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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范文1
次贷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试论
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源于美国，是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振荡引起的风暴。次贷即“次级按揭贷款”，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是随着住房市场的繁荣而兴旺起来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
1 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在美国信用是申请贷款的先决条件。依据信用的高低，放贷机构对借款人区别对待，“次”是与“高”、“优”相对应的，指信用较低的借款人，从而形成两个层次的市场。达不到申请优惠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只能在次级市场寻求贷款。由于次级贷款的利率高于优惠贷款利率，受利益驱使，放贷机构在放贷时不按规定要求借款人预付定金，不认真核实借款人的收入状况，次级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迅速影响抵押贷款市场，继而向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蔓延。
2 次贷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1次贷危机导致美国贸易进口萎缩
次贷危机酿成全球危机的渠道之一是国际贸易，美国经济下滑和市场疲软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全球经济。
2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
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而虚拟资本经济的疯狂扩张是导致本轮经济周期拐点出现的主要原因。虚拟经济的疯狂扩张导致了周期性繁荣顶点的过早到来，虚拟经济资金链的断裂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
3极易导致全球经济的隐忧——滞胀
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范文2
关键词：国际贸易；缺失定价权；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7-0021-05
收稿日期：2011-01-24
国际贸易定价权，指的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种能够左右国际产品市场交易价格走向的力量或权利。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进出口贸易大国，但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定价权几乎丧失。那么，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缺失定价权的原因是什么?
一、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运用市场供求力量所形成的自由竞争机制解释了市场价格的形成、波动和均衡，探讨了由于产品的供求关系失衡对产品价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即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供小于求时价格上涨，当求小于供时价格下跌、求大于供时价格上涨；并得出了供求关系是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结论。尽管商品价格决定理论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取得了重多项目研究成果，但供求关系仍然是影响价格的最基本力量。
(一)我国进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出口贸易中，如果国际市场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是一定的、且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那么当本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供小于求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会丧失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出口的稀土为例，我国稀土出口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1990～2007年，我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lO倍，可出口价格却持续下跌，平均价格曾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2008年，全球稀土的需求量为10万吨左右，我国稀土生产能力却达20万吨，国内消费占总产量的1／3，2／3的稀土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刘刚，2009)。我国稀土在国际市场上丧失定价权的直接原因是持续、快速、严重超过需求的无节制供给所致，因此，提高稀土出口价格的重要措施是大幅减少稀土出口量，适度实施稀土供给的饥渴战略，有效把握稀土出口的供给弹性。
(二)进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进口贸易中，如果本国进口产品占国际市场10％以上较大份额、且国际市场上对该种产品的供给是一定的，那么当本国进口产品的数量求小于供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失去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为例，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量占据全球65％以上的市场份额，2000年，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从6900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6.27亿吨，10年间增长了近10倍；而同期的铁矿石价格也由2000年的25美元，吨上升到2008年的137美元／吨，9年间增长了5倍多。应当说，我国对铁矿石进口需求的持续、刚性、甚至是过度增长是导致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的直接原因。因此，降低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钢铁产量、合理减少进口量，有效把握铁矿石进口的需求弹性。
二、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
以产业组织理论代表人物张伯仑和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等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决定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成为了大多数市场结构的现实状况；因此，除了供求关系以外，在垄断竞争中拥有资源、技术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成了决定价格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市场理论，出口国能够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影响或取得定价权除需满足占据国际市场较大或领先份额这一充分条件外，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出口产品非同质且较难被替代；二是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的影响力等。
