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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1
关键词:城镇化;国家粮食安全;影响机制研究
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有效的发展,人口数量随着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粮食的需求量也不可置否的不断增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国家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此外,由于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总量呈刚性增长,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种粮比较效益下降,粮食生产兼业化、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探究城镇化进程对我国粮食安全的问题的作用机制,对于影响粮食的安全审查与布局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同时,能够帮助我国制定更加完善、更加有针对性的粮食政策和农业发展道路,改革粮食生产体制,保障粮食安全。
一、城镇化与粮食安全
(一)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是所有产业劳动力维持生存的直接物质基础。因此,粮食供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城镇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国家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此外,由于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总量呈刚性增长,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种粮比较效益下降,粮食生产兼业化、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充足的粮食供给可以为城镇化进程提供物质保障。
(二)城镇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在城镇聚集,非农人口逐渐增多,对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城镇化的逐渐发展能够刺激城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能大力提升农产品的供给和流通效率,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产品供给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发展,因此,统筹城镇战略布局对于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城镇的发展有着较为长远的视角,避免反复拆建,保障规划内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
二、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机制分析
(一)城镇化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城镇化的逐渐增多使得农村的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了城镇之中,这样一来,粮食供给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的有力保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农业产值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步降低,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性却丝毫没有改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发展,因此,统筹城镇战略布局对于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城镇的发展有着较为长远的视角,避免反复拆建,保障规划内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粮食供给一旦出现大的波折,将直接危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城镇化会使得农业劳动力减少。
(二)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交互作用分析
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交互作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国家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此外,由于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总量呈刚性增长,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种粮比较效益下降,粮食生产兼业化、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今后城镇化建设及农业产业调整中,还是要保障一定的粮食播种面积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粮食需求。
三、城镇化进程中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一)保障耕地数量
城镇化的进程中能够有效促进粮食生产。因此,保障耕地的数量则显得至关重要。对耕地保护进行立法,严禁任何形式的耕地占用,禁止以流转形式占用耕地。城镇扩张和城市间道路交通建设绕开基本农田保护区,对于己经占用的土地,有条件的复耕,没有条件的在其他地方补充耕地。对于补偿占用耕地的土地既要保证数量由要保证质量。健全完善耕地保护责任体系,落实好土地管理制度,农民对土地的流转只能用在农业用途中。做好对城市发展用地的规划,统一部署实施土地整治带动全村农民做好耕种。
(二)统筹城镇战略布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发展,因此,统筹城镇战略布局对于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城镇的发展有着较为长远的视角,避免反复拆建,保障规划内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空间,合理规划发展路线,实现多元化发展。城镇的综合能力的相关调查对于城镇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小城镇的承载能力,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为人口的城镇化提供有利环境。因此,城镇化发展规划中要注意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建立优势互补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机制。
(三)着力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城镇化对有效灌概面积、化肥施用量和粮食种植机械总动力这三条路径,发挥对粮食生产影响,归结起来都是对农业科技水平的影响。加强对耕地的保护,治理耕地周边的环境污染,着力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的质量。要加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建立防洪、灌概的多功能水利设施工程,增加大型灌区面积,减少自然条件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增强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加大农业研发的技术力量,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与农户对口的技术支援。积极研发、培育和推广优良、高产的粮食新品种,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农产品的速度。
总结
众所周知,由于粮食在国家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重中之重,因此,粮食问题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粮食是立国之本,粮食是否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由于粮食生产所受的影响因素众多,并且随着城镇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形式的改变,粮食生产面临新的挑战也发生着变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国家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此外,由于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总量呈刚性增长,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种粮比较效益下降,粮食生产兼业化、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孙振远.中国粮食问题[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0:41-45
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2
去冬今春以来,全市普遍降雨偏少,持续干旱给全年夏粮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夏粮生产收购形势不容乐观。为切实做好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最大限度的扩大收购,掌握粮源,确保全市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现就做好夏粮收购工作通知如下:
充分认识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的重要性
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做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三篇文章,是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粮食流通工作,保障粮食安全的总部署、总要求。夏粮收购是做好全年粮食流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家掌握粮源,实施宏观调控、保障供应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和粮食生产、市场供应的大事,对于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稳定物价总水平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市对粮食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粮食流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从“稳市场、保安全、强产业、惠民生”的高度,认真分析夏粮生产和购销动态,正确把握形势,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强化工作措施,确保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
