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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特征范文1
内容摘要：稳定物价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从内在特征上看，我国通货膨胀主要呈现出物价波动的结构性、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冲击影响的持续性和稳定物价的艰巨性这四大特征。本文认为，治理当前通胀要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有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措施缓解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
关键词：通货膨胀 综合症 稳定物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面对当前持续高涨的物价形势，国务院于2010年11月17日召开常务会议并出台了四项稳定物价措施，明确表示要充分认识稳定市场价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抑制价格上涨势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1月19日国务院又了《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要把“保障民生、稳定预期”作为做好物价调控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要求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可见，管理通胀预期，维持物价稳定已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厘清我国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深入挖掘通胀的本质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状况与内在特征
自2009年7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总体上呈现同步上涨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11月，CPI和PPI分别累计上涨3.2%和5.5%，并呈现加速趋势。其中，11月CPI同比增长突破5%，创28个月以来的新高，PPI同比上涨6.1%。当前我国物价形势已十分严峻，呈现出物价结构性波动、通胀成因复杂、冲击影响持续、稳定物价艰巨等特征。具体而言：
（一）物价波动的结构性
我国经济结构的内在失衡，使得边际消费率和实业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消费和实业投资意愿低下，进而导致经济出现中长期结构性内生通胀（周建元，2010）。近年来，我国通胀的总量指标受到结构性冲击就是最好的例证。据统计，2004-2008年期间，我国食品价格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分别对CPI和PPI波动的贡献超过50%和60%，而其在CPI和PPI的权重仅为33%和40%左右（纪敏、王月，2010）。在本轮通胀中，物价波动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PPI波动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幅度，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持续领涨。在CPI波动中，农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城市消费价格上涨幅度；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服务品价格上涨幅度（如表1所示）。同时，物价波动正发生结构性变迁与扩散，价格上涨影响已从生产资料扩散到生活资料，从基础农产品扩散到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推动物价水平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
（二）通胀成因的复杂性
流动性过剩是本轮通胀的重要推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价格的结构性波动不仅与总需求条件变化有关，也与不同商品、服务、资产的供求弹性、生产效率，以及对流动性和通胀预期的敏感性有关（纪敏、王月，2010）。余力等人（2010）认为，我国通胀周期性变动，既存在需求拉动诱因，又存在成本推动的特征。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指数持续向上是“内外夹击”、“长短期因素交织”的多因综合症，既有国内货币超发拉动需求上涨的影响，也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的作用；既有市场成本上升推动的影响，也有通胀预期的心理作用；既有灾害天气等自然因素对食品供给的影响，也有各类游资对各种农产品炒作的作用。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四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中，前两次（即1993-1995年和2004年）主要是政策导向推动，2007-2008年的大涨是因为国外通胀输入和国内疫病带来的猪肉飙升。而当前的上涨则是由供给不足诱发，宽松流动性接棒推升，要素价格上涨、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霏阳、杨柯，2010）。
（三）冲击影响的持久性
在影响当前物价水平的各因素中，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冲击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推高物价上涨幅度但通常不会持久，会随着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而逐渐减弱，而成本因素则能够产生持久影响，推动消费价格较长时期的持续上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影响最终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有研究表明，二战后，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时期都曾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物价水平高位运行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汇率风险加剧，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成本上涨，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而推升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加剧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导致物价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高位运行。据央行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仅为13.8%，创下此项调查实施以来（1999年第四季度）最低点。其中，高达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61.4%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继续上涨，居民的资产保值方式正逐步由储蓄向购买债券、股票、基金等投资转移（牛娟娟，2010）。零点公司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无法应对当前的物价变动，生活成本成为城乡居民最主要的压力来源。约有48.3%的城市家庭，46%的小城镇家庭，62.8%的农村家庭计划下年压缩消费。
（四）稳定物价的艰巨性
通胀形成的内在复杂成因以及政策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本轮通胀的治理难度，使稳定物价面临“两难”困境。主要表现为：既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经济过热，维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要应对国内各种结构性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又要应对国际热钱、大宗商品、原材料等引起的输入型通胀；既要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节过剩流动性，又要维持货币政策中长期的持续稳定，保障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防止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胀；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机制改革，理顺价格关系，改变劳动力和资源性要素价格市场扭曲的现状，又要防止各种成本叠加交织作用，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过快上涨，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或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进一步推高物价，影响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
治理当前通胀的战略思路与政策组合
当前通胀的内在特征表明，治理通胀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能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政府要始终围绕经济改革目标，不断提升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要针对通胀的复杂成因，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一）加强供需管理
加强供需管理，实现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进。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产出缺口都是影响通胀水平的决定因素（何宝、周宁宁，2010）。维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需坚持保障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结合，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加强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产销衔接和区域调节，推动供需均衡，市场出清。要严格规范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集中，遏制土地抛荒现象。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化肥、农用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鼓励农村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企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比较收益，保障农产品供给。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稳定市场物价，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对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管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物价调控体系，刹住乱涨价的歪风，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炒作行为。要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稳定性，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坚决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二）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
内外并举，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缓解流动性过剩冲击压力。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到2010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值估计将达到1.86。在流动性总量过剩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可见，政府不能一味回收流动性，也要积极探索建立民间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对接机制，通过深化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清理民资进入壁垒、实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推进资本市场扩容、提高新兴产业投资收益、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方式，促进社会富余资本和新增信贷向实体经济流动。同时，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降低外汇占款上涨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风险。此外，还要严格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大对超速资本流动性环境的治理力度，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缓解国际热钱涌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
