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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的概念范文1
河南焦作市人民医院护理部，河南焦作 454002
[摘要] 目的 评价连续护理干预对COPD老年患者肺功能改善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2年1—12月期间该院呼吸科住院收治的老年COPD病人150例，依照就诊顺序编号并随机分入两组：对照组（n=71)给予常规呼吸科护理，干预组（n=79)在此基础上给予连续性护理干预，随访1年后评价干预效果。结果 干预组患者FVC1%、FVC%及PEF均明显好转，较干预前及同期对照组均明显提高（P＜0.05）；SGRQ问卷各项评分、总评分较干预前及同期对照组均显著降低（P＜0.05或0.01）；随访期间急诊次数、住院天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稳定期内对COPD老年患者实施连续护理干预有助于病人改善肺功能，延缓疾病进展，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COPD；连续护理干预；肺功能；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 R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07（c）－0163-02
[作者简介] 郭素梅(1963-)，女，河南焦作人，护理本科，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主要从事护理管理，内科护理和护士培训工作。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的趋势，中国已开始面临慢性病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致死率的严峻挑战。由于慢性病的治疗与康复周期长，加之我国卫生资源尚不丰富，需要社区和家庭的持续治疗和护理。该研究2012年1月—12月拟将电子健康档案应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老年患者的连续护理干预过程中，旨在探讨全新的连续护理模式对COPD病人肺功能指标改善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该院呼吸科住院收治的老年COPD病人150例，纳入标准：①年龄≥60岁；②无精神疾患，意识清楚；③受试者知情同意参与连续性护理干预。入选病例均符合中华医学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诊断标准[2]。经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上述病例依照就诊顺序编号并随机分入两组：干预组79例，其中男44例，女35例，平均年龄（67.5±7.3）岁，平均病程（9.6±4.7）年；对照组71例，其中男46例，女25例，平均年龄（68.4±6.3）岁，平均病程（10.2±5.7）年。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统一收集人口学资料、肺功能及6 min步行试验距离等相关信息，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对照组给予常规呼吸科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连续性护理干预，具体如下。
1.2.1 疾病知识健康教育 ①对COPD疾病相关知识，包括疾病发生、发展、急性加重、转归、预后、治疗、护理等进行讲解；②饮食指导：主嘱患者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为，并且少食多餐；③对治疗护理依从的重要性；④用药指导：指导患者科学用药，准确掌握药物用法、剂量、注意事项等。
1.2.2 健康行为指导 ①腹式缩唇呼吸：帮助患者掌握腹式缩唇呼吸的方法、锻炼时间、注意事项；②体育锻炼：帮助患者选择喜欢的、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制定个性化的锻炼计划；③呼吸功能锻炼：指导患者正确练习呼吸肌运动体操如静力性呼吸、躯干动力性呼吸、压胸呼吸等，坚持锻炼；④戒烟：列举现实案例证实香烟对COPD病情恶化的诸多危害，帮助病人树立戒烟的决心.
1.2.3 社区护理管理 干预组患者出院后，由医院护士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共同实施社区护理管理，内容包括：①由医院护士、社区护士系统讲解讲解氧疗知识手册。②家庭氧疗的护理指导：要求患者随时记录氧疗情况并登记在氧疗日志上，以便为医师的临床评价提供可靠依据。③定期家庭访视：每2周随访1次，重点评价氧疗依从性薄弱的环节是否改善并提出处理建议，鼓励患者树立抗击疾病的信心，配合治疗。
1.2.4 电子健康档案管理 医院专科护士及社区卫生中心护理人员实施完成护理工作后，随访护理记录及检查结果均登录于电子健康档案中，实现档案的动态完整，信息共享，以指导连续护理干预措施的下一步运行[3]。
1.3 评价方法
住院前及出院后6个月、1年时两组患者随访进行干预效果评价，评价内容包括：①肺功能测定：受试者平静后取坐位，德国便携式MieroLoop肺功能仪测定病人FEV1%、FVC%、FEV1/FVC、PEF等指标。②SGRQ呼吸疾病问卷：问卷评价反应病人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分为3部分共50题，包括活动能力（mobility、）症状（Syptoms）及疾病对日常生活影响（impacts），总分100分，对生活完全没有影响是0分，对生活极度影响是100分[4]。③记录患者在1年内的急诊次数和住院天数。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数据比较进行配对t检验，α=0.05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2.1 肺功能指标变化的比较
观察发现，干预6个月后干预组患者FVC1%、FVC%及PEF均明显好转，较干预前及同期对照组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干预12个月时肺功能各项指标均无明显波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连续护理干预对于改善老年患者肺功能情况具有持久效果。
2.2 生活质量的比较
随访观察期间内两组均无死亡病例发生，干预组SGRQ问卷各项评分、总评分较干预前及同期对照组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对照组呼吸健康情况无明显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3.1 连续护理模式的实施促进COPD老年患者肺功能指标的改善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FVC1%、FVC%、PEF等肺功能指标改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连续护理干预COPD患者可使患者出院后得到连续、有效、科学的护理。COPD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并且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康复周期长，患者需依赖于出院后的持续康复训练[5]。田云萍等研究在呼吸科患者的护理工作中， 加强对患者的护理干预， 能够使科室的护理质量及患者的满意度有效提高[6]。护理干预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个体化又极具创造性的优质护理模式， 核心是以患者为本，充分使患者的需要得到满足， 并且使患者在入院期间得到各方面的优质、全面的护理服务，保证患者能够得到充分的照顾， 确保疾病的快速康复。该研究有效的护理干预更加注重护理服务工作，患者出院后如缺乏连续正确的呼吸功能训练和生活指导，不仅可能对其肺功能指标的好转造成影响，反而更易加速病情进展。
3.2 连续护理模式的实施有效改善COPD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SGRQ问卷是预测COPD病人生活质量的敏感指标，经过多重的信度、效度检验，其评分与运动耐力训练、病人的心理状况关系密切。该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SGRQ问卷评分明显降低（P＜0.05或0.01），随访期间急诊次数、住院天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实施出院后连续护理干预对改善COPD患者生活质量及预防疾病复发有重要影响。出院后跟踪连续护理，不仅专科护士能对患者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及时发现，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7]。
