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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范文1
如何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
以定量方法研究经济增长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合作，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测算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42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重大改进，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函数中添加了一个时间趋势，表示“效率”水平，第一次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使得测算技术进步作用成为可能。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发表了题为《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的文章，真正拉开了技术进步作用定量化序幕。
目前，对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许多争议。理论较为成熟、在实践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测算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参数方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法、生产函数法、随机边界分析法、半参数估计法等；另一类为非参数方法，主要包括DEA方法、指数法、基于生产率指数的边界分析方法以及增长核算方法等。
从国内外测算情况来看，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索洛余值法。索洛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明确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函数中，在把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剥离以后，剩余部分归结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从而定量分离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便是著名的“索洛余值”。
索洛余值法的缺陷
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以及广义的技术进步是引起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在很长一段时期，该理论得到广泛认可。索洛模型把技术进步看作外生给定，然而现实的增长过程并非如此。知识积累、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等都会带来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实际是由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等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
技术进步来自并依赖于产生创新所使用的投资。这些创新资本投入以研发、员工培训等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随着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对创新的投资或者说对知识的投资，很多发达国家无形资产投入已接近甚至超过有形资产投入比例。无形资产投资会带来知识增加和外溢，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无形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
根据欧盟委员会“欧洲竞争力、创新和无形投资”专项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无形资本投入分为三大类，包括电子信息、创新资产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资产。
然而，在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除计算机软件、矿产勘察、版权和许可等无形资产归入资本账户外，研究开发、工业设计、员工培训、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在GDP核算时均作为中间投入被扣除，不进入资本账户。因此，采用经典的索洛模型测算科技进步贡献，实际上忽略了科技进步贡献的重要部分——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低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形资本应纳入测算
将无形资产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作为科技进步贡献的一部分，为我国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提供了有益思路，但目前在无形资本数据获取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科技统计调查制度可以提供较为详实的R&D数据（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但对于品牌声誉资本、企业的员工培训支出、企业的组织资本等难以获得相应的统计数据。
R&D经费是无形资产投入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在无形资产投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而且也是无形资产投入中价值量最高、使企业获益年限最长的核心投资。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并综合考虑了部分国家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比例关系、R&D经费占GDP比重以及国家创新能力等多种因素，目前我国无形资本存量与有形资本存量比例约为0.65∶1。
我们将无形资本存量数据引入测算模型，同时考虑到经济调整或要素投入的周期性影响，根据1998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以5年为一时间段，对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98至2003年的39.7%逐步提升到2005至2010年的51%，预计2015年可达到55%。引入无形资本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测算结果能更为全面地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由于数据的局限，计算过程中无形资本数据是在参考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推算出来的，要进一步提高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需要就无形资本数据的获取、参数的确定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完善无形资本测算法
如何完善无形资本测算法，进一步提高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提出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跟踪学习国外无形资产测度方法。近年来，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起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欧盟委员会和经合组织分别通过实施“欧洲竞争力、创新和无形投资”专项研究计划和“新增长来源：无形资产”水平计划，尝试对无形资本进行测度。同时，R&D经费作为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被计入国民账户体系，实现R&D经费资本化，这意味着R&D经费将首次进入GDP核算。为此，我国统计部门应密切关注与跟踪国际上测算无形资产的新动态和新方法，逐步建立起无形资产统计制度，为准确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范文2
1科技进步与科技进步贡献率
在工业化国家，一般没有“科技进步”的词条，与我们这一概念对应的是“技术进步”。所谓技术进步，通常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和技术应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技术进步，是指一种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目的的发展过程，它不仅包括了狭义技术进步所指的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还包括了管理技术、服务技术以及智力投资的变化。［2］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人们用来测算科技进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一项指标［3］。它是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项综合性指标。科技进步的测定模型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有关的理论，技术进步及其测定的方法也非常之多，在迄今为止的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对技术进步及其测定作过较深入的研究，索洛余值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它是目前进行科技进步定量分析最为常见和方便的方法。