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转型和创新来应对、消化高成本。要健全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改革资源税提高高能耗企业的资源成本，另一方面利用税收减免、价格补贴、科技奖励等手段鼓励企业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采用清洁能源，减少对污染能源的需求，降低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要通过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与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薪待遇，减轻企业劳动成本上升压力。要坚持“少取多予”的方针，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税外费用征收、允许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和结构调整准备金并在税前列支等手段，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创新企业和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激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要通过“首购”、“订购”等措施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创新企业的市场风险，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四）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通胀能力。要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及时调查通胀环境下不同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研究建立健全低保家庭生活补贴、失业保险标准、大中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探索通过基本生活费用临时补助、价格补贴、食品券、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有效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要不断完善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廉租住房制度，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抗通胀能力。
（五）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合理引导通胀预期，避免因心理恐慌引起物价螺旋式高涨和经济剧烈振荡。心理预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非经济因素，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从影响强度上看，通胀预期往往比通胀本身更可怕。1987年夏天出现的抢购商品潮，2007年股票市场疯涨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扬，都是通胀预期推动价格飙升的具体案例。通胀预期能够改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市场行为，引导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大通胀压力。同时，通胀预期与通胀之间存在自增强效应和放大效应，物价上涨会进一步放大通胀预期，加剧通胀螺旋式上行压力。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增强监督等强化措施，稳定商品市场供应，增强市场对农副产品供给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价格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客观地公布当前的物价形势和价格政策，让群众参与价格监督。同时，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利用舆论工具引导城乡居民提升理性判断能力，避免盲目跟随错误信息做出非理性的消费选择，引起经济剧烈振荡。
参考文献：
1.周建元.大滞涨理论：谨防“中国式滞涨陷阱”[J].经济学动态，2010（11）
2.纪敏，王月.结构性价格上涨的结构和总量分析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0（7）
3.余力，陈红霞，李沂.我国通货膨胀的严重性生成机制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1）
4.袁霏阳，杨柯.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前三轮的不同[R].中金公司研究报告，2010-11-8
通货膨胀特征范文2
在上述背景下，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副教授齐鹰飞在其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实证研究》（批准号：10YJA790147）及专著《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揭示。作者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和《财贸经济》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很多相关成果，对宏观经济问题颇有独到见解，其敏锐的分析直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扎实的研究功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宏观经济学巨擘卢卡斯曾指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功能是提供表述清楚的人工经济系统作为实验室，让那些在现实经济中代价高昂到无法想象的政策实验可以在其中以低得多的成本得到透彻检验。”《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一书贯彻了卢卡斯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建议，为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验室”进行了有益探索。纵观全书，作者立足于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的前沿发展，着眼于中国现实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深入考察、描述中国通货膨胀经验特征的基础上，从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持久性以及成本渠道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考察了中国短期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特别是，作者娴熟地运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仿真方法以及宏观时间序列分析的前沿方法，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刻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参考意义。
第一，辨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时间坐标。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变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期，预期在短期通货膨胀动态演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该书首次构造出最小距离估计量，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实证比较，并发现前瞻性因素在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确认了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内在性。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通货膨胀具有内在持久性，经济中的随机冲击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持续地偏离其稳态均衡，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也会降低，货币政策更会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通货膨胀持久性是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表现出的重要经验特征，但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则需要细致的结构分析。该书利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进行了结构分析，并确认了其内在性。
通货膨胀特征范文3
（一）新西兰
1990年3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自第一次石油冲击以来，新西兰在大部分时间中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累积通货膨胀（以CPI为基础的）在1974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之间为480%。因此，通货膨胀预期深深地扎根于新西兰社会之中（NichollandArcher，1992），社会危机促成了1989年12月《新西兰储备银行法》（RBA）的通过，该法案要求新西兰储备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与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为经济目标”（在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5年内保持0-2%）。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的第一个《政策目标协议》（PTA）确定了通货膨胀的具体数字目标和这些目标将要实现的日期，在开始时，价格稳定的目标被定义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2%之间。在1996年底，区域从0-2%扩大到0-3%。
新西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政策目标协议》（PTA）；（2）通货膨胀目标制只是在反通货膨胀将要成功地完成之后才开始采用的；（3）价格指数是“基底通货膨胀率”，剔除了利率变化、贸易条件变动、能源与商品价格变化、政府收费与间接税的变化以及由一些其他有较重要影响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第一轮冲击；（4）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独特特征是中央银行的责任在不断增强，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制度政策目标签订了正式协议，如果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政府有权撤销储备银行行长的职位；（5）通货膨胀目标是一个较窄的区域目标而不是点目标；（6）操作工具为隔夜现金利率（1999年3月以前为拆借利率）；（7）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除年度报告以外，新西兰储备银行还出版《新西兰储备银行公报》（包括重要的讲话、官方声明和专题文章，大多数文章是署名的）。
新西兰的成功反映了“边干边学”的愿望，以及当局政策调整的成功。使趋势通货膨胀下降，并维持一个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比把通货膨胀运行紧紧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更加容易，对一个开放的小国尤为如此。
（二）加拿大
1991年2月，加拿大银行（BOC）和联邦政府联合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明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促使加拿大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是：政府债务与对外负债的急剧增长、政治不确定、货币政策的信誉问题以及间接税的增加所触发的工资－价格螺旋上涨。
加拿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是正式立法的结果，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体制也就具有了官方的性质，通货膨胀目标是由政府与中央银行联合决定和公布的；（2）加拿大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负全部责任；（3）同新西兰一样，加拿大是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实质性进展已经很明显时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4）因为它所具有的“整体”性质，由加拿大统计局测量的CPI成为加拿大官方的主要目标变量，同时还应用和公布“核心CPI"（剔除产品、能源和间接税费的影响）；（5）通货膨胀目标被认为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点目标，中期通货膨胀的目标被确定为逐渐地趋同于长期目标；（6）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加拿大中央银行运用所谓的“货币条件指数”，即汇率与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信息变量与短期目标；（7）操作工具为隔夜拆借利率区间的中间值；（8）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强了加拿大银行对价格稳定的承诺，加拿大银行增加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努力帮助公众正确地区分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冲击和趋势通货膨胀，减少了经历一次性冲击传递的风险。通胀目标制可能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商业周期，因为目标区的下限和上限一样受到了重视。
