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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认知范文1
内容摘要:制度社会学除了考虑组织外部环境拥有的要素之外,更重视象征系统、认知系统、规范性信念等要素对组织的影响。制度社会学认为这些要素是由文化要素构成的,它关注的是人们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它认为组织及成员被嵌入到文化系统中。因此,它认为广泛的制度内容影响组织行为,相对于技术和经济环境而言,它更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基于此,对公司治理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是社会期待、社会责任等社会规范。
关键词:社会认知 组织认知 公司法
社会认知和组织的关系
(一)外部环境对组织的认知
制度社会学强调外部环境对公司组织的认知和公司组织对外部环境的认知的相互作用,本文从这一个角度探讨公司法的问题。从个人认知的角度来考虑,组织本身也是被认知的存在。有一些学者认为,组织存在于一定限度的时间内,就是说组织经历被形成被消灭又被形成被消灭……这样反复的过程。比如,有一些行人在马路上碰到一块大石头,它阻碍他们的行程。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一起合作挪开那块石头,他们需要提供劳役(活动),并且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他们的力量应该要一致(相互作用)。另外,他们需要一起讨论怎么去移动这个问题(意志的调整)。具有这样的活动、相互作用、意志的调整等特征时组织才能存在。因此,上述的移动大石头的例子中,行人们一起合作,试图移动岩石的时候,组织是存在的,但是,大石头移动完之后,组织就消失了。同样,一个工厂晚上关闭的时候,职工不进行工作,所以没有具备上述的三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作为组织的工厂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在其他的企业或者医院等组织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是被形成、被消灭。
在上述一定时间的框架中,组织被形成而存在这样一个组织化的看法有没有问题呢?的确像Barnard所认为的那样,组织是两个以上的人协作的系统,本文认为组织是人们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但同时社会是受人们主观认知影响的,并不是以单独并客观的事实而存在。上面的例子中从事移动大石头的人们是否拥有参加或形成组织的意识?是否他们在主观上认知组织的存在?另外,上述的理论认为企业在没有工作活动时(如晚上下班后)就不存在企业组织,那么属于企业组织的成员在主观上也认为组织是不存在的吗?他们肯定认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是组织的成员,也就是在主观上认知了企业的存在。而且跟企业有交易关系的其他企业也不会认为该企业在不活动时就会消失。从这种视角来看,企业在其活动的时间内才可以生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而组织在活动的时候才可以存在的看法不能很好地说明企业中机关的存在意义。
各国的公司法规定公司内部应该具备董事会、股东会等公司机关,但是如果公司是在消失又形成的存在,那么在其内部存在的董事会或者股东会也是消失又形成的机关。但是实际上法律要求的是常设机关,并不是在开股东会、董事会的时候存在的临时机关。因此,公司组织的存在被限制在公司职工实际活动期间的看法和要求公司机关的持续性的法律规定存在着矛盾。以上的公司存在的限定说法问题的根源是对相互作用的理解不够,它们仅仅是从身体相互作用的方面来把握问题,而淡化从人们拥有的主观认知的方面把握精神上的相互作用。人除了拥有身体之外还拥有精神,它是精神性存在并认知事实的存在,因此,职工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主体怎么去认识公司存在的事实,对公司的存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利益相关者或者组织成员认为与他们有关系的组织是存在的,那么该组织在没有活动的情况下也还存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另外,笔者认为公司的存在需要法律保障,这是因为组织是需要人的主观上认知的存在,这样的组织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种组织应该在社会上被认知。而在制度上要保证的是法律的认可。
以上所述的公司机关的存在是从社会认知的必要性和保障其认知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方面来说明的,从这种重视认知的制度理论的视角来考虑,组织的环境是被组织或者个人认知而赋予某种意义之后形成的,并且组织本身也是被人们认知、赋予某种意义而存在的。
(二)组织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外部环境对组织的认知之外,组织和个人也认知外部环境。社会对公司的角色期待对应的是公司在自己认知的框架中认知外部环境。公司是通过认知外部环境作出行为的、拥有主动性的组织,它不同于只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被动组织。有人强调技术和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在他们理论的框架中,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关系还是被重视的内容,只是对于组织来讲,环境是对行为主体的制约条件的集合。但是,组织的外部环境超越了客观存在的事实的范围。这是因为,外部环境是通过对组织本身的关注和解释的过程而形成的。如果没有人的认知,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就不会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要素。人为了理解社会现象而关注、选择、记忆、评价有关社会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预测将来的情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部环境是被创造的。人们赋予社会现象某种意义认识到其存在,这种创造的概念对理解现实中的组织行为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够充分理解该组织是怎样创造外部环境的,就无法回答某种组织的外部环境是什么的问题。在客观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不同的组织可能拥有不同的认知,它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创造不同的环境,展开不同的行为。
人们的认知具有主观地认知对象的特点,但是这个认知依靠人已经拥有的某种观点,而这种观点的设定正如Heidegger主张的那样,受到环境的影响,带有某种历史性的因素,而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才认知了各种现象。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他无法处理所有的信息。为了简单地梳理信息,信息是被选择而分类的,而人的认知结构是解释信息的一种框架,社会认知意味着某种认知在特定的共同体内部成员共有的状态下的认知。对这样的社会认知影响很大的是社会文化环境。组织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组织施加适应社会信念的压力。文化中包含着对角色的期待,因此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和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交换等经济行为也受到角色的影响。比如,根据Zelizer的研究,美国生命保险行业因为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曾遭到大众的抵制,这个例子说明了文化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是随着文化框架的变化,社会大众认可了生命保险防止投保人等家属更贫穷的作用,生命保险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上述创造的概念对理解现实中的组织行为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够充分地理解该组织是怎样创造外部环境的,那么就无法回答某种组织的外部环境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客观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不同的组织可能拥有不同的认知,它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创造不同的环境,展开不同的行为。对组织来讲,怎么去认知其环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社会认知对公司法产生的影响