继续发挥国有粮食收购主渠道作用
要积极指导国有粮食企业准确把握和带头模范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既不能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也不能随意抬级抬价扰乱市场秩序,确保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粮食经纪人、粮食经济合作组织,通过多种方式,扩大粮食收购,最大限度掌握粮源,充实各级粮食经营库存,真正形成多渠道调剂余缺的粮食工作格局。
进一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服务体系
各县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完善新型的粮食购销服务网络体系,不断规范各类粮食市场主体收购行为,积极指导和督促粮食收购企业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强化为农服务的意识。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把收购资格准入关,凡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各类非国有粮食收购企业(户),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粮食收购资格许可证》,并与国有粮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政策法规以外设置人为的工作障碍。要切实加强对非国有粮食收购经营企业的政策指导和行业服务,使其依法收购、规范经营,确保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切实加强对夏粮收购市场的监督管理
各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工商、质检、物价等部门,深入农村、集市和粮食收购网点,加强对市场秩序、执行收购政策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在收购地粮食主管部门备案跨区域收购、未建立粮油经营台账或者不按规定报送粮油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未按规定取得粮食收购资格而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要坚决予以制止。对已取得粮食收购资格但不符合收购条件的,要视情节暂停或取消其粮食收购资格。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粮食收购许可证》或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的,要吊销其许可证。对不持证收购等违反粮油收购政策,散布虚假信息、相互抬价争抢粮源等扰乱正常收购秩序,特别是随意放宽质量标准、压级压价、掺杂使假、短斤少两、“打白条”等损害国家和农民利益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与沟通,及时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粮食流通秩序。
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耕地资源 耕地保护意义 对策和建议 利用和发展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基地,维护耕地数量与质量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近年来经济发展占用了大量优质耕地,协调保护耕地与经济之间关系,提高耕地保护绩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也是当务之急。
一、我国耕地资源现状
我国耕地资源现状为人均耕地少,分布不均衡。虽然说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但可利用土地少,加上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缺乏,特别是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耕地更为紧缺,全国66%耕地分布在高原、山地和丘陵地区。只有34%耕地分布平原、盆地。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与发达国家或农业发达国家相比,粮食单产相差150——200公斤。全国还有9100万亩耕地坡度在25℃以上,长期耕作不利于水土保持,需逐步退耕。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利用率低,由于生态保护的要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受到严格限制,今后通过后备资源开发补充耕地十分有限。
二、耕地保护及其重大意义
耕地保护是指运用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和措施,对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保护。
1、耕地保护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农民的长远生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土为粮为母。耕地是粮食安全的载体,为此我们必须确保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
2、耕地保护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耕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但是人均耕地数量少,耕地的后备资源不足,为了稳固农业基础,必须切实保护耕地,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决定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其中保护耕地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最为重要,解决粮食安全核心之一是如何保证耕地资源安全,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加粮食有效供给。
3、耕地保护事关我国社会稳定
实践证明,耕地得到有效保护,粮食生产就会出现重大转机,对防止通货膨胀、保障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是国土资源管理中的首要问题。
4、耕地保护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耕地保护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耕地保护必须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为目标。
三、加强耕地保护的建议和对策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对耕地进行特殊保护,稳定一定的耕地面积,不断提高耕地质量。
我认为在加强耕地保护时,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依照法律和规划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基本农田保护,要落到实处,受到保护的耕地地块、面积等级要绘制成图并汇总公布,每一块土地信息都随时可以调用,公开透明,便于社会监督。这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2、坚持制止耕地闲置、抛荒
全面清理占而未用、具备耕种条件的耕地,组织乡(镇)、村、户及时复耕,并由土地征用单位支付复耕费用;对闲置一年以上的土地要依法处以罚款;对闭置两年以上的土地依法回收。对常年和季节性抛荒的承包地,可由种粮大户耕种。
3、要严格基本农田审批制度
首先要明确一般的城市扩张和商业开发不能占用基本农田,以稳定基本农田面积。目前,城市扩区占用土地较多,而且城郊的地大都有水浇条件的好地。这方面一定要严格控制。因国家建设确实需要占用基本农田,要一亩一亩批。在审批体制上要上收权力,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变相使用基本农田占用审批权。
4、加大土地整理力度,改造中低产田
逐步使整理后的土地“田成方、林成行、路相通、渠相连”建造高标准农田。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的总体质量,为农业的现代化打下了牢固基础。同时积极推进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严格执行“占一补一”确保耕地占补平衡,全面实行建设项目补充耕地与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挂钩制度,严格按项目考核落实责任,建立和完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管理制度。
5、严格巡查,加大执法力度
建立土地动态巡查制度,成立土地巡查小组,坚持定期巡查。做到巡查到位,不留死角。推行逐级负责,分层落实,责任到人的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我们要始终坚持“预防优先、教育为主、查处大要案、强化社会监管”的工作方针,坚决遏止破坏耕地和基本农田违法行为,不断加大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有效地制止和纠正非法占用耕地的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我认为针对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遵循科学的发展观,建立更加严格的保护制度,才能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才能更加有效的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不被破坏。
参考文献:
[1]梁红梅;中国种植业优势区域及其耕地保护策略[D];浙江大学;2011
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外资利用;粮食安全;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171-03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始终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的积极利用,有效地调整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而合理利用外资是达到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外资也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特点,外资利用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强。在此背景下,研究外资利用的国际经验,切实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外资进入粮食领域的发展趋势
