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特征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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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特征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1

    正如Lucas(1976)所指出,宏观经济变量的计量模型参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通货膨胀水平上,而且还表现在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上(Kim,2000)。因此,预测通货膨胀率以及对通货膨胀建模也变得越发困难。通货膨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结构性变化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使得通货膨胀动态变化中还包含了经济扩张与衰退的非线性特征(Beaudry and Koop,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货币政策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也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因此,在对通货膨胀建模时,可能需要同时考虑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等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通货膨胀的所有研究都还是孤立地考察上述特征的某一方面,如,Evans和Watchtel(1993)基于机制转换模型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结构性变化。Burdekin和Siklos(1999)使用Perron和Vogelsand(1992)的结构断点检验法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1979年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断点。另外,Enders和Hum(2002)使用门槛自回归TAR模型发现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Martin和Milas(2004)基于平滑转换STAR模型研究发现英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存在非线性,其强度取决于离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距离。

    同样,国内学者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展开了研究,但也都是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其中,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结构性变化的研究较少:刘金全等(2006)运用参数稳定性检验法,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序列自1984年以来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区间。张成思(2008)运用结构断点检验法考察了1981-2007年我国月度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着的结构性变化。而关于非线性研究的文献有:龙如银等(2005)运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揭示出我国通货膨胀率存在两个区间,即高通货膨胀率区间和低通货膨胀率区间。赵留彦、王一鸣和蔡婧(2006)运用改进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间存在非线性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运用ESTAR模型也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间存在非线性指数转换特征。张屹山和张代强(2008)在T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局部单位根的门槛自回归过程,在高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平稳自回归过程;在低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单位根过程。

    如果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这两种特征,只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运动的某一特征将不能很好地揭示通货膨胀的真正本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样本数据来内生地判定通货膨胀路径中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这两种特征,或者只存在其中一种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不存在,这样就能避免模型的误设问题。Lundbergh等(2003)提出的时变平滑转换自回归(TV-STAR)模型能够很好地用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不仅能同时考察经济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并且能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特征。另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机制变化是逐步过程,Markov机制转换以及TAR模型等均假设机制间的转换较突然,因而不能描述机制的渐进变化过程。TV-STAR模型由于能通过转换参数来控制转换速度的大小,所以不仅能够刻画较突然的机制变化,也能刻画渐进形式的机制变化。正因为TV-STAR模型具有以上许多优良性质,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金融变量的运动特征,如Franses和Dijk(2005)比较了各类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TV-STAR模型在长期中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其他模型。Sollis(2008)使用TV-STAR模型检验了17个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特征,发现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以结构性变化为主,而另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Hasanov等(2010)对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与产出间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表明,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引入TV-STAR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统一框架下探索我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该模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策意义: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如果的确存在这两种特征,那么结构性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在结构性变化前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状态和结构下的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有何不同?正、负向外来冲击的影响也呈现非对称性吗?另外,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临界值是多少?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本质的了解,从而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将基于TV-ST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回答上述问题。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数据与模型;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性质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性质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指数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特征,样本范围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共计339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①。由于我们采用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序列中已消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图1给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图。总体来讲,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的这段时间内,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呈现两种不同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极不稳定,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1998年之前的通货膨胀无论从均值、标准差、最大值以及一、二阶自相关系数上,都明显要相对高于199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并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以及1994年底出现三次较大的峰值,后两次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25%。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波动区间也开始减小。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随着各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已经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明显增强。我国政府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结果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CPI同比指数升至5.0%,治理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全年经济的重中之重。

    许多基于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对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具有平稳性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留彦等(2005)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在某一时域内具有平稳性,而在另一时域内具有非平稳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而刘金全和隋建利(2010)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非平稳的。出现上述分歧的可能原因是,传统线性模型的ADF单位根检验法由于存在功效(power)问题,会过度地接受原假设,从而使得检验结果不可靠(Taylor,2001)。另外,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中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传统检验法很难在线性单位根与非线性平稳序列间作出判别。为此,我们引入Kapetanios等(2003)提出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法,该方法比ADF检验法更具有稳健性,并能检测出所有线性与非线性单位根过程:

    这时,可通过构造统计量来检验:δ=0以及:δ<0,从而判断通货膨胀序列中是存在单位根还是具有非线性平稳特征。表2同时给出了ADF以及KS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考虑到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种可能,我们分别使用带常数以及带趋势的单位根检验。为了使得检验结果稳健,滞后阶数分别取4、8、12三个不同数值。KSS检验中10%和5%的渐近临界值摘自于Kapetanios等(2003),其分别为-2.66和-2.93。表2显示ADF检验的结果取决于滞后长度以及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不能一致地判断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存在单位根;而KSS检验的所有结果均在5%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ADF检验由于线性假设以及较低的功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单位根的检验是无能为力的。而KSS检验能得出一致的检验结果。本质上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非线性均值回归过程。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TV-STAR模型是两机制STAR模型的一种推广,为了更好地了解TV-STAR模型的性质,我们首先介绍STAR模型。自从Terasvirta(1994)提出STAR模型以来,该模型就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机制STAR模型可描述为:

    1.确定AR(p)模型中的滞后阶数p,以及确定STAR、TV-STAR模型中的延迟参数d。

    由于上述建模步骤中涉及不可识别参数与,将使得假设检验变得复杂。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是,在原假设下对平滑转换函数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三)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另外,我们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通货膨胀运动在外来冲击下的反应特征。传统脉冲响应函数不依赖于过去历史信息,在同等幅度的正负向冲击下具有对称性。但STAR、TV-STAR等非线性模型明显地依赖于过去历史路径,并且在不同机制状态下,其运动特征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非线性模型中使用传统脉冲响应函数将产生偏差。为此,Koop等(1996)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其脉冲响应不仅取决于历史状态、现期冲击的大小、正负方向还取决于未来时期的冲击。该函数以历史信息为条件,是包括初始冲击δ与不包括初始冲击δ的两期望值之差: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 通货膨胀目标制,物价稳定,货币政策,消费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核心CPI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一)新西兰

1990年3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自第一次石油冲击以来,新西兰在大部分时间中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累积通货膨胀(以CPI为基础的)在1974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之间为480%。因此,通货膨胀预期深深地扎根于新西兰社会之中(Nicholl and Archer,1992),社会危机促成了1989年12月《新西兰储备银行法》(RBA)的通过,该法案要求新西兰储备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与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为经济目标”(在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5年内保持0-2%)。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的第一个《政策目标协议》(PTA)确定了通货膨胀的具体数字目标和这些目标将要实现的日期,在开始时,价格稳定的目标被定义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2%之间。在1996年底,区域从0-2%扩大到0-3%。

