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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范文1
一、人口红利的含义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殊人口年龄结构所产生的效应。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同的，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抚养率较低的时期，因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政策措施而形成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来看，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相同的，但是二者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人口红利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是在人口结构有效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越来越高，这就说明我国进入到了人口红利时期，对于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富足，人们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抚养比率较低，有足够多的时间投入到经济发展中，这就为我国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具体来看，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
1. 人口红利使劳动供给不断提升
要想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只有劳动力供应较为充足，才能够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而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就能够提升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能够使得劳动供给不断增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员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为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基础。
具体来看，在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劳动的供给，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就相关的分析可知，婴儿潮出生时期的人口当前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高峰期，这就使得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提升，而人口抚养的比例不断降低，从而有助于这些家庭更好地提升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其次，从当前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家庭规模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中，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这就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家庭开始从非生产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移，如此能够使得人们投入到劳动中的时间得以延长，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有利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化的状态，就能够为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提供基础。
2. 人口红利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相对而言，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研究通常都是围绕储蓄与消费来探究的。理性消费人员通常会依据自身的收入情况来进行消费支出的分配，通过对劳动力的具体生命周期进行分析可知，在适龄劳动年龄，如果收入高于消费，那么通常会将消费之后剩余的部分转化为储蓄，所以可以说适龄劳动人口就是储蓄人口。而人们在老年时期和少儿时期往往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消费，所以这个阶段的人口可以说是处于消费人口阶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人口红利期，人们的抚养比例较低，负担较轻，而劳动力却比较高，这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储蓄人口时期，从而能够为社会带来较高的储蓄率，积累大量社会资本，从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三、人口红利持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由于在 2035 年以后我国可能会进入到人口红利的结束时期，劳动力供给优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将会消失，所以我国政府当前应当抓住这个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合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为后期经济实现良好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应当做好发展观念的更新。不同级别的政府、企业等都应当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来进行工作的开展。第二，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要合理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定，构建有效的激励措施，增强科研部门、企业等的创造力，为技术创新与进步做好基础。
2. 推动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重，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将会更重，为了减少负担，可以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老年人口并不是完全的消费人群，其经历比较丰富，因此政府可以在满足老年人工作意愿的过程中，为其安置短期或长期工作，为他们提供发挥余热的有利条件。还可以构建激励措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充分对其人力资源进行利用，为经济的更好发展做贡献。
3.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我国政府应当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教育力度，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打好基础。要想促进未来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必须要从人才发展入手，不能单单依靠资源、劳动力、资金等，合理推动人才质量的提升，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以此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应当构建科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根据人才的结构合理进行政策制定，为人才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好基础。
结束语
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人口红利时期应当做好经济发展策略的有效制定，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建立科学化的人口红利对策，使人口红利时期能够得以有效延长，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作用范文2
【关键字】 人口红利；江西；收获途径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10-01
一、江西省人口红利状况分析
（一）人口红利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在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问题成为很多学者研究对象。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由于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在人口学中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蔡昉、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昉认为我国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即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另一种是以Bloom，Williamson，余南平，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
对于这两种观点，本文更倾向于前者的观点。其实第二种观点也没有否认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同的是后者更加强调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创新能力为主，这种转变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样可行。当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二、人口红利收获途径分析
(一)国内外相关经验介绍
上世纪50―60年代，为了充分利用在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丰富劳动力人口，日本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日本既满足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大量劳动力供给的需求，也通过人力资源积累来实现科技创新，从而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韩国在其人口转变的同时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另外，中国台湾在劳动力人口数量多的情况下，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
(二)收获途径探究
现阶段，江西省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一段丰厚回报期，但随着人口老龄化、“未老先富”及“用工荒”等问题的不断强化，人口红利危机也相应的存在着。从江西省统计局2010年的《江西人口红利形成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文中可以了解到，江西省的人口红利期预计在2035年左右消失。因此，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之前，探究人口红利的收获途径显得尤为重要。前文简要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期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该借鉴相关经验，结合江西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进行产业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岗位出现空缺，这些用工矛盾最为突出的岗位是普工、一线操作员，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的甚至一年到头都在招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处置这些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其面临的这种“用工荒”现象得以缓解或解决。当然，政府既不能把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部关掉，也不能全部向其他地区转移，应该转变其经济发展方式，实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