2用索洛余值法测算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
2．1索洛余值法模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研究美国的经济发展时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1957年，罗伯特?索洛发表了《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他指出:“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增长因素之后，所有产生作用的其它因素的总和，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索洛进一步给出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公式［4］:a=y－αk－βL，(1)式中，a为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y为产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为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α为资金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金增加1%时，产出增加α%)，β为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增加1%时，产出增加β%)。在规模报酬不变时，式(1)为α+β=1。(2)如Ea为科技进步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即在GDP增长速度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比重，则Ea=ay×100%，(3)同时，亦可分别计算资金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资金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Ek为Ek=αky×100%，(4)劳动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EL为EL=βLy×100%。(5)产出(y)为GDP，资金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之和(以“资本形成总额”代替)，劳动者(L)为全社会劳动者年末人数(以“全社会就业人员”代替)。
2．2科技进步对汉中市社会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2．2．1索洛模型中各因素指标的确定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汉中市统计局编《新汉中六十年》(2009年9月)。其中，总产出指标选取汉中市生产总值为指标(GDP);资本投入直接取年鉴中的固定资产完成额;劳动力选取就业人员总数为指标。经整理，1978—2008年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指标数据结果见表1。产出、资金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按水平法计算，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y=(tyty槡0－1)×100%，(6)其中:yt为计算期t年的产出，y0为基期的产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的确定，在当前大约有上百种方法。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回归求取，二是根据经验直接给定。这两类方法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前者的基本假定是在一段时期内是一个常量，显然有悖经济动态发展的现实特点，而后者既有与前者同样的不足，更忽略地区经济科技发展差异性的现实特点，过于主观和笼统。这里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法确定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
2．2．2索洛余值法对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结果及分析对生产函数［5］y=AkαLβ，两边取对数，得出lny=lnA+αlnk+βlnL。根据表1中1978—2008年汉中市的统计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计算，计算结果为:综合技术水平A=2．916，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0．367，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0．633。用公式(6)分段计算y，k，L，然后将α=0．367，β=0．633分别代入公式(1)，(3)，(4)，(5)可得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见表2。在表2中，我们把汉中市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8年，这一时期汉中市的资本、劳动、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是68．83%，12．52%，18．84%。可以见得，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的大幅增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阶段(1989—1999年)，汉中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速度由22．78%下降到21．2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5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略有上升，较第一阶段上涨5个百分点。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下降到7．54%。这一时期，资金投入、科技进步以及劳动力对汉中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其相应的作用，而资金与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较为明显。第三阶段(2000—2008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为3．69%，资本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较第二阶段上升10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这一时期，汉中市经济增长有39．11%是科技进步带来的，53．35%是投资贡献的，劳动的因素已降到较低。从表2我们也看出，在1978—2008的30年中，汉中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投入，其次是科技进步。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61．15%，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1．01%。在三个阶段里，资本投入的贡献呈下降起伏的趋势，而科技进步贡献率却稳中上升。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在汉中市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显著。科技进步贡献率已是评价当今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不同的［6］。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5%～25%。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44%。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50%。