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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危机范文1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 演化路径 理论逻辑 现实困境
一、引言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rugm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 and G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rugm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rugm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 (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ouglas. W. Diamond and Philip .H D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Rtd= (1+Rft)-1,在约束条件中,Rtd、Rft、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 Krugm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rugm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 = 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 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有昌:《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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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aul. Krugman, What Happen to Asian?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8]Paul. Krugman,Fire-Sale FDI. 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现代经济危机范文2
根据国家统计局修订的统计数据,2010年年底我国GDP总量突破了四十万亿人民币,排世界第二位。但看人均水平,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000多元人民币,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可能经过10年、20年的高速增长实现现代化,达到国际标准现代化的门槛“五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但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挑战归纳起来就一句话――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由于:1.内需不足。导致内需不足主要在于国家的民族创新能力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2.很多发展中国家到了中等发展阶段完成不了转变,最后肯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及高失业。3.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仅仅会技术创新滞后,而且会制度创新滞后。体制转型滞后会影响市场化,资源和机会很大程度上没有通过市场竞争在配制,而是掌握在政府权力部门,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宏观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面临双重压力:1.经济出现衰退危机;2.面临通货膨胀。世界经济恢复情况并不像原来预期那么乐观,总需求疲软的问题是一个威胁。内需问题主要体现在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投资需求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新的投资机会,产业结构无法升级。但我国大企业一般是国营企业,没有足够的市场压力,创新力上不去。中国的小企业学习能力强,但融资困难,造成风险大、成本高、竞争力弱。这就造成了中国制度创新落后、市场化落后、资本市场化落后、货币市场化落后。另外还有消费需求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消费需求在这个阶段应该普遍、迅速提高,但收入分配要合理,而我们国家现在的收入分配恰恰是出了问题的。我国的收入分配很复杂,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都有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除了有衰退威胁,还有通胀压力。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的宏观政策的调整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选择解决通胀还是解决衰退,这是个问题。2.财政政策。我国财政政策方向没变,但货币政策发生了方向性转变。我国的财政问题有两方面:财政赤字、债。3.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存在问题,导致实际效果与预期背道而驰。4.汇率政策。我国汇率是政府定价,导致结汇时使用的人民币越来越多,意味着通胀压力越来越大,但又不能减少出口。
现代经济危机范文3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新趋势
前言
目前,企业发展的优秀理念大部分来自于西方,积极的利用这些理念和方法不仅能够强化我国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而且能够加速我国企业管理结构的调整,从而迈向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中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化水平^低
在现阶段的经济管理当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便是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化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在管理资料的获取上,信息技术利用不充分,所以导致信息量和信息质量都存在一定的欠缺。第二是在管理信息的处理当中,由于利用的信息技术不充分,所以信息的分类准确性存在问题,信息分析的效率也相对较低。第三是在管理信息利用当中,由于信息化水平比较低,所以信息利用周期会出现相应的延长,在时空界限方面,管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综合而言就是管理信息化水平较低造成了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的落后。
(二)人员队伍的专业性较差
人员队伍的专业性较差也是目前的经济管理中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人员专业性较差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第一是理论基础和理念方面。从现阶段的经济管理实效来看,工作人员的理论认识普遍性较低,对于管理中的问题研究不仅不够深入,而且分析角度毫无新颖性,这就造成了整个管理理论认识上的停滞。第二是在实际问题解决的时候,方法应用和操作都显现出较强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的产生使得整个工作的专业性更低。在实践中,由于专业性不足带来的操作问题已不在少数,所以提升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性迫在眉睫。
(三)管理体制建设较为滞后
要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必须要利用相应的体制作支撑,但是现阶段大部分经济管理的体制存在着整体性不足的情况。经济管理是一个过程,所以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基层来进行支持,但是在目前的管理中,各个基层区分十分的模糊,这就造成了管理责任的落实困难。由于分工不明确,所以管理工作的各项内容制定与实施都难实现专业性,在专业性较差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体制进行支持,经济管理现代化水平自然不能达标。基于此,积极地进行管理过程的分析,进而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非常的重要。