第二，扩大就业，大力促进就业型的经济增长。面对江西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稀缺的资本资源，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结构的进程中，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突出的位置。在江西获取最丰厚人口红利的时期，如果无法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则必将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竞争优势丧失。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政策时，应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促进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作用范文3
内容摘要:“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但它的兑现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当它在良好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兑现时,则有利于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和应对老龄社会养老挑战。
关键词: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 抚养比 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8年到2005年每年的《世界人口现状》中都提到“人口红利”这个词(王洪春,2006)。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又称为“人口红利期”等。本文在明确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主要阐述它与经济增长、储蓄率、财政收入(政策)和养老保险之间关系。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
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历一个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孩子多了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从而阻碍一国物质资本的投资,影响国民经济增长。8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微。在过去,经济学家又开始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是有影响的。联合国的报告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人口增长本身,同时认为人类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会导致可就业人口与其需负担人口之比的提高,同时,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更多的妇女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要劳动力市场能够吸收更多的工人,人均产出就将增加,这就创造了“人口红利型”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生育的减少使得父母有更多的钱投资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创造一个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人口。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发展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这种作用的显著性不尽相同。认为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能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般来说,当少年儿童或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蔡,2004)。
事实上,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是自动的,它需要兑现匹配性条件。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具生产性,同时还有良好的机制(主要是促进就业)诱致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相对应的高储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现实地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只看到相对数的存在就认为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就认为具备创造经济奇迹的机遇,是失之偏颇的(穆光宗,200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注意人口转变过程中“红利漏损”问题,人口红利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只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才能兑现人口红利。如果失业问题长期化,总抚养比就不能真实反应人口的经济负担,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必然会打折扣,就会存在“红利漏损”(刘家强、唐代盛,2007)。
“人口红利”与储蓄关系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储蓄率与国民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就是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高,储蓄率就高。如果边际消费倾向高,国民储蓄反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不过,高储蓄率与经济发展阶段有明显的相关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都很高。在中国高储蓄率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于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趋势,大多数理论从政府动员储蓄和金融市场发育状况等角度进行解释。然而,在这些解释中,人口转变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因素则被忽略了。实际上,家庭规模、人口结构和城乡分布对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Leff(1969,1971)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Ram(1982)利用1977年128个国家截面数据进一步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通过人口转变(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对储蓄率的影响的研究发现人口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性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据测算,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王德文等,2004)。
“人口红利”与财政(政策)关系
“人口红利”期工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年轻的劳动力均是净储蓄者,同时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赡养老年人口负担减轻,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增加财政收入;储蓄和财政收入增加进一步增加投资,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财政收入和更高的储蓄水平,从而进一步成为促进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红利”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而要将这较短的而又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首要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能充分就业,因此必须辅之以及时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调整: 选择促进就业导向的财政政策。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同时,扩大就业还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一,政府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对创业者要给予倾斜,在税收上予以优惠,要为创业者在小额信贷、社保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第二,政府除了制定以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为取向的宏观财政政策以外,还应加大对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企业的财政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增加公共投资项目和落实减税政策来扩大就业和控制失业率。第三,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帮助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政府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大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扶持力度,防止“人口红利”的流失(漆莉莉,2004)。
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转移的财政政策。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大小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因此,财政政策的取向首先应考虑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发展农村和农业,要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进一步“开放城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制定各种符合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财政政策,实现“人口红利”的充分兑现。
选择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财政政策。“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在享受“人口红利”之后,我们将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财政应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应迅速转向完全积累制,同时将非正规就业人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一方面,实行完全积累制可以降低未来社会养老负担,使养老负担率的分子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人口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以扩大分母,增强社会养老负担能力。
“人口红利”期与养老保险关系