工业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金投入的增长速度和劳动者人数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降低资本、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者素质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来增加产出，也就是依靠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才能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3汉中市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1汉中市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了产出增长中由科技进步形成的增长比例，因此，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的研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本文对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各项指标的测算，汉中市与全省，乃至全国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较不高。汉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在30年间为31．01%，略低于郭莉、吴翊［7］测算的陕西省的科技进步贡献31．63%。尽管汉中市的科技进步率在三十年间不断上升，但在我国发达地区，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50%。陕西省以及汉中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低于50%，应该看到，该地区经济目前尚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第二，科技投入不足，难以形成创新的绩效。科技投入机制是科技体制的重要部分，科学合理的科技投入机制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近些年来，虽然汉中市科研经费在逐年增长，但相对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差距。2010年汉中市R＆D(researchanddevelopment，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只占到全市总产值的1．09%，远低于全国1．8%的平均水平;而这项经费，发达地区已投入在2．1%以上。第三，基础条件薄弱，缺乏高层次的科技人才。由于地域因素的影响，汉中市人才流失问题严重，高层次的人才更是难以引进。汉中市专利申请量2009年310件，三年累计也只有759件，授权620件(见《2009年汉中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才的因素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汉中市高层次人才占全市人才总量的比例低于全省的平均值，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都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
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范文3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规避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最重要的资本投入不再是单一的物资资本或金融资本,而将是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的人力资本投资，企业间的经济竞争将更多的取决于企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及质量的竞争。但是，由于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所存在的风险，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也导致了大量物质资本闲置或效率低下。本文拟分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从而对风险的规避提出相关建议。
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风险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都是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为决策原则的一种投资行为。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体现在：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殊性、人力资本投资回收期较长、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投资受益主体多元化等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受社会、经济、文化、家庭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人先天的智商、偏好、行为与性格特征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人力资本投资评估中需要考察的因素就显得更为复杂。
（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带来的风险
企业的任何投资都存在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体现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国家产业结构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随着国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给企业带来一部分人力资本闲置，而另外一部分新兴产业岗位人力资本贫乏的局面，使企业面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风险。其二，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随着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的可使用周期将会缩短，企业将不得不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其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带来的风险。虽然目前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但在保障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利益方面还存在许多漏洞。
（二）企业付出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存在的风险
从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角度上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是指人力资本的取得、开发、使用、保障以及离职所要付出的成本。具体说来，包括为获得人力资本而付出的招聘、培训投资；为使人力资本发挥作用，付出大量的诸如薪酬、福利、奖励等投资；获得了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相关资料的员工离职跳槽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等等。企业在付出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存在的风险包括：
1、企业在选择人力资本投资对象中的风险
企业在选择人力资本投资对象中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对象选择不当导致培训成本增加；二是企业选择的投资对象日后出现离职的情况。从招聘来看，成功的招聘，可以给企业增添新的活力，使企业获得发展所必须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但一些企业在招聘中往往缺乏明确的岗位描述，存在人员甄选不分类型，笔试、面试不讲技术，考官凭主观随意性来决定取舍的现象等问题，导致招聘的人员的能力、兴趣不符合岗位要求，在将来的工作中难以发挥出其最大作用，甚至出现员工离职问题。从培训来看，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性格、品行、专业、兴趣、学历、经历等都会出现差异，不同特点的员工应该适用于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岗位培训。企业如果在培训中不考虑员工自身的特点，就会影响投资效果，增加投资成本。
2、人力资本的损失风险
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存在使用中的折旧和流失（或报废）。一方面，由于受科技进步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再一劳永逸，知识更新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保证掌握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周期在缩短，也就是说企业的人力资本每年的折旧额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随着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每年的人力资本折旧额还会逐渐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企业的人力资本还可能随着员工的跳槽、生病、死亡而彻底流失或提前报废。如果是获得了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相关资料的员工离职跳槽，还会给企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三）企业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存在的风险