从上述的社会认知和组织的关系来看,对公司治理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力的,除了交易成本和股份结构等经济因素之外,社会期待、社会责任等社会规范。公司治理的价值,即公司治理的作用是通过保护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弱者的利益或者通过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而实现社会公正。而这种公司治理作用和社会规范是“体”和“用”的关系,但是像在本文中已经说明的那样,公司怎么去认知社会对公司期待的内容靠的是公司的认知能力。因此,在实际社会中有可能存在与社会规范不适应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公司是拥有永恒性并且追求盈利的社会实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利益相关者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要达到它的目的而存在下去的话,需要做出与以社会规范为基础的社会期待相适应的行为。因此,不同企业认知的不同社会责任概念也是通过淘汰、保留的过程逐渐统一起来的。
社会责任的概念逐渐吸收社会期待之后,这种社会责任概念影响公司治理模式,从而逐渐地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域中形成特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这种特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发挥的作用也与社会规范有相应的关系,而这种作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个观点来看,公司治理的形成与价值的问题,一方面是公司治理如何形成、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治理应当如何形成、应当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样“应当”的问题。而后者“应当”的问题在设计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时候有很大的意义。另外,公司具有股东所有物的特点,也具有股东、职工等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并拥有实在性这样一个特点,或者像交易成本理论假定的那样,股东等之间的合同之束,或者市场的替代物这样一个特点。因此从股东、利益相关者以及合同之束的角度认识公司法人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受以上各种特点的影响,在公司法中存在着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团体法以及劳动法等各种法律特点。而各国公司法强调各个特点的某一部分,比如有的国家的公司法强调公司法中的物权的方面,另外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可能重视如何筹备资金这样的证券法内容,而如果像日本把公司看作一种社团,那么这种公司法可能重视公司内部利益平衡的方面。这样的情况也说明了公司法人的本质是什么、公司法是什么样的问题,说到底是社会大众认知的问题,即社会大众对公司是什么样的或者应当怎么存在的认知问题。
各国大众对公司的认知对公司法人的本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认知通过法律解释或者立法逐渐地吸收到公司法。因此,可以认为对公司法或者公司治理制度的形成来说,各社会成员想要什么样的未来社会的梦想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桑田耕太郎,田尾雅夫.组织论[M].日本:有斐阁アルマ,1998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2
关键词：大五人格；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聋哑学生
中图分类号：C91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79-02
应对(coping)也称应付，是指个体在处理来自内部或外部、超出自身源负担的生活事件时，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个体的应对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观资源，如人格、态度等；另一类是客观资源，如社会支持等。它们既是可供利用的应对资源，也是影响应对的决定性因素[1]。有关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与健康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积极的、适应性的应对方式有利于适应和身心健康，消极的应对方式不利于身心健康[2][3]。
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国家对残疾人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残疾人进入学校，享受教育。聋哑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心理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国内许多相关研究都表明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低[4][5]。就目前来看，我国对残疾人心理的研究和干预还是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探明影响应对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揭示应对的深层内涵和作用机制，而且能够为聋哑学生应对技巧的学习和治疗性干预提供实践指导。
一、研究方法
1.被试
被试的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从济南特殊教育学校选取聋哑学生200人，收回问卷188份，有效问卷149份，男生89人，女生60人。从济南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选取普通学生180人，收回问卷161份，有效问卷133份，男生55人，女生78人。
2.研究工具
一是大五人格问卷；二是社会支持问卷；三是应对方式问卷。
二、结果
1.聋哑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差异
为了对比聋哑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差异，分别将他们在人格、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上进行比较，发现聋哑学生与普通学生在人格的适应性、利他性和道德感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社交性和开放性上差异不显著；在社会支持上，聋哑学生与普通学生在社会支持总分和客观支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利用度和主观支持上不存在差异，普通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聋哑学生和普通学生在解决问题、自责、退避、合理化和消极应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普通学生更多地使用解决问题，而聋哑学生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
2.聋哑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