二、解决经济管理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策略
(一)全面建设完整的经济管理现代化体制
要在企业中建立全面的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必须要进行相应的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经济管理的决策建设。在经济管理中,决策层具有重要的价值,经济管理目标以及规划都需要决策层来完成。简而言之,决策层影响着经济管理的基本方向。第二是经济管理的审核建设。在经济管理中,审核层的主要目的是对决策层的决策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评价,从而判断决策的价值大小。从管理效果来看,审核层的根本价值在于决定经济管理的理论效果。第三是经济管理执行层建设,执行层的主要任务是落实由审核层审核过的管理策略,执行层落实措施的强度直接关系经济管理的实际效果。
(二)打造专业的现代化管理队伍
打造专业化的现代管理队伍是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措施。虽然说现在的管理大部分都实现了信息化和网络化,但是人员的作用依然不能忽视。就现代化专业管理队伍而言,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建设:第一是进行专业理论以及全新理念的建设。专业理论建设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水平,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用更加专业的知识和目光来审视问题,而理念培养主要是提升人员的规范性。第二是进行管理人员的操作和方法培训。操作培训主要目的是提升管理人员管理过程中操作的标准度,而方法训练则是要提升人员的操作熟练度以及操作的灵活度。
(三)积极利用新技术,提升管理信息水平
现代化社会是全面利用高新技术的社会,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媒体技术等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以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也要充分的利用技术。首先,信息技术的利用可以使得经济管理的信息获取更加的方便,而且利用数字处理技术,可以更加高效和科学的处理经济相关数据,实现数据处理的质量化提升。在整个管理过程中,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利用一方面提高了数据流通的效果,另一方面使得数据存储与管理更加便捷,因此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简而言之,现代化技术的利用使得经济管理的现代化特征更加明显,而目前的经济管理,网络化和信息化优势表现极为突出。
(四)重视创新,保证经济管理的与时俱进
经济管理不可能一直保持稳定性,所以在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管理要重视创新,一方面是要重视理念创新,因为理念创新会让经济管理时时刻刻与国家经济发展思想保持一致。另一反面便是要重视方法创新与技术创新,从而有效的利用社会新科技,进而为自身的发展来服务。创新是经济管理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其不断向前进步的源泉。所以在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建设中,要重视创新意识的培养,从而扩大经济管理进步的空间。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
(一)组织民主化越来越明显
在不断地变化中,经济管理的新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就体现在民主化倾向方面。在过去的经济管理中,层级分化较为明显,而管理任务的逐级下达也成为了普遍模式。这种管理方式虽然说流畅性较强,但是过于僵化,非常不利于人员能动性的发挥。在管理体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管理的民主性越来越强,员工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员工自主能动性的发挥越来越明显。由于组织的民主化,所以管理人员的建议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管理的效果发挥也越来越大。
(二)管理人性化
更加的突出管理人性化的突出也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新趋势。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为了使得人才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首先是要尊重人才,其次才能利用人才。在目前的经济管理中,一方面积极的肯定了人才的作用,使得人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在积极的培养人才,使得人才的潜在价值更加的巨大。在人性化管理的过程中,人才的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都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所以经济管理的效果更加的突出,经济管理氛围的自由化趋势也愈发的明显。
四、结束语
经济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利用经济手段对企业的生产以及运营等进行调控,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越高,企业经营的风险就越低,企业安全和稳定都能够得到保障。所以加快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转变,并进行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汤巧丽.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的探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5,(03):23.
[2]金东昆.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究[J].现代国企研究,2015,(10):32.
现代经济危机范文4
【关键词】财务工作;企业经济;作用
在当前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出现全球企业并购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现代企业经济的作用,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企业筹集资金、培训员工、提供咨询服务、减免税收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积极扶持。更重要的是企业本身的财务战略的选择,影响着企业的切身利益。财务管理在不同规模的企业经济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是有所差异己经成为当下财经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1 财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1.1财务活动是一切活动的重要调控
其涉及产、供销各个环节,为各个管理层面提供准确的信息,财务管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保证;其次,通过核算,分析对比历史、同业的经营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财务管理是企业谋求效益的重要保障。因此,只有靠正确的财务政策,用规定的财务处理方法,去规范我们的财务行为,才能从会计信息的反馈中找准在生产与流通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堵塞漏洞,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保证企业从生产管理到财务管理的高效运行。
1.2财务管理,有利于企业把握资本结构