对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投资者都能获得相应投资对象的所有权,通过运用和让渡这些资产获得收益。但是人力资本投资不同,由于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天然属于个人,投资的直接受益者是投资对象个人的知识、技能等提高，而企业作为投资方未必能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只能通过雇员在企业内更高效率的劳动获取收益。当雇员接受了企业提供的培训之后,企业在与雇员的契约关系中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企业要想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充分调动被投资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制定适当的激励制度和建立合理的内部约束机制，而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制订和实施中又是存在风险的。
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规避
根据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环境风险、投资成本风险和投资收益风险，企业应该制定完善的人力资本投资计划，尽可能规避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一）对人力资本投资环境进行认真分析评估
企业在制定人力资本投资计划之前，应该首先对投资环境进行认真的分析评估，来决定投资的对象、方向、数量、内容和时间。
1、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包括分析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趋势对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比如利率的增减对房地产企业会带来很大影响；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导向；分析国家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影响等。
2、科技进步和创新速度分析
科技进步和创新速度越快，企业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知识更新速度也越快，人力资本的“折旧率”也会越大。分析科技进步和创新速度，有助于决定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数量和结构。
3、市场环境分析
每个行业都有自身的特点，市场需求也在经常发生变化，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数量、结构也会有所不同，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才会避免投资失误和不必要的损失。
（二）在招聘和培训中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
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范文4
关键词：农业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结
在中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与国外大型农业企业相比没有优势，因此，必须要转变我国农业产业的生产方式，向依靠科学技术的内延式生产转变，以高效率、高产出、低成本的农业生产为发展方向，适应国际化趋势，保证我国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1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的相关研究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只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农业科技的创新以及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还包括政府政策、管理水平的提升的因素[1]。在以往专家学者的研究中，针对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一些系列研究，例如：周方深入研究了技术进步的内涵，将索罗模型中的科学技术定义为狭义的技术，在排除资本、劳动力要素以外的技术定义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修正了索罗模型，提出科学技术进步应当包含索罗式技术进步、资本增密式以及规模经济式三种方式；赵达薇通过改进的索罗模型，测算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中1953-1993年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同时，徐瑛将资本空间密集、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变化三个变量融入改进的索罗技术进步模型，测算了我国1987-2003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徐会奇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进行了研究，采用1995-2008年相关数据，测算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得出农业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显著。这些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有利于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将测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研究方式分为基础模型式和经验模型式两种。
2基础模型式
基础模型式通常包括C-D生产函数、丹尼森的增长因素法、索罗余值法以及数据包络法等。其中索洛余值法简单易操作，被广泛采用，国内学者以及农业政府部门在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时常常采用这个方法[2]。它时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来，将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作为自变量，农业产出作为因变量，进行指数化建立等式，其中资本、劳动力因素的指数分别代表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在加入时间序列因素，就可以经过数学变换将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表示为经济总进步率减去物质资本、劳动力的贡献率的差。这里面的关键则是求出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
3经验模型式
经验模型式是对农业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系数弹性进行直接推导，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即物质、劳动力的弹性值之和为1，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分解农产品价值，测算各要素的弹性系数[3]。具体为把农产品的价值表示为商品的可变资本、商品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之和，在整个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仅发生价值的转移，没有价值增值；在可变资本中，其一承担物质原料到农产品形成的中间完成者，其二维持劳动的持续进行，其三则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可以把农产品的价值分为不变价值和可变价值两个部分，不变价值由物质资本形成，可变价值由劳动力和农业科技进步实现的。在经过相关假设和数学推导，就可以将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表示为1减去物质投入、劳动力投入贡献率的差。
4结束语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可以取得相关数据以及资料时，采用基础模型测算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比较方便有效，既有数据支撑又有模型基础；而在缺乏相关数据或者数据不是很可靠的情况下，可采用经验模型式进行要素弹性的估算，这样可以避免数据不再带来的测算偏差。因此，对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进行测算时，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模型方式。
参考文献：
[1]周方.科技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36-40.
[2]徐瑛，陈秀山，刘凤良.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06(8)：93-103+128.
