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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考改革的建议范文1
【关键词】高考改革方案；反思；建议；未来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10-0108-03
2014年以来，国务院、教育部制定了3个高考改革政策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意见》。今年，各省根据上述三个文件精神，制订了大体相同的改革方案和时间表，到2022年全国高考都将实行新方案。
文理不分科，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录取参考，将自主招生考试放在高考之后，取消自主招生联考制度，给高考加分瘦身，是改革的几个核心内容。政府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高考制度，一方面是出于人的全面发展、持续发展考虑，另一方面是出于教育公平考虑。《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现行高考制度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普遍对有关教育公平的改革拍手称快，社会对有关学生全面发展、持续发展的改革措施反应乏力，很少听到拍手称快的声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高考改革动机反思
1. 关于反对“唯分数论”
改革后考6科，改革前也考6科。在分数上前后并没有什么变化，反对“唯分数论”无据无效。改革后各省有非考试文化课（不含音、体、美）的学业考试，改革前也是在高二进行学业水平考试。唯一不同的是改革方案增加综合实践能力的评价，然而在没有课程化的前提下，这种评价必然会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由此看出反“唯分数论”既没有对症下药的针对性，也没有面向未来的建设性。
建议：将“社会综合实践”课程化，在课程的高度推进改革。制定综合实践课程标准，明确课程任务，设计评价标准。课程可包括社区实践与服务、社会调查研究、当代文化参与等，这样可以完善课程类型。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课程分为学术中心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和基于个性兴趣的课程三大类。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只有学术中心课程，没有综合实践课程和基于兴趣的课程。增加了“社会综合实践”课程，是对学术中心课程的有力补充，同时，主题演讲辩论、时事评论等也具有基于兴趣的课程的特点。“社会综合实践”课程的开设，能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强化社会关爱、家国情怀，释放个性化学习兴趣。
2. 关于纠正“一考定终身”
“一考定终身”确实是中国高考出现过的事实，考上了大学也就意味着确定了工作。然而这是上个世纪的事，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高考大扩招和非公有企业大力发展以来，大学生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国家也废弃了“包分配”的一贯政策，开始了重要性绝不亚于高考的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一考定终身”变成了“多考定终身”。大学毕业生一出校门就得自谋出路，甚至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的也频频跳槽，跳槽的比例一届比一届高。目前在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及家长，没有多少人认为高考是“一考定终身”，更多人分享或怒斥取而代之的“拼爹”“萝卜招聘”。所以“一考定终身”既不是当前的现实，也不是当前的社会心理，它作为高考改革的理由不充足。尽管“一考定终身”作为改革对象已不存在，我们依然渴望考试和“拼爹”以外的选拔途径。有关专家把外语考试改为两次说成是破解“一考定终身”的良策，闹出这样的笑话，从侧面看出荒唐绝不是孤立的。
建议：第一，必须让广大教师和学生明白，越来越激烈的劳动力竞争在深刻地影响着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高考命题、招生录取，已经在自觉地适应这种日趋激烈的劳动力竞争，培养学生能力的意识已十分强烈。第二，高校要对学生进行能力类型、兴趣类型分类，然后展开针对性的培养训练，要打破简单死守专业类型来培养学生的格局，以便让学生能更好地适应未来劳动力的自由竞争。第三，读大W用“严进严出”来改变目前的“严进宽出”，进一步降低高考权重。第四，毕业后入职之前进行职业培训，优秀者优先就业、优先上岗，并将这种培训制度化，为终身学习开启里程碑意义的仪式。第五，研讨恢复春季高考，鼓励愿意加入春季高考的高校上报招生计划，帮助高校解决一些特殊专业招生难的问题。春季入学大学生的课程进度由高校灵活调整，提前修完学分者可并入上年秋季入学行列同时毕业。
二、高考改革政策方案完整性反思
不管是《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还是《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意见》，还是各省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都是结构性调整，并没有涉及高考命题，或者说命题没有上升到《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高度。当然这些年来，高考命题一直在改进，考察学生思考能力和课外知识的比重在逐渐加大。然而凡是倾向于能力的命题，学生都喊难，越难越容易被人批评为“唯分数论”。结构性改革可以用行政手段完成，而考试命题改革无法用行政手段完成，它需要特别专业的研究才能完成。没有考试命题的改革，就没有高考的改革，命题改革是高考改革的核心。宏观改革不能代替微观改革。
