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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推行社会责任的好处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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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追求盈利最大化是其原动力，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事关企业最终盈利目标的实现，事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事关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和谐，事关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应该，而且是必须的。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盈利构建科学发展
近几年来，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日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差距，有些企业甚至逃避社会责任，见利忘义、违规违法，由此导致了假冒伪劣泛滥、产品质量不过关、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和员工利益没有受到保护等诸多问题，有的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重要经济组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没人能够否认企业作为“经济人”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始动力。但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却被一些企业家误读，甚至和社会责任对立起来。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仍然将利润追求作为企业经营的行动指南，认为企业活动就是追求利润，向社会提品和服务；甚至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的负担，逐利的心态使二者之间形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样的心态导致的结局就是，当西方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却仍然在为利润而丧失基本的商业道德，之前被频频曝光的污染、矿难等触目惊心的事件，无不向人们展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独立的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经营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企业除了盈利的目的以外，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应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让企业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历史阶段，过分的利益追求使其很难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从西方国家经验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企业与消费者的矛盾，也就是实现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协调。当大量企业尚以利益为追求目标的时候，主导性标杆型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能够起至关重要的榜样带动作用。
当代社会的任何事物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是互相影响的。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可避免的会对个人、社会以至全球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企业有义务回报社会和承担社会责任。由此引出一个责任铁律，就是那些不承担社会责任而一味追求企业利益的企业最终将失去利益乃至倒闭。
时至今日，企业社会责任已不是企业可做可不做的小事，已经是企业不可回避的话题。美国约有60%、欧洲约有一半的大公司设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和伦理主管，负责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提出的质疑，使用各种社会责任履行计划、系统项目设计、科学决策机制和执行程序与控制系统等手段来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当得知一家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消极举动时，高达91%的美国人会考虑购买另一家公司的产品，85%的人会把这一信息告诉亲朋好友，83%的人会拒绝投资该企业，8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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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拒绝在该公司工作。由此可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才能为企业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当今世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在由单纯的硬实力向硬、软两种实力协调并重的方向转变。软实力，主要表现为企业社会公信力、品牌影响力、产业凝聚力和供应链控制力等。拥有这些能力的企业，在资源配置、开拓市场、获得贸易机会、低成本融资等方面会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些都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分不开的。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可以吸引劳动力资源，激励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再造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美誉度和信任度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据有关调研资料显示，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三分之二的公民要求企业不但谋求利润、纳税、守法，更要履行社会责任。五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有道德的消费者，要求企业遵守社会道德，并拒绝购买不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对“人”的认识由“经济人”、“社会人”、“复合人”到“自我价值实现人”的不断深化，企业管理也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行为管理发展到文化管理阶段，要求“以人为本“管理成为潮流。而人恰恰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人与社会为本。
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更有经济方面的回报。虽然会有比较大的初始投入，但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同时也可借此降耗减排、节约资源、减少企业供应链和流通环节，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进而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销售收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举动还会得到政府的各种鼓励和优惠措施及政策扶持，消费者也更青睐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21家履行社会责任较多的企业的研究分析表明，因履行社会责任而最终提升财务绩效的12家，占比57.14%：财务绩效未升也未降的8家，占比38.09%；只有1家显示了盈利减少，占比4.76%。
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资源制胜是初级阶段，资本制胜是中级阶段，技术和人才制胜才是高级阶段。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环境保护的日益严格，中国企业必然要走技术和人才制胜的道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企业，有可能留得住人才吗?
中国企业正在打造企业文化，但企业文化的内涵说到底就是一种留得住人的机制，一种让员工无限忠诚于企业的文化氛围，一个让员工自觉为企业出谋划策的和谐环境。企业文化不是靠企业的中高层嘴上讲讲就能实现的，必须有切切实实的行动。如果企业不对普通员工负责，员工们怎么可能产生认同感呢？企业文化其实也是企业责任的一种表现，不负责任的企业不可能孕育优秀的企业文化。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可分为四点：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经济责任是指企业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资、福利、保险等各种保障和带薪休假，法律责任是指企业要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伦理责任是指企业应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与实现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与实现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与实现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努力消除自己的运营活动、产品及服务的消极影响，加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企业，尽量促进就业。慈善责任是指企业支援社区教育、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城市建设等项目的发展，帮助社区改善公共环境。
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理念，正是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诠释和体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行动。
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和谐社会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和谐社会的“缩微版”，是一种小范围的和谐社会。
公司推行社会责任的好处范文2