为了考察聋哑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的方法，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人格的各个维度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适应性与应对方式中的幻想及消极应对方式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并不显著；社交性与求助，和幻想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与自责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相关均不显著；道德感在幻想，退避及消极应对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从社会支持的总分来看，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中的自责，幻想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与求助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应对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和积极应对相关不显著。从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来看，主观支持和应对方式中的自责，幻想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与求助之间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相关不显著；利用度和求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相关不显著。
3.人格和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聋哑人格和社会支持对应对方式的回归效应，以社会支持总分和人格的各个维度（适应性、社交性、开放性、利他性和道德感）为自变量，分别以应对方式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以消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表2）显著，而以积极应对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F=0.801，P>0.05）不显著。
三、讨论
1.聋哑学生与普通学生的人格、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比较
聋哑学生和普通学生在适应性、利他性和道德感三个维度上有显著地差异，普通学生的得分要显著地高于聋哑学生，原因可能是聋哑学生由于其生理上的缺陷，以及长期的不能通过语言与他人和外界交流信息，可能导致在人格上的某些维度上偏差。聋哑学生人格上性别差异不显著。但是普通学生人格维度中的社交性和利他性上存在性别的差异，女性在这两个上的得分显著地高于男性，这也与女性比男性更善交际和更有爱心有一定的关系。
相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聋哑学生获得更少地社会支持，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相同[5]。聋哑学生与普通学生相比在客观支持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可能是聋哑学生由于其语言交际上的障碍，交际范围比较窄，因此获得的客观支持也就不如普通学生那么多。聋哑学生在社会支持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普通学生在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就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女性获得客观支持更多，可能是由于女交际，更有亲和力，更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因此获得更多的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也不同，女性更多的利用自己的社会支持资源，而男性由于本身的大男子主义或是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原因，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更倾向于独立的自己解决问题。
在应对方式上，聋哑学生和普通学生都更多地采取求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但是在消极应对方面，尤其是在自责、退避等维度上面，聋哑学生得分显著地高于普通学生。尽管大多数的聋哑学生经过教育学习，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能够面对现实，理智的分析问题，针对问题采取行动，但是比正常人更多地使用消极应对。这可能与其自身就是弱势群体，潜意识里就更自卑有关。应对方式上聋哑学生性别差异不显著。
普通学生在积极地应对方式上得分更高些，性别差异也更显著。男女在解决问题，求助和合理化方面呈现显著的差异，男性更多地使用解决问题和合理化，女性更多地使用求助的应对方式，这也是与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有关系。男性是就事论事，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并且要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女性则有更多地依赖性，遇到问题希望得到帮助，这也就造成了男女应对方式的不同。
2.聋哑学生人格与应对方式的分析
从人格的各个维度上看，聋哑学生人格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适应性与应对方式中的幻想及消极应对方式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并不显著。这与以前的研究不一致，并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聋哑学生身上，普通学生的结果也与其一样。原因可能有多方面，最有可能的就是心理的一个缺失性关注，越是没有什么东西，就会越关注什么。由于先前经验的适应性不良，造成了后来对适应性的过度关注，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更多回避或是报告积极的方面，因此造成适应性与消极的应对方式显著相关。社交性与求助和幻想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与自责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相关均不显著。社交性得分更高者，拥有的社会支持可能就更多，遇到问题时可能更愿意采取求助的应对方式，更少自责。道德感在幻想，退避及消极应对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特殊学生也接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道德感得分越高者，更少的使用消极应对方式。
进一步的回归发现，人格对消极应对的回归模型显著，尤其是适应性和道德感，进入回归模型，说明适应性上得分越高者，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道德感上得分高者，更少的使用消极应对方式，两者对消极应对方式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聋哑学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分析
社会支持水平和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社会支持获得更多者更少的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但是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不显著。这也与前人研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存在社会赞许效应，被试在回答社会支持时，更倾向于多说自己拥有的社会支持。
从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来看，主观支持和应对方式中的自责、幻想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与求助之间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主观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因此聋哑学生中主观支持得分更高者更少的自责和幻想，当他们遇到问题时更多是求助他人，也因此对支持的利用度也就更高，利用度和求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刘玉新,张建卫.社会支持与人格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2]姜乾金,黄丽.心理应激:应对的分类与心身健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4).
