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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困境范文1
关键词:后奥运时期;体育改革;体育体制;困境与阻力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1-0022-03
Analysis on the Bottleneck and Obstacles of the Competitive Spor ts Reform
ZHANG Chunhe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418008, Hunan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adopts the theories i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to analyze the obstacles and bottleneck of China’s sport reform in the postOl y mpic era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imbalanced voice, gr oup with vested interest and pathdependence.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ost Ol ympic era, the lingering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 weak public voice,path dependence and group with vested interest under the old system are the obs tacle of creating a new system. The bargaining in the reform and antireform ac tion may slow down the new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postOlympic era;sport reform;sport system;obstacles andbottleneck
在第29届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以51枚金牌的辉煌成绩,圆满地完成了任 务,中国体育目前已经步入了后奥运时期,而根据历届奥运会后举办国的发展情况,这一阶 段,许多举办国的体育体制都将发生一定的改革和变化。一般认为,后奥运时期是体 育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发生改革的“实质”阶段[1],因此,后奥运会 时期的 中国体育格局会不会发生变化?将如何变化?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我国竞技 体育体制,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一直都将体育发展的重心偏向竞技体育。因此, 虽然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迈入了竞技体育强国之列,但基础 体育却还很薄弱,基础体育水平却很低的畸形现象。因此,许多 研究者认为,北京奥运会后是改革的一个良好时机,但改革牵扯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进程 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境。本研究以多元的视角,研究我国后奥运时期竞技体育变革 的阻力和困境,以利于拓宽竞技体育变革研究的视野。
1 话语权博弈失衡与体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分析
所谓话语权,就是以话语建构(表达)形成对他人控制的影响力,简言之,就是谁有权说 话,谁的声音能被传达,谁的话语能产生较大影响[2]。话语权是支配体育政策的 产生、贯 彻、实施和修订,因此,话语权的流转必然导致体育政策的流变。而话语权的强弱与制度安 排(政权、政体形式)、媒体掌控(报刊、著作、广播、音像等形式)、经济操纵、个人地位( 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等因素紧密相连[3]。目前我国的话语体系大体分为三个层次 ,即官方 话语、学者话语和民众话语。所谓官方,主要是指政府官员;所谓学者,主要是指学术精英 和体育理论工作者;所谓民间,主要是指体育实践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官方往往通过制定体 育法规等公文形式,传达社会对体育的要求和规定,标示体育的社会使命,体现的是社会权 力;学者往往是通过撰写体育相关方面的论著、研究报告,以实证的方法、科学的范式,对 体育领域进行客观化的解释、说明,表达自己对体育体制改革的主张和观点,传达的是一种 “逻辑的权力”,民众则往往是通过随感、札记、日记、博客,甚至是运动场上高呼“下课 ”的形式,表白个体对体育的观点,它传达的是一种“隐喻的权力”。话语权不仅影响社会 生活的诸多领域,而且在政策决策,及公共政策的选择领域的影响作用也较为突出。在社会现实中,话语权是通过媒介来实施的,但因为利益群体间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存在 差异,媒介话语权的博弈出现严重的失衡。媒介话语权博弈的失衡必然导致政府公共政策利 益选择的偏向。现实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的拥有与否和拥有的 多少,决定了一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声音的强弱。社会的强势群体往往根据自己的 利益需要,利用媒介扩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有意向的解释法规和政令,影响政策 和政令执行者的行为选择, 最终实现自己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是筛选信息,刻意突出或 者隐蔽一部分信息;并给筛选出来的信息赋予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 况下,最大群体的声音并不是最强的,表达渠道也是最少的,“有组织的少数胜过无组织的 多数,更充分体现在普通群众身上[4]。这些普通民众的话语权缺失在于:一方面 ,他们 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既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 的各种信息,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实际上是用主流上层阶层的标准 话语,来论释和衡量普通民众群体,这些群体的真实的状况和需要,并没有在主流阶层所控 制的主流媒介中得到应有的表现。由于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因此,体育体制的 改革在触动自身利益的时候,利益集团便会利用对传媒的垄断来传播“有利于己”的意识形 态和观念,误导对改革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的供给便不会产生。后奥运时期,在 围绕着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方面,在决定改革的社会重要因素之一的国民对金牌的期望值方面 ,权利部门就利用话语权的优势,强调金牌是社会的公共必需品,是供13亿人的精神消费, 没有金牌则是公共风险,而民众对金牌的需求不会减弱[5]。并无限放大民众对金 牌的高期 望值,从而使维护原体育体制的行为,是顺应民心的举动。因此,明知“举国体制”已经和 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严重冲突,其运行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仍力捧“举国体制”,而批判“ 举国体制”者则成了“冒天下之大不违”。由此可见,话语权博弈失衡与体育体制改革的成 效具有重要关系,话语权的棒杀与默杀,便会自然成为阻挠体制创新的最有效的武器。
2 即得利益集团