一个多月前，全球范围内最精明的政治家、最聪明的学者、最活跃的NGO组织、最顶尖的媒体几乎都聚集在了巴黎。他们要做的，是为日趋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找出一剂有效的药方。
哥本哈根峰会的闹剧落幕之后，巴黎峰会让人们燃起了_一丝新的希望。虽然过程中仍然充满各国政治力量间的合纵连横，但好在最后，大会还是收获了一些新的成果。但很难说，这不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各国政治家们作出的一些妥协。
当然，企业的经营者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民意压力，这促使他们在企业碳排放数据的公开方面做出努力。毕马威刚刚的《顺势而为――毕马威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表明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重视正与日俱增。
报告依据企业收入分析了全球前250强公司（G250）的碳排放报告质量，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39家公司。数据显示，82%的企业公布了碳排放的情况，提及未来减排目标的企业比例达到了53%，以及削减碳排放带来了好处的企业也达到了51%。
超过一半的强势企业已经对碳排放领域予以重视，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如果将目光锁定在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那里的情况更令人乐观。
例如在G250行列中的德国和英国公司，全部公布了企业碳排放情况，公布未来减排目标的企业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4%和83%。不仅数量，两国企业碳排放报告的质量也令人满意，报告质量指数也分别高达75和70。
“第一眼看过去，你会见到一番积极的图景，所有大企业似乎都已经准备好构建低碳的全球经济，”毕马威全球可持续报告及鉴证负责Lwim Bartels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然而，当我们透过表面现象去看实际发生了什么时，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地区表现不平衡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企业的表现均不理想。
仅有79%的美国企业和56%的中国企业公布了自身碳排放情况，低于82%的全球平均水平。碳排放报告质量方面，美中两国报告质量指数分别只有51和10，低于日本的58和法国的57。
相较起来，中国企业的问题更加严重。除了各项数据的大幅落后，还有一些更值得关注的现象。例如没有一家中国企业提及减排目标达成的时间表，这显示出中国企业对于削减碳排放缺乏长期规划。
当然，对比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数据，对于中国企业不见得那么公平。但是，在报告研究的全球收入最高的250家企业中，仅有27家日本企业、17家德国企业、12家英国企业得以跻身其中，数量远远低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39家。
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正变得越发强势，但发展迅猛的它们对于碳排放并没有给予与其实力相匹配的重视，改善这一现象则有助于其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除了地区的不平衡，行业间的不平衡成为另外一个问题。在14个行业中，所有食品饮料公司都公布了企业碳排放情况，公共事业紧随其后，比例超过T9成。
但化学产业、矿业、工业及制造业等高排放行业的披露情况却不尽人意，仅为8成甚至更少。工业及制造业、建筑及材料业、油气行业成为公布减排目标比例最少的3个行业，分别仅有41%、40%和29%的公司为此设定了目标。在报告质量方面，这3个行业也敬陪末座，分数分别仅有45、43和35。
这与美中两个高排放国家企业表现不佳的情况相类似，行业不平衡与地区不平衡的这种相似揭示出一个显著的规律：排放量越大，碳排放披露越差。
―方面，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至少证明了在企业经营者看来，较大的碳排放量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这也成为隐忧，信息和数据的不透明让企业缺乏改善这一境况的动力。
人们往往希望市场因素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碳排放所具有的“负外部性”特征却常常导致市场失灵。企业为获利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却需要社会共同承担这一责任，这种负外部性使得社会为企业行为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企业自身的成本。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策法规的适度介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欧洲国家碳排放报告质量的提升，就与2005年开始推行的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相关。该制度强制规定了各个企业的碳排放量，促使高排放企业测量、监管和管理自己的碳排放行为。在这一制度的制约下，欧洲的一些主要石油供应商开始为碳排放支付更多资金，并开始转变依赖化石能源的策略，转而寻求低碳能源。
该制度的成功，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韩国从2015年开始在国内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国也已经计划于2017年推行相似的政策。
“随着中国在2017年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一局面有望改观。碳排放报告将成为中国企业优先关注的问题，因为业界对于各大企业采取行动以减少碳排放的前景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毕马威中国商业报告与可持续发展主管郑咏娴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除了碳排放，全球企业在其他领域也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的建设，因为企业的经营者明白，全新的关系营销时代正在到来。
某种程度上，企业总是在寻找与其他竞争者间的差异，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早期的经营者总是从产品本身寻找差异化，当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便出现了品牌。而现在，品牌的同质化程度正在增加，人们很难单纯从品牌诉求的角度找出差异，所以企业开始寻找新的差异点，关系进入了它们的视野。
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成为与外部环境建立良好关系的前提，越是领先的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越好的前瞻性。这次调查还分别选取了45个经济体的前100大企业组成总数为4500家的N100公司，N100公司与全球G250公司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也能够证明这一论断。更具竞争力的G250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从1999年的35%激增至2015年的92%，而N100公司在同一时间段报告的比例增长就相对迟缓，仅从24%增加至7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亚太地区公司在社会责任的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亚太公司比例仅为49%，远远低于欧洲的71%以及美洲的69%。但4年之后的2015年，亚太地区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比例增长至79%，领先全球其他地区。
公司推行社会责任的好处范文3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国是一个新的概念，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批跨国公司进入而带来的一个崭新理念。但在国外，CSR这一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发展至今，被认为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象《财富》和《福布斯》这些国际主要财经杂志，在进行企业排名时都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考虑标准之一。所以，大型企业都把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文化和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CSR形象的建立，一直是公共关系传播的重要内容。
对于CSR的定义，尚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定论。广义而言，是指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企业在经营上不只是对股东负责，而需要对所有的利益群体负责。有些人认为，是企业将取之于社会的利益，具体地回馈给社会。也就是，社会赋予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履行。有一个类似但较为笼统的说法是，企业对于其所依存而运作的社会，负有法律和社会义务，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和这些义务关系的互动，以及如何履行这些义务。
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休戚相关。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来源，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的一员，必须融入到社会群体之中，与各种组织产生互动。企业在享受社会赋予的自由及机会时，能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认同，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佳的社会氛围，使企业得以保持生命力，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成熟的企业都非常重视社会责任形象的建立和推广。
在国内，非典型危机的爆发，不仅激发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唤起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各行各业的企业都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抗击非典的阵线，通过一系列的企业行为、公益活动回报社会，提升企业形象和价值观。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企业成熟、社区发展、政府减压的好事情。据不完全统计，非典期间关于企业CSR的媒体报道就超过了1000篇，涉及媒体近80家。 公益捐赠，共同的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义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在全民抗非典这一特殊时期，正是体现企业对社会公众的良心和责任，回馈社会的时机。所以，公益捐赠成为支持抗非典最直接有效的形式之一，是非典时期许多企业的共同选择。
