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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社会公正的作用范文1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的提出,司法公正已经成为社会民众和司法工作者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调整的领域、层面也在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各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期盼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是人类在迈向法制社会的进程中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类纠纷而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价值目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或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司法活动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司法公正既要求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更要求参与审判的法官要以正直无私的态度，以尊重事实和遵守法律为准则，努力实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司法公正的首要内容便是要求一切司法活动、司法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和法律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党派、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越其外，更不能凌驾其上。
（二）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实施和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平等对待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没有平等对待司法公正便成了空谈。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就必须禁止歧视，反对特权，不允许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允许任何人拥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法外特权”。
（三）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司法权运行规律的总结。如果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任意干涉司法，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就难以实现。所以说独立的司法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保障。
（四）严格执法。严格执法就是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公正司法就是要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坚持实体、程序并重的理念，着力在执法的方式、方法、步骤、顺序和时限等方面实现执法、司法的公正。
（五）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分为三个层面：司法权中立；司法组织中立；法官中立。司法权是居中裁判性权力。司法权中立，只能居中裁判，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应当在官民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和行政权应保持中立；在司法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态度必须保持中立，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排除不利于进行准确、公正判断的因素，以法律为准，严格依法办事。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力，在其之上的只有法律。
（六）及时高效。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有害而无益的。“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这一法律谚语恰当地表明了司法效率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
二、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
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案件的准确认定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实体公正的标准是对事实的真实发现和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它是结果的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
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在处理案件的各个环节中严格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定审理，以确保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实现。程序公正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与平等的精神，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实体公正，即使程序上公正，司法公正也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就不能实现，司法公正同样无从谈起。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价值追求，是司法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没有程序公正就难以保障实体公正。
在我国，过去重视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这些年来，这种状态有了明显的改观，司法越来越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但是，现阶段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重程序不重实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呢？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逃避责任。因为，程序不公正必然要受到监督和追究，而实体的公正与否，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时难以判断，即使实体不公正，只要程序公正也容易推卸责任。这种倾向是要不得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是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公正是前提，程序不公正就有可能导致实体不公正。但是实体公正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不少困难群众自救能力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程序公正、忽视实体公正就不可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状况，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
三、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矛盾凸显期，法院一直是矛盾映射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造成司法权威下降，人民法院的公信度下降，司法不公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影响司法公正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因素。具体来说,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院管理地方化、行政化，无法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许多国家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它来源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在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司法活动中吸纳了司法独立原则的一些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的干涉。由此可知，我国的司法权、审判权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运行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不但独立于行政，也独立于立法。
实际上，在我国，人民法院及人事的管理与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采取一种模式，这使得审判权的独立行使难于落实。法院管理的地方化、行政化，使法院不能专司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案件的审判不公。首先法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财政部门，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地方财政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足额划拨经费，致使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甚至不能展开正常的业务。其次由于在经济上、人事上依赖和受制于地方，法院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每年，法院都要完成地方政府分派的各种非业务性工作，常年被政府抽调的人员也不在少数。这不仅使法官的办案时间得不到保证，而且还侵占了有限的办案经费。一方面是审判人员少，审判任务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审判人员不能从事真正的审判业务，形成法官“种了政府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局面。
（二）法院机构设置和法院审判组织设置不够合理
从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来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长期以来，实行“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审判管理机制，审与判分离。在我国采取审判委员会制和合议制，合议制所形成的判决是以法院名义作出的，与法官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法官个人的责任感无法体现。合议庭即使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议，也被当成疑难案件上报审判委员会加以解决。“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样导致在庭上听取当事人全力陈述意见的法官对案件没有决断权，而有决断权的却不在庭上参与审理，法官的个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必须坚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种独立不仅指不受外部的干涉，同时也应指不受内部的干涉。当把一个法官放在决断者的位置上并实行审判公开，才有可能引发法官的公正追求。决断人摆在明处，监督就会变得切实有力，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心理也会更加强烈。从上下级法院关系来看，人民法院上下级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往往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有问题会主动请示上级，上级法院也会主动地对下级法院的审理活动进行具体的指导。所有这些，必然使司法权产生扭曲、变形，导致其偏离中立性、终极性的本质要求，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法官素质高低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
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法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上，司法人员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废。有的法官尽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但没有过硬的业务水平，依然不能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还有少数法官虽然业务水平很高，但职业道德不强，对自己要求不严，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枉法裁判、搞权钱交易，破坏了司法公正，这种情况尽管为数甚少，但严重败坏了法官形象，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法院案件数量和难度的不断上升与法官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的法官疏于学习，不注重了解和接受先进文化和司法理念，凭老经验、老方法办案；有的法官思维空间狭窄，工作方法简单，难以应付复杂案件；有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民事轻刑事、重实体轻程序、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三、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新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在一定程序上会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动。如何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如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是中国各级审判机关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一）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科学理念指导司法活动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进一步改进司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司法队伍革命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着力点，是破解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充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司法活动中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司法机关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高标准；恪尽职守，公正司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是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以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要牢固树立对法律负责、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把司法活动和履行职责行为置于有效监督之下，以公正的司法活动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存在于部分法官身上的、徇私枉法、重实体轻程序，重管理轻服务，漠视群众利益，冷、横、硬、推等问题必须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司为民、保障人权、服务大局的理念，实体与程序并重，罪刑法定等理念。从根本上解决好为谁服务，为谁执法，如何执法、守法、护法、用法的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高效的法。
（二）增强司法透明度，以司法公开促司法公正