利益问题,是中国各项改革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遭到的最大阻力, 就是来自在改革中将失去垄断行业部分利益的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在我 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威胁,就是改革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6],在改革中, 政府、团 体、个人,都存在着主动被动承担风险、分享收益的问题,因此,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改革 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起到不同的作用,而“即得利益集团”往往会成为改革的重要 阻力,他们会为巩固现存制度的利益,改革的动力很小;对于体育系统来说,由于我国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竞技体育体制的组织系统,在由政府转向社会、由 机关转向社团的过程中,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权力”恋恋不舍,认为社团化使自己失去了“ 管”的权利,因此不愿改,但迫于目前改革的压力和趋势,该系统不得已也进行一些边际改 革[7],但是,由于08年奥运会的举办,给即得利益集团找到了很好的借口,来暂 缓改革的 实施,而奥运会后,由于中国奥运军团的辉煌成就,这更加给原体育体制的改革增加了留恋 的借口,这和中国其他部门改革的情形非常相似,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也曾经以 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坚决反对(比如电信在国务院打算设立中国联通时)。
举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会触动原体制这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因为 原体制的主体是政府,支撑举国体制的物质基础是政府财政,只要有举国体制,每个环节都 可以不断的要求政府财政加大投入,一旦他们对体育资源的垄断被打破,垄断背后隐藏着的 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就会使原有体制下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改革的 阻力,如体育总局虽然在前一阶段国家机构改革的浪潮中,成立了许多项目管理中心,但这 些“亦官’亦民”的机构性质上总体还是行政机构[8]。因此,能否真正对举国体 制进行改 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而意识形态往往告诉权力中心,哪些制度是 可以变动的,若权力中心认为原体制是竞技体育的相当重要的实现形式,那么,对举国体制 只会放权让利、加强内部管理等改革,而不会进行“伤筋动骨”的产权改造。与此同时,中 国一向奉行以稳定为前提的渐进性改革,其直接考虑是希望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者,再开辟 新的领域进行增量改革,即使进行产权改造,也会大量保留对原体制的利益主体地位。另外 ,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的目标也有多种层次,一种新制度的供给即使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 利益,如果威胁到权力中心的政治地位或政治支持度,这种制度供给是不会产生的,比如举 国体制改革中大量的遗留问题,体制中大量政府人员的安置等,当这股力量为自身的不稳定 因素担忧时,将会通过各种形式对改革进行阻挠。其结果是,新制度供给迟迟得不到。后奥 运会时期,如果体育体制发生彻底的改革,可能是以协会实体化为推进路径,而这无疑会削 弱原体制的权力,必然招致阻挠,特别是如果制度变迁中的受损者是国家所依靠的对象,比 如我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系统,国家就不愿进行这种威胁自己政治支持或社会基础的 制度变迁,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及观念通常唇齿相依,凡此种种,使改革 者本身成为改革的障碍。
3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概念,它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在外部性偶然事 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及定的路径发展演进,很难为其他潜在的体系所代替, 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9]。路径依赖思想最早来源于保 罗•大卫 和阿瑟,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机制的研究,该研究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 酬递增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机占据优势,并且受初始 条件的严格制约,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同技术演进一样,同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 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原来所选定的道路,在其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10 ]。 而中国在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和发展达数十年的现行竞技体 制,既相当完备且刚性极强,进入后奥运时期后,体育领域的改革也进入了举步维艰的阶段 ,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推行计划经济,国家拨款是主要资金来源,行政编制、 红头文件是主要管理手段,在体育系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想,因此,对改革形 成巨大的抵触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体育在“举国体制”这一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的保 障下,取得了辉煌的竞技体育成绩,特别是29届奥运会的成绩,给了抵制改革找了一个借口 ,认为现行体制很好,不可能有更好的体制取代它,没必要进行改革;而本届奥运会中,最 早进行市场化项目的足球的糟糕表现,更给原系统以充分的论据,来说明中国体育进行市场 化改革的误区,有人甚至公开主张退回原有联赛的官办体制,还有人由于对改革的效果认识 不确定,认为改了不如不改,政府一旦放手就会影响体育发展。
客观方面,造成路径依赖的原因还由于是体育改革的特殊性,频繁的国际大赛和国内比 赛,使得政府部门难有改革的时机,改革的事宜每每被 搁置、推迟。而且由于“金牌”的压 力,国际体育比赛成绩的好坏,也成为人们对体育改革是否能获得成功的一种忧虑。并且旧 有的体制,对于培养竞技运动员也确实有效,因此改革事宜也一直向后推迟。而在后奥运时 期,本该有一个较好的改革时机,但奥运会结束后,但相关部门马上宣布立刻着手后奥运会 几年里的夺牌任务,强调并开始准备2009-2012的四年间的大赛的比赛任务,要求在2008年 奥运会后的一个周期的11个大型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继续保持领先优势[11]。如 果按照这样的目标实施,北京奥运会后的良好改革时机又将荡然无存。
4 结 语
