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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业技术范文1
一、古代农业研究指导思想确定的陈列
我国对古代农业历史研究工作，以往多集中于著书，古籍立说发表著作方面，读者面小而往往又不易理解，通过农业文物、资料等集中收藏，经过研究、设计，用实物形象将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展现，对不同文化层次的现实所感受，影响范围较大，社会效益明显。从陈列内容来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既有宝贵经验，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对古代农业遗产中宝贵的东西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科学都是不断进步的，对传统农业技术应当用现代科学加以检验，取其精华。在内容上要求做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系统、科学正确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设计强调准确性、科学性、艺术性，力求科学内容与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我国古代农业有近万年的历史，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古代农业涉及时间长，门类多、范围广、问题复杂，如农业史包括农艺史、园艺史、农具史等。利用研究古代农业陈定陈列内容，制定陈列方案和设计。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我们应以社会和现实要求为考虑对象。一是使一般客观者了解古代农业基本知识，二是专业人员了解某种专业技术发展过程和其经验。在陈列结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改革，采用通史与专业史相结合的方法选定内容。
二、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古代农业科学历史是农业古籍、农业文物资料等体现的。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表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这些古代农业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凝结着我们祖先的杰出智惠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生存史、奋斗史和发展史，科学地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振奋精神，继往开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利用古代农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古代农业中的自身客观规律现实需要，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做到古代农业研究成果的合理利用。同时，注意到对社会效益有关学术的处理，一般情况通史研究，只是处理农业技术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按历史朝代划分时期，但历代王朝的更替并不是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因，不能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将其古代农业研究很难说明。历史上农区的人口比牧区的人口多很多，他们以粮食为主食，肉类为副食。“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指粮食。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年景的好坏，收成的多少。《春秋》中谷不熟则书，可见历史上以生产粮食为主种植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础。因此确定以大田作物精耕细作技术的发生发展作为农业技术历史分期主要依据，这样不仅脉络清楚，突出了农业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是自身发展过程，利用古代农业研究中产生社会效益。
三、正确处理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但不是研究工作的唯一任务，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也是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文化遗产利用包括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等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合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农业文化遗产利用必须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强调社会效益，但并不排斥经济效益，而且要争取好的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反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利用，就保护抓保护，就难以使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就难以解决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就难以尽快改变文博单位长期“守着金山讨饭吃”的尴尬局面.就难以调动和维护广大古代农业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有效地保护古代农业文化遗产是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础，合理地利用古代农业中的文化遗产是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力，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2
关键词：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挑战；解决措施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和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进入新时期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去探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未来发展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1新时期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遇到的挑战
1.1认识不足
大部分地区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忽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简单地认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只是机构的改革，没有合理认识到相关部门在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我国有关文件中明确提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革要与县乡级机构相衔接，统筹兼顾，处理好改革与稳定间的关系。所以，政府相关机构部门是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系统改革的基础和保证，而它又能促进政府相关机构部门改革的完善，二者即相互统一，又有机整合并同时进行的。
1.2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消极、方式单一
如今，大多数人依然认为农村还是破旧落后的样子，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去，走进基层。（1）缺少竞争，缺乏激励制度，许多技术推广人员不愿意到基层去服务，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薄弱，形式主义过强。（2）有些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不合格，能力不足。（3）技术推广人员不能考虑农民的真实需求，达不到实际的目的。这些因素都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久而久之，农民对技术推广感觉没有期望，失去了信心。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基层农业技术采用试验和示范为主的推广方式，先是在一个地方试验成功了，起到示范效应的作用，再把这项技术普及到各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去。这种方式仅仅注重技术上的推广，而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土壤、地形、气候等具体不同的重要因素，极有可能因为不同的条件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利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1.3农业技术推广受资金限制