3.3 有效的协调合作是连续护理模式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护理人员必须树立安全隐患的意识并掌握有针对性的处理办法[8]。合理应用电子健康档案，促进医院与社区护理服务间的无缝衔接是保证COPD患者连续护理模式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该研究在出院后连续护理干预中重视专科护士、社区专业人员与患者及其亲属间的协调合作，强调以专科护士为主导、多方相关团队支持的前提下，实施连续护理干预计划，对患者出院后肺功能指标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该研究发现，利用电子健康档案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老年患者进行连续护理干预过程，不仅操作简单，且整个过程具有针对性， 患者治疗过程较顺利，无明显并发症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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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的概念范文2
论文关键词：工作生活质量；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生活
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人们的生活及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组织的全球化及网络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使人们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生活质量与工作生活质量密不可分。在当前呼唤人本管理的时代，工作生活质量问题不得不又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ofworklife，qwl)”是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新概念，它认为“工作生活”也存在质量问题。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需要有机结合，从而激发了新的管理手段的出现。改变了企业与个人的关系模式。
纵观前人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维度研究、测度研究以及与相关组织行为变量的关系研究几方面，其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工作生活质量的概念难以达成一致
尽管很早以前qwl的思想就存在。但是qwl概念的界定却没有达成一致。这是因为不同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对qwl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自己的研究中给出了具有自己研究倾向的定义。
对于工作生活质量的界定有三类：第一种是认为qwl是一种管理理念，管理者应该以人为本开展管理；例如carlson(1980)’认为“qwl是一种经营哲学，是组织尽量所达到的目标，虽然它随着组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都体现出同一个内涵——尊重人的尊严。”nadlel"andlawler(1983)认为：“qwl是对员工、工作以及组织的一种思考方式。”
第二类观点认为qwl是一种感觉。是员工对工作生活的主观体验，这主要反映在工作满意度等方面；例如nicholson(1995)认为，qwl是员工对工作的反应，特别是指与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安全相关的个人结果，它一般包括物理工作环境、报酬系统、制度所规定的权利和决策、工作内容、内部和外部的社会关系、职业发展等因素。还有学者认为qwl是工作环境与工作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它以员工的需要为始点，以员工的知觉为终点，强调员工的需要和知觉。brooks(2001)在对护士的工作生活质量进行研究时指出。qwl是指护士在组织中努力工作，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个人重要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qwl是一种行为。通过这种行为对组织和工作进行再设计，使员工的需要被满足，满意度得到提高。例如美国职业培训与开发委员会将qwl定义为：“qwl对于工作组织来讲是一个过程。它使该组织中各个级别的成员积极地参与营造组织环境、塑造组织模式、产生组织成果”。贾海薇等人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文化等因素。认为qwl是一个组织通过满足员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促使员工更多地发挥创造力，增强责任感与主人翁精神，获取更高境界的满意感，从而实现组织目标高效的完成。
以上对于qwl的定义从某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他们都正确阐述了qwl的一些特征，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达成一致。笔者认为，对qwl内涵的界定可以借鉴生活质量的定义，“生活质量”o’hequalityoflife，简称qol)~指个体在生活中对生活的体验，qwl也许可以定义为个体在工作中对工作生活的体验，即人们对工作生活的主观感受。这种感觉与工作中的许多因素有关。
二、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维度研究难以达成共识
由于对工作生活质量内涵的分歧，各学者之间对其结构体系的研究也不可能取得共识。主要有以下观点：
walton(1975)最先提出qwl的八个经验参照指标。taylor(1978)用因素分析方法探索了qwl的结构，他的研究结果与walton(1975)的研究相比多雇主的qwl(employer’sqwl)和社会的qwl(societalqwl)个维度。1984年levine等人以保险公司白领工人为被试研究得出工作生活质量的十维度。beth a．brooks和maryannande~on(2005)整合了前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qwl包含八个维度(详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beth abrooks& mary ann anderson．defining quality of nursing w ork life．nursingeconomic2005，vol 23，no．6，p321翻译
brooks(2001)等人以护士为被试对qwl的研究发现。护士的工作生活质量可以分为四个维度：工作生活与家庭生活、工作设计、工作关系、工作范围。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维度包含护士作为母亲(看护孩子)、女儿(照顾老人)，伴侣(家庭需要、联系能力)不同角色时的需要；工作设计维度综合了护士目前的工作环境，例如工作负荷、助手的工作、自主性等；工作关系维度包括与上级、同事、内部科室健康团队成员的关系以及工作所需的资源供应、法定的对终身学习的促进；工作范围是指广泛的社会影响因素和变化对护士业务的影响。
d．k．saklani(2004)提出qlwl主要内容有13个方面：
“(1)公平的薪酬制度；(2)明确的奖金福利制度；(3)工作稳定性；(4)外部工作环境；(5)工作负担和压力(6)人的潜能发挥的机会；(7)持续成长的机会；(8)人际关系；(9)参与决策；(1o)奖罚制度；(11平竞争；(12)工作和生活空间；(13)组织形象。”
贾海薇等人对国内企业员工qwl的研究发现，主要包括生存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自我的需要等四方面。杨化冬、时勘(2o01)认为，教师的qwl涉及到的内容主要包括：为教师的前途着想．对教师进行有效的职业管理；改善与教师交往的渠道和质量；优化教师工作环境；优化学校内部的心理氛围等。卿涛(2007)等人以知识员工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推论其qwl的维度应该包括工作任务维度、组织环境维度和社会与心理维度三个方面。
从上文可以看出，由于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存在分歧，对其概念缺乏统一界定，使对其内容维度的分析面临很大的困难，各学者对其内容维度的研究也不可能达成共识。另外，同一位学者所提出维度的独立性有欠缺，指标之间存在重叠交叉现象。
笔者认为．学者们所提出的qwl的维度也许称之为影响owl的因素更准确。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员工无论承担什么角色，处于何种组织中，影响qwl的因素基本一致。但是这些因素对不同组织中不同岗位员工的qwl影响程度不同。影响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因素不同于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维度．这就好比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不等于生活质量本身。
