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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1
【关键词】政府公权;行政体制;行政改革;政治改革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剥离出来进而取得自己独立地位。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剥离出来,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也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从而带动政治体制变革。这也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的行政改革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
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DD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形成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因此,必须重视政府权力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是综合配套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首先,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三大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配套。而目前模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
其次,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不利于中国“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央集权过度,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行政体制改革的贯彻缺乏彻底性。不适度的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使历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同水平状态。
最后,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目前我国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人员分流、“翻牌公司”、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等。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1)利益和权力调整产生的阻力;(2)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3)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不是简单的“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即行政体制改革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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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2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1）扎根研究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2）案例研究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引用Elsbach的观点）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3
【关键词】价格体制 改革 动向
一、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逐步实现了从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高为开端， 价格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改革计划价格体制时期
1979年改革之前的中国价格体制为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国家通过有计划地调整、放开部分产品价格管理，逐步引入市场调节机制。1979至1984年，在“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指导下，价格改革的取向是“计划价格为主，自由价格为辅”，改革的方式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改革的重点是调整不合理的计划价格。1984至1988年，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价格改革的取向是“少数计划价格，多数市场价格”，改革方式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改革的重点是转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定价权限。在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同时， 全面展开。1988至1991年，围绕国民经济整顿，改革取向是稳定价格总水平，改革方式是“控中求改，相机调放”，改革的重点是探索建立价格总水平的检测和调控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地调整了5 大类20 多个系列的产品价格。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时期
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价格改革的步伐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明显加快，从商品和劳务价格改革到生产要素价格改革逐步扩展。首先，加快了转换价格形成机制的步伐，从中央到地方都大面积地放开了一批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其次，加强法制建设。1998年，《价格法》的颁布和实施，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基本价格制度是实行并完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使政府价格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最后，加快构建价格调控体系。在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的情况下，加强价格总水平调控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时期
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推动了价格主管部门及时推进职能转变，价格改革更加关注民生和监督，明确价格工作的职能定位是“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首先是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运用比价关系、成本关系对能源资源进行改革等。其次推进价格主管部门职能转变，进一步完善价格调控监管体系。再次更加注重民生价格的监管与改革。清理涉农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加强药品价格监管，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等。2003和2008年两次适时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抑制价格不合理上涨。
二、我国价格体制转变的特点
第一，我国价格机制的转变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所决定的，价格改革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进行，价格改革的取向始终决定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第二，我国价格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实践过程，也是理论探索的过程。在80年代初才对价格的范畴、价格基础展开广泛讨论，而价格改革已经开始；在新世纪开初，展开了价格形成的探索，价格改革的模式也是在争论中推行。
第三，我国广泛汲取国际经验，计划价格体制逐步渐进地过渡到市场价格体制，避免的社会大的动荡。我国价格体制改革遵行从农村、农产品，逐步推广到全国、所有产品；高度集中的计划定价机制，通过“双轨制”渐进地放开，由市场定价；在改革的区域上先试点后推广、先沿海后内陆、先特区后全国；在改革的方式上先调后放、先增量后存量。价格体制改革是在汲取国际经验中渐进式进行的，将价格的变动控制在各方利益主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第四，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在价格体制转变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价格改革之初，国家下放部分商品定价权，部分商品特别是副食品价格零售价格上涨，国家给予补贴；在定价权限放开之后，国家从行政事业收费、日常生活费用等方面深化民生价格改革与监督。取消农业税，教育收费“两免一补”，推行药品“零差价”等，保障城乡居民都能在改革中受益。
三、完善市场价格体制的动向
第一，理论讨论继续。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探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的理论指导，理论研讨是改革推进的必然要求。价格形成是价格运行的基础，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公共产品定价、资源环境价格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谈论。
第二，坚持市场化导向与国家宏观调控。价格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要求价格体制坚持市场化导向。但是价格机制的作用存在局限性和缺陷，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弥补，坚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相结合。
第三，价格体制改革更加关注民生。价格问题涉及各方利益，价格改革实际上是对既有利益的重新调整。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是价格改革推进的保障，因此价格改革的深入要更加关注民生，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继续关注三农问题、规范公共产品收费、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与发展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4
关键词：国有企业 财务行为 产权制度
一、市场经济中企业性质与财务行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的基本含义是财产的归属主体是私人，并且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产权是给予人们对体现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发生矛盾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私人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给谁使用其权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其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将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产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要想使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须使个人能自由缔约，即要使人们在处置其产权上享有尽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权为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而契约自由则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决定了标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厂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激励与约束并存”、“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的权利安排。企业作为“厂”商，必须能够自主地进行生产，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性质是“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作为“商”必须能够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市场主体”，其性质是“契约的联结”。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企业追求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净现值的最大化；在融资上企业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融资顺序；在利润分配上，企业则注重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也相应地提高。