(一)粮食领域呈逐渐开放的趋势
在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庞大的粮食市场规模对外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就发达国家来说,利用外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粮食加工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利用外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渗透到粮食市场的各个领域。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较少选择援助和贷款这两种传统外资形式。一方面,由于援助和贷款的数量,再加上金额的限制,且附加条件较多,这些会让受援国感到难以接受;另一方面,贷款条件日益苛刻,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的债务风险。与传统外资来源方式比较,外商直接投资既没有过多附加条件,风险也相对较小,并且还能免费获取资金以外的其他重要生产要素,比如技术、人才、管理等。
(二)外商投资涉及粮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投资和贸易自由化逐渐成为世界经济l展的主流。粮食市场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了尽快增强其农业竞争力,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放宽外商投资粮食的领域,几乎拓展到了粮食产前、产中和产后整个产业链。资本的秉性是逐利的,哪里利润高,资本便流向哪里。在粮食领域同样如此,在整个产业链中,外资又倾向于把资本投向利润高的农业投入物领域,如农药、机械、化肥和种子等,以及农产品加工、分销等领域。由于粮食生产领域的不确定性因素多、资金需求大、回收时间长,外商对粮食生产环节的投资较少。
(三)跨国并购是外资进入的主要方式
在外资进入的方式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区别,外资大都选择了跨国并购这一方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界各大粮商纷纷入股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如美国ADM、嘉吉、邦吉等大公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经连续了一系列的行业预警:国内大豆压榨能力是实际需求的2.6倍以上,年平均开工率低于40%。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抓住机遇加快收购中国大豆加工龙头企业的速度,到2016年底,中粮8家石油加工企业已成为外资企业。可见,跨国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的主要方式,并且这一趋势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四)外资相关法律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日益优惠
在开放引进外资的同时,各国逐渐意识到规范利用外资的重要性,规范外资引进与利用行为,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外资的利用效率。并逐渐完善外资相关法律法规,使外资政策系统化、法制化,并做到详细、公开、透明。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外资引入了各种优惠政策,优惠利率不断增加。为了进一步实施开放,允许外国投资进入农业部门。绝大多数国家都出台了系列法律法规,有利于保障外资在本国的健康合理有序发展。
二、粮食领域利用外资的各国实践
外国投资在国际粮食市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后影响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有助于提高利用国际资本的效率,防范国际资本在粮食市场可能产生的风险,切实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一)美国:“高度发达”的外资利用
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其经验值得借鉴。美国农业利用外资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农业基础好。外商直接投资对美国最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美国西部农业大开发。截至20世纪初,外资对美国农业的投资占到外商投资总额的30%。可以说,外资在美国农业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利于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二战后,欧洲各国经济都萧条时,美国农业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波及,但是与欧洲、亚洲等地区相比,美国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况且战争对美国本土的破坏极小,这就为美国农业基础提供了较好的资源环境。加之美国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制定了积极鼓励的政策。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食品在外资领域活动,以及其快速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有增无减的程度。到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农业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0.34亿美元增长到了的6亿美元。这一时段,外资的来源主要是欧洲、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这些主要国家对美国粮食领域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的90%以上。到2010年,美国吸引外国农业投资达到惊人的150亿美元。外资的进入还促进了美国食品行业的发展,为美国市场带来营养丰富、品种繁多且物美价廉的食品的同时,也为当地就业提供了机会,促进了社会稳定。
(二)韩国:“放管结合”的外资利用
韩国作为地处东亚的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农业结构、自然条件及文化因素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其经验值得借鉴。总体上来说,韩国对外资的利用坚持“放管结合”的原则,并制定了一系列外资法律法规,最早制定外资相关法律是在19世纪中期,及至1993年,韩国政府又颁布了《开放外国人投资五年计划》等。
韩国农业比较发达,每年的农产品有很多可供出口,但是韩国发展农业的土地条件并不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占优势,耕地面积少且土壤盐碱化严重。在农业自然条件并不占优势的形势下,韩国政府在化肥、灌溉、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合理引导和利用外资,吸收国外农业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韩国农业的发展。韩国农业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集中在化肥、灌溉和乳制品加工等农业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化肥方面,韩国充分利用美国、日本的直接投资,兴建了几个大型的化肥厂,例如第三化肥厂、第四化肥厂、第五化肥厂等,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化肥自给,解决了韩国化肥主要靠进口的局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灌溉方面,韩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是国际贷款,主要来源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日本,贷款主要用来兴修水利和建造灌溉工程。在农产品加工方面,韩国引导外资主要集中在乳制品加工方面。
(三)印度:“限制为主”的外资利用
印度是位于亚洲的土地、水资源丰富的世界第二的人口大国,保证粮食和食物供给是印度政府的首要任务,印度的经验值得同样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借鉴。印度在农业领域对利用外资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早在印度刚独立的时候,当局政府就确定了“限制与利用”的基本原则。在此后有关农业利用外资的政策调整中,即便稍有变化,但总的趋势还是以限制为主。
印度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是国际援助和商业贷款,这些资本主要用于农业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的建设,在这期间,印度的农业灌溉面积翻了一番。20世纪70年代初,印度政府要求外国投资者必须与印方合资,持股比例通常不超过40%。20世纪末,印度政府对外资的限制稍微放宽。2006年,印度政府引进外资被允许进入农业政策领域,包括两个领域,一个是种子育种等相关领域,另一个是茶业。对于茶业,外资必须在五年内将26%的净资产卖给印度合作伙伴。除上述两个领域外,其他农业领域不允许进入。印度在农业落后地区和特别经济区是鼓励外资进入的,但是并没有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待遇是一样的,且外资企业只有进入国家鼓励发展的领域才能享受与本土企业同等的待遇。此外,2005年印度颁布了《特别经济区法》,鼓励外商投资进入经济开发区。
(四)巴西:“高度开放”的外资利用
巴西农业资源丰富,但是发展不平衡,巴西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农业比较发达,其他区域相对落后,因而在外资利用上也存在着地域差异,中国利用外资也存在着地域差异,因此,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世纪60年代,巴西农业的年均增长率几乎为零。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巴西积极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巴西粮食领域对外资实现了高度开放。
一方面,利用外资促进了巴西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挑战和威胁。巴西为了引进外资,给予外商投资者多项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外资以合资入股且巴西本国投资要占控股地位的形式进入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国家鼓励开发的地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外商投资需要的基本生产资料,如厂房、水电等,一律给予优惠;外商投资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可以获得原产地证书;外资企业在本国利息贷款中给予优惠政策。外资给巴西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外国投资者在巴西大力开发土地,采取机械化作业,实施大规模经营,大大的提高了巴西农业生产效率。但是,大力引进外资也给巴西农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例如,外资企业生产往往以出口为导向,巴西农业土地I域的开放,导致农产品结构受制于外资企业,这就会间接影响巴西农产品结构,也不利于生物的多样性。