企业要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企业要对外提品和服务,必须要有一定的资产,销售增加时,要相应增加流动资金,甚至还需增加固定资产,为取得所需增加的资产,企业要筹措资金,这些资金一部分来自保留盈余,另一部分通过外部融资取得,这就需要做出正确的筹资决策,筹资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包括何时筹资、向谁筹资、筹集多少资金,筹资决策的关键是决定各种资金来源在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即确定资本结构,以使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相配合,因此,只有加强财务管理才能使企业合理地把握资本结构。
1.3财务管理有利于企业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
流动资金是指投放在流动资产上的资金,流动资金的主要项目是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它们占用了绝大部分的流动资金,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流动资金在一个不断投入和收回的循环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没有终止的日期_这就使我们难以直接评价其投资的报酬率,因此,对流动资金投资评价的基本方法是以最低的成本满足生产经营周转的需要这就要求企业对现金、应收账款及存货的日常管理要严格按照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科学合理地使用流动资金,这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满足生产经营在需要。
1.4财务管理有利于企业规避投资风险
对于创造价值而言,投资决策是最重要的决策,筹资的目的是投资,投资决定了筹资的规模和时间,投资决定了购置的资产类别,不同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不同的资产,因此投资决定了日常经营活动的特点和方式投资决策决定着企业的前景,因此,只有加强财务管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投资方案和评价方案并使之具有可行性才能够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使企业免遭不必要的损失。
2 现代企业要快速发展必须要强化财务管理
2.1健全内部监督制度为防止工作中的差错和有关人员的不当行为
应建立内部监督和检查制度。通过监督检查,对财务管理中出现的疏忽、错瀑等及时加以纠正或制止。涉及资金和物资进出等业务,应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管理,以起到互相制约的一种工作制度。企业的每个人都要有法律法规意识,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财务经理、公司职工,都要对自己和企业的行为负责,不能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不能把挥霍腐败费用列入成本。要有考核评价制度,做到权责明确、赏罚分明,调动和发挥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加强内部监督检查制度,健全财务法规,是财务管理实施的有力保证。加强财务管理。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任何工作部需要人去完成。加强财务管理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不仅要提高会计人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平,使会计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而且要提高全体职工的各方面的素质,使大家部懂得些财务管理的知识,提高对财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企业员工素质差,就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企业所有员工都有财务管理的知识和意识,可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节约成本支出,增加企业的利润。可见,人在财务管理工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2促进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是指企业财务在管理层面的创新,是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对财务管理要素所做的重新组合。企业管理模式僵化,阻碍了企业的迅速发展,财务管理的创新可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全局管理创新模式。
2.3要控制成本费用
首先,要开展全面预算。加强对成本费用支出的控制,生产部门编制标准用料设定表、标准人工设定表和标准制造费用设定表时,要依据产品的市场价格、目标利润和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消牦定额等确定目标成本,把目标成本分解到产品开发和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目标责任落实到人,严格考核成本指标,严格兑现奖惩,职能部门应采
用零基预算,不受以往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影响,将一切预算收支都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来编制预算各部门每月应对当月费用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分
析,及时发现预算执行中的各种问题并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其次,拓宽进货渠道,降低外购成本,面对通货膨胀的市场价格波动业务人员在采购前必须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工具了解进货渠道,争取合理价格,对采购价格的审核人员应该加大询价的密度和力度,通过电话、网络等信息手段货比三家制定基准价,对采购价格偏离基准价一定限额的进货,要求供货商作出解释或价格折让,对大宗商品要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增加进货的透明度,尽量消除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降低采购成本。
2.4健全规章制度及落实工作职责
健全规章制度,是加强财务管理的依据。企业应当抓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做到有章可循。根据《公司法》、《会计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企业实际,建立一系列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并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提高规章制度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同时,制订严格的岗位责任制,明确企业有关人员财务管理权限和责任,并建立充满活力的激励机制和行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电力公司有十多个二级单位,财务人员二十多位。每月报帐的时候,整个计财部可以说是忙的不可开交,但也有个别人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帐是否已清清楚楚。