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市场经济制度(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所内生决定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国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权主体，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职能，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实施监督管理，选拔、任用、评价、考核、奖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减资本、股权转让、投资和融资等重大事项；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扩大国有资产的再生产，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等。另一方面，作为政权主体，政府则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即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支出项目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法制等。其结果必然是“政资合一”和“政企合一”，国有产权的性质不能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本是经济性的产权高度行政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属物，是政府这个超大型科层组织中的小科层组织；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经济组织”或“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或“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因此，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经营管理者没有经营权。而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的后果则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亦即“既不负盈，也不负亏”。由此决定传统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其财务目标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值指标。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重产值、轻效益”，囤积各种投入品；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货币时间价值观念，没有资本结构的概念；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所内生决定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首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开始了初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化改革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的“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局部改革”、“补贴改革”、“特许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则是“放权让利”，其间经历了初步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市场取向”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国有企业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国有制仍维持不变。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然从改革前的“国有国营”变为“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必然从改革前的“国家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或“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变为“内部人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从改革前的“父爱主义的既不负盈、也不负亏”变为“母爱主义的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在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财务主体的同时，却仍然面临着软预算约束。由此决定国有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内部人收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具有“投资偏好”，企业甚至有可能在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进行投资；在融资上则具有“融资偏好”，企业无论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都绝不会放过融资的机会；而在利润分配上则表现为“少分多留”，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却不断下降。据此，我们
不难得出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国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内生决定的；其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与财务行为的合理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5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证明: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所在。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更艰巨，也更复杂。这是不难理解的。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只要给予适当的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过去有经验，外国的经验也不少；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也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许多经验可供借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胆略和决心的问题，因为在农业集体化之后遇到困难时曾几度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过，成效显著而深入人心。国有企业改革不同，是要寻找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具体形式，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的事业。诚然，人类社会自从有国家以来就有国有经济，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某些时期，国有经济也曾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但这同我国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在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之后，即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在一些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但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是经济体制改革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由于农村改革的突破，由于宏观调控方面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计划体制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由于长期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已经转变或者正在转变为供求平衡甚至过剩，由于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中国经济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有企业的状况同改革与发展进程不相适应的问题愈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深化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为了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今年年初成立了由陈清泰同志和吴敬琏同志负责的重点课题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15题》就是课题组几个月来精心研究的成果。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五大报告都明确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1997年也作过关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问题的研究。因此，这次研究，不是一般地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原则，而是侧重于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精神指导下，研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力求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国有企业改革所涉及的重要方面，诸如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问题，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以及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问题等，这些研究报告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颇具新意的深入探讨。
本书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估计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有些是能够立即付诸实施的；有些或许一时还实行不了，但日后将会实行；有些还需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或者根据实践经验加以补充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也需要继续深入。见仁见智，对某些问题有不同见解是正常的，不同意见的争鸣将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是有帮助的。
这些研究成果，最初曾以内部报告的形式送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阅，并提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参考。其后陆续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得到读者积极的评价。现在由中国经济出版社结集出版，我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国有企业改革攻坚15题》
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经济学》(第16版)
第16版是这本名著的历次版本中改动最大、最富新意的一版。全书削减了四分之一，增加了有关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医疗保健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开放宏观经济学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著
萧琛 等 译
华夏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重思未来》
此书汇集了全球顶尖级的管理学家对于未来如何竞争的思考，仅仅列举以下这些名字就足够了：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和约翰・科特、麻省斯隆管理学院院长莱斯特・瑟罗、《第五项修炼》作者彼得・圣吉，还有迈克尔・哈默、约翰・奈斯比特和托夫勒。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6
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
(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
(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
(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
(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
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2011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