（三）英国
1992年10月，即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ERM）一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宣布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英格兰银行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新的名义锚和恢复可信度。《英格兰银行法》确立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指定财政部对物价稳定作出定义（Rodgers，1998）。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以来，英国还没有突破过目标。
英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机选择是很成功的，英国经济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上半年出现衰退后刚刚开始反弹；（2）价格指数为零售价格指数（RPIX）剔除抵押利息支出，负责计算价格指数的机构（国家统计办公室）与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是否实现的机构（英格兰银行）不是同一个；（3）英国原来采用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范围，但1997年5月后，通货膨胀目标开始用一点来表示，两边都设“限”，如果通货膨胀突破目标界限（2.5%+／-1%），那么英格兰银行必须向政府提供正式的解释；（4）目标由财政部设定；（5）操作工具为短期回购利率；（6）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没有公众的支持，中央银行最终将无法实现目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非常努力地向公众传达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信息，并解释货币政策操作的原理和策略。《通货膨胀报告》（季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和图文并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英格兰银行在《通货膨胀报告》（分为通货膨胀率、货币和利率、需求和供给、劳动力市场、定价行为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几个部分）中详细说明英国经济在过去的表现，通货膨胀预测用不确定区间（"扇形图”）来表示，并对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通货膨胀偏差的原因；英格兰银行还向公众独立地就与财政部工作人员和财政大臣的常规会议进行通报。英格兰银行的交流方式还包括会议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会议两周后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和投票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解释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经济性的讲话。为加强责任追究制，一旦通货膨胀偏离点目标1个百分点以上，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就必须公开致函财政大臣，解释目前偏离的原因，计划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预计回到目标路径的时间本论文由整理提供（Rodgers，1998）。此外，季度公告还政策性的讲话和相关研究文章。
1997年5月前，英格兰银行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财政大臣控制政策工具），只有通过其作出的分析及对公众的规劝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以及设计出与公众交流的独创方法，特别是通过《通货膨胀报告》进行交流。英格兰银行还采用公开论坛和其他途径，来传达其预测、分析，甚至明确的货币政策建议，并规定：英格兰银行只有在报告的内容已经定稿并刊印之后才送交财政部，因而，财政部不会有机会对报告进行编辑或甚至提出修改的建议，从而增加政府反对英格兰银行评估的成本，有助于物价稳定。
（四）瑞典
在放弃瑞典克朗钉住欧洲货币单位（ECU）8周后，1993年1月15日，瑞典中央银行宣布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其主要特征：把整体通货膨胀而非核心通货膨胀作为目标，增加了瑞典银行向公众提供货币政策解释的负担，同时，还带来了工具不稳定的可能性。瑞典通货膨胀目标由瑞典银行设定，操作工具为回购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在1997年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中，瑞典中央银行首次公布了数量化的通货膨胀预测。从1999年6月起，瑞典中央银行开始运用为期24个月的“扇形图”表示通货膨胀预测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瑞典中央银行将其通货膨胀目标制划分为三个阶段（Berg，1999）：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1993～1995年）、公布显式的通货膨胀预测（1996～1997年）和引入分布预测目标制（1998年至今）。1999年初，瑞典中央银行还宣布：若因短期因素影响出现偏离目标的情况，瑞典中央银行将事先公之于众（Heikenstein，1999）。通过对瑞典中央银行法的修正（1999年1月开始生效），瑞典中央银行从政治干预中获得了独立性。新法律将保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瑞典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控制，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中央银行新的执行部门（Heikenstein、Vredin，1998）。通过公布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6～8周的时滞）以及一年至少两次向议会常务委员会提交货币政策的书面报告，进一步加强了瑞典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
在短期内，灵活性与透明度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从长期来看，灵活性与透明度趋于互相增强。而瑞典银行认为：公众了解得越少越有利于维持货币政策灵活性。瑞典银行定期发表《通货膨胀报告》，该报告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印发的广泛与经济理念随时间的发展而稳定增长。该报告为瑞典银行向财政政策制定者施加控制财政赤字的压力提供了极好的讲台。
（五）以色列
1985年，由于黎巴嫩战争的大量开支和庞大的社会保障费用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色列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1991年12月，以色列在宣布爬行汇率浮动幅度的同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转变，并于1997年6月当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到28%时，实行完全的通货膨胀目标框架。以色列是在成功地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20%后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头3个年度通货膨胀目标是由财政部和以色列银行共同宣布的，后来由作为政府代表的财政部长在咨询以色列银行之后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并由中央银行负责实现目标。在个别情况下，以色列银行认为目标不合适而公开表示保留意见。在最初的3年里，为稳定预期，公布的目标区间非常窄或者只是一个点目标。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出目标6个百分点后，点目标被2个或3个百分点宽的目标区间所代替。1999年，财政部宣布2000年和2001年两年的目标为3%～4%。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在当期通货膨胀率处于两位数时开始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
以色列货币当局在定义通货膨胀目标时选择使用所有项目CPI，水果和蔬菜这类波动性项目的价格没有从该指数中剔除，抵押贷款利率成本和公寓价格也未剔除。其原理是，价格波动性项目约占消费物价指数的40%，财务和工资合约按所有项目CPI进行指数化仍很普遍。以色列货币当局的操作工具为短期利率。
1998年3月，以色列银行第一次公布通货膨胀报告，但是，报告没有明确的通货膨胀数值预测。每季出版的“近期经济动态”完全是回顾式的，其内容包括重大进展、主要行业、劳动力市场、外贸和国际收支、价格、政府财政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色列银行享有高度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政策的日常执行中更是如此。行长任期5年，可连任（联合政府的最长选举周期只有4年）。从1998年8月起，以色列银行行长被要求公开解释预期的通货膨胀偏离目标超过1个百分点的情形。
以色列通货膨胀目标的经验是成功的，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末的18%下降至1999年末的约1%；到1998年，以色列完成了从1985年以稳定性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更具前瞻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转变。
（六）澳大利亚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率降低至2%以下）之后，1993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此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名义“锚”，因为，自1985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放弃货币目标后，这个“锚”就消失了。
通货膨胀目标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设定，并须经政府认可，通货膨胀目标被定义为整个经济周期内平均基本通货膨胀率达到2%～3%。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明确地定义“基底消费物价指数”目标，并剔除了很多项目（水果和蔬菜、汽油、按揭贷款利息、公共部门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波动较大的商品的价格”）。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操作工具为现金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通常对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并不敏感，它认为澳大利亚是出口导向型的，汇率的很多（虽然不是全部）变动反映了贸易条件（即澳大利亚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不是通货膨胀预期或商业周期的变动。
自1997年5月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提供《关于货币政策的半年声明》。经济状况通报、行长和副行长讲话，以及偶尔发表的研究文章主要来自于储备银行的每月公告。除报告之外，公告中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不署名的。
澳大利亚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后，实现了历史上较低的通货膨胀。
（七）西班牙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之后，1994年11月28日，西班牙银行的行长在西班牙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的讲话中，宣布从1995年1月起实行通货膨胀制度，在1999年1月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之前一直按此框架运作，这一宣布是根据《西班牙银行自法》（遵循《1993年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制定的）进行的。《西班牙银行自法》确定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赋予西班牙银行运用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禁止对政府支出融资，并制定了加强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的具体措施。
通货膨胀目标由西班牙银行设定，价格指数为消费物价指数。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责任追究机制和交流工具。中央银行行长对货币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政策负有责任，西班牙银行应定期向议会和政府汇报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描述下一年的货币政策目标，并视情况报告它所遇到的维持价格稳定的障碍。行长的年度讲话在西班牙银行的每月《经济公报》的1月刊上转载（英文版《经济公报》为季刊）。西班牙银行从1995年3月起每6个月（同时用西班牙和英语）一次《通货膨胀报告》（其内容包括概述、消费物价指数、总供求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展望），该报告没有包括任何有关通货膨胀的数量预测，原因是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目标制经过4年的实践，西班牙通货膨胀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西班牙银行没有规定例外条款，并于1996年宣布了3.5%～4%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1997年和1998年的目标分别降至2.5%和2%。