虽然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始终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直至目前 为止,尚有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答案,第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 ,国家逐渐从一些体育事务中脱离出来,将自交与社会,社会也具备一定的实力承担一 定的体育事务,是否还有必要举国体制?第二,举国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关键阻 力是来源于体制本身,还是来源于社会制度本身?第三,将体育交于社会是不是能导致竞技 体育大幅度的萎缩,比如我国足球方面的改革,这种萎缩或震荡效应对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 大?在我国改革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交由社会发展的竞技体育是将永远萎缩,还是经过短暂 的滑坡后,在市场中找到准确位置后获得更为持续、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另外,资源相对 溃乏,体育体制改革 中,体育资源究竟该如何配置?权力、资本和利益该如何分配?政府和社会怎样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竞技体育如何实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使得中国 体育在后奥运会时期无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今天,由于 改革牵涉到利益调整、行业重组、人动等问题,体育的改革注定是艰巨和漫长的,将要 面临许多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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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 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 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
用心的教师能从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中获得欢乐，但也会感受痛苦的煎熬。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悟性到了教学实在是一门“玄妙的艺术”，也深知接近这个境界所面临的是无时不在的挑战和困惑。面对教学中的困惑，我们是知难而进还是选择逃避？这其实也是在选择“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众所周知，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严重影响我们学生的健康成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已是大势所趋。但如何才能真实有效地完成这个历史重任，真正帮助我们的“学困生”健康成长？毫无疑问，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重大反思的时候了。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学习观
如何在知识经济时代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与发展，是当今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共同课题，当然也是教学设计研究的基本问题。我们知道，学习方式对学生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长期以来，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这样，学生就养成了惰性的思维习惯，所拥有的知识大部分为惰性知识，难于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而知识经济时代的课程观强调通过探究式的学习、情境化的学习、问题导向的学习、社会性的学习、内在驱动的学习等积极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成为积极的探究者，使学生学会主动地发现问题、确认并分析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批判性的思维能力。所以，知识经济时代的学习观的培养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以教师为主导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在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培养独立自主、主动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意识。
在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的能力就是名副其实的发动机。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知识的获取、运用和创新，都离不开人的学习。人的知识和信息并不能形成生产力，知识和信息必须为人所搜集、分类、整理、分享、掌握，并内化为个人的隐性知识，才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而知识内化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于任何一个人、组织、企业和国家，“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竞争成败的关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终身学习理念是知识经济社会必须培养的学习观。
三、“学困生”心理特征分析及解困策略
“学困生”顾名思义指的是学习困难的学生。但学习困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比如，听、说、读、写、推理和能力的获得和使用方面的明显障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和中小学的“学困生”指的是智力正常，且处于正常的教学情况下，在同类群体中，学习水平较低，不能达到教学大纲要求的学生。
贵州师大的杨凯伶对他们学校的大学英语学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有占70%的学生具有自卑心理。这类学生普遍对自己的能力评价偏低，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逐渐产生悲观失望、惭愧羞涩心理，从而导致学业失败。河南徐卫民也认为学困生在心理上大都有一种自卑感。如果老师不及时教育引导，这类学生很容易落伍掉队，造成学习困难，越是困难越不愿意学习，越是成绩下降，越是感到自卑，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学困生还包括胆怯型和厌学型。
当然帮助“学困生”解困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老师在解困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白：我们所谓的“学困生”们是可信赖的，他们也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经受了各种打击，承受着来自家长、老师和同学各方面的外部压力，长期的这种经历，导致学困生丧失了自信，甚至形成了无论怎么努力也学不好的消极想法。因此，老师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了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让他们明白：出现这种状况，只是因为某个学习阶段的某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当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导致的负能量越来越多，这和人的天赋、智商没有关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以“教”为主的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完全由教师主宰课堂，忽视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不利于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造性人材的成长。