目前，我国在已经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再交纳农赋税，甚至国家还为“三农”制定了农业补贴政策。但是，农村毕竟起步较晚，相对于城市发展没有那么快速，对于技术推广，在资金支持方面还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农业技术的推广肯定离不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基层农村一般自由资金较少，农业技术的推广往往会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每年农技推广经费约占农业生产总值的0.2%左右。从全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占到0.5%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一般占到0.6%～1.0%。从投入资金存在的巨大差距看，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实际推广工作的需要，导致了其被动局面的产生。
1.4农村人员大量流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快速崛起，许多农村人看重了大城市的发展机会，纷纷背起行囊逃离农村，选择到城市打拼。目前，农村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劳动力严重不足，造成了农业技术人才的流失。此外，留下的人思想观念比较陈旧，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不强，对新兴的农业技术更缺乏了解，一般都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
2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2.1探索推广新方式
（1）采用传统的示范方式结合当地的区域特色，将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和新品种通过示范基地展示出来，向农民直观地、形象地展示和介绍，提高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说服力，增加农民接受的积极性。（2）贯彻落实科技进村入户工程，建立一对一科技进村入户推广模式，实现农业技术和农民的“零距离”接触，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3）对技术示范推广项目，通过下乡进村巡回宣传，发放、张贴宣传资料等形式，扩大影响力。（4）通过电视、电话和电脑等现代信息技术，及时为广大农民提供咨询服务，大范围、广泛的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
2.2基层农业推广机构的合理设置
针对基层农技推广的改革，要基于公益、区域、综合、层次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设置公益形式的农技推广部门。可选择在乡、镇整合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设置，并采取上级向下级农技推广机构派驻农技人员的方式，跨区域设置站点，因地制宜设计农技推广综合、行业站。同时，根据推广对象的不同，进行目标定位。要设置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科学的基层机构，既要防止农技推广出现断链，又防止基层部门设置过多，体系臃肿，人浮于事。
2.3建立多渠道的农业科技推广投融资体系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对于资金的运作要做好严格的管理。经费的运用要有明确、合理的规划，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加强监管，确保推广资金真正用到点上。同时，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渠道投融资体系，制定相关的措施，增加农业技术推广的社会资金投入。政府要做好积极引导与监管作用，利用现在发达的网络媒体平台和资源，宣传地区农业发展优势，打造独特的区位特色，吸引社会各界的支持。
3结语
“以农为本”说的就是，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第1位，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在我国古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农为本、工商为末”。虽然，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但足见农业的发展是多么重要，毕竟没有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原料，工商业又能在什么基础上去发展呢？近年来，我国一直都关注着“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也在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后，应总结经验，吸收和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不断创新，更好地推动我国基层农业技术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春雷．创新农技推广机制推进农村经济发展—莱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运行机制创新情况的调查．农业科技管理，2015，（08）：45～46
[2]姚学慧．落后地区农业推广体制创新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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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经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1.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外界环境是指生态环境和其他影响因素。首先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会相应受到破坏。比如出现了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以及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而这些生态问题会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使农作物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补给，从而造成农产品不能高产多产。然后还有就是农民在完成收庄稼之后，对剩余的麦秆不愿意进行搬运分类而选择用火烧掉，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破坏大自然环境，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发展，并且阻碍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农民素质不够高、学历低。众所周知，农村的教育事业相比城市教育而言发展得比较缓慢，大部分农民得不到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导致农民普遍学历低、素质不够高。显而易见，农民是农村的主体，也是农业经济的主体，农民的学历低、素质低必然会造成农村经济的落后，从而就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
3.农业技术水平普遍偏低。我国的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的指导。但是目前通过对我国部分农村使用农业技术的调查情况来看，除了农业劳动率偏低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农业技术水平低。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推广农业新科技成果的人才缺乏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官网没有被农民重视。
4.农村劳动力较为缺乏。在当今社会下，大部分农村普遍只剩下年迈、无劳动力的老年人和尚在读书的孩童，年龄差距较大。农村里的年青人大部分都会为了维持生计选择去大城市务工，而家里的农务活则被丢给老年人或者直接荒废。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该收获的农作物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收获，该播种的农作物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及时进行播种。这样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农作物不能丰收，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当前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目前为发展农业经济实行的土地制度是，而农民在运用这个土地制度进行农业发展的不断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土地的分布没有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这样就优化不了农业的产业结构，农业的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其生产出来的农作物的质量问题当然也得不到足够的保障，那这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明显没有足够的优势，从而也会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方案