三、工作生活质量水平的测量缺乏可靠性和可比性
由于qwl缺乏统一的概念，也没有大家普遍接受的维度划分。因此研究者多会以个人经验、研究文献或者实证研究等方式，提出一些标准来衡量工作生活质量。学者们试图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各类组织员工的qwl进行测量．但是没有一套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测试工具。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通过对qwl某一方面的测量来反映整体qwl的水平。
大多的研究以工作满意度的水平来表示qwl的水平。这些研究者有smith(1981)、smith&mitry(1983)、efraty&sirgy(1990)、baba&jamal(1991)、igbaria，parasuraman，&badawy(1994)、hood＆smith(1994)、woodcox，isaaes，underwood，&chambe(1994)、studt，(1998)、freeman&o’brien-pallas(1998)、al’aitah，cameron，armstrong-stassen&horsburgh，(1999)、spence-laschinger，finegan，shma ian，&almost(2001)等人。smitll(1981)、baba＆jamal(1991)、igbaria etal(1994)、spenc~--laschingeretal(2001)等学者通过测量员工组织承诺的程度，来衡量员工qwl的水平。另外，工作压力(smith，1981；smitl1&mitry，1983；baba&jam al，1991)、工作参与aba＆jamal，1991；efraty&sirgy，199~,igbaria et al，1994；hood&smiht，1994；studt，1998)、保留倾向(a1．aitaheta1．，1999,；hood＆smiht，1994)、工作损耗(spence—lasehingereta1．．2001)也是研究者常用来衡量员工qwl水平的指标。
从国内外学者对工作生活质量的测度可以发现。学者们经常使用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参与等指标．或把他们结合起来反映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状况。但是，这些指标与工作生活质量的关系还没有理论基础和实践验证，它们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员工的qwl水平还有待研究。即便这些常用的测量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作生活质量的水平，但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另外。国内外学者使用对工作生活某一方面的测度来反映员工的qwl。由于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使研究成果的可比性不太理想，因此非常有必要研发信度和效度比较理想的工具对qwl进行整体测量。
笔者认为工作生活质量与工作满意度都是员工对特定对象的感觉，在qw l缺乏统～定义和清晰维度的现在，可以借鉴测量工作满意度的方法来对工作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测量工作满意度经常使用单一整体评估法(singleglobalraitng)和总合评分法(summationscore)，并且研究发现在测量内涵太大的概念时，单一整体评估法优于总合评分法，因此可以尝试用单一整体评估法测量员工qw l的水平。
四、工作生活质量与后果变量的关系研究缺乏代表性
大多研究者认为，qwl是一个与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动机、生产力、健康、安全和幸福感有关系的概念。这些因素与身心衰竭、工作压力一起对工作的心理和生理结果产生影响。
stephenj．havlovic为期l0年的研究发现．qwl可明显减少缺勤与抱怨、降低事故发生率和离职率：lau和may(1998)通过研究发现，较好实施qwl计划的公司，其销售收入、资产和利润率均有较大的增长；may，brucee；lau，r·s·m于1999年通过实证研究再次发现．qwl实施效果与公司业绩特别是财务指标呈正相关。孙泽厚(2009)等人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知识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探讨了知识型员工工作生活质量与离职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其呈负相关，即工作生活质量越高。离职率越低。
由于研究者使用的调查样本往往是某一特殊群体，而使研究结果缺乏普遍性。另外各研究者大多使用自己研制的研究工具。此工具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因此基于此工具的研究结果也不具有可比性。
生活质量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203-03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从人民的日常生活来看，一方面，物质生活日益丰裕，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生活也多元丰富起来。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21世纪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因此，相应地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生活质量体系，从而对社会发展的质量予以评价和校正。
生活质量研究的动力来源于人们探求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物质、精神等需要的欲望；生活质量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社会资源制约之下最大限度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生活质量研究的展开，是人们思考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结果；生活质量研究的结果是准确定位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人的生活状况。关注有关生活质量的评价体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重视[1] 。
一、生活质量的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衡量系统应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致力于建立一种用着眼于幸福的衡量标准和记录可持续的衡量标准来补充市场活动衡量标准的统计系统[2]。因为单一的衡量标准无法概括社会成员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多元化需要，因此衡量系统必然包含一系列不同维度的指标参数，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正是这样一种衡量系统。
生活质量内容丰富，流派众多，其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宽泛，一般分为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和群体层面的生活质量。
（一）个体层面生活质量
评价一个美好社会不仅是要看它有多少财富，更要看财富的品质，既要看商品的数量，也要看商品的质量。在个体层面上，对于美好生活理论，分为了三种不同的生活质量研究方法——享乐主义理论、偏好满足理论和理想理论。
享乐主义理论认为终极的美好就是拥有某些可以意识到的经历——幸福、愉快、满足——伴随着对各种欲望的追求。该理论强调个体的主观经历，认为美好生活是由许多幸福的经历组成的，主观的精神体验是其理论的核心，因此该理论更看重过程。
偏好满足理论认为美好生活就在于欲望和偏好的满足之中，美好被理解为人们能够得到他们渴望和偏爱的东西，将最少的未能得到满足的需要等同于更多的幸福，因此该理论更看重结果。
理论认为至少有些美好生活既不是可意识到的享受，也不是偏好的满足，而在于对某些具体标准理想的满足中，即美好的生活存在于某些客观美好事物的实现之中[1]。
