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1
关键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
中图分类号：F113
源于美债问题的全球金融动荡还在继续，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减速已成必然，但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和可控，可以借机推行结构转型。
一、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争论
欧美债务问题恶化引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争论。2011年第三季度之前，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机构都认为，世界经济将继续低速复苏，基本不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进入2011年第三季度，美债规模上限提高、美债评级下调、全球股市暴跌、欧债危机扩散等相继发生，加大了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围绕经济是否二次探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在本轮世界金融动荡之初，大多数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二次探底的风险不大，而且主要聚焦于美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在2011年6月17日称，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商业和消费者支出可以支撑复苏，目前的经济放缓不难解决。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8月9日称，美国经济二次衰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资产价格会较快恢复。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8月16日称，从金融危机一般的发生机制来看，目前的危机仍然囿于金融市场内，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渠道也未形成，二次探底发生的可能性仍然较低。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骏8月16日称，欧美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可能性很小（15%左右），维持低增长的概率较大（60%左右）。瑞士银行8月24日报告对二次探底提出质疑，认为当前并未出现衰退中通常出现的一些共同特点，因而在并未出现较大的、系统性冲击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任何下挫其程度都应该较小。德意志银行、野村证券8月中下旬报告均认为，尽管风险在加大，但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或急速衰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9月6日预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探底的概率为1/5至1/4。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9月8日称，无论美国还是世界经济都不会进入二次探底，但的确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可能的欧元崩溃，那么将对全世界产生波及效应，不仅在金融和资本市场，而且消费者和商业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和机构认为很可能二次探底，而且随着动荡的持续而有所强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8月6日称，2012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很高，可能达到50%，经济一旦停滞，就很有可能重返衰退，受到新的冲击时尤为如此。美国银行经济学家米歇尔•迈耶8月12日称，2011年早些时候经济已经受到了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冲击，现在只需“最后一根稻草”就足以推动经济陷入衰退。德邦证券8月21日报告认为，市场对于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主要来自于无法找到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新的突破点，尽管美国实体经济没有释放出多少负面因素，但市场信心已经低落到比较严重的地步。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9月8日认为，世界经济疲软将导致二次探底提前出现，这一时间可能发生在2013年，甚至提早到来，这取决于当前的决策者使用什么政策工具应对。目前正走向衰退，经济二次衰退的几率为50%。美国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停滞，即便美联储推出新一轮定量宽松措施，其效果最终也是有限的。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9月9日称，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高达50%。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国际经济形势都将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美债是政治问题，欧债是制度问题，欧洲将是世界经济最大的危机。
二、世界经济金融风险加大
二次探底的争论本身就反映世界经济金融风险加大。经济增长的缓慢及对金融危机传播的担忧已经提高了危机的风险。尽管对是否二次探底存在分歧，但是几乎所有机构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在恶化，超出预期，未来不容乐观，只是程度差异而已。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还会持续。美银美林8月5日报告认为，高涨的风险厌恶情绪主要来源于三个因素：（1）人们意识到当前全球经济放缓得比之前预期的更严重。（2）由于欧洲无从见底的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政策的摇摆，人们预期市场压力可能会再次出现。（3）面临衰弱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实行宽松政策存在着不确定性。巴克莱资本8月19日报告认为，股价的崩溃代表资产的严重缩水以及对市场信心的消极冲击。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经济指标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但如果不加以遏制，股市的震动将不断自我加强。瑞士银行8月12日报告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将升级，只有当各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后才会缓解，如欧盟债券。中金公司8月22日报告认为，发生像2008年雷曼式危机的可能性并不高。欧盟财政官员提醒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称在债务危机向银行业蔓延的形势下，市场可能重新出现信贷紧缩的状况，这将带来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丁志杰认为，欧债危机间歇性爆发揭示了危机处理机制的缺陷，区内外国家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增加了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危机将从金融向实体经济、社会领域传递。尽管欧元区解体对各方都不利，但不排除个别国家退出欧元区。
欧美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有限。瑞士银行8月24日报告认为，欧美决策者无力积极应对债问题和增长挑战，欧洲财政政策将更具限制性。高盛8月6日报告认为，由于债务危机导致欧洲财政政策方面空间不大，同时愈演愈烈的通胀又增加了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难度，整个政策环境十分受限。中银国际8月12日认为，美国政府受评级下调影响，将被迫重检其财政纪律，未来将无法再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骏认为，美国政府面临国债余额上限的约束，在财政刺激上空间不大。德邦证券8月21日报告认为，即使QE3 如期推出，只能对市场起到短期的提振作用，而从中长期来看并不一定能改善现有的经济增长状况，反而可能会引发通胀和新一轮资产泡沫。