捐赠内容包括可以直接用于抗击非典的专用医疗款项、研究基金和专用医疗物品，或是企业通过向医疗单位或医护人员捐赠各种生活用品表达企业的感谢和慰问。据全国工商联合会统计，超过3000家的民营企业向各地各级抗击非典的组织捐赠款物达5.6亿元。这还仅限于工商联的会员企业和已经上报的内容。实际的捐赠款物要远高于这个数字。
为了鼓励企业参与抗非典的积极性，国家在税收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规定，企业的捐赠可以冲抵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而大部分企业对此都表示非常欢迎，这反映了国家对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肯定和支持，也表明了在发生公共危机时，应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应对，相互配合，共度时艰。
从企业CSR的传播效果而言，媒体对于企业的各种公益捐赠活动，捐赠金额是报道中最普遍的角度。而有关数据也表明，媒体的报道量和捐赠金额成正比。捐款数额较大的联想集团、广州本田、蒙牛乳业、北大方正、南方电网等企业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些企业的行为也符合企业CSR“多发展，多回报”的原则，并与它们在其行业中的领导地位相符。
可以看到，如果捐赠物品为特殊的抗非典物品，媒体的关注度也会相应提高。依维柯结合自己产品的特点，通过捐赠非典专用救护车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既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恰到好处的宣传了产品，收到了一箭双雕的传播效果。医务人员专用、非典病毒研究等直接与抗非典相关的捐赠报道率最高。
捐赠主体选择得当，也能在传播上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日本丰田作为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代表，向中国卫生部捐款150万。捐赠金额虽不突出，但因为选择了国家抗击非典的主管部门作为捐赠主体，引发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与之相比，北京现代由于捐赠主体选择角度不同，报道量只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
除了捐资赠物，不少企业还选择了赞助抗非典公益广告的形式。海尔集团先拔头筹，赞助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公益广告在黄金时段高频率播出，从而引发了这一新的抗非典方式潮流；LG独具匠心的“I LOVE CHINA”公益广告的播出，吸引眼球之余，也引起了许多消费者的共鸣和认同，很好的演绎了LG的本土化策略。 非典精神说
寻求与建立企业符合社会取向的价值观，通过传播企业的这一理念和文化，为企业营造统一和谐的外部环境，是CSR的另一重要内容。因此，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当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一方面需要迅速制定相应的紧急应变措施，以负责任的态度关爱员工，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同时，保障员工的安全，把危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与此同时，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人”，也需要发扬“大爱”精神，为倡导主流积极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尽一己之力。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曾说过：“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企业的捐资赠物无疑是一种及时的援助，另一方面，在危难之际，社会和个人更需要情感上的相互帮助和互相鼓舞。有专家指出，比非典更具传染力的是恐惧本身。在加强对非典的科学教育之余，避免恐慌，加强信心，引导正面的舆论和积极乐观精神取向是抗击非典的另一良方。为此，一些企业结合本身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呼吁从精神的层面抗击非典，取得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回应和共鸣。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企业之一，美国箭牌口香糖有限公司是这一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在向京粤两地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单位捐赠价值三百万元的慰问物资之外，箭牌同时向社会发起了一项名为“刷新心情，让爱传染”的倡议和图文征集活动，呼吁人们“刷新心情”乐观面对，心手相连“让爱‘传染’”，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非典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爱的情感。而这正好与该公司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带来轻松心情和愉悦感受的理念相契合。在具体的传播执行上，恰如其分地利用了5月12日“护士节”这个契机，与主流媒体进行深度合作，从而保证了信息传播的高质量和大篇幅，在众多的捐赠报道中突围而出。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由洪晃、张欣、潘石屹、田溯宁、张朝阳等企业家和民间人士发起的“中国精神”活动。联合企业和个人，使用放风筝这种中国民间特有的户外活动，表现中华民族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顽强性格。在后非典时期，号召大家发扬中国精神，走出非典的阴影，重树信心。这反映了中国新生代的企业家对“如何恢复非典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行动。也反映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认同和诉之于行动。 承诺中国
跨国公司作为在华企业的特殊群体，赋予了CSR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中国市场的贡献和承诺。特别是在非典这个特殊时期，跨国公司在华业务会否受到影响？跨国公司会否因此而调整在华投资和业务扩张？这些都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问题。非典时期，正是跨国企业表达在华投资的承诺，对中国社会和公众的关切，提升在中国公共形象的良机。
摩托罗拉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成功策划了总裁访华项目，赢得了公众、中国政府和消费者的一致喝彩。5月16日，作为摩托罗拉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扎菲罗夫斯基先生是非典爆发以来首位踏上中国内地的大型跨国公司总裁。他此行还带来了一个大项目：投资9000万美元，在北京建立摩托罗拉全球研发中心。同时向中国承诺，根据备忘录，未来5年累计投资将达5亿美元。此外，这位摩托罗拉的第二号人物，还表达了对中国的问候和关切：摩托罗拉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健康，公司将尽全力为北京抗击非典提供帮助和支持，对中国的承诺也丝毫不会改变和动摇。摩托罗拉的这一CSR公关案例的策划，使其获得了最高的媒体关注度，据不完全统计，其见报率占到了非典期间通讯和IT企业的CSR报道的五分之一。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大众传播，更是摩托罗拉对政府关系的成功投资。摩托罗拉借此表达了对世界对中国新一代领导的承诺。
百事可乐也在非典期间公布了他们的投资计划，斥资3000万美元在广州兴建该公司在中国最大的非碳酸饮料生产基地，充分表达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继续扩展在华业务的决心。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些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洞察力和长远承诺的正确性。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非典疫情得到控制，人们以一种重生的心态积极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被充分释放。6月份，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和信心指数重拾上升势头，分别比5月份回升3.1、2.8和2.9点，达到86.8、91.4和88.6点。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份反弹回升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让消费者吃了“定心丸”。从需求看，投资和对外贸易均保持快速增长。从供应看，工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势头，5月份同比增长了13.7%。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受到，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非典”型营销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必然需要实现经营目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向股东负责。而这与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应该相左。有调查显示，86%的企业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目标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和经营目标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香雪制药是在非常时机赢得非常商机的最好诠释。非典初期，板蓝根和抗病毒口服液一度脱销。香雪一方面加班加点生产保证市场供货，并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坚持以往的出厂价，帮助抑止物价哄抬，另一方面还做了大量的社会捐赠。香雪在疫情之初，就向最初的发病地河源捐赠了价值10万元的板蓝根和抗病毒口服液。此后，与广东省委宣传部向全国联合发行防治非典的VCD，向全省中小学生发出65万册非典防治手册，并陆续向多所高校师生和公众免费派发药品等，各类抗非典捐赠达到1500万元人民币。这一系列的动作，让香雪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如果排“上镜率”，香雪制药绝对是非典期间国内制药企业中的明星。香雪在实施CSR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回应和消费者认可。
公司推行社会责任的好处范文4
那么，新企业所得税法新在何处？对塑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到底有什么好处？
新法之“新”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
新所得税法实施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这将改变过去内外资企业税率差异化的做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将被取消。这意味着中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的下调，充分体现了降低中资企业成本、增强其竞争力的要求。