建议：组织课程研究专家、学科教育研究专家、教育发展史研究专家、比较教育研究专家来起草并由教育部颁布“《高考命题指导意见》”。如理化生实验纳入高考，就像外语听力纳入高考一样。如数学减少运算题量，增加证明题量，渗透建模思想。语文取消人物传记阅读，恢复议论文阅读。作文增加实用文写作，阅读题降低难度，筛选信息比重，将以前现代文大阅读中信息筛选题上升为归纳能力考核题。 三、关于三个高考改革政策性文件直接影响高中教学和高校录取措施的反思
1. 关于文理不分科
文理不分科的“3+3”模式，可能使高校新生的知识结构与专业的相关性减弱，不利于高校也不利于考生。如有一学生高中三年为高考学习了政治、物理、生物，考入的是生物专业，那么他就缺少了相关性最强的化学知识积累及训练。如果其三年为高考学习了地理、历史、物理，考入的是历史专业，那么他就缺少了分析历史问题的政治思想方法的学习和训练。
文理不分科，W生学习数学要付出更多代价。以往文理分科，文科数学易于理科数学。题命简单了，不利于数学专业的选拔；题命难了，对喜欢文科并选择文科专业的学生不公平。
文理不分科“3+3”模式，可能对物理和政治学科造成被人冷落的影响。物理是除了数学最难的学科，在高三实验势必被压缩，因而物理学科原本形象的部分也会变得抽象难懂。一些立志学理科的同学选了化学和生物而放弃物理的情况会屡屡出现，如果这些同学恰好被物理专业录取，不管对学生和高校都不是好的事情。政治学科也许更尴尬，在9门考试科目里政治是学生最不喜欢、老师最为难的科目。在中学不学政治就意味着不学哲学，学业水平测试那点分量既不足以让学生提起兴趣，也不足以深入到哲学思维境界。没有哲学学习的扎实基础，上大学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
文理不分科，表面上是发挥兴趣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马上会演化成分数优势，考生会选择自己容易得高分的三科来和语数外组合，最终干扰了高校文理分科的教育。
文理不分科，在动机上是让学生全面发展，在实践中则会成为照顾“兴趣”。兴趣化就会冲击基础性，尤其是“兴趣”被高考制度固化以后，基础性受冲击就会越来越严重。
建议：第一，在学业水平测试中提炼各科最为规律、最为基础的知识和技能。如化学课程，从物质最小单位的特点的角度对物质进行分类；极微小的条件变化都会引起物质本质的变化；所有知识都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实验意识、实验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无论大学学习什么专业，无论将来干什么工作，都将受用无穷。如历史课程，古今对比；同类历史事件的类比；在历史现象中提取历史规律；历史事件影响评价要做纵横两个维度的评价。第二，高考政治科目突出哲学，降低其他比重，进而减轻复习负担。物理科目突出实验，强化直观，凸显实践，进而吸引更多学生选择物理作为考试科目。
2. 关于取消自主招生联考
取消自主招生联考，理由是自主招生联考增加了学生负担。然而这些负担只是少数学生的自我选择，取消了自主招生联考，也许会导致一些学生参加两次以上自主招生考试，负担也许不减反增。取消自主招生联考最大的弊端是使学生的选择受到限制。
建议：恢复自主招生联考，将联考放在高考之后。
3. 关于取消本科批次划分
取消本科批次划分，理由是录取时考生志愿容易“滑档”。一些学生凭分数本可被一本学校录取但因为报高了而“滑档”，只能被二本学校录取。一些学生凭分数本可被二本学校录取但因为报高了而“滑档”，被迫只能在专门为三本和专科学校安排的时间第二次填报志愿。然而取消本科批次划分造成的弊端大于“滑档”的弊端。取消本科批次划分，在填报志愿时考生很难区分高校的档次，必然会增加无法判断而瞎蒙乱填的风险。在历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学生最头疼、最无助的就是对高校缺乏了解。考试靠自己、志愿靠家长的荒唐情形极为普遍。所谓“滑档”许多原因在于学生志向过高，宁可复读也不愿将就。“滑档”造成的舆论影响和社会心理影响，已远远大于对“滑档”考生本人的影响，因而因担心“滑档”而取消高校批次划分的理由不充分。
建议：依然沿用以往一本、二本、三本、专科的批次划分。第一，防止滑档，可在各批次扩大填报数量上限，如一本由原来最多填4所大学，可改为最多填6所或更多大学。其他批次以此类推。第二，各省一律改为平行志愿，保护高分考生，避免高分考生“滑档”现象，依然保留补录制度，同时增加“愿否服从院校调剂”规则。第三，让考生充分明白填报志愿中“愿否服从院校调剂”“愿否服从专业调剂”的意义和风险。以往许多考生“滑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风险意识。
四、未来仍需面对的问题
关于高考改革的建议范文2
昨天，市教委主任荆洪阳带队做客海河传媒中心“向群众汇报──2019年委办局长年终访谈”，与听众和网友交流互动。节目还邀请到了媒体代表参加。
2020年是我市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一年，荆洪阳表示，“新高考”文理不再分科，高考录取总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成绩和考生自主选择的三门等级考成绩构成。较往年相比，会有一些变化。
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统一安排，仍然是在6月的7日和8日进行。等级性考试时间经过前期调研论证，确定为与高考同期举行，安排在6月9日和10日，近期教育部门将关于具体时间安排的通知。
关于高考改革的建议范文3
这样的景象几乎年复一年。我所关心的是，为何每年的“失望”，却带不来出题质量的提高，出题者还是一如既往地出评价区分度不高的考题呢?
