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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发展范文1
亚洲债券是指用亚洲国家货币定值，并在亚洲地区发行和交易的债券（李扬，2003），亚洲债券的供给方大都来自于亚洲体，而其需求方则来自于包括亚洲各经济体在内的全球投资者（Yung-Chul Park，2003）。亚洲债券市场就是亚洲债券发行、交易和流通的市场。作为以亚洲地区为主的区域性债券市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已日益成为亚洲各经济体、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
一、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动因
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源于人们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反思。亚洲各经济体的政府官员和金融业界普遍认为，亚洲地区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是形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金融体系过于依赖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危机国家普遍缺少发达的资本市场，外部融资也以银行借贷为主，从而使金融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通过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无疑会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纠正该地区过于依赖银行体系这种不合理的融资格局。
高储蓄率在东亚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由于亚洲新兴国家缺乏有深度的债券市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大量投资需求转化为对外币债券的投资，使得亚洲各国的高额储蓄转化为巨额外汇储备。但另一方面，亚洲新兴国家又依赖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的国外资金来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外资流向的突然逆转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各国的储蓄资金，改变目前东亚经济体外汇储备资产较为单一的状况，减少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对各国外汇储备价值及外国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不少东南亚经济体一方面有大量的国内储蓄没有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却大量依赖外资，特别是短期外资流入来支持国内经济发展，通过借用大量外国短期资本进行本国的长期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这样就形成了“双错配”（Double Mismatch），即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变这种高风险的“双错配”现象，将亚洲地区的储蓄投资于本地区的发展，增强亚洲地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二、相关区域合作机制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经济体为了维护共同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加快自身内部经济重组和改革的同时，非常注重与周边经济体加强区域财金合作，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区域财金合作形式层出不穷。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也在不同场合下被多次提及，成为亚洲地区各种区域财金合作机制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
（一）“亚洲债券市场”倡议
2002年6月由泰国提出的亚洲合作对话（ACD）是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2003年6月第二次ACD非正式外长会议通过了旨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清迈宣言》，该倡议主要包括亚洲各国联合发债、推动以各国货币或一篮子亚洲货币发行债券、建立区域信用担保机制、亚洲各国建立外汇储备库专门用于投资亚洲债券等建议。
在该机制下，目前泰国正通过推动ACD各成员发行以本币计价的“亚洲债券”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泰国财政部在2004年内分批发行了约300亿美元以泰铢计价的主权债务，推动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发行以泰铢计价的债券，并从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从而扩大亚洲债券的发行量。
（二）“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倡议
该倡议为2002年9月由香港提出，旨在通过成立专家小组、开展政策对话和研讨等活动来加强对发展本地区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的重视。韩国、泰国和世界银行均加入成为联合牵头方。
目前，该倡议活动成立的中国、泰国、墨西哥三个专家组，已经召开了两次政策对话研讨会，并对三个参与国进行了6次实地调研，对相关国家提出了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机制的改进建议。相关的成果已经递交 2004年9月在智利召开的APEC财长会。
（三）“亚洲债券墓金”（ABF）
拥有11个成员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属于地区性的国际金融组织。在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方面，EMEAP主要通过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的方式，从需求方面促进这一市场的发展。
2003年6月2日，EMEAP宣布成立亚洲债券基金一期（ABF1），总金额为10亿美元，由国际清算银行（BIS）管理，现已全部投资于EMEAP经济体中主权和准主权发行体发行的投资级以上的美元计值债券。从2004年4月开始，EMEAP又着力推出亚洲债券基金二期（ABF2），拟投资于以亚洲区域本地货币计值的债券。
（四）“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
2003年以来，东盟+中日韩（10+3）各成员国决定整合上述倡议，提出一个统一的“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其内容基本涵盖了上述各项倡议。2003年8月在马尼拉召开的第六次“10+3”财长会议正式决定，在该项倡议下分别设立六个工作组，从不同的方面来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这六个工作组为：
WG1创建新证券化债务工具小组（由泰国牵头）；WG2信用担保和投资机制小组（由中国和韩国共同牵头）；WG3外汇交易和清算小组（由马来西亚牵头）；WG4多边开发银行、政府机构和跨国公司发行本币债问题小组 （由中国牵头）；WG5本地及区域性信用评级机构问题小组（新加坡和日本联合牵头）；WG6技术援助协调小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牵头）。
各工作组成立以后，分别通过开展政策对话、举办研讨会等形式来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2003年11月， ABMI中心工作组（Focal Group）成立，以加强对上述各工作组的工作协调。此外，亚洲开发银行还专门设立網页 ，通过互联网展开更广泛的信息交流，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进程中来。
三、亚洲债券市场的主要难点和
尽管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各方关注，但必须承认，不少倡议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债券市场仍需时日。主要的难点和问题有：
（一）亚洲各体的发展仍存在巨大差异
目前，亚洲各经济体在体制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除日本相对发达以外，其他经济体的发展都相对滞后。此外，除香港和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开放程度较高以外，其他国家的市场大都局限在其经济体内部，包括资本、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程度低，因而较难形成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亚洲债券市场。