金融市场动荡将冲击实体经济。金融市场波动将导致令人担忧的负反馈循环问题。中金公司8月22日报告认为，金融市场持续走弱可能与经济放缓相互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导致信贷紧张，信贷紧张又将导致投资和消费放缓，投资和消费放缓又将反过来进一步打击市场信息，现阶段负反馈循环的风险正在上升，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更加黯淡。如果银行流动性得不到缓解，经济衰退的风险将显著上升。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预示着市场对未来经济更具不确定性，这将进一步限制经济的增长。信贷紧张压低投资消费，而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信贷紧张。
主要机构均下调了世界及各国经济增长。尽管危机还只停留在金融层面，但未来实体经济的冲击不可避免。瑞士银行8月24日报告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值从3.8%下调至3.3%，主要反映出欧洲和亚洲的GDP预估值下调，这意味着未来数季世界经济增长下滑。高盛8月6日报告将今明年全球经济增速从5月预测的 4.3%和 4.7%分别下调至 4.0%和 4.4%。德意志银行8月16日报告将美国今明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分别调低至1.7%和2.6%。高盛高华8月5日报告将今明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测从此前的2.1%和1.7%分别下调至1.9%和1.4%。美银美林8月5日报告预测日本经济2011年将收缩0.4%，2012年将增长3.3%，较之前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
三、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美银美林8月5日报告维持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2011年为9.3%，2012年为9.0%，同时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前景的衰弱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原因在于：（1）中国GDP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比许多人想象的要低，而且出口已经经历了平稳的下滑。（2）中国财政状况较健康，有空间来实施一种更加有利的财政政策以维持9%左右的增速。中金公司8月22日报告认为，由于2011年GDP对净出口的依赖降低，同时欧元区和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比例也在下降，即使外需出现恶化，也不会造成中国增长大幅下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增长0.18个百分点。德邦证券8月21日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自身具备的独特性，A 股市场在受到市场影响之余，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走出自己独立的一波行情。
主要挑战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全球经济和市场从货币政策预期方面对国内市场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国内通胀情况下预期的不明朗使得这种影响更加复杂。中金公司8月15日报告认为，未来宏观政策走向将更多地体现一致性与灵活性，一致性体现为在达到预期政策目标之前，紧缩政策基调不会轻易放松，而灵活性则体现为应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在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思路的局部领域，将利用经济和行政手段结合，进行政策微调。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9月9日指出，应对未来几年资本流入对国内货币环境的影响，靠汇率大幅升值是不够的，还是要靠国内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结构性调整。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2
“不安全”何意
今年年初，BBC（英国广播公司）在34个国家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因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且不受制约，全球收益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显现。在此大背景下，因气候变化引发的严重自然灾害不仅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不能幸免，因此而导致的经济不安全问题非常突出。
自1970年以来，全球共发生了7000余次重大灾害，致使250万人丧生，造成至少2万亿美元的损失，给无数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比上世纪70年代高4倍，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此次的报告表明，经济不安全问题在最贫穷的国家最为严重。由于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快速发展，一度使人们对消除贫困持乐观态度。但目前，在许多地方，这种乐观正在转向忧虑：世界经济增长逐渐减速，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经济受到冲击和影响，人们开始担心粮食和能源能否得到保障。
由于贫穷、高负债水平、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经济缺乏多样性等原因，发展中国家受自然灾害的威胁比发达国家更大。有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20～30倍，甚至更多。比如，最近发生在中国四川的大地震已造成近7万人遇难、近2万人失踪；今年5月袭击缅甸的强热带风暴，已造成缅甸8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失踪，240多万人亟待救援。而2005年发生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1209人死亡。而发展中国家受灾后的恢复速度远比发达国家缓慢得多。未来10年，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可能将达到1万亿美元。
最近的民意调查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众都尖锐地感觉到不安。
联合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房贷和以房产支撑的金融工具的关键作用，以及它们的脆弱性，说明了1990年以来投资与产出比非常不稳定的现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举债、借贷经营、抵押品价值和资产的预期价格，成为经济循环周期的主要动力。”以复杂的机制把危机分散到各金融领域，反而是把危机扩散到更广，造成发达国家住房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危机，影响到全球。近期发生的美国大型房屋贷款银行印地麦克（Indy Mac）因支付危机被联邦监管机构查封和“两美”房贷新危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以逆周期的财政措施来应对――在繁荣的时候储备一些资源，在经济下滑的时候，采取刺激经济活动的措施。
IMF对全球经济看法持谨慎态度