产品的非同质和较难被替代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因自然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资源类产品的独占性或垄断性；二是因技术专利性所形成的技术的领先性和先进性；三是因企业、组织或政府的政策等所形成的行业产品的进入标准和禁出标准等。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影响力的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其生产产量足以保持其在国内市场具有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二是具有组织协调国内行业横向一体化的领导能力，能够通过有目的产品价格变动引领行业的价格走势；三是有强大的信息、融资和营销渠道平台，善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等。
(一)我国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我国出品产品包括少量的资源性产品、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和少量的服务产品等。从我国出口的少量资源类产品看，有些资源性产品如稀土是具有资源垄断优势的，但未能影响直至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权的主要原因是稀土行业没有培育和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骨干企业，行业企业众多导致集中度过低，在产能过剩的状态下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就成其必然；因此，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控制供给数量，变数量优势为规模优势。
从我国出口的一般工业制成品看，工业制成品技术的自主率很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同时，大多数产品以一般竞争性产品为主，国际市场上的替代程度较高。因此，因缺少技术优势而难以采取控制供给的政策，一旦控制产品供给，其它已存在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就很快填补到市场内。此外，我国同一行业生产厂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低、内部缺少协调和整合，导致对内无序竞争、对外缺乏合力，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恶性竞争，结果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我国必须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的自主率。
(二)我国进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进口产品主要是资源类产品，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大国；但我国对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定价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反而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我国各行业过多的、分散的企业结构削弱了我国进口商品的谈判地位。当前绝大多数商品的国际市场都属于寡头垄断的市场，以近似于完全竞争的买方国内市场与寡头垄断的卖方国外市场进行博弈，进口产品的定价权一定被卖方掌握，而高度分散的买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以我国钢铁业为例，2008年，我国共有钢铁企业1000多家，其中居前九名的钢企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40％；而欧盟前四家、日本前四家和韩国前两家钢企的产量分别占其地区和本国总产量的73％、75％和85％(刘刚，2009)。中国1000多家钢铁企业、再加上整合后还超过1 oO多
家的铁矿石进口商，在自身利益和短期目标的驱使下，却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在与行动基本协调一致的三大国际主要铁矿石供应商谈判时，铁矿石进口缺失定价权就成为必然结果。因此，提高钢铁等行业集中度，理顺贸易商与生产商的关系，重新确定铁矿价格形成机制等，已成必然选择。
三、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
由波特等人提出价值链概念、经卡普林斯基、嘉里・杰里菲等人共同发展和完善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入研究了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企业网络组织形式；分析了参与到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企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得出了控制全球生产系统的跨国公司、掌握销售渠道的大型跨国零售商和品牌产品销售商等对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实现和利润分配所起的主导和控制作用。
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其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汽车、电脑、飞机和重型机械等，跨国公司在控制生产系统方面起关键作用；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形成正如“微笑曲线”一样分为高端环节和低端环节，其中产品研发设计和高技术零部件的生产为前向价值高端环节，生产和市场营销环节为后向价值高端环节，位于底部的简单零部件生产和加工组装环节为价值低端环节。
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其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购买者即大型跨国零售商、品牌产品销售商和贸易公司在各出口国建立分散的生产网络并起着关键的控制作用。以跨国零售商为例，他既具有某种产品在各地的批发商功能，也具有零售商功能，他因控制了供应商的主要销售渠道而能最大幅度压低其供应商的出厂价格，其利润来于研究、设计销售、储运、物流、配送效益和金融服务的有效组合。
(一)我国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我国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产品占主流。按全球价值链决定理论，我国加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价格超低的原因是因为我国企业大多处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产品制造环节――即价值微笑曲线的最下方，而制造环节相比其它六个环节是创造价值最低的环节；同时，由于大型跨国零售商和品牌产品销售商因其控制了我国出口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主要销售渠道，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随着出口产品数量的持续增长也越来越低，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的“输血式增长”。正如郎咸平所言，“当我们破坏环境、消耗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1美元的产品之后，我们同时就替美国创造出9倍的价值，每当我们创造出1万美元的价值，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9万美元的价值”(张岩贵等，2009)。
(二)我国进口产品价格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自我国入世以来，外资企业因其整合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及我国对外资并购法律法规的政策不完善，外资的独资化和外资在中国各行业的垄断趋势日益明显。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另据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已从3.8％上升到78.3％(李长久，2010)。以我国的汽车产业为例，我国的汽车产业几乎被美、德、日等汽车企业所撑控；虽然这些企业在合资企业中的投资所占份额不足50％，却因合资企业从他们母国汽车企业中高价进口关键生产设备和核心汽车零部件等，而使得他们赚取了中国汽车产业利润的70％以上；更为可怕的是，使中国汽车产业陷入了“技术落后――引进技术――技术再落后――再引起技术”的怪圈，我国汽车业进口产品的定价权已牢牢被外资企业所掌握。
