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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如何进行生态修复范文1
关键词: 城乡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武安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
1、引言
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贯彻的“一号工程”,是贯彻落实十七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对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范围辽阔、人口数量巨大、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国度而言,城乡统筹工作需要加大探索和创新力度,成功的关键在于科学全面的分析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及其内在原因。我国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发展基础差异(家庭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社会模式差异、生活习俗方式差异等;与城乡差异相伴生的是地区差异,主要表现为发展阶段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区位条件差异等。只有将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结合起来共同研究分析,才能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制定出适宜性的政策引导措施。
山区在我国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全国约70%的人口生计依赖山区资源,80%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90%以上的国境线位于山区。山区具有70%的淡水资源,大量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广袤的发展空间,蕴孕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部分山区依托丰富的资源普遍实现了较快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由于以资源为依托的工业经济见效快、利润高,导致各类生产要素主要向资源型工业经济集中,而农业经济由于受气候环境制约、发展周期长、利润相对较低等原因,吸纳到的生产要素极为有限,导致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较慢,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
武安市地处冀南大地,西倚巍巍太行,东望华北平原,全市地形复杂,低山、丘陵、盆地兼备,呈“五山半水三分田”格局,是典型的半山区资源型城市,是全国58个重点产煤县(市)和全国四大富铁矿基地之一。依托资源禀赋,形成了以冶金、煤焦、建材等骨干行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钢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撑。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钢铁产业兼并重组整合战略的实施,武安市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家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约束的日益加剧,以及自身发展的瓶颈,2010年武安市作为全省十个率先开展城乡总体规划的试点之一,先行先试,先后开展了“镇村体系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探索出一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子。
2、规划背景
2.1城市基本特征
2.1.1半山区地形,生态资源环境脆弱
土地资源丰富,但用地空间狭促,集聚度低。全市土地总面积1818平方公里,但用地空间狭促是山地城市共有的先天不足,城乡建设用地仅占全县总用地的17%,且采矿用地、村镇建设用地的面积大,以矿山、沙石坑为主的采矿用地占全市城乡建设用地的11.43%,村镇建设用地占全市城乡建设用地的48.31%。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低,全市人均城乡建设用地268.50平方米,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水资源匮乏,且水环境日趋恶化。武安市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数的15.14%,且地表水分布极为不均,严重的制约城市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近年来,武安市地下水一直处于超采状态,地下水的超量开采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引发了许多地质环境和生态问题。
地形的复杂性使得全市城乡发展极不平衡。东部盆地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达,居民生活水平较高;西部山区及丘陵地区,受坡度高差及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制约,经济落后,农民生活条件艰苦。在资源条件短缺、人地关系恶化、环境质量下降的现实困境下,如何进行有效统筹,引导城乡空间合理拓展并优化区域生态格局,是规划亟需解决的问题。
2.1.2 产业结构失衡,资源型产业比重过高
工业重型化。钢铁工业在全市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全市GDP的贡献率高达60%,钢铁主业从业人员占全市人口的10%。“一钢独大”的钢铁工业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主导地位是由大量输出原料型产品拉动的,高深加工产品输出较少,产业链条短,产业持续力不强。经过长期的开发利用,铁矿资源逐渐枯竭,目前全市外矿依存度近80%,焦煤完全依靠外购,水资源短缺加剧,且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的产业结构带来的高消耗、大排放,使得资源支撑乏力、环境容量减小。随着国家钢铁产业政策的出台,节能减排降耗政策的深入实施,使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保压力逐步增大。
一、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造成了城市与农村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迟缓,增长速度滞后于第二产业,甚至低于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并且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商品市场等传统产业,信息服务、社会服务、金融保险、旅游等现代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且增长较缓慢。
2.1.3 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完全城镇化”现象突出