1.适当提高农民的科技知识素质。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就必须得重视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具备的知识水平。显而易见，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的主体，农民对科技文化的知识了解深入了，农业经济必然也会随之得到更好地发展。所以提高农民的知识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提高农民知识素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相关部门人员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电视、广播、显示屏等传播媒体）来进行科技文化的推广，从而更好地加强农民对科技技术相关知识的了解。其次，村上的相关人员应该加大对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的培训。适当提高农民的科技知识素质，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实行土地集中管理制度。因为我国目前实施的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分散从而会使农产品得不到规范化地管理，所以我国相关权威部门应该推崇实行土地集中管理制度。众所周知，土地资源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把土地资源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就要实行土地集中管理制度。原有的造成土地分散，从而造成农作物不能进行集体机械化劳作，导致农作物生产效率较低，生产出来的农作物的质量也不够高。所以相关权威部门推崇土地集中管理制度，这样在收获农作物时可以适当使用机械装备进行工作，比人工劳作的效率更高，也更方便运输和进行管理。
3.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为了有效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技术显然是最核心的一个方法。农业技术也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作为我国的第一生产力，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的重要部分。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提高农业技术呢？通过实践、理论结合从而得出了一些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了优化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我国相关权威部门应该通过运用笔试和面试来选择一些人才，这一批人才不仅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必须得储备有大量的农业方面的知识。然后由他们进行相应的农业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从中寻找出最适合每个地区不同的农业技术。其次，相关权威部门还应该在农业机械配备方面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从国内外引进适合于当地农作物生长的高新配备器材，从而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4.加工农产品，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众所周知，现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要想做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农产品自身的质量、外形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加工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进行农产品的深入加工时，要根据两个原则来进行，第一，要根据现如今市面上的需求进行农产品的加工，这是为了使农产品得到市场的接纳。第二，要根据广大人民的消费需求进行农产品的加工，这是为了辛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获得利益，可以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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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
以人教版职校历史教材为例，首先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教材必修一政治史部分，有9章（教材称之为专题，其中5个专题是中国史内容，4个是世界史的内容）、28节（课本前言上称之为学习内容）、98个子目；必修二经济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世界史各占4个）、26个学习内容、82个学习子目；教材必修三思想文化科技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5个、世界史3个）、28个学习内容、101个学习子目。教材编排先中国史后世界史，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学习内容又按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顺序安排教学，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科技史之间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体现了编者对教材整体性、专题性、时序性的考虑。围绕教材的每个专题，编者又精心选排了子目的内容，力图以点代线，以线连面。教师了解了教材的编排指导思想，通过章节子目形成知识框架，就可以帮助学生领略教材的布局轮廓，进一步使学生形成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思维，从而建构起对人类文明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二、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的标题例读
高明的教学者、学习者往往在关注教材编排体系的同时，还要仔细推敲、理解章节子目标题的内涵，因为标题是文章主要内容的高度浓缩，是精华，是文章的眼睛。
下面以教材专题一为例，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标题的解读。
专题一标题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下面几节的标题分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每个标题含义丰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在学习这一专题前，老师要引导学生仔细解读专题的标题，可以把它分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点”三个组成部分，先界定出“古代”的时间范围，再通过让学生阅读目录和导语了解“经济的基本结构”，进而初步得出传统经济的基本“特点”。
1.本专题的课程标准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2.本专题的知识结构
（1）古代中国的农业。①农业在古代中国被统治者看做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的地位）。②比较成熟和相对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农业的特征）。③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技术闻名于世，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对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农业发展的影响）。④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为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农业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形态）。⑤农业发明和技术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发展的关键）。⑥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统治者大多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控制，保证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中国古代农民的负担和土地制度）。
（2）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以一些关键部门和行业为主，历朝手工业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3）古代中国的商业。商业增强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活力，但由于传统重农轻商的偏见，商人的收入低，长期受到鄙视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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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牛耕技术从产生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也是我国古代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牛耕技术的使用与铁制农具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使用的农具材料往往是就地取材，采用最多的是石头、木头，因此后人根据古人对石器农具加工程度的不同（如早期是打制石器，后来发展为磨制石器），将原始社会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商代时，我国的农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青铜农具，这意味着农具发展到了一个用金属制造的新的历史时期，然而由于青铜来之不易，因此并未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春秋时代，在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创造出了炼铁技术，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铁制农具在广大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特别是铁犁的出现，在我国农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铁犁的出现对于牵引动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力难以适应需要，于是畜力被应用到耕作中。