“阳光审判”是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一剂良药。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依法将司法过程和环节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保障群众对司法工作知情权和监督权。司法工作的依法、及时、全面的的公开，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缩短了司法与群众的距离，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实现知情权，另一方面提高了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抵御了不当干预，保证了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增强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道出了司法透明的不可或缺。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法院审判过的案子，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但当事人就是不认可。只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很大程序上是因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案件当事人不了解办案情况。审判公开是判决公正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公开、透明，才能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真正做到胜败皆服。法官审案，代表的是国家法律、人民意志，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的内容外，都应该向社会公开。这不仅便于公众监督法官的言行，而且是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的一种好形式，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需要。
（三）实行法院垂直管理体制，以司法独立促司法公正
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司法体制管理模式就是司法权力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不受制于任何行政机关，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从现代法治观点来讲，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并列的关系，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是违反宪法的立法精神的，理应改革完善。按照管理和管人相结合，有利于法官选任上的优化及提高法官素质的目标出发，法院系统应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即由原来的地方党委管理为主、上级法院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改变为上级法院管理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为辅的新体制。
另一方面，突出法官在独立审判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克服独立审判原则因缺乏直接的办案主体而难于实现的弊端，并杜绝法院内部那些“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等违背审判规律、独立审判原则的作法，真正使法官成为审理案件、决定案件性质是非的直接裁判者，从而促进法官追求法律价值，提高司法水平，公正司法。这一独立审判原则可以抵制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涉，从而保证了法院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按照法律规定，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同时，这一独立审判原则也并没有使法院脱离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因为，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而且应该是政治领导、理念指导，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通过对法院的人事任免、错案追究等方式实行法定监督。由于法官明确成为独立审判的主体，就使法官的权、责相一致，有利于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履行错案追究制，从而促进法官严格执法。一句话，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落实和保障，法官不独立法院就不可能独立。法官独立的标志是法官的地位一律平等，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而不用顾及所谓的“上级旨意”。
（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没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就不会有法治国家的形成。
首先，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做到政治坚定。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办案指导思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树立大局意识。其次，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做到业务精通。现在当事人上访、缠诉、闹事等事件的发生，深究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业务水平低所造成的。因此法官必须学好法律和法规，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除此之外，还要辅以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庭审观摩等其它形式，大力提高业务素质。第三，法官必须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的形象。具体地说，改进思想作风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进领导作风就是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忠于职守、真抓实干、勤政廉洁”；改进生活作风就是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改进学风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五）完善人民陪审制度，促进法院司法公正。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因此，我们对之既要坚持，又要对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思考，不断完善，做到扬长避短。首先，应制定专门的《人民陪审员法》，将陪审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细化其相关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其次，建立健全考核激励与制约机制，打造一支充满活力的人民陪审员队伍；第三，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陪审能力。人民陪审制度“借鉴了仲裁制度的某些特征，赋予了案件当事人是否选择人民陪审员的权利，无疑有助于更公正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通过让普通民众参加审判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凭借自身朴素的善恶感、是非观对案件做出判断，扩大了司法民主，监督了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彰显了司法公正，使得法律适用更加合情、合理、合法。
法律对社会公正的作用范文2
公正，是司法的本质属性，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在诉讼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司法体系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司法活动的开展都以公正为终极目标。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是国家法律实施的坚强后盾，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肩负着惩治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权的神圣使命。因此，作为刑事审判部门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审判职能以更好肩负自己的神圣使命呢？最重要的就是司法公正。
二、司法公正在刑事审判中的价值
司法公正作为刑事审判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衡量刑事司法能力强弱和刑事司法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切实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在整个社会确立法律具有高于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权威，树立起法律至上的意识和观念。司法公正对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和维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刑事审判而言，通过公正审判可以向人们明确昭示：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什么行为是要受到刑法追究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稳定的行为预期，并在此基础上行为遵法和守法的心理，从而使法律的评判功能和导向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和拥护，必然进一步维护了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2、保障了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载入宪法，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必须予以贯彻。在刑事审判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是人权保障法，通过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坚决履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职责。一方面，通过依法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不受犯罪侵犯，保护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人权。另一方面，就是在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处罚。通过惩罚犯罪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同时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3、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法院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在刑事审判中，如果司法是公正的，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就能得到保障；如果司法是不公正的，那么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就得不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整个社会就可能没有公正可言了。因此，对于刑事审判来说，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条件和底线保障。
4、促进了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但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矛盾的社会，而在于它拥有一套有效处理和化解矛盾冲突的社会机制。司法就是这套社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审判作为司法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刑事审判通过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法对社会的控制功能，在工作中坚持“严打”方针，坚持从重从快审判，坚持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使得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伸张，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三、如何在刑事审判中充分体现司法公正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司法公正对于刑事审判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平时的审判工作中，我们应把公正裁判作为法官的一项神圣使命，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保障审判工作的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1、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在刑事审判中，司法公正的构建必须要有科学的司法理念，刑事审判也必须要在科学的司法理念支配下进行，否则对于刑事审判而言，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应及时摒弃陈旧的司法观念，改变与现代刑事司法政策不相适应的凭经验、走老路的做法，树立适应现代刑事审判工作需要的刑事司法理念，自觉以科学的司法理念指导刑事审判实践，主要通过：
⑴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人权保护，尤其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真正确立“疑罪从无”原则，作到依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摒弃过分维护公诉意见的倾向，严格执行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有罪，真正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
⑵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是认定事实的根据，无证据则无事实，没有证据作为基础的事实，只能是个人的主观臆断和推测，缺少证据或证据不充分而认定的事实是不确定的、不可信的，势必会造成冤错案件，势必会造成对人权的伤害。
⑶坚持中立原则。“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和体现，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在保证公正得以实现的各种理念和制度中，“中立”处于显要的地位。中立原则就是要求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不能与一方有利害关系或对一方持有偏见和歧视。因此，应要求法官必须保持中立，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环节上保持一视同仁，做到既重视公诉方有罪、罪重的事实、证据和意见，又重视辩护方无罪、罪轻的事实、证据和意见，彻底摒弃“有罪推定”，不唯上、不唯情、不唯钱、只唯法。
⑷树立程序公正意识。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强化程序公正，就是要重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形成注重程序、程序优先的思维方式，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认真解决司法程序中的失范行为和随意行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审理案件，养成严格按程序办案的良好习惯，坚决杜绝不规范的办案行为，确保法律赋予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不受侵犯而得以实现。
2、提高审书人员的素质。笔者认为，要在刑事审判中实现司法公正，关键是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具有较高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和司法应用能力的学习型和专家型审判队伍，为刑事司法公正提供人才保障。为此，应在政治思想上要求审书人员必须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精通业务知识，增强奉献意识和公仆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筑起拒腐防变，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坚强防线，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金钱人情面前，在外来干预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作出贡献。同时，积极安排审判人员轮流参加相关培训，鼓励有条件的审判人员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提升法学理论水平，从而提高裁量刑罚的能力。