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范文5
关键词：创新型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
1 创新型国家与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的意义
各国现代化发展有三种典型模式：依靠国内丰富资源的资源型，依靠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与技术的依附型，依靠自主科技创新及其国家竞争力优势的创新型。那些自主创新综合指数和科技进步贡献率高(70％以上)、研发投人占GDP比例大(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低(30％以下)、拥有三方(美、欧、日)授权专利数多的国家即“创新型国家”。我国近年明确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制度创新。这首先是因为制度在促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作用甚于技术本身。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是南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就科技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西欧，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
其次，科技创新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才能与之相适应。科技创新带来新的产品、新的社会关系扩大了制度规制的调整范围，相应的，调整手段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代的高新科技不是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常规技术。而是庞大的技术群。这就意味着迫切需要运用市场经济下的法治手段而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模式来管理科技工作和促进科技进步，通过建立竞争性、透明的和公正的市场游戏规则，促进市场更有效的运行，并借以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的规划进行宏观调控。
产业技术政策是政府制定的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是政府对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结构选择和技术开发进行的预测、决策、规划、协调、推动、监督和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政策、标准化政策、研究开发资助政策以及研发环境塑造政策等方面的政策体系。科学技术只有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政府正是通过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在内的各项产业政策合理有序引导科技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对于产业技术政策的重视由来已久，数十年来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倡导作用，但这些措施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起到的绩效和刚性作用还是远远不够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许多措施缺乏法律基础，缺乏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支撑，也没有通过法律手段制定一整套相互协调的有效运作程序和模式。
因此，将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产业政策一旦上升为法，就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即使是政府的有关规定或行为与法相抵触，也必须以法律为准，服从法律的要求”。比较而言，产业政策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行政权力的扩张性和任意性增添了产业技术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因而实现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将使产业技术政策的调控更具权威性、稳定性与普遍有效性。不过，实现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并非要把所有的产业技术政策都制定成法律，这不仅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这是因为政策相较于法律也有其灵活性、针对性强等优势所在，因此产业技术政策还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作用。
2 创新型国家与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的价值取向
在战略意义上，创新型国家建设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更关注社会的全面、健康、持续、有效发展。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有机结合和统一，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战略构架。
2.1 形式法治为主。实质法治为辅
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必须以形式法治为主，实质法治为辅。首先，形式法治保证了法律的可操作性，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我国法治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人们的法律至上的理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应该首先维护法律的“刚性”。其次，我国提倡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明确的法律形式确定科技人员的正当权益予以保护，对科技成果予以奖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预测自己的行为，提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但是，过于强调形式法治难免使法律走入僵化的境地。民主实质法治的出现就是对其弊端的矫正和补救，更加重视结果公正。那些没有纳入法律轨道的产业政策此时便能发挥一定的灵活性的辅助作用。
2.2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发展才是第一位的。从国际环境来看，加快科技发展迫在眉睫，否则数字鸿沟将进一步扩大，正因为这种紧迫感决定了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过程中，应该强调效率优先性需要。而从国内来看，强调自主创新就要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保障那些在创新上走在前列企业的利益。
当然，效率和公平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发展之后带来一个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等问题将使效率与公平呈现矛盾，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这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贯彻公平原则加以调整。国家鼓励企业之间的创新竞争旨在提高效率，但也应该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来实现。