统一的税前抵扣调整
新所得税法不仅在税率方面体现了公平、科学的原则，还对企业工资、捐赠、研发费、广告费等抵扣项目做出了统一且明确的规定。
第一，统一的税前工资扣除方法和标准。新税法将各企业的税前扣除方法和标准统一起来，取消计税工资制度，允许内资企业在税前扣除包括福利在内的全部实际工资，以此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税基。
第二，提高企业公益性捐赠扣除标准。新所得税法从两个方面提高企业公益性捐赠――即企业向民政、教科文卫、环保、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等进行捐赠的扣除额度：一是将扣除基数从应纳税额调整到利润总额；二是将扣除比例从3％提高到12％，规定在企业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公益性捐赠部分可予以扣除。
第三，对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的抵扣。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无论研发费用是否比上年增长10％，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都可以享受实际发生额150％扣除优惠；同时加大了广告费用等项目的扣除额度，规定企业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15%的部分，可据实扣除。相比起现行2％的广告费用扣除率，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降低了赋税。
通过所得税优惠传达政策导向
第一，税率的优惠。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并使该优惠政策“走出”原先局限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大到全国范围。
第二，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体系。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从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向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的优惠上。将包括高新技术行业、安全生产行业、环保节能行业、农林行业等六个产业列入优惠产业目录加以扶持。一系列的政策都体现了引导上述产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导向，包括：将环保、节水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扩大到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业设备投资；用减计综合利用资源经营收入替代现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直接减免税政策；新增对创业投资机构、非营利公益组织等机构的优惠政策；保留对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保留对农林牧渔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第三，鼓励安置特殊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导向。新企业所得税对安置特殊人员的优惠政策做了两点调整，加大了优惠的力度：一是将优惠范围扩大到所有安置特殊就业人员的企业；二是用特殊就业人员工资加计扣除政策替代现行福利企业直接减免税政策，并取消安置人员的比例限制。
对反避税的限制
新所得税法的反避税调整包括：防范关联方转让定价、防范资本弱化、防范避税等。第一，规定税务机关调查关联方避税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将关联方业务往来资料计入纳税申报表以及接受调查时提供相关资料的义务。第二，关注利用资本弱化避税：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券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三，明确规定反避税地避税规则：提出在满足相应条件时，将对海外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中应归属居民企业的部分征收所得税。
此外，新税法采用了平稳过渡的路径。新所得税法充分考虑了对外资企业、部分老企业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因而留足空间，采取过渡性照顾的方式，避免政策变动带来过大的冲击。
第一，对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老企业实行过渡措施。对于按原税法规定享受5％和24％ 等低税率优惠的老企业，在新税法实施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新的税率；对按原税法规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新税法实施后可以按原税法规定继续享受尚未享受完的优惠。
第二，对部分特定区域实行过渡性优惠政策。新税法在区域优惠上仍然保留特定区域享受优惠：一类是“5+1地区”，即五个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第二类是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新法之“效”
公平是市场的基石，而所得税制度的统一是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关键。两税合一有助于改变内资企业普遍存在的成本费用补偿不足问题，也有助于减少过去由于不同企业间税负差异大而引发的一系列税负攀比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内外资企业居于平等的竞争地位，减少税收对于市场竞争的扭曲作用，促进公平市场的形成发展。同时，取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差别性税收待遇，对小型微利企业统一施行20％的照顾性税率，能够弥补中小企业在资金和人才方面的先天不足，形成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不但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契机，也从侧面激发了国有企业积极应对市场竞争的活力。
毫无疑问，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使内资企业受益。从总体上来说，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从税率和税基两方面降低内资企业的税收成本。一是中资企业的名义所得税从33％下调至25％，这无疑将提高行业平均利润；二是通过税前抵扣的调整，增加内资企业工资福利、公益性捐赠、研发费用以及广告费用的抵扣额度，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税基，从而达到提高利润和竞争力的目的。
但具体来说，新所得税给不同行业带来的影响程度有差异。从名义税率的调整来看，那些实际税负高于25％的行业，如金融、食品饮料、通信、钢铁、煤炭、造纸、石化、商贸、房地产等，其利润增长潜力大。而那些原先一直享受优惠的企业以及实际税负接近或低于25%的行业，如电力、医药生物、交通运输、纺织服装、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等，其行业整体将难以从名义税率的调整中受益，只有行业内实际所得税税率高于25％的部分才能受益，如交通运输行业中的高速公路公司、汽车行业中的商用车龙头公司等。
相比较下，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一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行业。由于新所得税取消了计税工资制度，允许内资企业在税前扣除包括福利在内的全部实际工资，因而银行、保险、零售、咨询等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行业，将获得更多的税后收益。尤其因人力成本过高而导致实际税率在30％到50％之间的银行业，其税后利润将获显著提高；
二是广告支出较大的企业。新所得税法将广告费用的可抵扣额由2％提高到12％，这将有助于减轻像食品饮料、家化、商业零售等广告支出占比较大行业的成本负担。尤其是先前不能抵免广告费用的白酒企业，其所得税负担较重的局面将有所转变；
三是同外资企业存在竞争性关系的内资企业。如前所述，新所得税推行两税合一，将倾斜的天平摆正，内资企业相对负担减轻、实力增强，在竞争中为其竞争力增添了砝码。
同时，从区域优惠向产业优惠的转变，体现了国家对节能减排企业以及基础产业的扶持，一些基础性、环保性、创新性、公益性、发展性的产业将从中受益。原先利用环保、节水设备的企业将继续得到所得税优惠，而新所得税制度下，利用节能以及安全生产设备的企业也能得到税收优惠，这一政策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保证。而农林牧渔业仍然将得到优惠。世界各国一般都对农业实行特殊扶持政策，而扶持基础产业、引导社会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保证。
对于外资来说，新企业所得税法不会有根本上影响。虽然新所得税法会给外资企业带来一些影响，但它不仅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对外资的利用，还有利于引导外资投向、优化外资结构。第一，新所得税率仍然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平均税率。当前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中，平均税率为28.6％，我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而我国新税法规定的25％的税率，在国际上处于适中偏低的水平，因此这一税率水平仍然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第二，两税合并并不是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而是变普惠制为特惠制。外资若进入我国鼓励发展的产业或投资领域（如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减排治污项目），将能享受到颇具力度的政策优惠，虽然这种优惠在形式上对内、外资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许多外资基于自身的科技水准和对工艺诀窍的掌握，可能于相当长时期内在获取政策优惠上面，会更具有竞争优势。第三，两税合并规定了一个5年的过渡期，原先实行低税率的外资企业可以在这个期限内逐渐过渡到25％的名义税率，原先的减免措施也可以继续享受完，并不会对外资引进产生很大的冲击。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股市也是利好。新企业所得税法能从总体上提高企业利润，对股市来说也必然是个利好消息。平安证券分析师认为，目前国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的平均水平为29.17％，高于两税合并后实行25％的税率。仅考虑企业所得税率变动的影响，企业税后利润就将增加11.94％。同时，有券商报告指出：实施新所得税对银行股每股收益的平均影响将达到12％。权重较大的银行股业绩大幅提升，无疑会给当前低迷的股市注入一针兴奋剂。但是，拉动股市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而新所得税带来的一次性利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上市公司的增长状况，对股市的拉动效应有限。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一个亮点。无论从高新企业15％的优惠税率上，还是从所有企业研发费用都实行150％税前抵扣的规定上看，新税法都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科技创新的鼓励以及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对高新技术区内外都实行15％的优惠税率，规避了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漏洞，也发挥了税收调节的导向作用，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对年研发费用实际增长10％以下的企业也实行150％的税前抵扣优惠，这对于中小企业和处在科研创新初级阶段企业的自主创新无疑是巨大的鼓动，这些企业如果能发挥其灵活、高效、为新技术试用提供便利条件的优势，就可以大大缩短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耗费的时间。