建立有效的考核制度,促进每一位财务人员的责任心,是当前非常必要的工作,也是做好财务基础工作的重要环节。二是要严格按章办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究,防止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增强其执行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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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角色 现代教育技术 引导者 研究者 开发者 协作者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智能技术、虚拟技术、数字广播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应用于教育教学,产生了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不仅对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引起了整个教育思想、教学理论、教学体制的变革。在现代教育技术广泛应用于教学的环境下,教师的角色定位也由传统的“向学生传授知识”逐步转变为多重角色。信息技术教学环境下教师应该担当哪些角色?在教学活动中应该进行哪些转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并主动体现于教学实践,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1 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学校教育 “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充当着信息的传播者和知识体系的呈现者角色,对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不够,学生处于信息被动接收者的地位。由于教师仅仅把学生作为教育的客体,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和发挥。这种“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式割裂了知识与学生经验的内在联系,忽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不能很好地从学生经验出发实现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和创造能力的形成。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对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在刺激与刺激之间建立联系。学习是知识的重新组织,即将原有的知识结构和学习对象本身的内在结构相互作用,这是学习的本质,即学习就是面对当前的问题情境,在内心经过积极的组织、从而形成和发展认知结构的过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学习过程中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根据以上理论,教学过程中要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使教学过程真正成为学生积极建立新旧知识联系、建构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
要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相结合,既不能因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使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收者,也不能因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而放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引导作用。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环境中,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其主要职责应从“教”学生转变为“导”学生。
在信息技术所构筑的教学环境中,学生对学习目标和过程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教师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去考虑如何组织整个教学过程,安排相关细节,如何运用网络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网络教学中,学习资源的组织是采用超媒体方式,超媒体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关系复杂,跳转链接繁多,有些节点间的链接并没有真正表达出节点间的关系,或给出这些链接的一个适当解释,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学生容易迷失方向。教师要对学生网上学习过程进行精心监控和引导,防止学生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
认知主义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知识获得的过程,知识不完全是直接从教师那里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中,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借助他人的帮助,通过与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建立联系而获得。在信息技术所构建的学习环境中,教师的作用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将知识清楚、明晰地讲解和呈现出来,更主要的在于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提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将当前学习内容与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相联系,帮助学生明确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组织协作学习(讨论和交流),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使之朝着有利于知识掌握的方向发展。
在信息技术教学环境下,个别化学习也是学习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学生的个别化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宏观引导和帮助,例如:帮助学生确定为完成学业所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选择一种适合自身特点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对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给予检查、评价等。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
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了解和研究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注重个别指导,尽可能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
2 教师要成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信息时代,新知识呈爆炸式增长,新技术突飞猛进。在学校教学中,应该把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新成果(新知识)纳入到课程中,应该把人类发明的新技术应用到教学活动中。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变化,教师应具备课程设计和开发的能力。在课程开发过程中,要以先进的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各种媒体技术的优势,改革课程结构,制定最佳教学策略和信息组织形式,重组课程传递方式,使之适应时代的变化,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开发新课程体系,要考虑社会生活每一方面的剧烈变革对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等方面的影响。课程开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过程,教师要确定基于一系列新技能之上的课程体系及课程结构,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重新组织课程的教学形式、教学策略,不断完善新的课程体系。
3 教师要成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劳伦斯・斯坦豪斯首倡“教师作为研究者”理论。他认为,在以过程原则为基础的课程中,教师应该扮演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角色,它促使教师在教学上采用探究的方法而不是讲授、指导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研究者的形象出现,而不是经验和技术型的专家。