（二）许多技术性障碍难以克服
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如定值货币、信用评级、交易清算、税收等技术性问题，目前，这些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难以解决。在定值货币上，长远目标应是以某一种通用的亚洲货币（如亚元）作为计值币种，目前较可行的方案是采用货币篮子的想法（李扬，2003），但采用哪些货币加入货币篮子、各种货币的权重如何分配、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安排等问题，在短期内都难以形成令各方满意的方案。在信用评级方面，亚洲还缺乏统一的信用评级标准，许多依附于各自政府的信用评级机构，其独立性被普遍质疑（IMF，2004）。此外，亚洲各经济体对跨境债券的税收、交易清算等安排也不一致。这些技术性障碍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
（三）亚洲地区缺乏“核心国”和“领头人”
根据各国金融和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区域性金融和货币安排需要本区域内存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从而在本地区金融合作中起到协调各方利益，主导整个金融合作进程的作用。以欧元区为例，德国和法国凭借其在欧元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主导并成功推动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而从亚洲地区的情况看，尽管日本的经济实力较强，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及日元国际化程度不高的事实，使日本难以担当亚洲金融合作核心国的重任。其他经济体由于经济实力和货币兑换程度的差距，都难以成为亚洲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和轴心，也难以成为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领头人”。
（四）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不高
目前，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诸多机制都以政府推动为主，私人部门的参与程度不高。应该承认，在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初期的推进作用不可或缺，但尽快引导私人部门更多地参与才更有利于亚洲债券市场向纵深方向发展。事实上，亚洲债券所涉及的发行、评级、交易等环节都离不开私人部门的参与。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规则、在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来推动私人部门成为促进债券市场发展的主体力量。
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前景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保持本地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仍然是亚洲各经济体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也使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有了较为现实的基础。从经济方面来看，亚洲各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也为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不少亚洲1经济体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方面都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国内都已经允许跨境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由此可见，亚洲债券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亚洲债券的发行和流通，要求各国消除现有的阻碍跨境债券融资的技术性障碍。税收、联合信用评级、跨境清算交割等这些都涉及到各国金融政策和其他相关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完成。作为亚洲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因而，该市场的发展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予以推进，不宜急于求成。笔者认为，对于大多数发展家而言，国内债券市场的完善是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以夯实区域债券市场发展的基础。此外，对于现有的亚洲区域合作机制，如10+3、APEC、EMEAP、ACD等，必须合理地相互协调、分工合作，避免形成各机制活动形式和上的重复。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2
关键词：竞技武术；武术比赛；推广策略
1.引言
竞技武术作为武术向外推广的先导和窗口，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识，预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绝不能错失其发展的任何时机。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还不少，需要各界人士同心协力共同解决。本文以亚洲武术比赛的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等方法，探讨问题的症结及对策，为推进亚洲竞技武术的发展献计献策。
2.亚洲竞技武术发展中的问题
2.1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目前的亚洲武术比赛以国际武术锦标赛和各大洲区域的比赛为主，亚洲地区不论在竞赛的层次（亚运会）还是竞赛的次数、规模上均处于领先地位。问题是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同是亚洲国家，发展情况也不相同，哪个国家重视、武术组织团结合作、教练员和运动员积极性高，哪个国家的运动水平提高得就快。更重要的是不断扩大亚洲之外的武术比赛规模和层次，逐渐使武术进入其它洲运会，以此促进武术进入奥运会。还要不断改革国际比赛的赛制，可采用分区、分站等形式，通过竞赛达到宣传、普及和提高武术运动的目的。
2.2武术组织部门的重视程度问题
虽然早已倡导“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一定的范围内已形成将中华民族的瑰宝——武术奉献给全人类的共识。但在推广之初，尚缺乏长远规划和目标，也并未引起更高的领导层关注，以至于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前后才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毕竟时不我待，诸多问题难以立即解决。
2.3竞赛项目的设置问题
现行的国际武术锦标赛的套路竞赛项目是国际竞赛规定套路，而一套国际竞赛规定套路几十个动作，运动员都是一样的，看完一个人的比赛，就知道后面一组人的演练套路的内容几乎是雷同的，就不用说规定套路了。虽然规定套路动作难度提高了，可原来武术套路演练所需要的精、气、神、力、功却退到了次要地位，动作也没什么创新和提高。
2.4理论研究水平与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协调问题
现在竞技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毫不讳言，竞技武术是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产物。竞技武术在形式、内容、规则、规范要求上，都继承了近代体育的基本范式：竞技武术套路的改革仅限于“四击，八法，十二形”的传统规范向规则量化方向努力；而武术散打完全模仿拳击，跆拳道的竞赛模式进行改革实施。竞技武术开展十几年却出现“知者不能言”的尴尬局面，武术理论研究与技术发展严重脱节，如武术的“精、气、神”本是竞技武术的精髓，但“精、气、神”没有统一的定论，国际化发展实施艰难。
2.5宣传方面的问题
竞技武术有两种形式——套路和散打，在推广的过程中往往分两头进行，这就是把一个整体一分为二相互孤立起来。武术套路只能代表武术的一个方面，而它在对外推广时，则宣称这就是中华武术，散打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就造成外国人对中国武术认识的错觉。长期以来武术在国外主要是以传统武术的形式存在的，除此以外，外国人对中国武术的认识主要源于影视文学，其中的武术都属于传统武术。这些影视作品把武术描绘得高深莫测，遥不可及，无形中与竞技武术拉开了距离。必须注意恰当地利用大众传媒和电影等视觉文化武术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为武术的推广和普及做出努力。
