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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概念范文1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一般来讲,人口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高儿童抚养比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和高老年抚养比阶段。它所对应经历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阶段。人口红利即是指这种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它实质就是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过程。
二、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
从人口红利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人口红利显然是指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即劳动力参与数,而非简单的劳动能力人口。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基本稳定的,在本文中就以劳动参与率来代替劳动年龄人口来作为研究人口红利的指标。
四川省的劳动参与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有所波动,1992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0.57%,到2008年劳动参与率为76.99%,劳动参与率仍比较高。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总抚养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红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间是人口高利,47～50间有人口红利,50～53之间还有人口微利。根据这一标准,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较长,这种状态下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因而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这个时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三、四川省人口红利的特征
与其他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相比,四川省人口红利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变,进入人口红利期
四川的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7300万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8138万,26年净增人口838万,平均每年增加32.2万人。
(二)人口红利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深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题为《银发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说,35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三)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即使不考虑老龄化的加剧引致的虚假的人口红利的快速到来,四川省总的人口红利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也仅仅是4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人口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这一事实使得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老龄化快速提升的结果是使得总抚养比快速增大,因此,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四、开发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势微和视窗关闭之前,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最大限度的吸纳劳动力资源。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
首先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其次应加快劳动就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并且规范政府及社会开办的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业。
(三)加强就业培训,避免结构性失业
四川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因此,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就业培训,提升其素质,增加附加在其身上的人力资本含量。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应作为日后对工人进行培训的重要内容,而且农民工数量庞大,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人口红利的开发意义巨大。
五、结束语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力旺盛,这无疑给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接踵而来的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当前必须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把潜在的人口红利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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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概念范文2
应对“用工荒”背后的逻辑，是校正用工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可以“招之即来”的参照系，充分认识到从不愁“人”的数量到关注“人”的质量转变所隐含的商业价值，这并非像规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那样简单。
二次人口红利重在素质
应当指出，在社会就业总量压力继续加大的情况下，“用工荒”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因为招不到人：一方面，是用人单位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在用人单位愿意支付更多劳动报酬的情况下，招不到符合岗位需要的人。前者标志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不出人们的预料，因为早有专家预言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后者则说明管理者开始青睐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者技能或者素质的重要性开始日益凸现。
所谓“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人口学上的概念，原本是以人口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口量的红利。劳动力数量的充足提供了成本优势，光是庞大的基数就能够成就很多优秀企业。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助推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第二次人口红利则不再局限于人口学的范畴，主要指的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项数据分析表明，在制造业，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会上升17%；如果员工全是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都是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第一次人口红利是量的红利，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指的是人口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
当然，质的红利和量的红利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红利，它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正是因为受到第一次量的红利的影响。量的人口红利余波至今犹存，虽然劳动成本有所上升，但劳动者的工资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是用人单位潜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国内较具权威的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最新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里，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而这当中10多万人选择“啃老”。即使毕业工作一年者，对工作的满意率也只有47%。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传统人口红利的牵制，也表明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中产阶层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其中的红利空间仍然可观。