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应用于教学,使教师可以从繁重的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教育科研。教师要研究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学习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如何照顾学生的不同需要,如何引导学生合作学习,如何实现师生互动、共同成长;研究创设不同的学习情境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影响;研究如何利用新技术提高学生高层次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如何利用最佳信息呈现方式突破课程中的重点、难点;研究和评价网络提供的信息资源,为充实和改变教学内容准备资料。
4 教师要成为新知识的学习者
在学校传统的教学模式里,教师可以凭借“一次性”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俨然知识的权威。现代信息技术使这种“权威”和“尊严”受到了挑战。新知识爆炸式增长,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与学生相比,教师“知识拥有者”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传统角色也正在面临挑战。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从传统意义上传授知识的“教书匠”转变为不断探求新知识的“学习者”,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对教师的要求。
未来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作为知识象征的教师,必须具备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要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及时更新知识结构,使自己的教育观念、知识体系、教学方法跟上时代的变化。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教师要学习新的教学媒体技术并应用于教学;要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并指导教学。教师必须终身学习并不断地再培训自己,教书育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是教师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自身价值得到提升的过程。
5 教师要成为群体的协作者
《国际教育大会第35次会议给各国教育部的建议书》中指出:“学校教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生之间新型关系的建立,依赖于教师同他们的同事、同其他可能的合作者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发展。”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指出:“无论哪一个教师,都不能单独地进行工作,不能做个人冒险,不能要求个人负责,而应当成为教师集体的一分子”。
在传统的教学中,协作往往局限在教师之间,而且范围很小,没有或很少有学生参加。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特别强调协作学习,这种“协作”强调学生的参加,强调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一起参与讨论和交流,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论据及有关材料,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通过这样的协作学习,学习者群体(教师和每一位学生)的思维与智慧被整个群体所共享。多媒体与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为“协作学习”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在新型的协作学习环境中,教师作为群体协作者的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组织协作学习,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与学生建立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同时在合作的环境中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另外,教师之间借助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便利,开展集体备课,共同进行教学设计,开发教学软件,集中大家智慧,提高教学质量。
6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评价者
评价具有导向、激励作用。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使教师可利用计算机来诊断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能力及心理素质,并以评语形式及时反馈给学生,对于学生树立自信心,发展能(转下页)(接上页)力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对教学的支持,促进了教学环境的变化,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双主模式。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成为重要的教学模式,评价的方法也应多以个人的自我评价为主。评价的内容,也不是掌握知识数量的多少,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精神等。
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随着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师应具备的能力结构也将发生变化。教师要具备现代教育观念,在教育中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的教育理论,优化教学效果,重视对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的研究,重视对学习个性需求的满足,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创造性人才。教师要具备系统化教学设计的能力,对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安排,用一种全新的教学设计思想和方法来促进和改进教学工作。教师要具备教学实施能力,通过对学习情境的创设、学习过程的设计、教学资源的选择,帮助学生确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提高学生在信息海洋中获取知识的能力。教师要具有教学监控能力,不断对教学活动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以保证教学达到预期的目的。教师要具备研究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用研究者的眼光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并善于总结规律,进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教师要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有意识地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不断学习各种最新的教育理论,保证自身职业能力的适应性。信息时代的教师只有真正具备了上述能力,才能顺利完成信息化教育环境下教师的角色转变,成功地进行角色定位。
参考文献:
[1]张有录.大学现代教育技术教程[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
现代经济危机范文6
自2015年喜玛拉雅美术馆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推出“山水社会”这个项目后,围绕这个主题在国内举办了一系列巡回展出及相应的论坛。以“社会”来理解“山水”大大超越了一般“山水艺术”的论题,由此触发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思考,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山水”何以在现代世界中展现其精神价值。
