，“我平时读书很好的，一不小心失误，掉进了民办。”，标准回答应该是：对的，我在这方面有很多欠缺，但是我想用我的勤奋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世界文化问题范文3
耿家盛生于机械加工世家，他的父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机械加工行业的顶尖高手耿鼎。父子俩都是全国劳动模范。
耿家盛学的是漆工，但成就最高的是车工，其他钻、钳、铣、刨，可谓样样精通。
在耿氏大家庭里，耿家盛的父母、哥哥、弟弟都是行家里手。和他同在一个单位的弟弟耿家华，是第一届昆明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他们在行业里扬名立万的法宝，就是精湛过硬的技术。
昆明市龙泉路871号，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有些老旧的厂房。
外面车水马龙时，厂房里与之相应的，是隆隆的机器声。宽敞的车间里，工作台前的工人对手上的活计还在精雕细刻。
耿家盛的办公室是一幢小房子，门上挂了4块牌子：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技能大师工作室”、全国机械冶金系统“创新工作室”、云南省总工会“技师工作站”、昆明市总工会“名匠工作室”。
进门显眼处挂着技师工作站成员的照片，最上面的带头人是耿家盛，下面分两排共10人，都是各工种的技术骨干，其中一人是耿家盛的弟弟耿家华。
进到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台体量庞大的机器，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正在忙碌着，他就是马自辉，耿家盛的得意弟子，肯学肯干吃得苦，3个月就出师了。
那些新入厂的职工，公司都为他指定一位师傅，结为师徒，并签订师徒协议。师傅传授的内容，包括公司生产工艺、岗位操作设备的技术性能及特点、岗位操作规范、安全预防措施；同时监护徒弟的实际作业过程，培养徒弟的实际动手能力；徒弟违章冒险操作引发的工伤和设备事故，徒弟承担主要责任，因师傅监护不力造成的，则由师傅承担主要责任。
师傅每带一个徒弟，每月给予100元带徒津贴，在试用期满考试合格后由公司统一支付。徒弟发生人身安全、设备事故，则取消师傅的带徒津贴，考试不合格的，津贴将被扣减。
技师工作站的成员，每人至少带一个徒弟，多的带了七八个。为了让他们手上的技术转变为大家共同的财富，他们每个人每月还要讲一次课。别看实作时轻车熟路，讲课对这些高手来说则是一个难题。开始时，耿家盛要求他们可以不做幻灯，但必须在黑板上画出草图或示意图。下面听课的，每次都有四五十人，多达七八十人，如有建议，还可以和老师互动。
现在耿家盛带的徒弟有四五个。通常，他会从基本动作入手，比如磨刀，示范过动作和手势以后，他先在砂轮上磨出一把，然后让徒弟自己磨。因为刀工是机械加工的基础。多年前，耿家盛曾经拜厂里一位老技师为师，老师傅找来一把满是缺口的已经废弃的旧刀，让他打磨成一把能用的新刀。“师傅在砂轮上磨，然后让我照样子磨。”在砂轮机上呆了一个星期以后，耿家盛磨出了新刀。至今，他还珍藏着这把刀，并在带徒时拿给他们看。
磨刀不误砍柴工。对技术的精益求精，耿家盛是从骨子里喜欢。不过让他最为困惑的是，就算他手把手免费地教，好徒弟却是越来越难找了。城市职工的子女，很少有人上技校；他的徒弟大多来自农村，不过，能够持之以恒的也不多，他们离开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刚学点皮毛，再没有更高的追求；有的怕油污；有人要回家管鱼塘……“你对他严格一点，他还以为跟他过不去。”耿家盛有些无奈地说。
学校的教学与企业的实作也有脱节之处。“在学校，老师可以把磨刀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连刀也不会磨，学生平常用的是石蜡或塑料件，很少直接用合金刀，到了高速旋转的砂轮上就难以控制，一位理工大学的老师居然说‘我们教出的学生不干活，只画图’，咋个可能？”
“解决问题就一句话的事”
说到技术发挥的作用，耿家盛指着桌上的一个烟灰缸演示说：“我可以一次把它做好，但别人可能要做好几次，这就是效率，特别是特殊材料，技术好了就不会造成浪费，这就是直接的经验关系。”
同样一个齿轮，师傅可以做到珠圆玉润，而徒弟做的，免不了毛糙之处，两者有个性化的差别。
这种技术上的经验关系让耿家盛随时可以解决生产中的难题。
一种塔吊上的减速箱因自然回油，油体发生渗漏，耿家盛很简单地将零件的形状改掉，用密封圈盖上就解决了问题。而且，12块钱一个的密封圈还可以批量生产。
同样是塔吊，客户反映有一处地方因为有6毫米的间隙，旋转起来铁碰铁，钢碰钢，就像人的骨头碰骨头一样，很快就磨损完了。耿家盛一看原来的设计图纸，间隙太大。他直接从图纸改起，装配时只有30—50丝，旋转时再也没有摆动了。
有一种传动装置由于老师傅退休，没把其中的一处技术要点说出来，年轻工人在做两端切削时，总起一个台，既不平稳，还有很大的噪音。公司工艺处只得用手工将凸起的台削掉，很麻烦。耿家盛去了，一看就不对，一是切削底不重合，二是工人的进刀也有问题。他叫工人把刀子移出来试试。一试，果然没台了。
在行家眼里，“解决问题就一句话的事。”
要做到如此轻松，其间仍有一些捷径可寻，由技师工作站开展的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就是传承经验的一种方式。去年12月14日，昆明难得的下雪天，公司的几处生产车间里，正在进行高级工的实作考试，3个工种共59人一试身手。耿家盛估计说：“大多没问题。”如今，公司拥有技师100多名，一线工人中，高技能人才的比例占到了60%。
每星期四下午，都是技师工作站的活动时间，耿家盛及其团队来到他的办公室，交流一些国际新工艺和攻关难题。公司职工的技能竞赛，也是由技师工作站牵头组织。耿氏兄弟二人，还要为一些省级技能大赛出题。
人人皆可成才