从理论上讲，普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总是存在的，否则就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一些经营者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中之所以不再能够获得原有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企业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们不能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安于现状，而是要将创新和转型升级作为唯一的生存出路。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将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廉价工资已很难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现实中，坚持创新、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的工资水平总是相对高许多。这些工资水平相对高的企业不仅没有被劳动力成本压垮，反而不失后发优势。这就说明，所谓的人口红利早就由“红在数量”转向“红在质量”。只有在经营活动中以“质”取胜，才能继而分享“质量型”人口红利。
以“质”取胜贵在储备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如同社会进步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能否很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关键在于用人单位选择粗放攫取还是同舟共济。股神巴菲特在谈到投资经验时笑称：“我用屁股赚的钱比脑袋多。”所谓用屁股赚钱，就是对股票较长时间的持有；用脑袋过多就是过度投机，对股票频繁换手。用“屁股”与“脑袋”获取人口红利的“秘笈”也应当一样，只不过“持有”类似于对人才的储备，成功取决于真诚。
对人才的储备固然需要指向高端人才，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主要指的是技工或者熟练工，所谓储备就是与他们形成尽可能长的合作关系。比如火锅店的切肉工，切出的涮肉每盘有多少卷，数量、份量必须经过精准考量。如果卷数少，消费者会不满意；份量重，老板则需多付成本。火锅店赢利主要是依靠切肉工的技术，因此他们就是火锅店的人才。但是合格的切肉工并非随便可以招得到，火锅店要想增加营业额，扩大经营规模，就需要储备一定的切肉工。这里的储备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经营淡季时不能轻易裁减，需要“养起来”；另一个是遇到好的切肉工时，要通过不断调整待遇，使其能够留下来。这就如同巴菲特对股票的持有：没有好机会时屁股要坐得住，买入好公司股票后屁股更要坐得住。只不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屁股”应当更多地坐在劳动者这一边。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储备重在使用；储备、使用的过程就是增值的过程。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就指出：“组织不能只依赖天才来运作”，经营的成功只能依靠“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德鲁克的这种洞见完全可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以“质”取胜的座右铭，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中所说的“质”，离不开累积的过程。其中“质量型”人口红利在当前的情况下固然依托于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但学历高并非代表质的红利大。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历练；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在实践中组织继续学习。历练和组织继续学习的过程，就是质的红利增值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荒”是难以消解的；即使在量上得到一定满足，也很难立即做出“不平凡的事”，也不可能完成两次人口红利之间的成功过渡。
储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键要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当今世界各行各业发展日新月异，稍有不慎，瞬间就会被打败、被淘汰。日本家电业在2008年的世界市场上还不可一世，没有“没落”的任何征兆，然而短短三四年时间过后就到了将要出局的地步；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手机厂商昔日的辉煌也在瞬间黯然褪色。如果说人力资源质的红利不可能被某个企业所垄断，那么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轮番争夺中，赢就赢在率先转型抢占先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幻想着通过向劳动力低廉的区域转移工厂的方式降低成本、维持经营，就不可能全面顾及人才的储备，更不可能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如果说转移工厂需要花费很多成本还未必能奏效，那就不如珍惜现有实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做足文章。
让人才红利“红”起来
毋庸讳言，第二次人口红利相对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言，更具有宏观意义。只将人招进来并非能将潜在的红利变现，关键要在微观领域让“质量型”人口红利能够真正“红”起来。严格来说，“质量型”人口红利就是人才红利，人力资源应当是人才资源、人智资源。当自然资源被分配完毕之后，企业生长的动力将更多地来自人才资源，经营者应当像在分享第一次人口红利时进行资本运作那样，及时进行人才或者人智运作，取得“财散人聚”的效果。
人口红利概念范文3
关键词：人口红利；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182-02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底，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而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学者根据1982-1997年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71%。进一步的研究又将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转变阶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的直接劳动供给增加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指由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生育率降低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等将导致总人口抚养比在将来的大幅上升等）会相应调整个人行为，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储蓄决策从而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推动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61.5%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74.5%，我国经济也进入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抚养的“黄金时期”。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但这里的“人口负债”是指因为婴儿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而导致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
通过对1978-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均9.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人口红利”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在于其产生的有效劳动供给，并且这种劳动供给能够适应劳动需求，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并没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红利”带来的潜在的优势，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第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第二是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一、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