2.3 捍卫法律兼及法律全球化趋势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高科技发展带来的无形知识财产权成为贸易中心，其法制保护与法律知识运用已成产业技术竞争的必要手段，美国更是以挑战对手知识产权制度欠缺或施行不力为手段对后发国家施以贸易报复加以扼制。世贸一体化带给后发国家更多发展机遇却使其基于国际人权公约的自决权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大受制约。
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需要捍卫国家法律，以确保本国企业拥有自主创新的产业技术政策环境却又免受西方知识霸权主义倾向的侵扰，从而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取得主动地位。但是，强调独立自主发展并非是要闭关锁国；自主创新也不是闭门造车。这是因为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只有在法律制度上不断借鉴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先进法律文明(理念与制度)成果，才能为本国吸引外资、借鉴和模仿他国先进技术以最终实现自主创新铺平道路。
3 创新型国家与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的制度建构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是要透过法律设计，对于创造、创意和创新，创设保护的机制。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产业政策法治化。就是旨在把上述的价
值取向融入相应的制度构建之中。
3.1 宏观法治层面：国家科技进步的配套政策法治化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早已把知识产权政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因此，我国应大力推进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知识产权战略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必须体现出国家在宏观层面促进科技发展的现实需要。应具体落实到国家的各项技术政策和科技立法之中。同时要适应全球科技竞争形势及时修改完善《科技进步法》和《促进成果转化法》，不断提升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水平。
其次，完善现有科技立法制度
为实现形式法治的要求，国家有必要将一系列促进科技进步的产业政策纳入法律调整的框架之内。从内容上，既包括国内科技研究开发、科技成果的管理保护和转化、技术市场和技术贸易、科技奖励、科技投入等，也包括《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涉及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等。从形式上，这些科技立法应该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刚性，尽量减少倡导型立法，而应以专门法律法规规定科技投入的具体增长比率，科技拨款的数额，或建立各种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辅法而行。同时应密切注视和跟踪科技发展新态势，及时对法律进行废、改、立，使立法既有鲜明的现实性、时代性，又有预见性、前瞻性。国家立法时应该预见新技术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危害，并借助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加以适时调整。
3.2 中观法治层面：地方产业技术布局的配套政策法治化
首先，国家对于地方技术布局应通过制定纲要性的法律加以保障
我国加入WTO以后，对许多领域政府不能再进行干预和“补贴”，对一些行业进行重点扶植的产业政策也将受到限制，但在政府投入资金用于提高中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开发以及在对本国经济落后地区进行产业技术扶持等方面却不受限制，通过国家制定的地方产业技术布局基本法，对于发达地区的产业技术以提高中长期竞争力为主，而对于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可以给与一定的技术扶持，以法律形式将中央协调地方利益的方式和方法予以明确界定。
其次，制定具体的法律配套措施促进各地区技术的扩散和共同发展
国家强调效率优先，将技术布局倾斜至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技术创新成果不断地向东部地区扩散，东部地区凭借其现有的技术基础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大批的优秀人才，其经济将得到更好的发展。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应该兼顾公平，发展东部的同时不能忽略中西方等欠发达地区。东西部协调发展才符合科学发展观，这便有赖于地方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的调整。
3.3 微观法治层面：企业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法治化
首先，国家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创新主体地位，制定法律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加快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设备更新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专项资金制度。这些都需要不断完善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法治化。
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范文6
关键词：WTO；河南农业；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5-0038-03
作为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我国加入WTO对农业的影响，关乎民富国安。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市场转型和结构提升时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加入WTO改变了原有条件下矛盾演变的自然进程，使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更加尖锐和突出。河南是全国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面对这个问题的压力，尤为突出。
一、加入WTO对河南农业影响分析：现实的冲击，发展的机遇
中国的农业同银行、保险、汽车等其它受保护的垄断行业一样，过去开放力度小，与国外有着较大的差别，尤其是粮棉收购和农资供给的长期国营垄断，没有享受必要的市场化“预备期”，加入WTO农业必然是受冲击较大的领域。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加入WTO必然对中国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带来冲击，同时也给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带来机遇。河南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特征、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反映这种结构特征和资源条件的小规模粮食生产的土地利用方式，决定河南农业所承受入世冲击是深重的。
(一)现实：入世的严峻冲击
1.以农户小规模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河南农业缺乏优势。不同省区的农业经济，由于自然条件、要素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与市场距离等方面因素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加入WTO对各省区农业的影响，必然不同。这种影响的差异成因在于农业的比较优势不同。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会更多地享受到有利的出口扩张效应，而对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则遭受更大的农产品进口的冲击效应。由于河南的土地资源稀缺，缺乏粮食生产的优势，从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来看，劣势更为明显。