[3]李金钊.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心理压力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心理科学,2004,(4).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计划行为理论；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2-25 -02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民以食为天”，食品工程的质量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民生大计的问题。此外食品企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万千百姓的食品健康安全，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一环。但是我国近几年的食品安全状况却不容乐观，食品安全惨剧一次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不断警示着人们。随着食品企业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消费者越来越希望企业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发达国家，消费者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众所周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及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因而消费者的响应方向及程度将会成为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动力。
二、文献回顾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最早由“企业社会责任之父”Bowen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家应该以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念为基础进行的决策和制定的生产经营策略。Davis指出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是其出于非直接经济利益和技术进步的目的而做出的有利于社会的决策和行为。
我国学者刘俊海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管理者不应只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还应考虑除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投资者、员工、消费者、政府、社区等）的社会利益。”刘藏岩认为：“虽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短期内并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着眼长期，责任企业的社会形象能转化成企业竞争力，特别有利于跨越国际贸易壁垒，改善消费者认同感和忠诚度。”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企业不应当仅仅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只有拥有社会的支持，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二）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
关于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及评判标准比我国的要完善，一些国家出现了动物权利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动物权利的发展越来越法制化、标准化等，Michael 提出了食品企业应该承担的八个方面责任――健康安全、劳工人权、采购和贸易公平、社区、环境、生物技术、动物权利。而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与企业发展情况，动物权利等因素暂时不能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1.根据社会层次划分
（1）经济责任
经济责任指企业应当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保持良好的经营绩效，保障股东权益，保证投资者的利益，食品行业面向企业股东和投资者需要承担经济责任。
（2）法律责任
食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遵守法律法规，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保证产品质量，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提供便捷、可靠的售后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安全、平等的消费环境。此外，企业还应当按时依法纳税，真实、完整、及时的披露企业信息，以便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3）伦理责任
企业应当重视生产经营过程对地球生态造成的破坏，将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与绿色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企业的长远战略规划。环境保护工程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现状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因此食品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当做到绿色生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单位。
（4）慈善责任
企业的慈善责任包括帮助贫困、灾区人群，为弱势群体提供生活物资。其最主要的形式是捐赠，如向儿童福利院、贫困地区、地震灾区、教育机构等进行爱心捐赠。此外，还包括向弱势群体，如残疾人士，生活困难人群提供保障性工作岗位等等。
2.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划分
（1）对股东的责任
股东是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作为企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企业有义务向股东提供真实的经营及财务数据，以便股东即时了解公司经营状况，为股东决策提供依据。
（2）对员工的责任
食品企业想要发展，必须保证的员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如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按时发放员工薪资福利，向员工提供与其劳动投入等价的报酬，依法缴纳五险一金，按时发放职工工资。
（3）对消费者的责任
食品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首先表现在保障食品安全上，包括对原材料的选购环节的严格把关，对加工环节的监控，对销售环节的关注等。其次，食品企业在进行宣传时，不应夸大产品效果，误导消费者。而且，食品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规章制度，保证消费者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
（4）对商业伙伴的责任
目前社会对食品企业应向其供应商应该承担的责任要求包括：遵守商业道德，尊重、保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诚信经营，建立良好的商业信用等都是与供应商维持良好关系的方式。
（5）φ府的责任
政府在企业的建立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食品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依法纳税，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听从政府的领导，遵守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并接受政府的监督。
（6）对社区的责任
食品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会更多的接触农业、农村、农民，因而其对社区的责任，首先是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其次，还应当参与社会的扶贫计划，帮助困难人群，参加慈善公益活动。
（7）对自然环境的责任
食品企业应当积极生产环保产品，合理利用资源，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如对废渣、废水、废弃进行合理的处理，并尽量恢复以污染的生态环境。
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一）国外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表明，相比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较差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会更愿意选择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好的企业，消费者的这种选择反过来又会促进企业更积极、更全面地承担社会责任。Drumwright 提出，不同消费者拥有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其购买意愿以及对企业的形象感知都不同。Sen & Bhattacharya（2001）指出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概念（CSR support），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会通过消费者企业认同和企业信任两方面影响企业声誉，最终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之后，Mohr & Webb （2005）提出，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支持程度不同，对其产品的购买意愿及对企业形象的感知也不同，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程度高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责任企业的产品，即拥有更强的购买意愿。
（二）我国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我国有关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最开始主要基于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周延风（2007）引入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概念（CSR support），该理念认为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影响其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认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愿意购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这一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结果相吻合。王怀明（2011）等指出，消费者行为态度对其支付安全食物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陶蕊（2011）发现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对其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杨申滢（2012）认为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进而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产生影响。来尧静和吕文凤（2008）以绿色食品为背景，研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发现消费者感知到的外在社会压力会正向影响其购买绿色食品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还认为知觉行为控制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即购买行为意向不仅受到个体主观信念的影响，还会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约束。罗丞，邰秀军（2009）以厦门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其对安全食品了解程度、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对当地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信任程度均会正向影响的购买决策。
四、结论及建议对策
（一）食品企业需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从上述的文献分析可以得出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内涵及重要性的认知水平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就越容易影响其食品购买意愿。而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经济利益的来源，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状况良好的企业，也就是f食品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将会是自己收益。
（二）完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政策建设，积极引导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应该不断完善有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及政策规章的构建，不断引导、促进食品企业积极、全面承担社会责任。其次，政府还应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客观公正地评估食品企业责任履行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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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hattacharya，C.B. and Sen，S. and Korschun，D. Leveraging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 the stakeholder route to maximizing business and social valu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3] Mohr，L.A.andWebb，D.J.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ice on consumer responses[J]，2005，39（1）.