由于工资水平、人口流动限制等因素，我国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我国也充分利用了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以至于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但正是由于看似无限的劳动供给，加之企业利润水平低，社会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得工资水平一直处于均衡点以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以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 年已下降到41%。在2000至2008 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意去工作。特别是农业人口，当实际工资水平低于他们的务农收入时，他们就会选择在家务农。大量分散的农村劳动力不仅不能对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会阻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会逐渐面临“刘易斯拐点”，这时，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原本不愿意工作的一部分劳动力会重新去工作。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户籍制度，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由此产生了与户籍相关的“居住”和“暂住”等概念，事实上造成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结构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需要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即所谓的农民工。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些工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而只是暂住人口，在各种福利待遇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水平，还会产生留守双亲，留守儿童等问题，这就使得很多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迫于各种现实压力和顾虑无法提供劳动。这一制度桎梏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迁徙，将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堵在了农村，使得有效劳动供给的量远远达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量。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我国还有40%左右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一直没有被完全有效利用，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会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空间。
二、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我国利用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粗犷型、低附加值产业，即使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也只会使我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末端，而预计将在2015年转入下降的劳动人口比重反而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这样就会释放一部分劳动力。但同时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就可能不相匹配，很多企业反映，普通的工人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他们想招却很难招到，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开始凸显。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工人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结构性失业现象越来越明显，如果不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那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只会导致剩余劳动力越多，加重社会的负担和影响社会的稳定。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缓解这一情况，如加普及基础教育，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教育、职业培训和岗前培训等。
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并不会因为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而消失，相反，我国的人口红利在人力资本上还有很深的挖掘空间。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概念范文4
日本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因为科技进步而下降
《经济》：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前后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季风：从长期人口结构变化来看，明治维新之前属于“多生多死”型结构、但从明治维新以后至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为“多生少死”型结构，从20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即进入“少生少死”型结构。从1974年起总和生育率开始跌破2.1%的替代水平，此后一路走低，1996年以后一直维持在1.4%以下。目前日本老龄化严重，65岁以上人口已高达24%，而零岁至14岁儿童仅占总人口的13%，是典型的“少子老龄化”人口结构。
谈到人口红利，其相关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第三个是人口的下降。先看一下“刘易斯拐点”，其主要含义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到有限供给。关于日本的“拐点”来临时间，基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4年，更多的学者倾向于1962年左右。再看一下劳动力的增减情况，日本大约在1995年出现劳动力下降趋势。大多数学者认为从2005年开始出现总人口的下降，但是日本最新一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比2005年还增加了28.9万人。无论是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1962年，还是劳动力出现绝对减少的1995年，日本人口结构都处于“少生少死型”结构。
《经济》：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张季风：首先，应当说人口红利确实曾使日本经济获得很大利益。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口处于“多生少死”阶段，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959年到1960年之间达到高峰，每年人口流动量达到65万左右。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真的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了吗？说句老实话，回顾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我实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1955年-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果采用普遍认识，将“刘易斯拐点”定在1962年，此后不但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且还持续了10年的高速增长。
所谓的人口红利“拐点”之后，合理的现象是劳动力不足，失业率下降。但实际情况呢？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解决就业不足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与家电等组装工业迅猛发展，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很好地吸纳了劳动力，缓解了就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也确实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但这种现象也仅仅持续了两三年。当时日本从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引进四五万人规模的“研修生”，就大大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劳动力出现绝对下降的1995年以后，日本非但没有出现人口红利消失后应当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相反出现了严重就业不足、失业率攀升的现象。即便是日本，因人口红利消失可能导致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可能在10年乃至20年以后才会出现。
当然，人口老龄化确实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但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是因为老龄人口增加导致社会保障资金支出过多，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占日本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12%，而2012年高达29%。但是，日本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比中国高得多，几乎不可相比。我并不否认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能对经济增长率有潜在负面影响，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劳动力绝对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且人口规模大，个人消费总量也会扩大。但这不是绝对的，在进入近代以后资本的作用增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的影响逐渐变弱。
