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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优势范文1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2013年1月，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是否结束，会有哪些问题？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改变社会抚养比，社会抚养比越高社会整体负担越重。如何顺利渡过这一艰难时期？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少。从2009―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受到挑战。
国内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争论很激烈。其中对“人口红利”的结束点争论最激烈。蔡（2008）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劳动力短缺终将成为现实（蔡 2006），中国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王德文（2007）等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王涵语等（2008）研究老龄化对于人均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在2035年前处于人均经济增长率为正的人口红利期。学者陈友华（2005）、马瀛通（2007）、王桂新（2010）、解保华（2010）等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袁志刚（2010）也否认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但关于经济体人口红利期的机会窗口大小和起止时间以及严格的界限，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国外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并且实证研究很多。Bloom等发现东亚崛起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政策允许这些国家充分发挥了由人口转变所创造的潜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25%―33%。Bloom和Canning（2002）也发现缺乏人口红利是导致非洲经济相对贫穷的原因之一。Wang和Mason根据Bloom（1997）等的相关文献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为其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机会，并且“政策环境的支持”有助于产生机会效应。Aiyar和Mody根据印度22个邦1961-2001年的10年期面板数据识别了印度的人口红利，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印度经济加速增长应归功于本国的人口结构，并且在未来20年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每年2%。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人口红利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悲观的预言者看到中国劳动力比重将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而降低，进而得出人口红利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的结论。而更积极的学者，考虑到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迁，在人口红利保持基本稳定状态下基础要素的空间转移和形态的转变也会改变经济的增长曲线，认为利用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内在的相互性能够有效避开“人口债务”陷阱。
辽宁省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问题是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系统地研究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预测“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于辽宁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有数据表明，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辽宁省不同，省际间的劳动力是相互流通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累计外省流入人口达170万人，主要聚集在沈阳、大连、鞍山三个城市，绝大部分为劳动适龄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居多，辽宁省“人口红利”不会马上消失。经济发展与人口政策并行，“人口债务”是我们必然会面临的问题，必须正视它，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能力、削弱竞争能力，社会抚养比提高导致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提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作者：辽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硕士）
参考文献：
[1]蔡：《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7期。
[2]王德文：《人口低生育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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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持续性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 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 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 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 增长率达到9.6%和8.7%。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 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 , 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 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 这些国家( 地区) 的高经济增长, 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 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 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 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 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 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改革开放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经济得以收获人口红利并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比较优势;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为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人口红利具有动态性, 它在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衰减、消失并最终转化为人口负债。
按照学者普遍认为的当人口总负担系数（总抚养比） 低于50%时就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中国1995 年总抚养比为50.22%，1996 年总抚养比为48.81%，低于50%，被认为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间总抚养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总抚养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个百分点。但总抚养比内部变化方向却不相同，少年儿童抚养比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为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间，少年儿童抚养比从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个百分点（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同时也说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老年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面临着较大的养老压力，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漏损。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学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大约持续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将开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认为，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 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预测，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45为“人口赢利”期，中国可经历1995―2020年长达25年左右的“赢利”阶段，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50为“人口赢利”期，可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 年左右的“赢利”阶段。刘家强、唐代盛预测认为，从2005―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也就说我国还有20年“人口红利”期，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 相反, 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三、实现人口红利的措施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 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 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是自动的，它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要获得“人口红利”需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扩展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因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创造财富，获取“人口红利”。因此，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等，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以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时，要做到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优先其他政策，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优先社会收人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优先其他要素市场等等。
（二） 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进入“人口红利”期时间不同，特别是西部和欠发达省份，即使进入“人口红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会错过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机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人口红利”获取条件的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延长了城市和发达地区老龄化的进程和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城市和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找到工作，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利用各地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和不同地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因此，要对以户籍为核心的政策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城市也要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者能在城市就业，充分享用从农村地区转移过来的“人口红利”。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得以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三）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想获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红利”，不仅仅要发挥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还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会消失，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源泉。加强和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必须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因此，要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仅要加强义务教育，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劳动力在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健康素质是劳动力参加劳动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高有利于防止“ 红利” 变“ 亏损”。提高现有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实现和扩大“人口红利”的问题，而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如何保存“红利”、防止“红利”侵蚀的问题。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有两项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红利储蓄起来，为获取第二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其次，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实行旧体制，但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
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养老负担率降低；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兑现第二人口红利。
（五） 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许多老人退休后余寿还很长，如果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负担很重。其实很多老人退休后身体还很健康，具有很强劳动能力。如果小步渐进推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缴纳养老保险费年数，既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又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同时，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相对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了“人口红利”期，如果把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 岁逐步推迟到65 岁，可以延长劳动年龄人口5 年劳动时间，为进一步获取更大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均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保罗舒尔茨《人口结构和储蓄: 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 . 经济学(季刊),2005(3)
[2] 李文星, 徐长生, 艾春荣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 1989-2004 》[J].经济研究,2008 (7)
[3] 马瀛通 《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J].中国人口科学, 2007 (1)
[4] 田素华, 徐明东, 徐晔《人口红利、流动性短期过剩与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供给-对2008-2010 年中国金融市场走势的判断》[J].金融研究,2008 (9)