2009年,武安市城镇化水平50.2%,较同期全国46.59%,河北省43.7%,分别高出3.61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但是,按照户籍农业人口统计,户籍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86.4%,与50.2%的城镇化水平有36.2个百分点的差距,大约有28.3万左右的户籍农业人口被纳入城镇化范畴,城中村等“不完全城镇化”现象突出。
2.1.4 设施配置分割,农村环境恶化
全市城乡设施空间配置分隔明显,农村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大部分村庄只是实现了给水、电力、电信等最基础的设施,多数村庄是各家打井自供水,水质水量难以保证,西南部山区174个村庄存在饮水困难,村民生活十分不便;公共服务设施除市区和镇(乡)政府驻地较为完善外,大部分村庄较缺乏;多数村庄环境较差,由于缺乏排水、垃圾收集处理等设施,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随意排放,大多都排入村边河沟和道路两旁。规划中,需要城乡全盘考虑,统筹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促进城乡资源共享,保障社会公正公平。
2.2区域发展背景
2.2.1省内要求――城镇化率先发展区
河北省充分发挥环京津、环渤海的区位优势,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建设京津冀地区统筹协调发展的世界级城镇群为目标,构建环京津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城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冀中南经济区被列为 “十二五”时期实施的战略重点之一,武安被列入冀中南经济区“两圈、一区、一带、四轴”的率先发展区域格局。
2009年河北省出台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壮大中心城市促进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意见(冀政[2009]115号)》明确提出“培育武安为邯郸西部区域次中心城市”。
2.2.2区域发展――邯郸都市圈与区域次中心城市
2009年河北省将邯郸县、峰峰矿区、永年县、磁县、成安县和肥乡县纳入邯郸中心城市统筹管理,实行“1+6”同城化管理模式,建设邯郸都市圈,要求邯郸进一步确立冀晋鲁豫接壤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武安市虽不在“1+6”范围内,但是处于邯郸市东西向城镇发展轴和西部循环经济整合优化区内,是邯郸市的区域次中心城市,是邯郸市“西部整合”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
图1 邯郸都市圈规划示意图
3、总体思路
3.1一个主题:资源型城市转型
规划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个主题展开,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切入点,合理控制城乡发展规模和环境容量,寻求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动力,构建多元的城镇职能结构,摆脱资源型单一动力机制对地方发展的限制。
3.2 两条主线:科学发展、公平发展
规划以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由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发展主线,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强调政府的有效调节,进而形成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格局,主要包括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完善城乡经济结构、增强城乡经济联系、优化城乡经济布局四个方面;另一条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公平主线,强调基于平等原则的更为主动的调节与引导,进而达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的局面,主要包括加快城乡社会建设、促进城乡公平发展、合理分配城乡资源等方面。
3.3 三大任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建设区域次中心城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武安市要突破资源型结构的约束,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需要推动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提高城市的就业容量与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建设区域次中心城市,解决“不完全城镇化”问题,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3.4四大理念:绿色、生态、转型、创新
规划围绕“绿色、生态、转型、创新”四大理念,突出优化空间布局、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城市功能、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五方面内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3.5五大战略:绿色增长、开放协作、三化联动、城乡统筹、特色营造
规划中实施绿色增长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实施开放协作战略,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循环,全面提升城市对区域的综合服务功能;实施三化联动战略,完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推进的政策措施;实施城乡统筹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特色营造战略,充分利用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强化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味。
3.6 六个一体化:空间布局、交通、产业、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发展、基础设施
通过城乡统筹规划,最终实现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城乡交通设施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发展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发展格局。
4、发展目标
在对武安市发展的宏观背景、基本特征、发展条件与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借鉴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成功经验,提出武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目标: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紧紧围绕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建设区域次中心城市两大战略,抓住河北省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壮大中心城市促进城市群快速发展、加快发展冀中南经济区三大机遇,突出统筹城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保护生态环境五项内容,加速“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等值化”进程,实现“城镇化与资源转型发展协调同步”、“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同步”。