[4]周延风，罗文恩，肖文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消费者响应――消费者个人特征和价格信号的调节[J].中国工业经济，2007，（03）.
[5] 陶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环保型产品购买行为分析[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05（2）.
[6] 王怀明，尼楚君，徐锐钊.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标识支付意愿实证研究――以南京市猪肉消费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11（1）.
[7] 来尧静，吕文凤.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绿色食品购买行为研究[J].生态经济，2008，（02）.
[8] 罗丞，邰秀军，郑庆昌.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购买倾向的实证研究――来自厦门市的调查发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9，29（6）.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4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关注焦点，其与员工工作行为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入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从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两个视角来解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1)05－0061－07
近年来，已经引起理论界和实业界普遍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迅速扩展到世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作为社会责任的主要履行者，企业不仅提高了自身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而且联合产业链中的合作方、供应商等各个参与者共同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来。目前，企业承担与履行社会责任，已从当初以处理劳工冲突、环保问题为主要功能，上升到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塑造“负责任”的雇主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与此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员工行为的相关研究也成为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将会促使员工产生亲社会的企业公民文化，并由此提升员工表现。但是，现阶段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阐释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机制。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来实现?基于上述疑问，本文论证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和员工工作投入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通常认为人们会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换如情感、赞赏、信息、声誉、地位、服务等非物质资源；与此同时，人们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交换时也会计算其成本与收益。如前所述，本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换着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源，并考虑以何种手段获得更多的社会交换收益。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群体间以及个体间因平等交换关系而结成相互依赖关系，这样，社会交换理论也就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员工是企业首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社会交换理论的提出为解释员工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企业能够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培训、晋升机会、组织文化、组织支持、组织关怀等，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员工会积极回报给予自己尊重和重视的组织，并通过努力工作和忠诚、自觉维护组织形象、利组织行为等换取组织的认同和奖赏。企业如何更好地承担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进而激励员工、换取员工的热忱回报与努力付出也是社会交换理论崭新的应用课题。在本研究中，笔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
近年来，组织公民行为日益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它对组织的有效运作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Kata和Kahn于1966年最早提出了“组织公民”这一概念，并认为组织公民需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必须被组织吸引，并愿意留任于组织之中；必须完成角色内的工作任务；必须表现出超越角色规定的主动的创新行为。之后深受理论界关注的便是Organ及其同事，他们提出了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概念。Organ认为任何组织系统的设计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如果只依靠员工的角色内行为，很难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因此，必须依靠员工的角色外行为来弥补角色职责的不足，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为此，他们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不能被组织正式的报酬系统直接、明确地确认的，但是有利于组织运作成效的个人自发行为”。此概念成为日后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基础。
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具体来说，组织公民行为涉及到员工的个体行为，且这些行为超出了员工的职责范围，但是却有利于确保组织有效运作进而提升组织效能。Organ认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交换理论。也就是说，组织公民行为是基于互惠原则的自发性的回报行为，该种行为一般都超出了员工的工作描述，完全出于个人意愿，既与正式奖励制度无任何联系，又非角色内所要求的行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动因：(1)公司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以此来吸引和留住员工，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公民行为；(2)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利平等的社会换模式，下属一般选择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报。
正如Organ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交换理论在组织公民行为和其他变量的相互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组织经验的感知促使人们去评估其与组织之间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并以此来判断该交换关系的公平程度。有相关研究认为，组织中的个体若能感知到这种公平的社会交换关系，将会增加其对组织的忠诚度，而且增加的忠诚度将会促进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反之，若是组织中的个体感知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交换关系，将会更加倾向于减少其对组织的忠诚度，将其社会交换关系转化为经济交换关系，并相应地调整其未来的组织活动。之后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Organ的观点，认为积极的社会交换关系将会促使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个对员工、顾客、环境等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过程。如果使员工能够感知到组织的努力，这将有利于企业树立“负责任”的雇主品牌，并将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员工、形成组织认同感，从而有助于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促进其表现出更多超越工作本身的角色外行为和利组织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 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关于员工工作投入的研究，不仅深受工业心理学领域的关注，同时也是组织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心理学的重要课题。工作投入被看作是一种员工重视职业发展的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工作追求。Schaufeli等人在其研究中将工作投入定义为一种以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和专心(absorption)为特征的积极、持续和高成就的工作情