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我国培育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成为大型国际制造商、大型品牌产品国际销售商和大型跨国零售商，积极支持这些企业有效推进价值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全球一体化整合，对于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定价权将产生深远影响。
四、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其它理论分析
(一)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分析以英美加学者巴克莱、卡森和拉格曼(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后继者卢格曼(Rugman，1981)、吉狄等，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为了谋求利润的最大化，通过内部组织体系将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在企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们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和转移定价等方法来降低加工贸易产品的价格，从而导致了加工贸易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
我国出口的加工贸易产品70％以上都由外资企业、特别是欧美日等国和地区的跨国公司主导，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和转移定价等方法来实现整个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因此，为少缴税款、转移利润，外资企业人为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已成常态之势，从一些外资企业账面上亏损高达60％却仍在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事实就可管中窥豹。我国利用外资的成就确实引人注目，但国际市场定价权在利用外资的进程巾悄然流失了。因此，做强做大本土企业、促进本土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实现我国加工贸易企业逐步获得定价权的必由之路。
(二)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期货市场理论分析Hung-Gay Fung，Waik．Leung(2003)等人对中美之间铜、大豆和小麦三种期货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由于铜和大豆两种产品受中国政府管制和进口限制较少，其在期货市场上的价格主要受美国期货市场的影响，并通过信息传递对其在中国期货市场上的价格起决定性作用；Robert．k．kaufmann(2004)研究发现，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价格除受供求关系因素决定外，还受汇率、期货市场、跨国公司、产地和世界政治等因素所左右。期货市场理论认为，由于期货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全球对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能够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主要是参照期货市场价格制定的，一旦期货市场种类齐全、市场交易份额占有足够或领先规模，就会成为国际市场定价中心。目前，全球主要的期货交易场所均设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美英等国的期货市场已主导了全球石油、有色金属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拥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内具有绝对垄断优势且位居国际500强排名前十的两大石油公司，按前述理论分析应该对石油产品的进口价格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事实是对进口的石油价格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在石油交易中，其价格主要由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和英国布仑特石油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
作为定价基准；在燃料油交易中，以新加坡普氏公开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准。中国因没有掌握石油市场运作的核心，也没有自己的基准价格而只能依赖于国际价格，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大油商只能作为国际市场价格的一个被动接受者，当市场投机严重且需求为刚性时，石油进口就面临着“越买越贵”和“越贵越买”的困境。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期货市场，积极鼓励而不是限制企业参与期货市场交易；同时，巨大的经济总量也使我国期货市场有条件成为世界性商品价格形成中心。
五、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其它原因分析
(一)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货币政策因素分析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及其后来者认为，价格变化主要受货币发行量的影响；也有些学者研究了国际货币发行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如Tavalas(1998)等认为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能够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Cohen(1971)认为发行国际货币所获得的国际铸币税的规模根本上依赖于该货币的国际地位。总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特别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币值变动都将对国际贸易产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以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为例，分忻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及美元币值的变动对国际贸易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所产生的影响等。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进入了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时代，美元的贬值(2002年至今贬值近40％)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走高。目前，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及美元币值的变化已经成为了影响国际市场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受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等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价格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同时，由于美元的贬值而导致一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如期铜等)又创出了历史新高，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口的成本；美元的一统天下，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积极、有效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是我国赢得国际贸易定价权的重要基础。