由于技术创新有明显的外部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被轻易的模仿，使成果创造者的投入与产出产生不对称性，其所得收益可能低于平均收益，从而抑制了研发的积极性。而新企业所得税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其优惠政策给予企业经济上的补偿，是对市场失灵的有效应对。
公司推行社会责任的好处范文5
关键词：绿色会计；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日
一、我国绿色会计发展概述
（一）绿色会计的含义及产生背景
1、绿色会计的含义。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传统会计的批判产生了绿色会计（GREEN ACCOUNTING）。绿色会计，也称为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是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在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会计报告等诸多方面必然与现代会计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多样性与资源利用的复杂性，带来了绿色会计自身的特殊性：（1）核算内容的特殊性；（2）成本计量的特性；（3）研究方法的多样性；（4）报告形式的特性，环境会计报告既应揭示财务信息，也应揭示非财务信息（企业的环境目标及执行情况，企业对于治理环境所采取的措施等）。追求企业消耗资源及排放污染最小化下的利润最大化，明确企业社会责任。
2、绿色会计的产生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过度开采的状态，导致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接近枯竭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也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协调与和谐，更给今后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影响。现有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对于企业来说，环境资源不是内部会计核算的成本，企业没有把它纳入内部成本，也没有与经济利益挂钩，这样的结果是资源开发利用的浪费和低效率。因此，现行会计核算存在严重不足，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我国绿色会计发展情况。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在警示人类，实施绿色会计迫在眉睫。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研究绿色会计，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关于绿色会计的研究才渐渐步入正轨。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绿色会计的研究已取得不错的成果：一是确认绿色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即会计主体假设、可持续经营假设、环境保护假设和多重计量假设；二是将绿色会计同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一样作为会计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三是确认绿色会计的要素，比如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应作为资产确认，人口污染、排放应作为负债确认，环境成本应作为成本费用确认；四是在传统财务报表的基础上完善了绿色会计报告，增加了一些项目，如环境权益、社会资产、环境收益等。但是，我国的绿色会计还有众多不完善之处，比如从理论方面来说，那些对公司的会计实务操作和财务报告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法律法规基本未提及环境事项。从实务方面来讲，很多公司对于环境有关的会计计量和确认没有清晰的标准，公之于众的环境会计报告又很不完整，并且缺乏可比性。
二、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差异
（一）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两者的前提假设不同。绿色会计协调企业与环境，并不是简单的会计，前提假设不仅仅是把企业当作“经济人”而是将企业看成是生态环境中的企业，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兼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该这恰恰符合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根本上减轻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二者之间的矛盾。传统会计主要以货币为主要计量手段，以原始凭证为依据，运用专门的方法，对经济业务进行连续地、系统地、全面地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旨在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管理活动。企业在经营中会采取破坏环境而促进增长的方法。
（二）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两者核算对象不同。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不仅是企业的经营活动，而且要加入企业所生存的大环境，对除了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进行考量。传统会计的核算对象仅仅是依据企业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现金流，包括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完全依赖于企业的商业活动。
（三）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两者的核算范围不同。绿色会计主要核算和计量的对象是自然资源利用的成本，比传统会计更先进，充分考虑了环境核算的因素，因此呈现宏观会计的显著特点。而传统会计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定期编制会计报表，形成财务、成本指标，用以考察经营的目标完成情况，为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资料。
（四）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披露不同。传统会计主要披露三大会计报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绿色会计的核算体系下，可以增加附表或在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的办法披露相关信息。绿色会计披露的会计信息是为了向有关各方提供准确有效的绿色信息，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分析、决策的需要。
三、我国发展绿色会计的制约因素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较低，绿色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很多地方盲目照搬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未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导致绿色会计在我国经常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国的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在技术和经营理念上比较落后，一味地追求利益，而不顾对环境的污染。由于中小企业利润低，对中小企业来讲，绿色会计对它们只是额外负担，没有直接好处，所以中小企业没有发展绿色会计的动力，对绿色会计没兴趣是必然的。即使是大企业，也多是喊喊口号，摆个样子，很少能真正做到。总而言之，追求利润是我国企业的唯一目标，而“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还只停留在试点的层面上。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比较矛盾的，很多时候二者无法兼顾，导致绿色会计发展十分困难。我国环境方面的法律不健全，央规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时候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执行。近年来，东部地区的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转移到了西部地区，虽然确实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对其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目前国家针对绿色会计制定的法律还很不完善、不清晰，使得企业有机可乘。
（二）我国会计法律制度建设。我国的会计法规中涉及绿色会计的内容很少。立法水平相对西方国家还比较低，执法部门执法不严，使得法律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国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企业处罚太轻，无法形成足够的震慑力。从制度上来讲，当前我国没有一套可操作性强的绿色会计准则。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包括《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专门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但是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立法水平还比较低，而且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时常表现出的执法不严使得法律的效果大打折扣。现在我国一些企业虽然已经认识到绿色会计的重要性，也有向社会大众披露环境信息的意愿，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要求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大部分企业不会主动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尤其是对本企业不利的绿色会计信息。