学习的未来是要学会解决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必须进行有效的学习者特征分析，帮助学生，尤其是帮助学困生认识到他们是完全可以树立起终身学习理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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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资成本被视为社会融资状况健康与否的一个明显标志，如何全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一环。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十条政策，国务院总理指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的《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缩短企业融资环节，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融资成本，以期疏通融资渠道、缓解金融抑制；此前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公开市场频频操作，正回购利率下行显示出决策层引导短期资金价格回落的政策意图。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与庞大的货币供应规模形成背离，随着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扩张、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快速发展，融资利率以及货币市场利率居高不下，债权融资成本与企业利润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截至2014年4月末，我国货币供应量达117万亿元，而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企业融资成本大幅飙升，至2013年底我国企业债权融资平均成本为13.21%，其中通过正规银行渠道平均融资成本为9.7%，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平均融资成本为18.28%，相当部分民营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已达15%到20%，超出不少行业的毛利率；沪深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2500余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计2.26万亿元，其中16家上市银行就占到一半以上，形成“企业为银行打工”的局面；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小微企业未曾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
当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已是结构性问题，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资金短缺是结构性资金供给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正规金融体系难以增加有效供给，而在这一体系有限的资金供给内，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还占用了过多的信贷资金，一些以发展实业为名取得贷款的企业，转手将金融资源用于投机炒作；其二，金融机构对于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动力不足、激励不够；其三，我国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程度不高，正规金融市场对资金的吸引力和吸收能力有限，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缺乏投资工具，因此，影子信贷体系吸引了大量资金并将之转换成有效供给的金融资源，而这些准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积聚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四，将信贷资金转手投机炒作和影子信贷的存在，导致贷款利率层层加码，给真正需要资金开发新产品扩大经营的企业带来融资难融资贵。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一旦资金短缺，六成以上的企业倾向于放弃扩大经营规模，三成以上的企业会考虑放弃诸如技术设备升级、增加新的经营项目、开发新产品等创新发展活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日常经营，也不利于企业发挥主动寻求转型升级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一国整体经济状况。
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深层机制来看，要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须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构建有效金融市场，使金融体系更高效地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当务之急是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围绕实体经济需求，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大对重点在建工程、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当缩小存贷款利差，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使金融还利于实体经济。作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应大力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引导多种主体参与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互助合作基金、互助周转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吸纳闲置资金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国家还可以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优惠，探索中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财政补贴机制，解决困扰这类企业的“短贷长投”问题，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为实体经济、为不同市场竞争主体的生存发展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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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6-0014-06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3
一、引言