(二)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财政政策分析Sargent和Wallace(1981)证明了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政府预算约束对价格决定产生影响；其后继者Leeper(1991)、Sims(1994)、Woodford(2001)等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通货膨胀可能仅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财政问题；龚六堂和周恒甫(2002)认为，财政政策在价格决定和通货膨胀控制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自经济全球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因对出口产品实施积极的财政补贴进而对国际贸易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以美国农产品为例，美国对大豆、玉米、小麦和棉花等多种农产品所实施的以“黄箱”政策为主的巨额补贴方式，是保证其农产品价格竞争优势并使其成为全球农产品最大出口国的主要手段。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虽然可以惠及进口国的消费者，但对出口产品的补贴却可以直接形成价格竞争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中击败竞争对手。因此，由政府对出口产品实施补贴所形成的出口产品价格的竞争优势，对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出口低价也是一种定价权，但这种定价权合理、有效行使的前提是有利于在国际贸易中形成规模优势、市场优势进而形成竞争优势，从而促进补贴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当然，如再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对低竞争力产业的产品如农产品的出口实施价格补贴则是极为有效的国际定价权获取模式。基此分析我国对众多产业产品出口所实施的财政补贴，其对国际定价权的形成及对这些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来看，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六、结论与启示
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范文3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大幅顺差，这既有其直接原因，又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因此，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是个综合治理工程。
一、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直接原因
1.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持续大幅顺差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 公报》各年整理
2．我国的进口替代能力加强
表2 2002年～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各年整理
表2表明，我国加工贸易在2002年～2004年间出口增幅快于进口增幅，而且自2005年开始，加工贸易进口增长远落后于出口增长。这说明了随着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原料、零部件的国内供应比重在迅速增长，进口替代能力加强。这也是我国加工贸易急剧增长中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关键原因。
3.我国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
二、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深层次原因
1.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
我国曾长期外汇短缺，因此，政府一直把鼓励出口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使人们形成了“贸易顺差有利于中国”的观念。但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情况已完全不同于当初，截至2006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0663亿美元。然而，许多地方或部门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当初，体现在政策上，各级政府鼓励出口换汇、创汇的措施不少；鼓励进出口平衡安排和鼓励进口的措施则相对不足。
2.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走的是“以量取胜”的路子。我们利用劳动力优势，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推动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随着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 市场 上这类产品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由于我国这类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差，许多出口只有通过低价竞销才能实现。因此，伴随我国出口规模及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是对外贸易收益的不断减少，出现了“贸易的贫困化增长”。
3.贸易伙伴国对其向我国进口的管制和限制
根据 国际贸易 理论，我国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应该从贸易伙伴国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进出平衡。但美国等发达的贸易伙伴国，为维持其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严格限制其国内相关先进技术产品向我国出口,导致我国想要和需要进口的产品进不来，人为地扩大了我国的贸易顺差。
4.我国的 经济 结构失衡和内需增长不足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年的过度 投资 导致许多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而近年来，由于相关改革不到位，我国居民住房、医疗等支出激增，引发消费信心不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直居高不下，加之曾占国内需求总量一半的 农村 消费因农民收入增长放缓而剧减，使得国内消费品市场的长期低迷。国内供求的这种矛盾使得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迫使企业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尽量扩大出口，致使我国出口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长不足又直接抑制了进口消费品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外贸的顺差。
三、解决我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对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国的贸易持续顺差既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因此，解决我国贸易顺差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理工程。
1.切实转变观念