感、认知状态。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形象，帮助企业在拥挤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一种吸引力，促使企业吸引那些具有高技能、积极性高的员工。与此同时，成功的企业应该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采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尤其是，当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过程中来，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真正制定者时，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才是最为有效的。以往的相关研究发现，个体身份认同会影响个体在组织中的工作表现。具体来说，“本质特征”、“社会性契约”以及“道德的坚持”三者是身份认同的主要组成部分。更为确切地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一系列管理活动，用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公司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影响或是用一种满足甚至超越了法律、道德、商业和社会公众对于企业的期望的方式来运作。也就是说，企业之所以履行社会责任，是基于企业的组织文化以及其“道德的坚持”。基于上述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其中。员工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履行者，更应该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者，其身份与组织身份不断契合。在此基础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将会内化成员工的主动行为，并进而对员工的工作表现产生影响。Bennett和Bell在2004年的相关研究中指出，如果组织期望员工能够完成并超越组织预期的目标，就应该设法让员工对组织投入他的“心”，从而使员工不仅仅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性上心甘情愿地对组织投入、对组织负责，进而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投入影响组织绩效和提高组织的工作产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工作投入代表着一种对工作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体验。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投入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工作投入可以有效促使员工产生亲社会的企业公民文化，并由此提升员工工作表现，激发员工的角色外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2。
假设2 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三)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员工的自我概念受其所在的社会组织影响，而其工作的企业是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员工凭借企业社会责任所形成的积极的社会认同感来提升自我概念，并将自己所在的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形成有利感知，认为自己所在群体优于其他群体，并形成积极的社会认同。作为企业的一份子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在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和评价企业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员_丁的自我概念和组织认同感。Herpen，Pennings&Meulenberg将企业社会责任看作社会所期待和希望企业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活动，社会成员将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和感知来形成对企业的认同或否定态度。Bhattacharya，Sen＆Daniel认为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与评价会形成认同，并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Rodrigo&Arenas以智利两家建筑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质性分析(扎根理论)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声誉)对组织和社会的态度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员工会在组织层面察觉并接受组织的新角色，进而影响组织认同感，并因此而表现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3。
假设3 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西南地区五家制造型企业的员工，共计发出问卷400份，回收302份，回收率为75.5％，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256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分别来自这些企业的不同部门、不同岗位。
(二)研究工具
企业社会责任采用本文作者在前期研究中基于Turker原始量表修正后得到的企业社会责任量表。组织认同感采用Mael&Ashforth于1992年编制的组织认同感问卷。工作投入选取由Schaufeli等人于2002年编制的工作投入量表(UWES)。组织公民行为采用樊景立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编制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18.0和LISREL 8.71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最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感、工作投入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结果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为判断各测量题项是否真实地测量了相应的变量，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来检验结构变量衡量的信度。本研究中各潜变量的Cronbach's仅值均大于Nunnally建议的0.7水平，表明本研究对各结构变量的衡量具有较好的信度(见表1)。同时，本研究还采用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对潜在构念一致性程度进行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的组合信度系数CR值均高于Bagozzi&Yi以及Fornell＆Larcker建议的0.6标准，表明本研究对各个变量的测量均具有较好的信度。
2、效度检验
变量衡量的效度主要是通过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分析来评价。对于内容效度来说，由于本研究对各变量的衡量都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现有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对于结构效度，则依据Aderson和Gerbing的方法分别对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进行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7，且全部通过t检验，达到p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感、工作投入与组织公民行为四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结果表明，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进一步进行假设检验。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技术来验证假设和理论模型。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四个潜在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感、工作投入以及组织公民行为均已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证明测量模型是有效且可信的。在此前提下，本研究进一步通过结构模型分析验证假设，并检验组织认同感
和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控制了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位层级以及岗位类型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β=0.218***，p
随后，研究通过巢模型比较，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研究首先建立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本研究的理论模型，通过数据拟合，对其进行修正(删除不显著路径)，然后将其与部分中介模型(全模型)进行比较，最终确定一个数据拟合情况最优的优势模型(如表3所示)。模型比较旨在通过X2与df计算模型差异显著性，如果差异不显著，则认为两个模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这时选择路径最简模型；若差异显著，则认为路径较为复杂的模型优于简单模型，因此复杂模型拟合较优。根据表3并通过巢模型比较，结果发现部分中介模型(如图1)和完全中介模型(如图2)间的差异不显著(X2df=2=1.7，p=0.43>0.05)，我们认为路径更加简洁的竞争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全模型。因此，完全中介模型被接收(X2=443.81，df=148，X2／df=2.99，RMSEA=0.92)，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如前所述，本文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和巢模型检验等分析方法，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5
[关键词]福利水平；我国经济；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39-02