三、国际资本利用的经验借鉴
从国外农业利用外资的实践来看,外商投资对各国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外资利用也潜藏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吸取国外利用外资的教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从而最大程度上规避风险,为我国粮食领域合理利用外资提出宝贵建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积极引进外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始终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加强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的积极利用,有效地调整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我国农业领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技术转换率低等,在中西部地区更加突出,积极引进外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外国投资者带来资金的同时,还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这将极大地促进国内农业的自我提升和农产品市场体系优化升级,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第四个季度和2016年全年GDP初步核算结果,我国2016年GDP总量是744 127亿元,比2015年同比增长6.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值是60 671亿元,同比增长3.3个百分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5%。由此可见,农业增速相对落后,对GDP的贡献不到10%(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6年四季度和全年我国GDP初步核算结果)。虽然我国农业领域积极引进外资,粮食领域也进一步对外开放,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充分利用外资,推进粮食产业优化升级,提高提高粮食产业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保障粮食安全的成本。
(二)政策上将鼓励发展与合理引导相结合
以上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利用外资的实践可以证明,在作为战略物资的粮食领域,外资利用更加复杂,只有结合本国实际,坚持适度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外资对本国农业的促进作用。在农业利用外资过程中,既要积极引进,又要注重合理引导和利用,并根据外部环境,适时调整相关外资政策,兼顾“农业发展”和“农业安全”,切实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保护本国农业发展。例如,巴西等国鼓励外资进入农业落后地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对于我国西部等急需发展的地区和环节可进一步加大粮食领域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并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方面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外资渗透较强的大豆等行业要提高警惕。外资相关法律法规,在允许或限制进入的领域要尽量细分、规范。同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借鉴印度和韩国在粮食领域采取的限制性引导政策,要求在外商在一些关键领域或环节的投资中,中方资本必须占控股地位等,以保护我国资本在粮食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三)壮大龙头企业,提高外资利用能力
跨国公司是外资进入我国粮食领域的主体,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试图通过跨国并购来实现控制产业链战略性环节的目的,可能会对我国粮食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为此,必须提高我国粮食龙头企业的竞争力,有效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粮食企业国际影响力。首先,通过兼并、重组等形式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整合,甚至是引入民营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粮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粮食企业。中粮、中储粮等中央粮食企业通过合资、引进等方式和外资展开合作,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我国粮食跨国企业。其次,通过外资的利用,实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逐渐形成我国粮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开发市场针对性强的粮食新产品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还要注重自我研发投入,进行粮食产品深度开发,提高我国粮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政府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出台对农业科技企业或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大力扶持农业科研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粮食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利用外资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粮企。
(四)完善法律法规,建立预警机制
美国、巴西、韩国、印度利用外资的过程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四国都十分注重建立并完善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颁布了有关外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外资也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特点,应实时改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要着力构建粮食产业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粮食产业安全走势监控和预判预警,形成各相关层面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避免由于粮食短缺或涨价等产生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升我国粮食产业链应对外资渗透能力。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粮食预警系统,如美国有二大稳定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粮食预测和预警。我国这项工作起步较晚,从目前研究的粮食安全预警模型来看,以单项指标预警和综合系数预警为主,而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全方位反映生产、进口、消费以及价格、垄断的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还比较少。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我们要重视信息的分析整合,用以对农业生产进行有效的指导,加紧建立健全粮食安全预警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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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水稻栽培 机械插秧 技术
一、机械插秧水稻栽培的技术特点
提高水稻产量,一靠扩大种植面积,二靠提高单产水平。然而,受耕地和水资源的双重限制,唯一途径是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产量,其中稻作方式是相当重要的方面,伴随着稻作方式的改变,水稻产量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推动了水稻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目前稻作方式包括人工栽插、机械插秧、直播等主要方式,近年来,水稻生产机械化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种植机械化水平已达到7.1%。机插水稻实现了定行、定深、定穴和定苗栽插,满足了高产群体质量栽培中宽行、浅栽、稀植、通风透光的要求,但机插秧采用中小苗移栽与常规手栽秧相比,其秧龄短、抗逆性差、缓苗期相对较长、分蘖具有暴发性、够苗期提前、高峰苗容易偏多,导致总穗数、每穗颖花、结实率和千粒重等产量构成因素形成其各自的特性。与手插中、大苗相比,机插稻对应的茎蘖营养生长期缩短,体型小的茎蘖利于群体生长点密度加大,因而高峰苗数较高,但其中无效成分增加,同时减小了单茎蘖的营养面积,加剧了群体内部的竞争,削弱了有效茎蘖的生长量,不仅分蘖成穗率低,而且单穗颖花数少,冠层结构暴露出较多不利性状,故群体穗数多,但未与繁茂的绿叶协同产出足够的颖花总量,以致粒叶比值低,库容不足而限制了产量潜力的发挥。而刘卫华等研究发现,机插水稻的产量构成因素同人工栽插的比较表现为“三增一减”,即有效穗、结实率、粒重增、每穗粒数减。
二、机械插秧水稻栽培的注意事项
机插秧省工、省力、作业效率高,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以其特有的优
势将成为稻作发展的主要方向。同一水稻品种,在同一地区播期相近的情况下,生长发育相对稳定。机插水稻采用的是密生生态条件下培育的中小苗移栽,秧苗期的缩短,使得幼苗营养体小、所受植伤大,改变了原有常规人工栽插水稻的育秧栽培方式,这就决定其与常规人工栽插相比在生长发育、器官建成与产量形成上,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规律。