低出生率和人们寿命的延长最终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负担。一旦人口变迁的过程完成,人口红利收于囊中,各国政府又将面临养老挑战,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就需要未雨绸缪为应对养老危机的挑战做好准备。
人口红利期与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以完全积累制为主的三支柱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是“人口红利”期的现实选择。结合世界其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提供,以现收现付为基础,政府通过征收与工资相关联的税收(或缴费)来筹集资金,养老金给付则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关联。第二支柱是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采取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储蓄形式,基金由合格的金融机构管理,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第三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自愿储蓄计划。企业年金是企业为职工提供一部分养老金,以提高职工晚年生活质量的补充养老保险;自愿储蓄计划是指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情况,选择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各种年金计划,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养老储蓄计划,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在三支柱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中,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应该为主体,这不仅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以应对以后出现的养老金支付高峰期的挑战,而且可以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获取“第二人口红利”以及充分挖掘并延长转瞬即逝的“人口红利”(陈泽华、袁友文,2006)。
“后人口红利”期的养老危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关闭后,将迎来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养老危机。来自世界银行一组数据显示,按照1997年以来执行的制度,如果没有任何财政补贴,即养老体系的赤字完全由当年缴费承担的话,要使养老金体系达到资金平衡,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承担的费率将达到工资总额的37%。长期依靠高缴费率和财政补贴支付养老金带来的压力将使政府和参保者不堪重负。由于缺少资金积累,当前发放的养老金只能以在职职工缴费来支付,不得不维持高缴费率以应付收支压力。测算显示,中国养老金体系在未来几十年中除了短暂的“人口红利期”略有盈余外,将长期处于赤字状态。除非中国在“人口红利期”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及时改革并积累足够的资本,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抚养比例上升带来的压力,否则防范与化解养老金危机的机会将转瞬即逝。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退休保障缺口增大,养老金负债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波及货币政策(吴学安,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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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家强,唐代盛.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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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范文4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01-06；中图分类号：C061.2；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得到证实（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 ；蔡P，2004[4]）。目前，研究者们更为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口转变结束之后，这个增长源泉（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Lee，Mason，2010[5]；Van der Gaag，Beer，2014[6]；陆D，蔡P，2014[7]）？第二，在持续低生育率的老龄社会，人口变化是否还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机会（World Bank，2016[8]），或者说，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抵消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带来的不利影响（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颖等，2016[10]）？这两个问题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因为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李建民，2014）[11]。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丰厚人口红利的人口转变结束之后，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才能够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来源、结构和机制的深入认识。
一、人口红利的来源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给经济带来的一个增长源泉。有研究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1960―199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对人均产出提高的贡献率接近20%，在亚洲和欧洲这个贡献份额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一般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个体（家庭）经济行为变化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人口红利有三个直接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和劳动年人口比重提高，这种变化增强了人口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能力，进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这种“年龄结构效应”（Bloom et al.，2009）[12]，也被称为“第一个人口红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美国人口经济学家Coale和Hoover （1958）[14]所揭示。第二个来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死亡率下降减少了劳动力的减损，而生育率下降则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 et 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仅从绝对规模上扩大了劳动供给，同时也强化了“结构效应”，使得第一个人口红利更加丰厚。第三个来源是个人和家庭面对因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变化而在决策和行为上（如储蓄、劳动供给、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被称为“行为效应”（Bloom et al.，2009）[12]。这种行为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激励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资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为父母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预期寿命的延长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决策、储蓄决策和退休决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条件下，人们会主动调整自己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和风险应对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 et al.，2003[20]），这些微观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增加储蓄、劳动力供给和对子女教育与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观层面上聚合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促进资本深化和创新。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效应”就是“第二个人口红利”（Mason，Lee，2004）[9]。
从来源上看，第一个人口红利与第二个人口红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个人口红利主要是一种结构效应，第二个人口红利则主要是行为效应。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也存在着行为效应，如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及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等。同样，在第二个红利中也存在着结构效应，如延迟退休可以推迟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终结时间和减缓负担比加重的速度。同时，两个人口红利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第二人口红利是对第一人口红利时期形成的有利条件的释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杨英，林焕荣，2013）[21]，或者说，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已经蕴含了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机会。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积累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是第二个人口红利期国民储蓄能力的重要基础；其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收益是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中对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再次，两个人口红利在时间上存在着一个交叠时期。