（三）会计实务操作。我国绿色会计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其理论与实物的结合还很不完善，实务操作主要由以下几个主要难题：如何用货币计量各种环境成本与收益，缺乏准确且可操作性强的定量方法和指标体系；如何把消耗的自然资源与破坏的生态环境，即环境成本，以一个合理的分配指标，在各个单位、企业、部门之间分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强制性不强，要求不清晰不明确，企业不会自动地为保护环境而增加支出；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和报告不规范、不统一，缺乏可比性。
（四）会计人员素质。绿色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不仅需要会计人员具备会计技能，掌握经济管理知识，更需要掌握大量与环境有关的知识，以及绿色会计的披露与核算方法。尽管从总体经济发展上来讲我国已经能算是一个强国，可是会计从业者的职业水准和专业素养与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是不成比例的，拥有高学历、高素质的会计从业者的数量偏少。大部分会计从业者受到的都是传统会计教育，会计知识结构严重失衡，知识更新速度更是跟不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固然不同行业的会计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可是绿色会计是一个新兴的会计分支，研究绿色会计的工作主要是由那些并不参与实践的专家和学者来完成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出一套既完善又系统的绿色会计理论来供广大会计从业者们学习，更不要说进行绿色会计的专门培训，也没有一系列健全的法律法规可以供广大会计从业者们遵守和参照，导致在中国企业中真正懂得绿色会计的会计从业人员很少，中小企业又比较抵制绿色会计，会计人员学习绿色会计的积极性不高，这些因素形成了在我国推行绿色会计人才方面的障碍。
四、对我国发展绿色会计的建议
（一）给予政策扶助。作为一个跨世纪的大工程，绿色会计涉及范围广、内容相对复杂，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要得到我国政府机关和社会大众的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全国人民的环境保护知识教育。其中包括加强学校的环境保护基本常识教育，在小学和中学设置环境保护常识宣传课，在大中专院校设置与绿色会计和绿色审计相关的专业课程。建议在《全国环境初级教育行动纲要》中加入落实绿色会计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的相关内容，同时加快对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的绿色会计培训，尽快筹办中国专门的绿色会计刊物，以加大对绿色会计的实施和宣传力度。让社会大众充分意识到，在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发展。既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完全不顾经济发展，应采取一定的政策和措施，为我国绿色会计的建立和推行指明方向。绿色会计在进行核算和计量时，要严格遵守国家公布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和法规以及与之相关的会计法规和准则，谨慎处理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相关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应该对企业最低限度的环境资源信息披露做出明确的、强制性的规定，同时鼓励企业自觉主动地向社会大众和政府相关部门或组织提供绿色会计信息。
（二）加强监督。在会计法中明确加入绿色会计的计量与监督，用法律的形式保证了绿色会计的作用和地位，这是保证其能够得以贯彻落实的最强有效方法。为此，我国政府应该抓紧完善会计和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企业绿色会计的内容纳入会计法律中，为推行绿色会计创造最根本的法律保障，这是保证会计理论能够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在推行绿色会计制度时，政府相关机构一定要对企业最低限度的绿色会计信息披露做出强制、明确的规定，并执行严格的奖励和惩罚制度，以激励中小企业实施绿色会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大力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执法力度，实现奖惩分明，用对环境破坏的罚款所得来的资金，创建一个用于奖励那些举报污染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在绿色会计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的绿色会计基金。健全对企业应负社会责任的考核机制，加大社会各阶层对绿色会计的监督。绿色会计所揭示的信息应该充分地反映出企业对保护生态环境所负有的社会责任。
（三）健全制度。尽快建立我国的绿色会计制度，制定我国的绿色会计准则。建立和推广绿色会计，并不仅仅是会计领域的问题，还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此要联系我国具体国情来制定绿色会计的制度和准则，建立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具体来说，可以在会计要素中加入有关环境和资源的内容，强制性地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最后由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报告进行独立审计。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公司只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并且还可以借此来规范相关的会计处理方法，帮助企业会计从业人员更快地理解和掌握绿色会计，并能够进行实务操作。
（四）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绿色会计的推行方式，要符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产品，采用不同的核算标准。先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推行绿色会计核算体系，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推广实施，并且继续向纵深发展，试点范围也应不断扩大。应该抓住我国已开展绿色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这个机会，借此来推进绿色会计在我国广大中小企业中的发展，强化绿色会计的引导作用和监督功能，避免会计信息失去其应有的真实性和公允性。在此基础上，卓有成效地监控企业的各种经济行为，使之能达到符合环境保护的标准。同时，严格负责地审核公司的收入和支出是否合理合法，再加上监督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绿色会计在我国中小企业中推广的可行性。
（五）加强宣传教育。加大绿色会计的宣传教育，大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在绿色会计方面的水平。当下绿色会计在我国还属于新鲜事物，社会大众对绿色会计的各个方面还不太了解。可以通过普及社会宣传教育，使得绿色会计能够逐渐被企业、市场和社会公众接受，从而加速绿色会计在我国的普及和应用。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绿色会计人才，培养具有绿色会计专业素养的、具有全面扎实的环境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并且充分了解绿色会计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交叉学科知识的专业人才，从而使国家相关的环境政策能够得到严格贯彻和落实，绿色会计的实践工作才可能得以顺利开展。
五、结语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会计学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日益增强，使用会计手段来解决部分环境问题将会成为当代和未来会计学领域的一大热点。可以相信，通过我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不懈努力，一定可以在绿色会计的帮助下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成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的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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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推行社会责任的好处范文6
关键词：制度变迁；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成本约束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3－0034－06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结构性的变迁。它有别于同一经济体制中的若干制度变迁，是一种非自然进程的转变。前者较之后者的变迁要复杂得多，而其支付的成本也要高得多。如何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观察会计制度，并由此得出会计制度构建的规律性内涵，这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十分值得探讨。
一、制度变迁的特征
任何一个制度体系都是在成本收益相对稳定时的一系列行为规则，预期收益和成本变化导致的净收益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是为了改变现存制度环节下的收益分配格局以捕捉获利机会，实现潜在收益。
1、制度变迁的一般特征。有关制度变迁，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已作过许多层面的研究，就一般的制度变迁而言，它具有如下的特征：(1)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渐进式，另一种是激进式。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制度的逆转成本也是高昂的，因此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还是渐进式的。我国的会计制度变迁基本上是一种渐进式的变迁，即先在旧制度的边缘衍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制度的不断发展来逐渐缩小旧制度的空间，然后达成整个会计改革的目标。如先是《中外企业会计制度》、《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进而进入到具体会计准则，最后全面采用与国际惯例一致的国际会计准则。但在我国会计制度变迁过程中，也没有完全排除激进方式的应用。譬如，我国2007年1月1日全面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就是一种渐进式演变中的激进方式。这种思想也得到了经济学者们的认同，他们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制度变迁会面临各种困难，而多样化的制度变迁模式(渐进与激进的灵活应用)对实现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有益的。(2)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事实上，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的方向配合，形成合力，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生产活动，与此制度相关的既得利益者则尽力维护，从而使社会陷入制度的无效性，进入“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无效制度的长期存在与这一路径具有内在的联系。良性的路径依赖与恶性的路径依赖之间存在着多种均衡，制度演进的轨迹不是唯一的，人们可以创造一些制度安排，以维持良性的路径依赖，避免进入“锁定”状态。对此，在会计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应认真地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规划好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的关系问题，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制度体系将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会计制度变迁进入良性的路径依赖。