从2002年开始，云南省总工会把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作从一般性维护转移到通过提高职工技术等级，为之创造再就业和获得高薪的机会。云南省总联合省劳动保障厅等几家单位，开始实施经济技术创新工程。5年时间里，通过开展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50名高级技师脱颖而出。
耿家盛就是其中一员。他的成长和工会的经济技术创新活动连为一体。他本人的刻苦钻研，奠定了他后来的竞技能力；而工会搭建的竞技平台，为他的喷薄而出创造了条件。
世界文化问题范文4
题目：谢谢你给了我
（生命、幸福、自信、关爱、挫折、教训……）
要求：
（1）将题补充完整，不少于600字。
（2）书写工整，卷面整洁。
（3）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不得抄袭。
【命题解析】
这道半命题作文题，写作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在准确理解题意的前提下，力求恰当地把文题填充完整。填题时应首先审视括号内提示的“生命”“幸福”“自信”“关爱”“挫折”“教训”几个词语，看哪个词语所涵盖的生活对自己之感受最深刻，有不吐不快的真实感受，那就是首选。否则，可以另选词语填题。
二是要写出“你”“我”的生活交往经历。因为文题中的“你给了我”决定了要写彼此的生活交往，作文应忠实于文题。其次，要尽量选择给自己深刻影响与感受的人和事来写。材料要力求新颖、独到。这样才能表现出真实感情，才能把事情写具体、写完整，生动再现生活的感人情景。否则，文章不仅不能打动人心，还会让人感到所写的生活不真实。
三是要写好表现主题的具体事或情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其原因、经过和结果;彼此感情的加深，也有从生疏到密切的渐变过程，所以，应努力把这个过程或关键处写好。可以通过叙写具体事件来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抒发对“你”的感激;布局上，可以详写一件，叙事要有点波澜，点面结合最好。也可片段组合，铺陈排比，每个片段的叙述要有画面感，为结尾的抒情议论作铺垫。可以时间、地点、感受的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还要精心构置文章的“动情点”，即具体细节，或情节等。力求让文中生动具体的画面和情景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进而拨动读者的心弦。
世界文化问题范文5
关键词：“汉商” 文化主体 文化学视角
对“汉商”主体的几种界定
在对“汉商”主体的界定方面。主要有“籍贯说”和“地域说”。“籍贯说”不符合武汉商人“南北杂处”的历史事实，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地域说”把“汉商”界定为“武汉商业”，包括生产商、中间商和零售商，还包括一切以商业为目的的经营行为和组织，其行为主体是在武汉从事商业活动的所有人员（熊正安，2008）。由于扩大了研究领域，虽能更好地覆盖商业活动人群，但这些人群非文化学意义上的人群，偏离了“汉商”文化研究的初衷。
研究“汉商”，与研究其他商帮一样，是对一个地域的具有某种特定行为特征的商业活动群体进行研究，而非对所有参与商业活动者的研究。否则就不是“汉商”研究，而成了“武汉商业研究”，纳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汉商”文化研究也就成了在武汉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文化研究，把对商业主体的研究扩展为对中观层次的地区文化研究，模糊了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因此，汉商研究，应该区别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目的、标准的差异性。
对“汉商”主体的界定，应打破传统对“汉商”界定的“籍贯说”、“地域说”的局限，在前者基础上，吸纳“地域说”的合理成分，采取“商业文化说”。把“汉商”文化理解为一种超地缘、籍贯的商业文化。“汉商”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籍贯、地缘商业主体的文化，不如说是一种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具有一定外向拓展性的商业文化。把“汉商”主体也理解为一种文化主体，就不但脱离了籍贯说、地域说的窠臼，而且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播“汉商”文化。即“汉商”是指在某一时期，以武汉地区楚文化和商埠文化为固有文化，吸纳其他地域文化，在具有一定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质商业文化背景下，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业群体。在文化发源地，该群体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覆盖本地区主要商业领域。故，“汉商”与其说是一个与籍贯和从业地相关的人群概念，毋宁说是具有“汉商”精神，以“汉商”精神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汉商”是“汉商”文化的主体，以“汉商”文化为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汉商”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和传播者，而不论其是否具有“汉商”文化发源地的籍贯或从业于“汉商”文化发源地。