（八）巴西
1999年6月，巴西中央银行（BCB）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其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巴西得到了其他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
巴西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若干确保责任追究制和透明度的措施，这与英格兰银行的做法颇为相似。如果目标被突破，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应公开致函财政部长，解释突破的原因与采用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生效需要的时间。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在例会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五周举行一次例会），并在会后一星期公布会议纪要。另外，巴西中央银行还季度通货膨胀报告，详细说明过去通货膨胀情况和有关政策决定，以及对未来通货膨胀前景的分析，包括用“扇形图”说明通货膨胀预测。
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见表1。
[@图头@]表1：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效果
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均实现了低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预期。（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拉美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也基本维持在6%～8%。这些国家较少地受价格水平冲击向通货膨胀率转嫁的影响；同时，低通货膨胀预期也使得这些国家通常享有较低的名义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加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增加了决策者的责任心，并为货币政策提供了增进约束的“名义锚”。所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表明这个框架优于货币和汇率锚框架。
回顾这些中央银行的经历，毫无疑问，这一策略是成功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那些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中得到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意味着需要前瞻性的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助于引导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来确定货币政策的方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的实践也是成功的（奥特马·伊森，2004）。建构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尽管不是万能药，也不是决策智慧的替代品，但是它给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施效果见表2。
[@图头@]表2：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2001年）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写入法律中，并明确规定由一个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对它负责，通货膨胀目标制正在取代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目标，成为22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另外，Stone（2002）认为，欧洲中央银行（ECB）和美联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但实际上都把通货膨胀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具有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些主要特点，是隐含的通货膨胀目标制。Humphrey-Hawkins法案已经为联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责任，该法案要求美联储主席一年两次就货币政策的表现在国会作证。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政策的透明度更高，会使美联储按照民主社会中适当的方式接受更严格的公众监督。
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使之成为最近十多年来西方货币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供应量目标（MonetaryTargeting）和以稳定汇率为主的汇率目标（Exchange-Rate-Targeting）到明确公布通货膨胀目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世界金融领域一个重大的变化，毫无疑问，通货膨胀目标制无论是对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
（一）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信度并确保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初步成功非常重要
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大多是在通货膨胀处于较低和下降时期，而不是在通货膨胀处于上升并可能失控时期引入的，目的在于“锁定”早期反通货膨胀的收益，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特别是在处于一次性通货膨胀冲击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等到通货膨胀抬头才采取行动，就已经为时已晚。一旦容忍通货膨胀积聚能量，等到高通货膨胀预期被纳入到各类合同和价格协议中，就很难控制。加拿大是惟一的例外。加拿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是为了降低征收新间接税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
（二）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而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
Debelle和Fischer（1994）提出区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的理由是：民主制度中的政策目标最终必须反映民意，所以，目标应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确定；而且，当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记录比较清楚地向公众显示时，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执行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政策。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的理由是：因为中央银行对于怎样进行实现政策目标的工作具有最佳的信息和专门知识，此外，如果不给予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控制权，它就不能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负责，工具独立性可使短期政治干预最小化和中央银行的责任最大化。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趋势，这一趋势得到这样一种理论的支持：就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比受制于政府的中央银行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和实际变量，如产出和就业（AlesinaandSummers，1993）。
（三）把达标的职责（权力在中央银行）与计量目标变量的职责（权力在统计部门）分开
尽管允许中央银行计量和调整目标变量可能会增加灵活性，但会降低透明度和公众对制度完整性的信心。
（四）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长期价格稳定，这并不是指价格稳定是惟一目标，但其他目标必须与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没有使中央银行为了实现低通货膨胀而放弃对其他经
济目标的关注，如汇率水平或经济增长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体说明了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的长期目标，但也规定了要关注其他重要的经济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与长期价格稳定相协调。弗里德曼和卡特纳（FriedmanandKuttner，1996）强调：把通货膨胀作为惟一的关注焦点，在发生强大的供给冲击，如不时打击世界经济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经济高度的不稳定。一个设计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很好地应对供给冲击。实际上，还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长期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加拿大和瑞典在内的国家把初始通货膨胀目标产生效果的时滞定得较长，以避免给产出和就业等带来不必要的短期成本。一个普遍的惯例是区分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和短期通货膨胀目标，使后者逐渐向前者靠拢。通过调整接近长期目标的速度（或者目标时限），决策者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的实际成本，也减少产出波动，同时，保持对长期价格稳定的承诺。Svensson（1997）认为，对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向着长期目标的连续调整，对于既关注产出波动又关注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者是最优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极有前景的货币政策策略，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理解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好处之日，也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一个标准方式之时。
（五）用来定义通货膨胀目标的价格指数是核心CPI，食品、能源和其他特别具有波动性的项目已从中剔除
与其他指数相比，核心CPI可能对货币政策来讲是一个较好的向导，因为它度量了持久的基底通货膨胀而不是对价格水平的暂时性影响。使用CPI而不是其他价格指数（如GDP缩减指数）的论据是，它与消费者的生活水平直接相关，是公众最好理解的价格指数，并且是媒体报道最广泛的指数。与其他主要价格指数相比，它的计算更为频繁，且较少延迟计算。最后，这一指数的度量误差比其他可供选择的指数能更好地被经济学家理解。
（六）由于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较长的时滞和不确定性，中央银行要及时提供有关整体经济、央行货币政策及其意图的信息（包括实现或未能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对已经改变或偏离目标的原因作出解释）
中央银行为了与公众沟通可以利用各种场合，包括演讲、记者招待会、在立法机关作证、统计数据和不定期的出版物。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新闻公告反映达成共识的观点或一系列没有署名的观点，这样，能促进对货币政策决策更自由和更坦诚的讨论。而英国官员认为公布投票记录有利于建立更透明的政策程序，鼓励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更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知道公众要他们为投票负责（Allen，1999）。多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如加拿大、瑞典，以及最近的新西兰中央银行）所运用的一个信息变量的例子是所谓的“货币状况指数”，是一种利率和汇率的加权指数组合，可以有助于中央银行确定未来可能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央银行为了避免其时机的选择是受到政治驱动这样的怀疑，因而，定期发表正式报告应成为中央银行信息宣传的一个特征。这样，通货膨胀目标制明显地增强了中央银行对公众和推选出的官员的责任，促进了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沟通。
中央银行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还提供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执行情况的方法，若达不到通货膨胀目标需要中央银行采取明确措施。以英国为例，若通货膨胀偏离2.5%的目标值1个百分点，英格兰银行行长就会被责成向财政部长提交一封公开信解释偏离的原因，并提出回到目标值的应对措施和时间表。