新西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政策目标协议》(PTA);(2)通货膨胀目标制只是在反通货膨胀将要成功地完成之后才开始采用的;(3)价格指数是“基底通货膨胀率”,剔除了利率变化、贸易条件变动、能源与商品价格变化、政府收费与间接税的变化以及由一些其他有较重要影响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第一轮冲击;(4)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独特特征是中央银行的责任在不断增强,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制度政策目标签订了正式协议,如果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政府有权撤销储备银行行长的职位;(5)通货膨胀目标是一个较窄的区域目标而不是点目标;(6)操作工具为隔夜现金利率(1999年3月以前为拆借利率);(7)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除年度报告以外,新西兰储备银行还出版《新西兰储备银行公报》(包括重要的讲话、官方声明和专题文章,大多数文章是署名的)。

新西兰的成功反映了“边干边学”的愿望,以及当局政策调整的成功。使趋势通货膨胀下降,并维持一个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比把通货膨胀运行紧紧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更加容易,对一个开放的小国尤为如此。

(二)加拿大

1991年2月,加拿大银行(BOC)和联邦政府联合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明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促使加拿大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是:政府债务与对外负债的急剧增长、政治不确定、货币政策的信誉问题以及间接税的增加所触发的工资-价格螺旋上涨。

加拿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是正式立法的结果,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体制也就具有了官方的性质,通货膨胀目标是由政府与中央银行联合决定和公布的;(2)加拿大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负全部责任;(3)同新西兰一样,加拿大是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实质性进展已经很明显时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4)因为它所具有的“整体”性质,由加拿大统计局测量的CPI成为加拿大官方的主要目标变量,同时还应用和公布“核心CPI"(剔除产品、能源和间接税费的影响);(5)通货膨胀目标被认为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点目标,中期通货膨胀的目标被确定为逐渐地趋同于长期目标;(6)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加拿大中央银行运用所谓的“货币条件指数”,即汇率与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信息变量与短期目标;(7)操作工具为隔夜拆借利率区间的中间值;(8)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强了加拿大银行对价格稳定的承诺,加拿大银行增加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努力帮助公众正确地区分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冲击和趋势通货膨胀,减少了经历一次性冲击传递的风险。通胀目标制可能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商业周期,因为目标区的下限和上限一样受到了重视。

(三)英国

1992年10月,即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ERM)一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宣布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英格兰银行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新的名义锚和恢复可信度。《英格兰银行法》确立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指定财政部对物价稳定作出定义(Rodgers,1998)。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以来,英国还没有突破过目标。

英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机选择是很成功的,英国经济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上半年出现衰退后刚刚开始反弹;(2)价格指数为零售价格指数(RPIX)剔除抵押利息支出,负责计算价格指数的机构(国家统计办公室)与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是否实现的机构(英格兰银行)不是同一个;(3)英国原来采用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范围,但1997年5月后,通货膨胀目标开始用一点来表示,两边都设“限”,如果通货膨胀突破目标界限(2.5%+/-1%),那么英格兰银行必须向政府提供正式的解释;(4)目标由财政部设定;(5)操作工具为短期回购利率;(6)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没有公众的支持,中央银行最终将无法实现目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非常努力地向公众传达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信息,并解释货币政策操作的原理和策略。《通货膨胀报告》(季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和图文并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英格兰银行在《通货膨胀报告》(分为通货膨胀率、货币和利率、需求和供给、劳动力市场、定价行为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几个部分)中详细说明英国经济在过去的表现,通货膨胀预测用不确定区间("扇形图”)来表示,并对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通货膨胀偏差的原因;英格兰银行还向公众独立地就与财政部工作人员和财政大臣的常规会议进行通报。英格兰银行的交流方式还包括会议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会议两周后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和投票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解释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经济性的讲话。为加强责任追究制,一旦通货膨胀偏离点目标1个百分点以上,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就必须公开致函财政大臣,解释目前偏离的原因,计划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预计回到目标路径的时间(Rodgers,1998)。此外,季度公告还政策性的讲话和相关研究文章。

1997年5月前,英格兰银行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财政大臣控制政策工具),只有通过其作出的分析及对公众的规劝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以及设计出与公众交流的独创方法,特别是通过《通货膨胀报告》进行交流。英格兰银行还采用公开论坛和其他途径,来传达其预测、分析,甚至明确的货币政策建议,并规定:英格兰银行只有在报告的内容已经定稿并刊印之后才送交财政部,因而,财政部不会有机会对报告进行编辑或甚至提出修改的建议,从而增加政府反对英格兰银行评估的成本,有助于物价稳定。

(四)瑞典

在放弃瑞典克朗钉住欧洲货币单位(ECU)8周后,1993年1月15日,瑞典中央银行宣布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其主要特征:把整体通货膨胀而非核心通货膨胀作为目标,增加了瑞典银行向公众提供货币政策解释的负担,同时,还带来了工具不稳定的可能性。瑞典通货膨胀目标由瑞典银行设定,操作工具为回购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在1997年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中,瑞典中央银行首次公布了数量化的通货膨胀预测。从1999年6月起,瑞典中央银行开始运用为期24个月的“扇形图”表示通货膨胀预测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瑞典中央银行将其通货膨胀目标制划分为三个阶段(Berg,1999):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1993~1995年)、公布显式的通货膨胀预测(1996~1997年)和引入分布预测目标制(1998年至今)。1999年初,瑞典中央银行还宣布:若因短期因素影响出现偏离目标的情况,瑞典中央银行将事先公之于众(Heikenstein,1999)。通过对瑞典中央银行法的修正(1999年1月开始生效),瑞典中央银行从政治干预中获得了独立性。新法律将保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瑞典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控制,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中央银行新的执行部门(Heikenstein、Vredin,1998)。通过公布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6~8周的时滞)以及一年至少两次向议会常务委员会提交货币政策的书面报告,进一步加强了瑞典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

在短期内,灵活性与透明度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从长期来看,灵活性与透明度趋于互相增强。而瑞典银行认为:公众了解得越少越有利于维持货币政策灵活性。瑞典银行定期发表《通货膨胀报告》,该报告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印发的广泛与经济理念随时间的发展而稳定增长。该报告为瑞典银行向财政政策制定者施加控制财政赤字的压力提供了极好的讲台。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新一轮通胀 外部输入型 探讨