“汉商”文化主体可以籍贯的形式来描述，也可以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来描述。“汉商”文化，在本土表现为一种地域特征，是以一系列体现“汉商”文化特征的器物、制度、环境等来展现本土“汉商”文化，同时吸收、消融和同化外来文化；在异域，则更多地以器物为载体，体现为精神文化和行为特征。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界定“汉商”，有其学理上的合理性。进行文化研究，多是从文化现象开始，而文化现象又是和文化主体相互联系在一起，可以从同质的文化，来界定其文化主体；也可以先界定某一特定人群，再对其文化活动或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研究“汉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其商业活动规律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非人口学上的研究。而影响商业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文化，因此，一个地区的商业活动，有相同的商业规则、相近的商业环境和共同的商业信仰，由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基本上可以规范一个群体的商业活动，使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活动群体。其他商帮由于其商业文化的共同性与同籍性合二为一，形成了有各自籍贯特点的商帮，冠之籍贯以区分，有一定的可行性；而汉商由于其商业文化与活动主体籍贯的分离性，以籍贯来区分显然行不同。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界定“汉商”，也有其很强的现实解释性。汉商文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成因，是因地域交通的便利性而兴起的商埠文化，融入了本土的楚文化，以商埠文化和楚文化为其主体文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海外文化和其他地方文化。汉商因地域兴起的文化，是与其他商帮文化的最大不同点。其他商帮文化多以本籍贯人群为文化主体，活动范围波及异域。而汉商以活动地域的固定性为最大特点，以在汉的不同籍贯人群为文化主体。也正因其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性，成为汉商很难走出去而为外人所知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文化学的角度来界定不同商业群体，具有解释对象的广泛适用性。
“汉商”主体与“汉商”文化
对“汉商”主体的界定，实质是对“汉商”文化的界定。在文化研究实践中，研究侧重点不同，方法亦不同。人们可以侧重于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先对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出其文化特征，此文化现象对应的主体，即为该文化主体。这时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文化主体可能会出现不一致性。人们还可能对某一文化群体更感兴趣，先对某一文化主体进行界定，然后研究其文化现象，分析归纳出其文化特征，此时的文化主体具有确定性。
文化主体与文化现象常态下是一致的，即文化现象所对应的文化主体，与文化主体所展现的文化现象可以重合，但也存在文化现象与文化主体相错位的情况。因为主体与现象的对应是从概念层面来说的，而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文化主体超出或小于文化现象研究样本所对应文化主体的范围。文化研究过程是从样本到概念，再回归现实，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主体可能会超出或小于研究样本，由此产生概念上的文化主体与实际的文化主体相脱离。
在不同的文化区域里，可以有相同的文化。地理间隔远，而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相近，可以叫做同一文化系统，而非同一文化区域。从文化的系统的观念看，相同的文化，未必在同一的区域。同时，从文化的区域的观念来看，在同一的文化区域里，也未必就有同一的文化（陈序经，2009）。
在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对某一地域、某一时段选取研究样本，概括出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所对应的实际文化主体可能会小于研究样本中文化现象所对应的文化主体，即文化主体缩小；也可能超出研究样本所对应的文化主体，涵盖了样本之外的其他文化人群，即文化主体扩大。
“汉商”主体实质上是“汉商”文化主体。对于“汉商”主体的界定，是对“汉商”文化主体的界定，可以从文化学的视角，先从对“汉商”文化的界定开始。由“汉商”文化现象着手，选取的样本可以是武汉三镇地区，概况出武汉地区商业文化的特征，从商业文化的特征出发，对具有该文化特征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界定为“汉商”文化的主体—“汉商”。“汉商”群体可能和武汉三镇的样本人群相重合，也可能小于或大于武汉地区的商业人群。具体取决于商业文化特征，而商业文化的界定，关键要看所研究的样本文化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相承性。
当“汉商”文化主体小于三镇商业人群时，要排除部分武汉地区的异质商业人群，尽管这些商业人群可能表现出相同的商业文化现象，但具有异质的文化特征；当“汉商”文化主体大于三镇商业人群时，即“汉商”文化主体拓展到非武汉地区的部分商业人群，这部分商业人群具有相同的商业文化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以武汉地区商业文化特征作为界定“汉商”文化主体的标准。即以武汉商业文化的特征作为界定“汉商”主体的依据和标准。