在国内诸多对旅游本质研究的学者中，谢彦君可谓是旅游体验愉悦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愉悦体验论也为国内大众旅游的迅速壮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理论支撑。但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各种各样旅游现象的产生，愉悦体验论也越来越受到挑战，龙江智（2008）很早就针对学界的旅游体验论提出质疑：如果旅游目的是体验，那体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体验对于人的意义又在哪里？[1]遗憾的是，他对该问题的解答――旅游是旨在满足各种心理欲求所进行的短暂休闲体验活动，并未完全触及旅游的本质。同时，在哲学领域如存在主义看来，旅游是诗意的栖居[2]，是趋向更好的生存状态，而非获取简单的愉悦；在新理性精神的内涵[3]看来，旅游可谓是人类往返于物质丰裕和精神充实之间，助力建构人类新理性的有效渠道。鉴于此，旅游愉悦体验论能否继续经得起考验，值得讨论。
本文就谢彦君关于旅游本质的主要观点，通过两个特殊反例，论证其现实困境和逻辑困境，同时基于哲学和行为学的理论观点尝试探讨旅游本质的内涵。
二、谢彦君对旅游本质的探讨
谢彦君作为旅游愉悦体验论的学术大家，十几年来见证了中国旅游的发展变化，其关于旅游本质的愉悦体验论为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本质解释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学术贡献。本文根据时间脉络对其关于旅游本质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知，“愉悦”和“体验”两大要素是谢彦君十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主要观点，如其所述：“如果用关键词加以概括，足以凸现出旅游的共性：体验（美好的印象和愉悦的感受），异地（总是到离开常住地的地方）。”[6]
如谢彦君所言，旅游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由旅游的目的决定的[7]52-98，然而，旅游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不是愉悦？愉悦是休闲体验的主要方面吗？休闲体验可以解释旅游的核心问题吗？
三、对愉悦体验论的质疑
波普尔提出证伪理论，认为科学理论的表达一般为全称判断，而不能用证实理论和实证主义，如果用经验来证实理论，意味着少数的特殊性来论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实证主义指导下的理论一旦出现相悖，则不成立。[8]28-32因此，尽管如张凌云所说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定律允许“反例”存在[9]，但如果反例足够强烈，则需要对定律的可信度和有用性提出怀疑和再研究。因此，本文对谢彦君教授的旅游本质论提出三个疑问：
（1）愉悦是否是旅游的根本目的？
（2）体验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感知和获得，能否解释旅游者的情感传递和表达？
（3）休闲是一种生活状态，愉悦是否是休闲的主要方面？
（一）反例：黑色旅游（DarkTourism）引发旅游目的的新争议
1.黑色旅游的目的
1996年，列农和弗勒提出“黑色旅游（darktourism）”[10]，自此，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从欧美地区迅速扩散到到中东和亚太地区。黑色旅游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对于旅游的再次审视。何景明（2012）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一种“失控的世界”的时代，黑色旅游中的灾难能让游客在精神、情绪的刺激和释放中感悟自然和生命，游客通过对灾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理性分析，能够使不同种族、不同价值和宗教信仰的人痛定思痛，归一到追寻人类和谐共存[11]，同时他也认为对一些战争遗迹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是黑色旅游对正义的阐释，而一些重大人为社会灾难形成的遗产，则拷问着旅游者对道德和制度的反思。
基于此，我们得以回答问题（1）：在黑色旅游活动的时空进行中，旅游更多是一种死亡观照，愉悦情感几无存在，遑论是黑色旅游的目的。
2.黑色旅游的本质核心
黄文（2012）在研究黑色旅游时，认同TomSelwyn的观点，后者视黑色旅游为一种带有图腾意味的象征中心（symboliccenter），旅游者通过置身其中，感受自然和历史的流逝，生死的转换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越[12]，并指出黑色旅游的核心是肯定人的生存权利的重要性以及普世认同的人文价值，人们是通过这种旅游体验活动来达到尊重生命的教育与反思。[13]据此我们可以说在黑色旅游过程中，旅行活动实际上包含着旅游者的情感释放和情感传递，这种释放和传递也正是为了寻找认同、共鸣。
如此，对于前文问题（2），我们可以得出答案：体验论只是强调了观感的单向传递和接收，在“传递”的更高层次――和谐、升华、统一层面，即在回归价值判断的满足上，并未给出总结。黑色旅游体验实际上是寻求更广大群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认知的一致，游客之间可能在游览场景结束后会为群体情感的和谐一致与认同共鸣而感到愉悦，但谁又据此忽略对生存价值的询问和观照，反而认为愉悦是此行的目的？
3.美学观照并非主要方面，是审美超越，愉悦则仍未摆脱自我
如谢彦君最新所言：人类历史上对死亡主题历久不衰的眷顾，除了具有某种宗教或哲学的意义之外，还是一种美学观照。借助于这一观照形式或途径，人们获得了某种心理压力的释放，并从而展现为一种愉悦体验的性质。[14]但当分析这句话时，谢彦君教授实际上避开了前一个主旨，而将微不足道的“美学观照”指向了“愉悦体验”，按照Wittgenstein的理论：“伦理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15]美学观照意味着超越审美，指向伦理构建，远超“愉悦”这一情感词的内涵。因此，如果继续拷问黑色旅游具有“借助死亡主题的追求，建构伦理、担负历史兴衰或者文明传承责任”的话题，愉悦体验论作为旅游本质，则更是难以自圆其说。
（二）反例：灵性旅游（SpiritualTourism）诱发旅游者参与旅游终极指向的争议
1.SpiritualTourism的本义
Braine（1992）将Spirituality定义为一个人如何表达自己作为人的精神表达[16]。Dysonetal.（1997）认为Spirituality也可以理解为“寻求自我与其他因素（包括其他人、动物、地球、自然）和超力量的和谐统一”。[17]Schultz（2005）指出Spirituality是旅游者通过感应、描述和行为，对一种自我内核与其他人、外部世界或者超力量之间重要联系的体验。[18]
2.SpiritualTourism的触发
Marques（2006）说有一些触发因素激励旅游者开始或继续个人对于人生意义和生活目的的“spiritual追求”[19]，这样的触发因素来源实际上有很多种情况，国内学者主要从需求和动机方面，对旅游者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等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如这些影响因素有对死亡的恐惧、对疾病的困扰、对友谊失败的困惑、对现实的不满足和无法摆脱宿命的无奈，正是这些因素使人们倾向于脱离近身的“娑婆世界”，从内心深处，甚至从人性，从哲学角度垂问人的存在问题，并向自然寻求解答。根据McGraw（2008）的“决定命运的七个瞬间”理论[20]，七个瞬间的体验经历动摇着我们的人生依赖，塑造了我们的身份。VanNess（1996）指出人们面临着挑战，经历着自我意识和时间消亡，在1999和2001年他又进一步指出人们试图超越自己，努力寻找并构建生活意义和目的，因为他们都知道终将死亡。[21]因此，旅游的进行，是人们寻求这种目的的动机所在，并尝试在旅游中获取答案。
3.SpiritualTourism的目的
GregoryB.Willson（2013）从现象学的角度，对旅游者邮件、电话访谈，旅游者照片、旅游随笔和日记分析，认为“spiritual维数”可以从人们如何主动地通过旅行的方式寻求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和在旅行中所表现的对人生意义和超越体验、交往的需求去得到答案。[22]因此，同样得以回答问题（1）：愉悦并非旅游的根本目的，无法解释SpiritualTourism。
（三）愉悦是“闲暇时间内需求满足”（休闲成立）的后续反应
休闲是一种在闲暇时间身心得以歇憩、休养的生活状态。在西方社会往往是有闲阶级的享受、娱乐体验，且闲暇的时间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休闲成为生活状态。