2009年以来，美国等国家一直就人民币汇率向中国施压。2010年9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已经突破了6.70关口。一旦人民币升值达到甚至超过20%，就会造成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社会动荡。那么，人民币到底该不该升值？
1人民币该不该升值
1.1人民币不升值
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则意味着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增加最终将导致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越来越多，通过乘数效应最终造成货币供给过多，这也是我国经济近年来存在的问题。自2008年以来，我国的外汇流入逐年增加，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的好转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我国的外汇流入还将增加。
货币供给过多会导致物价的上涨，然而，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物价不会出现需求拉动型上涨，即使有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那么最终，过剩的流动性将流入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
1.2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都会产生影响。首先，人民币升值会造成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其次，人民币升值还会减少我国商品的出口量。这样看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来说既是有利的供给冲击，也是不利的需求冲击。如果人民币升值对供给的冲击大于对需求的冲击，那么失业率会下降，产出水平将上升，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如果人民币升值对需求的冲击大于对供给的冲击，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产出水平的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一般来说，人民币升值对需求的不利冲击要大于对供给的有利冲击，从而产出水平会下降，失业率会上升，但相比较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和产出水平的下降幅度要小一些。由此可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还是比较有利的，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然而，我们绝不能被其他国家左右，而应该在进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升值。
2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1贸易之忧
虽然说人民币升值会给我国出口贸易企业带来优势，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的不利影响要大于有利影响。
（1）人民币升值将严重冲击以低价取胜科技含量不高的出口行业。我国进行加工贸易生产的出口企业有一半以上是利用廉价劳动力，技术含量不高并且主要以低价取胜，所以，虽然当前企业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大，但对这些企业的冲击不小。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会造成原本单薄的利润被削减，进而导致亏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2）人民币升值造成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加，冲击国内相关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致使进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国内产品的价格来说更低，人们用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外国产品。在短期内，如果不对这些企业给予贸易保护和本土支持，将对国内企业的发展不利。但从长远来看，与国外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企业竞争是有好处的。
（3）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导致外商投资的成本增加，减弱了外商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被我国实行的优惠政策吸引来我国投资办厂，这些企业利用国内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赚取高额的利润。人民币一旦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相对于升值之前不再那么廉价，外商在我国投资成本增加，外国资金会逐渐移出生产企业，转入我国资本市场，这不但会影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还会扰乱我国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
（4）人民币升值最终加大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不论人民币升值是通过冲击了以价取胜、科技含量低的企业从而阻碍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还是致使进口增加从而阻碍国内相关企业的顺利发展，或者是削弱了外商在华投资的积极性，这些负面影响最终都会致使我国就业减少，失业率增加。
2.2产业之思
通过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来扶持主要经营出口贸易的企业，我国多年实现贸易顺差。但如今，美国等国家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我国在考虑人民币是否升值的同时，必须考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以下从供需两方面来讨论我国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①原材料供给。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我国对原材料的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这样，国内原材料的价格迫于国际竞争的压力必然降低，从而企业生产成本减少。②中间产品供给。我国以出口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式的企业大多从事来料加工、技术含量低、生产中间产品、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的，本身生产利润就不高。因而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些来料加工行业的利润会逐步减少，甚至很多企业倒闭。但高附加值产品行业原本技术含量高，利润高，基本不受人民币升值影响的。大量来料加工企业将因为人民币升值倒闭或转型，同时我国经济将因为人民币升值向高附加值行业发展，我国出口企业逐渐向高技术型企业转变，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2.3人民币升值
①最终需求。人民币升值会增加进口产品的相对于国内产品的价格，人们增加购买进口商品就会减少购买国内商品，进而影响我国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缺乏品牌资源、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②中间需求。中间产品的价格会随着人民币升值而降低，那么利用进口中间产品进行生产的企业成本将降低，从而有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③投资需求。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将随着人民币快速升值而大幅度上升，这将加大国外投资者对投资的需求，外国资金会涌入楼市、股市等进行投机，这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大大不利，反而导致大量“热钱”流入我国。
3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在一个国家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国内消费用于消费的预算往往是用于在国内不同商品之间分配。当一个国家有了对外贸易之后，消费者的收入就可以用于在国外商品和国内商品之间进行分配，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之间就可以用汇率联系起来。当汇率、消费者收入、国内商品价格和国际商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预算线也就是确定的，那么必然就有一条社会无差异曲线会和这条预算线相切，切点就是这个国家的消费均衡点，这个切点可以确定这个国家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购买国外和国内商品的数量，这个数量组合就表示了这个国家的总体效用达到了最高水平，也就是达到了社会福利水平最大。
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即消费者收入和国内商品价格保持不变，而国外商品在国内价格会下降。分析效用理论可知，一种商品价格下降会导致既定的预算约束线发生转动，即消费者会增加购买该商品。预算线转动之后将会和更高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有一个切点，此时消费者得到的总效用水平提高，福利水平就提高了。这样从整个国家来看，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4结论
本文阐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大体上来讲，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在短期内有负面影响，会冲击我国一些出口贸易相关企业，从而影响国民的就业。但从长期来看，对这些企业的冲击会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会促使一些低技术含量，以价格取胜的行业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从整个国家来看，人民币升值使消费者的总效用增大，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于我们国家是利大于弊的。
参考文献：
[1]陈小平，廖新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们[J].中国集体经济，2007（3）.