在多元化的生活质量定义中，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研究组对生活质量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个体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背景中的生活状况的感知，这种状况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和关注密切相关。生活质量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个体的生理健康、心理状态、独立水平、社会关系、个人信仰和他们与环境显著特征的关系融入其中。”[1]
（二）群体层面生活质量
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群体层面，其定义更具广泛性和综合性。澳大利亚统计局给出了这种特征的生活质量的定义。
“从生到死，生活使个体处于一个动态的文化中，它包括自然环境（光、热、空气、土地、水、矿藏、植物、动物）、人造环境（物体、建筑、公路、机械、设置、技术）、社会设置（家庭、社会网络、联盟、制度、经济）以及人类意识（知识、信仰、理解、机能、传统）。幸福取决于这种文化内相互作用的所有要素，可以被看做生活方方面面的健康或富足的一种状态。测量幸福因此包含描述整个生活以及考虑每个生活事件或对个体生活质量或社会凝聚力有潜在影响的社会情境。在个体层面，这包括生活的、生理的、感情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方面。在更广阔的层面，个体周围的社会的、物质的以及自然环境相互依赖，成为幸福方程式的组成部分。” [3]
二、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标准和方法
社会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状况、衡量和监测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有效量化的工具。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理论导向，人们可以从众多指标中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指标，构建出各种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就中国生活质量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而言，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各种社会发展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和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潜藏的矛盾与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从而正确引导人们群众全面提升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1]。
（一）衡量生活质量的适当标准
我们必须找到衡量生活质量的适当标准。一个人所过的生活可以被看成是所做的各种事情和各种存在状态的一种组合，它们可被统称为功能性活动。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各种行为和状态（功能性活动）及其在这些行为和状态中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构成。阿玛蒂亚·森论述过功能性活动、能力和价值的关系，指出：“能力方法关注的最原始概念是功能。一个人的能力反映了这个人能够获得的功能的不同组合，他可以从这个组合中选择一个集合，并且根据获得有价值的功能的能力来评估生活质量。” [4]
有些功能性活动时最为基本的，例如基本的物质保障来维持身体健康、良好的教育水平、个人自由活动等。有些功能性活动较为复杂，例如维护尊严、参与社交活动和政治发言权等。
（二）评估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
个体的幸福能够通过人们对自己的主观评价得到测量。这种主观评价建立在他们感觉的基础上，或是通过对比任何数目的、可观察的、反映在他们幸福上的特征得出。在某些方面，幸福可能最适于主观评价，因为它与幸福和生活满意度这些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个体的幸福能够通过测量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或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幸福感或满意度来得到。[3]
在选取评估生活质量的指标中有以下具体要求。指标必须有明确的实践目的。指标应该帮助公共政策制定者发展和评估总体所有层面的计划。指标应该建立在时间序列的基础上以允许定期检查和控制。指标应该建立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指标应该是可信、有效和灵敏的。指标应该作为单独的数据报告，但也能被分解为不同部分。总体的领域应包含全部的生活经历。每个领域必须包含生活质量结构的基本但又不同的方面。
三、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一）衡量生活质量指标的选取
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内容丰富，必须选取对人类幸福紧密相关的指标。比如物质福利、健康、教育、公共安全、政治发言权和生态环境。
1.生活质量的物质福利指标及评价。增进物质福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是增进物质福利，二者相辅相成。生活质量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对生活的更高追求，人们只有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更多精神需求，只有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才会转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经济发展是指由于科技、社会进步而造成的国家经济质的改变和结构的调整，主要的衡量指标是人均GDP和人均GNP的增长状况，他们反映的是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提升情况以及国民享受的物质福利。
2.生活质量的健康指标及评价。健康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的总称。”也即健康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全面健康。因此健康是一个既影响寿命长短又影响生活质量的基本因素。对健康的评估需要可靠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作为衡量结果。不同年龄阶段和性别的死亡率度量了人们面临的死亡风险，也被用来计算一个人的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指标包括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
3.生活质量的教育指标及评价。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将由学习来决定生活质量的新世纪。所以必须详细地制定衡量教育的各项具体指标，比如系统性地列入被调查者及其父母学习经历的详细信息。由于童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对一个人未来发展影响深远，所以有必要调查和衡量一个人童年时期的教育。教育指标一般选取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历合格率、综合入学率等。
4.生活质量的公共安全指标及评价。公共安全的定义要求公共安全指标考虑到公共性，即对群众生活造成影响，指标反映的是生活中所受安全损害风险的内容。公共安全指标设置了五个方面的二级指标：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社会治安和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选取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社会治安选取立案数和构成比例；食品安全选取立案数和结案数。
5.生活质量的政治发言权指标及评价。国家政治体制的特征和性质决定了政治发言权。法律保障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保障了普通法规规定的权利，它们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法律体系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从而对市场运转、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制定合理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公民参与政治的自由度，例如国家公务投票比率[2]。