3、建立健全相关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在刑事审判中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办案质量评查制等制度，以确保司法公正。通过制定一些制度和措施，规范和明确了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书记员的工作职责，提高刑事审判效率，确保刑事案件质量，加强刑庭内部长效管理，增强审判员和书记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应经常性地进行自查整顿，建立和完善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制度，加强内部的审判监督制度，认真对待和处理群众申诉、自诉案件，认真对待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监督作用。
4、提高和重视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公民参与审判活动有助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具体而言，公民参与审判活动，从实质上讲是将审判权交给公民行使的一种方式，也是审判民主化的一种方式。因此，应充分注重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的作用，在审理案件时积极和人民陪审员交流沟通，在评议案件时，充分听取和采纳人民陪审员的意见，使得人民陪审员真正起到履行社会大众监督司法的功能，从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发挥刑事辩护在控、审中的制衡作用。刑事辩护制度虽然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对于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和保障刑事辩护职能，使其对人民检察院的控诉权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充分发挥制约制衡作用，才能避免和防止司法任意而滥用审判权的现象，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为此，应切实提高刑事辩护权的法律地位，维护刑事辩护权的法律权威，加强刑事辩护的透明度，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必须在判决书中写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意见有哪些被法院采纳，哪些没有被采纳。没有被采纳的必须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6、认真对待刑事案件典型案例的编纂工作，重视刑事判例对刑事审判公正的指导作用。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类似案件在处理的轻重上应基本相同，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同一性质，犯罪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如果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甚至由同一法院的不同的审判员审理，最终判决的结果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加强刑事判例的编纂对实现类似案件的量刑平衡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为实现司法公正，还应认真对待并做好刑事典型案例的编纂工作，重视刑事判例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和对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审书人员尽可能地撰写一些典型案件，为今后遇到类似案件时起到借鉴作用。
法律对社会公正的作用范文3
何为公正？justice一词具有公正、正义、正当、公平等意思，
这些词含义大体相同，但意义的强弱、范围、侧重点却有差别，中文在不同的场合选择了不同的词语加以解释，而在法律方面多数场合被翻译成公正或正义。公正或正义是人类普遍公认的崇高价值，但其确切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却没有完全统一的理解，因而呈现出见仁见智的情形。
庞德说：“在伦理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将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1〕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J.Raw ls）认为，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2〕
博登海默认为，“如果用最为广泛和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谈论正义，人们就可能会说，正义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的的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3〕
关于正义或公正的解释还可以列举很多，可以说，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国家，不同阶级或群体，不同学派，甚至可以说不同的人，对正义或公正的内涵都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形，并没有影响人们对正义或公正的价值追求，因为人们可以在相对的意义上找出公正或正义的构成要素，找到识别公正及正义与否的标准，特别对具体的事物可以从公认的意识出发，做出公正或正义与否的判断和选择，追求并努力实现公正的价值。
笔者认为，综合关于公正的各种理解，可以看出其基本价值内涵：公正是指人们之间权利或利益的合理分配关系，如果人们之间的权利或利益分配——分配过程、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是合理的，则被称之为公正；反之，则被称之为不公正。也就是说，公正是指人们之间分配关系上的合理状态。
二、诉讼中之公正价值
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的过程；它本质地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诉讼的采用是以权利义务争议为基础的，这种争议的存在意味着权利、义务关系的扭曲和混乱，诉讼旨在对其加以矫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种矫正手段必然要具备公正性。“法哲学家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4〕
首先，诉讼需要给争议各方提供一个有序的环境去保证争议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回复有序状态，在这里只有诉讼环境具有公正的氛围，诉讼的保障功能才能得以发挥。实体法的适用以及实体法所体现的法律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诉讼程序的适用，还需要这种程序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才能排除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偏向，从而使法院最终的裁判结果符合社会公众的普遍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在一般意义上说是与法律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是一致的），这样不仅使当事人自身服判并自愿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且使社会公众对判决做出积极的评价，反过来给当事人履行判决规定的义务提供舆论环境。无疑，这就顺利地实现了法律关系的有序状态。相反，如果判决是不公正的，那么判决的履行将因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抵制而出现阻碍，即使靠强制措施得以执行，法律所体现的正义也无从实现。
其次，诉讼除了直接具有解决个案争议的功能外，还间接地具有积极暗示、感召和倡导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是以诉讼公正为基础的。争议的发生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可以预防和减少的，司法者在通过诉讼手段使既往的发生扭曲的法律关系回复正常的同时，对将来的争议也发生影响。公正的裁判有助于社会成员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作出预测，消除实施违法行为可逃脱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从而选择合法的行为，以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因此，诉讼公正对社会能产生积极的暗示和导向效果。如果诉讼失之公正，这一效果也就无从发挥，甚至会给社会造成消极的暗示和导向效果，弱化社会公众的守法意识。此其一。其二，争议主体在选择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的时候，总会考虑既往的诉讼的公正性，如果他们对诉讼的公正性有所怀疑，就会降低诉诸法院的积极性，甚至寻求法外途径，铤而走险；如果既往的诉讼是公正的，“有理”的一方（裁判结果产生之前只能说是自以为有理的一方）才会愿意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被诉的一方也会减少应诉的心理障碍，积极地运用法定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对既往案件的公正裁判，会对将来的争议主体选择诉讼、参与诉讼，矫正被扭曲的法律关系产生感召力。
第三，“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决定了诉讼是公正和正义的最终保障手段，这一保障手段自身的公正性对于社会管理的诸多领域具有示范作用，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社会可以从公正的诉讼中吸取公正的意识，获得公正的力量，进而对社会管理的大系统发生广泛的影响。一种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区域，法院的不正之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这一区域的社会风气不正和管理混乱。其内在的逻辑在于，没有诉讼公正就没有法律的力量，社会公正或正气也就失去了根基和保障。
综上所述，公正价值对于诉讼尤为重要，不公正的诉讼无法保障实体法的实施以及实体法所体现的法律正义的实现，会弱化公众的守法意识，会使公众藐视诉讼，最终也为社会做出不公正的示范。这些无不表明公正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
三、诉讼公正之内涵
民事诉讼作为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活动，其构成可以图示如下：
（附图{图}）
根据这一示意图，民事诉讼实际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为诉讼过程，其二为诉讼结果。诉讼过程始于诉讼申请（起诉），终于裁判。这里所讲的裁判应作广义的理解，即既包括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或裁定，也包括调解结案或撤诉结案以及因某种特殊情况终结诉讼。诉讼结果即广义的裁判一般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即认定事实部分和适用法律部分，前者为后者之基础，后者则为前者之继续，二者共同构成诉讼之最终结果。
诉讼公正乃指诉讼构成之公正，即诉讼过程的公正及诉讼结果之公正。诉讼过程表现为法院、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行为组合，即诉讼程序，因此诉讼过程的公正可以简称为程序正当或程序公正。诉讼结果公正也就是裁判公正，其标准是事实之真实发现、法律之正确适用。做到这两点，该裁判对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分配则被视为合理。法院通过诉讼程序的进行，最后在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尽可能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相近似，最理想的境况是二者完全相符，二者之误差越小，表明裁判越公正；二者之误差越大，表明裁判越不公正。实际上这里存在形式真实与实质真实的矛盾关系。在诉讼中法官运用证据认定的事实状态是一种形式真实的状态，而符合案情本来面目的事实状态才是实质真实的状态，法官认定的事实（形式真实）如果与作为案情本来面目的事实（实质真实）完全一致，那么这种事实认定的结果是公正的。问题在于这一点有时是做不到的，例如在借贷纠纷诉讼中，找不出能证明借贷事实存在的证据（如借据、借贷合同、证人等），借款人又否认这一事实存在，即使这一案件的实质真实状态为存在借贷事实，法官也只能认定这一事实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形式真实与实质真实不相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诉讼中事实认定的公正性问题呢？笔者认为从以下两点意义上讲，形式真实的认定是公正的：其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只是个别情况下的补充，只要法院和法官根据诉讼程序的规定，给当事人各方提供平等的机会、手段和时间进行举证，举证相对更为充分的一方所主张的事实，即应被法院和法官确认，这种形式真实的公正性透过诉讼程序的平等性得以体现。其二，根据证据的多少、证明力的强弱认定事实是法院和法官唯一可以做到的，这样做从概率上讲，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形式真实符合实质真实，因此从盖然性的角度看这样认定事实也是公正的。上述两种意义上认定事实的形式主义（形式真实）都被视为公正，其中都离不开程序的保障作为前提——保障程序公平、保障充分举证。
从适用法律的角度来讲，裁判对争议的解决结果越符合现行立法，裁判越公正；越背离现行立法则裁判越不公正。“依据法律规范来裁定具体的个别纠纷，从而维护作为权利、义务体系的法秩序，正是以依法审判为根本原则的近代司法制度的一个本质属性。”〔5
〕这里无法回避另一对矛盾，即适用法律上的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的矛盾关系。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悖论问题。决定者的裁量余地被限制，决定内容被事先存在的规范所规制，就意味着减少了根据具体状况灵活机动地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其结果反而背离了法律原本的精神，因此不能认为是公正的。〔6〕现代各国基于这种情况，通常都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这种自由裁量必须通过严格的诉讼程序加以限定和保障，以防止恣意枉判。
四、诉讼程序及其价值取向
在一般的意义上“程序”被理解成程式、次序，它反映人类行为的有序性，并与无序、混乱相对立。换句话说，“程序”是人们对某种行为经过多次重复对其规律的认识和确定。随着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行为越来越广泛地变成有序并被通过某种规范形式如习惯、命令、法律等确认下来，从而形成程序。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要求全社会加以遵守，被称为法律程序，如行政程序、选举程序、立法程序、诉讼程序等。诉讼程序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法律程序，由于这个原因，法律程序在狭义上被理解成诉讼程序，程序法被理解成诉讼法，认为“有关诉讼手续的法律为程序法，又称诉讼法”，〔7〕国外也有类似的观点。〔8〕诉讼程序反映人们对诉讼活动规律的认识，可以说它是如何进行诉讼的一种技术。
诉讼程序的内容包括立法者对诉讼行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要求。时间要求包括时序和时限，时序是诉讼行为的先后顺序，时限即期间，期间是诉讼法上的重要制度，它是立法者对诉讼行为时间的规范与限制。而诉讼行为空间，既包括立法者对诉讼行为方式的要求，也包括立法者对行为空间关系的要求。“空间关系，即行为主体及其行为的确定性及相关性，比如审判行为只能由法院来进行，这是确定性；‘一切其它机关不得干预审判’，则表明各主体在空间上的相关性”。〔9
〕诉讼程序通过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体现。
诉讼程序的法律依据是诉讼法。通过诉讼法加以确认的诉讼程序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不象民俗习惯、风俗仪式那样任意、松散，它被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被反复适用，对行为主体具有约束力。违反诉讼程序则产生相应的事实后果、法律后果。
诉讼程序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规范，这种技术、关系和规范都是由立法者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进行创造和设计的。那么，人们在创造和设计诉讼程序的时候，应当基于什么价值取向来进行呢？如前所述，公正价值对于诉讼尤为重要，是诉讼的生命和灵魂。但如果说公正是诉讼的基本价值、最高价值或第一位价值目标的话，却不能认为公正是诉讼唯一的价值目标。诉讼理论界不少人认为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由公正、效率、效益三者构成。