7月3日印度外贸总局在官方网站上宣布，从即日起至10月15日禁止印度玉米出口，以此来增加国内供给。其实不只是印度，目前全球都受到原油和粮食价格高涨困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1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高涨的原油和食品价格，使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标准降低，并且提高政府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难度。而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特别是一些低收入国家，所带来的风险更大。如果国际原油和食品价格维持在目前水平，已经有大约60个中低收入国家面临外汇储备下降到危险的低水平的风险，而国际原油价格很有可能继续攀升。因此，他们提出应对危机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应该通力合作，确保食品和资金尽快抵达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IMF总裁卡恩日前表示，难以预计全球金融危机还会走多远，因信贷的进一步损失程度将取决于美国房屋市场状况。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还摆在我们眼前。而食品和石油价格高涨，加剧了金融问题给经济带来的冲击。IMF对今年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看法持谨慎态度。经济增长放缓的威胁还不及通货膨胀，一些国家的通胀非常严重。在发达国家，央行已考虑了通胀因素，采取了正确的货币政策立场。而在发展中国家和部分低收入国家，至少是其中部分国家，如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新兴经济国家的通胀已经失控。那意味着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货币政策可能必须收紧。因此目前提请各方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IMF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
卡恩在举行工业国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次债问题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仍未结束，很难知道该危机是否仍会进一步恶化。美元的币值相对于中期基本面而言已接衡点，目前的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可能稍为偏弱，人民币的币值也被低估。全球经济面临的最迫切的威胁来自上升的通胀风险，各个国家和经济体需要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来缓解通胀问题。
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减轻上涨的食品和原油价格的影响。IMF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将国际市场的价格涨幅完全传递到消费者是明智的，这样可以鼓励生产者提高供给，并且抑制消费需求。但与此同时，必须通过补贴的方式保护最经受不起价格上涨的贫困人口。各国政府在利用货币政策打压更加广泛的物价上涨时，还应该尝试去适应更高油价和食品价格，这对于那些已经因价格上涨而提高财政支出的国家而言更加重要。
除此以外，维持国际食品市场的开放也是很重要的。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通过贸易政策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一些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开始对出口进行限制。IMF认为虽然他们确保本国的粮食供给的立场可以理解，但是出口的税收和禁令应该被取消，这样才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适应更高的价格。与之相对应的，进口国降低关税税率，也能够帮助减少无效率的贸易扭曲，并且减少进口价格涨幅。
美国通胀上行 金融危机加剧
美国最新公布的政府报告显示，美国6月份进口价格连续第四个月飙升。美国6月份进口价格较上月升2.6%，追平5月份向上调整后的升幅。6月份进口价格较上年同期飙升20.5%，是1982年9月该数据首次以来的最大升幅，接近去年同期升幅2.3%的10倍。美国6月份出口价格较上月上升1%，较上年同期上升8.6%，也为20年来最大升幅。6月份农产品出口价格较上月上升2.2%；非农产品出口价格较上月上升0.9%。
6月份石油进口价格较5月份上升7.4%，较上年同期上升78.6%。当月不包括石油的进口价格较上月上升0.9%，较上年同期上升7.3%。不包括所有燃料的进口价格较上月上升0.8%，较上年同期上升6.6%，创历史最高水平。数据显示，6月份非石油工业供应品和材料的进口价格上升3.4%。6月份食品进口价格较上月上升1.9%，较上年同期上升近16%，为历史最高升幅。
此次公布的具体数据还反映出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下跌对进口价格构成影响。6月份来自欧盟的进口商品价格较上月上升0.6%，较上年同期则上升近10%，为历史最高升幅。6月份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较5月份上升0.6%，较上年同期上升4.8%，升幅创历史新高。
在美国，金融动荡和公众不安是由大约一年前的次贷危机所引发。而进入今年7月，次贷危机又强力发酵，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7月11日，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开盘即遭腰斩，股价暴跌约45%，股价也跌至17年来低点，与去年8月相比，跌幅超过80%。受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拖累，道琼斯指数连续下跌。同一天，美国大型房屋贷款银行印地麦克（Indy Mac）因支付危机被联邦监管机构查封。这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年来发生的最大银行遭查封事件。
总部设在加州巴沙迪那的印地麦克银行是美国著名房屋贷款银行。银行主要业务是给信用较低的人提供住房贷款，因此在次贷危机中深受影响，损失惨重。到今年3月底，该行的资产为320亿美元，存款金额为190亿美元。由于美国房地产业持续低迷、房价暴跌引发住房市场危机不断加深，该银行为减少损失，近来大举关闭办事处并裁减职员，导致大批客户到该银行取款，从6月底至倒闭时的11天时间内提走13亿美元，并出现客户在一天之内共取走1亿美元的现象，引发银行流动性危机，银行因此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倒闭银行，仅次于1984年破产的美国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的规模。也是今年次按风暴中倒下的第五家美国银行。美国储蓄管理局（OTS）此前表示，印地麦克银行没能达到管理局方面的存款要求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因此宣布破产。在楼价下跌和楼房止赎宗数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印地麦克银行共9亿美元的亏损。
去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到今年4月，历时几个月的金融市场动荡一度出现缓和迹象，华尔街一些主要金融机构当时乐观地表示，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过去。但房利美和房地美目前面临的困境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远未结束，甚至有继续恶化的可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15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经济仍面临金融市场动荡、房价下跌和石油、粮食价格飙升等“诸多困难”，这对美联储决策构成“严峻挑战”。美国经济前景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将继续缓慢增长。此外，通胀问题不容忽视，并在近期很可能加剧。他强调，美联储必须密切关注有关通胀和经济增长的信息。而保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仍是美联储目前的“最优先任务”，美联储正密切监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运行。
欧元区通胀水平令人担忧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7月9日在欧盟议会全会上作年度报告时表示，欧元区通胀水平偏高，令人担忧。