6.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指标及评价。环境是构建和谐生活的基础，也是生活质量的基本内核之一。缺乏一个良好而平衡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与生活质量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意义。所以保持和提升人民的环境质量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步骤和必然追求。生态环境条件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使用一些环境指标来监测人们的生活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比如空气和水污染的指标。
（二）生活质量体系构建的意义和价值
1.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得以重新审视。当代西方社会，已经产生了关于良好个人行为的道德假设，以形成更高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1904年，马克斯·韦伯指出：一种内在的道德取向的伦理，正是通过伦理道德的个人行为，对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个重要作用[5]。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道德动力，它也可以促进社会更加开放、宽容和民主，反过来推进道德的进化[6]。所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2.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更加关注个人的幸福。传统的指标一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很少对个人幸福感有所评价。一般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因素决定个人的幸福感：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经济因素，如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情形性因素，如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的直接参与政治权利[7]。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在生活质量体系里有所体现，从而更加科学合理的反映个人幸福。
3.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中国改革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具有监督作用。从该指标体系各项具体指标中可以看出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相对照，衡量社会发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可以帮助国家和政府掌握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实地发现偏低的指标，相应地调整社会政策，以在预期时段内达到预期目标，从而发挥监督作用。同时，它还可以间接地对各项改革政策经行检验，避免它们脱离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1]。
4.科学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让我们认识了真实财富的含义，并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符合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共同价值观。真实财富表示我们生活核心价值观的真实福利状况[8]。生活质量体系可以更好地反映福利的变化，并努力使得个人的价值观与社区乃至社会的价值观融合在一起，这样一种将集体精神和共同责任为出发点，可以确保生活质量的各种福利，无论对当代还是后代，都是欣欣向荣和充满活力的。
参考文献：
[1] 周长城.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5-147.
[2]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对我们生活的误测[M].阮江平，王海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45-120.
[3] 马克·拉普勒.生活质量研究导论[M].周长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1-107.
[4] 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生活质量[M].龚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6.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苏国勋，谭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5.
[6] 本杰明·M.弗里德曼.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M].李天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
生活质量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生活质量；满意度；权重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50-03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把幸福感作为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在这个取向上，一个人是否幸福，关键在于他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如何。在主观生活质量测量中，根据重要性排序来为满意度赋权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因为不同的生活领域对个体的生活质量而言有不同的重要性。换言之，在判断各种生活领域的重要性时，个体的内在差异会产生影响。有很多概念被用于讨论这种内在影响机制，例如领域重要性、价值优先性、心理倾向性等。很多学者都认为，领域重要性是一种重要思路，把领域重要性作为生活质量测量中的赋权因素更是一种理论上的有效假设。问题在于如何把领域重要性引入生活质量研究中。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有乘积法和求和法，但是，这些方法经过经验检验，效果都不甚明显。由此产生了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赋权？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走向。
一、等权重法的合理性
坎贝尔（Campbell）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明确指出，领域重要性赋权法并不能够改善全面生活质量和领域满意度混合解释的整体变量。鉴于围绕乘积法存在诸多争议，同时缺乏经验证据证明把领域重要性作为权重赋值的依据能够增进领域满意度和全面生活质量研究中的解释性变量，所以引入领域重要性作为赋权依据就不具有实际意义。特洛尔和麦金农提出三条理由来说明用重要性排序来为满意度赋权是不必要的：（1）权重值难以理解或解释；（2）权重值具有不良的心理测量特性，例如非比例特性，以及权重值与第三变量的相互关系会随着重要性排序的均值和SDs的重要性而有规律的变化；（3）非常满意/不满意与较高的重要性程度相关意味着满意度被并入重要性的判断之中。他们认为，在生活质量测量中采用重要性赋权法并不比无权重法更有优势。
Hsieh的研究结果似乎也支持了这种观点。他采用了三种计算方法：其中Si
表示领域i的满意度，Ii表示领域i的重要性程度。他在全面生活质量测量中比较了权重法和非权重法的利弊。第一个公式假设重要性程度对满意度的权重值具有线性影响，它保留着程度值之间的等距特性。第二个公式假设重要性程度对满意度的权重值具有非线性影响，而且非线性影响会随着重要性程度值的平方根的相乘而以递减的趋势增长。第三个公式也假设两者是非线性关系，但非线性影响会随着重要性程度值的平方以递增的趋势增长。他的研究结果说明用重要性程度作为赋权依据（无论线性或非线性）无法提升领域满意度与整体满意度的相关性。
吴和姚在最新的研究中指出，更常用的赋权公式是由古明斯（Cummins），拉裴尔（Raphael），弗里施（Frisch）等人建构的。这些公式与谢的公式之间的差别在于：（1）它们并没有像谢的公式那样分割重要性权重值之和；（2）它们只考虑了重要性程度的线性影响，而没有包括非线性影响。因此，这些赋权公式的效用还有待检验。