效率的概念反映行为的快速、有效，诉讼效率则指在诉讼程序中各种主体行为的速度及有效性。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回复正常，以“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10〕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上述目的。正因为如此，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了民事诉讼法的任务，并在“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等语前冠以“及时”二字，意在强调诉讼程序对效率的追求。民事诉讼中影响效率的因素较多，包括各种主体诉讼行为的速度和有效性、诉讼程序的繁简、诉讼时限的长短等等。
效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被引入法律领域，反映了在法制建设方面人们对经济规模的重视。效益这一概念反映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之比值越小，则效益越高，二者之比值越大，则效益越低。需要明确的是法律领域所讲的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即效益问题不完全是经济学上的含义，具有非经济的含义，诉讼程序的成本既包括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如诉讼费用、费用、法院的人力与物质耗费等，也包括因诉讼导致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诉讼程序的收益既包括通过裁判实现的当事人的经济利益、被挽回的经济损失，也包括法院通过诉讼对合法社会关系的保护，对法律程序的维护及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作用等等。影响诉讼效益的因素也是比较多的，包括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
诉讼程序三大价值目标即公正、效率、效益具有各自特定的含义和要求，同时三者之间又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三者互相包容，公正应当是讲究效率、追求效益的公正，效率应当是在公正的基础上并符合效益原则的效率，效益应当是既有效率又符合公正的效益。笔者在此讨论诉讼程序之价值目标体系，意在说明诉讼程序设计的多元价值取向，防止将程序价值目标单一化和简单化。后面将探讨如何从程序机制方面保障诉讼公正的实现，但决不是说程序设计只需要考虑保障诉讼公正的问题。事实上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建立应当全面地考虑公正、效率、效益三大价值目标，最理想的程序机制应当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三价值比例及价值整合。如果不这样看，许多问题的研究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甚至产生谬误。比如，单纯考虑诉讼公正价值取向，为了发现案件之客观事实，保障法律适用之准确性，诉讼中动用的人力及物力越多越好，审级设置越多越好，那样可以保证证据收集的充分性及认识的多次往复性。显然，那样做有违效率与效益取向，既无必要也不可行。
五、诉讼公正之程序保障机制
（一）诉讼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根据诉讼公正的构成，程序公正乃诉讼公正之组成部分，二者是种属关系的概念，程序公正是诉讼过程的公正，而诉讼结果的公正则包括案件事实之真实发现与裁判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前面对诉讼公正内涵的分析，已经表明，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密不可分，案件事实之真实发现、法律之正确适用都离不开诉讼程序的保障。程序公正既是诉讼公正的有机内容，又是诉讼公正的保障手段，在此意义上可以将诉讼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划上等号。
关于程序公正对诉讼结果公正的保障价值和保障关系，中外均有颇多论述。马克思将程序与法（实体法）的关系比喻为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关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关系。〔11〕美国著名大法官F.福兰克弗特认为：“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12〕诉讼法学家们更注重程序公正对诉讼结果公正的保障意义。认为，“程序的公正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从而也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障。首先，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偏向。……其次，公正的程序本身就意味着它具有一整套能够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和手段，并且由此能够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13〕
认识程序公正的保障价值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一点又是不够的。程序公正作为诉讼公正之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当事人系属于诉讼，不仅要求最后的裁判结果是公正的，而且要求裁判的过程中程序是公正的。程序公正往往可以疏导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诉讼无判而终，出现撤诉或调解结案的结果。这里充分体现了程序公正的力量。其二，诉讼程序作为法律程序最为典型的程序，对其它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具有示范作用，也就是说诉讼程序公正本身对于仲裁程序公正、非司法组织调解争议的程序公正等，都具有示范意义，诉讼程序公正的这种价值是独立的。
程序公正独立的价值与保障价值并非毫无关系。程序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一般需要借助于程序最后导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程序设计是否公正，很难单从程序本身说明其是否公正。比如，我们说公开、透明的程序比秘密的程序公正，是因为公开、透明的程序更容易保障诉讼结果的正确性。我们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说公开程序是公正的，既具有保障诉讼结果正确的价值，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立价值。“当某一案件的判决结果符合社会成员普遍的正义感觉（这种感觉不单纯建立于对立法规定的熟悉和掌握，更主要是对司法实践中多种判例的经验性感知），那么人们通常认为审理该案的诉讼程序是公正的。反之，则会对该案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作出否定评价。”〔14〕
（二）诉讼公正对程序的要求——程序公正的要素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诉讼公正必然要求程序公正，诉讼公正对程序的要求因此具体体现为程序公正的要素或称这为内容和标准。由于公正概念内涵丰富且具有相对性，程序公正的要素必然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学者多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程序公正的要素。我国学界对程序公正的要素存在不尽相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程序公正与否的评断标准有四：（1）当事人地位平等。……（2）权利义务相当。……（3）排除恣意专断。……（4）程序合理。”〔15〕也有人认为，“程序公正的实现决定于这样三个要素：冲突事实的真实回复；执法者中立的立场；对冲突主体合法愿望的尊重。”〔16〕还有人认为，“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控权性（从人权角度看）、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科学性和程序的文明性是现代法治社会对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离开了这六方面，那么程序公正将是不完整的。”〔17〕
笔者认为，上述意见反映了不同的人对程序公正的内容、标准和要素的理解角度不同，各种意见的总和接近于程序公正的完整内容。为了实现诉讼公正，笔者认为诉讼程序应符合以下要求（这些要求反映了程序公正的要素）：
1.程序规则的科学性
程序规则的科学性是就程序的技术因素而言的，其内涵十分丰实，包括程序规则的设计符合诉讼行为的客观规律，符合效率和效益的要求，有利于发现客观真实等等。中外诉讼史上都出现过诸如“神判”、“天罚”、“占卦”等被称为“巫术”的程序，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依靠肉体的力量、手势甚至套语等方法判断是非，〔18〕都是反科学的。而现代诉讼程序中确立合议制克服法官个人认识能力的不足，确立公开制以限制法官偏私，确立举证和辩论制以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发现等等。
关于程序规则的科学性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我国诉讼法学界不少学者做过论述，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二者视为同一，认为“实质上，在解决社会冲突这一特定的领域内，程序的公正性与程序的科学性是同一实质的不同概念。程序的科学性不仅仅是对诉讼的一种技术性功能的评价；程序的公正性也不只是诉讼程序的政治特征。”〔19〕这种观点尽管不无偏颇（比如，科学的程序要求符合效率与效益原则，但违反这一要求的程序不一定是不公正的），但从强调“程序的公正性需要相当多的技术性因素的支持”〔20〕的角度来看，无疑又是正确的。
2.法官的中立性
法官中立主要是对法官品行的要求，但同时也是对法官能力的要求。戈尔丁认为，中立有三项规则：其一、任何人不能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冲突的结果中不含有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其三、冲突的解决者不应有对当事人一方的好恶偏见。〔21〕戈尔丁所讲的前两个规则意在强调法官在利益上与案件无涉，而第三个规则则强调法官在主观方面不受自己情绪误导，对当事人双方平等处置。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讲，前两个规则可以通过法律规范予以贯彻，如实行回避制保证法官离开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案件，实行检察监督制防止法官因受贿而作出不公的判决。第三个规则在法律上就很难规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取向，禀性情绪、性格爱好等等，因此存在诸多法外的不确定因素。
法官中立常常与程序公正乃至诉讼公正划上等号，其原因在于法官是诉讼的主宰者，法官中立是程序公正实现过程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诉讼的基本结构可以用一个等腰三角形表示，争议的当事人双方各置一端，法官居中裁决，与当事人之间形成等腰关系（等距离关系），从而形成当事人之间的均衡对抗。只有这样，审判方才能主持公道，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意见，客观地作出事实认定，准确地适用法律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当代西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只是在发挥法官的职权作用方面程度不同，但都十分强调控辩双方的均衡对抗。
3.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性
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意味着在诉讼中对原、被告给予无差别对待。这一目标的提出和实现是诉讼史上的一大进步。中国古代法律中有所谓“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做法，确认了贵族不必出庭受审的特权。中世纪欧州的法律更是规定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身份而异，男子优于女子，宗教人士优于世俗人士。这些都体现了身份不平等和当事人之间的差别对待。正因为如此，倡导法律公正的近代资产阶级首先便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作为反封建的旗帜。在诉讼法上则设定了当事人平等的规则。当事人平等的实现程度是衡量程序公正乃至诉讼公正程度的公认的天平之一。
4.诉讼程序的透明性
诉讼程序的透明包含以下内容：诉讼行为（主要指庭审行为）在一定场合中公开进行；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以及裁判的法律根据向当事人及社会公开。保证诉讼程序透明的途径包括新闻媒介、当事人的直接参与、公众的庭审旁听等。诉讼过程（主要是庭审）的公开是相对的，尽管是通常的要求，但是有例外；而诉讼结果（裁判）的公开则是绝对的。〔22〕
诉讼程序保持透明是防止司法专横与擅断，发现和弥补诉讼不公的有效途径。古代专制的诉讼制度下，诉讼活动基本上是封闭的，统治者借助于这种封闭的程序实行司法专横擅断，强化审判的恐怖和威胁，以便达到偏私的目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公开审判被作为实行诉讼革命的口号之一得到了倡导。它既是保证诉讼公正的程序要素，同时也被视为司法审判民主化的一个表征。
5.制约与监督性
“制约”者，牵制、制衡，约束；“监督”者，监察、督察、督促。制约与监督表明民事诉讼中多种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合理的制约与监督与诉讼公正不可或缺的原素。
关于制约与监督，人们常常只看到这一机制对权力的限制。戈尔丁认为，行使权力的行为“不应当是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的”〔23〕言下之意，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所以需要制约和监督。罗伯斯庇尔认为，“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24〕此话更是偏激地指出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笔者同样十分重视民事诉讼中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对于克服司法人员偏私方面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还是不够的，应将视野同时放到制约与监督机制的广泛功能，包括诉讼法律关系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诉讼的结构、保持诉讼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性等等。换句话说，制约与监督有利于优化诉讼中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优化诉讼结构，从而保证诉讼公正。
为了实现诉讼公正，民事诉讼程序应当符合上述诸要求，这些要求同时也就是程序公正的要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程序公正的诸要素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很难说一项程序的设计只是符合其中的某一要素，而与其它要素无关，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比如法律上设置复审程序，这是符合对事物反复认识的客观规律的，因而体现了科学性，然而复审程序同时也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行制约与监督提供了手段，因而也体现了制约与监督性。由于程序公正的诸要素之间存在这种交错关系，因此，对诉讼公正之程序保障机制的研究，不应采取将程序制度与上述某一要素简单化地一一对应、对号入座的方法。
（三）诉讼公正的相对性与程序设计的复杂性
诉讼程序的最高价值取向为公正，保障诉讼公正应当是程序设计的最重要的标准。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诉讼程序的设计应当围绕如何实现诉讼公正来进行，这就好比诉讼公正是圆心，诉讼程序是圆周，程序设计不过是围绕圆心来划出圆周。但是这一工作并不简单，其复杂性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诉讼公正是程序设计的最重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包括公正、效率、效益等方面，互相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价值比例，很显然立法者不能取此舍彼。比如，为了保障诉讼公正，设计程序应当注意保障各方当事人在裁判者面前应有充分的机会、充足的手段陈述有关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主张，赋予当事人较大的时空活动范围，使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有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空间开展攻防活动。但是，真理再往前跨一步便是谬误。无休止的争辩，不符合效率和效益的价值要求，即便是公正的，也应当加以限制。总之，公正的理念并非程序设计的唯一依据。