5、规划重点
规划紧紧围绕武安市地方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对应的解决策略与空间布局方案,突出全域指引与重点关注的结合。
5.1 明确市域城镇化发展战略
规划从资源环境承载力入手,通过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合理控制城乡发展规模和环境容量。结合武安西部山区农业生产、居住条件、用地条件均较差的实际情况,提出“人口由西部山区向东部盆地区转移、建设用地由资源区向非资源区转移、产业由镇、乡、村向城区和工业聚集区转移”,统筹规划各类城乡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统筹安排各项设施。通过三个转移,实现“人口集中居住、产业集中布局、资源集中开采、农地集中经营、生态集中治理”,进而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农村新型社区三级的城乡居民点新体系。
图2武安市域资源环境综合评价图
图3武安市域城乡空间总体布局图
5.2提出资源型产业转型方案
针对武安市“一钢独大”的产业特点,通过资源型产业转型分析专题研究报告,提出由“一钢独大”走向多元发展、构筑绿色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围绕“传统优势产业升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规模、现代服务业上水平、现代农业抓特色”,构建“一核五带”的产业空间结构,一核为主城区的综合服务核心,主要聚集行政服务、企业总部、现代服务业。五带指沿南澈又鼗工业带,沿北澈酉执农业带,青龙山山前新型工业带,西部山区生态旅游带,东部沿邯武快速路新兴产业带。
重点建设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为主的武安工业园,以发展低碳循环产业为主的青龙山工业聚集区,以发展钢铁利用深加工、煤炭深加工、新材料产业和现代物流业为主的南澈庸ひ稻奂区和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邯武快速路新兴产业园。加强蔬菜基地、肉牛生产基地、小米种植基地、棉花种植基地、观光农业基地等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做大物流业,建设冀南地区最大的钢铁物流基地。提升旅游业,打造东太行山旅游度假胜地。繁荣商贸业,打造四省交界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
图4 武安市域城乡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图
5.3 统筹市域城乡空间布局
全市按照“核心带动、轴带发展、分区控制”的原则,构筑“一核、两带”的空间格局。将上团城乡、午汲镇、康二城镇、北安庄乡、武安镇、西土山乡等6个乡镇全部纳入中心城区,形成北至北澈樱南至南澈樱西至石林高速公路,东至永峰线的城镇发展核心区。依托邯沙公路和磁左公路两条区域交通走廊,构建南、北澈恿教醭钦蚍⒄勾。规划期末,全市形成1个中心城市、4个中心镇、16个一般乡镇、32个中心村、43个基层村的空间布局结构。
图5武安市域城乡空间发展结构规划图
5.4 制定分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
针对武安市半山区的特殊地理环境,根据盆地区、丘陵区、山区等不同发展条件,综合考虑土地资源约束、生态保护约束、公共安全需要、城镇拓展需要,将全市划分为5个不同的规划地域单元,采用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盆地区作为城镇化重点发展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辐射周边6个乡镇,重在拉大城市框架,加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重点建设武安工业园区、青龙山工业聚集区和邯武快速路新兴产业园区三大工业聚集区,各项设施配置实现共建共享。
丘陵区主要包括以矿山镇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和以磁山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重点加快矿山镇、磁山镇两个中心镇和南澈庸ひ稻奂区建设,促进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搞好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对荒山、废弃矿山和尾矿的生态治理和修复,电力、通信设施与全市联网统一布置,给水、排水、供热、燃气、环卫设施以各镇区为中心实施分散布置。
山区主要指西部太行山区,以环境保护、生态涵养和发展旅游业为主。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搞好太行山绿化工程;逐步搬迁位于水源保护区、自然生态保护区、风景名胜核心区等生态敏感区的村庄和企业;依托京娘湖休闲度假中心,以山地自然生态旅游和文化观光为主题,形成“澈釉础惫家级旅游度假区。
5.5 强化市域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以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建立健全“城乡、山水、厂矿、园区”生态建设统一规划体系,构建“园成绿块、路成绿带、田城绿网、山成绿障、城成绿景”的大生态格局。
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布状况,结合生态功能分区及各乡镇的实际,划定了四个生态环境重点建设区,并对各类地区设施不同的生态建设策略。
水源涵养保护区:保护和治理京娘湖水库及周边地区的水环境和青崖寨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实施封山育林和造林绿化工程,提高森林资源的水源涵养功能。
水土流失治理区:按流域、分区域进行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荒地绿化工程,大力发展防护林体系建设,营造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林区、水源涵养林区等,改善生态环境。
城镇生态修复区:合理规划市区建设用地布局,正确处理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关系;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改善城镇生态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提高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厂等治污设施的利用率;加大城镇植树种草力度,提高城镇绿化覆盖率。
矿山生态恢复区: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制定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做到矿产资源的有序、科学开采;加大矿山废弃地生态重建监管力度,确保废弃地及时得到生态恢复;对矿区合理规划布局,做好矿山水土保持工作;大力发展生态林、经济林,提高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抵御风沙危害,改善生态环境。
图6 武安市域生态环境建设分区规划图
5.6 分类指导居民点迁并整合