此外，该标准的度量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不同历史阶段，“汉商”文化特征也不完全相同，由此“汉商”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汉商”主体与“汉商”文化的对应性
“汉商”文化是发展变化的，汉商的主体也处于动态之中。以文化来界定主体，而文化又是一定主体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又要由主体来界定。如何处理“汉商”主体和“汉商”文化的对应性呢？“汉商”主体是在武汉地区商业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处于主体地位的商业活动群体。这个群体范围可能定得过窄或过宽，而群体范围的限定，又看其是否具有相同的、稳定的商业文化背景。这时可以采取主体与文化的“互相逼近法”来相互调试，通过放大或缩小彼此的范围逐步逼近，使主体与其文化彼此对应。
群体范围定得过窄，商业文化可以涵盖整个群体，但群体覆盖不了商业活动的主要领域，故有必要放大群体范围；随着群体范围的放大，具有某种连续性、稳定性的特质商业文化可能涵盖不住这些主体，说明主体定得过宽，可以收缩主体。当二者处于均平衡状态时，正是“汉商”的适当人群。但有两个原则：人群的界定原则—为一定时期覆盖主要商业领域的商业活动主体人群；文化界定原则—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同质文化。
“汉商”文化的基本特征
“汉商”文化以汉口的商埠文化最具代表性。汉口商埠具有复合型、流变性、市井性（皮明庥等，2006）、外生性。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复合型文化特点。汉口是个“五方民处，客旅居多”的移民城市，“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一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贸迁汉口的各地客商把东西南北的异地文化也带到了武汉，从而使汉口文化领域呈现“杂有吴越川广风”（ 侯祖 ，2001）的驳杂局面。
汉口的商业文化表现为本地文化、外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并存，但因杂而缺乏厚重感和凝练感（皮明庥等，2006）。而香港和上海的商埠文化同样具有复合型，但海派文化的影响力更显著，因此显现出自身的特色，而不仅仅是“杂”。汉口商埠文化，海派文化与本土异地文化平分秋色，故没有明显的特殊性，但也由此打造了汉口商业自成一派的“合金文化”。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流变性。流变性源于汉口的移民城市特点，汉口的形成仅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汉水改道后，从汉阳剥离出去的一块区域，且是一个移民地区，因商而兴起，缺乏厚重的文化积累。一开始就以商业文化为主导文化，传统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制约和传承较为薄弱，由此也产生了商业文化中求新求异，对新事物、新风尚、新文化有较少的抵触性，而多的是宽容与接纳乃至追捧。新事物新观念一旦出现，即成为社会时尚。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低层次徘徊的市井性。汉口作为新兴的商业移民城市，单一的商业化，使商业文化仅仅有交易的特征，而交易的特征就是及时性、功利性。且汉口以转口贸易为主，由此功利性的市井文化较为繁荣。汉口商业文化氛围充溢着实用价值的取向和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商业文化的市井性气息浓烈。
浓烈的市井气息，也影响限制了商业文化的发展，使仅停留在低层次上，缺乏经商的气质与境界。使汉口尽管商户众多，但一直缺乏居于业内领军地位的大型商业巨头。这不能不说与汉口商业文化的市井性有关，是商业发展一直在低层次徘徊，大而不强，众而不精。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明清以降，随着新兴商业城市汉口的崛起，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离析出异质的商业社区文化。清代，汉口已经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商业城市，它由商而兴，因商而盛。“居斯地者，多半商贾致富”。
与自然长成的传统商业城市不同，传统商业城市是在原有的商业基础或其他产业基础上分化、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商业文化与原有的其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血脉相联。即商业文化是内生的；而新兴的商业城市，往往是移民城市，是在缺乏商业文化基础或作为其演化母体的其他产业文化基础上，直接以商品交易的技术性原则为商业文化的最初文化母版而产生，或直接由异域商业文化移植过来为商业文化母版。即新生商业城市的商业文化具有外生性。当然，新生商业城市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受到来自各方文化主体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在与商业活动结合的过程中，相互取舍、交融，逐步形成新的统一商业文化。
参考文献：
1.熊正安.“汉商”及其行为主体的界定[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8（3）