2.诉讼公正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变量”而非“定量”。因为不同的人对公正的理解不尽相同，而且，公正的原素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比如公正要求程序上的制约与监督，这么讲是以适度为前提的，过度的制约与监督同没有制约与监督一样百弊丛生。因此，对诉讼公正的目标只能做定性的思考，难以做定量的分析。
3.诉讼公正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直接以此为据设计诉讼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很难说某方面的程序设计如此是公正的，如彼即是不公正的。但是诉讼公正的价值取向迫使我们又不能回避上述难题，可行的办法就是借助于中介桥梁，将诉讼公正这一抽象的概念分解为多种中介价值目标，如平等、公开、中立、制约与监督、科学等等。这种分解本身却存在着明显的认识误区，这些中介价值目标的简单相加未必就等于诉讼公正，更何况这种简单的相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其间会遇到种种矛盾，比如，民事检察监督体现了程序上的制约与监督，但是这种做法未必符合科学、中立的要求，其中有一个复杂的价值合成过程。也就是说借助于中介目标进行程序设计时，首先需要对中介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保证彼此协调。
综上所述，对诉讼公正的概念应当做相对的理解，不可绝对化，据此进行程序设计不可能使用1+1=2式的数学思维方式。
不可能直接地讨论将某项程序设定为A或B就保障了“公正”，而是将诉讼公正作为一个潜在的而非直接的依据，对诉讼程序进行评析、检讨和设计。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把法律和政策中内在的价值抽出来，以这些价值作为基准，批评既成的规则和创造新的规则，并使它们适合于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25〕只有采取这种立足于法律应当实现的价值对现存制度进行评析，并努力追求法律内在精神的能动态度，才能使司法保持公正。
六、程序合成与程序保障机制
诉讼公正的保障有赖于程序优化，我们不仅应当从程序元件的角度即程序的个别状态出发，即不应孤立地探讨某一程序问题的应然状态，没有联系的研究是不可取的，研究程序优化应当用结构的、系统的眼光，进一步探讨程序合成的问题。
所谓程序合成，就是指由程序元件组合成能够发挥整体作用的程序体系，程序合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程序的立体组装——配套协调过程，“系统的各要素通过结构组织才组织为一个整体系统。结构愈合理，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愈协调，系统在整体上才能达到最优。”〔26〕诉讼程序的优化不应局限于程序元件的优化，还应强调和重视程序合成的科学化。诉讼程序可以分解为程序的观念与价值形态（应然形态）、程序的规则形态（制度形态）与程序的运作形态（行为形态）几个层次，程序合成过程首先是将这几种形态的程序转化和演变过程，其原则是各种形态的内容保持同一，尽量避免转化和演变过程中出现失真。从诉讼公正及效率、效益的价值理念出发，确定诉讼程序的应然状态，然后制定出具体的程序规则，再将这种规则加以实施，后面的环节不能背离前一环节。这一问题通俗地讲就是理论、立法及司法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一定的理论（程序的理念形态）指导程序立法，司法实践则应严格依照程序规则的要求进行运作。为了避免这几个环节之间的脱节，需要做到理论的科学化、立法理性化并在司法领域严格执法——不是机械地、教条式地适用法条，而是在探求立法精神和本意的前提下，能动地操作法律程序，这本身与立法一样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程序合成的过程还包括各种程序形态自身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就程序的理念形态而言，需要进行价值整合，公正、效率、效益诸价值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予以消除，则会导致立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和不和谐，并造成司法实践上程序运作上的困难。笔者认为，诉讼程序价值整合的原则是突出和强调公正价值取向，同时兼顾效率、效益诸价值。就程序的规则形态而言，需要正确评估和处置各种程序规则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一致。并在法律规范的结构上得以体现，即要求法律的体系、结构科学化。就程序的运作形态而言，要求诉讼行为符合程序设计的理性本质，并依程序规则的本来要求加以实施。
诉讼程序元件及系统的优化是诉讼程序优化的完整内容，二者构成诉讼公正的程序保障机制。需要明确的是，这一程序保障机制是实现诉讼公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切蛋糕的事例最能说明这一问题：为了保证蛋糕分割均匀，需要设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应得的一块的程序——以此防止偏私；但有了这一程序并不能肯定蛋糕就能够均等分割——切蛋糕的人可能没有能力。这既可以说明程序保障的重要性，又可以说明程序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的克服有赖于执法者——法官素质的提高、司法环境的改善乃至公众文化素养与法制观念的加强等诸多方面。＊
〔1〕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第55页， 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
〔2〕罗尔斯：《正义论》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38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4〕〔21〕〔23〕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第232页； 第240页；第236页。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
〔5〕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第30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6〕参见韦伯著、小野木常编译：《法社会学》第8章，日本评论社，1960年。
〔7〕《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第88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8〕参见《法学总论》第26页，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9〕孙笑侠：《法律程序剖析》，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6期。
〔10〕我国民事诉论法第2条。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12〕转引自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第7卷第1期。
〔13〕〔14〕〔16〕〔19〕〔20〕见顾培东著《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第67页，第73页，第9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
〔15〕张令杰：《程序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17〕孙笑侠：《两种程序法类型的纵向比较》，载《法学》1992年第8期。
〔18〕《罗马法》第336页，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
〔24〕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与审判》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5〕Philipper Nonct and Phitip Sclznick, Law and Socicty in
法律对社会公正的作用范文4
行政处罚具有限制、剥夺相对人权利、利益的特性，是最严厉的一种损益行为。它几乎每时每该都大量发生在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果行使不当，极易损害社会和个人的利益。行政诉讼法将合法性审查作为一项特有原则确认之余，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作出可以司法变更的例外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在行政诉讼法及尔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未对其涵义作出说明，亦未对其表现作出列举。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指行政主体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作出的虽然在形式上不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在实际上与法律精神相违背，损害了社会或个人的利益，而表现出明显的不公正的违法处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五种：（1）畸轻畸重。即行政处罚与相对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极不相称。（2）同责不同罚。即对同样责任的两个相对人采取轻重不同的处罚方法或幅度。（3）过罚颠倒。即在同一案件中重者轻罚或轻者重罚。（4）没有考虑被处罚者的实际承受能力。（5）反复无常。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处理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1）准确把握司法审查的“度”。如果仅是行政处罚轻一些或重一些的轻微不合理，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干预，只有自由裁量行为非常不合理，过分地偏离了法律的内在要求，以至在实质上丧失了合法性，法院才能予以变更。（2）对行政机关所作的显失公正的轻处罚能否判决变更为重处罚。（3）具有对立关系的双方的行为均构成违法行为，但行政机关只对一方作出显失公正的处罚，另一方不仅要求变更，同时也要求人民法院对另一方当事人也进行处罚的，人民法院能否变更原处罚决定，对另一方当事人直接给予处罚。（4）对行政机关所作的显失公正的处罚，能否判决撤销。（5）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中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能否适用司法变更。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该条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不仅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而且确定了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查程度，从法律上限定了人民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则上不审查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但行政诉讼法将合法性审查作为一项行政诉讼特有原则予以确认之余，又留下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变更这样一个例外。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个“例外”的设置，适应了解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不合理”问题的特殊需要，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处理行政案件中必须适用合法性审查之外的方法，并依照不同的审查结论制作出不同于合法性审查的法律后果的行政判决，即维持或变更的判决。本文谨对这个“例外”的基本涵义、审查方法及如何处理等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启示。
一、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基本涵义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概念是我国行政诉讼法首次提出的，但行政诉讼法本身及尔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未对其涵义作出说明，亦未对其表现作出列举。我国学理上的解释不多，且不统一。各种语义词典的解释又把它局限于“明显偏私”的涵义之中。但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条文涵义分析，将“显失公正”定义为“明显的不适当、不合理，或许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这一定义表明，“显失公正”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内在联系。
1.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具体行政行为以行政机关为行为时受法律法规拘束的程度为标准，分为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两种。羁束行为是指某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方式、程度等已由法律、法规作出非常详细、明确、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只能严格按此规定实施的行为，一点都不能活动。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造成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需要对机动车驾驶员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自由裁量行为是指法律法规对某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方式和程序未作规定或只规定一定范围、种类和幅度，允许行政机关根据公益和立法目的自行斟酌，选择适当的措施的行为。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拘留为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行政机关可以在此罚则幅度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羁束行为由于法律、法规规定明确、详细、具体，行为人实施该行为只能严格依法办事，不存在自由选择的幅度，因而只发生是否合法的问题，不会发生是否合理正当的问题。只有在自由裁量行为中，由于行为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作出行为选择时，有责任考虑哪一种选择更符合立法的意图和法律目的，才会发生行使职权是否合理正当的问题。因此，“显失公正”只能发生在自由裁量行为中。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与合法性原则。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违反了社会公认的公平规则或公平观念，它不是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行政处罚轻一些或重一些的问题，其表现为：（1）违背规律或常识，没有科学性；（2）不符合客观情况，没有可行性；（3）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不为社会所接受，没有合理性。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虽然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其背离了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从实质上说，与行政诉讼中合法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相悖的。
3.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与合理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都是行政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存在、运用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从合法性原则的观点看，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的行为法律上均作肯定的评价，即使裁量有错误，也只能产生行政上的不适当而已，不能把该行为视为违法。合理性原则的产生源于自由裁量权的出现，由于合法性原则无法限制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随着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此种权力的滥用已成为破坏法治的最大威胁。法是一种规范，而理是一种内在精神、原则。法以理为基础，法与理在多数情况下是相重合的，但又不可能完全重合。这是因为，一方面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即使规定得再详细、明确、具体，也难以将理完全反映出来；另一方面，法是由权威机关制定的，而权威机关的意志不一定是合理的，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从形式上存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并不违反合法性原则，但其实质内容，明显不合理、不公正，违反了合理性原则，已从根本上丧失了合法性。