一、本轮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1、外贸顺差和国外资本流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导致人民币货币供给被动扩张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外资本大量涌入,再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大量收购外汇作为国家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2000年1月只有1560亿美元,到2007年6月就上涨到了1.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与M1之比从2000年1月的23%上升到了2007年6月的75%。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基础货币的投放,而且随着国外净资产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和外汇占款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比重的上升,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对基础货币增长已经具有了支配性作用,从而导致人民币被动扩张局面的形成。

2、外部输入引起的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

中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特征,这种外部输入特征首先体现在进口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昔日初级产品净出口国和制成品净进口国的中国已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进口额逐年高涨。1994-2006年间,我国年进口额从1157亿美元上升到7916亿美元,初级产品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14.23%提高到2006年的23.6%,且初级产品进口比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非食用原料、矿物、原油等。我国已经是铜矿、锰矿、铁矿砂等其它多种资源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入国。而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致使没有什么话语权(从我国钢协与必和必拓、力拓等国际矿业巨头关于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即可看出);再加上当主要原料、能源输出国和西方投机基金们在市场上翻云覆雨,推动主要原料、能源屡创新高之时,中国付出沉重代价也在所难免。

即使是某些本国产品,外部冲击因素也成为其价格上涨的最主要根源。就CPI而言,去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领头羊”毫无疑问是食品价格。在8月份的CPI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0.9%。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涨幅是在2006年粮食丰收,去年夏粮单产创造历史新高的同时出现的。之所以出现粮食产量与价格同步上涨这种似乎背离价格规律的现象,原因在于国际市场。去年世界粮食减产1.6%,其中,谷物减产2.1%,小麦减产5.2%;粗粮减产1.1%,粮食需求则增长1%,导致芝加哥期货市场小麦、玉米等期货价格大幅度上涨,也吸引中国粮食出口上升,以至于出现了粮食净出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欲求中国食品价格不上涨,实在是太难了。

3、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源于世界性流动性过剩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而已。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和资产,通货膨胀随之来临。而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又源于此前几年西方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就中国而言,流动性过剩直接源于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外汇占款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居高不下的反映。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由中国方面采取措施无济于事,需要欧、美、日等经济发达国家共同参与解决。

4、由外资背景敏感的行业引起该轮通货膨胀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被动过多扩张引起的,但并非过多的货币会平均式地同时流向各个行业导致各种商品的物价同时地等幅地全面的价格上涨,而是过多的货币先流入外资背景敏感的行业,如房地产业、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物价水平。在这一条价格上涨链中,价格上涨时间与幅度往往与外资背景的远近程度有密切关系,离外资背景越近的行业或企业,其上涨时间越早及上涨幅度就越大;而离外资背景越远的行业或企业,其上涨时间越晚及上涨幅度越小。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由于近年大量参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与交易,致使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最早是由房地产市场开始,房地产价格不仅上涨时间早,而且上涨幅度大。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必然带动与房地产相关的几十个行业的产品价格、工资及服务价格上涨,尤其是与外资紧密的行业。最后价格上涨才传到整个经济薄弱的环节――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上。一旦这些最弱的、离外资背景最远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也标志着全国的外部输入特征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

二、大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模型

借助瑞典学派Ankrust――EFO模型(小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率确定模型),来推导出一个与当前中国经济相适应的大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率确定模型。

1、基本假设

假设一大国经济中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开放部门(外资背景敏感部门:O),二是非开放部门(外资背景非敏感部门:C)。

通货膨胀率用II表示,IIo和IIc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IIw表示世界通货膨胀率。

货币工资增长率用P表示,相应有Po、Pc、Pw分别表示开放部门、非开放部门及世界货币工资增长率。

设开放部门与非开放部门在一国经济中所占份额分别为Eo和Ec,同时Eo+Ec=1,0

由货币工资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为通货膨胀率,可得II=λ-P,相应地有以下三个子式:

IIw=Pw-λw,IIo=Po-λo,IIc=Pc-λc。

假设国内劳动力市场充分流动,因此开放部门与非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相等,即有:Po=Pc。

假设由于全球生产技术的充分流动,本国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世界劳动生产率水平相等,即有λo=λw。

2、模型的推导过程

II=EoIIo+EcIIc

II=(1-Ec)IIo+EcIIc

II=Ec(IIc-IIo)+IIo

II=Ec(Pc-λc+λo-Po)+IIo

由于Ps=Pe,所以上式可转化为:

II=Ec(λo-λc)+IIo (1)

由IIw=Pw-λw,IIo=Po-λo,λo=λw三式联立解方程可得:

IIo=IIw+Po-Pw(2)

将(2)式代入(1)式可得

II=Ec(入o-λc)+IIw+(Po-Pw) (3)

(3)式即为大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率确定模型。由此模型我们可以知道,大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率由外生变量世界经济的通货膨胀率IIw及本国开放经济部门与世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差(Po-Pw),内生变量非开放经济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有的份额Ec及本国开放部门与非开放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差(λo-λc)所共同确定。

3、模型的现实经济意义

模型解释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外部输入型特征。

相对于瑞典学派的小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率确定模型II=Ec(λo-λc)+IIw,本模型通过引入IIo=IIw+Pc-Pw,增加了世界通货膨胀率IIo对通货膨胀率IIw的影响作用,并且认为本国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与世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额(Iio-IIw)即为本国货币工资增长率与世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差额(Po-Pw)。由此,可以认为一国货币工资增长率的水平高于世界货币工资增长率的时候,可以增加本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中国近年的外资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与中国在合资部门带动下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水平有关。而包括工资在内的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全面上升又是由外资背景比较敏感的行业带动与冲击形成的。

三、对我国新一轮外部输入特征的通货膨胀的理性思考

1、中国的经济木桶加深了,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动摇不了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

从目前二季度11.9%的GDP实际增长率来看,远超过2004年以来的平均水平,而自2004年以来,国民经济已开始进入正的产出缺口阶段,实际总需求大于潜在产出水平,表现出较大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这并不能据此判定目前的综合通货膨胀水平超过2004年,因为不同时期的潜在GDP的增长率能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木桶加深了,经济运行中多年存在的短板(瓶颈)已经得到了补充或加长。随着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供给能力得到了大大增强,因而现在潜在GDP增长率能力肯定比2004年时高,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目前的煤、电、油、运等瓶颈行业的生产能力已得到了大大加强与提高。