在传统意义上，用于检验权重值效用的方法有两种：相关分析法和缓和的回归分析法。但是，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相关分析法并不适合检验权重值的效用。因为生产性变量（例如权重值）与第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依赖于这两个原始变量的比率。对此，邦恩斯特和古德伯格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1969）就借助多变量常态假设发现两原始变量的线性转型改变了它们的均值，并且导致生产性变量和第三变量之间零位相互关系的起伏涨落。在用重要性赋权的情况下，这种统计特性意味着权重值与全面满意度测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通过改变重要性程度或满意度标尺的零点位置而发生变化。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相关分析法无法为检验重要性程度赋权的效果提供一种可靠的途径。而卡斯通采用缓和的回归分析法对工作的全面满意度在重要性、满意度及其互动等方面进行了回归，从而考察了重要性和满意度的互动是否对预测工作的整体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他们的结论是缓和的回归分析是检验生产性变量效果的恰当方法。
为了进一步比较相关法和回归法的优劣，吴和姚选择了台湾国立大学130名本科生（女生占55.4%，男生占44.6%）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校园生活质量问卷调查，所有问卷都在30分钟内填完并上交。他们的研究有两个目的。其一，考察古明斯、拉裴尔、弗里施等人构建的赋权公式的效果，回答在使用相关分析预测整体生活满意度时权重法是否优于非权重法。其次，用缓和的回归分析检验领域满意度和整体满意度之关系的重要性的减弱效应。经过一系列技术处理，他们证实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由Cummins等人的公式计算出的权重值在纠正生活满意度量表值时并不比等权重法有更好的表现。同时，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领域重要性并不能减缓领域满意度和整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说明用重要性程度加权后的满意度值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得出结论，用重要性程度加权后的满意度值没有多大价值，用重要性程度作为赋权依据也是不必要的。
二、不等权重法的合理性
尽管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上述结论，谢认为这些都不足以否定重要性加权在生活质量研究中的意义。正如康明斯所指出的，生活质量应同时包括客观和主观的评价，并且要整合各个领域的主观评价以测量全面的生活质量，为此需要考虑个体对生活各个方面所赋予的权重，即使在客观评价中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即依据个人价值观赋予各种生活条件以不同的权重。谢也认为将重要性加权法引入生活质量研究是必要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加权。这正是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中的另一个研究走向，其基本主张是加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赋权才更加合理。
他在乘积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权重方案：在乘积之下，增加所有生活领域的重要性之和作为分母，其计算公式为DI=∑（Si×Ii）/∑Ii。有趣的是，谢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中曾经否定了这一赋权方案的价值。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来自于他对与领域重要性赋权法相关的主要概念和心理测量问题的重新阐述。
首先，他指出潜在的生活领域非常广泛，任何使用总体领域法的生活质量研究也不可能包含所有可能的生活领域，因此，更不可能期待使用总体领域法的生活质量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之间出现完美关系。正如特洛尔和麦金农所述，生活质量的领域既要有足够的广泛性，又要包含重要生活维度。允许个人拥有独特的重要性判断与形成主观全面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相互冲突。因此，在指标研究中测量个体内在差异对领域重要性评价的影响是有理可循的。简言之，Hsieh认为，某些重要领域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总体领域满意度来看待。
其次，谢重新梳理了生活质量心理计量中的问题。他指出，多项生活质量测量的概念化要考虑全面生活质量和个人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通常可以遵循“上升律”和“下降律”两种理论。上升律假设全面生活质量可以被看作各生活领域满意度之和，下降律则假设全面生活质量具有一种倾向性，它能够影响个体对特定生活领域满意度的评价。这两种结构方程观分别对应着“反映性”生活质量研究和“形成性”生活质量研究。在反映模型中，指标由构造决定，而在形成模型中，指标决定着构造。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谢明确指出，可靠性问题仅适用于用反映性模型所构建的测量法。简言之，在反映性模型里面，用重要性排序来赋权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使用赋权后的领域满意度作为指标的形成模型中，用重要性排序来赋权才是非常有益的。
基于上述分析，谢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替代性权重方案的使用和价值。他用一个虚拟的案例对此予以说明。假设某一生活质量研究掌握了两个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数据和重要性数据。A在一个生活领域上的满意度很低，只有1分，重要性评价很高，有5分；在另一个生活领域上，满意度很低，只有2分，但重要性评价也很高，有5分。B对两个生活领域都有较高的满意度，均为5分，其中一个领域的重要性评价为1分，另一个领域的重要性评价为2分。如果使用乘积法很难将两个人的生活质量区分开来，但如果使用替代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A和B的区别。
谢借此案里似乎证明了替代性赋权方案的有效性。但是，必须看到，这一结果只有当用一个领域来测量整体生活满意度时才会出现。如果整体生活满意度从多个领域展开，例如LSIA和SWLS，那么根据重要性程度为领域满意度加权也无法增进领域满意度和整体满意度的相关性。所以，正如谢自己所说，当用单项指标测量整体生活质量时，根据重要性程度为满意度赋权具有较好的效果，但是仍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根据重要性程度赋权是恰当的，尤其是整体生活质量测量在多领域广泛展开时。
三、结语
在主观生活质量测量中关于指标体系的构建模型及其赋权方案的争论至今仍非常激烈。主观生活质量测量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和挑战。主观指标本身就是众多疑虑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主观指标表达的是一个主观的、内省的、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的概念，因此有观点认为，个人的态度、观念是经常变化的，而且其变化与实际状况并没有关联，会引致主观评价的不稳定性；其二由于参照标准各不相同，人与人之间的主观评价也难以相互比较；其三人们对某一领域进行评价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难以解释，更难以简单地量化；其四实证研究表明，主观评价与客观事实相脱节，二者的关联度有下降的趋势。此外，在收集个人对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的报告以对生活质量加以测算时，也会出现正确性与可靠性的问题：一是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给出的答复与最初的测算目的相比可能会有出入；二是即使个体正确地理解了被问及的问题，在回答的过程中也可能会由于回答问题的方式以及个体顺应社会期望而使答复出现系统性的扭曲。
总体而言，在研究方法上，将主客观测量整合起来以全面测量生活质量是大势所趋。虽然在生活质量的研究实践中受研究经费、调查规模、学术能力、研究偏好的限制，很多学者往往偏重于客观测量或主观测量某一个方面，但是在理论层面，人们已经基本就两者的整合达成共识。主观指标作为测量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指标体系中合理配置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如布朗等人认为，生活质量就是在社会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供给）与个人对生活的需求的主观满足程度之间加以平衡的一个等式，即个体对在各个生活领域中不同的客观状况加以判断，根据参照标准（如渴望、期望、可能正确的感觉、参照群体、个人价值观、个人需求等等）得出最终的评价，这种评价就是对该领域的满意度，各个领域的满意度综合起来就是整体的幸福感。无论如何，生活质量研究的上述趋势的发展都需要在权重赋值问题上的技术突破。