(1)秧苗播种密度大,肥水利用率高,节约水肥,节省秧田。一般机插稻秧大田比例高者达1:(80-100),可大幅节约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达到省肥、省药、节水的效果;(2)省工节本,作业效率高。插秧机操作灵活,作业效率高,一般每台插秧机每天(8 h)可插面积为2.0~2.7 hm2,能大幅降低劳动强度,提高作业工效,具有明显的省工节本优势;(3)可适当减少条纹叶枯病等重大病虫害危害。由于机插稻育秧时间推迟,避开了病虫害传播的第一高峰期,加之规模化育秧,有利于统一管理,便于开展统防统治,有效减轻了病虫害的危害;(4)能够达到高产稳产。随着机插稻育秧技术及其相应大田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机手插秧技术的不断娴熟,其产量水平稳步发展。
但是,机插稻在生产应用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1)机械化插秧对秧苗质量和整田质量要求比较高,要求田块平整、田面无茬(无杂草、稻茬、杂物)育秧技术与常规育秧相比,农艺相对复杂;(2)插秧机插秧行距不能调节,30 cm的行距对某些水稻品种来说较宽,影响水稻产量;(3)机插秧缓苗期相对较长,但活9棵后,分蘖具有爆发性,分蘖发生量猛增,再加之移栽秧龄小、分蘖节位低,高峰苗容易偏多,易出现成穗率下降、穗型偏小的现象。
三、发展机械插秧水稻栽培的措施
1.加强研究,不断完善机插稻、直播稻、麦套稻在全省大面积示范应用的时间比较短,许多生产实际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制约了技术的推广速度,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栽培、植保、土肥、气象、耕作、农机等多部门密切配合,更好地为大面积生产服务。
2.加强宣传,提高认识稻农中存在的“懒种稻”思想,片面追求轻简稻作,导致直播稻面积快速增加,生产水平下降,与“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的目标也不一致,长久下去会影响到粮食安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加大宣传,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专题讲座、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性,宣传水稻最新栽培科研成果,大力推广水稻丰产稳产、高效实用栽培技术,引导农民更新观念、科学种田,提高他们运用先进稻作技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加大投入,正确引导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建立主导品种、主推技术高产示范方,让农民对先进、科学的技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用得上,通过现身说法,积极引导农民使用主推技术,减少生产风险,提高种植水平。同时可采取技术补贴政策,对应用丰产高效稻作技术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或物化补贴,引导农民应用丰产高效实用栽培技术,从而调动广大农户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扩大丰产稳产高效实用栽培技术的应用面积,确保水稻生产稳定发展。
总之,我国的粮食安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稻米生产安全问题。控制人口、节约用地,只能缓解稻米供需的部分矛盾,解决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的单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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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范文6
特殊的人地结构与保守的农地制度、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转型的提前出现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基础,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老人农业蔓延,伪城市化人口急剧膨胀,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希望以此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扭转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但由于相关制度改革的滞后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遭遇转型瓶颈,导致新农村建设效果递减,老人农业继续恶化,严重威胁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然而,老人农业并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东亚地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经过长期努力,东亚模式地区已有效缓解了老人农业危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顺利实现了现代化的赶超。作为与他们农情相似的近邻,中国应认真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以早日化解老人农业危机,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特殊性与发展目标冲突
本文所说的东亚模式地区特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顺利实现现代化赶超的东亚经济体,他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农业现代化的初始情况与中国大陆基本相似,因此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与大陆基本相同。东亚模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人地结构、人口密度与规模、后发赶超特点,使其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目标与先发国家有很大差别,导致其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与先发国家不同的问题,无法采用先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因此,东亚农业现代化模式深深植根于东亚特殊的区情。
(一)东亚农业发展面临特殊的人地结构由于封建时达的农耕经济,长期的文明历史,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普遍比较高,属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其中中国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3人,韩国为495人,日本为335人,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人,法国为119人,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明显过高。而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进一步降低了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按照联合国统计,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0.26公顷,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基本均为0.03公顷,相对应德国为0.15公顷,法国为0.28公顷,美国为0.53公顷,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偏小。由于东亚地区人口密度过大,人均耕地过少,丘陵、山地比例过高,导致土地细碎分割,规模化经营难度较大,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二)东亚现代化特殊的后发赶超战略与先发的欧美国家可以通过殖民掠夺、不等价国际交换积累工业化资本不同,后发的东亚只能主要通过内部的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无论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是二战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如此,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不同部门生产率进步速度差异很大,农业部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率提高水平远低于工业部门,使农业部门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东亚人口过密也使农业部门人口过剩问题长期存在,既阻碍了东亚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也抑制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使城乡差距更大。
(三)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土地政策由于土地过度兼并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是传统东亚社会动乱之源,因此,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扶植大批自耕农缓和了社会矛盾。为防止土地兼并,东亚模式地区实行了严格的耕地最高面积限制和转让限制,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化利用,也限制企业法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应该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土地政策是对东亚近代社会革命的反映,在人口严重过剩,社会保障严重匮乏,城市化水平很低(即使最发达的日本,1945年的城市化率也仅仅为27.8%)的背景下,平均地权、严格限制耕地流转为农民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免除了加于农民身上沉重的地租负担,维护了社会稳定。大量自耕农的形成也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既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但严格的耕地保护与流转限制也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农业发展目标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等有限目标不同,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较高的人口密度、特殊的赶超战略与土地制度使东亚农业发展目标多重。东亚农业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保障粮食供应安全,由于东亚人口过密,人均耕地少,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导致本地区粮食供应长期紧张,随着二战后东亚地区人口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冷战背景进一步突出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为保障粮食安全,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利用。东亚农业的第二个发展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保障,战后东亚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但由于经济落后,政府无力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加上战后初期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比较低,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制定了比较僵化的土地政策,以防止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东亚农业的第三个发展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这在经济起飞后才重点考虑,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业补贴,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实现。