高考出题，表面上由社会中介组织负责，但这一“社会中介”，其实是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诸如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和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由代表着政府权威的考试组织出题。可以维护高考的严肃性。可是，由于独此一家，没有竞争，纵有每年对考题的不满，但考试组织者的权威地位不受影响，来年一千万学生还得选择由政府教育考试机构组织的考试。不参加这一考试，根本就不可能纳入统一招生。
这就会造就考试组织者对出题质量的忽视。与“严肃性”相反，一些地方的考题在权威的授权下，日益随意――今年的考题，与去年有什么关系?每一道题目，究竟想考学生哪方面的素质?出题者并没有仔细研究，而且这种随意性，从出题一直延续到阅卷，高考作文阅卷的亲历者欧阳国胜先生曾在《南方周末》撰文说，绝大多数省份作文评分均速每篇只有二十多秒钟时间(电脑会自动显示)，他同事所在的作文评改小组评改最快的教师平均每篇作文只用了十七秒!
一直以来，社会舆论总认为统一高考、集中录取是最不坏的制度，其评价依据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如若我们把目光投向产生分数的统一高考，就不难发观，如果考题质量不商，由此产生的“分数”，并不足以真实评价一个学生的知识水平。
为此，人们寄希望于考试组织者，从尊重考生的权益出发，自觉重视考试研究，提高命题的质量，可是，这种希望只能停留在“希望”，而无法落到现实之中。多年来，笔者一直昕到对高考科目、难度进行分类、分层改革的建议，呼吁高考不能针对所有学生出一张试卷，应根据招生学校和考生的实际情况，设立不同层次的考试，比如每科考试内容区分不同难度，例如语文1、语文2、语文3；数学1、数学2、数学3等，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学科兴趣与能力选择不同类另Ⅱ、不同层次的考试。由此增大考试的选择性。可这一建议鲜有地区考试机构采纳。要使考试评价质量，提高，惟一的途径是高考真正社会化。
与换汤不换药的将政府考试机构“定性”为社会中介的高考社会化改革不同，真正的高考社会化，应该由脱离政府的社会机构，独立组织考试，招生高校根据考试质量，选择考试机构，考生则根据报考学校的要求，自主选择参加何种考试。这样的考试组织，是通过竞争而不是政府授权来树立权威地位。考试组织者必然注重考试组织的安全、考题的质量。他们知道，如果考试频频出现错题。漏题、作弊，考生和招生学校对考试不满，就可能意味着选择考试机构的学校与考生减少，考试机构的生存就会出现危机。这种变化。也才符合“教招考”分离的改革方向。
关于高考改革的建议范文4
[关键词]市县 学生 高考英语 差异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7-0067-02
一、引言
从1982年至今，有不少关于城乡英语和高考英语的研究，比如城乡英语教育差异研究，对高考英语试卷的抽样分析，高考英语成绩与英语专业四级成绩的关系，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高考英语发展变化，高考英语与雅思对比研究等，但对市县高中毕业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的差异研究并不多见。作者尝试探析市县高中毕业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的差异，目的是为了掌握学生的英语基础水平，设计更科学合理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效率，尤其是医学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二、文献回顾
（一）城乡英语研究现状
赵大中、江尧梅（2009）从分析城乡英语教学差异的成因入手，分别从师资力量、教学理念、教学资源、教师水平、教学法等方面对城乡英语教学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提出缩短城乡英语教学差异的建议。黄睿（2009）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城乡生源英语学习现状差异、家教环境差异、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入手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中差异较大，农村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困难大，尤其在英语听说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学生。张莉（2012）针对我国城乡英语教学的现实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从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师资力量、教学理念和方法、家庭启蒙教育的差异等方面分析了城乡英语教育差异的原因，并建议通过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等方法缩短城乡英语教育差异。
（二）高考英语研究现状
孙守礼、齐福群、高德华（1982）对1982年山东省高考英语试卷进行了抽样分析，分别对得分率、及格率和平均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了各题型失分情况和出错原因，并提出了几点意见。张亚伦（1986）研究了1986年全国统一高考英语试题中的一些问题，对动词填空、阅读理解、补全对话题型进行分析，建议今后英语试题全部过渡到选择题，建议正确答案必须是唯一的。叶景山（2002）运用心理测试的方法，分析了高考英语成绩、人格因素、与英语专业四级成绩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高考英语成绩对英语专业四级成绩存在良好的预测力，英语专业四级成绩与人格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刘庆思（2008）从英语在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和分数比例入手，分析了高考英语试题题型及考查内容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强调了英语在高考中的重要作用。李鑫、修旭东（2009）基于阅读过程理论，对高考英语阅读理解及雅思阅读的题型和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研究发现雅思的阅读题型多样，选材广泛，能较好地全面考查考生的阅读水平，高考英语阅读题型及内容需进一步改革完善，以期达到测试目标。柯晓华、曾用强、罗海蛟（2014）分析了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的问题和实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健全考试监管体系和制度，出台相应的高考英语考试标准、考试法、成立考监局，努力实现管、考、用分离，建立有效的高考英语考试平台，从题库、评分等方面保证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的信度。黄火龙（2015）多次参加高考英语阅卷工作，浅谈自己的感悟，提议今后的英语书面表达应重视作文训练、注重文章的首句、多使用过渡性词语等。