“山水社会”概念的矛盾性
“山水”这个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有特色的概念,有其固定的语词搭配,如山水世界、山水家园、山水艺术。当我们提出“山水社会”时,套用北方话来说,就是特别“拧巴”。听闻这个概念的第一印象是“突兀”。我们稍许想象一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便在传统社会,“山水”与“社会”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硬是把“山水”和“社会”放在一起,“拧巴”出来的就是应星教授所讲的“山水寨”。[1]
尽管“山水画”是中国艺术中最具特色的艺术成就,到了宋代更成为文人雅士看重的绘类别,是“文人画”的重要载体;但“山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远不只是山水画,山水盆景等艺术形式,它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系统。“山水艺术”反倒是需要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山水画不是西方的风景画所能概括的,Michael Sullivan大作的英文书名,很反映出这种艰难。他关于中国山水画艺术的英文表达是“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英国人以风景画见长,如果满脑子是康斯特勃、特纳等人的画面,是很难想象中国“山水画”的,好在他还加了一个标题“Symbols of Eternity”,以华兹华斯的诗句“永恒的象征”打开了中国山水画真正的面向。
其实从中国人最早的山水画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就已经指出:“山水以形媚道”,“形”为载体,最终是落在“道”上,折射出山水画的形而上意味。这里的“山水”不是儒家所强调的人伦教化,而是人与自然的精神交感,因此人要有“林泉之心”方能让“山水”呈现出生命样态,中国的山水画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山水艺术”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重要媒介,人情与山水共鸣。“山水”的超越性意义也正在于此。中国文化语境中,“超越性”并不在于西方意义上的位格神,而在于自然的一种整全性价值,通过寄情于山水包含着超越世事,超越社会而达于“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中间还包含着中国文化对于自由的追求。
回过头来,面对“社会”这个概念。在汉语传统语境中,“社会”最早指迎赛土地神的集会,因为“社”就是土地神,让民众祭祀土地神而成的集会就是“社会”,以后又进一步引申为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涵义相对而言比较狭窄。现代通常意义上讲的“社会”,则来源于拉丁词源的society。最早是15世纪西方用拉丁语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来,意指国家社会。受此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一词都具有政治性涵义。以后苏格兰哲学家弗格森在文明化、共同体的意涵上运用“社会”一词,以区别于野蛮的、未开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概念的产生正与自然相对立的。经过亚当・斯密、黑格尔,“社会”又有了基于分工的商品交换的意涵,社会开始区分于政治,更多地与经济相关。无论如何,“社会”之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完全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在现代世界中,社会更区别于政治、区别于经济,成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个体所理性地构建起来的共同体。在此前提下,社会有其结构、机制、功能,以及发生、发展的规律。
又是“山水”,又是“社会”,某种意义上两个直接对立的概念被喜玛拉雅“拧”在了一起。正如海德格尔在分析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居住”时所指出的,在他那个时代“诗意”与“居住”是格格不入的。“山水”与“社会”同样格格不入,“山水”的意境与“社会”的功用南辕北辙。以此看之,这个展览名称本身很有创意,是个典型的装置艺术。现代艺术很大的一个门类就是装置艺术,把不同介质的材料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装置,有种错置感,从而指向内心深处的某种观念。“山水社会”大概可以算这样一个“概念装置”。但究竟如何能“焊接”在一起?把这些不同质料的东西焊起来很不容易,焊一次不够,再焊一次,再焊一次,这之间的张力是巨大的。当然,如果我们回复到“社会”在汉语中的原初意涵,把“山水社会”理解为把“土地神”迎回“山水”之间,则又会有一番别样的理解。
从“山水社会”的展览来看,以一种翻转的“拧巴”来反思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正是这个巡展的主旨。在这个意义上,王纯杰先生的策展还是极富创意。在喜马拉雅的巡展中,第一部分“山水田园之境”,摆放了何海霞《临袁耀桃源图》的巨幅山水,但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桃花源式的山水理想社会,不如说是凸显了现代世界中这种理想的苍白无力,即便是再大的尺幅也掩饰不了一个逝去的理想与时代。笔者看来,支撑起“蜕变现实之境”的几幅作品才是“山水社会”这个展览的真灵魂,王南溟的《拓印干旱》以自然世界的深深伤痕拓印出某种艺术上的“美感”,倪卫华的《风景墙》将现实的人以摄影力量“嵌进”毫无生命力、浮夸造作的“风景”中,杨泳梁更以直白的手法,将所谓现代社会极致夸张的发展,垒积成“美轮美奂”的山水,在现代性极度堂皇中呈现末日图景。以中国人的乐观精神,策展当然少不了“重构桃花源之境”的未来指向,但一如展览中“山水之境”的苍白,马岩松“山水城市”的构想更是“形存实亡”,如果作为一种反讽艺术的作品倒还是蛮有意思的。在这个“山水社会”的展览中,笔者更瞩目于王南溟、倪卫华、杨泳梁等艺术家的创作,在这种创意中凸显了“山水社会”的矛盾与荒诞,山水的意境与现代化的狰狞以“和谐”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笔者来策展的话,大概只会保存这些对现代性更具挑衅性的部分,艺术的否定性力量乃是它的真理所在。 何海霞《临袁耀桃源图》 (山水社会展览作品)
表达现代社会的扭曲、紧张与焦虑是现代艺术的天职。渠敬东教授提到了“世纪末的维也纳”,[2]可惜没有进一步分析下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就是分析“艺术”与“社会”的很好案例。确实,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艺术风格与形式,从社会角度来理解艺术,是艺术研究的重要领地。如果我们知道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有希特勒,有弗洛伊德,有克里姆特,有席勒,有施尼茨勒,有勋伯格,你就可以想象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与艺术之间的关联,你就能理解席勒的画风。席勒的人体充满了焦虑、紧张与不安,这种焦虑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主题。不光是艺术家焦虑,反映的是时代的焦虑,希特勒也焦虑,他毁灭性的冲动祸害了整个世界。人们常常觉得,艺术家有特别的人格类型,世人挺正常,只有艺术家没事儿在那儿瞎紧张。确实,艺术家总有着各种各样的精神症状,不是抑郁就是狂躁,其实艺术家一定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息息相关,艺术家恰是最为敏锐的时代先知,他把自身献祭给这个时代。对于时代的诊断就体现在精神上、哲学上,尤其是在艺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山水社会”给人的“拧巴”感,折射的正是这个社会的病症。
现代社会的精神结构及其危机
术折射的是时代的精神结构,现代艺术表达了现代社会的精神焦虑。今日中国的艺术同样有着现代危机的表达。只是与西方社会不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现代性看作光鲜靓丽的事物,看作一个Model,有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价值。毫无疑问,这个精神处于危机之中,现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体现的就是现代危机,但是有某种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现代精神的塌陷在西方有一个完整过程,在中国则没有。当我们前脚还在热情讴歌现代性时,后脚却已陷入现代性危机之中。在西方社会几百年的“陷落”过程,我们几十年就完成了。