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长期持续顺差问题，首先应树立“贸易平衡”的观念。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辨证地认识贸易顺差的利弊。事实上，长期的贸易顺差，会引发人民币升值，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从而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还会带来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剧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矛盾。因此，我们要从我国人均自然资源水平较低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对外贸易，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今后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制定和修订发展规划、政策和 法律 法规时，都应以实现贸易平衡为出发点，既鼓励出口，也要鼓励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进口。
2.切实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应转向“以质取胜”，从根本上扭转贸易的贫困化增长局面。为此，在继续加强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同时，政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鼓励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品牌意识，实现由目前的贴牌加工为主向自有品牌生产、 营销 为主的转变；要积极推动一般贸易和其他形式贸易的发展，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还应鼓励我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变商品出口为技术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3.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和 金融 体制改革，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大政策调控的力度和效果，实现我国结构调整的目标；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加强经济发展规划，严格防止重复建设，有效地缓解或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其次，进一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 社会 保障体系，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有效调控，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降低国内高储蓄率。再次，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收入，有效扩大内需。
4.加强同贸易伙伴的对话
政府应在深入分析我国产生贸易顺差各种原因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对话，消除误解，推动贸易伙伴国在技术领域对我国出口的进一步开放，力争在解决我国贸易顺差的问题上获得贸易伙伴国的合作和相应的政策支持。
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范文4
黄晓凤(1965-)，女，湖南洞口人，广东商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摘要：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在形成整体性演进中，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农业及高利润产业，呈现了动态上同构的加速趋势。产业结构的同构引发了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致使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摩擦风起云涌。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结构互补、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交织并存的国分工网络体系。
关键词：产业趋同；国际贸易摩擦；形成机理；化解路径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1-0060-06 收稿日期：2008-08-31
一、引言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具有强烈的冲撞与协调、竞争与合作的博弈特征。在这场博弈中，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纺织品、农产品、汽车、半导体……贸易摩擦此起彼伏，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摩擦已经蔓延到众多领域，美日欧、中日韩……摩擦对象遍及世界各国，贸易摩擦的发生，影响了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主导原因以及寻找最优路径化解贸易摩擦，实现各贸易方的正和博弈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已有贸易摩擦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摩擦的微观分析、宏观分析、政治和制度分析等。Sturm(2006)等人从微观角度分别对不完全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探讨；Blanchard(1985)等学者从有关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不平衡等宏观层次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研究：Orossman and Helpman(1995)、谷克鉴(2003)等人采用贸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动态博弈框架，分析国家间如何由自由贸易发展为贸易摩擦的内生政治决定过程：余炳雕和胡方(2005)等人强调经济制度的缺陷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
现有的这些理论特别强调资源配置、财政收支、汇率变动、利益集团等因素的作用，认为国际贸易摩擦起源于以上诸多因素，这显然是正确的观点；同时研究了可供操作的解决贸易摩擦的方法，能够给予我们以丰富的启示。但是也具有缺陷，主要表现为：忽视了从国际贸易产生的前提――产业分工来分析。已有理论基本上囿于大卫・李嘉图时代的完全社会分工贸易模型，而现在的时代与之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今世界，由于科技内涵的单一性、科技模式的趋同以及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以致在规模经济显著的钢铁、汽车等行业，在关乎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农业、国防科技工业以及能带来高额利润的高科技产业和其它行业，出现了国与国之间产业同构的现象，产业结构的趋同一方面加速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市场竞争，引发了全球性的贸易大战，如农产品贸易大战、钢铁贸易大战、纺织品贸易大战等。而现时的贸易摩擦理论似乎对上述变化研究得不够，因而也就未能为贸易摩擦的解决提供良方妙药。
要想克服以上缺陷，解决烽火迭起的贸易摩擦，必须寻求一个较为完整的反映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试图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研究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希望能为避免和化解国际贸易摩擦提供有价值的分析。