一旦通货膨胀目标向社会公布，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了一些措施，继任的政府除了延续该政策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因此，通货膨胀目标的宣布似乎能够给公众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影响，而无论哪个政党执政。
（七）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货膨胀预测占有关键的地位，对从管制转向政策制定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尽管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建立模型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已经完成了模型建立工作，但它们的职员在运用前瞻性通货膨胀模型，判断通货膨胀前景与适当货币政策反应等方面仍缺乏实践经验。由于数据缺陷，经济结构仍在变化和它们的经济对冲击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新兴市场国家较少依赖统计模型来预测通货膨胀。
（八）通货膨胀的实际治理成本关键取决于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经济的名义刚性以及信誉度
降低通货膨胀率需要长期的过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通过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而逐步建立，而信任的建立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有助于目标实现。那些想将高通货膨胀水平大幅降低的国家是否适合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通货膨胀率超过30%的国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过渡。
总之，作为一个只有15年历史的新兴货币政策框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通货膨胀特征范文4
虽然宏观经济现象十分复杂,但描述宏观经济现象的主要指标体系却并不复杂,只有一些诸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投资率和其他描述实际经济、名义经济规模和变化的指标。虽然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并不繁琐,但是处理和分析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异常艰难。如何判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等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理论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作为重要政策分析工具的IS-LM曲线,还是市场均衡分析的AS-AD曲线,还是研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替代的菲力普斯曲线等,都在致力于分析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但在对这些曲线、机制的认同上却存在着争论,远未达到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统一(Turnovsky,1996)。在对这些指标之间替代和影响关系的长期争论中,虽然关于经济增长率(下面简称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没有被研究者忽视,但似乎也没有成为持久和突出的研究重点,只是近年来随着一些国家经济出现了新的态势,才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MallikandChowdhury,2001)。在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具有本质差别的认识和观点。一些研究认为通货膨胀有碍快速经济增长,因此他们推崇低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例如Alexander(1997)坚持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仍然是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
他的经验研究采用了经济增长方程,考虑了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增量等生产投入要素。在增长率的回归方程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等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但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却是负的,它对增长率具有负的边际作用,通货膨胀有碍于经济增长。Barro(1996)的类似研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他认为保持低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提高增长率,而且“低通货膨胀和高增长”的组合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为此,他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了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使其具有内生经济增长的特征。Barro认为通货膨胀率增加10%,将使增长率降低0.2-0.3%,也使投资率(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降低0.4-0.6%。需要注意,这只是通货膨胀的“短期成本”,如果从30年后的长期效果看是使增长率降低4-7%,因此应该避免高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长期存在。另一种观点否认或者不支持“低通货膨胀是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Stanners(1996)通过对于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些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国家并没有实现超出自然率水平的快速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日本经济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萧条,这更促使人们开始怀疑低通货膨胀水平带来的增长效应。Krugman(1999)对日本经济萧条进行了长期研究,开出了一系列促使日本经济脱离货币政策“陷阱”的主张,但是目前来看却无一奏效。他认为根本原因就是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力度不够,因而日本低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现象没有得到彻底缓解。
由此看来,将经济从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有时竟然比将经济从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更为艰难。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低通货膨胀并非有助于经济增长。如果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问题,那么不仅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而且也要对结论给出新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以往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缺欠或者不够严谨的地方。首先,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截面数据上的平均表现,不能反映具体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影响,要想获得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必须对同一国家进行纵向数据的影响关系研究。这要求目标国家的样本当中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态。考虑到我国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都曾经出现过多种态势的变化,因此我国可以作为具有单一国家纵向样本数据的实例。其次,以往的研究仅注重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值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相当于研究处于较高水平时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静态影响”。我们将比较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增量之间的影响,以及两者波动性之间的影响,以获得动态相关性的认识,并检验两者之间增量的“动态”互动性。
二、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性模型及其检验
我们利用变量gt和πt表示月度(同比)实际GDP增长率和月度通货膨胀率;利用变量Tgt和Tπt表示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由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显然不存在确定性的线性趋势成分,因此我们采用H-P滤波方法(HodrickandPrescott,1980)脱离时间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定义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当中的波动成分为:Cgt=gt-Tgt,Cπt=πt-Tπt。图1和图2给出了月度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时间路径,样本范围为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从图1和图2中的趋势成分可以看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有类似的波动模式,而且波动的峰和谷是基本对应的。从图中的波动成分来看,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聚类现象(在某个时间段内呈现密集性),这是条件异方差现象的体现。我们发现通货膨胀率中的波动成分出现了稳定的持续性,这说明通货膨胀率波动的方向比较稳定,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粘性或者价格变化的单向性。由于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可能是水平值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波动成分之间或趋势成分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下面的经验检验当中,我们将分别处理这三种形式。下面我们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首先,我们使用水平值成分、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然后,我们使用二元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模型,判断两者之间的短期相关性和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模型)来判断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volatilityspillovereffect)和波动性传导的非对称性等。
(一)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
首先描述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目前一些研究认为,即使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那么这些相关性在超前或者滞后上可能出现非对称性,即超前和滞后通货膨胀率同当期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程度存在明显不同(KimandThomas,2000)。这种非对称性可能反映出价格调整在前,数量调整在后,名义经济对于实际经济的正向影响较强,对名义经济的反馈影响较弱等特征。我们计算两者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ρ(j)=[cov(gt,πt+j)]/[σ(gt)σ(πt+j)](1)j=0,±1,±2,…,±p其中cov(gt,πt+j)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方差,σ(gt)和σ(πt+j)分别表示各自变量的标准差。j>0时表示当期增长率gt与滞后j期通货膨胀率πt+j之间的相关性;j<0时表示当期增长率gt与超前j期通货膨胀率πt+j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计算样本协方差和样本标准差,可以得到图3和图4所示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纵轴表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横轴表示相关性超前或者滞后的时间长度(选取12个月的范围)。可以看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所有时滞长度内的相关系数都是正的,并且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上,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一年的范围内都是比较稳定的;在12个月的期限内,这种相关性轨迹呈现出一种凸型变化模式,超前1至2个月,通货膨胀率与当期增长率的相关性最强,达到0.67左右,这说明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反应的最大可能是在1至2个月之间,产出反应是比较灵敏的,这可能是由于价格上升造成的“名义增值”直接累积到“实际增值”中,短期内“名义扩张”直接带动“实际扩张”。从图3中我们也观察到动态相关性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超前通货膨胀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强于滞后通货膨胀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这种非对称性导致了后面Granger因果检验当中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影响关系的单向性。