2.6武术人才匮乏问题
现代中国年青人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都存在西化的倾向。例如，擅长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的人似乎是高素质、高品位群体的代表；练气功、习武的人则被划入老弱病残之列，真正既懂武术理论，又精通武术技艺的人才很少，不同名目的武术比赛，出场的总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在国外传功收徒的教练、师傅，更是鱼龙混杂。有些在国内进修了两三个月，就跑到国外打着某某传人的旗号，招摇骗钱，严重地损害了武术的声誉。
3.竞技武术的推广策略
3.1加强国外武术组织的统一
一些国家的武术组织尚未完全统一。这是国外许多武术团体和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允许有若干个武术组织，但不能各自为政，要统一在一面旗帜下，应学习日本的做法，最终统一在全日本武术太极拳联盟的领导下。有的国家的武术组织尚欠规范，社会地位有待提高。由于国外的武术工作者大多是业余的，因而在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工作程序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加之无可靠经济来源、物力维艰，急需政府的支持和财团的资助。
3.2适当增加竞赛项目
目前在国际武术比赛中，竞赛项目为国际武术竞赛规定套路，由于参赛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必须增加“自选套路”，给运动员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比出水平、创造佳绩。此外可将传统套路列入表演比赛项目，亦可据不同的赛制采取不同的分组，增加运动员取得成绩的机会，鼓励更多的国家和运动员参赛。
3.3加强竞技武术国际化发展的技术创新
竞技武术技术的创新要以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宗旨为基本出发点，在保留武术基本特点要素的基础上实施国际化的创新工作。正确处理常规、特色和突破创新的关系，要在常规中创新，在特色中创新，以适应国际化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有专家提出的竞技武术套路以“1、2、3、4、5、6、7”要素为基础的创新方案，很有开拓性；竞技武术套路创新难度、制订难度可融入同类项目的精华，富有参考性…这些思路需要广大武术理论研究者抓紧时间认真研究。
3.4向各国培养和输送武术人才
加快武术国际化进程，增加国际的武术人口，这是一项基础性工程，需要向各国人士宣传中华武术文化。在加强媒体的宣传和举办各种中华武术讲座，印发宣传武术知识有关资料及组织访问团到世界各地巡回表演，展示中华武术各门派的精湛技艺的同时还要第在青少年中普及武术教育，在中老年人群中普及太极拳的练习。如果能认真完成以上工作必然可以为各国培养、输送大批武术人才，为武术国际化发展打好扎实的人才基础。
3.5国际级武术裁判员的培养
培养国际级武术裁判员要落到实处。为了培养更多的国际武术比赛执法者，国际武联举办了多次国际裁判学习班，培养造就了相当一批国际级武术裁判。中国人数之众自不待言，其他一些国家人数也不少，亚洲的参赛国家平均约4人以上。问题是如何提高裁判的业务水平和实际能力，使其能够胜任国际大赛工作，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裁判。当然问题的原因不仅在裁判员身上（绝大多数裁判是非本职工作），管理层面上也应担当起责任来。要履行好培养职责，要依据裁判实际能力与水平，评定其裁判等级，采用升降级制，实行动态管理。待时机成熟时，亦可培养部分职业裁判。
4.结论
亚洲武术比赛中，参赛国家和地区及运动员人数呈上升趋势，但竞技水平发展不平衡，且其科学理论尚不完善，技术水平低下。因此，只有进一步做好竞技武术亚洲化发展的宣传工作，统筹规划，完善科学理论，实现理论和技术的创新，武术界同仁携手并肩，才能创造竞技武术亚洲化的辉煌未来。（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徐瑛.从世界武术锦标赛的奖牌分布看竞技武术的国际化发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23（5）：5-67.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3
关键词：亚洲 区域经济 一体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数量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再到结构升级的跨越，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央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两个转变：从片面追求数量、产值转到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从不计消耗、不计成本转到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通过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一时期的转变是以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发展转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发展方针。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与外延发生深刻变化。
一、亚洲经济联合的必要性
1、亚洲面临欧洲、美洲联合后的强大竞争压力欧洲在由最初6个国家组成的“煤钢同盟”发展到今天的欧洲联盟后，不仅形成了统一市场，而且还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已经发展到了区域合作的最高水平。最近，又有10个新成员加入了欧盟；在美洲，除了已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美国又在积极组织建立包含除古巴之外所有美洲国家组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经济一体化会对区域内成员带来收益，但由于自由贸易区与生俱来的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本质，因此，欧洲、美洲的一体化进程必然对亚洲各经济体向这两个市场的出口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目前，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即使是区域内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8.22%，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就占了其总出口 28.85%的比例。对美国和欧洲有如此高的出口依赖度，随着更多与亚洲国家成本类似、出口结构相同的低收入国家参与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亚洲国家也必须加快其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以应对这些挑战。
2、亚洲联合对亚洲及全球的益处
亚洲在经济上的融合不仅有助于应对欧美在各自区域内一体化的挑战，同时还将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正如欧洲经验所证明的一样，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越紧密，其政治关系也就越加稳定。而再进一步讲，政治关系的稳定，将会在根源上保证区域内各国专心发展经济、并齐心协力应对各种突发的灾难性经济事件，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即融合仅仅以经济使是亚洲的经济一体化为最终目标，而不考虑在未来实现类似欧盟的政治一体化，那么单单在经济上的紧密合作也可以使各国受益。从当前的情况看，各国经济联系相对松散，可以说是在各主要外部出口市场进行无序的竞争。而加强区域内的联系、推动经济合作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将扩大区域内贸易，促进经济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区域内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有助于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充分发挥，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的产业分工，加快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内部协调，变无序竞争为有序竞争。
二、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与时机趋于成熟