参考文献：
〔1〕王凯，周长城.生活质量研究的新发展：主观指标的构建与运用[J].国外社会科学，2004（4）：38-42.
生活质量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工作生活质量 集体谈判 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工作方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日渐注重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了管理方和劳动者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改善工作生活质量，以及分析它与集体谈判的关系，对企业吸引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1.工作生活质量的概念
工作生活质量（QWL）一词较常出现在西方文献中，但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美国职业培训与开发委员会曾将它定义为：“QWL 对于工作组织来讲是一个过程，它使该组织中各个级别的成员积极地参与营造组织环境、塑造组织模式、产生组织成果”。这个概念得到了学界一定的认可。
一般认为，工作生活质量由工作质量延伸而来。Coleman（1978）指出， 对工作质量的传统理解包括：安全性，公平性，个性化和参与度。Thorsrud曾把QWL定义为工作环境及工作场所的民主化。Nicholson（1995）认为，QWL 是员工对工作的反应，尤指与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安全相关的个人结果。
2.研究现状
2.1国外相关研究
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很难用某些指标来界定，它包含的内容丰富，既是一种管理理念，也是一种员工的个人感知，还是企业对组织和工作再设计以提升员工满意度的行为。而对其衡量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许多学者一度使用工作满足感作为衡量工作生活质量的指标，但在70年代受到了质疑，在70年代中期QWL曾被视为“工作丰富化”、“自主工作小组”的同义词。Lewin（1981）认为QWL与工作环境、管理特征、雇员特征、劳资关系有密切关系，可通过工资福利，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自主性，与上级关系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随着时间的发展，工作生活质量逐渐侧重员工和组织的协同发展。Cummings （1985） 认为，QWL应当从人、工作和组织三方面考虑，包括关心员工的福利与组织的效率，提高员工参与解决问题与决策等内容。进入20世纪来，很多学者提出了工作生活质量的具体衡量指标。Brook（2001）从工作生活与家庭生活、工作设计、工作关系、工作范围四个方面衡量护士的QWL。D.K.Saklani （2004）也提出了QWL13个方面的内容。
2.2我国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程深（1994）指出，工作生活质量是个人与社会、心理与环境的综合体，可通过工作需求动机、工作满意度、劳动组织中的价值取向力、社会地位与声望来衡量。贾海薇（2003）从工作生活质量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满足角度，提出工作生活质量的衡量指标。陈伟娜（2010）在《工作生活质量相关研究》中将工作生活质量定义为“个体在工作中对工作生活的体验，即人们对工作生活的主观感受。”饶惠霞（2012）在《基于工作生活质量视角的农民工管理制度创新》中将工作生活质量引入农民工群体，定义为“企业让广大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组织环境，塑造组织模式并取得组织成果的过程。”目的是提升企业绩效，保障农民工权益。
3.工作生活质量与集体谈判的关系
解决工作生活质量问题的方法主要有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和劳资合作委员会开展的工作生活质量改善计划。劳资合作委员会通常被视为以平和的方式改善员工工作生活质量。DiGiacomo（1987）指出不同国家的劳资合作委员会通过不同的方法改善了工作生活质量，美国主要通过人机工程学和独立工作小组，而西欧则是扩大员工参与，再分配劳动者和管理层权力。
学者对集体谈判和工作质量间的关系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改进没有作用或作用微弱。
Foltman（1961）指出，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工作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程师也希望通过工会和集体谈判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但结果往往是仅能改变部分管理人员的管理风格，没有显著影响公司的战略目标，故改善QWL作用有限。Coleman（1978）指出集体谈判是劳资矛盾尖锐时调整双方利益分配的最好方式。集体谈判仍以传统内容为主，因而对改善工作生活质量作用微弱。
第二种观点认为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改进作用明显。这是由于集体谈判内容往往能够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安全保障，和更多的决策参与。
Feuille（1974）认为工作生活质量引起的满意度受个体差异影响。感知到集体谈判带来较大效用的人，更乐于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生活质量。而且，当组织环境和劳资关系恶化时，集体谈判对员工来说往往是易被采用且有效的一种方法。 Hy Kornbluh（1984）指出，近年来集体谈判越来多地涵盖了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它通过提高员工的决策参与，激发生产积极性，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了公司效益。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Lewin在回顾集体谈判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无论从集体谈判的本质还是从产业关系系统论或规则网络的观点来看，集体谈判对改善员工工作生活质量都十分重要。但应当一分为二地分析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集体谈判对改善工资和工作环境等问题作用显著，但对改善其他工作生活质量问题作用微弱，如提高工作的趣味性，改善与上司的关系，保持合适的工作量等。Gordon（1987）认为，集体谈判只是获得生活质量提升的一种形式，而获得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使在集体谈判过程中，工会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企业管理制度，所以除非集体谈判的内容更多地涉及到了权力分配和员工决策参与，否则员工很难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来获得更好的工作生活质量。
4.总结
通过分析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集体谈判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障，更多的决策参与，一些学者认为集体谈判能够有效提升工作生活质量。然而，随着企业管理层管理方式的变革，劳资合作委员会也日渐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者们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含义，以及它与集体谈判的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就需要我们对工作生活质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ewin， David.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the Quality of Work Lif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 10（1981）. p37-53.