《经济》：如果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影响并不大，那么人们常说的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季风：首先，我并不赞同所谓“失去的20年”的说法，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下滑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可以肯定地说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日本经济早已进入成熟阶段，与欧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发优势消失，国内市场饱和，内需缩小，而经济全球化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很多领域赶超日本，使得日本的外需也相对缩小，这是需求方面的原因。供给方面的原因是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从日本的统计数据来看，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高达30%，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为负拉动。再有一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没有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导致金融功能不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以上可见，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带来“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即便到现在，安倍经济学中也把扩大就业、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其“第三支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问题
《经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是否即将消失？拐点将于何时到来？
张季风：在改革开放之前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口都是中国的负担，可以试想，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人口，可能早就富起来了。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又何曾享受过人口福利？7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再加上历年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都困难，又怎么说人口红利消失了呢？千万要记住，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距离“刘易斯拐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为时尚早。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每年约有5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他们立即成为城市市民，享有与原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而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他们工作状况极不稳定，隐蔽失业很严重。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问题？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生存状态也不佳，进入城市之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关怀。如果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报酬与社会保障，还能出现民工荒吗？退一步讲，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即使达到刘易斯拐点后，还出现了3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所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未免有些杞人忧天。
《经济》：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人口红利概念范文5
被计划……
2015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4个孩子，而国际公认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保持稳定状态的“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否则会导致国家的人口结构越来越失衡，放宽“计划生育”迫在眉睫。
被惊醒……
35年计划生育，我们津津乐道于少生了4亿多人口，少消耗了万亿吨粮食、淡水、能源，却忘了人口本身也是一种宝贵资源。从当下人口结构来看，几十年后，青年劳动力锐减，中国将快速老龄化，从而造成制造成本激增，消费疲软，整个国家暮气沉沉……
人口红利锐减，未来平均1.4个年轻人养活1个老人：
骗自己……
一切看上去很美，仿佛新生婴儿的出生将拉动市场消费，解决未来青年劳动力短缺问题。然而，事实真会是这样吗？前两年放开的“单独二孩”效果并不好。而最近针对生“二孩”意愿的调查，也让人高兴不起来。扑面而来的婴儿潮，也许是我们在骗自己……
据统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养育一个小孩的成本大约在3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广州为例）：
打鸡血……
人口红利概念范文6
广义上讲，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国家发展进步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改革红利是相对于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而延伸出来的概念。由于中国经济主要以外延发展方式来实现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优势逐渐消失，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引擎。
商业企业同样面临着此类问题，靠以前粗犷扩展的方式已难以为继。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主要体现在“招工难”和人工成本每年大幅上升；资源红利的逐渐消失主要体现在进入了高租金时代。要摆脱困境、重振雄风的唯一出路就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以壮士断腕、涅槃重生的胆识，进行改革创新，释放改革红利。
笔者认为，商业企业释放改革红利没有任何现成模式。综观当今市场，商业企业改革创新新闻屡见于媒体，内容五彩缤纷。若东施效颦，则适得其反。虽不宜盲目模仿，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成功的企业还是有基本规律可循的。
一是要清晰把握天下大势。所谓天下大势，是指商业企业经营的外部市场环境，这里包括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点、国内零售市场竞争特点、当前消费者行为和心理特点等。识大势者，可成大事，决策方向才能顺应潮流，贴近实际。如正是由于出现了“小众化”的消费特点，微信营销、微博营销、社交网络营销等才有施展的舞台。
二是要有改革创新的胆量。改革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体制，必然会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增加成本。但是长痛不如短痛，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这方面苏宁云商做出了榜样，由于推行了020战略，今年上半年该企业利润下降60%，但是新的业务模式已初显生命力。最近该企业高管大量回购本企业股票，就显示了他们对企业前景的信心。
三是要紧跟现代科技潮流。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在商业领域，延伸出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现代商业科技，极大地改变了商业企业的交易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就是很好一例。目前二维码扫描、WIFI和移动支付等在商业上得到运用，最近读到的关于购物“生物支付”的文章，也给人有所启示。
四是仍要遵循经典的企业战略学原理。如阿里巴巴与银泰、复星等企业联手建立的菜鸟网络公司，对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建立了支付宝和余额宝平台，向金融领域渗透，这体现了纵向一体化战略。又如万达在商业地产和百货业务基础上，又向影院、酒店、旅游等领域延伸，体现了多元化战略等。
五是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对企业自身资源与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在细分市场上形成核心竞争力。如永辉超市和农工商超市利用生鲜采购优势，将此产品做得风生水起：沃尔玛的供应链建设独树一帜，体现了高效率：鲁商集团利用房地产开发利润率高和零售业现金流量足的特点，进行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