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村庄重点向中心城区、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集中、向产业园区和大型工矿区集中、向交通便利的国省干道沿线集中、向经济条件好无安全隐患的大村集中,采取撤村改居、联片聚合、整体搬迁等调整策略, 将148个位于城市或镇区规划用地范围内的村庄纳入城镇,15个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同、村庄建设联片发展的村庄进行合并,337个存在严重生存环境问题的村庄搬迁至条件较好的地区,全市502个行政村整合成75个村庄,其中32个为经济条件好、能服务周边村庄的中心村。
5.7塑造山水城市特色
以太行山为背景,南澈印⒈澈印⒂翊河三条水系穿城而过,为武安市建设山水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景观资源。规划在保证南北澈有泻榘踩、城市安全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珍贵的自然景观资源,引山入城,引水入园,山、水、湖、城有机融合,塑造“三河碧水环绕穿城、四湖绿蕴交相辉映、五山葱林层峦叠翠”的山水城市特色。
5.8 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生态环境治理、绿色产业聚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保障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区建设、规划编制体系完善等八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6、结语
本文以武安市为研究对象,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一主题,从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入手,在对城市发展条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规划的总体思路和城乡统筹发展目标,并在统筹城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空间布局、保护生态环境、突出城市特色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对处于转型发展期,我国广大资源型山区城市城乡统筹规划的方法进行了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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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如何进行生态修复范文2
本文通过对理论界现有零散、碎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总量规模、资金来源、使用方向和运作效率四个层面对浙江省绿色投资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一)绿色投资的总量规模浙江省绿色投资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特征,以财政支出为主要来源。2006-2010年间,浙江省地方财政环保投资由20.32亿元增加至82.07亿元,增长了4.04倍,这说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浙江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各地普遍增加了用于环保治理的投入(见表1)。从省级层面来看,浙江省财政环保投资总额由174.43亿元增加至298.87亿元,增长了71.34%。这一数据明显低于地方财政环保投资的增长幅度,说明“十一五”期间浙江省环保投资增长主要得益于地方财政支出,省级层面的财政支持力度仍有欠缺。(二)绿色投资的资金来源资金来源即绿色投资的融资渠道,包括各类投资主体对环境保护所进行的投资,体现了其在环境保护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从行业划分的角度来看,当前浙江省绿色投资的主体仍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的进入相对有限,外资的进入基本为空白(见表2)。例如,2010年浙江省国有经济的环保投资总额为277620万元,是非国有经济的1.79倍,私营经济的48.75倍。由于当前浙江省绿色投资的政策体系尚不健全,对于外资如何进入还没有一个明确规定,再加上绿色投资的初期成本高,运转周期长,预期收入不明朗,因此外资的进入受到很大限制。(三)绿色投资的使用方向绿色投资的使用方向即各类环保支出占环保总支出的比重,反映了绿色投资的组成结构。当前浙江省环保投资主要由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新建项目“三同时”投资组成。2001-2006年,浙江省环保投资由1604148万元增加至2800052万元,增长了74.55%。在拉动环保投资增长的各因素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的贡献最大,增幅为262.51%;新建项目“三同时”的作用次之,增幅为209.53%;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贡献最小,仅增长了44.33%。这说明浙江省生态治理的成效主要得益于工业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同时也印证了浙江省环境污染的历史欠账较多,环保投资面临的当期支出需求巨大。(四)绿色投资的运作效率绿色投资的运作效率是投资成果的最终体现,主要反映在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和谐三个方面。具体来看:(1)生态建设全国领先。2011年浙江省森林覆盖率为60.58%,累计建成6个国家生态县、43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7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274个全国环境优美乡镇。(2)生产能耗持续下降。2011年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8%,初步核定2011年化学需氧量下降2.81%,二氧化硫下降3.15%,均完成了年度减排目标。(3)污染治理能力显着提高。2011年末浙江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率为94%,69个县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占92.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7%。(4)生态修复成效显着。2011年浙江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60平方公里,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率提高至91%,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5.2%,全年近岸海域赤潮发生次数减少2次,累计面积减少59%。
浙江省绿色投资的竞争优势与显性不足