由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长短取决于人口转变的速度，即人口转变的速度越快，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就越快，达到的负担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红利期就越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来说，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可以持续40多年，那些人口转变速度比较缓慢的国家的人口红利期甚至可以持续50年，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转变非常迅速的国家，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则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出生队列，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加入劳动力，他们接受了比父辈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这个人力资本增量实际上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就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从人口红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个概念，即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的生产性是基于人是生产者这一基本前提而产生的。人口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不同的人在劳动能力、劳动力供给行为和生产效率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有这些具有不同经济特质的个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产性，或者呈现出生产性的强弱之别。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转变而带来的人口生产性的提高。其中，年龄结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可以提高人口的生产性和储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则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转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与人口转变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储蓄、劳动供给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的结构
人口红利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人口经济现象，包括了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按照这个认识逻辑，我们就会面对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红利的结构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二是不同国家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需要做严谨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此仅做理论上的探讨。
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是储蓄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红利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效应并非总是同时发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这种结构差异会影响到不同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和发展的中期阶段，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因此，抚养比减轻导致的储蓄率提高就成为人口红利中的首要因素，因为储蓄率提高可以为经济增长注入所需的资本，而投资增长则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纳剩余劳动力。从中国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绝大时段，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口红利的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临近“刘易斯转折点”（蔡P，2010）[22]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时候。
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来源主要是个人（家庭）的行为效应，因此，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更为鲜明。首先，因为每一个人（家庭）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因此，尽管每一个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行为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微观行为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水平和结构。其次，相对于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第一个人口红利已经终结的老龄化社会，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在规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劳动力的队列规模，如果要使整体劳动力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前提只有一个，即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一个队列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一个队列人口的劳动总产出并不会随着这个队列规模的缩减而成比例减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储蓄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稳定。以储蓄为例，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储蓄率提高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消费剩余，之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出现了目的性储蓄，但基本上都属于短期储蓄行为。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人们的储蓄动机主要是为了更长的老年时期的生活做经济储备，因此是一种长期储蓄行为，这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终结？
对人口红利结构的解析和对人口红利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判断。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蔡P，2006[23]；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续第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国外学者关于第一个人口红利终结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动态特征，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口红利就转变为“人口负债”（Van der Gaag，Beer，2015）[29]，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人口红利期转变为人口负债期。也有学者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定义“负担比”，即从有效劳动供给角度判断生产者与被负担者之间的比例关系（Mason，2007）[30]。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6）[8]在一份报告中把人口红利期的变化划分为4个阶段，或者说，把世界各国划分为4种类型：（1）处于前人口红利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4左右；（2）处于人口红利早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小于4，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3）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还不快；（4）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较高并将继续提高。
国内学者的观点分为两派，其中一派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王丰，2007[31]；蔡P，2013[32]），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3年以来已经出现了持续减少的情况，而人口抚养比水平则持续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据分年龄的消费和生产曲线计算了有效劳动供给，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在2014年结束。还有一些学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尚在，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改革退休制度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从而延长人口红利期。另一派的观点是根据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如低于50）来判断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时限（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口红利可以延续的时间更为乐观，认为它可以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远（田雪原，2006[33]；刘家强，唐盛代，2007[34]；陈佳鹏，2012[35]）。笔者认为，以人口抚养比水平作为人口红利期的起始标准是一种静态判断方法，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缺陷。例如，当人口抚养比的提高时，即使其仍处于50以下的区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也不可能给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综合判断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消失。首先，从年龄结构效应看，2012年以来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2010年以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结构效应）已经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条件下，生育率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不复存在，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国已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
四、第二个人口红利实现的机制