[2]孙晓丽.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2010（31）.
[3]汤健雄.人民币升值加速珠三角外向型产业转移[J].生产力研究，2009（8）.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6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90%以上的村民都披露“好经被念歪”的现象。丝毫没有人去怀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只是置疑落实的情况罢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好经”被“念歪”了呢？或许原因很多，而我们仅仅想从“人情”方面去探究一些原因，以求能找到突破“执行”瓶颈的对策！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个人情气氛很浓的国家，这种靠血缘伦理关系维持的社会，缺乏法理契约型社会的传统，因而轻法治重人情。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缺少深入贯彻的社会气氛，往往在人情面前大打折扣。从人际关系方面看，“重人情，讲面子”是中国人维系关系的一条准则，我们无法置疑它的优点，但往往人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易引发歪曲评价，他们评价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办事能力，而是能不能“做人”，会不会“做人”，根本上说就是能不能“不得罪我”。因此，这种评价助长了“不得罪人”，“做老好人”的处事风格，形成了现在“讲人情”的社会风气。而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又必然要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和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无情地把一个具有果断坚定性格的人放在错误的人情环境中加以考量，这种考量的压力很可能使人变得唯唯诺诺，凡事先考虑人情，这样一旦缺乏监督就无法保证执行的得力，甚至可能包庇萌佑，最终会监守自盗，酿成腐败！——这或许也应该算是腐败的一大社会根源吧！
另一方面，这一种社会风气常常带来一种错觉，反应在行为处事态度上，就是“要立身必须先织好人情网”。“熟人好说话，熟人好办事”这是当代人的一大口头禅，凡事不找关系就办不成，因而往往形成恶习，本来个人能做的事也千方百计找人情，助长了社会的依赖思想，使社会丧失活力。“宁愿钱受罪，不让人受罪”“一切向‘钱’看”，无形之中又给“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滋生了腐败。同时也容易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有钱人，人情广好办事，所有问题托个关系便解决，即便解决不了的也大可“开后门亮红灯钻空子”；而对于广大弱势群众，人情窄难办事，甚至办不了事，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因而就调查情况反应，群众怨声载道。许多基层问题被积压，矛盾日趋激化，群众忍气吞声，有苦难言，尤其是广大边远农村，至今仍然存在“当家不做主”的现象。这种权力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人民的利益，长此以往，社会将丧失公平，政党将失去信任，甚至引发执政危机。这样看来，人情问题真的是挡了执行的道。
有人说懂得人情的人才宜为官。姑且不论是对是错，从调查中反应，某某人的为官之路即可见一斑。有的人无才无德却屡屡高升，有的人尽职尽责却屡屡受挫，这种现象在基层的选举中造成“贿选”“送礼”，其情况极为恶劣。“好官得罪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因此，这种陋习得不到根治，就不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不利于党风廉正建设的开展，更不利于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
诚如所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缺乏民主化与法治化的氛围，缺乏规范化的社会意识，缺乏正确的评价机制和考核体系，社会监控体系有待加强。基于以上知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唤起更多人来关注和正视这一社会性的陋习，深入持久地开展各项工作来加以规范。就制度层面而言，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些深入的规划与安排。
第一， 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推动法治化建设。从当前看来，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缺陷就是法律的总体指导与执行过程中的技术程序性设计失衡，程序化建设明显不足，中国的一系列子制度还不完善，使法律漏洞经常存在。因此，我国立法的方向应该事实在着力制订宏观性立法的同时，要深入地进行细节性、持久性规章制度的完善。适度处理好法律的刚性与弹性，杜绝执行中的人为性、随意性现象，使人情难以进入。
第二， 必须要强化规范意识，推动社会监督体系建设。要在全社会构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社会监控体系，尤其要深入加强对执行全过程的监督，大力推行公开公示制度，增强执行的透明度和法制化，使一切活动处于社会性的监督之中。
第三， 必须突出职能意识，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执行文化建设。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效能的提高。规范社会人才评价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加强公推直选工作，完善政绩业绩考核机制，大力选拔有执行能力、执行勇气、执行决心的务实勤政型人才，从心理上抵制人情的左右，要深入持久地推动以效能为核心的执行文化建设，努力加强先进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