特里谢表示，今后几个月欧元区通胀的前景仍然严峻，“考虑到能源和粮食价格的上涨，2008年欧元区通胀水平很有可能持续高于央行既定的目标上限，估计到2009年才会缓慢下降”。
欧元区15国6月份通胀率达4%，创欧元流通以来的最高纪录，大大高于欧洲央行制定的2%的目标上限。虽然欧洲经济形势逐渐走弱，7月3日欧洲央行还是将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4.25%。欧洲央行日前决定加息是为了稳定物价，而物价稳定将有利于欧元区的低收入人群。欧洲央行加息的主要目的在于稳定欧元区物价，而维持物价的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
欧盟统计局9日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欧元区15国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去年第四季度增长0.7%，略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0.8%。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2.1%，略低于去年第四季度同比2.2%的增速。
特里谢表示，虽然总体上欧洲经济仍然健康，但是经济的波动性也在加大。当天早些时候公布的出口数据也显示，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出口已经大幅放缓。分析人士认为，欧元区经济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将难以保持这一增长势头。较弱的经济增长将会限制欧洲央行后续的加息空间。
有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此次加息对控制通胀的作用有限，但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欧洲央行上调欧元区基准利率，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的利差将进一步拉大，这将导致欧元继续升值。德国的零售和私人消费状况“非常弱”，德国经济有出现停滞的危险。
联合国专家为全球开“药方”
联合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价格高涨，各国发展机遇的不平等和就业不稳定前景已经在一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不安，这使得经济成为全球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杠杆。市场机制本身不能产生所需要的经济安全。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步骤，缩小经济循环周期的摆动幅度，减少经济增长依赖负债和金融工具的程度，按照发展的优先需要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并对多边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
联合国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反思和共同努力，尽快消除这种不安全感。对于全球经济社会的不安全现状，人们应有充分认识，在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不安全因素，所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要更加全面和务实，切合当地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在实施反周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需要同样制订充分可行的社会保障计划。同时要把防治自然灾害和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应对灾害的能力，防止自然灾害演变成人类灾难。为此，联合国的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全盘的战略性农业援助政策和公共投资，并呼吁重新思考工业化政策和比较平衡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为了在动荡的金融流动和商品市场中自保，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步骤之一，是大量储备外汇。然而，这些储蓄大部分闲置不用，这将使这些国家每年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联合国专家建议，继续并扩大现在已经有的趋势，将外汇投入有生产力的财富基金，特别是将这些基金直接投资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上。
虽然各国政府都在设法克服突发的动荡，但是，国际合作在提高经济安全各方面最有效。《2008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呼吁：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更多切实有效的补偿机制，来缓和外来的冲击；支持采取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措施和强化对全球金融的监管，包括政治协调。再度审视马歇尔计划：采取一个更有效的国际援助结构，正视各国自问题，并支持地方的优先需要和地方能力。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3
Ian Goldin明白指出，如何治理《分裂的全球》是未来二十一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想要让世界往更和平的路迈进，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1%的超级富豪控制了世界发展的局势。当然社会需要统治者，但是，统治者不能是一群只顾自己、枉顾他人死活的自私自利者。偏偏今天的世界，超级富豪利用新自由主义等对富人有利的经济学理论，派遣游说团体干预各国经济措施，以开放、竞争、全球化之名利，富人累积了更多的财富，却陪葬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有穷人的性命。
《为1%的人服务的经济学》一书作者John F. Weeks指出，主流经济学的错谬应该被认识与导正，未来的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来重组，不能再让经济学只为了1%的少数服务，排除了多数人的幸福可能。
Hans Jurgen Krysmanski在《0.1%：亿万富豪的霸权》一书中指出，今天的世人对于真正统治世界的超级富豪所知甚少。从过去的社会科学研究到日后的财富调查，其实都略过了真正最富有的0.1%，这群人是富豪中的富豪，掌控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命脉，经济学只为最顶层的1%服务，也是因为这群人有益的操弄与影响使然。其他99%的人大量地落入失败组，甚至无法翻身。除非我们能搞清楚0.1%在世界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并知道如何制定法律约束之，否则我们很难改变由极少数超级富豪统治世界的现状。
这当然不是说，超级富豪统治下的世界并不好。比尔・盖兹、巴菲特、祖柏克、贾伯斯等超级富豪，做了不少对世界有帮助的事情。只不过，并非所有超级富豪都是有心于帮助社会，一种由父辈那里不断世袭资本财富的超级富豪，只想巩固自己的财富，不择手段的复制阶级优势，就不是那么美好的事情。再加上资本社会本身就充斥着各种矛盾，像是David Harvey在《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一书中所提到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私人占用与公共财富的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独占与竞争的矛盾，资本与自然界的矛盾，还有资本社会无止境的复合成长的矛盾等等，都已经强大到随时足以重创甚至摧毁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地步。若人类社会无法正确引导超级富豪配置其资本，未来的人类社会是相当不安定且随时可能引爆巨大冲突甚至造成崩解的。
其中最为核心且必须尽快被解决的矛盾就是经济果实无法平均分配，赢者全拿的现象日益普遍。19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金融管制的放松，境外金融的崛起，超级经理人阶级的诞生，世袭富豪的日渐壮大，富人阶级再度收拢了全球绝大多数的财富与生产工具，穷人仿佛回到十九世纪，镇日出卖劳力却换不到温饱所需的资财。更有甚者，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个《父酬者》阶级，不但资本家阶级透过世袭的方式巩固财富的累积，就连战后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世袭模式，尽全力巩固自己的阶级优势，阻止社会底层阶级向上流动。