目前的中国人口和经济都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形态是人口转变的历史承继，随着第一个人口红利走向终结，第二个人口红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人口红利将贯穿中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从人口红利角度，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转变带来的第一个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和实现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丰， 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人口转变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期，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国内外学者都高度重视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Mason， Lee，20049]；Lee ，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丰，2007[31]；陈卫等，2015[39]），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红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或者说只是“数学上的红利”。对于中国而言，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全面启动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
第一，建立一个更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老龄化社会，深入挖掘劳动力资源和激励劳动力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机制。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真实地表达劳动力供求关系，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可以动员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资本效应是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是创造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Lee， Mason，2006）[13]。发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是中国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励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种激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供给激励，二是储蓄激励。这两个激励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则。具有这两个激励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还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生产性，即可以有效地动员劳动供给和储蓄。只要人们在老年时期不是过分依赖公共或家庭转移支付，第二个人口红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负担比提高的不利影响（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伴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王丰，2007）[31]，而资本市场是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重要机制。完善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经济活动。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长期的角度看，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实现三个均衡：一是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均衡，二是劳动者的终生收入与终生消费的均衡，三是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生命周期阶段变化的均衡。具有这三个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和储蓄，因此是实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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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范文5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影响1、 分析山东省人口结构现状
山东省是经济人口大省，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人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也属于全国较低的地区，从而逐渐致使山东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生育率迅速降低使得人口总抚养比明显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份额迅速增加，山东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为9579.31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907931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500.00万人。增长5.50%，年平均增长0.54%。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507.43万人，占15.74%，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省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892。78万人，占20.85％，现在比之前增加减少了5.11个百分比。可见生育率迅速下降。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64岁的人口为6457.09万人，占71.12％，第六次普查中，15-64岁的人口为7128.90万人，占74.42%，比上次提升3.30个百分点，可见劳动年龄份额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2005年我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5.02岁，比2000年增长1.6岁，其中男性人口7243岁，女性77.62岁，分别增长1.42岁和1.63岁。2012山东省人口预期寿命已近77岁，比之前又增长了一个台阶。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29.44万人，占8.03％，第六次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942.98万人，占9.84%，比上次增长1.81个百分比，增长数额也是比较庞大的，老龄化人口迅速增加。可见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2、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人口结构变迁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 Y=AF（K，N）
其中，Y是总产出，K是实物资本存量，N是人力资本存量，A是索洛余值或者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用它来代表技术水平。因此这个式子是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
人均产出y=Y/N=AF（K/N,1）=A k
ΔY/Y=（1―θ）N/N+θK/K+A/A
其中，（1―θ）为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θ为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份额
方程表明，总产出增长率来源于三个部分：劳动投入的增长率，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Δy/y=θΔk/k+ΔA/A(由y=Y/N，k=K/N对两式取对数求导得到）
因此，由上式可知，人均增长源于人均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
这说明人口增长会影响劳动的投入，从而会引起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也就相当于向城镇转移了劳动力，因此城镇的劳动率增加，根据上式方程，从而使得经济增长。
（2） 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第三次人口普查来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越发严重，老年化成上升趋势，老年人口不断的增长。2007年山东省老龄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了2.1%；2006年的山东省老年抚养比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均为12.71；山东省城镇老年人占全省老年人比重的39.08，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即山东省与全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老年人口以居住在农村为主。
我认为,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经济增长越是缓慢,人口日益的老龄化将会对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逐年下降,必然会对影响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健康发展。同时，人口老龄化会严重降低某些行业的生产效率,在人们为踏出校门进入社会前,一直都是消费者,在工作以后,才开始得到稳定的收入并进行储蓄,根据边际效应递减曲线，其储蓄的数额也会随着工资的提高而逐年增加,当退休之后,日常的花费再依靠养老金和以前的储蓄来进行生活,从而再次成为了纯粹的消费者,随着储蓄额的降低,资本形成也会逐渐减少,对投资、贸易以及进出口均有较大的影响。在于养老金以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之中，养老金数额比例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随之增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使政府预算中应用于其他行业的发展支出相对减少，这必然损害了经济发展。同时，老年人的身体抵抗力弱，患病机率高，使财政收入中用于医疗和保健的开支的比重增加，这也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1984年，山东省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伺候总抚养比不断下降，到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程度，也成为人口暴力时期，伺候总抚养比又不断上升，到2030年山东省人口状况又由人口红利时期过渡到盈亏平衡时期，人口红利时期共持续约46年。所以我省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时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正在逐渐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好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的这一优势，尽最大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对策：