(五)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发展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赶超战略决定了他们农业发展目标的多重性,但在这些多重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内在冲突。首先,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冲突,要实现前一个目标,政府就必须坚持小农经济,严格限制土地流转与兼并,要实现后一个目标,政府就应该鼓励土地流转,扩大农场面积,实现规模化经营。其次,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冲突,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兼顾了农民就业与粮食安全,但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还顽固地坚持保守的土地政策只能延缓农业现代化转型,导致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传统农业衰落、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必然影响粮食安全。再次,提高农民收入与保障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着冲突。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严禁耕地的非农利用,鼓励主粮种植,但东亚农场规模过小,主粮种植缺乏比较优势,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缩小主粮种植面积,允许部分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这必然降低粮食自给率。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后发赶超战略使他们普遍制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也使他们的农业发展兼顾着多重目标,但由于各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直接影响到他们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
二、东亚模式地区化解农业发展目标冲突的主要对策
为化解农业现代化目标冲突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东亚模式地区顺应时势适时地进行了制度创新,不断调整农业发展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农业恢复阶段还是在以农促工、以工补农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本措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道路、电力设施建设,土地平整,新品种开发,农业机械的推广等。在二战后农业恢复、以农促工阶段,尽管东亚模式地区为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供应安全和工业化的原料供应,增加外汇收入,很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资源有限,农村资源的净流出,这一阶段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限。随着东亚模式地区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小农经济衰落,严重威胁到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障粮食供应安全,东亚模式地区先后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日本工业化最早,乡村建设运动开展也最早,1955年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开始了战后首次“新农村建设”。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开始了第二次“新农村建设”,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种化。从1956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就进行了农地重划活动,通过对国土的整治,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农地生产能力。1991年,中国台湾农政当局出台了《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推动了以“发展农业、照顾农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富丽农村建设运动,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生活。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通过新村运动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扭转了乡村的衰败。
(二)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是弱势产业,东亚地区的小农经济更加弱势,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扭转衰落命运,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农村过度衰败,东亚模式地区实施了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除先后减免农业税外,还采取了一些共同的支农政策:(1)提供价格补贴。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最低保护价,目标价格补贴,直接补贴等,通过价格补贴,东亚模式地区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积极性。(2)提供农机购置、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为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政府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修建农产品加工、储藏设施提供补贴。(3)提供金融支持。农民平均贷款额度小,贷款风险大,普通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为保证农业发展的融资需求,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先后成立了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与商业银行、农会合作提供政府贴息贷款,既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也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发展。(4)对耕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新农人进行补贴。为促进耕地流转,政府对买卖耕地、签订长期租售协议的双方进行补贴,耕地流转面积越大,补贴越多。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也通过补贴变化进行调节。为缓解老人农业危机,吸引年轻人务农,政府对初次务农的新农人提供一定额度的创业补贴和生活补贴。(5)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为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实现社会公正,日本于196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于1995年分别将农民纳入国民年金制度,设立老人农业福利年金。
(三)适时的农地制度改革随着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的起飞,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二战初制定的农地制度已经落伍,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桎梏,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农业增长停滞,仅仅依靠外部输血式的农业补贴显然不够,必须通过农地制度改革释放土地潜能来提高农村内源性发展能力。但考虑到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农地制度改革是渐进的,第一步是在坚持农地农用前提下,逐步取消对家庭农场耕地面积的最高限额,鼓励耕地的适度流转,扩大农场规模。日本工业化最早,刘易斯拐点也来得最早,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也最早,1970年日本修改《农地法》,废除旧法中对拥有土地最高额的限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1]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纷纷进行了类似的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步是允许工商资本法人购买农地进行农业生产。随着农村人口持续流出,东亚老人农业蔓延,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抛荒、弃耕,急需新的农业经营主体补充。资本法人由于资本、技术、可持续发展优势,逐步成为东亚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韩国稍晚也积极鼓励农业法人经营主体的发展。第三步是逐步放松严格的耕地非粮、非农利用限制,在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基础上,允许更多耕地转变为非粮、非农用地,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2]从总体上看,东亚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市场化、自由化。