4.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与行政滥用职权。
行政滥用职权是指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但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原则，并且不合理。它与“显失公正”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难点，由于它们均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相联系，均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因此很难区分，就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言，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l)在适用范围上，“显失公正”仅适用于行政处罚，而“滥用职权”则适用于一切具体行政行为；(2〉在判决结果上，“显失公正”可以予以变更，而“滥用职权”只能予以撤销。
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表述，都是不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以致达到了违法的程度，所不同的只是两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前者是从行为的客观结果上推断的，是具有通常法律和道德意识水准的人均可以发现的不公正；而后者是从权力行使者主观方面来判断的，是行政机关故意或过失地违背立法目的和法律精神而为的行为。行政滥用职权实际上是行政主体不正当行使权力而造成显失公正之结果的行为。如果行政主体行为虽有不当，但尚未达到显失公正之结果，那么便不属滥用职权违法，而是行政不当。所以说显失公正不是一种独立的与其它行政违法相并列的行政违法，而是认定行政滥用职权违反合理性所必须达到的一种程度标准。按理说由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对于滥用职权应判决撤销。而滥用职权实质上就是不正当行使裁量权而造成显失公正的违法行为，所以显失公正的违法，亦应一律判决撤销。但问题在于有的滥用职权行为不宜或无法撤销，需要适用司法变更，同时又应考虑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禁止司法权代替行政权。所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又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如果滥用职权的行为在结果上并不显失公正，其对司法干预的价值便微乎其微。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认识，可以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含义作出以下概括: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指行政主体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作出的虽然在形式上不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在实际上与法律精神相违背，损害了社会或个人的利益，而表现出明显的不公正的违法处罚，它有以下几层含义：
（1）“显失公正”只限于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作出的显失公正的处罚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行政处罚以外的行政行为也不构成行政诉讼法上的“显失公正”；
（2）“显失公正”只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超越权限范围就构成其他形式的违法；
（3）“显失公正”虽然在形式上合法，但违背了合理性原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公正；
（4）“显失公正”是一种违法的行政行为，与法律精神相违背，损害了社会或个人的利益；
（5）“显失公正”是一种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行为，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司法审查并行使司法变更权。这与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是赋予法院不同司法控制手段的需要，是法律特设的，用以弥补合法性审查不足，且必须予以限制的审查权。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审查与处理
(一)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审查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界定，法无明文规定，实践中主要靠审判人员依照立法精神，参照政策要求自行把握，即依靠所谓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确认。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表现为处罚结果的明显不合理，不公正，审查的重点应放在客观结果上。从理论上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显失公正”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l)畸轻畸重。即行政处罚与相对人应受处罚的违法事实严重背离，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极不相称。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违法行为人行政处罚，就行政处罚本身而言，并不是法律所追求的目的。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新的违法行为的出现，防止、纠正侵犯权利的行为，保障人民权利和社会秩序。要达到法律的目的，必须做到违法行为人所受到的行政处罚与其过错大小相一致，所有的违法者不论地位高低，只要违法情节相同的，一般都应给予相同的行政处罚，如果给予过错很大的违法行为人很轻的行政处罚，就不能使其畏惧法律的威慑作用；如果对于过错很小的违法行为人给予很重的行政处罚，就有可能使其对社会产生报复心理，亦不可能起到防止、纠正违法行为的作用。因此说行政处罚不相称，是无法达到法律所求的目的，属于一种不合理的表现形式。实践中应在坚持排除离“适当”较近的稍轻或稍重一些情形的大前提下，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结合社会效果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结论。这也是一个法官如何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是一个涉及法官素质的综合判断问题。
(2)同责不同罚。即对同样责任的两个相对人采取轻重不同的处罚方法或幅度。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这一原则，对每一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性质、情节相同的，应给予相同的行政处罚。尽管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这种情况应该处以何种处罚，但对同样责任者给予不同轻重的行政处罚，就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或公正原则，也是一种不合理的表现形式。
(3)过罚颠倒。即在同一案件中重者轻罚或轻者重罚。在同一案件中，行政主体给予违法责任重者较轻的行政处罚；或给予违法责任轻者较重的行政处罚，这种情况往往仅从单方行政处罚来看，并无明显的畸轻畸重，但这种处理相比较之下有失公正，因此，难以使被处罚者心服口服，甚至有可能使被处罚者产生逆反心理，公开与社会对抗，起不到纠正违法者的错误，防止以后类似违法行为再发生的作用，亦属不合理的一种形式。
(4)没有考虑被处罚者的实际承受能力。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应考虑到被处罚者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使被处罚人无法生活。如果给予行政处罚人的行政处罚到其无法承担的程度，不但其无法承担行政处罚所规定的义务，使其无法生活下去，而且也难以使其认识错误，纠正错误，有可能导致其作出新的违法行为，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属于不合理的一种形式。
(5)反复无常。是指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前后处理结果不一致，今天这样处理，明天那样处理。
行政处罚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行政处罚虽然在表现上不够成显失公正，而是属其它违法形式，但如果撤销该处罚让行政机关重新裁决，不仅影响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可视为显失公正而由法院直接判决变更。主要有：
1、行政机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次要事实有误而导致显失公正。如李某无照驾驶，但并未闯红灯，而交警部门却误认为其有闯红灯的行为而从重处罚。
2、法律、法规未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具体标准，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幅度，行政机关认定情节有误导致处罚显失公正。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机关认定情节错误的，可以判决变更。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处理
(l)掌握司法审查的“度”
为行政效率计，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自由裁量权又必须受到司法监督。司法审查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掌握司法干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度”。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规定没有给合理性审查留有余地，也就是说，司法干预行政自由裁量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有自由裁量行为非常不合理，过份地偏离了法律的内在要求，以至在实质上丧失了合法性时，法院才能予以变更。如果仅是行政处罚轻一些或重一些的轻微不合理问题，法院一般不予干预。由于人的个性差异，认知能力的限制，客观上难以认定一条绝对合理的标准，行政处罚轻一些或重一些的现象难以避免。如果法院一概予以干预，就侵犯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干预应持慎重的态度，把握住合法性审查这一原则，对偏轻偏重等程度较轻的不公正，依法只能判决维持，这反映了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尊重。
(2)对行政机关所作的显失公正的轻处罚能否判决变更为重处罚。“显失公正是一个单独的判决理由”，这一命题是无可非议了，但是判决变更的量如何把握，能否由轻变重，对此法无明文规定，但从行政诉讼法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个角度来看，还是不应加重为宜。因为加重处罚有违于行政诉讼的宗旨，增加原告方在起诉时的顾虑，加重人民群众“不敢告官”的心理障碍，背离多年来我们鼓励行政相对人积极利用诉权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进一步说，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来看，其对行政权的审查，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和纠正有损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如主动去变更加重行政相对人的处罚，既超出了设置司法审查和司法变更职能的目的，又徒增了行政相对人与法院的抵触，易使广大人民群众丧失对人民法院公正形象的信赖。
(3)具有对立关系的双方的行为均构成违法行为，但行政机关只对一方作出显失公正的处罚，另一方不仅要求变更，同时也要求人民法院对另一方当事人也进行处罚的，人民法院能否变更原处罚决定，对另一方当事人直接给予处罚。
对于受处罚的人要求变更对自己的处罚，如果经审查确认该处罚显失公正的，应该予以司法变更，但对于要求人民法院直接对另一方当事人也进行处罚的，人民法院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因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处罚是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人民法院只能在行政机关处罚的基础上进行变更，而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进行处罚，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如果实施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处罚，则是对行政权的干涉，人民法院的行为是越权行为。
（4）对行政机关所作的显失公正的处罚，能否判决撤销。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存在不同类型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判决方式，已经考虑了彼此之间的适应，即所谓“对症下药”。对“显失公正”之所以适用变更判决而不规定可适用撤销判决，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予以严格执行。
（5）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中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能否适用司法变更。所谓非诉行政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活动。由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不提起诉讼导致行政处罚生效，即使显失公正，由于相对人失去救济的机会，使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无法进行司法变更。在实践中如果行政处罚严重不公正，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裁定不准予执行，不存在司法变更的适用。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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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社会公正的作用范文5
司法及司法活动的产生源于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而司法公正则是人类社会及社会公众群体对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的质量要求和最终需求。纵观人类社会司法活动的演变进程，不难看出，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明晰地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一即由最初阶段的仅仅单纯地追求“结果正义”到因对“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认识转而追求“有效率价值的正义”再到追求“以效率为核心的正义”。可以认为，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层次的不断提升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人们对社会正义认识的不断深刻以及对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效率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密切相关的。当然，这种追求提升的物质基础和最深刻的根源则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司法公正是法制社会永恒的追求，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追求正如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一样，是一个渐进的并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度以及同一国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司法公正的价值和取向是不尽相同的，其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从人类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认识、需求、要求和追求的发展过程着眼，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单纯追求结果公正；（实体公正）的阶段；二是对司法公正的程序内涵和效率价值的意识觉醒和认识的深化并追求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阶段；三是形成司法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和生命线的观念并不懈追求以效率为中心的司法公正阶段。需要明确指出；上述阶段划分是以人类法制文明的总体发展为坐标并以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和法制发达国家为范例加以归纳总结而得出的结论。由于不同国家各自法制的历史、法制的现状千差万别，其所处的阶段以及同一阶段的发展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已成为以现代司法理念为基石构建的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二、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上文论及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以及司法效率在司法公正中的核心地位。英国有句名谚：“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这句法律谚语深刻揭示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同一性。可以认为；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相互关系中，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是直接关联的，是程序公正的核心，并通过司法程序作用于诉讼的实体结果，最终成为司法公正（。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核心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首先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其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方可转化为实体公正价值的实现。程序不公的司法效率不是公正的效率，也注定不能保障实现实体公正的目标。