“两型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它并不仅仅限于产业发展上的“节能减排治污”，而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进行怎样的转变？一是动力机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取向发生了转变，表现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了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新古典经济学派从生产角度对提高效率的途径给予说明，认为资源的集约使用、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都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此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则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制度创新型经济增长方式，认为，健全有效的制度供给形成对利益主体有效的激励，减少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是提高效率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新经济增长学派提出知识创新型经济增长方式，认为知识的可复制性、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具有强的正外部性，对社会进步有巨大贡献。
笔者认为，集约管理、制度创新和知识自主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首先，集约化经营是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实现资源节约，提高质量效益的主要途径之一。其次，节约型经济增长必须解决资源约束与要素替代的问题。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经济发展制约由资金约束向自然资源约束转移。因此，要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应当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培养具有再生性、复制性的知识、技术、管理资源，发展知识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再次，节约型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有效的制度保障。节约有两个层次，一是生产成本的节约，二是交易成本的节约。节约型社会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综合最优。随着社会进步，交易成本的节约比生产成本的节约更为重要。交易成本的最小化需要最有效的组织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最小化组织自动选择生产成本最小化。社会发展形态越高，分工越细，交易和协作的量就越大，无序会带来大量的浪费。当经济进入一体化和模块化的阶段以后，对市场规则的建立提出更高要求。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4
关键词：亚元区 最优货币区 货币一体化
1 亚洲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1.1 东亚经济开放性分析 经济体开放程度越高，交易成本就会越低，建立货币联盟就会越有利。根据各国贸易往来程度，东亚地区对外开放度是比较高的，对汇率就变的尤为敏感，因此建立货币同盟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并且从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东亚各国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水平，这也加强了东亚各国建立共同货币联盟的需求。
1.2 东亚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Hazel Yuen就东亚地区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东亚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这就为货币联盟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东亚各国在经济上保持稳定提出了要求。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加大了东亚各国经济的相关性，进一步推动了东亚货币联盟实现的进程。
1.3 通货膨胀相似性指标分析 汇率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而通货膨胀的差异是影响汇率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如果东亚各国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这对亚元区的建立是很有益的。对比“通货膨胀相似性”的标准，东亚地区存在着与欧盟一样具有最佳货币区的某些特征。但东亚各国通货膨胀率并不趋于一致，甚至差异较大，这就使得货币区的建立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和阻碍。
1.4 财政收支情况分析 《稳定与增长公约》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必须符合预算赤字占GDP不超过3%，国债占GDP不超过60%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货币区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强。2002-2005年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收支多数为赤字，但从四年的趋势看，各国财政状况逐渐趋向于收支平衡。不仅有利于央行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各国之间的货币合作，从而推动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2009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尽快从危机中回复，增加了政府开支，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总的来看东亚各国基本上符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为建立一个共同的货币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 东亚区内贸易分析 区内贸易作为一个货币区内重要指标，它的大小直接影响了货币联盟的建立。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次贷危机过后东亚经济的稳定发展，东亚区内贸易额显著增长，为东亚各国建立共同的货币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 要素流动性 蒙代尔认为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是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因此，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进行东亚货币区分析的重要指标。由于经济近些年的提高使得东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中地。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新加坡、泰国等也都是东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大量外资的流入为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也正是东亚实现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综上分析可知，东亚各国在多项经济指标上已经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接近。尽管还有很多指标达不到，但东亚地区资产流动性极强，货币政策持续放宽，尤其是中国日益开放的经济发展趋势也令亚洲其他国家从中受益，种种迹象表示，亚元区形成趋势不可逆转。
2 亚元区建立的障碍
受东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不同的影响，建立单一货币的亚元区尚有不确定的因素。