人的需要和欲望是否满足，是衡量是否休闲的关键。旅游产品所传达的要素如刺激、愉悦、身心享受，满足，人际关系的调整，家庭的美满，新的认知收获等，是人们需求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大多数游客追求的正是这样的满足。愉悦作为内心满足的后续反应，既非满足的主要方面，也非满足的根本。据此，我们得以回答问题（3）：愉悦并非休闲的主要方面。
四、旅游愉悦体验论的现实和逻辑困境模型及解析
通过上文两个范例和三个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构建旅游愉悦体验论的现实和逻辑困境模型，如图1所示。
（一）“体验论“的含义逻辑问题
“体验”一词本身意味着“尝试、经历和体会、验证”。反观所有旅游活动，单纯为“体验”而“体验”的旅游者并不存在，因为“去体验”首先意味着接受了一个先在的信息（比如对某项事物的描绘和解释以及承诺等）或者是被建构好的“刻板印象”[23]，这是符号主义者的典型观点，却广受旅游社会学理论――旅游真实的批判。
从旅游目的角度看，在通常的旅游活动整个过程，即开始前、过程中、结束后三个阶段，旅游者往往是因为好奇或者营销的诱惑、许诺而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体验”也就成了“经历”“尝试”等行为表现的同义词，只能解释旅游者在旅游全过程前两个阶段的旅游行为，割裂了完整的游览体系。因此，“体验论”在逻辑上是无法讲通的。
（二）旅游愉悦并非旅游主要情感
旅游者体验（或者叫旅游活动开展）的目的则是获取旅游项目传递的感觉和实现信息的真实，而这些信息才是关乎旅游核心决策和旅游目的根本。在实现这样的“信息”真实即旅游活动展开中，愉悦（即欢乐、喜悦、身心放松）作为一种情绪反应和心理感觉的确是会经常出现的。但“愉悦”往往是短暂的，大量的愉悦复制导致“审美疲劳”，且常常由于旅游期望和满意度的不协调体验带来的旅游后悔、旅游投诉往往甚于愉悦。
（三）旅游目的的“非愉悦性”
成功的旅游项目经营往往可以“满足”游客，因为“满足”则意味着“满意于一项欲望、渴念、需要或者要求的实现”。“愉悦”在这个语境下便成了其中一个要素；对于纯粹“为旅行而旅行”的没有旅游目的游客来说，“体验”只是游客本人言语解释概念的“一段段经历”，游客在他本人的旅行未终止前，永远是“不知道下一段行程会是什么”的心态，而这“未知感”也正是“为旅行而旅行”的魅力所在，由此也导致了大量“非旅游者”的存在，否认自己是“旅游者”。
（四）旅游愉悦过度导致的非理性狂欢
从人的精神追求来看，现代社会造就了大量的物质实践者，人是现实社会的奴隶，逃避、刺激、厌世、颓废、讽刺等消极思潮兴起，这既是人们失去信仰，也是人们追求解释自我存在的表现[24]。愉悦体验论似乎为这样的人们提供了暂时的解脱之路，但伴随着各种非理性形态的旅游狂欢出现，引发了社会学、伦理学和生态学界的强烈批评和排斥。同时，对于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就当前中国的旅游现实来看，愉悦论盛行其道，但主要原因是经济层次决定了人们的需要还处于一个相对低的阶段，可以讲，信仰体系的崩溃和社会现实的多矛盾性，造就了中国情境下的西方式旅游狂欢，旅游理性和伦理的呼吁，也正反衬了对旅游感性愉悦带来的人的危机的批评。
（五）“超越”学说和非旅游者的旅游行为解析
根据马斯洛的“Z理论”（超个人心理学），认为以宇宙为中心，而不只注意人性需求或兴趣而已，它超越人性、自我及自我实现等观念……而超越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抛开“自我存在”的意识概念，走向“他我”，即“大爱”的境界。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观察家、学者和艺术追求者的旅游活动往往呈现这样的态势，他们把旅游当做手段，从旅游回到自我，回到社会、世界，是旅行者而非“旅游者”[25]1，他们的旅游活动也远离了“体验”解释和愉悦解释。
五、关于旅游本质解析的思考
首先，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旅游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的活动，旅游不断趋向于更好的生活状态。
目前旅游的种种属性和特征，如经济性、社会性等，是“后天的人类”（经过内外环境从未间断的塑造）根据自己当前对旅游的认知来界定的（当前对于旅游的界定仍然是对旅游业的描述）。
存在主义认为旅游一旦开始，旅游者便进入了一种被激活的生命状态。[26]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人们旅游活动的开端在其踏上旅途之前，而在目的地游览中，已经存在了互动，这种互动决不仅仅是单方面接受环境的给予。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多享受（初步浅层次的满足），同时也在形成新的价值判断，而这种新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表达”，天人合一和情感传递很好解释了这种互动，即所谓的人与环境的共同再塑造。[27]旅游活动的不断进行，也说明了人们在新的不满足基础上，在臆想中继续追寻，是趋向未来的。
其次，行为学理论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同时还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人们既在本体的存在中，也在意识认知中确证并表现自己是类的存在物。[28]
选择旅游不再仅仅是表现自己存在，同时还要表现自己是人的存在，正是因为人们表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如此困难，旅游活动才不断地在不同目的地进行。曹国新（2005）提出了本我的“”，认为社会存在导致“自我”的片面化，片面化反而又“刺激”谋求超我，当“逸”即的冲动表现为在地理方向上对日常人生的暂时出离时，旅游活动便发生了。[29]“逸”本质上包含着人从“本我”出发，超越“自我”，寻求与超我的统一，即人的完美。
再次，依照事物的根本性质由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这一哲学原理，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者，所追求的决不是经济利益的增加，而是文化理念认知和精神价值判断方面的满足（非享受）。[30]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年轻的旅游消费者更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个性、感知、闲散、精神主义、微观视角和体验等特征出现在游客结构中。具有“致敬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旅游，将中国旅游和世界旅游活动区别开来，加之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影响，城市居民表现出的宗亲疏离、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以及传统信仰与西方价值理念的冲突[31]等因素，都促使国人更多寻求“回归”“归一”。这是国内社会学界和旅游学界的新的态势，由此带来对旅游愉悦论的新挑战。
六、结论
厄里曾指出：“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乐趣、愉悦和娱乐’已被证实是个艰巨任务。”[32]“好玩”的心理诉求，并不代表旅游者一定会获得愉悦体验，其中的干扰因素复杂多变且无法预计。[33]
实体经济困境范文5
关键词：传统电视媒体；新媒体；困境与出路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4-0074-02
一、引 言