类似地,我们可以分析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如果分析增量之间的动态相关性,那么将得到更为深刻的启示。上述水平值之间的相关性是对两者之间影响关系“事后”状态的“静态”推断,是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经过“加速”或者“减速”后状态比较,而我们更为关注其间的互动过程和连带作用。图4给出了两者波动成分之间的动态相关性。首先,此时非对称性更为突出,尤其是超前影响的变化更为明显,而滞后影响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出现了方向上的更迭;其次,此时的相关程度远远低于水平值之间的相关程度,其中超前8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冲击,对于当期的增长率波动影响最大,最大相关性达到0.32左右。这说明通货膨胀率周期同增长率周期并不同步,具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差,这意味着刺激或者诱导的价格膨胀,其产出的增长效果最大可能在半年以后体现出来。增长率波动成分同滞后通货膨胀率波动成分之间的滞后相关性非常微弱,意味着增长率的正向冲击对于价格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这也是价格粘性或者调整缓慢的体现。我们需要在简化式VAR模型中检验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Granger影响(Mills,1999)。例如描述增长率gt与通货膨胀率πt的VAR模型的简化式为:gt=α10+∑pi=1α1t-igt-i+∑pi=1β1t-iπt-i+ε1t(2)πt=α20+∑pi=1α2t-igt-i+∑pi=1β2t-iπt-i+ε2t(3)其中,εt是具有白噪声性质的误差项。
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是上述模型当中滞后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例如,可以检验原假设:β1t-i=0,i=1,…,p,如果检验的F统计量拒绝原假设,则认为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时前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或者波动成分)具有解释增长率水平(趋势或者波动成分)的能力;如果F统计量未能拒绝原假设,则说明πt对gt没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时前期通货膨胀率与现期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体现出价格波动和实际产出变化的两分性。类似地,可以通过检验假设:α2t-i=0,i=1,…,p,来判断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反馈作用。如果gt对于πt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则说明增长率的变化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反应,这是实际经济规模需要名义经济规模支持的体现,此时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根据动态相关性,选择半年时滞(p=6)进行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和波动成分之间的双向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得到表1的检验结果(Granger影响简称为G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任何成分都对GDP增长率中的相应成分具有显著Granger影响,这说明价格水平变化具有解释实际产出变化的能力。这从逻辑关系上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的下滑,同出现的轻微通货紧缩有密切关系;在反向影响关系上,出现了增长率的趋势成分对于通货膨胀率趋势成分的显著Granger影响,这是产出趋势成分对于价格趋势成分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判断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关系,需要先判断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的单整阶数,为此采用单位根检验。表2给出了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和PP统计量(Mills,199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均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增长率的PP统计量检验除外)。我们仅采用ADF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进一步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检验发现它们的差分序列已是平稳过程(检验结果略)。因此,可以推断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都是1阶单整过程。假设二维随机向量为Xt=(gt,πt)′,它的p阶自回归模型为:Xt=A0+∑pi=1AiXt-i+εt(4)t=p+1,…,T其中εt是序列无关的残差序列,T是样本容量。为了简单起见,下述分析忽略了外生变量的影响。此时可以将上述模型表示为:ΔXt=A0+∏Xt-1+∑p-1i=1ΓiΔXt-i+εt(5)∏=∑pi=1Ai-I,Γi=-∑pj=i+1A如果矩阵是降秩的,即0<rank(∏)=r<2,这时存在列向量α和β,使得∏=αβ′,称其中的β为协整向量,可以将其标准化(取第一个分量为1)。以协整向量作为组合系数,可以使得β′Xt是平稳序列,也即所寻求的协整组合。经济时间序列的协整组合一般具有明显的经济含义,它表示这些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这种长期影响关系经常表示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似然比统计量34.4大于对应的临界值15.4,因此检验拒绝“不存在任何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继续比较第2大特征根可知,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仅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估计标准化协整向量为(1.000,-1.321),则协整关系的估计方程为:gt-1.321πt-0.101=u1t(6)其中u1t为平稳序列,它表示协整关系当中的动态偏差,常数项表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尺度差异。协整关系表明,增长率gt和通货膨胀率πt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不仅同图1和图2体现的基本特征相符,也同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利用协整关系方程,可以获得样本数据区间内协整误差的动态轨迹,并分析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短期偏离均衡关系的模式和时域。协整误差的动态轨迹由图5给出。从图5所示的协整路径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在1992年末至1996年底出现了比较急剧的调整过程。这个期间的实际经济波动和名义经济波动均显著地偏离其均衡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当活跃的时期。当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无论是实际产出变化还是价格水平变化,都体现出调整之后的显著稳定性,这是经济运行接近自然率水平的表现,此时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波动都呈现一定的惰性,并蔓延和持续下来。利用协整组合变量,可以得到下述描述短期调整的ECM模型:ΔXt=A0+αβ′Xt-1+∑p-1i=1ΓiΔXt-i+BZt+εt(7)其中系数向量α表示误差调整过程的收敛速度。
如果误差调整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则意味着短期波动将向长期均衡收敛。具体估计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协整方程当中常数项估计接近于零,且统计上不显著,因此忽略。括号内数字表示t统计量,*号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为:Δgt=-0.574ut-1(-7.58)*+0.311Δgt-1(3.86)*+0.288Δgt-2(3.52)*-0.248Δπt-1(-0.30)-0.359Δπt-2(-0.44)(8)Δπt=-0.003ut-1(0.43)+0.005Δgt-1(0.55)-0.004Δgt-2(-0.42)-0.306Δπt-1(3.55)*+0.156Δπt-2(1.81)*(9)其中ut-1表示上个时期的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模型结果与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首先,在增长率的调整过程中,协整误差(与均衡水平的偏离)起到了显著修正作用。由于修正系数是负的,因此修正过程中增长率将产生震荡收敛趋势,并收敛到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自然率水平上;同时,增长率序列中仍然存在自身的回归调整,前期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差分(短期波动成分)对于当期调整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其次,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修正模式与增长率的调整过程存在两点显著不同。一是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并没有对协整偏离产生显著反应,这意味着实际经济规模与整体价格水平之间的差异无法直接促使价格水平加速或者减速变化,需要货币和利率等中介工具作用;二是价格调整主要依赖自回归过程,前期增长率的短期波动对于通货膨胀率调整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两分,价格对于产出单向影响的体现。利用ECM模型可以求解出稳态均衡水平之间的关系。如果稳态通货膨胀率增加1个百分点,则诱导稳态增长率增加1.32个百分点,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则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0.76个百分点。虽然这些数量关系同Alexander(1997)等人的结论大相径庭,但对于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长波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即使一个时间序列是平稳(无条件方差为常数)的,它的条件方差也可能出现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异现象,这就是Engle(1982)首先发现的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为ARCH模型)。下面我们采用ARCH模型及其推广形式(称为GARCH模型)来描述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的波动性及其相互影响。
1.描述通货膨胀率πi的GARCH(p,q)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数据生成过程(均值过程):πt=α+∑mi=1θiπt-i+εt+∑nj=1ηjεt-j(10)上面假设通货膨胀率πt服从ARMA(m,n)过程。其中残差序列是条件异方差过程,表示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具有聚类性和持续性(如图2所示)。在已知信息集It-1={πs,εs;s≤t-1}的条件下,假设绝对残差序列的条件分布为正态概率分布,但具有随时间变化(简称时变)的条件方差:εtIt-1～N(0,h21),t=1,2,…,T(11)GARCH(p,q)模型的第二部分由条件异方差过程组成(方差方程),假设条件异方差序列满足:h2t=β+∑qt=1iε2t-i+∑pj=1ψjh2t-j(12)β>0;i>0,i=1,…,p;ψj>0,j=1,…,q这说明条件方差不仅依赖过去的条件方差(GARCH项),而且依赖模型过去绝对残差的平方(ARCH项)。由于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依赖过去已经实现了的波动程度和已经变更的信息,因此它能够用于描述一些平稳性和波动性混合的数据生成过程。利用信息准则和拟合优度检验(Mills,1999),选择增长率的均值过程为AR(1),然后建立并估计GARCH(1,1)模型如下(仅给出方差方程,均值方程略):h2gt=1.69×10-5(0.56)+0.521ε2gt-1(6.98)*+0.758h2gt-1(22.5)(13)类似地,选择ARMA(2,1)过程描述通货膨胀率的均值过程,并估计通货膨胀率序列的GARCH(1,1)模型:h2πt=4.45×10-6(2.32)*+0.123ε2πt-1(2.09)*+0.892h2πt-1(15.8)*(14)从方差方程估计的显著性上看,上述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表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中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注意到上述方程中表示条件异方差影响的GARCH项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都具有显著的条件依赖性。条件异方差曲线由图6和7所示。图6表示的条件方差轨迹同预期基本一致,1994-1997年条件方差波动最为显著,此时无论是实际经济还是名义经济都比较活跃,出现代表性的经济“双高”态势;在图7表示的条件方差轨迹中,第一轮波动聚类区间对应着1992经济回升到1996年经济“软着陆”,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价格波动过程。第二轮波动聚类区间对应2001年至今,这轮波动性是由通货紧缩预期导致的。因为条件方差度量的是均方离差,无法识别向上波动和向下波动,因此第二轮波动聚类很可能表示紧缩波动,对此形成的加剧通货紧缩迹象应给予足够重视。