第一，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差异大且发展水平不均衡成为亚元区建立的主要制约因素。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以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它也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其经济的发展仅次于美国。其次是以新加坡、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再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正在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虽还不高，但就其发展速度而言，是比较迅速的。最后是以越南、柬埔寨等国为代表的刚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发展速度来说，都是比较缓慢的。由此可见，代表这四个层次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且发展差异大，对所要建立的亚元区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东亚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不相同，高级别、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缺乏基础。这体现在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不同层次的国家以及同一层次的国家之间，有的经济开放程度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有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这种现象给东亚各国在制定和协调经济政策和促进金融一体化方面带来了阻力，使得建立亚元区的条件还不够成熟。
第三，由于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等差异，东亚各国普遍缺乏必要的凝聚力。欧洲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信仰基督教，各国间没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有比较强的凝聚力，因此实现欧洲的政治联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对于东亚来说，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信奉基督教的，又有信奉伊斯兰教、佛教的。东亚各国的凝聚力不强，要想构建政治联盟，建立亚元区，就变得更加困难。
第四，亚洲地区区域货币合作缺少一个核心国家。德国和美国分别在欧洲货币一体化和美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放眼亚洲各国，目前尚无一个国家有能力担当核心国家。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亚洲经济实力是最强的，但其政治地位比较低。此外，日本自身受到地域狭小等限制，经济发展逐渐衰退，使东亚各国对日本的信心不足。中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其经济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其实力不足以起到核心的作用。因此亚洲还没有一种货币可以代表亚洲成为“亚元”的主导货币。
3 中国在亚元区建立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若干建议
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中国应该在金融、贸易、产业、外交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发挥作用。
第一，人民币应尽快国际化。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货币地位应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相称。我们可以在与周边贸易时，把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此外，我们要保持人民币的长期稳定，保证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利益。
第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加强中国与东亚的凝聚力。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相互理解达到共赢。虽然该贸易区没有达到一个共同货币联盟的要求，但是它包括多方面、多层次和多领域合作的框架。
第三，中国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从依靠资源消耗发展经济转为靠知识、技术、人员素质的提高发展经济，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实力，同时我们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形成良性互补，从而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
第四，由于东亚传统文化的差异，我们必须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以维持良好的经济合作。一方面，我们要实施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自身经济政策的稳定，对于比较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将本着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妥善处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本着的方针，尽可能找到东亚各国的利益共同点，搁置存在的差异，加强经济政策对话，加强协商，形成凝聚力，共同应对区域挑战。
4 结论
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国际环境下，在美国次贷危机过后，东亚地区加强金融合作是已经成为必然，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次贷危机加剧了东亚货币联盟的需求，并且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逐渐加强也加强了货币联盟建立的必要性。东亚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一体化、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通货膨胀相似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基本符合了建立共同的货币联盟的要求。东亚金融一体化程度也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下，自由贸易区内某些经济体的各项指标较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而且货币一体化有利于促进联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较高。由此可见，亚元区的建立并非只是一个憧憬，而是一个迫切的并且具有良好前景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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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发展范文5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2001年，是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组成的。博鳌亚洲论坛自成立起便被赋予：“增进亚洲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本地区私营团体的社会责任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强化商业团体在寻求增长和进步过程中的和谐共生关系，以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在2011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与会者指出：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应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论坛之一。的确，经历了十年的融合与发展博鳌亚洲论坛带给亚洲的不仅是和谐共生中的区域共赢，更重要的是迅速提升了整个亚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坚实地位。
区域合作 尽显本色