2.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皮明庥，邹进文.武汉通史·晚清卷（下）[M].武汉出版社，2006
4.范锴.汉口丛谈（卷2）[M].武昌益善书局，1933
世界文化问题范文6
关键词：《面对面》；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题引导
中图分类号：J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22-03
《面对面》作为中央电视台一档电视新闻专访节目，自2003年1月播出至今已经有七年多的历史，它一贯秉承的“新闻性、权威性、关注度、影响力的诉求，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用对话记录历史，以人物解读新闻”[1]。根据央视栏目组对《面对面》节目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节目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首先，节目的形态为电视新闻访谈节目，其核心以“访”和“谈”为主；其次，它的影响力诉求要求通过人物的访谈和对话去挖掘深度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它的传播诉求。
一、《面对面》话题引导的重要性
央视一套王牌栏目《面对面》开播已有七年多的时间，伴随着《面对面》节目所进行的探索、尝试与改进，学界对其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面对面》中主持人的采访艺术和采访技巧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根据笔者在CNKI学术期刊网以关键词“《面对面》”进行的检索，截至本文撰写之日共有469条相关的结果，可见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相当热化。而在这些庞大的学术成果中，以《面对面》的主持艺术和主持技巧为切入点的也有不少成果。
（一）《面对面》话题引导研究分析
用人物来引导新闻是《面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胡明川在《CCTV〈面对面〉节目议程设置偏向的实证分析》一文中通过2003―2007年间所播出的节目内容分析了主持人所采访嘉宾的特征，研究指出偏明星化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2]。明星化是《面对面》一个鲜明的特点，它保证了节目本身的社会关注度和受众影响力，更为节目本身赢得了居高不下的收视率，但这并非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会产生诸如消费主义倾向等问题。兰州大学闫伟的硕士学位论文《〈面对面〉栏目的消费主义倾向解析》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面对面》的这种明星式的话题引导艺术容易带来消费主义的引导误区，从而偏离节目的宗旨[3]。 张芊芊的《〈面对面〉栏目的镜前访谈特色》一文分析了该节目在访谈中所体现出的一对一的访谈、面对面交流、平等对话、话题引导等具体的特色，是当前学术界对《面对面》采访特点和采访艺术进行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优秀文章之一[4]。
从以上学界研究的基本动态来看，虽然部分专家和学者对节目嘉宾的选择和话题引导的方式存在部分争议，但节目本身所体现出的较高的采访技巧和话题引导能力的确有着鲜明的特点，并成为辅佐该节目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本文中，笔者重点关注《面对面》所体现出的一些积极的采访技巧和话题引导艺术，从而总结出电视新闻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二）《面对面》中话题引导的意义
主持人是整个电视访谈节目的主导者，但绝非主角。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主要的构成群体有电视节目主持人、访谈嘉宾、场外观众这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电视节目主持人起到的是串联话题内容，引导话题方向，培养现场气氛的角色，同时还肩负着将电视节目的信息传递给电视机前受众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来说，他的话题引导艺术是最为关键的。罗琳、张黎湘在分析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功能时曾经指出，“谈话节目主持人应该学会处理四种关系，即主与宾、听与说、真与秀和内与外的关系”[5]。在《面对面》这档栏目中，主持人所扮演的这些角色以及主持人所需要理清的四种关系就体现得更为明确。
《面对面》是央视一套第一个长篇人物访谈节目，它虽然以典型的社会事件为关注的焦点，但展现给电视观众的却并非只有电视节目以及话题本身，相比于电视话题而言，更关键的是选取怎样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能够带给观众怎样的观看体验。电视新闻人物首先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他既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又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同时也是社会上某一个群体的精英代言人，对于人物的专访，既要关注人物本身的社会意义，又不能忽略对其人格魅力，成长经历的挖掘。同时，作为社会上某一个领域的典型人物，他不一定是非常具有表达能力的人，或者说，即便是该人物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在只有45分钟的节目中，该角色将通过电视栏目呈献给观众以怎样的话题和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话题引导艺术也就不可或缺了。