2.进一步可以判断波动性对于序列绝对水平的影响。例如,我们将试图判断是否随着增长率波动程度的加大,增长率的绝对水平也随之增加。为此在均值方程引入条件标准差,构造GARCH-M模型:gt=α+λhgt+∑mi=1θiggt-i+εgt+∑nj=1ηjεgt-j(15)如果上述方程中当期条件标准差的调整系数λ>0,则意味着存在对波动性的“风险奖励”,即经济增长的风险(波动性)增加将导致增长率的绝对水平提高;否则,如果当期条件标准差的调整系数λ<0,则意味着存在增长风险带来的“风险惩罚”。在存在“风险奖励”或者“风险惩罚”时,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为了保持确定性增长而愿意放弃的增长水平(风险溢价)等。估计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的GARCH-M模型结果为(均值过程和方差过程的阶数不变):gt=0.028(2.47)*+0.297hgt(2.12)*+0.648gt-1(7.28)*(16)πt=-0.006(1.60)+0.711hπt(1.49)+0.942πt-1(50.1)*(17)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增长率序列存在显著“风险奖励”,这表明适度的增长波动性对于维持较高增长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增长型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波动属性。通货膨胀率序列中虽然存在正的“风险奖励”,但是并不显著,这是由于价格紧缩阶段的稳定性导致的。
3.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中的波动成分之间可能存在波动性的互动影响或者“溢出影响”,例如从通货膨胀率波动向增长率波动性的短期“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下述模型表示出来:hgt=β+∑qi=1iε2gt-i+∑pj=1φjhgt-j+∑rl=1ζlε2πt-l(18)ε2πt-l表示前期出现在通货膨胀率中的冲击或者扰动,如果这些扰动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通货膨胀率向增长率的溢出效应。类似地,可以度量从增长率向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具体估计“溢出效应”模型为:hgt=1.69×10-5(>10)*+0.521ε2gt-1(>10)*+0.758hgt-1(>10)*+2.54×10-14ε2πt-1(4.96)*(19)hπt=6.79×10-6(5.42)*+0.09ε2πt-1(26.9)*+0.80hπt-1(52.4)*+8.01×10-6ε2gt-1(0.42)(20)上述结果表明存在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的“溢出效应”,即价格波动性将导致产出波动性,这是价格机制的实际体现。与此相反,增长率波动性却对价格波动性没有显著“溢出效应”,即使产出出现波动,价格水平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粘性。这说明出现需求冲击时,市场的主要反应是进行数量调整,而没有进行明显的价格调整,这种现象可能是卖方市场的基本特征。
4.可以利用非对称性的GARCH模型检验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中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不同反应,判断价格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非对称性。价格波动的“杠杆效应”可以通过阈值(threshold)ARCH模型描述(称为TGARCH模型)。例如,描述通货膨胀率的TGARCH模型的方差方程为:hπt=β+∑qi=1iε2πt-i+∑pj=1φjhπt-j+ωDπtε2πt-1(21)其中变量Dt是表示绝对残差变化方向的哑变量,当εgt-1<0时,Dgt=1;当εgt-1≥0时,Dgt=0。在TGARCH模型中,如果系数ω<0并且显著,则波动性对正向冲击的反应大于对反向冲击的反应,从而体现波动程度的非对称性。TGARCH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为:hgt=8.29×10-5(2.04)*+0.803ε2gt-1(5.40)*+0.714hgt-1(22.5)*-0.629Dgtε2gt-1(-2.41)*(22)hπt=4.58×10-6(2.24)*+0.454ε2πt-1(2.17)*+0.874hπt-1(13.3)*-0.311Dπtε2πt-1(-3.21)(23)检验结果表明Dt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因此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这说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中出现的反向冲击降低了市场波动程度,而正向冲击加剧了市场波动程度。非对称性程度可以通过图8和9体现出来。当增长率出现幅度为0.5的正向和反向冲击时,增长率波动性的变化分别为0.005和0.003,显然正向冲击的作用更强一些;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中存在的非对称性程度要比增长率稍强一些,这是由于价格调整中存在向下粘性所致。TGARCH模型所揭示的非对称性具有重要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操作方面的启示。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一旦出现了正向冲击,由此导致的“示范效应”和“追涨效应”将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都同正向冲击带来的利润预期增加和投资扩张等行为有密切关系。
三、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相关性的经验检验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上面我们使用了多种计量方法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检验,并且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统计关系上的结论尚缺乏具有行为基础的经济模型支持,这也是目前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关系研究的主要缺欠。准确和深刻地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还需要通过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数量转换关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各种理性或者渐近理性(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等)约束下的资源配置过程来进行。由于目前尚无一个得到公认的模型体系,我们只能结合上述检验结果,讨论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典型特征,并分析相应的经济政策启示。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在大量的经验检验中,我们发现我国经济运行存在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和波动成分)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比较稳定。这样的统计结论支持“适度通货膨胀有助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理论命题。我们通过两者各种成分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不仅发现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且发现了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趋势具有反馈作用。这说明适度通货膨胀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快速经济增长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反馈作用,即“快速经济增长会导致跟进的通货膨胀”。因此,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走钢丝,艰难和复杂的影响关系将给制定经济政策及其操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带来了深刻启示。
第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采用单一国家的纵向样本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将检验的重点放在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成分和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刻画了波动性形成的“风险奖励”和“溢出效应”等非对称性。这些都是从增量角度和风险角度分析和度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互动”、“反馈”和“引导”等关系的计量方法。我们发现,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波动性或者变差都伴随着较高的水平值出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意味着经济波动并不是什么“坏事”,对于增长型经济周期来说,适度波动将促使平均增速得以提高,其启示便是收缩阶段将积蓄经济反弹的能量,从而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内生属性。但是,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政策诱导的适度波动是促使经济转入扩张,还是加剧下滑,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检验,这种非对称性非常重要。
通货膨胀特征范文5
［关键词］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141-02
观察我国近几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从2007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较高通货膨胀的时期。高的通货膨胀率令经济学家开始担忧两个问题,一是本轮的通货膨胀将持续多久,二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负利率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如果如此高的通胀率长期持续下去的话,极有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为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细致地考察引起本轮通货膨胀的原因。
1 文献综述
高茵从“流动性过剩”型通胀方面,通过比较政府财政刺激计划、货币供应量和公众预期这三大因素,分析了其分别对通货膨胀的实际发生所产生的冲击。曹协和、吴竞择、何志强也同样从此类型的通胀出发,以中国1996―2009年应对系列经济金融危机的货币变化特征为对象,估计了我国的长期货币需求函数与短期局部调整函数,并据此测算了在此期间我国的长期货币需求缺口,然后将其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进行关系检验,显示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得出通货膨胀与货币的需求量有较大关系的结论。
刘伟、蔡志洲在“成本与需求混合”型通胀方面,提出我国自2007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周期性特征,而这种周期性特征既受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又受体制性因素的影响；既有长期因素作用,又有短期因素作用；既有需求方面的因素,又有供给方面的原因；既有其一般周期性的特征,又有其特殊阶段性的特点。
李永宁等在“预期型通胀”观点方面重点研究了我国经济学家通货膨胀预期的特点、决定因素、形成方式、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其中对预期模型进行了论证,并认为CPI与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影响经济学家通胀预期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研究者们分别对不同类型的通胀进行了探究,但并没有将各种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我们知道,现有的通胀理论有以下几种：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解释；凯恩斯主义基于需求拉动方面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成本推进通货膨胀说则将形成通胀的原因归于三大方面：工资推进型、利润推进型以及进口成本推进型；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说认为造成通货膨胀是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即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把预期的因素也考虑进来,认为合理预期会引起物价、薪资螺旋上涨的通货膨胀。