在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前，与欧洲、北美区域内部有组织的经济结构相比，整个亚洲经济就像是“一盘散沙”。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为亚洲经济的机制整合、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为亚洲的团结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博鳌亚洲论坛使亚洲内部的区域合作、双收共赢由一种“创意”转变成为了一种现实。它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成为了世界经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社会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
博鳌亚洲论坛在成立初期并不算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组织，但在这十年中整个亚洲经济却是朝着高度区域合作、和谐共生与双收共赢的方向发展的。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财富》全球论坛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非官方论坛机构，成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最有力组织。
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是达成区域合作实现共赢。博鳌亚洲论坛发展的十年，就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与发展的十年。十年间亚洲区域经济联系的更加紧密，彼此间的交流与沟通大大增加，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已不容忽视。区域间的合作是一种双收共赢的关系，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的经济合作为亚洲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亚洲各国之间联系也日益紧密。在经历了印尼海啸、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后，博鳌在亚洲所显现的作用日益突出。现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在汇聚亚洲各国力量、协调亚洲各国声音，带动整个亚洲携手并进、共度难关、共同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危急时刻 共渡难关
早在1998年亚洲各国就已有了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构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裙带依附关系和自身内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等问题。这场经济危机使亚洲认识到：亚洲必须自救。只有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共同扶持才能找到发展的机遇，才能抵御外来的风险，将单一的声音汇聚传播到世界的舞台。
十余年后，全球又一次遭遇更大规模更具杀伤力的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其后波及全球，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也深受其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十年前因为经济危机亚洲自省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如今面临经济危机博鳌亚洲论坛应主动担负起其应尽的职责。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导力之一，亚洲能否迅速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诸如进出口数字持续下降、中小企业倒闭增多、失业率不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众多问题都已成为亚洲经济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因此，博鳌亚洲论坛自然担负起加强亚洲各国合作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2009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会议目标为：集全球智慧对亚洲应对金融危机寻找对策，同时也是汇聚亚洲的力量为全球提供帮助。在平等、互惠、合作和共赢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共同抵御金融危机。
世界舞台 大放异彩
博鳌亚洲论坛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是“天然”的，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于亚洲在世界经济社会中重要地位的建立与巩固却是有意而为之的。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6
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除了立足于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以外，还有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比较优势战略，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成功的核心所在。比较优势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文章指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要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政府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的经济职能，并特别表现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比较优势战略与金融危机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
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热切愿望。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如果这种赶超战略是惟一的选择，我们又没有发现任何采取其他战略成功地实现赶超发达经济的事例，则还不能说赶超战略失败了，只能说这种战略的推行和结果是无法回避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明星。第一个成功的事例发生在日本，紧随其后的是地处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过去数十年，这些经济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典型，被誉为"东亚奇迹"(世界银行，1995年)。这些成功的发展事例，是否代表了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不同之处何在，它对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哪些新的知识，以及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发展战略是否还站得住脚，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对"东亚奇迹"的不同解释
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些经济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快速增长，并且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它们又逐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中，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