笔者认为，对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认识的核心和关键是对两者统一共有的本质的认识。准确地讲，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的重要本质和共同价值应在于它们在对社会正义追求的互动中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动态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所对应的一种司法状态即是司法制度所寻求的价值目标实现的最大化。当人们对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权衡和取舍偏离这个平衡点的时候，就会出现对司法的价值目标的偏离甚至背离，并且偏离平衡点的程度与司法的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成反比。因而，寻找平衡点和缩小偏离度的过程就是谋求司法价值目标最大化的过程，也恰恰是人类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正义的过程。由于任何正义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纯粹的、绝对的正义，因此，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只能而且必须理性地寻求其最大化，而对纯粹的、绝对的社会正义的追求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和理想目标。同时，正因为人类在对社会正义的理想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才使社会正义最大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三、司法效率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在明确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客观辩证统一关系和本质的前提下， 自然而然地要思索一个重要问题“即司法效率的内涵是什么？要充分认识司法效率的内涵，必须首先明确几个概念，即司法成本、司法效益、司法效率，以及与程序公正的辩证关系。
司法成本是指诉讼活动中对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投入的总和，其中包含诉讼时间的耗费。司法效益是指通过司法活动而达到的司法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地讲就是司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经济效果等方面的综合性结果。其中包括有形的结果（如法律效果、经济效果），也包括无形的结果（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司法效益的显著标志就是司法公正化程度。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活动中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益的逻辑比值。因此，司法效率与司法效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之所以不同，是源于词义学上的“效益”仅仅是一个具有量的规定性的绝对值，而“效率”则是两个具有量的属性的绝对值之间的数理逻辑比例值，即逻辑比率。简单地说，司法效益是相对于司法成本而言的司法活动的“产出”；而司法效率则是衡量司法活动的法律经济价值的量化指标。由于司法资源和司法成本的可概算性，司法效益的有形与无形因素以及无形因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司法效率的可变性，也决定了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在司法价值目标实现（司法公正化）中的所占成分和比重，同时，还决定了因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双重因素形成的司法价值目标平衡点的动态性。
由此可见，司法效率的内涵应当包括其本身所蕴含的程序公正的价值内核、实体公正的价值属性（本质）以及司法成本的法律经济学指数（评价）。司法效率内涵中的三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司法效率的有机构成三要素。“三要素‘，充分表明了司法效率自身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即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和法律经济价值。
四、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的数理模型
为使司法效率（C）、程序公正（D）、司法成本（B）、司法效益（A）之间的辩证关系更加清晰、直观，不妨用以下数理方式加以标明：
[SX（]司法效益—司法成本[]司法效益[SX）]：司法效率二[SX（]司法效益[]程序公正[SX）]（[SX（]A—B[]A[SX]）=C=[SX（]A[]D[SX）]）
需要说明的是：（一）上述公式并不完全等同于数学公式，仅仅表明公式中各变量（因素）之间的数理逻辑关系，而非纯粹意义上的数学关系；（二）上述公式实际上包含三个独立的等式。
等式一：司法效率：[SX（]司法效益—司法成本[]司法效益[SX）]（C=[SX（]A—B[]A[SX）]）
等式二：司法效率二[SX（]司法效益[]程序公正[SX）]（C=[SX（]A[]D[SX）]）
等式三：[SX（]司法效益—司法成本[]司法效益[SX）]=[SX（]司法效益[]程序公正[SX）]（[SX（]A—B[]A[SX）]=[SX（]A[]D[SX）]）
以上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数理等式分别蕴含着不同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规则。
第一，“等式一”表明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益的辩证关系以及两者对司法效率的影响。从这个等式不难看出，在司法效益规模确定的情况下，司法成本越高，司法效率越低；反之，司法成本越低，司法效率越高。在司法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司法效益越大，司法效率就越高，反之，司法效益越小，司法效率也越低；同时，司法效率的高、低又直接决定司法效益的大小。在司法效率保持不变的阶段，司法效益和司法成本也随之保持不变。上述分析表明：（一）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益共同决定司法效率的高低；（二）通常情况下，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益成反比，司法效益与司法效率成正比；（三）司法效率的提高或者降低直接作用并导致司法效益的增大或者减小，同时，也会减少或者增加司法成本的投入；（四）在特定情形下，即司法效率不变情况下，司法效益不可能提高，司法成本也不可能降低。
第二，“等式二”表明司法效率、司法效益和程序公正三者之间的数理逻辑关系和法律经济关系。为使对三者间关系更明了，可将“等式二”变形为：司法效益二司法效率X程序公正。（A=cXD）从变形后的等式很容易看出其间蕴含着这样一个客观法则，即司法效益是由司法效率和程序公正两个变量决定并且交互作用的。这一法则有三层含义：一是在司法效益恒定（即司法价值目标实现程度一司法公正化程度）特定的情况下，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变化成反比，两者呈现出矛盾与冲突的态势。这种态势所映衬出的司法景象有两种，一种是因对绝对公正和超越社会现实的公正无限追求，在客观上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从而降低了司法效率；另一种是因对司法效率的不适应追求，甚至无限追求司法高效，致使程序公正难以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实现。二是司法效率的提高有赖于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两者中单一因素的适度提高或者双重因素的共同提高。换句话说，要谋求司法效率的提高，必须努力寻求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有机融合，使两者平衡发展，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的共存共升状态。这种状态映衬出的司法图景是：对程序公正的适度追求和对司法效率合乎社会现实条件、发展进程和规律的定位，以及司法效益、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三者同进的良好社会环境、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司法权威的提升。三是司法效益降低的根源在于对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追求严重失衡、司法活动中对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标准要求严重降低。在这种情形下，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之间呈现出相互遏制和彼此损毁的局面。这种局面的背后映衬出的司法景象是司法人员司法职责的淡化、司法机关司法职能的弱化、法律秩序的混乱、法制的破坏和法律公信力的减弱以及司法权威的丧失。
第三，“等式三”可以变形为：
程序公正二[SX（]（司法效率） 2[]司法效率—司法成本[SX）]（D=[SX（]C 2[]C—B[SX）]）
从变形后的等式明显看出：（一）司法成本越高，程序公正化越低，反之亦然；（二）要实现司法效率的最大化，必须降低司法成本，提高程序公正化程度，以求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大化。
五、加快我国诉讼制度的变革和法官职业化（结束语）
法律对社会公正的作用范文6
司法化是一种法治化的现代进程，主要是为了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理应包括司法主体、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行使等方面的现代化，并从司法程序方面予以判断司法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以此推动诉讼模式现代化进程。
一、司法现代化的含义
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抵挡的性趋势，由此推动的全面转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即规范体系抽法治型价值，即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从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更替是相当复杂的，人治与法治涵盖了传统与现代法律之间分野的一切特性，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法律价值的基本尺度。换言之，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应当把人治的衰微、法治的兴起作为法制现代化的过程的基本评估系。[1]法治是人类摆脱自由专断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人们在长期变革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因而是法制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法治不仅要良好的法律，而且良好的法律要得到公正与正确地执行。再因为司法是连接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桥梁和纽带，是法治的关键性因素。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得到司法现代化对法制现代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思潮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其产生的大致背景是冲破殖民主义体系纷纷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其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学者杨国枢将现代化概括为：⑴民主化；⑵法制化；⑶化；⑷均富化；⑸都市化；⑹福利化；⑺社会阶层流动化；⑻宗教世俗化；⑼普及化；⑽知识化；⑾信息传播化等。[2]
司法现代化是个涉及到观念、制度、操作主体和操作程式等系统的整合工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的一面，又有现代化司法行为方式、 司法推理方式、司法价值观念的一面。”[3]也有学者认为：“司法现代化就是体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设定之权利、自由、平等价值目标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并用以保证法律被独立、平等、公正地适用的全部过程。”[4]因此，司法现代化既是司法制度的全面革新的过程，又是司法精神的全面改观、适应和推动现代化法治文明发展趋向的历史过程。其实，司法现代化应该是：⑴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变的历史过程；⑵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理想目标向现实目标逐渐转化的过程；⑶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5]
二、司法现代化的目标
正义是人类的理想与目标，是人类评价是非的标准，也是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因而罗尔斯说：“正义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人类有了法律和司法以来，人们就开始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又由于司法是法律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它将一般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个案，实现对个案的正义与公正的追求。因此，西谚有语：“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可以说司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对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
司法公正的实质含义是指司法人员在司法和审判过程中和结果中应该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7]因此，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司法裁判在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基础上作出的；后者是司法的过程符合公开、公平和民主等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司法人员不偏不倚，公平地对待当事人等。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另外，司法公正还包括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所谓一般公正是从全社会范围内看，司法所体现的公正性；所谓个别公正是在个案中体现的公正。一般来说，立法所体现的更注重一般公正，而司法更体现的是个别公正。[8]公正的司法对法治的实现也是很重要的，起最后防线的作用，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更为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为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给水源给败坏了。”[9]