小农特征的农业结构，不能发挥河南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难于如同东部省区获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张的利益。同时，大宗农产品生产又不具东北省区的土地资源优势，入世后以粮食为主的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进口，必然给河南农业带来很大冲击，承受较大的调整压力和成本，因为河南的小规模粮食生产格局，具有较强的刚性。
2.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会更为突出。处于由数量型农业向质量型农业转变起步阶段的河南农业，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除承受全国层面的影响和冲击外，还有来自另外两方面的压力。其一，在河南农业的外部，本已存在的农业发展的区域差距，会在入世对全国农业不均衡的影响下扩大。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使河南农村社会经济矛盾更显突出；其二，在河南农业内部，农业结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优化和提高速度，难及入世所推动的市场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的需要。这样，使河南的“三农”问题更加突出。
首先，使河南农民收入问题更加严重。目前，河南农民收入问题已经相当突出，不仅在省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且河南农民纯收入低于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对全国来讲，以粮食为主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是，对河南农民而言，对收入的影响却是普遍而显著的。其原因是：(1)河南是农业生产大省，2000年小麦、棉花和油料总产分别占全国的8.9%、15.9%和13.3%，列居全国的1、2、1位。这样河南农民在损失总量中所占份额最大。(2)河南农村人口最多，而且农村非农产业又不发达，在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比重及农业收入中粮食收入的比重，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周围各省，就业结构中非农产业就业率低。
其次，使河南农民就业愈加困难。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剩余和城市化明显迟滞，再加农产品进口对河南农业的冲击，将使农村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因为在单位大宗农产品中，河南的劳动投入是较高的。
再次，使农户经营功能缺陷问题更为突出。农户的经营功能缺陷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障碍。伴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农业生产迈过“数量关”后，面临的则是“质量关”。在农业经济发展新阶段，对农户的要求不仅仅是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更多的是经营管理、先进技术、资本投入等。生产的专业化、服务的社会化、管理的企业化等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需要把农户从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转变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二)未来：农业发展的逢时机遇
1.发挥比较优势，打破土地瓶劲对河南农业发展的约束。加入WTO，促进中国农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参与农业国际分工、交换和竞争，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贸易，实现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克服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约束，使农业得以可持续发展。
2.吸引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我国农业发展已从农产品短缺的求量阶段，发展到农产品相对过剩的求质阶段，农业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的投入。农业科技贡献率低和资金投入不足，已严重制约着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根据比较优势，利用国外资源、资金、引进、消化和利用国外先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尤其是能够有效利用丰裕的劳动资源，提高农民收入。
3.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随着产品专业化和国际间分工日益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新的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生产的趋势，日益明显。加入WTO，为河南农业根据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契机。
从短期来看，入世给河南农业带来冲击，不及东部省份所获出口扩张之利，多有西部地区所受进口冲击之弊。但从长期来讲，入世对河南农业之利，是发展机遇。关键是能否乘机求变，弃劣从优，变弱为强。把潜在的未来的利益尽快变成现实的效益。所以说入世为河南农业加速新阶段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和环境。
二、河南农业的“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和农民组织
提高河南农业竞争力的途径，是科技竞争力、农业资源要素竞争力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竞争力的提高。科技是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决定因素；结构调整是在入世条件下充分发挥农业资源比较优势的实现途径，而农民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农业竞争力提高的根本因素。所以，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和农民组织，是加入WTO条件下，河南农业发展战略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1.科技进步
(1)科技进步是推动河南农业跨入农业发展新阶段必行之策。当解决农产品长期短缺问题之后，农业步入发展新阶段，由“数量农业”转变为“质量农业”，由“产量农业”转变为“效益农业”，又恰逢入世，现阶段的农业发展可谓一步两坎。当前的转变和跨越靠科技支撑，未来的发展将更多依赖科技，科技进步是河南农业应对入世之策，又是农业步入新阶段的发展之道。
(2)科技进步是提高河南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农业大省，提高农民收入，以农户小规模粮食生产的方式，是难以达到目标的。河南的人地关系现状，决定了必须跳出小农业圈子，走大农业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以稀缺的土地支撑众多农业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资源支持力取决于农业的科技含量，取决于以农业科技为代表的“软要素”对土地“硬要素”的支撑力度。另外，以丰裕的劳动力替代稀缺的土地，实现要素之间的替代，也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形式支持，如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