人口红利优势范文3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人口转变；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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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人口红利优势范文4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导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飞跃式”发展，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安德鲁·梅森，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未来国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经济持久增长的维持。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于国家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已产生争论，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本文针对这些结论，聚焦具体争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本文观点。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争论包括：（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即中国人口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发展）（2）若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多大。（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本文将对三大争议进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争论点
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引入中国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且中国正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认为，人口转变使中国从1960年开始享受人口红利，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王丰和Mason（2005）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认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充裕，同时伴随着较轻并日益降低的少儿和老年负担，促使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阳（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人口红利。穆光宗（2006）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穆光宗（2008）还认为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贺菊煌（2006）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它同时也会引起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蒋正华（2011）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红利，他认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更多压力，而不是红利。
针对上述学者不同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给，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2.中国若存在人口红利，它有多大？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有多大，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数据及相关模型得出了结论。王丰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时发现在1960—2000年之间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的贡献为8.3%，而改革开放后的1982—2000年间这一数字为15%。武剑（1999）研究发现，由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总抚养负担对人均GDP增长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负担每下降一个单位，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0.115个百分点。在考察期间，中国总抚养负担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6.8%。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负担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陈友华（2008）构建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化数学模型，测量了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对中国每年GDP贡献份额超过10%。钟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个国家1961—2003年的数据，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转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46%。王金营和杨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国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车士义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国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升0.028个百分点。车士义，陈卫和郭琳（2011）运用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
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对于中国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多久，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是：一种观点以陈友华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陈友华（2005）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一直要持续到 21 世纪30 年代初，前后历时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学军（ 2003） 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一个观点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将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前后。王丰等（2006）和马灜通（2007）的研究结论也支持此观点。
众学者观点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定义的界定没有选择统一标准。根据文中人口红利定义，结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见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变优势，该时期将在2015—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三、结论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很多学者（Bloom，蔡昉，Mason）都进行了长期研究，其中不乏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明显存在，中国人口红利多大和能持续多久。很多学者从自身视角给出结论。本文阐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研究给出观点。
本文肯定人口红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时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结束。为了能够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大力促进就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变。通过执行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设计，中国必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进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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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优势范文5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削弱,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加速。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将彻底消失。而从沿海蔓延至内陆的“用工荒”、高企的用工成本、不敢轻易对员工开口说“不”的HR……更是似乎要用不断重复的事实为这一结论做出佐证。
“中国整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而言,一方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的剩余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企业必须通过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抵消人力优势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创新的本质因素更是人的问题。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才,充分发挥HR的角色职能,成为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HR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外企服务分公司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刘易斯拐点到来
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理论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有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劳动力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及城市部门完全吸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这个均衡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消费性人口比例上升,生产性人口比例下降。此前媒体频频报道的“人才荒、用工荒”便是例证。
此外,以北京市餐饮行业为例,餐饮服务人员的工资近几年翻倍上涨,有工作经验的大厅经理月薪几乎与办公楼白领的薪资相当,甚至更高。这都与餐饮服务行业人才的缺乏有关。另外,由于北京市保姆的缺乏,家政服务人员的薪资也不菲,保洁工的时薪目前在35元/小时左右。并且这些服务业人员均从北京市外农村而来。
未来不仅企业很可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而且高素质人才的争夺也在加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目前人才资源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也会发生逆转。
教育溢出效应
前述人力资源专家认为,人才的教育培养肯定是人才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对人才的选用和留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比较少,国家已经开始在逐渐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教育红利外溢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大幅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
专家认为,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升,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提高,就业总量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将收获就业总量红利。教育发展的直接产出,就是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扩大就业规模,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不会下降,反而会持续上升。
人口红利消失倒逼HR转型
后“人口红利”时代,HR转型势在必行。不过,企业转型现状却不容乐观。有调查显示,在今年经济形势稍弱的状况下,虽然有51%的受访企业认为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但“尚可维持”的企业的比例也高达31%。而对于HR转型,仅有8%的受访企业处在“转型中”,认为自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不好,急需转型(转变)”的比例为5%。
人口红利优势范文6
拐点闪烁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人口对少儿和老龄人口的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得益于人口红利，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拳脚打遍全球，中国产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曾经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持平。在人口红利福荫之下，中国成世界最大投资热土，垒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70多家在中国落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多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水平，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GDP总值为1339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人口红利正渐行渐远。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权威资料显示，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高速增长，到90年代增长相对放缓，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
而国新办9月10日《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2035年，中国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届时，中国人口红利尽失，人口红利转化成人口负债。
随着人口红利渐失，“民工荒”悄然而至，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或倒闭或迁至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特别是今年以来，由于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经济回暖向好，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无奈之下，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而始于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运作30年后，中国特殊的独生子女群体已进入婚配期，1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的家庭负担已成社会隐患，低工资家庭不堪重负。30岁左右的一代人要为行将到来的白潮戴上沉重的十字架。
未雨绸缪
在拐点闪烁之时，中国要设法延长人口红利衰减时间，而延长退休年龄不失为一个良策。目前中国相关部门正酝酿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延长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倘若这一构想得以实现，中国人口红利时间至少要延长10年。但延长退休年龄会产生新的社会不公，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待遇会受到很大影响，需要谨慎行事。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而延长退休年龄只是权宜之策，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红利衰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必须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劳动者素质教育、适当放宽生育政策等几个方面来应对。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硬币有正反两面，人口红利渐衰也有好坏因素，从正面意义来说，人口红利渐衰可逼迫中国经济尽快转型。要从粗放式经营转变为精致式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从依赖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低端产品，转变为依靠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高中端产品，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压缩落后产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企业利润。这样，即便在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只要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人口红利衰退带来的巨大风险。因此，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让价格体系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进行科学配置。要完善科技自主创新机制，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结构布局，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建立起低碳经济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减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