为什么说司法公正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呢？美国学者勒斯克指出：“法的目的在于主持公道，而法院的任务则是审判，公道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解决争议。”[10]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司法公平解决纠纷的机构，司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公正的场合，通过公正的程序进行公正的审判，从而实现公正的司法结果；另一方面，当事人将其纠纷交由司法解决，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一套公正的程序公平而不受地进行裁判，公正是人们的期望。因此，司法越公正就越能吸引人们通过正义的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尤其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与正义更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三、司法现代化的
司法现代化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⑴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主体、司法过程以及司法的实体内容和目标的现代化。[11]⑵司法现代化的内容为：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主体的是立性和公正性，程序规则的平等性。[12]⑶司法现代化的内涵可分为两方面的因素，即主观因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司法过程主体或人的现代化，客观因素指司法程序或诉讼程序的现代化。[13]⑷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的公正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权威性。[14]⑸司法现代化除前文所说的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以外，还包括司法主本、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的行使等方面。[15]我们认为司法现代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主体包括司法机构本身，也包括司法机构的司法人员。司法主体的现代化是司法现代化的核心主，没有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没有现代化的司法职业阶层，法律的正义是难以完成的，正如所言：“如果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一个国爱不可能长期容忍不提供公平审判的法律制度”。[16]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⑴司法组织在整个国家机构的组织中，具一定有独立性，即司法机关不得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职能相重合，司法不得受至于行政，不能隶属于行政，否则就不具有现代化；⑵在司法组织内部，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业务指导和审级监督关系，而不是行政的隶属关系。这是从司法机关的方面来说的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从司法人员方面来看，应是：一方面是他们作为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现代化知识与现代化观念；另一方面是他们必须是现代化的司法者，具有现代化的司法观念、法律知识、司法技能等。
2.司法理念的现代化。司法理念现代化指人们对于司法的信仰、目标、理想、价值、精神等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获得对司法价值、作用与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意味着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表征的司法公正观、司法立法观、司法权威观等的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人们通过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进而司法被奉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都需要一种新理念予以支持的，在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要实现司法理念的现代化，把传统的司法理念转变为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3.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司法体制现代化就是司法体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立一套合理、有序的，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司法系统，能够适应满足现代化的需要，能够对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纠纷和冲突作出及时、有效、权威的处理，从而保证人们权利的实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司法体制现代化要特别防止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司法体制现代化意味着司法体制的体系化、配套化、完整化和合理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符合；还意味着司法体制按照、、民主现代化的要求而作出合理化的安排。其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任意性以保持司法者的中立性；给当事人以充分的诉讼权利等。
4.司法程序的现代化。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是指司法程序的设计和司法程序的运行都能体现公正、正当、平等等现代化的司法原则。它是“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决的场所。”[17]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有最高目标是要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用于冲突的解决。[18]司法程序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司法人员在裁判中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地位；司法的过程应当符合公开性的要求；当事人应充分地参与诉讼程序；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有严格的法定规范；裁判的结果应当有充分的理由予以支持；程序具有时效性等。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既要有诉讼机制的规范化，又要有诉讼机制运行的规范化，符合这样的标准的司法程序才是现代化的司法程序。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与司法主体现代化等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即司法过程的现代化规则，必须从静态转化为与诉讼规则要求相适应的动态行为。
5.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是要求真正地按照公正裁判的要求，实现法官的独立性的审判。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要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各个不同的法官其地位都一样的，没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不论是同一法院内部，还是不同法院之间，甚至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法官的地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职业的专门化。
四、司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
1.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司法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司法体制在形式和相互关系上构建合理，整个司法体制的功能系统的协调性和整合性较高，整个司法活动在操作和运行机制上应完全法律化和程序化，符合正当性的原则标准。英国学者丹宁勋爵把这一核心内容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概念本身说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的。原来这一词语只是刑事诉讼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19]“我所说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开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20]根据这些规定，正当的司法程序应当包括以下规定性：⑴司法者独立；⑵司法者中立；⑶程序平等；⑷程序公开；⑸程序的参与与自治；⑹程序的合理；⑺程序合法；⑻程序的民主；⑼程序的便利；⑽程序的及时性与时效性。[21]
2.司法程序的效率性。效率也称效益则指一个人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品，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22]诉讼活动从一开始就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一是当事人各种费用；二是国家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及检察院的控诉活动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三是除这种费用外，可能存在因法官的错误的裁判而产生的费用。与诉讼费用相对应的是构成效益的因素也包括诉讼当事人从胜诉的判决中实际获得的实体财产利益及伦理上的效益，国家从冲突解决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等。
公正与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而且应当以效益进行评价，程序之所以公正，就是它在很大程序上符合效率原则的，具体来说表现为：⑴从全来看同，裁判公正是最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源，减少因裁判不公而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公正的裁判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积极地参与竞争，积极地创造社会财富。因此，通过公正的程序而保障公正的裁判是最为有效的。⑵公正的司法程序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件的延误，从而避免了当事人在漫长的诉讼程序中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⑶公正的程序应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程序本身的成本。[23]
司法程序的效率性作为司法化的判断标准之一，主要在于：一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市场的内在要求，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对社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社会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化。相对应的是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司法也要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二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司法主体作为理性主体的基本要求。三是追求司法效率也是司法公正的迫切要求。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相辅相成的，在追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严密的程序，则需要投入较多的社会资源，而追求效率，是减少司法程序，看是矛盾的，实际上确是统一的是因为追求司法效率要求快出结果，而追求司法公正也是要快出结果。正如英国法谚所言：“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司法公正是需要效率支持的，司法效率是以司法公正为前提的。
五、司法现代化与诉讼模式选择
1.英美法系的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这种诉讼模式是指“双方当事者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辩论过程中通过证据和主张的正面对决，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从而使处于中立和超然地位的审判者有可能据此作出为社会和当事者都接受的决定来解决该纠纷。”[24]其特殊的优点是：法官的超然和中立可以使摆脱具体的俗务，冷静地审理案件，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正面的对质等，进行公正的裁判，而且为公正裁判提供良好的环境。
2.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审问式的诉讼模式也称纠纷式的诉讼模式，是指“在审判过程中庭长不是以消极仲裁人的形式出现，而是主动对被告和证人进行讯问，指出证词矛盾的地方，征询鉴定人的意见，向双方或法庭成员展示有关文件和勘验报告。”[25]在大陆法系的各国已经对这种模式发生了处理重大的改革，例如德国出现了“当事者主导原则”，已经摆脱了绝对职权主义。这种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者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法院是否必要对此作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不得考虑当事者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26]这种诉讼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积极法官与职权主义盛行；法官自由专断；律师作用有限等。其优点也是有的，例如发挥法官的积极作用等。
3.日本式混合诉讼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日本民事诉讼具有中等程度的对抗性，同时又适用于当事者主导原则的一种‘新型’对抗式制度。法官和当事者，或换言之他们的律师都发挥一种中等程度的积极能动性。日本民事诉讼制度可以说位于德国制度（积极能动法官和缺少对抗当事者）与美国制度（消极法官和对抗性当事者）之间。一个具有‘新的’对抗性色彩的实验正在与美国的所谓‘管理型法官’同时进行。”其实，日本的这种模式是一种折衷式的模式。
中国的诉讼模式，比较类似于日本的模式，因为在《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前基本上是强职权主义的，特别是在这间法律实施后，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对抗性的趋势，在近期内中国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职权主义的，只能在这种混合的环境下生存。也就是说，中国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正在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而且这种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种当事人主义的最突出优点就是法官的超然与中立，更利于公正地作出判决，更容易实现社会的正义目标，是一种现代化的确趋向。我们正视中国目前的诉讼模式的转换，可以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诉讼模式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实现司法现代化的过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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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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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群众出版社1984.1.
[21]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50-53；夏锦文、黄建兵.司法现代化的实证标准[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2)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