超级富豪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且透过媒体将此类生活方式传送到全世界，令其他阶级的人迷恋、追随，形成了恐怖的《富流感》，一种推崇奢华与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把满足物质需求视为人生头等大事，有钱的人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没钱的人则不惜一切手段，只为能过上物质充裕的生活。如果再不能妥善地分配经济果实，如果社会流动的管道继续窄化甚至封闭下去，不久的未来，不是地球资源在人类不断高举消费主义生活模式下耗尽，迎来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崩解，就是被压榨剥削到再无可被剥削的底层群众群体革命，眼下的世袭资本主义社会。
与超级富豪或世袭中产阶级所想象的刚好相反，想要保住自家财富的最好方法，不是强化巩固自身阶级优势，阻止社会底层群众翻身，而是适度地放弃自己手上的财富，让资本能够更为顺畅地流动周转，让底层阶级也能温饱有余。建立一种良性的资本循环机制，才是真正保护超级富豪与世袭中产阶级的最好方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没有明讲但却隐然可见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战争是唯一会造成富人大量失去财富的情况，因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强行向富人征税，甚至有不少富豪阶级会落入平民甚至贫困阶级，且永远无法翻身。也就是说，富人如果不想赔光手上的财富，第一首要之务，就是避免发生战争。而要避免战争发生，让经济果实更为平均地分配到各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让社会底层民众也能过上好日子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一无所有的人越多，社会走上战争或革命的机会越大，反正横竖都是死（逼上梁山、落草为寇），拼一把再说的心态会逐渐扩大。虽然说，未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机率似乎越来越低，但局部性战争却难以避免，或者类似战争的大型动荡，也都会造成富人的财产损失。稳健的经济发展，且让经济果实能够更均等地分配，富人还是可以维持相当水平的富裕生活，大量累积资产，只是稍微放弃一小部分令其往中下阶层流动而已。
还有一点很重要，真正能够改变世界走向的创新科技或知识的发明（现），往往来自平民甚至贫困阶层，社会必须保持让人才得以出头甚至成为超级富豪的向上流通渠道，才能保持人类以创新扭转社会局势困境的优势，不至于被无法突破的困境压垮了文明发展。富人越是想要不惜一切手段搜刮全社会其他阶层的财富，越可能造成反效果。资本必须在全社会流动，让资本不受限制，去到它想去的地方，才是真正对社会系统的长期发展有利的事情。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全球累进资本税”的概念，他认为唯有全球各国政府一起硬起来，向各国的富裕阶层课征累进资本税，防堵富人让财富流往境外金融中心藏起来，国家利用税负手段重新分配经济果实，让穷人不至于无法翻身，二十一世纪才能避免因为贫富过于两极分化而发生不可收拾的超级大动荡。
遗憾的是，眼下全球经济发展与经济果实分配，正在往最糟糕的路径发展――前不久法国政府宣布取消75%的富人税，因为富人税施行之后法国富豪纷纷出逃法国，重创法国财政税收，同时也宣告了Piketty的建议失败。超级富豪与世袭中产阶级坚持继续拿走绝大多数的经济果实，让穷人越来越穷，激化贫富两大阶级的对立。
雪上加霜的是，原本战后被穷人视为翻身的两大工具――教育和新知识，也越来越无法帮助穷人翻身，因为它们也被富裕阶层把持了，例如，如今穷人得承担巨额助学贷款才能完成高等教育，且出社会之后的收入极低，光是偿还助学贷款就已经十分困难，难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难以脱贫。
基本上，如果没有真正的战争或其他意外，二十一世纪应该会朝向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走去，因为全球政府联合收取累进资本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也许实质上不会像十九世纪时的两极分化严重（因为有世袭中产阶级的存在），但也很难像战后百废俱兴时期的相对均富。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4
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可谓从西方营垒内部反戈一击，他在新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以令人惊讶的坦率态度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机构均在不同程度上受美国政府操控，而美国政府背后则是美国资本利益集团。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将批判的火力聚焦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梳理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华尔街”这一利益关系链条，并对其所代表的“华盛顿共识”大加挞伐。斯蒂格利茨不无讽刺意味地指出，初始理念基于凯恩斯主义、旨在为面临经济衰退的国家提供资金、避免全球性大萧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却转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通货膨胀高度过敏，热衷于推行削减赤字、增加税收、提高利率等经济紧缩政策――“如果凯恩斯能够看到他下一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在坟墓里翻起身来。”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斯蒂格利茨坚信，由于信息不完备、竞争不完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过时的“标准模型”的“市场万能论”难以成立。他承认市场处于经济之中心，同时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主张政府与市场之间乃是互补的关系，二者以伙伴关系而合作。在政策层面，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三大教条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正面效果：片面追求宏观稳定、一味推行紧缩方针造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停滞，过早开放国内市场、鼓吹资本自由流动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推进私有化、产权结构无序变动导致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陷于动荡和衰退。
斯蒂格利茨也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第二版中，他专门为中国问题单辟一章，这种做法在西方学术界中是非同寻常的。本书中斯蒂格利茨依旧强烈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对“渐进式道路”、“发展才是硬道理”、“竞争先于产权”等“中国特色”极为推崇，认为中国的奇迹应归功于“沿着独立轨迹前进”、自主制订经济政策。当然，斯蒂格利茨一再援引中国的例子，也有“托华立言”的意味，本书中的“中国经验”多是作为攻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的炮弹而出现的，我们切不可被斯蒂格利茨的褒扬冲昏头脑，而他反复提及的“制度结构和法律体系对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却值得我们仔细咀嚼。