2、制度变迁的成本特征。从成本角度来考察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中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归纳出如下特征：
(1)结构性成本特征。这些特征具体包括：第一，制度依赖的成本。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路径惯性，使我国企业习惯于依赖制度与政府。从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反倾销应诉的情况看，企业依赖心理严重。当企业反倾销产生的价值影响可以通过依赖政府的制度安排获利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决定了反倾销应诉工作的进程，此时尽管日常的反倾销工作很重要，但企业往往会“退居二线”。相反，企业又可能从政府部门寻找更多的“租金”作为具体的反倾销应诉目标，譬如，寻求资金和政策的帮助，从而丧失了反倾销应诉的最佳时机。第二，具有很高的转轨成本。在经济发展史中，典型、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或者曾经是、或者正在是现实的存在，确立典型的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有示范性，易于援引。但由计划经济体制成功地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并使之最终定型，在经济发展史中尚无先例可资借鉴。因此，两者确立的成本是有差异的。根据Roland(2000)的研究，政府为了保障社会就业，可能强迫企业接受更多的雇员等。由于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司法体系等)，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各种由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状态，产品市场竞争的信息效应仍然难以发挥(林毅夫等，1997)。我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虽然能够在资产使用方面获得相当的控制权，而在有关企业控制权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却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钱颖一，1996)。这些均加大了企业转轨的成本。
(2)阻力减值的成本特征。在制度变迁中，总是希望加快改革进程，以提升速度价值，这样可以支付较低的时间成本。但现实中，人们往往不得不支出较高昂的时间或资源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有：变迁方式选择的摩擦成本；变迁时机选择的等待成本；公众对新制度的应对成本；旧制度的惯性与影响所产生的弱化成本，等等。以会计制度的摩擦成本为例，典型的案例是国资委管辖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进行投资组建新公司时，按照财政部等部委的文件允许科技人员技术入股，2007年1月1日执行的《企业财务通则》也允许企业对员工(技术人员)以技术等方式入股，并由此形成“无形资产”。但国资委对这些规定不予认可，据此便产生了制度的摩擦。国资委下属的企业有的已经采用了的技术员工人股的会计处理，现在必须根据国资委的要求重新从账面中调整出来，采用其他变通的方式对这一块加以补偿(指对技术人员补偿)。
(3)矛盾积累中的递延成本特征。会计制度变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存在着剩余空间，人们利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如信息不对称等放大这种剩余空间对自身的效用，出现了所谓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会计改革的步伐，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具体表现在：首先，使会计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制度变迁)走上了一条充满障碍和阻力的路径，改革步伐缓慢或收缩；其次，严重影响会计制度执行的效果和质量，并最终对会计改革形成不利的环境和氛围；第三，一些企业或个人借助于制度的剩余空间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造成会计改革产生明显的变形与扭曲，最终使得会计改革有向后转的可能性，如会计制度的重新规范，贴“补钉”等。
(4)制度供给中的风险成本特征。在制度实际变迁中，往往很难使相关性极强的若干制度同时启动、共同运行。这时制度系统便不得不在摩擦状态中运行，而这会增加制度运行的风险成本。如新会
计准则实施后，一些计算口径发生了变化，公允价值的采用使得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削弱，因为公允价值无论怎么处理，也只是逼近企业的真实价值。如果将制度视为交易单位的话，那么制度的供需平衡或失衡也将关涉制度变迁的成本。制度变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给式制度变迁；一种是他给式制度变迁，在后一种变迁中，由于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当某些制度供给主体是特定的“利益群体”；另一方面当某些制度供给主体代表着一定的利益。此时，上述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而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将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风险)。如果会计准则主体是由外部注册(审计)会计师为主时，以外部注册会计师为代表的“利益群体”将在新的制度变迁中进行偏好其自身的制度安排；如果会计准则制定主体是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又代表国有企业的利益时，准则这一新制度的安排将偏向于维护国有企业或国家财政的利益。
(5)其他方面的成本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富分配是高度均质性的，在市场经济的会计制度变迁中如何设计有效的经营层激励机制，如何让员工安心地在企业工作，能否合理地满足员工的福利需求，这些微观财务分配将会对宏观财富分配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会计制度改革的成效。此外，尽管制度变迁也具有后发优势，但是从一种制度体系中将基本的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制度，可能造成其他的一些成本支出增加。一定时期集中的成本支出，可能会使制度的确立产生困难。
二、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变迁的前提是产生了外部收益，即组织活动的成本或收益由外部承担，外部收益内在化，就产生了制度变迁。
1、制度变迁的约束环境。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规范企业个体的经济行为，使企业在一定的约束机制下有效运转。制度的成本约束就是要从成本/收益的比较中寻求制度变迁的动机。如会计制度的变迁可以从经济制度、社会形态和企业微观动机等多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
(1)“经济人”理论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关于“经济人”的理论，试图依据社会成员和企业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来推进经济发展。然而，经济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作用的增大是与约束制度的完善一同俱来的。如缺乏有效的约束制度，经济人的作用极易走向反面。以经营者激励为例，经营者一旦产生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动机，便会将本来用于保证企业发展和福利的“租金”部分或全部地转向给予他们回报的“寻租者”，自己作为“供租者”与“寻租者”一起分享好处。再比如，中国企业环境污染的现状揭示出部分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淡薄，这也是片面强调“经济人”理论导向在实践中产生的后果。近几年广泛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讨论，理论界对社会责任问题研究的再度兴起，以及社会责任投资的全球化推进等均表明经济人假设存在缺陷。由此可见，经济人的培育和成长并不能自然形成理性的市场经济局面，市场经济导向只有与相应的成本约束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制度变迁和改革的最终成功。会计准则对企业的规范就是要拆除“路障”，开通“道路”，变换“通道”，使具有经济人行为的企业沿着会计准则所设置的路径活动和发展，并对那些违反规则和不遵守约束的行为进行严厉制裁。
(2)制度变迁具有整体约束的特性。会计制度变迁之所以采用渐进式为主的路径，是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相适应的。当制度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补时，只在某些方向上进行零碎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诺思所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和竞争关系――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的精粹就在于它是一种约束，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于形成一种合理的组织，使人们有序地在其中活动；在于形成一种选择集，使人们的经济活动选择符合社会对效率和增长的需求。在我国的会计制度变迁中，仅靠与国际会计准则充分协调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取得可比的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的一个手段，此外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支撑系统。这一支撑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就是高质量的审计。