二、产业的高效益性、战略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趋同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并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开始了在保护市场、争夺资源以及在高利润、战略性产业等方面的激烈竞争和博弈行为。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使得各国之间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减弱，加剧了各国产业结构的趋同。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以A、B两国为例来说明产业的高收益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同构的结果。假设A、B两国的资金是有限的，只能投资发展两个产业中的一个，不妨设为生物产业和家电产业，并且假定生物产业利润较高，家电产业利润相对较低。同时假设A、B两国生产的产品是无差异的，产量也相同，但是由于技术、成本不同，A、B两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分别是生物产业和家电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每个国家知道自己发展某产业的成本、收益以及如何选择但是他并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准确特征。于是，A、B两国的博弈过程表现为如图l所示的标准形式(表格内的符号分别表示A、B两地在不同策略组合下可能的投资收益)。
在图1所示的模型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生物产业家电产业)和(家电产业生物产业)。但在各自不知对方如何选择时，局中人国家A和国家B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希望对方选择利润较低的家电产业，自己选择利润较高的生物产业，因此(生物产业生物产业)策略选择出现的机会很大。证明过程如下：
设国家A以a的概率选择生物产业，以1-a的概率选择家电产业；国家B以B的概率选择生物产业，以1-β的概率选择家电产业。国家A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E2(a，β)=12aβ+16a(1-β)+12β(1-a)+o((1-a)(1-β))
=16a+13β-17aβ
欲使maxE(a，β)，一阶最优正规方程：
以上分析表明，对高利润产业，国家间进行重构的概率是最大的，如上面模型中策略组合(生物产业，生物产业)出现的概率为0.79，远远大于A、B两国的其他策略组合。这也就解释了国家间产业结构同构化的原因。例如：在现实国际经济中，由于高科技产业的高利润率、高普适性，在全球范围内高科技产业结构就出现了趋同现象。并且发达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仍然围绕着少数竞争激烈、边际利润高的高技术产业及其下游产业展开，这反过来又加速了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据初步测算，从1994年到2007年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相似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在50以上，2007年美国与欧盟、日本达到了73.68和67.5的高水平，与加拿大也达到了52.6的水平，并且表现出很高的趋同速度，这说明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上，发达国家之间在世界上的竞争比较激烈。1994年至2007年，美国与中国、韩国、东盟高新技术产品相似性指数较弱，均低于50，但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意味着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趋同程度正在增强。
高利润产业由于它的重要经济意义成为各国争相发展的重点产业，而有些产业尽管经济利润不高，但它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安全、战略意义，因而也成为各国都关注的焦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农业。农业的战略性表现在：首先，农业是基础产业，它是工业原料和食品来源，关系到国家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人们的衣食住行，是一国产业的基础。农业的发达程度和农产品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的高低，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从未放弃农业。因此，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次，农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波动必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因此农产品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的安全与战略意义，任何国家都不愿做一个农业对外依赖程度过大的国家，每个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农业就会为农业发展提供各种保护和支持政策，从而加剧了农产品结构的趋同程度。据测算，1994年至2007年美国与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相似性指数均在55以上，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相似性指数也都较高，这表明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以致于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自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至今未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谈判迟迟未决，这足以说明农业在各个国家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产业结构的同构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
从理论上说。一旦国际间产业实现了静态和动态的结构性互补，贸易往来中和则共赢，反之，国际间产业结构出现了静态上的部分同构和动态上的不相匹配。贸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同构所导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以推断，即生产水平、产品结构越接近，生产的产品相互替代性越强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越激烈，贸易摩擦就会越多；生产水平、产品结构差异越大，产品相互替代性越弱、互补性越强，国家间贸易摩擦就会相对较少。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刘文强等，2002)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模型，以此说明国际产业结构的同构是如何引发了国际贸易摩擦的。
四、动态结构性互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避免
如前所述，当前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在形成整体性演进中，由于静态上的重构，不可避免地在国际贸易中就表现为摩擦迭起，无法实现国际贸易的正和博弈。为此，客观上需要各国进行产业政策的协调、构建结构互补的国际分工网络体系、共同协调国际分工。
(一)结构性优势互补与国际贸易的互利互惠
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最好的办法就是要避免产业结构的重构、各国将生产要素转移到最有优势的产业，在资源条件一定的条件下，通过结构效率和结构性增长获得利益最大化。同时，开放国内市场，给别的国家腾出放弃生产的那么一部分市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本国得到强化、同时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更高的附加值，别的国家在获得一定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缺，实现了市场共享和利益共赢。下面以一具体的例子来阐释国与国之间互补性分工与国际贸易利益冲突的避免。
假设A、B两个国家各有5个单位的生产要素。按各20％的比例分别投向半导体、生物制品、飞机、汽车、纺织品五个产业，在两国贸易发生以前，每个国家对每一个产业投入均等的1个单位的生产要素，由于两国在不同产业的生产效率不一样，各个产业带来的收益也就不一样，见表1，2：