三、研究方法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生和县级高中毕业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并回答以下问题：在高考英语成绩中，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生的均值是否高于县级高中毕业生？
研究对象是从某医学院2014级本科生中随机抽取的五个班学生，分别为2014级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2014级医学影像A、B班，2014级中医学（骨伤科学方向）A、B班，共302人。笔者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的学生65人，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237人。笔者收集了所有研究数据，并运用SPSS17.0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表1表明65名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的学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的均值为104.89，标准差19.25，均值的标准误为2.39，237名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的均值为106.94，标准差17.96，均值的标准误为1.17，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生的均值略低于县级高中毕业生。
表2表明对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和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高考英语成绩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表明显著性概率（Sig.）为0.534，大于0.05，说明方差是相等的。因此，需要查看“假设方差相等”一行的数据作为T检验的结果数据进行分析，Sig.（双侧）为双尾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和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的显著性概率为0.424，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和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没有显著性差异。
出现这种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基层教育的发展，县级教育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师资力量不断壮大，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县级家庭更注重子女的教育，县级高中的学生学习更刻苦。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高考英语成绩中，虽然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生的均值略低于县级高中毕业生，但是，独立样本T检验中Sig. （双侧）显示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和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所以，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和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中无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一所医学院校的部分本科生，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和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比例不太均匀，只有302人作为研究对象，建议未来的研究在人数上扩大，选择市级以上（含）高中毕业和县级高中毕业的学生比例比较适中的研究对象，尽量在其他大学的其他专业中进行，这样研究结果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 参 考 文 献 ]
[1] 孙守礼，齐福群，高德华.1982年山东省高考英语试卷抽样分析[J].中学外语教学，1982（2）：64-68.
[2] 张亚伦.1986年全国统一高考英语试题中的一些问题[J].外语界，1986（4）：51-54.
[3] 叶景山.高考英语成绩、人格因素与英语专业四级成绩的关系[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2）：40-43.
[4] 秦晓晴.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定量数据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5] 刘庆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高考英语科的发展情况[J].课程教材教法，2008（4）：22-27.
[6] 李鑫，修旭东.雅思和我国高考英语阅读测试题型的对比[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5）：60-65.