下面就来说说牛耕技术中的另一位主角――牛。根据考古发现，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水牛遗骨，这说明早在七千年前牛就已经被驯化，到夏商周时期，牛被用于负重、乘骑、拉车等，至于牛耕究竟源于何时，目前尚无统一说法。一般认为是始于春秋，《国语・晋语》中记载有“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也就是说将用于祭祀品的牛，用于了田间耕作，而且穿牛鼻技术也是产生于此时。《庄子・秋水篇》记载“落（络）马首，穿牛鼻。”可见，最迟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了牛耕。
牛耕的方式早期为二牛三人式，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牛一人式。二牛三人式的操作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两人在前，各牵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耕作;一种是一人在前牵两牛，一人在单长辕的一侧控制犁辕，调节耕深，一人在后扶犁。到西汉晚期的时候，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取消了牵牛的人，同时由于出现了可供调节深浅的犁箭，又取消了中间控制辕的人，于是发展为二牛一人式，这是牛耕方式的一大进步。魏晋时期，在二牛一人式耕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简便的一牛一人式耕作，但由于地形和土质的关系，这两种方式在后来的农耕中同时存在。
牛耕技术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社会极大地节省了社会劳动力，提高了耕作效率，扩大了生产规模，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当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促使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制度转变。如今虽然牛耕技术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然而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都将在农耕技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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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问题；农业开发；环境变迁；传统农业
随着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渐趋于白热化。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诸种危机，诸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的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而表现出的“人祸”，即是人类自己所亲手酿造的恶果。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开发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为一个农业素称发达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许多学者在追溯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根源的时候，也自然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所关注，甚至远溯至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奠基形成，认为此即祸患之始也。这些认识的产生，在当前生态问题空前严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当的警示意义；但仔细推究，这一结论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实依据，而其研究问题的方式与思路也似乎与历史研究的本质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种结论与思路的产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对生态问题产生主要原因与时代的关注视线，虽然减轻了今人的内疚与自责，但却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
正确地认识与估价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孤立地从其某一个方面简单地臆测或武断，而是要系统地、全面地考察，即需建立一种“整体史观”。对于古代农业开发经营中的生态问题的认知，也同样需要如是视角。在古代社会，在农业生产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条件下，认识农业经营开发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必须把其放在一个长时段下系统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在注意农业开发经营所产生的诸如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等消极影响同时，还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其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尤其是从社会时间这一角度权衡把握二者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农业开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先民赖以生存延继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诞生以来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人类诞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经济方式是采集与渔猎，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茹毛饮血，生存条件相当的恶劣，故此，探寻新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了人们的共同愿望；而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一探寻过程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完成的。应该说农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不仅使先民在解决生存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别”的历史进程，也因为如此，其在传统社会一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这一点也是农本观念最基本的含义。以之为基点，还衍生、引申出许多的涵义：“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谐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番殖于是乎始，敦庞憧纯固于是乎成。”[1]
其二，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华民族兴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纽带。中华民族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以辉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成就的获取，不能不说与农业的开发经营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反顾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炎黄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于对农业的关注，而此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也是以传统时期农业的开发经营为主要载体与途径的一个逐渐凝聚的过程，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农业开发经营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三，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基础。正是以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文化的发展迈进为基础，我们的先民不仅率先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而且创造了一系列的灿烂辉煌，使得古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国的农业文化还是构筑中国传统文明最基本的要素与基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念、思维以及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农业文化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基。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忽略和否认的事实，也应该成为我们探讨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农业开发经营中生态问题的历史性