按照效率原则，A国如果将低效率的钢铁、纺织品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半导体和生物制品产业，这时，半导体和生物制品产业收益随着生产要素增加1倍，收益也增加1倍。A国的收益总量将达到21个单位，比原先增加7个单位。B国低效率的半导体和生物制品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效率较高的纺织品和钢铁产业，收益总量将达到16个单位，比原先增个5个单位。考虑到消费的全面性和不可或缺性，A国需要从B国进口钢铁和纺织品各1个单位，要从收益总量中扣除2个单位，还剩19个单位，但仍比原来的14个单位多5个单位；B国同样要从A国进口半导体和生物制品产业的产品，需要从收益总量中扣除2个单位，还剩14个单位，但仍比原来的11个单位多3个单位。
A国和B国溢出的收益便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利益。从总体上看，如果A、B两国各自追求齐全型的产业结构，其结果必然是低收益和国际产业结构重构引致的贸易冲突，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将生产要素从低收益产业转向高收益产业，并且进口低收益产业的产品，会给双方带来收益的增加，从而避免贸易冲突的发生。
由上可见：“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是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马歇尔，1983)。“A国在竞争的零和博弈中为争夺10个苹果所获得的最大利益是10个苹果，但在高效率的结构互补的正和博弈中创造的可能是100个苹果，A、B两国获得的利益都超过了10个苹果”(季铸，2004)。因此，从长期看，各国产业结构的“残缺不全”和优势互补，可以提高各国的收益，实现了正和博弈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国际贸易利益冲突的发生。
(二)结构互补、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交织并存的国际分工网络体系构建
以上分析表明：避免国际贸易摩擦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实现国际间产业结构的优势互补，建立全球互动的国际分工体系。由于国际分工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边、交叉叠加的立体结构，想准确精细地从理论上构建这样一个互补型的体系是相当困难的，似乎不大可能，因此，在这里只能非常粗线条地用高度简化的图形加以描述。
假定整个世界长期处于和平时期，各国并无安全隐患，都以追求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为目标，这样各国就没有必要为了安全的考虑而建构一个齐全型的产业结构体系。并假设全球经济大系统分解成以A国(美国)、B国(巴西)、c国(澳大利亚)、D国(埃及)、E国(日本)、F国(德国)六个核心国家为辐射中心的六大经济圈(见图2)，圈内的核心国家为该圈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圈内除了核心国家外，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其它国家，a1，a2，……an表示北美经济圈的若干其它国家，b1b2，……bn,c1，c2，……cn，……类同含义。
六大圈各国的贸易利益通过建构一个全球互补性的产业结构体系而实现的，该体系中，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以核心国家为中心的产业结构之间相互依存是最主要的。这六个核心国家之间的分工向相互合作的“扁平状互补、水平型分工”方向演进；即各核心国家根据自己的科技优势和生产率优势，各自发展不同的新兴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如美国发展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等，日本则以新材料、新能源工业等为主导产业，德国则以光电子产业、环境高科技产业等为领航产业，澳大利亚、巴西就分别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产业和生命科学技术产业等，每一个核心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地进行技术创新，占据高新技术产业的一席之地。这样，六大圈的核心国家之间就形成了
互补型的产业结构，他们各自出口自己的优势产业的产品。进口自己劣势产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避免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重构而引发的贸易摩擦，而且每一个国家的产业都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高额的垄断利润，从而实现了贸易的共赢。
与此同时，各圈内核心国家与圈内其它国家(a1，a2，……an表示北美经济圈的若干其它国家，b1，b2，……bn，c1，c2，……类同含义)之间，形成以垂直分工为主，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的连锁型变动结构。即：核心国家重点发展最高附加值的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把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圈内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而这些国家又把资金密集型产业向其它国家转移，从而形成以线性垂直分工为主的格局。但随着圈内其它有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将在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圈内核心国家与圈内其它部分国家也可以发展成水平分工关系，实现产业内的“产品差异化分工”、企业内的“生产工序型”分工以及研究开发方面的分工等。
六大圈的其它国家与本圈外的核心国家同样存在着结构性的互补(如中美产业结构)和连锁型变动的关系(如美英产业结构)，但与本圈外的其它国家在结构联系上则可能相对较弱。
总之，在该体系中，各国都将生产要素转移到最有优势的产业，同时，开放放弃生产的那一部分市场空间给别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市场空间，于是就实现了市场的共享和利益的共赢。当然，图2的描述是粗线条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但这一模型，直观表现出了国际分工关系，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思路。
五、结论和建议
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范文5
关键词：区域经济；贸易；贸易扩展
一、收入分配与国际贸易的区域效应
收入分配和国际贸易一直是当代贸易理论所探讨的重要命题，出口产品与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提高；进口产品与生产要素报酬的降低这个斯托尔怕-萨米奥尔森的定理，就一直强调国际贸易就是要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要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的问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主要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要贸易交易的，如果贸易条件恶化必将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的，这样的损害会使得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扩大，分化更加的明显。其实，国际贸易的活动应该是更好的平衡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得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之间能够更好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双方国家在获得分工利益的同时，缩小国家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目前为止，对于国际贸易和收入分配理论他们之间关系的观点，还没有统一的通说观点。但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国际贸易理论给收入分配的影响因子注入了新的血液，是其新的解释。对于不同的环境、制度以及不同的要素条件，国际贸易必然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国际贸易会使得国家间的收入迥异，同样道理国家的内部收入分配也有不确定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上了解收入分配和国际贸易之间理论关系。国际贸易在引起的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当中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效应。我们要充分发挥好他们之间的优势，一方面不同地区的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的时候要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优势条件；另外一方面，面对国际贸易带来的诸多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复杂多变的市场条件之下，要认真了解和分析本地区的经济差距结构，及时调整，制定符合本地区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在这也的基础之上更好的进行对外贸易活动交流。