关于高考改革的建议范文5
异地高考政策的久拖不决
2011年3月24日，20名在北京的学生家长向教育部学生司工作人员递交了“学籍与户籍分开，以居住地和学籍确定高考地的建议方案”。这些家长都是外地来京工作多年，孩子当中大部分在北京完成了小学、初中教育，马上面临高考。
2011年10月，他们又向社会公开了民间版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并递交给教育部。这份方案提出，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的标准认定。具体措施是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对于北京、上海等情况较为特殊的区域，方案中也有明确设计：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从那时开始，这些非京籍家长每个月都到教育部办提交公开信，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答复。同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家长志愿者自发组织，在地铁口、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社会宣传并争取到了接近10万人次的公众签名。
“十佳优秀进京青年”、北京市人大代表朱丽俐调查发现，截至2007年年底，随父母在北京上学的外地子女有40.4万人，占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三分之一，每年因户籍问题不能参加北京高考的学生近10万。
崔莹是黑龙江人，在北京工作了10年。2005年，她女儿还在上小学时，她便考取了会计师证，在北京一家企业当上了财务总监。她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
七年多前，崔莹把女儿接到北京读书。2009年，她读初三的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参加了中考，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这是北京唯一的一所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该校的学生，可以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而不用考虑户籍问题。对于这个朝鲜族家庭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可中央民族大学附中面向全国招生，每个省只有10多名学生能考上，崔莹一直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将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孩子竞争这些名额。女儿拼命地学习，还报了新东方的中考补习班。这一年，她家的教育花销达3万多元，占了家庭支出的一半。但女儿最终没有考上中央民族大学附中，而是升入了自己就读学校的高中部，成绩排全班第六。这样一来，按政策孩子就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
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后，女儿的成绩从高一开始一路下滑。到了期末的时候，排到了全班30多名。没了方向的她，变得越来越消极了。2012年3月份，她把女儿送到老家，参加了当地学校的一次模拟考试，可北京的教育和牡丹江完全不对接，女儿的成绩排名垫底。校方以影响升学率为由，拒绝接受她。
她只好带着女儿重新回到北京，在3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她女儿的成绩在班上排名前十。老师根据这次考试，给同学们排座位，前十名可以坐在前两排，可崔莹的女儿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孩子去问老师，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你是要回老家高考的，先照顾一下别人吧。”晚上回家，情绪失控的女儿哭喊着，将桌子上的书本和文具都狠命地砸在了地上。
当晚11点，崔莹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救救孩子吧！孩子放学回来到现在一直在哭、在喊！因为孩子2013年将参加高考，我们一直在等待异地高考政策出台，我的孩子究竟到哪里去报名啊？苍天，救救我的孩子吧！”
随后，那些评论几乎要淹没她：“麻利儿回老家！该干吗干吗去，别把您家孩子毁了。”“即使政策放开，北京也是最后，门槛也将会最高，哪有你等的份呀。”“如果你们为全国的孩子争取高考统一试卷，我支持。可是你们却想去争取北京、上海等地因不平等高考政策带来的优惠名额，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
在1600多条回复里，这样的话语占了近六成。崔莹一条也没回复。她只能选择继续等待——国家关于各地须保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的政策。2012年年末，北京异地高考实施方案终于公布了，大学本科仍没有放开的计划。看来，“崔莹们”的愿望落空了。
异地高考的“攻守”博弈
与其他省份相比，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门槛”明显更高。其中，北京和广东的方案都强调过渡和渐进。而上海，则将异地高考与居住证制度挂钩。
北京的“过渡方案”规定，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学生2013年开始可以参加中职考试录取，2014年开始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大学本科部分的录取则尚未公布放开的时间表。此外，符合条件的外地考生还可在京借考，回原籍录取。
在广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而广东和上海的另一项政策，都是针对积分入户或者取得工作居住证的外来人员的子女。从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不受入户年限、就学年限等限制，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并可与该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在上海，只有持居住证A证的人员子女按照规定可在上海参加中高考。而外来人员如想办理A证，需要在上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险、积分达到规定分值。
与京沪粤三地相比，一些人口流出大省因政策推行压力较轻，推出的异地高考方案通常未对家长的住所、收入、社保提出要求，“低门槛”的特点显著。