生态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不可辩驳地说，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与历史时期若干生态问题的逐渐积累密不可分；而当时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与农业这一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联系。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即与原始农业时期“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3] 这一刀耕火种式的农作方式相关，与传统时期农业区域性拓展过程中的与山争田、“斩伐林木亡有时禁”[4] 相联系。再譬如生态脆弱地带的土壤荒漠化问题，也是与历史时期农业发开之触角延及诸多生态脆弱地带，破坏其植被相关。考究史册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经对当时的生产与生活产生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如秦汉时期的贡禹在探究当时灾患频仍原因时的“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之谓、刘向在《别录》中的“唇亡而齿寒，河水崩而其坏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时期类似的记载与言论则更为丰富。对于这一点，不仅已为众多的学者所充分地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历史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踪迹，故此不再赘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一问题过分地简单化。既然其是一个历史过程，就意味着传统时代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如我们今天一样如此严峻；而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对环境作用程度相联系，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面临生态问题的内涵也是有所差异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把其放置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的长时段中加以分析。环境史研究成果表明，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而其分界点分别为1492年和1969年。[5] 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的严峻以及人类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始之于近代化，这同样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所以有些学者就曾明确地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产生于市场机制”。回顾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严峻，同样也是始之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及其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日增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不宜对传统时期生产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予过分的夸大。
再具体到中国古代历史内部来看，我们也同样不难发现，真正的、整体性生态问题的凸显也是始之于明清时期[6]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以后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生产力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从各个角度、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总量的方式与。人们一方面从提高单产的角度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提升精耕细作程度，这是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在这一时期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的基本动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开发之，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设施与环境……等等。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纵深的、内涵式发展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也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因此，农业横向的、外延性开发，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的。同时，由于宜农之地早在历史时期就已经开发殆尽，所以其触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岭、草原牧场、水泽湖泊，宋元而始的与山要地、与水争田之趋势至此而达到高峰：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地区，人们围垦湖面及滨江濒湖之洲滩，以致出现了“江右产谷，全仗圩田。从前民夺湖以为田，近则湖夺民以为鱼”[7] 之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则大量围垦荡地，至明中叶已是“草荡多被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再掀，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全无耕牧”，但“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人烟稀少乃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更是当时开发之重点区域，“国家承平，二百年兹矣，各省生齿繁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开垦”[8] ，尤以鄂豫陕交界山区之开发最盛，“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以致于“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师承瀛：《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三道总说），“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清·嘉庆《建始县志》）
明清时期的大规模农业垦殖，虽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缓解需求压力之利，但又因其重点区域大都为生态脆弱之地带，且开发经营也往往缺乏规划、不计后果，所以也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9]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此前大都“林木葱茂”，但由于明清时期的不断垦殖樵采，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以刀耕火种之粗放形式为主，故导致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如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则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后期以后，许多河流“水道渐隘，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江濒湖去处，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以致“水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使得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卷3），筑城后将“四周空闲肥沃地土”拨给军士，“听其尽力开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5），遂致其逐渐沙漠化。明后期，在长城沿线，“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是很常见的现象。到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由于汉人大量进入蒙古草原垦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为沙漠。