要理解“塌陷”的过程是怎样在现代精神结构中完成的,目光就不能单单落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回溯现代社会的精神结构还得从西方说起。现代性的精神状况有一个建构历程,弄清这一过程也就知道“塌陷”如何发生,明白这一点对理解现代艺术极为重要。
危机的起点在哪里呢?起点可以从王铭铭教授讲《山海经》开始,王铭铭教授是人类学家,今天讲的偏偏是鬼怪学。[3]这很有深意,一言以蔽之,古典世界是一个整全世界,人在其中有自己的位置,天地、神灵、鬼怪、山川河海、草木山林各安其位。在这个世界中,人的精神是有牵挂的。中国古代士人的感怀绝不是现代人式的焦虑,无非是怀才不遇、人生苦短,感怀的只是个人遭际。他的意义世界是整全性的,进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退则是隐居山泉,回到山水世界。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天地之大德就是“生生不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世代的接续,是“传宗接代”,是“光宗耀祖”。个人生活只是生命之链中的一个节点,这是儒家给出的生存论画面。在道家世界中,更多地体现出“天人”关系。山水画是一个直观表达,人永远是渺小的,天地蜉蝣,沧海一粟。比如范中立《溪山行旅图》、李咸熙《晴峦萧寺图》。“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的渺小呈现出对整体“天人合一”的理解。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生生不息”的世代与“天人合一”的自然可以来定位中国人的意义世界。
西方文化传统中,人同样有着稳固的生存论地位。圣经的图景清晰明确。上帝七天创世,最后造人。与别的受造物不同,人是按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有着特殊使命,人被赋予看护整个世界的职责。托勒密的地心说正好体现了基督教的宇宙观。同时人生而有原罪,基督的降临、受难与升天,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与上帝息息相关,上帝是永恒的倚靠。在传统世界中,人的生存与天-地-神是整全性关联,无论东西方传统莫不如此。这样的世界观到近代开始变化。
现代精神结构的特征基于“双重割裂”:第一重割裂是人与世界的分疏。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托勒密的体系,其中透露出来的核心信息是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更关键的是通过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理论,现代科学塑造了一个封闭的自然体系,这意味着宇宙自然的运行不仅与上帝无关,也与人无关,它是一个独立系统。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自然成为你随心所欲进行利用与改造的对象。自然唯一与我们的联系就是“有用性”。在经济-功利的指引下,自然是科学-技术可以任意盘剥的对象。
封闭的自然对应的是封闭的主体。传统上,在西方人是按上帝形象创造的;在中国“身体发肤来自父母”。我们在宇宙中其来有自。近代哲学中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的存在只来源于自我意识的确证。“我”不但与世界隔离,与自然隔离,也与生身父母隔离。所有的存在最终依赖于那个隐秘的“我思”,自我成了一个与周遭世界无关的封闭主体,而人的终极单位就是每一个“个体”。在现代性封闭的世界与封闭的主体冲击下,传统的精神世界轰然倒地,只剩下形单影只的“个体”。
孤独的“个体”似乎还有一条救赎之路,就是基督教信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个体“因信称义”。这里发生了现代精神结构的第二重割裂,个体中“内在”与“外在”的割裂。马丁・路德把个体区分为“外在人”与“内在人”。外在人属于社会的,属于公共世界,个体要服从公共秩序与管理。但人得到拯救的关键在于“内在人”的信仰。“内在人”的领域属于上帝。路德以他自己的方式阐释了圣经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教义。路德以来,西方世界清楚地区分了“外在的”与“内在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价值与意义的重负都落在“内在人”身上,一个独立人格的意义就在于他的内在信仰。因此他的意义世界不再与外在世界、与周围家人、与万事万物相关联,只与上帝关联。这样的人尽可以通过“内在信仰”而与超越性意义相关联,但此时的人却已不再是整全的人了。这就是现代世界起点上的“双重割裂”。
主体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内在精神从外在世界中剥离出来,个体的“双重割裂”以胜利的姿态在现代性进程中被一再强化。对于现代精神结构来说,更为根本危险还在于“内在”与“外在”的分割。这个分割在16世纪以宗教改革的名义提出,此后作为思想自由、宗教宽容的理论根源被反复确认。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承认路德原则:掌管灵魂的事不属于民事官长,救世的宗教只存在于心灵内部的信仰,理智的本质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洛克在此强调,拯救灵魂不是公共事务,理性启示必须遵从自己的良心。尽管最终的拯救在于上帝,但在洛克那里“掌管灵魂的事属于每个人自己,也只能留归自己”。内在世界的决定权在于自我。
路德-洛克的精神结构,在密尔的《论自由》中进一步得到强化,维护自由是密尔的核心思想,最大范围的自由是内在意识的自由,也就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不仅促进个性发展,而且通过思想争论可以阻止他人思想的暴力。没有思想自由,合理意见就会淹没,思想自由有益于增进真理。干涉自由的唯一原则就是防止对他人的危害。密尔说:“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与心,个人乃是最高的者。”密尔的论述成为现代精神结构的经典表述。在他的论述中,“内在”与“外在”的区分转化成“个人的”与“公共的”;上帝的影子不复存在,在增进真理的诉求下,每个人对其思想与言论都有绝对自由。在保护他人不受危害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最大限度地捍卫自身权利。通过路德-洛克-密尔的结构,个人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解放。上帝曾经是内在世界的主宰,此时已经把内在世界托付给现代社会中的你自己。
在讴歌这样的个体“绝对者”同时,意义世界却开始塌陷了。现代“个体”在尊重个人权利,倡导相互尊重、宽容的同时,也埋下了价值虚无的后果。个体能否撑得起自己的意义世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现代文学兴起,焦虑感、无家感、漂浮感、人生的荒谬感都出来了,不仅是“世纪末维也纳”的病症,也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与艺术的主题。“个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意义感,成为现代社会中典型的“孤独人”和“陌生人”。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加缪的“荒谬”到萨特的“恶心”,文学家们最为敏锐地感受到“现代精神的危机”。
现代个体挣脱了周遭的羁绊,从此却变得无所依靠。原本内在世界信靠上帝,尼采说上帝死了,还得靠自己。这样人与超越于人的意义世界完全断裂,“个体”作为价值选择的唯一支撑力量难以为继,传统的各种价值观在“双重割裂”的现代精神结构中相继塌陷。站在孤独的“个体”角度来看,传统赋予人们的诸多价值都是虚妄的,传统的道德标准被转化为“个体”主观喜好,道德所依存的共同体在这里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价值。个体对自我之外的任何重大价值都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这种个体化、内在化过程对于现代社会任何超出个体范畴的价值目标都是一种严重的消解力量,人生的全部意义都固限于自我身上,这直接导致了价值上的迷失。精神在自我支撑的同时,开始了自我吞噬的过程。整个意义世界,在现代西方的语境下开始塌陷了。 高世强《青浜》(山水社会展览作品)
现代艺术的悖论