2、我国经济发展由“低价工业化”向“高价城市化”演变的必然结果

产品价格增长率=劳动成本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以上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出口:一个是保持劳动生产高不变的情况下引起物价下跌,这就是升值;另外一种就是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成本上升,这就会导致消费的升级。研究表明,以前靠“低价工业化”竞争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自然资源、环境成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必然要受到以“高价城市化”为动力的“要素价格重估”增长模式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外部性输入特征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将在较长的时期存在,不必大惊小怪。

3、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必然结果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消费品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竞争性商品的定价由全球市场决定。除了个别垄断行业,我国企业和消费者对国内商品的定价能力要比以前大大降低。因此,国内消费品的物价指数不可能严重偏离国际市场价格;同时,随着汇率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与中国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将进一步加大,外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增强,这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体必付的代价与难得的锤炼与提升机会。

4、我国新一轮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对策

依据货币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数量比产量增加更快引起的。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拉动说相比,货币学派的需求拉动说更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并强调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在本轮通胀中,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注入引起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将能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压力,缓解流动性过剩格局,从而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同时,要切实转变增长方式要变要素驱动型的增长为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要改善提高外贸产品结构,提高引进外资与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升值将进一步加快,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效抑制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格局,最终有效抑制外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1] 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 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4

    通货膨胀是指以货币表示的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剧烈的上涨。通货膨胀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它影响到消费者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财富的实际效用,并间接地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通货膨胀一直是学者和消费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保险消费的特殊性,即保费以货币支付,并持续到未来某一时期;保险保障也以货币形式兑付,并且发生在未来,因此,保险消费以及保险业的发展无疑将受到通货膨胀的更大影响。而通胀预期是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通胀预期将直接影响保险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影响保险公司的产品设计、投资决策和资产负债管理等经营管理行为;影响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等。因此,研究通货膨胀与通胀预期对保险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

    由于保险消费具有明显的跨时期性,通货膨胀将会对保险消费及保险业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通货膨胀对保险业的影响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研究通货膨胀对保险业的影响,可以使消费者更好地规划个人及家庭的保险投资,从保障结构和保障数量两方面满足保险需求,获得全面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从保险经营者的角度,掌握通货膨胀对保险业的影响机制能促进保险公司开发合理的保险产品,制定正确的投资决策,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保证充足偿付能力,促进保险业健康稳定发展。

    有关通货膨胀对保险业的影响,已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通货膨胀对寿险需求的分析;二是通货膨胀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及经营结果的影响;三是通货膨胀对保险公司经营成本的影响。等等。综上研究,学界和实务界有关通货膨胀会对保险需求和保险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对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还存在分歧,对影响机制的探究还不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发展影响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当前持续走高的物价指数加重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使得经济刺激计划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不仅资产市场陷入低迷,对保险市场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保险消费领域,一方面,居民购买保险特别是投资长期保险产品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居民又面临在通货膨胀时期如何安排合理的保险保障的困惑。因此,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使保险业在通胀条件下实现稳步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研究通货膨胀与保险业发展的关系。着重从历史的角度掌握我国通货膨胀与保险业发展的变化规律,理清影响通货膨胀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机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我国通货膨胀与保险业发展特点的历史分析;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分析;保险定价、准备金、资金运用及相关政策的评析,提出保险业应对通货膨胀的关键制度体系。

    二、我国通货膨胀与保险业发展特点的历史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周期特征

    物价水平的上升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在名义货币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二者即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宏观经济研究中常以不同价格指数来反映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这些价格指数包括批发价格指数、零售价格指数、生活成本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等,虽然这些指数在构造上所包含的具体商品范围和权重不同,但在变动趋势上往往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指数构造时所包含的商品和权重的不同,不同价格指数对实际价格变动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在有关通货膨胀的研究中,国民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被认为很可能是最能表示经济整体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指标①。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衡量一般价格水平。

    将中国1969-2011年间CPI年度同比增长率曲线表示在图1中,由于采用的是年度CPI指数,因此曲线的光滑性较差,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通货膨胀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正像对通货膨胀的严格界定存在分歧一样,学界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划分也不一致。Artis等人(1995)利用状态空间计量方法对英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周期进行了划分,并对利用通货膨胀时间序列进行周期划分的标准提出了建议。张成思(2009)根据Artis等人(1995)对通货膨胀周期划分的建议,对我国1978-2008年通货膨胀的周期进行了统计描述,并依据“低—高—低”为一个周期的基本定义,将其划分为通胀周期。但这种对通胀周期的划分可能会忽略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比如通货膨胀并非完全由CPI的绝对大小决定,例如美国长期处于2%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而新型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普遍较高。再比如推动通货膨胀水平持续变化的主要因素有没有变化,如果连续两次的通货膨胀率走高是源于同一个主要因素,则倾向于将其划入同一个通胀周期。

    

    图1 1969-2011年中国CPI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三年移动平均曲线比较

    注:2011年通货膨胀率为1~8月平均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及其出版的《经济景气月报》。

    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图1中引入CPI三年移动平均曲线。移动平均曲线是将相邻三年CPI增长率进行平均后得到,通过平均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原数据中由于偶然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差异,更好地显示通货膨胀在较长时期的基本发展趋势。根据CPI增长率的三年移动平均曲线显示,1986年CPI增长率的低点是通货膨胀上行过程中的一个暂时低点,不构成一个通胀周期的临界点。根据周期划分中习惯使用的“低—高—低”划分法,我们将我国1969-2011年的通货膨胀周期波动划分为如下四个完整的通货膨胀周期:

    第一个通货膨胀周期为1969-1982年,时间跨度为14年;

    第二个通货膨胀周期为1983-1990年,时间跨度为8年;

    第三个通货膨胀周期为1992-1999年,时间跨度为8年;

    第四个通货膨胀周期为2000-2009年,时间跨度为10年。

    另外,从2010年开始,中国可能已进入了下一个通货膨胀周期,该周期会持续多久,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周期性特征

    我国自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0年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年保费收入4.6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010年底已有保险公司146家,保费收入14 527.97亿元,年均保费增长率达31.76%,保险公司总资产超过5万亿元。保费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使得人均保险资源快速提高,1980-2010年,保险密度 从0.47元增长到1 092.75元;保险深度也从0.1%提高到了3.7%,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三十年来,我国保险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图2 1980-2010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保险年鉴。