安徽省对考生不设户籍门槛，唯一要求“高中阶段完整学籍”，异地考生在安徽参加2013年高考，享受同等录取政策。江西省仅要求随迁子女具有高中阶段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且未对家长工作、社保等提出任何要求。河北省的异地高考方案“低门槛”特征亦十分明显，仅要求考生在流入地具有两年高中学籍，家长也不需要提供社保缴纳证明。
异地高考之所以难以推进，在于不同群体之间复杂的利益纠结。不论教育资源的蛋糕怎样切分，异地高考改革必然会触及人口流入地居民的现实利益。越是在京沪粤这样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越是需要统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在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原则下，使异地高考改革尽可能赢得更多人的理解、认同与支持。事实上，这只关于异地高考的“靴子”落地已经引起不少本地人的排斥与恐慌。
“天天躺在教育部纠缠，这下好了，他们如意了，异地高考快出台政策了，很多外地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鲁先生并不掩饰自己的排斥心理。他表示，作为北京人，自己强烈建议政府允许外地考生在北京参加高考，但录取分数要和原籍一致。否则，考试录取都和北京一致，会影响到北京本地考生的利益。他的担心是：“如果允许外地考生在京录取的口子一开，甭管什么条件，他们也会挤破脑袋进来的。如果名额都让外地人占光了，过几年，我儿子长大了，难道要去外地读书？”
有京籍家长在网上建议允许外地户籍学生在京参加高考的条件为：学生有北京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学籍证明；父母必须有10年以上的北京工龄，包括工资、社保和纳税证明，不能补缴；住所证明，包括房产证或者10年以上租房证明：独生子女证。而有的京籍家长则在聚集的E度论坛网上发问：“什么是父母有‘工作’，谁来界定？连续纳税、固定住房，这些由哪个部门来审核，会不会将来又催生一个办各种假证的黑色链条？”
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北京市目前的常住人口已达2000多万。随迁子女人数快速增长，到2014年，北京市一年级入学人口将从目前的10万剧增到18万，小学在校生总量预计从68万跃升至84万，而且之后几年还将持续增长。
上海、广东等地也存在类似问题。为此，不少人忧虑，如果现阶段大面积放开异地高考，大量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会涌入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管理“压力山大”的问题将不可避免。
2012年7月26日，5名上海市民结伴前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递交了反对上海开放异地高考的建议书。反对异地高考者的主要观点为，像上海这样外来人口集中的大都市，开放异地高考将引发的矛盾会格外突出，上海本地人有权发表意见。
然而，教育专家们对异地高考多持支持的态度。“从法律上讲，他们（有北京户口的人）是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当然会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高等教育制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教育部关于异地高考的《通知》中不难看出，异地考生不仅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而且可以按照与当地考生同样的标准来录取，而非在考完试以后把他们打回原籍去录取。他表示，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同样是国家承办的大学，但是北京本地的录取生源远远超过外地生源的比例。如果让异地考生再去占用其他省份的名额，就进一步加剧了其他省份生源分配的不公平性。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一线城市的招生名额已经够多了，加大一线城市的名额，只会维持目前全国范围内高考不公平的现实。”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星辉则指出：“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本地户籍人士的这种不满是在多年享受高考招生特权之后，对公平竞争的恐惧和排外表现。”他认为，我国目前的高考招生主要采取的是分省配额招生，即在考试之前就按省划定招生名额。高考本应根据成绩择优录取，现行制度却在高考之前就划分名额，这本身就有问题。
目前的部属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严重向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倾斜。如果再把异地考生的招生指标分配到各地，无异于“劫贫济富”，严重违反平等原则。
以清华大学2011年招生计划为例，该校北京招生配额为221名、山东75名、江苏56名、河南67名、甘肃34名，分别占总招生人数（不含美院生）的15.7%、5.3%、4%、4.8%和2.4%。
现在的高考情况是在一省之内，考生能够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一旦超越省际的边界，考生升学机会就相差悬殊了。
毋庸置疑，放开异地高考，可能会引发高考移民现象，但在绝大多数省市开放异地高考，只要严格鉴定“随迁子女”身份，信息完全公开，杜绝某些权势阶层因此钻空子，是完全可以防范这种现象出现的。因此，所谓的“高考移民”，并不能成为反对异地高考的借口。
实现异地高考在于彻底“破冰”
我国高考作为保护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刚性制度，是检验教育公正的试金石。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批平民子弟通过不懈奋斗，成功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飞跃。他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家庭和国家的命运。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建设的加快，数亿农民开始进入城市，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也跟随父母从偏僻的农村来到异地求学。