在这里,本文倾向于混合型通胀的说法,认为此轮通胀属于混合型的通胀。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通胀影响的不同方面分别选取代表因素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与通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通过对各方面通胀观点的分析,本文将从各方面选取变量进行建模分析,具体如下：①货币方面：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解释变量；②在成本方面：银行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的提高会带来企业等资本方面的成本提高,因此对成本方面引起的通胀有影响,所以这里选取国际原油价格和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作为解释变量；③在需求方面：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解释变量；④被解释变量：在相关研究中表明,成本引起的PPI的变动最终会反映到CPI上,因此本文选取CPI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M2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官方网站,国际原油价格来自国际原油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CPI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介于将通胀的标准固定于0通胀的话,则通胀数据是属于0次波动数据,因此不存在固定的截距项对通胀数据进行解释,所以本文设定以下实证分析模型：
CPI=β1COMP+β2I+β3M2+β4OIL+β5R+μ(1)
其中,各自变量是对通胀的影响因素,βi是该自变量的系数,即表示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关系,μ为扰动项。
2.2 数据处理
本文所有变量都选取2006―2009年的月度数据来进行分析。由于所选的数据中有绝对值也有相对值,在建模中对分析将造成障碍,因此这里先对变量进行处理,将所有数据都与2009年同月相比,取其同比增长率,表示如下：M2为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OIL为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增长率,COMP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I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率,R为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CPI为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
2.3 计量经济模型及其分析
(1)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对所有变量可直接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见,除了R是结构性不平稳外,CPI是平稳序列,其他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因变量是平稳序列,而自变量除了R外,其余几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不平稳序列。
(2)既然确定了所选变量有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变量用OLS最小二乘法来对变量进行回归,从而得到初步模型,接下来对该模型进行各项指标的检验进而调整模型的准确度。最后得以下回归方程：
CPI=0.19COMP-0.20I+0.90OIL+0.73R+0.93AR（2)
用ARCH LM检验进行,检验的结果是方程的P值为0.94>0.05,所以认为模型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因此,方程(2)即为回归的最终结果。
2.4 结果解释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需求方面的因素如社会零售商品总额、投资以及供给方面的因素如原油价格、商业贷款利率都对此轮通胀影响显著,而货币供给量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其中,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原油价格、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都与通胀呈正相关关系,而投资的系数为负则可能是由于与资本价值成本相对冲造成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在本轮通胀中,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不大,主要是来自于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影响,属于混合型通胀。
参考文献:
通货膨胀特征范文6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前言：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而正确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观经济的发展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特点。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局限于动态结构的状态下，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三者进行科学的协调，是很多经济研究领域重视的问题。
一、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取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关系
（一）三者研究具备较强的联系程度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运行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高增长、高通货膨胀、高波动”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进入“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平稳化”的轨道，无论从水平还是波动幅度来衡量，我国通货膨胀处于由高向低转变的态势。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或者惯性仍然较高。长期形成的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能源约束和流动性过剩形成的通胀环境，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构成一定挑战。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可以根据中介目标的状态，对信贷机制实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能够具备更强的现代性特点。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根据货币供应体系的基本模式进行推进，使宏观经济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实现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要根据经济数据的波动情况，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判断，使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过程，对经济发展的横轴进行判断，以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根据横轴的状态进行调节。可以按照信贷量的具体情况，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便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可以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演变过程中，对相关经济数据的峰值情况进行统计，使货币的供应可以同研究方案实现统一。如果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使用经济危机方面的理论进行支持，则可以按照正规金融活动的模式，对通货膨胀的构成要素实施判断，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研究，使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更加准确。
（二）货币政策工具对调整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货币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信贷冲击的模式对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学性进行判断，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够更具针对性。可以对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因素实施了解，使货币政策能够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发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会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状态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够正确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节，将使得宏观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证经济政策的平稳性。货币政策的研究还能够使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受到影响，如果货币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对信贷投放状态进行研究，则可以使宏观经济以较为缓慢的形式变换到正常的状态，使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模式能够更加健康。
二、处理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经济稳定关系的建议
（一）提升对通货膨胀基础性因素的研究
在进行通货膨胀预期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对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实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对三类主要因素的协调关系进行明确，使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具备充足的实践经验。可以按照央行机构的指示情况，对外汇体制改革环节实施了解，使外汇体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适应利率的变化情况，如果能够对现有的市场模式做出正确的调整，可以按照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对经济的调控技能实施了解，使通货膨胀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性转变。要根据复杂状态下的宏观经济调节基础，对经济波动状态实施有效的研究，通过通货膨胀的影响深度，进行宏观经济复杂性的控制，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利用外汇资源进行稳定性修补。要根据当前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性能进行研究，如果能够保证对通货膨胀问题实施有效的控制，则需要根据货币紧缩的状态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观经济可以在更小的波动周期内实现影响力的提升。
（二）加强对货币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货币投放的需要，对宏观经济的具体投放规模进行研究，使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货币投放的时机。要根据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过程中的收缩状态，对影响货币投放风险的因素进行控制，使货币的投放具备更强的准确性。要根据货币当前的汇率情况，对货币运行过程中的供给状态进行研究，以便货币能够更好的通过浮动政策的调节实现汇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强对货币政策的出口途径分析，通过固定时期的货币政策状况，对货币的供给机制进行调整，以便货币的运转数量可以更好的实现调整。在进行信贷投放研究的过程中，要按照信贷投放的具体机制，对提升信贷投放质量的因素实施了解，以便信贷的投放环节可以更好的适应货币供给的需要，促进货币政策供给科学性的提高。
结论：通货膨胀问题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工具选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保证选用的正规性，则可以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进行维护，深入的研究通货膨胀问题与经济稳定性的关系，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津燕.后危机背景下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思考[J].大江周刊：论坛，2010（03）.
[2]王超.强化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短期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1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