    受宏观经济条件以及保险业自身发展因素变动的影响,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波动性,了解和掌握其周期性特征及影响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把握保险发展同通货膨胀周期波动之间的联系,对于制定保险业发展政策,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以1980-2010年保费收入作为反映保险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分析其随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从年保费规模可以看出,三十年来我国保险业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如图2所示)。但增长速度反映出一定的波动性,最小的增速为2000年的10.74%,最大增速为1981年的69.57%。同GDP增长率的变化相比较,我们并未发现明显的顺周期性或逆周期性,(如图3所示)。而GDP增长率与保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68 7)显示,保费收入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但相对较弱。

    

    图3 中国1981-2010年GDP、保费收入和CPI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GDP增长率、CPI增长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及其出版的《经济景气月报》。保费增长率根据《中国保险年鉴》保费收入数据计算。

    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波动程度比较大,总体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1981-2010年保费增长率的标准离差为16.4%,相对于平均增速的变异系数为0.517。同期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2.83%,变异系数为0.281。较大的波动性主要是因为我国保险业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市场不尽完善,市场化经营能力较为薄弱等。将这三十年等分为三个十年,期间保费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4.93%、25.19%和25.15%,保费增长率的平稳降低,可以部分解释为我国保险业已逐步从简单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三、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

    在本节中,我们可能将通货膨胀所界定的物价上涨条件放宽,即包括温和的物价上涨的情况。温和的物价上涨往往不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若累积较长的时期,对保险业所造成的影响仍然是不能忽视的。本节主要分析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发展的长期影响,以及通货膨胀与通胀因素对保险业发展的短期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发展的长期影响

    货币数量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但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粘性,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另外,现实经济中货币往往是非中性的,通货膨胀往往意味着货币购买力的下降。通货膨胀率较高,或者持续时间较长,对于寿险来说,将会导致固定保额保险的实际保障能力下降,从而降低保险产品的吸引力,导致保险需求下降。对产险公司来说,由于未来价格的上涨,将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的增加。

    通货膨胀将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造成较大压力。当前我国保险公司资产(保险资金)主要以货币资产和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为主,实物资产比重较低,资产贬值压力大。在治理通胀的过程中,主要基础宏观经济变量和货币市场工具的变动较大且频繁,比如税收的调整、利率的调整等,一方面给保险公司资产与负债的匹配造成困难,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增加了经营决策的难度。

    通货膨胀将导致保险公司经营成本的增加。通货膨胀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从而推动工资上涨,而工资下调具有一定的刚性,使得保险公司在较长时期内面临人力成本的增加。其他经营费用如场地租金等也会上涨。而对于财产保险业务和寿险中以费用赔付为主的业务,会因为价格上涨造成赔付成本的提高,降低保险公司利润。

    (二)通货膨胀与通胀因素对保险业发展的短期影响

    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影响保险业发展的路径之一,是通过改变人们对未来的盈利预期,从而改变人们当前的投资和消费行为。通货膨胀将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因此,倾向于更多的消费和投资,从而可以促进保险需求。保险需求的增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保险的直接消费的增加,二是由于消费其他产品而产生的互补型保险消费,比如汽车保险消费、家庭财产消费的增加等。通货膨胀也是导致退保率升高的原因之一。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被保险人会对所缴保费与未来的保障从购买力角度进行权衡,会认为持续缴费将损失更多的购买力,从而可能选择退保。

    四、保险定价、准备金、资金运用及相关政策评析

    保险公司应对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产品的定价,二是保险资金运用。对于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保险业,在这两个方面还面临较为严格的监管。这种监管在规范保险企业行为,控制防范风险,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和保障被保险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可能由于政策方面的约束,使得保险公司经营不能对随时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做出及时的调整,造成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分析保险公司在产品定价和资金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面临的政策约束,并加以完善,将有助于提高保险公司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

    保险定价的基本要素包括标的损失率、利率、费用率以及定价模型等。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利率和费用率都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利率的变化规律,在通货膨胀的初期往往表现为利率的逐步降低,这主要是受较为宽松的投资政策影响;而在通货膨胀高企阶段,货币当局往往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表现为利率的逐步提高。保险定价中如对两种方向的变动不能做出及时的反应,都可能给保险经营造成不利影响。银行降息可能使保险公司产生“利差损”,而银行加息可能使保险产品特别是投资类产品相对其他理财产品失去优势,从而降低保险需求。费用率在通货膨胀时期会因为工资、办公费用等成本的上升而提高,调整或控制不及时将使保险公司的利润率下降。损失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损失发生的频率,二是损失的程度。通货膨胀主要影响以货币衡量的标的的损失程度,使得平均损失程度增加。例如,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上涨导致健康保险赔付额增加,汽车配件和维修工时价格的上涨导致车险事故赔付增加等。因此,在保险产品定价的过程中,应建立通货膨胀与损失率、利率和费用率之间的量化关系,间接将通胀因素作为定价要素,建立扩展的精算定价模型,提高定价对通货膨胀的适应性。

    保险准备金是对未来可能发 生的保险赔付的准备,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体现。准备金可能因为利率、索赔膨胀等因素与最终的偿付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在建立准备金时将利率和索赔膨胀作为动态因素加以考虑,可以提高保险公司准备金计提和管理的准确性,增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资金保值增值、保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货膨胀增加了保险资金运用的复杂性和风险。导致通胀、通胀后果以及治理通胀的因素互相交织,相互影响,使得投资决策更加困难。目前,我国保险资金投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政府债券及公司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等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上,使得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保险资金面临较大风险,投资管理技术薄弱,综合投资收益率低。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低。

    从监管的角度,在注重控制保险经验风险、保障偿付能力的前提下,开始逐步放宽产品条款费率和保险资金运用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将财产保险险种分为主要险种和其他险种两类。主要险种的非基本条款和费率及其他险种的条款和费率由保险机构拟订,报保监会或其省级派出机构备案②。逐步扩大备案制人身保险产品的范围,缩小审批范围。实行多年的车险统一条款也在酝酿市场化改革,赋予保险公司更多根据自身经营数据进行保险公司产品创新开发的自主权。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逐步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优化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特别是逐步允许保险资金投资商业银行等股权,间接投资基础设施。2010年并实施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明确保险资金可以进行不动产投资,包括土地、建筑物及其他附着于土地上的定着物。使得保险资金通过有效地投资抵御通货膨胀风险的能力得到提高。