他们的共同愿望是能够有一次“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不仅是百姓的多年夙愿，更是衡量教育公平、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因此，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异地高考改革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落实异地高考，关键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设计，首先是思想和认识问题。只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落实异地高考的重要性，才能开启破冰之举。而这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举措。它的意义将不亚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也将成为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在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原则下，要使异地高考改革尽可能赢得更多人的理解、认同与支持，这是决策者必须注意的。
异地高考的改革，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呼吁要教育公平、教育权利的阶段了，而是到了如何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改革技术化手段的阶段了。那些走在前列的省份，也并非因为它们的觉悟高，而是因为改革对于它们来说，相对没有太多利益损害：京沪粤部分人士也并非冷酷无情，而是现实的利益驱使他们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抽取一方民众的既得利益来弥补另一方群体的该得利益，从改革的正义性来说是合理的，但从现实可行性角度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就需要改革有充分的智慧，以更完善的技术化手段，有短、中、长的改革步骤与计划，将双方的利益损耗至最低。当然，权衡时应该以该得利益群体的权益为优先，保障已然受损者的权益，而这就需要有更大的魄力去推动。
落实异地高考本身是推进教育公平的最佳切入点。通过这一举措，可以有效缓解教育领域各个方向、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它可以推动中国教育的项层改革和设计，提高教育改革的时效性，可以逐步解决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消除后顾之忧。它能够有效杜绝长期困扰各地教育管理部门的高考移民问题，逐步填平北京、上海与其他省区考生上名校的差距，推动高考录取走向公平。
招生录取的公平是高考公平的核心要素，本质上是要实现机会公平。有识之士认为，打破人为制造的机会不公平，要么彻底打破计划性分配招生指标和分省命题的局面，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实现最大程度的招录公平：要么重新分配招生指标，按照各省考生人数比例进行公平分配，实现相对意义上的招录公平。这样一来，剥离了高考招录制度上的特权与不公，高考移民问题便可能迎刃而解，异地高考也不会触动太多利益矛盾，考生在哪里参加高考都将变得格外纯粹和简单。
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只能局部地解决少数地区的问题，治标不治本。更多的教育专家指出，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就必须推进高考改革。
综合多位教育专家的共识，他们认为如果能全面实行高考制度改革，根本就无需各地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具体对策有三：
全国重点大学实行统一测试的完全自主招生。目前，我国已有80所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其中存在三大联考。这三大联考都是全国性质的统考，考生在任何省市都可报名参加。如果将自主招生与高考集中录取脱钩，参加联考的学生以联考成绩申请自主招生，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不再要求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如此，便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了。
对地方本科院校而言，考虑到其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举办，可以把更多的招生名额投放给本地。考生在参加全国大学招生没有被录取之后，可以再参加地方院校的招考录取。
高职院校实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鉴于我国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生源紧张的问题，甚至有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出现生源危机，从高职院校发展和满足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需求出发，完全可以实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进城务工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只要有高中学历。都可自主申请，按照户籍和居住证的方式进行高考名额的分配。这就解决了很多学生的求学问题。
关于高考改革的建议范文6
关键词：高中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直接纳入
近来，有关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如何纳入高考体系的说法甚嚣尘上。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十多年以来，从最早的遍地开花到如今的渐入沉寂，它已到了需变革前行的时候了。2016年5月福建省颁布闽政〔2016〕20号《福建省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2016年秋季，在部分普通高中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试点；2017年秋季，全省普通高中新生开始全面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笔者认为，将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的直接依据之一，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点，要做且必须做好。