2.Eaton， Adrienne E， Gordon， Michael E，Keefe， Jeffrey H.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Work Life Programs And Grievance System Effectiveness On Union Commitment.”. Vol. 45（1992）. p591-604.
3.Hy Kornbluh. “Work Place Democracy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73（1984）. p317-349.
生活质量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 康艾注射液 恶性肿瘤 OOL 增效与减毒
在我国有许多扶正抗癌的中成药通过提高或调节免疫功能，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康艾注射液是长白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研制的Ⅱ类纯中药复方抗瘤注射液，是近2年在肿瘤临床上广泛应用的中药制剂之一，该药由人参、黄芪、苦参素等名贵中药组成，经国家药品与食品监督管理批准生产，我科由2005年7月起在临床以观察该药改善化疗期间生活质量的作用为课题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①有明确组织学或细胞学诊断的肿瘤病人；②年龄在40至69岁之间；③KPS评分大于40分；④预计生存期大于3个月；⑤无其它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⑥同意参加研究并能完成治疗计划者。
2 病例分组与用药
病例来自我院肿瘤科。2005年7月～2006年3月共观察40例，采用配对分组法。
3 观察指标及评定方法
表1：生活质量评分法(karnofsky)
联合组和对照组在化疗前和用康艾注射液后观察以下指标
3.1 生活质量评定
鉴于Karnofsky计分标准较为简单，不宜作为疗效评价指标，本课题采用全国肿瘤协作组制定的生活质量表时行评价，治疗后较治疗前积分增加10分及10分以上者为提高，减少10分及10分以上者为降低，其余为稳定。
3.2 体重治疗前、后分别于晨起后测量体重，体重增减超过1公斤者为增加或减少，增减未超过1公斤者为稳定。
3.3 免疫功能评定NK细胞活性，T细胞亚群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1周各查1次。以治疗前后免疫指标NK细胞活性增加10％以上为提高，减少10％以下为降低，变化不足为10％为稳定。
3.4 临床症状疗效评定
中医相关症状于治疗前后认真记录，比较两组症状改善率。
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用EXCEL管理，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用t检验，计量资料用X2检验，等级资料用Ridit检验。P
5 结果
5.1 临床资料两组病例的一般临床资料见表3，由于为配对分组，各项临床资料，经统计学检验，组间分布均衡，有可比性。
5.2 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表4)
5.3 体重变化(表5)
5.4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联合组治疗后NK细胞活性明显提高，化疗组也有所提高，但不如联合组明显(详见表6)。计数其T3／T4比值，发现联合组高于对照组，且联合组治疗后比值增加。
5.5 临床症状改善联合组乏力、疼痛、气短、食欲、呕吐等症状经治疗后改善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详情见表8
6 实验室检查
6.1 两组治疗前后白细胞变化情况，见表9。
治疗组治疗后白细胞低于4X109／L1例，占10％，化疗组5例，占50％，联合组与化疗组比较，显著性差异(P
6.2 毒副反应：临床观察结果表明，康艾注射液对 心、肝、肾功能无损伤人作用，注射部位无静脉炎发 生，由于观察病例较少，未见其他不良反应。
7 讨论
关于癌症患者生活质量(QOL)的内容可见于早 期的癌症康复研究文献，例如Mayer(1795)和Mm- tlon(1978)等指出，癌症康复包含生活质量的主题。
Izsak和Medalie(1971)在一次对癌症患者广泛的随访中，发现尽管生 存率是重要的，但并不能反映个人的生活质量好坏。 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Kessler等开创了对癌 症患的个人心理反应的研究。随后产生的一些QOL 的衡量检查方法，促进了人们对癌症诊断和治疗躯 体、精神的、性别的、社会的、职业的和经济上的认 识，90年代中期出现了QOL概念，它取代了“适应” 和“社会心理调整”在患者及生存者健康和安宁研究 中的应用。随着今天在健康护理中对生活质量的日 益重视，QOL成为衡量预后的主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