(3)会计制度变迁的成本约束。影响会计制度变迁的约束机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经济主体内部生成的约束机制。它表现为经济个体(企业和个人)自身具有强烈的自我约束倾向。另一类是外部管制形成的约束机制。它表现为一个权威的管理主体(如国家、政府等)对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强制性约束。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看成是前一种类型的典型，其内部的成本约束机制来源于生产资料和财产所具有的清晰的产权关系；而社会主义国家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后一种模式的典型。中国的会计制度变迁是一种非自然进程会计制度的建立过程。非自然进程的会计制度的确立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会计制度确立，其难度要大得多。同时，因为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成功地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尚无成功的先例可援引，其路径的探索成本将是相当高的。从会计制度现实的情况看，由于中国经济的全面国际化，推行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当然，不能将这种转变作为一劳永逸的行为。应该说，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本身就是稳健的，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首先在上市公司等企业中采用，二是对一些与中国国情密切的会计事项作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规定。制度变迁不仅仅只是利益的驱动，提倡国际化，也不是要全盘照抄照搬国际会计准则。事实上，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的“国情论”观点对于今后进一步完善国际化的会计准则是有益的。作为经济转轨变型国家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既不能迷信美国，也不可一味去迎合IASB提出的“趋同”口号，而要充分考虑到国情。
2、成本/收益分析的可信度。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环境下，由于诚信的社会体系尚处于建设之中，使得一般的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的可信度产生了动摇。企业实践暴露出的问题之一是，原有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在它的运用和阐述中，仅注意在假定基础上的逻辑演进，而忽视了在不同条件下会计实践中的“异化”倾向。会计制度变迁的成本主要指交易成本和组织与协调成本，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设计费用；执行费用(如宣传费用、培训费用、试点费用)；调整费用(制度的修改、完善)；新制度施行初期各方面不适应造成的机会成本(如抵触成本、摩擦成本等)。会计准则的组织与协调成本主要有：转换成本，包括与会计准则相关的法律、规章和制度的修订成本，企业会计人员需要支付学习新制度、参加培训等的费用；会计信息质量成本，既包括强行规定执行新会计准则而使得会计信息相关性降低的成本，也包括转换中企业利用可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粉饰利润引发的成本；税收成本，采用新会计准则报告的会计利润会发生变化，传统认为
新准则下的利润会低于采用之前的利润，因而会减少政府税收。
从经济学角度讲，成本和收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即成本转化为收益，收益转化为成本。会计制度变迁中的“异化”现象影响着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以2007年11月30日公布的保险行业报告为例，该行业在选择会计的透明度和解释度时，做了一些相关的选择。根据交强险首个业务年度财务报告的披露，按国内会计准则核算，交强险首年出现账面亏损39亿元，而依据国际会计准则核算则表现为小幅盈利，今年1～10月，交强险共实现9.3亿元的账面利润。“按国内会计基准核算是亏损，而按国际会计基准核算，则有盈余”。这种解释对许多公众来说可能难以理解。现在的很多行业一方面享受着垄断暴利，一面又高喊着亏损，其意图无非就是：亏损之年就有了提价的理由。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摩擦成本”现象，促进着会计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即通过完善会计的透明度和解释度，加快会计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协调，以实现企业整体效应的提升。
从宏观层面看，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既定前提上的，那就是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企业在逐利欲望的驱使下会去寻找那些有利扩大收益、减少成本支出的活动路径。中国的会计准则是由政府提供的，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可能不高。为了获得经济人个体最大化的利益，企业就会偏好会计造假，使得会计制度变迁的成本加大。当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存在缺陷时，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的应用就会缺乏可信度，建立在其上的制度变迁分析理论就具有片面性，并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导。
三、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制度完善与发展
提高成本/收益比较的科学性，必须在强化成本约束的前提下推进制度变迁的合理发展。制度变迁的收益主要表现在：制度激励(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所形成的增收节支额，以及约束不良行为与制度实施而减少的损失(如国有资产流失的减少)等的机会收益。制度选择的标准就是要使“制度收益>制度成本”。
1、优化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有人将制度变迁的环节区分为三个方面，即正式与非正式、激进的与渐进的、后退的与前进的。会计制度变迁讨论较多的是有关激进与渐进的路径问题。诚然，我国会计制度变迁选择的是渐进式的路径，其好处是过渡平衡，波动小，但在面临外部环境刺激的情况下，我国会计制度是继续坚持原有路径还是灵活应用新的路径，我国会计实践给出的答案是，灵活应用新的路径。在2007年实施的与国际惯例相同的新会计准则的变迁过程中，采用的就是在原有渐进式路径中辅以激进的手段，这种多样化的制度变迁模式给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由于制度存在的剩余空间，一些行业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曲解政府利益放开和利益赋予的本质含义，在约束制度松懈的状况下往往难以扭转传统的激进式路径。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由于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大量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过度追逐房地产，在土地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导致房价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基于会计角度，就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会计制度，切实选择适合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金融会计对策，构建使金融业、房地产业与消费者实现共享价值的制度变迁路径。
2、强化成本约束，引导制度向预定的方向变迁。实质上，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不确定的。不然的话，制度变迁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将没有社会对制度选择的激烈争论和实际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巨大动荡和艰难曲折了。中国会计制度的变迁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由于我国实施国际会计准则的时间比较短，社会各个方面对会计制度变迁，尤其是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可能对企业的影响估计不充分，在会计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会计准则变迁带来的冲击，可能会影响制度预定的方向。原本我国想尽快实施全面的国际会计准则，如果在上市公司中应用新会计准则发生的问题很多，那么这种制度就有可能在中国改变方向。最近，依据新的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年报已陆续出台，加强对新准则条件下制度预期与实际效果的对比研究，将是会计制度变迁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中的风险，引导制度向预定的方向转变，强化成本约束是一条重要对策。具体的做法是：首先，成本的内部化。这是成本约束的理想状态。成本内部化的途径除了以严格的制度建设进行规范外，还必须提高社会的诚信度，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体地讲，成本的内部化就是要强化和完善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提高会计人员的伦理与道德修养，建立和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制度体系。其次，收益的正当化。在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构，完善业绩评价制度。目前，国资委所属企业推行的管理人员年薪制、期权制等改革试点，就是成本约束优化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即通过财产制度和财产关系的变革，将成本直接作为他的存量财产的一部分，使得成本的使用状况与其收益状况紧密关联。这一方面将有效抑制当事人滥用成本的欲念，另一方面也因在财产关系普遍得到界定的情况下，使得推托、逃避或转嫁成本的余地大大缩小。换言之，在会计制度建设过程中，注重对产权会计、期权会计、业绩评价会计等的规范，将有助于促进企业产权的清晰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进而减少制度变迁的风险，增强企业利益相关各方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企业经济性目标与非经济性目标的统一。第三，成本约束的社会化、规范化和公平性。一个社会对不同经济活动主体的约束制度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总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合理的约束规则是，这种差别越小越好、越少越好。否则的话，矛盾、问题、麻烦和冲突就会层出不穷。在既定的会计制度变迁框架内，选择途径公平，不是对某些利益主体开放而对另一些利益主体封闭；会计交易过程通畅，不至于出现过多的非经济和非正常障碍；会计责任公开、同一，不因某些因素存在而使得一部分主体可以逃避和推托成本。
四、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