    通过以上对我国通货膨胀周期性特征以及保险业发展特点的分析,通货膨胀对保险业的影响将可能涉及保险经营的各个环节,影响机制也较为复杂。全面应对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保险业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发展:

    一是加强保险业的全面信息化建设。由于通货膨胀对保险业的影响较为复杂,涉及因素较多,保险业必须借助于信息化手段对保险发展过程中的通胀因素进行有效监控,做到及时感知、有效防控、增强经营的稳定性和盈利能力。还要借助于信息系统对保险经营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获得定价、营销、管理及风险控制决策的充分信息。

    二是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通货膨胀对保险业的影响是复合性的,保险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应从全面风险管理的高度出发,否则可能造成措施之间的互相冲突,不仅降低管理效果,还可能引发更多的风险。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 通货膨胀目标制;制度框架的设计;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22.5 [文献标识码] B

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即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的推行。而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一个有益的名义锚和“受约束的相机抉择”框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中期目标;在制度上承诺把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处于从属地位;利用包括货币总量和汇率在内的信息为货币政策决策服务;联系货币政策工具和通货膨胀的定性框架,使公众了解中央银行决策的过程和机制;确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对通货膨胀负责制。

新西兰是最早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而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捷克、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也相继宣布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政策手段,这样才能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经济发展上的益处。在设计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框架时,中央银行要注意的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制度框架设计,它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建立货币政策措施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明白易懂的传导机制和建立相应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等一系列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其具体制度框架设计也有所区别。通过对几个成功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制度性框架设计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性框架特征在各国的异同。

由于独立性较高的德意志银行和瑞士银行长期以来在维持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成功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赋予了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1989-1991年期间,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修改《银行法》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992年欧盟制定的“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也要求其成员国赋予他们的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以组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1997年,英格兰银行也获得了在货币与利率政策决策方面更大的自。独立性增加的同时,中央银行可以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稳定物价的目标上。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并不是完全的独立,其货币政策目标往往还是由政府制定,而在政策操作工具选择以及操作过程中具有独立性,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还是委托人和人的关系。但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这种制度安排,能比较有效地避免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预。

二、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数量和准确度,如果公众可得到的信息在量上保证了充分,但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上不及时、不精确,发送的信号模糊或者是训导性信息等,这不仅不能提高透明度,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结果只会让公众更加迷惑。透明度有三个属性:清晰、具有实质内容、接受公众的检验。总之,透明度强调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上除了需要保证充分完全外,还要做到及时、准确、简明易懂,这些要求对透明度来说也关系重大。

强调“透明度”政策,即简洁、清晰和易于理解的政策,强调与公众沟通是所有我们研究的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特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方式多种多样。中央银行经常与政府沟通,这些是由法律授权的,有些是对信息咨询做出的答复,中央银行官员还就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公开讲话。这些渠道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过各种公开“通货膨胀报告”等方式,把公众参与推进了一步。通货膨胀报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

改善透明度和沟通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这一制度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它们通过降低货币政策、利率和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改善了私人部门的计划;通过让公众了解中央银行的可为与不可为,促进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公开讨论;增加了中央银行长期决策的自由度,例如,暂时偏离目标而对通货膨胀预期不产生负面影响;明确了中央银行和政治家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职责。透明度和沟通有助于增强责任。

三、中央银行的责任制

中央银行责任制在操作和政治上有很多好处。以事先宣布和明确的基准(如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路径)来估计,货币政策操作成功的可持续性在建立公众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策的支持方面发挥着作用。从德国银行和瑞士国民银行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对绩效评估没有明确定义和法律标准的情况下,也能够建立公众支持和责任。获得公众信任和支持的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能够保持更大的独立性并从长远考虑,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成果。受信任的中央银行对影响其他经济政策层面,如财政政策的短期力量形成制衡。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和尊重使中央银行对政府预算决策产生温和的影响,而后者直接危及到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

暂且不考虑经济因素,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与中央银行在民主社会的作用完全一致的特点。尽管在长期内中央银行不受短期政治压力对利率决策的影响,但中央银行应当对实现既定目标的政治过程负责。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而不是目标独立性。当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记录比较清晰地向公众显示时,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执行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政策。

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开放经济体中,货币态势的变化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政策渠道通常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短期内,利率的上升通过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直接降低通货膨胀。由于直接汇率渠道的“时滞”要短于总需求渠道的时滞,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汇率变动而在一段较短的时滞后影响消费物价指数。在长期内,利率上升首先减弱预期和降低商业投资,然后减少消费,造成汇率升值,从而使支出从贸易品转向非贸易品,最后间接降低通货膨胀。另外,汇率变动影响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本身价格,通过消费价格指数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汇率变动最终会影响名义工资。这两种情况者将影响本国生产产品的成本,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所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都通过对市场的操作来使利率的操作目标保持在预定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很少使用直接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因为像准备金、贷款限制等直接工具对消除通货膨胀冲击和传递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方面不太有效,而基于市场的工具则可以比较灵活地对通货膨胀波动做出反应,并且更容易通过微调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政策渠道具有价格向下粘性和从汇率到通货膨胀快速穿透传递的特征。如在巴西,利率影响通货膨胀的时滞最短为6个月,汇率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快。在智利,指数化导致向下的价格惯性以及从汇率和工资变化向通货膨胀的迅速传导(约3个季度)。工业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则较为缓慢,约6-8个季度。显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中心不是货币供给增长率而是短期名义利率、短期实际利率和汇率,以及它们对预期、总需求、本国生产商品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来看,货币当局平抑汇率波动、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手段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货币当局把利率作为政策工具,通过依据泰勒规则调节利率来实现和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利率对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缺口做出反应,有时也根据汇率的缺口做出调整。另一种是货币当局动用国际储备来影响名义汇率,汇率贬值幅度与通货膨胀目标相符。JavierA. Reyes(2003)建立一个模型说明在控制汇率变动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利率政策优于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外汇市场干预伴随较高的产量成本,其收益又要取决于引起汇率变动冲击的性质。

五、货币政策委员会

由于货币政策制定反映了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因此,参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往往不止一个。大部分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任命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共同制定,这样可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通常只负责制定近期的基准短期利率等操作目标,而不进行日常的具体政策操作。瑞典等中央银行则将日常政策操作的责任赋予执行委员会,其他国家是由具体部门负责操作。