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化的深入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是如何的呢？以下主要就这一方面开始论述。
（一）各个区域之间收入不平等
收入之间的不平等这个是一个特别主要和突出的一个问题，根据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在人均、居民收入、GDP以及消费支出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计算主要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本文就是采用泰尔指数来描述中国区域内之间的差距的，主要采用这个方法的有点在于能够了解区域内部的不平衡，还能够对不平衡的总体程度进行分析和计算。根据这样的分析，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其形成原因。
（二）泰尔指数分解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描述
根据泰尔指数对上面数据的分析得出：
上面论述过，本文要采用泰尔指数来描述。它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分析出来以下几点：
1.从上面数据显示，可以看出我国省内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呈现扩大的发展趋势。
2.中国东部地区内部之间的差异和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差距是最大的，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总体上面对我国经济贡献为最大的，但是最近几年影响趋于减少。
3.我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对我国区域经济整体的影响不断的扩大，最近3年来比重上升的特别的快。
4.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具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而且出现了所以的“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如图一
（三）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增长率有所放缓和北部沿海地区及部分中西部地区增长率显著上升是导致全国地区差距缩小的直接原因。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影响区域增长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区域增长格局的变化和地区差距的缩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以上对经济增长格局和地区差距变化的分析共同反映出近两年来区域发展的总体形势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几何重心出现2004年首次转向北偏西方向的变化，和2004年人均GDP反映的地区差距首次出现缩小，两者的变化趋势和结果是一致的，也是相互对应的，这一变化在2005年仍然在延续。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近年来北部沿海地区和部分中西部省份的发展明显加快，同时也是由于传统的快速增长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快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回落所致。总体来看，这种增长的地区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能源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区域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三、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贸易扩张之间的关联
（一）东中西部大三贸易地带的格局形式
贸易规模主要有两个重要指标，第一个就是贸易依存度，两外一个是出口依存。从2000――2013年，东北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在不断上升，出口依存度也在上身；中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则在缓慢下降，出口依存度也在下降；西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平稳中下降了0.2，出口依存度则在0.06左右徘徊着。
（二）我国区域贸易产业结构及规模的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贸易产业极其结构，本文以重庆和四川为例来进行分析。对这两个地区的贸易额和出口额进行关联分析。得出的结构如下：
两省的贸易额和出口额都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切相关。和第二产业相比，更第三产业的关联性更加相关，关系更为的密切。但是相比较而言与第一产业的相关联系就变得比较小，影响也普遍偏低些。
（三）贸易经济结构和区域比较优势之间的关联性
国家内部的区域之间的个体差异通常与比较优势有关，同样的，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与比较优势相关的。对于我国三大地带的比较优势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的优势在于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源的优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东中西部之间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和差异，就会体现在专业化产业，以及产业结构分工上面，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同样的会对区域之外的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贸易理论对收入分配做了简单的理论分析。但是，对于国际贸易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却很难一下子直接推断出来，还有许多影响因素在发挥着用作。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要把各个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地里环境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等等诸多因素都考虑到其中，这样才能更好的来解释经济差距现象。（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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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范文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