科技改变生活——随着科学技术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快速融合，科技产品已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尤其是最近几年，以电脑、平板、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为承载体的数字电视、数字广播、网络电视、数字杂志、手机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黑马的姿态迅速充斥着媒体界，对传统媒体带来几近颠覆的冲击，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此前以电视节目为主的传统媒体传播形式。新媒体以其方便、快捷、信息量大、选择性强、互动性高等特点，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和追捧。在这样严峻形势下，传统媒体——电视节目，如何才能更好地与新媒体同生共存，并在新一轮的角逐中争得更多话事权？基于此，探究传统电视节目在新媒体下的困境及出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电视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人手一部智能机，不仅只是增添了无数个收视终端，也因此多了无数个“自媒体”平台。伴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的收视习惯和收视心理已然发生了变化，电视的“垄断霸主”地位也随之改变，人们不再是被动地受制于传统电视台的排播计划，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自主地选择，依靠“强制式”、“植入式”的传统电视媒体逐渐陷入了困境。
首先，收视时间减少。据统计，现在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在不断地减少，而用于网络或其它新媒体的实践却在不断地增加[1]。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
其次，电视受众偏老。年轻一代已渐渐远离了电视，逐渐向网络及相关新媒体转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抱着手机、平板电脑而不愿打开电视收看节目，电视在很多年轻人家里成为了摆设。现如今，打开电视看“电视”的受众群体日趋老龄化。
第三，广告客户流失。传统电视媒体曾以非常强势的姿态占据着广告市场的绝对统领地位，广告创收也是电视媒体经营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受众阵地的偏移，传统电视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也在不断从电视流向了互联网，流向各类新型的媒体平台。新媒体凭借其广告成本低、影响力大、传播速度快等优势正逐步蚕食着“电视大佬”的市场蛋糕。
三、新媒体的优势
相对于传统的电视媒体，新媒体具备了以下各种新型优势：
首先，选择主动性强。观众喜欢看什么就能随时点播，而且可以从容地选择其中的章节段落，不再需要受制于电视节目排播。错过了的电视节目，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方式重头再来。
其次，互动十分便捷[1]。当下，以微博、微信为主，贴吧、论坛为辅的新媒体，使得观众不仅能看能说，还可以实时跟身边的朋友，甚至网络上的陌生群体共同分享心得，展开讨论，便捷的同时更大大满足了受众的参与感。
第三，即时传播速度。这个也是新媒体最大的先天优势之一，不管发生了什么轻微或重大事件，一张图片、一则留言、一个微博、一条微信就能让周围甚至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迅速感知。
第四，惊人的存储量。大量的信息资讯，从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到隔壁邻家娶媳妇，不管人们想得到什么样的信息，都能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备受推崇的新媒体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劣势。如：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不足，“网络推手”层出不穷，网络谣言满天飞等等。
四、传统电视媒体的弊端
首先缺乏互动，观众通过电视收看节目，只能对着电视荧屏被动地接收着声音和画面，无法及时、有效地表达自我感受；与此同时，作为电视曾经的粉丝，传统的受众依然只能被动地守候着电视台的既有排播，一旦错过，别无他法；另外，受制于电视台较为漫长的制作周期，除个别重大事件的实时直播以外，更多的新闻事件必须要经过固有的制作加工周期，新闻成“旧闻”，传播速度相对缓慢。
不过，在我们尽数新媒体各类好处的同时，也要认清电视媒体本身的平台优势。如：真实性、权威性以及公信力[2]。电视媒体作为，首要的便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各类新闻资讯的都经过严格的把关，这也是新媒体短时间内较难跨越的门槛。
五、传统电视媒体如何与新媒体同生共存
（一）在传统电视媒体中实施新策略
首先，积极建设电视的网络资源平台，实现电视节目与网络节目的同步播放。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品牌电视正在往这个方向迈进，但短时间内尚未根植人心，而且更令人遗憾的其中一些精品仍属收费项目，在观众中的普及率还有待提高；
其次，明确核心价值，坚持内容为王，打造品牌节目，吸引网络受众。“内容为王”向来是传媒行业的立足点和核心竞争力[3]。纵观现有的各类网络节目，其中不乏一些好的品牌节目，如：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深圳卫视的《年代秀》、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等，不仅为电视台带来了丰厚的广告创收，也因为符合观众的口味而赚取了不少赞誉；
第三，不断拓展电视节目的盈利模式。如今，节目制作的主要经济来源多为广告创收，但随着“限广令”的颁发和实施，又给电视节目的传统创收及发展模式设立了新的门槛，如何在制作和播出上兼顾观众和广告商，是电视台需要进一步思考解决的问题；
第四，坚持与新媒体的合作，力争打造全媒体平台。在新媒体日益强大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单一的媒体形式不可能继续重演以往的“一家独大”，多媒体间的相互融合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打造全媒体平台可以使传统电视媒体在节目内容、经营模式、传播形态以及细分受众等方面形成优势互补。事实上，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合作近年来已经屡见不鲜，如：和新浪、网易、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的深度合作。
（二）借助新媒体来提升电视媒体的影响力
传统电视媒体可以借力新媒体来提升电视节目的传播力、关注度，并实现与观众的互动[4]。
比如，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网络邮件等形式将电视节目广泛传播，吊足受众胃口，吸引受众关注；另外，电视节目制作者或主持人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网络留言等形式加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互动，从中直观了解受众的观感并听取相关的改进建议，助推节目的转型创新，在满足受众口味的同时，也能提升电视节目的影响力。
（三）强化自身优势，提高传播速度
相比新媒体的种种便捷，定时、定内容的收视方式正好就是电视的最大弱点之一。只有一种传播方式能让受众直观屏幕，在限定时间内达到关注最大化，那就是现场直播。
从突发新闻事件到娱乐节目常态性直播，电视媒体已经积累了不少直播经验，整体水平均已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在此基础上，电视媒体大可考虑尝试着从整体上进行节目的直播转型，占领首发媒体的强势领军地位，提高节目的时效性，让受众在事发第一时间收到第一手信息，巩固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
六、结 语
总而言之，新媒体是时展的必然产物，是为了满足人们要求而出现的新型媒体形式。一方面给传统的电视媒体带来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促使着传统电视媒体“被迫”创新转型——有挑战亦有机遇。未来，只有将电视节目与新媒体充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电视节目的综合影响力，才能使得传统电视媒体在信息化的新媒体时代有着更好的发展和出路。
参考文献：
[1] 郑立荣.关于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电视媒体应对困境的几点思考[J].改革探索，2011（8）.