关于日本、东亚"四小龙"何以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不少研究者的解释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以为这些经济的成功与经济因素无关。其中一种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例如，有人观察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的儒家文化是这些经济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例如金耀基，1987年)。如果事实真正如此，其他国家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机会就相当有限了，因为文化是不同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注：如果要说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应该执天下之牛耳。但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历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她的经济发展绩效并未得益于这种文化传统。相反，有着类似的思想方法的文化极端主义者，却知耻于落后挨打的民族地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见，用儒家文化解释不了"李约瑟之谜"，也无法回答东亚奇迹产生之谜，正如这种解释本身就否定了用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著名的"韦伯之疑"(Weber,1991)所作解释的有效性一样。〗
第二种解释是由一些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观察问题的学者做出的。他们认为，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美国和西方国家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以期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也更加乐于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知识、技术和开放市场(例如Haggard,1988,p.265;Woo,1991,p.45)。然而，当年卷入冷战的国家远不止这些实现成功赶超的经济，为什么成功者寥寥?按照这个逻辑，亚洲的菲律宾和大量拉丁美洲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成功者的名单上；而恰恰是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典型事例。可见，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充其量可以视为促进成功的经济发展的辅因素，而远非决定性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东亚成功原因，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可以将这种种观点归纳为三类。提出第一种假说的学派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参见WorldBank,1993;James,et.al,1987)。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但这种解释过于理想化了，因而远远不能令严肃的观察者满意。因为人们同时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这些经济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竞争障碍乃至价格扭曲和贸易保护也是存在的。例如，台湾省、韩国和日本都曾经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
与此恰好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Amsden(1989)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Wade(1990)为代表的另一学派提供的解释是，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诚然，这些干预的确存在，可是，许许多多存在着经济干预和扭曲价格的经济，却往往成为经济发展最不成功的例子。许多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就以其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理论假说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假说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由于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需要介入国际竞争，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必须具备竞争力，从而必须是有效率的(Krueger,1992)。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至为关键的。然而，需要质疑的是，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如果是后者，完全可以不惜代价地人为推行出口鼓励型的发展政策，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以便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也经常把鼓励出口作为其赶超的一个手段。但由于采取的是扭曲价格和汇率以及直接补贴的办法鼓励出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经济仍然陷入重重困境。最近一些经济研究也发现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
二、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一方面需要在逻辑上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经验检验中站得住脚。上述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的解释，无疑都触及事物现象本身的某个方面，但都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相互之间是矛盾的，而且各自的解释力都在这种矛盾中彼此抵消了。因此，我们所要提出的理论解释应该是一种能够包容上述假说的。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表1表明，这些经济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形成的主导产业也不一样。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
资料来源：Ito,Takatoshi,"JapaneseEconomicDevelopment:AreItsFeaturesIdiosyncraticor
Universal?",paperpresentedattheⅪthCongressofInternationalEconomic
AssociationatTunis,December17-22，1995.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明确地宣布过它们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毋宁说，除了香港之外，这些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如果照那样的道路走下去，我们今天也许没有机会讨论所谓的"东亚奇迹"了。但是，这些经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这些经济感受到赶超战略的高成本和沉重代价，因而较早地放弃了与其比较优势相抵触的赶超战略，转而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虽然它们对这种发展战略从未明确表述，但是可以看出其特点是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阶?味甲裱司醚е兴档?nbsp;"比较优势原则"，因此，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能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经济，而在较早的阶段上放弃赶超战略呢?经济学家也尝试做出解释。而我们将这些经济与那些固守赶超战略的经济作比较时，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同时人口规模较小。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第二是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对资源浪费的人均负担程度，相对小的人口规模就无法维持长期的资源浪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政府每次想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因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政府的积极干预，而由企业自由选择。