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般由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也有些国家财政部长也是其中的成员,像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等;另外,还有的委员会中包括部分外部成员,比如,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除了中央银行内部的5名成员外,还有财政大臣任命的4名外部成员。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般包括5-10名成员,大部分在7名左右。货币政策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般都由中央银行副行长担任。与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新西兰和以色列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只是行长的咨询建议机构,并不参与最后的决策。介于委员会决策和行长一人决策之间的是管理委员会决策,目前只有冰岛和瑞士实行,他们的管理委员会只有3名成员,由行长和副行长组成。

如表2所示,由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政策的时候,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央银行要求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来表决;而巴西、智利等大部分国家通过一人一票投票方式表决,在后一种情况下,若出现不同的表决意见数相同时,委员会主席具有最终决定权。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不同类别的国家所选择的制度框架有所不同。就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言有的国家是从中央银行建立伊始独立性就很强,有的国家是通过法律手段赋予中央银行很大的独立性;在增强中央银行透明度建设方面也各具特色,如不定期以不同的形式向公众公布“通货膨胀报告”,中央银行经常与政府沟通,及其官员就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公开讲话等方式,加强与公众交流以增强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责任性;在加强中央银行责任制方面,用协议方式来约束中央银行的行为,如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政策目标签订正式协议;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几乎所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都通过间接手段,即通过对市场的操作来使利率的操作目标保持在预定水平。大多数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任命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共同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各国只是在组员选择和表决方式上有所差别,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虽然从制度角度有一些硬性的规定,但它确实也赋予了中央银行在政策操作的极大空间,因此它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框架。

[参 考 文 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宇.伯南克时代:格林斯潘之后的美联储货币政策[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伯南克.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国际煤炭价格;通货膨胀;状态空间模型;冲击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6-0057-06

一、引言

能源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能源价格的波动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而且对一般物价水平也有深远的影响。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石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一般研究结论表明石油价格的波动可以通过石油化工产品消费以及进口因素等渠道对一般物价水平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石油对外依赖度高的国家,国际石油价格波动成为诱发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1-19]。表1总结归纳了近些年来关于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而言,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近年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同时随着国内外煤炭价格差异,煤炭进口的不断增长促进了沿海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发展。根据神华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我国煤炭在能源一次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在2035年仍然在55%左右。可以说,煤炭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能源主体地位是不会改变的,煤炭进口可能还会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关于石油价格和通货膨胀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煤炭价格与通货膨胀影响的文献涉及较少,特别是煤炭价格对结构性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没有涉及。对于作为煤炭消费大国的我国来说,国际煤炭价格对我国通货膨胀会产生如何影响,特别是对以结构性物价波动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有何种程度的影响,现有研究文献没有涉及。因此,本文通过协整和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等相关理论系统地研究国际煤炭价格与我国通货膨胀和国际煤炭价格与结构性通胀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选择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由于我国煤炭进口地主要来自于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因此选择澳大利亚出口煤炭价格(动力煤:澳大利亚纽卡斯尔/肯布拉港)作为国际煤炭价格(NK)。通货膨胀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为了研究通货膨胀的结构性问题,研究中还包括CPI的类价格指数,分别为烟酒及用品(CPI_YJ)、食品(CPI_SP)、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CPI_YL)、衣着(CPI_YF)、交通和通信(CPI_JT)、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CPI_YULE)、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CPI_JIAT)和居住(CPI_JZ)。本文采用2001―2014年的相关月度数据。

为消除时间序列潜在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对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相关变量分别取对数及一阶差分,分别表示为LNK、LCPI和LPPI与SLNK、SLCPI和SLPPI。通货膨胀结构性变量对数及一阶差分分别为LCPI_SP、LCPI_YJ、LCPI_YF、LCPI_JIAT、LCPI_YL、LCPI_JT、LCPI_YULE和LCPI_JZ与SLCPI_SP、SLCPI_YJ、SLCPI_YF、SLCPI_JIAT、SLCPI_YL、SLCPI_JT、SLCPI_YULE和SLCPI_JZ。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上述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变量都是I(1)。因此可以运用协整理论来研究2001―2014年国际煤炭价格和国内通货通胀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国际煤炭价格和我国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三)国际煤炭价格对总体通货膨胀的影响

1. 多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国际煤炭价格和我国总体通货膨胀(CPI和PPI)关系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国际煤炭价格和我国总体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说明国际煤价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脉冲响应函数。在构建VAR模型时,通过AIC、SC和HQ信息量最小准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如表2所示)。同时,由于全部特征根都位于单位圆之内,模型能够满足稳定性要求。

在确定了模型滞后阶数之后,就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进一步研究总体通货膨胀受到国际煤炭价格冲击时的影响。图1显示了CPI和PPI受到国际煤炭价格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函数。研究表明,受到国际煤炭价格冲击后,CPI开始上升,在冲击效应达到顶峰后,冲击效应逐渐减小,在第20个月之后,冲击效应逐渐褪去。受到国际煤炭价格正向冲击后,与CPI对国际煤炭价格冲击时的反应趋势基本类似,PPI立即开始上升,在第5个月左右冲击效应达到顶峰,最后效应逐渐消退,在第20个月左右冲击效应达到低谷之后,冲击效应重新开始上升,在第30个月之后冲击效应趋于稳定。另外,从图1看出,国际煤炭价格对PPI的冲击效应显著大于对CPI的影响,这说明国际煤炭价格对生产类价格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有效。

3. 方差分解。图2是进行了为期45个月的CPI和PPI动态响应特征的方差分解图。从CPI的动态响应特征显示,CPI的变动的15%可以由国际煤炭价格变动来解释,PPI可以解释仅仅4%的CPI的变动,而来自于CPI自身的冲击可以解释约80%的CPI变动。PPI的动态响应特征显示,PPI变动的26%可以由国际煤炭价格变动的冲击来解释,而CPI可以解释约27%。由此可见,国际煤炭价格对PPI的解释力度大于对CPI的解释力度,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国际煤炭价格变动是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一致。

4.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的前提是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或是平稳的,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已表明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变量之间在5%显著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运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所得到的结论是合适的。

本文建立总体通货膨胀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量测方程为:

LX=C(1)+SV1*LNK+[VAR=C(2)]

其中,LX是LCPI或者LPPI

状态方程为:

@state SV1=SV1(-1)

在对状态空间模型的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的相关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时,通过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得到相关参数的时间序列估计,从结果可以看出,LNK对LCPI和LPPI的状态变量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系数具有显著性。在量测方程中,国际煤炭价格对CPI和PPI都存在相应影响。