诚如张斌所说，“《面对面》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央视的名牌栏目，除了有非常时期非常事件给予的机遇之外，一批富有吸引力的采访对象、一位极具个性特色的主持人以及与‘人’共同面对事件面对观众都密切相关，而这些，对于中国目前面临困境的电视访谈节目无疑是有巨大借鉴意义的。”[6]
二、主持人提问的技巧及策略
《面对面》是一对一的提问的艺术，是通过主持人的提问将热点问题和嘉宾观点进行串联的艺术。在《面对面》中，主持人的提问都是以开放性的提问为主，让嘉宾有足够大的可以发挥的空间。
（一）诱导式提问策略
诱导式提问属于开放式提问的一种类型，主持人设定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疑问，由嘉宾根据主持人的提问自由发挥。为了确保话题所具有的代表性，主持人的开放式提问经常带有倾向性或者诱导性，比如，主持人会从某些反面的观点提出当前社会上一些带有争议的命题，然后引导嘉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2010年8月29日，《面对面・守住根本》节目直接对话陈锡文，以当前面临的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价格走向、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在采访中，主持人从粮食安全问题、建筑工地占用耕地问题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探讨，在访谈过程中，主持人一直围绕“资本下乡是否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制约？”“地里种粮食好还是‘种房子’好？”“粮食不够靠进口可以吗？”这些问题进行了引导，让陈锡文以粮食安全专家的身份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同时穿插了解说员的详细背景资料。实际上，在这个访谈中，主持人所进行的引导都是采用问题提问的方式，不断地从陈锡文的谈话中提问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观众所关心的，社会所关心的。
（二）所提问题的多重属性
《面对面》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物的故事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对人物的解读实现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因此很多时候，主持人的提问往往具有多重功能：在现场节目中以主持人的身份提问嘉宾，可以被理解为主持人对电视观众的提问，也可以被理解为电视观众对嘉宾的提问。在这个提问中，主持人顺利地实现了社会热点在访谈中的移植，以热点话题串联起电视观众和现场嘉宾。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扮演的是配角，谈话嘉宾扮演的是主角的地位，但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主持人却是整个话题的引导者，如果说嘉宾的谈话比例占了整个节目的80%，那么主持人的20%正是将这些大部分的嘉宾讲述串联起来的核心。
例如，在《面对面・守住根本》这期节目中，主持人的核心问题有以下几个：“谁来养活中国：能否依赖进口？”“自然灾害频发：今年粮价会否大涨？”“18亿亩耕地红线推高房价？”
（三）所提问题的典型代表性
问题的提问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比如主持人剖出了本期话题的背景，将严峻的形式摆在面前，然后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进来向陈锡文进行求证，实际上，主持人的这个问题体现的是当前社会上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的误区所在，然后通过嘉宾的详细论证，这个结论，得出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观点。问题的提问具有很大的争议性，问题的争议性是谈话节目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方法，也是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度的方式，比如在提问时，主持人围绕农民的耕地是用来建房子还是造工厂来提问，实际上就是针对当前农村许多耕地被占用的现象进行的探讨。
问题提问不回避焦点性的社会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有许多诸如贫富分化、农民工进城带来的城市压力、耕地减少用来造工厂等问题都是非常严峻而且接待解决的，在提问时，主持人并不刻意回避这些问题，甚至向这些问题不断靠拢，通过释疑答惑的方式来教育社会大众。同时，主持人提问时往往带有很大的倾向性，这些倾向性有多种来源，反映的是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和心声，这也体现出当前中国电视媒体的话语权在不断的下放，不再是用一种观点，一个声音去引导舆论，而是通过不同观点，多元的声音的表达和辩论，由专家和观点去解读，去引导，最终形成社会的主流声音。
三、主持人话题引导方式分析