现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诞生的。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中,艺术似乎开始脱离宗教与宫廷,走向自主独立领地。17世纪以后,黑格尔最为看重描绘尼德兰中产阶级生活的绘画,就是因为这样的绘画开始脱离宗教题材单独面对现实生活,并展现出一种自由精神。否则,即便是带着人性光辉的伟大作品,故事却依然陷于宗教与神话的题材。西方近代艺术的发展同样体现了现代性世界观的特点,艺术开始回归人类现实生活。
艺术自主的另一个表现是艺术家的自觉。中世纪的艺术都是宗教性的,有着刻板的程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虽为教堂服务,但人的形象日益丰满。人们热衷于赞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赞美他们的人文精神,米开朗琪罗就曾宣称,他相较于雕塑、绘画,他更是一个诗人,表达了这种艺术精神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艺术较为早熟,艺术很早就独立成为一个门类,早就从“匠人绘画”演变为“士人绘画”,“文人画”更成为士人表达自身情感与精神寄托的载体。
艺术在现代精神的结构中脱离各种羁绊,越来越成为个体纯粹审美的对象,一如现代精神一再展现的危机,在自我精神感受成为艺术创作强大动力的同时,不加限制、自我膨胀的主观主义暗含着自我的陷落。形式还是主题,蒙德里安还是达利,似乎是现代艺术批评的两大主题。但正如在塞尚身上所显现的,艺术的形式与主题并不分离,即便是最为抽象的形式也是用来表达我们天性中最为深刻的情绪。在现代精神结构性中,形式与主题的区分是一种虚假的区分,最终属于纯粹主体一边。印象派姑且还在追求光与影的描摹,后印象派之后,现代艺术变得越来越从主观世界来寻找原则,直至杜尚把最后一缕意义穷尽。现代艺术的最大问题被归结为个体的审美体验,在体验中艺术经历着自身的终结。
艺术在寻求自身解放的力量上,发现了两个自我泯灭的成果:沃霍尔的盒子与文化工业的产品。前者把现成品变成了艺术品;后者按现成品方式批量生a“伪艺术”。杜尚的“小便池”原本是对新达达主义审美狂欢的挑衅,沃霍尔们却欣然接受,端出“布里罗盒子”。现成品之为艺术品抹杀了艺术的边界,这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艺术终结”。丹托以黑格尔式的“哲学剥夺艺术”并不足以表达“艺术的终结”,现代精神的危机同样昭示了哲学自身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更在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丧失了作为真理发生场所的地位,现代艺术把所有的创造动力押宝在个体审美体验上,主体精神世界的塌陷意味着艺术的终结。沃霍尔的盒子只是这种绝望的体现,之后的种种只不过是以各种形式重复着这种挣扎。
意义的世界塌陷之后,欲望开始反超,欲望与资本的结合开始横行于世。阿多诺很早就分析了文化工业在现代的必然出现,精神创造屈服于利益的驱动,干瘪的意义世界需要某种现成品的支撑。它会成批量制造大众精神需要的产品。在这些文化制品中,每一件都会激起你内心独特而富有个性的幻觉,以为帮助你逃脱出制式化世界,这中间你以为找到了个性,发现的却是“虚假个性”。你似乎不那么空虚,但真实的你同样不复存在,只是被文化工业的制品填塞而已。
这就是现代世界的艺术,以最为深刻的面目出现,收获的却是一地鸡毛。再没有什么深刻性状态,支撑意义世界的就是现代个体,一如意义世界的“塌陷”,现代艺术也以自我终结的方式“再现”了这种“塌陷”。个体精神的厚度是有限的,在现代世界纷乱的压力下,人类的精神世界始终是脆弱的。这就是现代世界的危机,在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淋漓。
“山水”的精神价值
尽管中国人并没有参与现代性的确立,却毫无疑问地被深深卷入。在现代歌颂主体性的同时,精神价值却开始迷失。当我们被裹挟进现代性的滚滚红尘中,现代精神的危机也会在我们的身上乍现,现代艺术的危机同样触目惊心。
在一个世俗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原本应有它的巨大优势。对中国人来说,从来没有一个上帝,没有一个位格性的神来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就没有了“上帝死了”之后的失落,没有失去规范后的无措。我们不会因为上帝死了而惶惶不可终日,也无需把人提升到神的位置。中国的超越世界原本就寄情于山水世界,寄情于自然,寄情于天地之间。在山水自然中,人们悠然自得,既不是自然的盘剥者,也不被自然所压抑,天人合一,但这一图景同样被现代性扼杀。如果说在西方,现代性通过解放个体而泯灭了个体身上的超越维度,那么在中国,现代性更多的是通过突出主体而割断了我们与自然的“合一”关系。当盲目跟从现代性态度,割裂了与寄托精神的自然世界的关系时,我们同样在意义世界中怅然若失。
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结构中,人与自然的价值关联被割裂,我们以科学-技术来看待封闭的自然世界,从理性角度去理解,从需要的角度去理解,从功利的角度去理解,进而在技术-经济层面上把自然理解为人所需要的资源,山水自然成了人们利用与剥削的对象。“山水”的原始意义被现代性所遮蔽,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科学-技术所遮蔽的世界中。
“山水社会”以其扭曲的张力对我们是一种惊醒,召唤我们回到“山水”原始的世界中,回到生活世界的原初状态。我们的世界原本生机盎然,充满生命,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如今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山水”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杨泳梁的《极昼之夜》以一种巨大的反讽让我们看到技术条件下的“山水”如何成为噩梦,马岩松的“山水城市”其实展现了一幅技术如何让人们进行自我欺骗的图景。自然与我们本原的关联失落了,“山水”在现实中沦落为摆设,现代艺术曾经的命运在这里似乎同样不可避免。
“山水”必须超越于现代所谓艺术的范畴而回归到一种更为整全性意涵,从根本上讲,这是对现代精神结构的颠覆。“山水社会”以一种整全姿态重新面对人类与自然的真实态度,召唤着我们反思现代性,批判对于现代性的盲目追随。“山水社会”要求我们超越于“有用性”的羁绊,把与自然最为原始的关系重新显露出来,在社会中找回自己的家园。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超越”:“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海德格尔所谓“人诗意地居住”契合的正是“山水社会”所呼唤的精神。
正如我们在“现代艺术的悖论”中所看到的,艺术在主体精神膨胀的同时,却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中萎缩,招致艺术的终结。“山水”艺术同样面临两种命运:或是制造出虚幻的美丽世界,在文化工业的机制下,来满足人们幸福的欲望;或是召唤一种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以更为悠远的方式保障人类生存的根基。
中国的“山水”是有灵魂的,借着“山水”要限制眼前的“社会”,为“山水”留出空间,保障人类在天地间本然的安放;要为机械的现代社会注入“山水”之魂,重塑与“山水”的亲密关系;要从现代商业社会中退回“山水”间,“谁厌朝市,羁牵局促。借君此台,一纵心目”。“山水社会”昭示了种种可能,眼前的世界并非从来如此,未来也未必继续如此。对于自然山水的恶劣并非我们的传统。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经济-功利的态度使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陷入了可怕的算计之中,我们斩断了与天-地-神-人的丰富脉络,人的世界从此变得极为狭促,精神世界随之委顿。借助“山水”,我们要还原自然对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原始精神价值,重新把我们的生命向天-地-神-人敞开,使之圆融无碍。“山水”需要迎回它的神灵,“社会”亦需重新置身“山水”间。建立“山水社会”在根基上并不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是人类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型”。惟有把我们从被科学-技术所割裂,被经济-功利所驱动的世界中救度出来,一种“拧巴”的“山水社会”才有可能在一种新的世界图景中变成适合人类生存的家园。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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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2016年12月18日在“山水社:一般理论及其相关话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主办)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