(四)农村社会组织的完善原子化的小农很难与市场抗衡,也无法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组织农民对于维护农民利益,加速农业现代化非常重要。在东亚模式地区,农协是最重要的农村社会组织,随着威权体制的终结,农协的独立性与作用越来越大,他不仅组织农民争取政治、经济利益,也积极参与农村建设,发挥多方面的服务功能。如日本农协为农民会员采购生产与生活资料,提供金融、育种、育苗、加工、储藏、农机具维修以及医疗保健、房地产信贷、邮政、农民婚丧、销售农产品等服务、进行生产技术和发展计划指导,有效解决了单个农户所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在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克服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3]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社也是重要的农村社会组织,它通过合作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增加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得益,并整合集体资源延长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土地银行则是东亚地区的一项制度创新,东亚土地分割细碎,产权分散导致反公地悲剧,土地银行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耕地整理促进规模经营,对加速耕地流转,减少抛荒、弃耕,维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五)与时俱进地调整农业发展目标二战后,东亚地区饱受战争摧残,农民流离失所,粮食短缺,处于冷战前沿,因此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粮食供应自足,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刘易斯拐点先后到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不足,在这一阶段,农民就业问题已经解决,但冷战还没有结束,加上东亚长期的粮食安全恐惧症,使这一阶段的主要农业发展目标转变为提高农民收入和确保粮食供应安全。随着冷战结束,老人农业的蔓延,继续坚持粮食自足已不可能,代价也太大,并严重影响农民收入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东亚模式地区纷纷转变粮食安全观,在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基础上积极鼓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主粮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随着全球化推进与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贸易自由化已成世界潮流,东亚模式地区粮食安全观继续转变,纷纷降低粮食自给率,鼓励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倡导绿色农业,使农业发展目标逐步与世界接轨,进一步综合化。
(六)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随着老人农业在东亚的蔓延,旧农业经营主体逐渐衰落,必须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代替。东亚模式地区审时度势,陆续修改农业政策,允许法人团体参与农业经营,扶植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社,积极鼓励、资助新农人加入农业生产。[4]新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有效补充了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避免了农业的进一步衰退,加速了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三、对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效果的评价
在经过60多年的农业现代化实践后,我们基本可以对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作出客观评价,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比较成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为本地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超赶创造了条件在东亚模式地区,由于二战后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保证了工业化启动阶段粮食供应的自足,维持了工业化的低成本,有利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严格的土地流转和土地拥有量限制使小农经济长期稳定,避免了土地过度兼并形成大量流民,既保障了农民就业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东亚模式地区二战后制定的土地制度虽然保守但符合区情,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了多赢目标,为工业化起飞创造了条件。东亚模式的农地制度改革使本地区避免了非洲式的长期粮食短缺,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避免了拉美式的城市贫民窟恶性膨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东亚模式地区过剩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问题随之凸显。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审时度势,改变以前的以农促工战略,积极地推进以工补农战略,通过大量农业补贴和农业支持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通过把农民纳入国民年金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通过耕地重划和放松耕地限制鼓励耕地流转,鼓励企业到乡镇投资增加农民兼业机会,并通过新村运动,富美乡村建设全面改造了农村。这些战略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强了粮食生产能力,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避免了东南亚各国那样过大的城乡差距和社会冲突,实现了均衡发展。由于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随着工业化的继续推进,老人农业恶化,城乡差距重新扩大。为应对农业危机,东亚模式地区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转变粮食安全观念,合理降低粮食自给率标准,放松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限制,注意比较优势的发挥,通过土地流转补贴、土地银行等方式鼓励耕地流转,积极鼓励企业法人、新农人加入农业经营。从效果看,粮食安全包袱最轻的中国台湾老人农业解决最好,粮食安全包袱重的日本、韩国还需继续努力。[5]
(二)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在极端不利的人地条件下确保了现代化过程中粮食供应的安全,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包括:(1)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二战后东亚地区比较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为工业化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了东亚工业化的粮食供应,积累了资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6](2)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极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重工轻农不同,东亚地区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把粮食安全放在重要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支持(日本2000年农业产值占GDP的1.1%,但政府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到GDP的1.4%),并先后掀起一波波的乡村建设运动。(3)以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与西方的渐进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为先导不同,东亚模式基本遵循二元结构理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动力,以刘易斯拐点为契机,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4)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亚经济发展初期更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在低效的农业领域更是如此,二战后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高额的农业补贴,耕地重划与新村运动都体现了东亚政府对农业的积极干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安全观念的转变,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视,逐步放松对土地利用、农业准入的限制,注重比较优势的发挥,鼓励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5)与时俱进地调整农业发展目标。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相对成功关键在于其灵活性,能够根据时势的变迁不断调整农业发展目标,并根据发展目标不断调整农业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当然,由于东亚特殊的人地关系,人口密度与规模,加上制度的路径依赖,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的韩国和日本,由于粮食安全的约束,“三农问题”依然严峻。(1)由于地价上涨过快,农民的恋土情节,以及政府的高农业补贴使兼业农民比例高,导致土地流转缓慢,农场规模小,缺乏竞争力,也影响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2)农场规模小使农民收入低,只能依靠政府的价格保护和农业补贴增加收入,导致大量年轻人逃离农村,老人农业蔓延,农村发展后继乏人。(3)韩国、日本山地广布,产权分散,导致土地流转交易成本过高,机械化推进缓慢,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弃耕。(4)过高的农业补贴导致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而超高的粮食价格也降低了居民生活水平。(5)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东亚模式地区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度会越来越高,必然会严重冲击依赖于高度保护的本地农业。