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在政府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可见，它们都没有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但是，既然它们成功的经验表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快速地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以此作为替代传统赶超战略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无论是早期重商主义者、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以及"霍夫曼定律"，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赶超战略的实践者〖注：80年代世界银行邀请那些曾经以某种发展理论和政策而著称一时的经济学家以及一些评论家，回顾了他们理论的实施效果，后来形成文集(迈耶等，1988年)。〗，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做是发达经济与落后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于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理论"或"中心-理论"，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注："发展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就是工业化"(普雷维什语，见伊特韦尔等，1992年，第1001页)，而"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尼赫鲁语，见孙培均主编，1991年，第51页)就是最典型的一些说法。〗。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即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人为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此必然产生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受保护产业没有竞争力，利润低，经济剩余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本积累。在这种状况下，资源结构的升级最终只能落空。前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用强制性计划手段动员资源，使其军事工业和空间技术产业得到高度发展，在冷战期间堪与超级大国美国媲美，其工业产值与发达经济比较也不算低，但在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综合国力和资源结构水平上，前苏联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并未缩小。更重要的是，前苏联在民生工业上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第二，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它们固然可以成长起来，并在统计意义上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但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毫无竞争能力可言。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窘境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三，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这种偏斜的产业结构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第四，赶超战略着眼于在前沿上赶超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技术差距。然而，既然不能改变资源结构，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资源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由于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制约，对这种牺牲大部分产业而集中扶持少数产业的做法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承受力较低，所以较早地放弃了赶超战略。企业从利用其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使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加快；作为其人均资本拥有水平提高的结果，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得以更快地升级(表1)，最终进入发达经济的行列。实际上，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注：以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发展绩效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相比较，是十分有说服力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高，但却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不顾自身资源比较优势、推行赶超战略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却从当时的发达国家行列倒退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地位，虽然拥有更高的制造业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大大低于前两个国家。〗。
三、比较优势战略与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资源结构，即增加资本在资源禀赋中的相对丰富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中的生产性活动分为社会生产性活动和私人生产性活动，社会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整个社会可用的产品或服务总量，而私人生产性活动虽能增加个人的收益，但有时未必能增加社会的产品和服务总量。寻租行为是造成私人的生产性活动与社会的生产性活动不一致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如果政府可以利用权力设定一项生产限额，就会使该产品的国内生产者获得更高的利润。因而，相关的生产者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去说服政府官员设定和执行这个生产限额。这类寻租活动消耗社会资源增加个人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产出，因而是有益于私人的活动而对社会有害。如果每个人的私人生产性活动同时也是社会生产性活动，社会产出就会较多，可供积累的剩余也会较多。我们将论证如果一个经济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私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的生产活动将会取得一致。
除此之外，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在同样的经济剩余水平下，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一个发展中经济若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储蓄倾向也会较高。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甚至把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作用强调到决定一切的地步(Harrold,1939,p.1433;Domar,1946,pp.137-147;Solow,1988)。但是，最重要的增长理论没有提出的问题在于：怎样增加社会剩余总量及怎样才能使所有的生产活动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生产性的、竞争性的，以及如何才能提高储蓄率。
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呢?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Ohlin，1968)，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减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也就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