总而言之，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相适应，传统农业经营时期的生态问题总体上不宜过分地夸大；而在其内部，也经历了由区域性到整体性、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微到渐次严峻这样的过程；是明清以降，这一问题才真正显现，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三、农业开发中生态的区域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资源等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有不同的自然带之划分；而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环境，又与一定是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不同的带。因此，作为自然再生产与再生产结合的农业生产，其开发经营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性，也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也就说，农业经营方式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否相适应、和谐，这是最终是否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之大小的关键。具体到古代社会，也同样是如此，农业经营在一些地区引发了生态问题，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带，农业的过度开发的确带来严峻的生态问题，甚至有些真是所谓万劫而不复。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拓进、即其横向性的，是中国农业历史发展中最为主要的内涵之一。可以看出，在这一进程之中，中原农业民族以农业技术体系的率先成熟为动力，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依托，以体系强劲的政权为后盾，使得农业这一生产方式得到不断的拓展，不仅在各核心农区内大致呈现出一个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很早即把开发之触角延伸到了诸多非宜农地区，实质上历史时期以农牧分界线迭移为标志的、农进牧退之历史巨剧，即是这一进程的反映表征。在农业经营方式扩展的进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缺乏和经营中的某种无序性，自然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文我们所提到的明清时期山地开发所引发的森林缩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其生态环境总体上就相当地脆弱，而过度的农业开发又很容易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典型如秦汉时期盛极一时的河套平原开发，当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等举措，很快将阴山以南、乌兰布和沙漠以东的广大农牧交错地带发展成为了新的农区，“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0] ，富庶几欲关中相媲美，故号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这里则是黄沙漫漫，昔日的繁盛与辉煌早已成为了历史遥远的回忆。类似的例子在这一地区还有很多，都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因素的这一特殊性，也使得农业经营在诸多宜农地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环境。譬如水利的兴修，其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是相当的显著，甚至可以说，水利从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著名如大禹治水、关中水利网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兴修……等等，其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载郑国渠渠就之时，“用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后，“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国”之谓。除此之外，具体到农业技术体系内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观生态环境的措施与意识，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做专题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多元性
诸多的事实表明，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多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人类生产、生存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包括了自然环境自身的变迁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如地质变迁、气候干湿变化、气温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可能引发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之后的结果。
首先，从长时段来看，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基础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相对脆弱的环境基础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表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就与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范围广大的古沙源相联系，虽然其在全新世适宜期发育了一定的草原植被，但却相当脆弱。正是因为这种固有基础的脆弱性，所以当农业开发的触角延及这一地区之后，便会很容易破坏这种区域性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而且其恢复也往往是相当的困难。另一方面，所谓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巨大变迁，实质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为的因素是间接的、细微的。众所周知，与人类历史发展演替一样，大自然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化过程，这其中包括了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地质变迁等诸多方面，其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时期诸多的生态问题，实质上很大程度的与这些自然因素变迁相联系。典型如楼兰古国的突然湮没，世人就有诸多的推理与猜测，如战争说、过度开发说、气候变迁说、冰川说、沙漠风暴说、河流改道说……等等[12] ，其中大都归因于自然因素变迁。有些学者还运用卫星遥感考古资料从环境地质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认为楼兰古国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地——孔雀河上游先后出现过两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断供水源而导致[13] 。另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西北的气候环境在经历了距今4000年前的气候恶化事件之后，就大致呈现出一个由暖湿而干冷的变化过程，这一点也似乎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这一变化发展事实上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应该有必然的联系[14] 。
其次，人为因素是诸种生态问题产生的主导，在自然变迁的基础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进程。从历史时期生态问题的产生、发展来看，的确大都如此。如上文我们所谈到的西北地区沙漠化发展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诸种活动破坏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发，并伴随人类活动的深入而加剧的；而这一进程似乎又以农业的开发与发展为其最主要诱因。史籍记载中反映农业开发过程中伐木毁林的史料就相当地多，如居延汉简中的所见的“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记载，就是一个例证。也因为如此，“加大了对植被的破坏程度，导致历史时期西北生态状况每况愈下，呈逐渐恶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西北地区后来出现的大沙漠即肇始于此。”[15]