斯蒂格利茨毕竟出身于象牙塔，虽有高层从政经历，仍不改其知识分子本色，本书即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他不同意激进分子将全球化视为“华尔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策划的征服世界的可怕阴谋”，却尖锐地指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与其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如说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输家。与左翼对全球化持消极的、抵制的态度不同，斯蒂格利茨相信全球化具有改善世界上所有人的境地的潜力，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全球化的治理结构，拓展讨论空间，增加决策透明度，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积极改变现行游戏规则。实际上，斯蒂格利茨的改革思路近于所谓“全球民主”，主张每个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经济世界的逻辑却是基于各个群体所持有的“货币选票”数量而非他们的人头数，这就注定了他的理想方案面临重重现实障碍。不过，世事无绝对，也许“全球性社区”果真可以激发人们休戚与共的意识，某种类似“股份合作制”的全球化治理结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全球化及其不满》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
夏业良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5
由表及里：
假相掩盖下的次贷危机真实冲击
在2007年9、10月份如风卷残云般犀利的“次贷危机”似乎越来越像是一场“狼来了”的游戏。面对突如其来的货币冲击，无论是华尔街中的金融巨鳄还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都曾认为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最具有全球传染性和破坏力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很可能变成世界经济增长“不可承受之轻”。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况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大幅恶化，作为重灾区的发达国家似乎从这场危机中收获了动力而不是桎梏，作为轻灾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是理所当然地表现出“脱钩”中的独立增长。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像没有发生过次贷危机一样。
山姆大叔再次让我们领略了“美国梦”的传奇色彩。在次贷危机发生的第三季度，Bloomberg的预测统计显示，几乎90％的著名投行和经济学家都看走了眼，他们用各种各样复杂宏观模型和计量工具得出的2.1％的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中值现在看上去就像“贝利的乌鸦嘴”一样可笑，美国官方首次公布的初次统计数据就高达3.9％，而最终确认的修正数据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9％，远远高于二季度的3.8％和一季度的0.6％。虽然房市在崩溃，但美国人的消费激情似乎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坚挺近于狂热、盲目和短视的消费让美国经济走出了令人惊艳的数字，如果暂时忘记次贷危机，那么所有认为美国经济已然接近衰退的人可能都会被视作来自火星。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欧洲大陆，北岩银行“摇滚式”的挤兑事件让很多人对欧洲经济充满了担忧，但现在看来次贷危机似乎并没有造成任何预期中的负面影响，三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2.7％，虽然相比一季度的3.2％略有逊色，但已经高于二季度的2.5％。
一边是次贷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传染演化，另一边却是经济增长不为所动、美轮美奂地普遍走强。人们不禁要问：次贷危机，何谓危机？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说，次贷危机在由货币冲击向真实冲击转变过程中的效应时滞造成了现下的假相。我们已经看到了“金价走强、油价飙升、美元贬值”三位一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这是次贷危机作为货币冲击几乎在瞬间带来的金融市场动荡，但消费者行为、经济资源配置以及所有实体经济运行却依旧在原始轨道上惯性发展，它们对作为真实冲击的次贷危机的适应性调整尚需时日，而只有在调整之后经济增长受制于次贷危机的影响才能最终显现。深层次看，美欧三季度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势不仅不能令人感到欣慰，反而更加让人对不确定的2008年充满了更多的担忧，房市萎靡对抵押消费的负面影响会由于三季度的反应迟缓而在四季度和2008年更大程度恶化，出口飙升的增长贡献会由于三季度汇率超调的提前透支而在四季度和2008年逐渐缩小。现在看上去越美的三季度数据，越容易变成四季度和2008年经济增长的负担，也许，所谓次贷危机，才刚刚开始。
次贷危机作为真实冲击的滞后效应并非空穴来风。无论是IMF、OECD，还是世界银行，都相继调低了对美欧和世界经济增长的2008年预期，比如IMF就认为2008年世界经济仅能增长4.8％，而不是之前预想的5.2％。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美国领先指数也从9月的137.60下降至10月的136.90，美国消费者预期更是从9月的74.1锐减至10月的70.1，美国三季度房贷不良贷款率由二季度的5.12％上升至5.59％，房价指数从二季度的409.51下降至408.02，甚至连英国12月平均房价也环比下跌3.2%，创下5年来的新低。各种包含未来信息的领先数据大多显现出令人担忧的恶化迹象。
魅影重现：
滞胀苗头中的货币政策困境
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者而言，伤筋动骨的真实冲击从来就不是能够善意忽视的。为了缓解短期内的金融市场动荡和恐慌，更重要的是避免实体经济受到过大的滞后性负面影响，美联储分别于2007年9月18日、10月31日和12月12日连续三次降息累计100个基点，以近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美国基准利率从5.25％降至4.25％，彻底扭转了此前17次升息形成的政策趋势。与此同时，特里谢、金和福井俊彦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松动，尽管最终没有人步伯南克后尘降低利率，但毫无疑问的是，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央行的升息步伐都受到了影响，本已确定的全球货币紧缩路径突然间变得有些扑朔迷离起来。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仅仅是货币冲击，中央银行家们审时度势、相继抉择的利率政策调整很可能治标治本，一劳永逸地解决短期问题。但遗憾的是，次贷危机正日渐显示出其真实冲击的魔力，不管伯南克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面对一个逐渐明朗的货币现象：全球性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美国CPI环比上升0.8%，远超10月份的0.3%，同比上升4.3％，创下2005年9月以来的最高升幅；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环比上升0.3%，同比上升2.3％；而11月美国PPI更是上升3.2%，单月升幅达到197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大陆的通胀压力也不遑多让，欧盟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份CPI较2006年同期上升3.1%，与2001年5月的3.1%持平，创下了自1997年1月该数据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让欧洲央行规定的2%目标值形同虚设。
现下的世界经济看上去多少有些诡异，无论是在经济周期中表现为由高及低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周期中表现为持续上扬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在降息连连的美国，还是在按兵不动的欧日，甚至在紧缩加速的中国，通货膨胀都像麦当劳一样普遍。这种诡异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下形形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由总供给曲线移动而带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原油价格2007年11月21日走上98.12美元，较2005年5月24日49.66美元的中期低位上涨了97.6％；而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最新数据，2005年以来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75%。来自供给方面的不利因素给全球物价稳定带来了难以忽视的负面影响。