(3)科技进步是河南农业结构调整的必举之措。国内市场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和国外农产品的输入，使地处中部的产粮大省，面临最为沉重的外部压力；全省大类农产品同构的现状和具有比较优势的畜牧业存在较大布局问题的现实，使河南农业面临“外患内忧”。这都需要通过农业结构调整来应对和解决，而结构调整都需要依靠科技的支撑来完成。依靠科技，优化区域结构、农林牧渔业结构、种植和养殖结构、品种结构；依靠科技，提升农产品及加工品的质量；依靠科技，改善生产、加工、储运、保鲜、检测等环节的手段。所以，农业结构调整的切入、实施和效果，都需要的科技的支撑和保证。
2.结构调整
(1)农业发展实践证明：结构调整是河南省农业发展的途径。结构调整是结构优化的过程，是推动农业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改善生产者、产品与资源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构调整是协调自然、经济和社会关系重要途径。纵观河南农业发展进程，就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增长的互生互动的过程。发展是结构调整的基础，结构调整将发展推向新的进程。二者之间有着高度正相关关系。
(2)现实环境和条件决定：结构调整是农业发展的出路。首先是国际市场的开放和全国农产品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的市场环境变化，要求改变省长抓“粮袋子”，市长抓“菜蓝子”的农业发展思路；其次是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两种资源发展农业的资源条件变化，可以利用国外资源更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为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开拓更大空间，突破短缺经济时代的“小而全”，在合理的区域结构中形成“大而专”，使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再次是由“卖方农业”转变成为“买方农业”、粮油“食物农业”和棉麻烟“原料农业”扩展到保健农业和观赏农业，这些农业发展基础和功能的变化，要求扩大药材、花卉作物等的种植面积；最后是深化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粮棉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制度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农民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从而突出农民在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农业结构调整的实施，科技是保证，资源是基础，农民是主体。
3.农民合作组织
(1)农民组织问题的现实性。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发展和入世带来的农业竞争，都需要一种新型的农民组织，这是农业发展的专业化国际化所需要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农户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这种矛盾还会随着入世后农业日益国际化及国内统一农产品市场的形成而锐化。矛盾的根源在于农民的“弱小”，即社会经济地位弱，经济规模小。矛盾的表现是农户很难发育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影响其主体作用的发挥。第二，近年来所兴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不具有普适性。原因是它的根是龙头企业，农民在这样的组织中，是次要的和被动的。农民与龙头企业或公司有着纵向的单线联系，缺乏农户间的横向合作关系，而且这种纵向联系的垂直协作，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再则，龙头企业的举办及其辐射面、带动力都不取决于农民。所以，普遍地能为农民所及的组织形式，应该是根植于农民，并形成垂直协作的经济组织。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在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垂直协作，最大的障碍是产前、产中、产后环节之间的利益分配。这个难题，在一般的“公司加农户”形式中普遍存在。然而，合作社对社员的盈利返还机制，消除了交易品的质量验证、价值确认问题。当农户所有的合作社充当公司角色时，问题就十分简单了：不论合作社收购农户产品采用什么价格，盈利按业务量摊还的机制，使农户最终所得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对于整体农户而言，利益在组织内部没有流失。所以，一些合作社甚至在收购时不定价，而在销售后扣除费用，直接将余款打入农户账户中。当然，对于每一个农户而言，是没有“大锅饭”可吃的：合作社严格检查每个农户所交售的产品并作出标记，进行标准化分等定级，按质论价，区别对待。不仅如此，合作社因与社员之间“风雨共舟”式的关系，而给出的初级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信息，还能够作为整个社会交易的参照。使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没有自行加工销售的合作社，也能够为自己的初级农产品获得大体相当的收益，使整个农民集团增强与产前、产后集团的谈判能力。这样，不仅合作社系统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有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巩固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协作链条，使一个社会不断降低农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造福于全体国民。达到降低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和实现农产品标准化之目标。
合作社不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大锅饭”，而是在入世条件下，发展农村经济的必行之策。发展农民合作组织，重构河南农业发展的微观基础，是入世条件下应对市场竞争，推动河南农业进入发展新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
参考文献：
［1］程国强.WTO农业规则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程漱兰.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讲稿，2000.
Impact of China‘s Entry into WTO on Agriculture in Henan and the Cure
GUAN Fu-xin(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will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and thus conflicts will be intensified. The disadvantage lies in the small scale of food production. We must make full use of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develop labor-intensive products and undertak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peasant cooperation".
Key words:WTO; agriculture in Henan; impact; countermeasures(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育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