(一)浙江省绿色投资的竞争优势1.经济效益层面:政府雄厚的财政实力为绿色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政府的财政资金比较充沛,因而绿色投资的发展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2000-2010年浙江省GDP由6141.03亿元增加到27722.31亿元,增长了4.51倍。与之相适应,绿色投资的规模总量也持续上升。2000-2007年浙江省环保投资总量由154.3亿元增加至328.66亿元,增长了2.13倍,特别是2003年和2006年的环保投资增速最快,分别比上年增长了33.12%和28.22%。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1999年之后浙江省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1),这说明环保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同时也印证了环保投资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社会效益层面:明确务实的生态建设规划为绿色投资提供了政策支持近年来浙江省坚持以生态省建设为抓手,全面部署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绿色投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撑:(1)坚持生态立省方略,加快建设生态浙江。在完成“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和“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的基础上,浙江省于2011年4月启动了为期五年的“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以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积极推进制度构建,强化绿色投资的法律支撑。在加快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流域环境监管机制建设的基础上,严格实行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制度,实行最严格的污染减排制度,建立健全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3)深化循环经济试点,推进绿色产业集聚。2011年12月浙江省政府了《关于印发浙江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2011-2015年)的通知》,决定深入开展“911”循环经济行动,即:发展循环经济九大领域、打造循环经济九大载体、实施循环经济十大工程,以提高绿色投资的生态治理效率。3.生态效益层面:集约化的污染治理模式提高了绿色投资的运作效率当前浙江省绿色投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增长的环保投资并未带来高效率的污染治理,特别是工业“三废”排放量无法得到有效抑制。2005-2007年浙江省环保投资增速是GDP增速的2.56倍,但同期“三废”排放量却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比较大(见表4)。鉴于此,浙江省于2009年加快污染治理方式的创新,积极推进资源集约利用和污染治理一体化,其中尤以富阳市的实践最具代表性。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加大落后产能关停淘汰力度,推行清洁生产和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富阳市证明了强化环保投资不应盲目扩大治污设备的购置,而应当把资金用于污染集中治理、污染处理技术更新和资源利用方式转换上去。对于一些规模小、污染重、治理难度大的企业,最明智的做法是及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并适当延长产业价值链,进而实现资源和废弃物的集约使用。(二)浙江省绿色投资的显性不足1.绿色投资增长的稳健性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对投资增长稳健性的考察主要是从经济增长弹性、财政收入弹性和固定资产投资弹性三方面展开的。首先,浙江省绿色投资的经济增长弹性表现出迂回下降的态势,由2005年的2.52%下降至2009年的1.63%,之后震荡上浮至2011年的1.75%①,这说明GDP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绿色投资的稳定增加。其次,财政收入弹性增长有限且不稳定。2006-2010年浙江省财政总收入由2115.36亿元增加至4122.04亿元,增长了94.86%,但只有2008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弹性达到19.3%,说明浙江省目前尚未建立环保投资与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的内生机制。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弹性下滑态势明显且降幅较大,由2000年的6.81%直降至2010年的3.69%,降幅高达84.55%。这说明绿色投资没有成为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的优先领域,长期来看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地位还有所下降。2.绿色投资的融资渠道狭窄,投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浙江省的市场化进程带有明显的“压缩型”特点,体制惯性强、转换难度大、执行成本高,加上环境问题带有显着的外部性特征,市场机制通常面临失灵问题,因而长期以来政府客观上扮演了实际投资者的角色。由表5可知,当前浙江省的绿色投资主要来源于传统渠道,新型的环保融资模式尚未建立,社会参与明显不足。以2000-2007年为例,浙江省“三废”综合产值由12.35亿元增加至224.06亿元,增长了18.14倍,但同期企业缴纳的排污费仅由5.15亿元增加至10.36亿元,增长了2.01倍。这说明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三废”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但企业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却远远没有跟上污染程度的加深,致使浙江省环保投资的历史欠账进一步加大。3.绿色投资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污染治理成效差异化明显①浙江省各地区的资源禀赋、财政收入和污染程度差异较大,绿色投资的治污成效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从治污的投资规模来看,浙江省十一县市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持续增长型,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和台州,其环保投资的增幅分别为10.46%、19.39%、44.08%和11.06%;二是持续下降型,包括温州和湖州,其环保投资降幅分别为2.75%和10.14%;三是间歇波动型,包括嘉兴、金华、衢州和舟山。从污染治理的效率来看,杭州市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由0.142吨/元下降至0.113吨/元,降幅为20.42%;宁波市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由0.019吨/元上升至0.024吨/元,涨幅为26.32%;其他地区表现为小幅振荡,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杭州的环保投资相对治理效率不断下降,但其绝对值仍然较高,目前仅次于衢州,达到0.113吨/元的高水平。这说明绿色投资的环境治理效率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单调增函数,浙江省各地区的绿色投资污染治理效率具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