更可怕的是，全球性通货膨胀和次贷危机的相互催化和相互作用让人隐隐看到了一个鬼魅的身影，它曾经无声无息地终结了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它曾经轻而易举地给红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敲响了丧钟，它曾经摧枯拉朽般地制造了世界经济衰退的悲剧，它是传统宏观经济学挥之不去的梦魇，它是世界经济闻风色变的杀手，它的名字叫“滞胀”，它的经济学注脚是“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即低增长，高通胀”。在“滞胀”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出现之前，宏观经济世界如同图表般完美，菲利普斯曲线诠释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美妙的负相关关系，奥肯定理更是无一例外地将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反向联系起来，“高增长，高通胀”一时间成了无可争议的经济学公理和不断重演的经济现象，而货币政策制订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在菲利普斯图表的横轴和纵轴间相机选择、随意取舍。
但滞胀改变了一切，经济放缓趋势和通胀压力的并存，使得利率政策调整的任何方向都布满瑕疵。降低利率虽然能给增长注入后续动力，但又会恶化通货膨胀；提高利率虽然能给物价稳定带来契机，但又会影响未来增长。进退维谷、冰炭在怀的伯南克们该如何选择？可能“不作选择”就是最好的一种利率政策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在12月12日，美联储并没有给市场带来50基点降息的圣诞礼物，而是不痛不痒地降息25个基点。这似乎预示着“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在成为美联储，甚至其他发达国家央行在滞胀困境中新的利率政策标签。
多重博弈：
全球货币政策创新与合作
不过毫无疑问，不作选择仅仅是回避了利率政策的痛苦选择，撒手不管不可能解决棘手的经济金融问题。面对滞胀苗头初显中的次贷危机冲击，全球货币政策制订者似乎需要更多更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搭配来有所为。汇率可能就是第一个被想到、被用到的政策工具。
至少，次贷危机肇事者美国正在这么做，而且似乎颇有成效。2007年11月23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跌至74.484，较2001年7月6日121.02的中期高位贬值了38.45％。美元指数的总体下降是各权重货币集体对美元升值的整体表现，占据57.6％权重的欧元对美元11月23日创下1.4967的近期新高，较2000年10月26日1.1096的中期低位升值了34.9％；占据11.9％权重的英镑11月9日创下2.1162的近期新高，较2001年6月12日1.3682的中期低位升值了54.7％。号称“强势”的弱势美元给次贷危机中的美国带来经济增长额外助力，美国商务部12月1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三季度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比前一个季度下降5.5％，降至1785亿美元，为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而10月美国出口更是环比大幅上涨了8.76％，部分抵消了房市萎靡带来的增长损失。
但由于汇率政策涉及到双边和多边利益，往往基于个体理性的汇率决策会带来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在多重博弈的复杂环境中，过多谋求本国增长贡献的汇率政策很难长期持续。美国就是最新最好的例证。从11月下旬起，美元跌跌不休的态势就出现了反转，这一方面是政治斡旋、多边对话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货币当局入市干预的结果。为了避免美元的超跌，市场中买入美元资产重新成为短期的策略性趋势，10月海外持有者就净买入了498.32亿美元的美国中长期国债，远高于9月的262.52亿美元，增长89.822％；10月海外持有者还净买入了148.78亿美元美国政府机构债，231.13亿美国公司债，302.20亿美元美国股票，环比增长分别高达29.58％、43.85％和1056.083％。许多实行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的开放小型经济体为了维护制度稳定，还分别进入外汇市场做了大量防范性买入美元操作，结果就是，美元汇率止跌趋稳，试图依靠汇率走出货币政策困境的努力无力为继。
相比之下，全球货币政策创新和合作可能更加长效。在次贷危机带来信贷紧缩的背景下，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货币当局相继进行了注入流动性的救市操作，12月20日欧洲央行就采取了最新最有力的一次行动，其向市场输入的3486亿欧元两周期贷款创下了单次输血的最高纪录。但似乎这种救质的操作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拯救作用，市场主导利率仅仅略有下降，三月期伦敦银行同业拆息（Libor）12月13日从前一日的5.06%降至4.99%，仍远高于4.25%的美联储隔夜拆借利率目标，表明银行对同业间借款依旧持谨慎态度。这种惜贷现象的长期持续势必将通过经济金融互动渠道给后续经济复苏增长形成金融制肘。
为有针对性地解决信贷紧缩问题，美联储、欧洲央行等货币政策制订者正在谋求工具创新和相互合作。美联储暗示将在其政策工具包中永久性地加入一个新利器：定期资金招标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12月19日和20日，美联储用大范围招标、低招标利率分别向资金短缺的银行拍卖了200亿美元28天期贷款和200亿美元35天期贷款，并计划继续进行类似拍卖活动，帮助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利用贴现窗口的受困银行各取所需地获得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也纷纷宣布将借助此种类型的政策创新向市场提供更贴近实际需要的支持。此外，为了加强各国救助政策的协调性，增强离岸市场的美元贷款供给能力，缓解国际市场的整体紧张，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建立了200亿美元、与瑞士央行建立了40亿美元的互惠货币掉期机制，离岸市场的美元拆息有望由此获得下降助力，进而给化解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余波的冲击带来帮助。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6
自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这使得金融资产从80年代开始迅速膨胀，金融全球化成为21世纪不可抗拒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内在扩张的制度，当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益融合，形成万能的金融资本之后，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扩张就不可避免。“金融资本的政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及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的不断追逐。但是，资本主义越是迅速扩张，繁荣时期就越长，危机就越短。”