一、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在各地已迅猛开展
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十多年以来，经验很多，但疲态已显，弊端已现。究其原因是它的结论仅供高考“录取参考”，大大制约了评价实施和创新积极性，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国务院在国发〔2014〕35号《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福建省教育厅相应的在2016年6月确定福州、厦门、泉州、三明市为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实验区，实验工作自2016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实施，周期三年。可以说，现在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均在探索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办法。
二、“直接纳入”高考的概念辨析
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直接纳入”高考就是使综合素质评价像高考成绩一样，作为高校招生的直接依据，实现与高考分数同样的地位，实质性地影响学生的升学，而不是“录取参考”。至于是以折算成分数或是以等级加评语的形式由各省市和高校依实际情况制定。
三、现行办法实施中存在的弊端
1.意见模糊，导致实施两难陷入
在现行各级文件中，均以“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说法，实际上对高考中如何使用评价结果持模糊态度，操作性不强。如果纳入，评价的结果可能缺乏信度，最终大家评价都是好，无实际价值；如果不纳入，评价走过场，形同虚设，素质教育的美好愿景又会落空。
2.可操作性不足
综合素质评价的观测点的赋值标准难以确定，赋值困难，评价结果合成也存在困难，这些均导致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不足，如何将定量和定性的观测点公平操作，这是一个难点。
3.可信度不高
因涉及高考，对每个考生而言均是高利害关系。家长与学生本人均是评价的主体，如何保证对自身评价的公平公正？
4.区分度较差
现在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有两种：等级和评语。评语无区分度可言；等级呈现的区分度稍好，但也是较差，区域、校际无统一标准。这直接导致大家都是好，几乎没有区分度，录取时高校几乎不看，这是自身存在问题造成的。
5.反作用
现在的评价实施中，存在突击整理材料、走过场、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消极应付，对学生起到很消极的反作用。
四、将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直接纳入高考体系的建议
1.加快专业研究，加强顶层设计
华中师范大学罗祖兵教授撰文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没有提出过任何具有原创性的综合素质评价理论。”十余年无大进展，缺乏专业研究和顶层设计是重要因素。因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地域差别大，只有高瞻远瞩的专业研究才能兼顾全局，只有顶层设计才能确保公平。
2.优势素质呈现和个性化呈现
综合素质有别于学科，具有整体性和个体性等特点，必须采取综合性的评价思路，其内容应具有优势素质和个性化呈现。较好的操作程序应是先由学生书面陈述除学科成绩外还有哪些优势突出的素质展现给高校并提供证据，然后由高校录取人员依据自己所得信息和证据材料进行认定，得出结论。
3.差额投递法
将综合素质直接纳入高考，关键在于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否则，再好的设想都会夭折。差额投递法就是采取基于综合素质评价的差额录取的办法，即在高招投档时按照高校实际录取人数的一定比例（如，110%、120%等）设定，然后由录取高校根据自己的特色需求选择综合素质上达到自己需求的学生。
4.混合排名录取法
实行“综合素质+高考成绩”混排的录取方法，即对所有的投档考生按高考成绩进行首轮排序，接着按所报专业对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进行二次排序，按照各专业对不同素质的要求择优录取。
5.“推荐入学”与“自荐入学”
参照国外的成功做法，不拘一格选人才。引入“推荐”与“自荐”，即国家根据招生需要，确定一条基本的分数控制线，对于在综合素质长特别突出的学生，只达到了这条分数线，就可以通过“推荐”和“自荐”上大学。“自荐”入学指学生对照个人综合素质状况与目标大学的招生要求是否一致，而后向大学提出入学申请，由大学的招生委员会组织鉴定，符合条件经公示后予以录取。“推荐入学”指达到国家控制分数线且综合素质评定长特别突出，并得到一批大学教授的联名推荐，经公示后就可以予以录取。所有信息的公开接受舆论监督。
6.应用信息化平台
综合素质评价的录入、整理、统计数量庞大，必须依靠信息化技术平台。尽可能地将资料电子化，学校为学生建立综合素质评价电子信息档案，建立省级电子管理平台，既用于高校招生，又利于通过网络监督确保评价的公平、公正。
7.制定违规罚则
高考牵涉万千考生，需要各方合力打造公平、公正的环境。在顶层设计时，必须制定对违规行为的严惩重典。对学生和家长而言，仿照国外的做法，只要在综合素质评价中违规，至少禁止其三年之内再高考；对于已入学后查出的违规学生，要毫不犹豫地开除其大学学籍，并禁止其三年之内再高考。这样的惩罚增大违规者的“人生成本”，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对于违规的国家工作人员，谁签字谁担责，违法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只有如此，高考的纳入操作才会风清月明，整个社会的诚信才会改善。
诚然，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直接纳入高考体系都还处于改革探索阶段，这是一个长期深入完善的过程。但凡改革者，成败皆可理解，但我们要有打破僵局、勇于创新的锐气。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培养模式随着课改不断变革，将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直接纳入是高考体系调结构、转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也是我国素质教育深化发展的历史必然。可以预见，其实现之时，必将树起招生制度改革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