四、东亚农业现代化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
由于相似的农情,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中国是大国,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3人,为东亚模式地区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数量为0.08公顷,相当于东亚模式地区的三倍,并且平原辽阔,农业发展总体条件比东亚模式地区优越。中国大陆地形多样,各地人口密度、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差很大,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西方的较大差异也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严峻,中国国情与东亚模式地区的较大差异决定了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东亚农业现代化经验,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从中国现代化的程度看,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城乡差距很大,老人农业非常普遍,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问题都十分严峻,且二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与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第二阶段的情形相似,因此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对当前中国的农业改革依然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一)应尽快转变粮食安全观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均主粮消费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转型提前到来,也预示着中国人口接近峰值,主粮总需求增长趋缓。当前美国有接近1∕3的耕地因供应过剩而休耕,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粮食增产潜力也很大,世界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完全有能力购买更多粮食。中国粮食储备比例很高,相当于国民年消费的40%—50%,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18%。在现代社会,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实施粮食禁运造成人道危机基本不被允许,即使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也积极援助以减轻人道危机。中国人均耕地少,主粮种植总体上缺乏比较优势,过高的粮食安全要求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耕地被抛荒、弃耕,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粮食安全。因此,中国应学习东亚模式地区及时转变粮食安全观,在保证主粮基本自足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粮食自给率,以释放更多农地进行非粮、非农利用,提高耕地总体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
(二)应积极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粮食安全观的调整将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创造契机,我们应重新审视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6亿亩基本农田保护的合理性,缩小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进一步将基本农田集中到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基地,提高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于新释放的耕地,政府应优先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用地,放弃对城市用地的垄断,在合理规划基础上允许农用地以市场化方式非农化,这对于降低工业化成本和房价,促进农民的城市化和耕地流转,减轻留守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也应放松耕地利用限制,除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外,政府应允许其他地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种植结构调整。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老人农业的蔓延,农地流转已具备条件,政府30多年前制定的农地政策已成为土地流转的桎梏。在农村人口严重过剩时代,这种所有制防止了土地过度兼并,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在老人农业时代,这种土地制度已成为耕地流转的障碍,应尽快调整。考虑到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依然庞大,我们可以采取折衷方式,选定一些地区做试点,在沿海发达地区、华中耕地抛荒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农地制度改革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效果谨慎推广。只有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我们才能加速耕地流转,推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吸引长期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应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仅农地制度改革还不够,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区、山区不适合机械化耕作,需要改造,但成本很高,并且中国农地产权过度分散,导致流转成本过高,产生反公地悲剧,二者都影响农地流转。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使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一定改善,但在内地很多地区新农村建设往往沦为形象工程,急需的农田水利、电气、防涝抗旱设施,农业机械辅道建设都很匮乏,严重影响农业现代化,导致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这些地区靠自己的力量很难进行耕地整理,人口大量外流也使这些地区缺乏土地整理意愿,必须借助外力。中央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地整理,需要引进中国台湾,日本的土地银行制度,以土地银行为平台,与农民协定土地长期流转或买断的价格,然后吸收社会资本投资,进行先期开发,使耕地连成一片,适合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在出租新整理耕地后土地银行可以利用租金继续滚动开发,整理出更多耕地。通过土地银行,政府有效化解了反公地悲剧,实现了资源整合,满足了耕地整理庞大的资金需求。
(四)应逐步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阶段,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已很大,2012年各级政府的农业支出已达到12286.6亿元,但无论是占农民收入比还是占GDP比重都与东亚模式地区有很大差距,并且很多农业支出跑冒滴漏严重。因此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农业支出占GDP的比重,并合理调整农业补贴政策,进一步增加耕地整理、农机购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技开发与推广、农民教育、现代农业发展补贴,减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扩大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范围,提高主粮收购价格,对耕地流转进行补贴。只有将农业补贴进一步集中到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态化上,我们才能有效增强农业竞争力,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和农民增收。此外,中国应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这不仅关涉到社会公平、内需的扩大,也影响到土地流转,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有限,政府可以先允许农村子女入城老人和无子女老人将宅基地、承包地永久流转换取养老金。
(五)应大力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当前中国乡村衰败,农业现代化转型缓慢除城乡二元体制、农业自身生产率进步慢外,农民组织性差,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家庭农场可能依然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只有将分散的家庭农场组织起来农民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变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从东亚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成立区域性、全国性的农民协会对于组织农民,争取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非常重要,而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社则对于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起到推动作用。尽管当前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很多,但质量堪忧,在小农经济、兼业农业盛行的情况下,农民之间缺乏内在利益联系,很多只是简单的购销关系,有些甚至连购销关系都没有,只是为套取国家政策补贴而成立。因此,尽快建立维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民协作的农民协会,培育健康的农民合作社对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