[2] 刘磊.新媒体背景下的电视节目发展策略研究[J].现代经济，2013（1）.
实体经济困境范文6
一、重庆市城市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1、总量大、保障覆盖率低。据调查，截止2000年9月，重庆市应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为48.83万人，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7.67％；实际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城市贫困人口为38.67万人，占应入人口的79.2％。到2001年3月，实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为22.11万人，占应纳入人口的45.28％。
2、可支配收入低、家庭负担重。1999年，重庆市城市贫困人口平均每户就业面45％，比全市平均水平(58％)低13％，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2146.92元，是全市平均水平(5895.97元)的36.4％，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为2.22人，比全市平均水平(1.71人)多0.51人。
3、消费支出以吃、住为主，消费水平低。1999年，在支出结构中，我市城市贫困人口食品支出占58.69％，比全市平均水平(41.32％)高17.37％；住房支出占14.35％，比全市平均水平(8.19％)高6.16％，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占10.38％。比全市平均水平(25.08％)低14.7％，其他消费支出占16.58％，比全市平均水平(25.41％)低8.83％。总体上说，城市贫困群体精神生活质量尚处于较低水平。
4、下岗、失业及在职低收入群体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重庆市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为原“民政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的“三无”老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在全市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中占3.97％；第二类为下岗、失业及在职低收入群体，占73.1％；第三类为离退休退职人员，占3.87％；第四类为其他人员，占19.06％。
二、我市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下岗、失业及在职低收入现象是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各国的经验看，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将伴随着有磁行业的萎缩，许多企业的倒闭和裁员，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大批的劳动者失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重庆市国有企业严重冗员、效率低下、市场竞争能力难以发挥等问题较为突出，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乡镇企业冲击使国有企业难以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等手段在低档产品上进行竞争，从而不得不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档产品领域中退出，以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化。在这种“夹击”的环境中，为实现产业结构转化，“减员增效”就成为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措施之一。于是，一方面，国有企业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下岗”浪潮，数以万计的职工离开了就业岗位，成为了登记失业者或“下岗职工”，原企业中的隐性失业变成了公开失业；另一方面，企业不景气，扣发、拖欠职工工资等原因，直接影响了职工家庭收入。这促使城市贫困群体迅速增加。
2、自身条件限制是城市贫困产生的客观原因。首先是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客观因素。以下岗职工为例，2000年，重庆市下岗人员中35岁以上的占65.5％，中专以下学历的占91.74％。由于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使这部分人再就业能力弱，个人经济活动能力偏低，较容易陷入贫困；其次是家庭负担过重。在个人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应就业者人数越少，或家庭总人口越多，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低。目前，我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很有限的，家庭因素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消除的。
3、社会保障能力较弱是重要的社会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对城市贫困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重庆市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加强了“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但，从总体上说，重庆市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保障覆盖面及保障水平较低，保障项目不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市、区县(自治县、市)两级财政分担，由于各级财政承受力不同，因此，保障水平差异较大。重庆市主城市居民生活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69元，居全国36个中心城市的第26位，国家级、省级贫困县(自治县)的标准为104元，是主城区标准的61.5％；主城七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为59.3％，全市有10个区县(自治县)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低于10％。普遍受益原则和受益机会均等原则很难在城市贫困保障领域得到体现；社会保险收缴率低，企业拖挪用或无力支付退休金的现象普遍存在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收费不统一等问题，使得我市社会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方面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给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保障带来较大困难。
三、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措施探讨
1、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重。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壮大综合实力，是解决重庆城市贫困问题根本途径。只有总体上经济水平提高了，城市贫困问题的改善才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重庆是一个重工业基地，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政府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方面面临很大压力，因此，在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自然地将促进经济增长放在优先位置。
从城市反贫困的角度看，解决城市贫困和低收入问题，增加就业、扩大就业是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只有实现了就业，城市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才有持续获得收入的能力。从一般意义上看，城市贫困人口往往是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者，他们在就业竞争时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当城市就业总量不足而出现竞争加剧时，他们往往最容易下岗、失业。只有城市具有较为充足的就业岗位时，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者有基础。
2、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素质是增加个人反贫困能力的重要途径。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城市贫困与受教育程度、个人技能、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今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重庆应继续加大教育体制改革，扩大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规模，使更多的新成长劳动力进入学校大门。同时，还要加大人力资源的在职教育，扩大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范围，提高培训质量，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抓好对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的培训工作，强化就业与培训相结合。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从根本上提高劳动力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