图3分别是国际煤炭价格对CPI和PPI的边际影响(价格弹性)的变化情况。从国际煤炭价格对CPI的影响来看,除去初始值设定的影响之外,国际煤炭价格对CPI呈现促进作用,国际煤炭价格对CPI弹性在样本区间内都是正的,波动幅度在0.014~0.019,在2008年8月国际煤炭价格对CPI的影响作用达到最大,从2008年底到2014年底,国际煤炭价格对CPI的影响趋于平稳,边际影响基本在0.017左右。从国际煤炭价格对PPI的影响来看,国际煤炭价格对PPI呈现促进作用,国际煤炭价格对PPI弹性在样本区间内都是正的,幅度在0.017~0.027。2001―2002年,国际煤炭价格对PPI弹性呈下降趋势,从2003年初边际影响开始回升,2008年11月国际煤炭价格对PPI的影响作用达到峰值,2008―2014年,国际煤炭价格对PPI的影响趋于减弱,边际影响降到0.022左右。

(四)国际煤炭价格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影响

1.多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国际煤炭价格和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CPI的类价格指数)关系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国际煤炭价格和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至少三个协整方程,说明国际煤炭价格和结构性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结构性通货膨胀受到国际煤炭价格波动冲击的CPI类价格指数的脉冲响应仍然维持在一个正向的冲击水平。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构成除了烟酒价格指数之外,其他类价格指数都会受到国际煤炭价格的影响,并且该正向效应都具有长期持续性特征,也就是说,国际煤炭价格对上述价格指数的正向冲击会一直持续下去,具有长期效应。

3. 方差分解。结构性通货膨胀受到国际煤炭价格冲击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国际煤炭价格对食品、烟酒、娱乐类价格指数解释力度较小,而对居住和医疗类日常生活价格指数解释力度次之,对家庭和交通等价格指数解释力度最大。

4.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和检验总体通货膨胀的协整关系一样,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国际煤炭价格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变量之间在5%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因此,运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所得到的结论是合适的。

本文建立结构性通货膨胀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量测方程为:

LCPI_X=C(1)+SV1_X*LNK+[VAR=C(2)]

其中,LCPI_X是LCPI_SP等类价格指数,SV1_X是SV1_SP等状态变量。

状态方程为:

@state SV1_X= SV1_X(-1)

从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参数可以得出,国际煤炭价格对食品价格(SV1_SP)、家庭设备价格(SV1_JIAT)、交通通信价格(SV1_JT)和烟酒及其用品(SV1_YJ)的参数估计(价格弹性)通过显著性检验。食品价格的价格弹性较大并且波动也比较大,其价格弹性在样本区间有2个峰值,分别在2004年11月左右和2008年7月左右,随后逐渐平稳下降;烟酒及其用品价格的价格弹性波动较小,在样本区间内一直比较平稳;家庭设备价格和交通通信价格的价格弹性波动次之,家庭设备价格的价格弹性波动不是很大,2011年底之后一直保持在0.029左右,交通通信价格的价格弹性有2个波峰,分别在2001年和2007年左右出现,在2010年之后波动趋于平稳。同时上述四个价格指数在2010年之后都趋于平稳。国际煤炭价格对居住价格(SV1_JZ)、衣服价格(SV1_YF)、医疗保健价格(SV1_YL)和娱乐价格(SV1_YULE)的参数估计不显著。娱乐价格的价格弹性波动最大,医疗保健价格的价格弹性波动最小,其他价格的价格弹性波动次之。衣服价格的价格弹性呈负方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弹性在逐步回升。从上述对八类价格指数的时变参数分析来看,除了对衣服价格的价格弹性呈负方向之外,国际煤炭价格对其他类价格的价格弹性都呈正方向,这说明总体上而言,国际煤炭价格对结构性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这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基本一致。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2001―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国际煤炭价格和我国通货膨胀的关系,通过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状态空间模型等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国际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各变量与类价格指数之间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各变量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

2. 从国际煤炭价格和总体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看,国际煤炭价格对PPI的解释力度大于对CPI的解释力度,这说明国际煤炭价格对工业品出产价格指数的冲击效应显著大于对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影响,这说明国际煤炭价格对生产类价格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有效。

3. 从总体通货膨胀的状态空间模型来看,国际煤炭价格对CPI和PPI的边际影响都呈现正方向的影响,并且在样本区间内边际影响时刻在变化,国际煤炭价格对CPI和PPI的边际影响最终分别达到0.017和0.022左右,这进一步说明国际煤炭价格对PPI影响较大。

4. 从国际煤炭价格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看,国际煤炭价格对八类价格指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构成中,除了烟酒价格指数之外,其他类价格指数都会受到国际煤炭价格的影响,并且该正向效应都具有长期持续性特征,也就是说,国际煤炭价格对上述价格指数的正向冲击会一直持续下去,具有长期效应。从方差分解分析来看,国际煤炭价格对食品烟酒娱乐类价格指数解释力度较小,而对居住和医疗类日常生活价格指数解释力度次之,对家庭和交通等价格指数解释力度最大。

5. 从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状态空间模型来看,国际煤炭价格对八类价格指数的边际影响也是时刻变化的,但是波动程度有所不同,娱乐价格波动最大,烟酒及其用品价格波动最小,其他类价格指数波动次之。另外,除了对衣服价格的价格弹性呈负方向之外,国际煤炭价格对其他类价格的价格弹性都呈正方向,这说明总体上而言,国际煤炭价格对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这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基本一致。

(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国际煤炭价格对我国通货膨胀及其结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这对当前以结构性物价波动为重要特征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以及我国煤炭市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1. 国际煤炭价格对我国各物价指数的影响在不断地深入,说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复杂而多样化,不仅要重视国内的诸如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影响,而且也要重视国外大宗能源(煤炭)商品价格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过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应对国际煤炭价格对我国通胀的影响。

2. 通过建立和完善我国煤炭价格体系和煤炭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多元化主体和丰富煤炭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的金融市场。改变以往传统的以现货交易为主的煤炭交易方式,形成现货交易、期货交易和其他类型并举的多元化交易体系,缓解国际煤炭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冲击。

3. 要建立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国际大宗能源(煤炭)商品价格跟踪和监督机制。由于国际煤炭价格对各物价指数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应该关注国际大宗能源(煤炭)商品价格对我国通货膨胀和对各物价指数的不同传导途径,密切跟踪国际大宗能源(煤炭)价格走势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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