记者是社会的眼睛，主持人是社会问题的观察者和解读者，这个解读是靠与嘉宾的合作来完成的。在《面对面》中，主持人对社会话题的点评和解读有着它鲜明的特点。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持人在话题表现中的角色
《面对面》的筹办者王志有着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对社会焦点性话题的关注具有较敏锐的嗅觉，这成为他能够开拓《面对面》主持新格局的必要前提。通过《面对面》的话题设计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主持人需要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敏锐的把握，能够熟悉社会热点，不回避社会热点，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电视节目能够反映社会的热点，顺应社会的发展方向，肩负起传播主流信息，探讨社会热点，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主持人需要根据话题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嘉宾人物，根据我们对近年来《面对面》嘉宾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嘉宾拥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能够在电视节目现场独立地阐发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这些意见又能引起大众的共鸣。
《面对面》对于社会性热点话题的解读主要通过与嘉宾的合作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所起到的角色是提出话题，引导话题和总结话题的作用，而话题的具体解读与阐释则由谈话的嘉宾给出，这就使主持人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保持了客观、中立、理性、公正的视角，主持人引导话题的方向而不决定话题的论证方式，嘉宾给出解读，而不使解读偏离节目主题。
（二）主持人话题引导的表现方式
《面对面》通过背景资料展示的方式，来为主持人的点评和提问提供必要的理论、数据和案例支撑，使说观点更有说服力，使话题更有集中性，使主持人的点评更丰富、充实，摆脱了单纯的“画面+配音”的单调的表现方式，为谈话增加了话题感染力。
（三）话题内容的平民化色彩
主持人对话题以及嘉宾观点的点评带有典型的平民化色彩，这表现在主持人的观点、分析、总结都是站在普通的社会大众的视角上进行，赋予节目更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体现出节目所肩负的强大的社会责任意识。
电视节目要反映现实，但不能完全再现现实，特别是对于像《面对面》这样的一个长篇人物访谈节目而言，将社会现实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象提出来，进行高度的凝练、深化，然后邀请嘉宾，对这些问题进行点评，分析就是电视媒体扮演“社会镜鉴”的最直接的体现。正如张安安所指出的那样，电视新闻人物访谈节目“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符号化传播的格局，在大众传播中融入了许多人际传播的特性，使大众传播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人际性的回归’，实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互补”[7]。正是《面对面》主持人所持有的那种特殊的人文关怀，那种浓郁的人情味，以及充满理性的点评才使节目成为主流话语的引导者，成为当前社会主流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也才为节目赢得了地位、权威和尊严。
四、主持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
电视新闻人物访谈节目对主持人有着极高的要求，主持人对于题材的选取能力，话题的引导能力，对嘉宾进行提问的技巧等因素都成为影响节目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本研究指出，《面对面》是一场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的艺术，它建立在主持人对社会焦点话题把握的基础上，并且需要有对现场嘉宾的话题引导能力，具备以点带面的问题提问技巧，拥有代表电视观众利益的平民化视角，通过客观、公正、中立的观点总结来促成采访的成功，从而完成电视新闻节目反映社会焦点话题，引导社会主流舆论，教育社会大众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电视新闻人物访谈节目中，主持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
参考文献：
[1]面对面官网，省略/program/mianduimian/shouye/index.shtml.
[2]胡明川.CCTV《面对面》节目议程设置偏向的实证分析[J].宜宾学院学报，2009，(4).
[3]闫伟.《面对面》栏目的消费主义倾向解析[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4.
[4]张芊芊.《面对面》栏目的镜前访谈特色[J].电视研究，2003，(7).
[5]罗琳,张黎湘.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谈话节目主持人如何处理四种关系[J].声屏世界，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