在这场金融全球化变革中，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增长越来越走向分离。一方面，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的GDP增长不是远远滞后于其金融资产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在近20年来，全球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3.2%-3.3%之间，而金融资产的年增速则持续在10%以上。从以欧盟、美国和日本经济三强的情况看，其GDP分别为84270亿、72530亿和51340亿美元，而其金融资产额则为272780亿、228650亿和163750亿美元，前者不足后者的1／3。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同期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曾经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从增量来看，在整个80年代，全球出口年均增长仅4%，而90年代也不足7%。从存量来看，1980-1989期间，全球商品出口为21520亿美元，全球商品和劳务出口为26830亿美元；1990-1999期间，全球商品出口为45660亿美元，全球商品和劳务出口为57360亿美元。大体上全球贸易大概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20%，相当于3天的全球外汇交易量。
面对发达国家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普遍以放松资本管制作为快速跟进全球化的手段。对资本管制的普遍放松趋势出现在80年代初期，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坚持以外向型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功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达成经济增长而开始放松长期坚持的资本管制措施。尽管各国在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上多少还持有疑虑的态度，但是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却几乎来者不惧，甚至以政策优惠来争取国际资本内流。从联合国贸发会议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各国的投融资体系在90年代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自由流动的，即使在1995年之后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香港等通过了一些对资本内流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法规，也往往是作为因过度开放而导致金融动荡的一种事后弥补。及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当中。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其积极效应是可见的。如：金融中介作用得到扩大；初步形成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发育，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所提高；汇率制度趋于改善；金融相关系数（FIR）有较大的提高。
然而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同时如果政策措施不得当，也会诱致负面效应，阻碍经济增长。纵观发展中国家实践，金融自由化战略的负效应主要有：
一是在其他配套改革未能跟上时，过分侧重利率自由化，以致利率提高幅度过大，增加了投资成本从而抑制了投资需求阻碍了资本的形成。同时若实际利率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利率水平，在全球金融市场迅速融合，流动资金特别是私人资金迅速膨胀下，必有大量境外资本流向高利率、经济过热的市场。
二是在不具备开放资本市场条件时过度过早地开放反而造成不少损失。开放资本市场逐步实现货币可兑换，是放松对外金融管制的措施之一，它对吸引外资起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失时失度，则带来许多问题。如导致资金流动的不稳定而加剧国内金融的动荡，阻碍经济稳定增长。东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实现货币在全球完全可兑换从而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失效。
三是在发展金融机构时，若监管体系未能健全，反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发展中国家金融调控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很健全，在金融机构快速增加时，对金融机构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机制，道义上的劝告收效毕竟有限。因此造成金融秩序混乱进而引起金融危机。
金融深化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开创的。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反思，或补充和完善，或批判和重构，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进入90年代，一些实施金融深化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理应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反思。
从麦金农和肖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策略来看，主张在金融市场上完全以市场力量取代政府干预的自主化策略，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的制度因素。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在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一种推演，其基本假设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可是，客观实际的市场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其二，对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现代经济都是货币经济、自从货币转化为生息资本特别是其证券化而形成各种虚拟资本以后，金融活动游高于物质再生产过程而相对变化，形成与实物经济相对立的符号经济系统、这两个系统在运行中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彼此脱节的可能，一旦脱节，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出于长期的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隐性的金融风险、金融深化在加速经济资源配置的速度、提高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外化经济系统中隐性的金融风险。因而，若以自主放任的手段来推进金融深化，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一个好的金融深化策略，必须充分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存在，必须有相应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籍此，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走金融约束之路，来替代金融自由化战略，最终起到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金融约束战略是赫尔曼、穆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自主化策略提出质疑，并依据东亚尤其是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而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政府通过一系列干预性的金融政策措施，使存贷款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水平，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金融约束策略具体包括：控制存款利率，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水平；限制银行业竞争；限制资产替代；定向信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