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在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诸种人为因素中，除了农业生产方式影响的长期积累之外，也包括了诸如战争、建筑兴修、城市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从历史记载来看，似乎诸多文明的陨落更多地与战乱直接相关，典型如东汉时期西域屯田的“三兴三绝”，即具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西北农牧交错地带，自秦汉始即为战乱纷争之地，因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农业开发的破坏外，可能也与战乱戕害联系。应该说，战争的破坏作用，除了表现在、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之外，还应该包括生态领域。此外，与农业经营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如历代的大兴土木，即对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史籍中同样有相当集中地反映，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谓：“宫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学者阎绳芳文曰：“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以致于“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总而言之，对生态环境问题致因的诠释，不能仅仅关注于某一点，而应该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
五、农业经营中的生态思想与经验
农业生产是再生产与再生产相结合的一个生产过程，因此其与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农业生产与势必对自然环境产生诸种，客观上改变着生态环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农业生产作为一种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地面临着环境。从这一特点出发，农业生产者必然会在主观上产生改善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某些意识，并以之为指导而注意把握自然、生产经验。探究传统的农业技术与文化体系内涵，实质上也的确不乏类似的诸多。
首先就是思想层次上的“三才”。“三才”理论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一种自然观，即《吕氏春秋·审时》所谓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农业生产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深刻地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依相亲、协调统一的关系[16] 。这一认识，不仅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内涵，而且也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渊源。因此，以之为指导和基本出发点，即有了所谓的“时禁”与“三宜”，即不仅要求开发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而且还有必要树立一定的生态保护观念、明确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17] ，以达到永续性利用的目的。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时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谓深得其旨。这一天人观，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思想。
其次，在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也包含了诸多改善生态环境的具体技术与环节，典型如改土肥壤技术、农田水利环节。伴随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的扩展，农业生产的环境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必然会面临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18] 。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先民不仅很早就认识到土壤性质的多样性，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类体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改土肥壤的观念和技术措施，如观念层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说、“地力常新壮说”；如技术层面上以恢复地力为宗旨的轮作制度、用肥技术等等。这些技术措施与环节，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此外，我们上文所涉及的农田水利之兴修，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同样是相当显著的。
再次，我们就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体系整体的发展趋向而言，实质上也是在朝着对环境有利的方向发展，耕作制度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回顾中国农业史之演进进程可以发现，耕作制度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时期的休闲耕作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连种制度——秦汉魏晋以降的复种制度、套作制度、轮作制度。与耕作制度变迁的这一取向相适应，实质上还包含了耕作技术发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渐向精耕细作迈进，这些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因此，继承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农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与借鉴。
结 语
总而言之，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对其的与认识，应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并放置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下系统的考察：既要关注其消极影响，也要尊重其重大贡献，有必要权衡比较二者在谋求人类的生存及生存条件改善这一内在统一中的关系；既要注意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同时也要适度考虑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其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与程度；既要注意农业开发在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不能忽略生态问题的产生从来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这一基本事实；既要看到开发与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也必须注意二者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互动统一关系，等等。只有这样历史的、系统地考察这一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归因于历史、归罪于先民，这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时期农业开发中的生态问题给予的分析与评价，也才能真正地直面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并最终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注释
[1] 《国语·周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2] 张岱年：《序》，见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 《盐铁论》卷一。
[4] 《汉书·禹贡传》。
[5] 包茂宏：《环境史：、和》，《史学理论》2000年第4期。
[6] 确切地讲，早在宋元时期，由于与的不平衡、尤其是区域性人口分布不均的，在江南一些人口密集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水争地、与山要田”的这种不计后果的农业开发趋势，但其规模化、持久性的发展则是真正始之于明清两季，尤以清代最为显著。
[7]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留致江西新抚部陈玉生书》卷27。
[8]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9] 高寿仙：《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0] 《汉书·匈奴传》。
[11] 《史记·河渠书》。
[12] 中国社会院新疆分院考察队：《罗布勃地区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
[13] 何宇华、孙永军：《空间遥感考古与楼兰国衰亡原因的探索》，《考古》2003（3），77~81。
[14] 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卓著的研究成果，如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等等，都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大致经历一个由暖湿而干凉的过程。
[15] 陈业新：《秦汉时期西北开发史鉴》，《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6] 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化中的价值》，《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