首先，应当扩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尤其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即向所谓“二次红利”的转变；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所产生的影响上来看，其实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一定使储蓄率必然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因为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刚退休的人们往往都还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其较高的储蓄倾向也继续持有一段时期，因此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其次，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来突破“未富先老”的局面，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为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使得劳动力短缺，以投资和出口促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技术进步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最可靠的动力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未富先老”，还得依靠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最后，加强制度建设，除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还要限制特权和打击腐败，尤其是用人制度的腐败，通过制度创新使得“人尽其才”。目前，我省极其需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法规、政策和政治制度建设，设计良好的制度使得人才到最适合的岗位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从而使得我省变成一个强省!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作用范文6
世界各国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或迟或早会经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这样，会形成一个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几十年时间。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多，老人与儿童少，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也称为“人口红利期”。
国家总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在人口学上，一般把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任何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但较早实现人口转变的欧洲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因而“人口红利”效应并不明显，例如，丹麦的人口转变始于1780年，到1930年，人口才达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而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红利”效应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从1950年至2050年这100年间，总抚养比为先升后降再上升。1950年的总抚养比为61%，然后逐渐上升，至1970年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79%，然后逐渐下降。到1990年，总抚养比降到50%，人口机会窗口开始打开。到2010年，总抚养比降到最低点40%。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总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总抚养比回升到50%，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可见，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到2030年，持续时间为40年。到204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将上升到与1950年时一样，为61%。
人口红利的是与非
然而，能不能说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就一定是人口红利期？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其一，由于抚养老年人与抚养儿童所需的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个老人的费用，相当于抚养2―3个儿童的费用（取其平均数为2.5个儿童）。为了比较抚养负担，我们可以把老年抚养比换算成少儿抚养比，即把老年抚养比乘以2.5这个系数，就得到少儿抚养比的负担。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总抚养比为40%，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各占20%，那么我们可以换算为：20%+20%X2.5=7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总抚养比相当于70%的少儿抚养比。
因此，一个总抚养比为40%的国家，可能比总抚养比为50%的国家的抚养负担更重。举例来说：A国少儿抚养比为10%，老年抚养比为30%，总抚养比为40%，相当于10%+30% X2.5=85%少儿抚养比；B国少儿抚养比为40%，老年抚养比为10%，总抚养比为50%，相当于40%+10% X2.5=65%少儿抚养比。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B国的总抚养比虽然高于A国，但B国的实际抚养负担比A国轻。1950年和204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虽然都是61%，但实际抚养负担有很大区别，因为1950年的抚养负担以少儿抚养比为主，而2040年的抚养负担以老年抚养比为主。
可见，一个国家的总抚养比虽然高于50%，但如果老龄化程度很低，也可以说处于人口红利期。例如，虽然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是从1990年才开始，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老龄化程度只有5%左右，因此仍可以说那时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期，经济也快速发展。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阶段，表现为：一是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二是抚养系数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规模减少，家庭户数大幅度增加；四是总人口就业率和家庭就业面提高，促进了人均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总抚养比虽然低于50%，但如果主要由老年抚养比组成，也不一定处于人口红利期。例如，虽然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才关闭，但到本世纪20年代，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已不能说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了。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其二，人口学角度提出的抚养比是理论抚养比，而不是实际抚养比。实际抚养比应是非就业人口与就业人口之比。如果失业率过高，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充分就业，那么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样都是被抚养人口。人口红利的收获不仅需要有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而且需要为这样一支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还要将已经收获的人口红利投资于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开发。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2009年，全国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总数约为1200万个。从劳动力供给看，2009年城镇新增劳动力资源超过13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610万人、城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360万人、未能升学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280万人、需在城镇安置工作的复员转业军人50万人。同时，全国还有上年结转的登记失业人员800多万人、“农转非”200万人、企业下岗需要转岗就业等人员100多万人。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达2400多万人。总体看来，2009年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200万人。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这意味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成为被抚养人口。
人口红利的利与弊
一个国家处于人口红利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劳动力价格低廉，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结构较年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学家经过计算认为，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四分之一强。
然而，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而获得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一，少儿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内需，而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中国生产的产品大多是普通消费品，是需要绝对数量的人口来消费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岁―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岁―9岁的人口有9015万，0岁―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少儿人口减少，也是中国市场内需严重萎缩的原因之一。
第二，由于需要抚养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工作，妇女劳动参与率过高，造成就业压力增大。生育率下降过快，少儿抚养过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过大，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了。
第三，人为地降低生育率，会加剧将来的老龄化问题，而严重的老龄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都经历过的发展过程。经济学模型显示，老龄化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可能会下降0.115个百分点。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 国家行列，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但实际上，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也就是“未富先老”。通过计划生育实现的“急刹车”式的人口转变，为我国创造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到2030年，只有短短的40年，而发达国家一般在80年以上。在获取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同时，我们必须承担人口老龄化提前和急速到来的后果。今天的人口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加速到来必然也将加快其结束。
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一个人的收入与支出相平衡，就不会有透支消费。一个国家的平均每对夫妇生2.1个孩子，就达到了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一种“透支消费”，也称为“寅吃卯粮”。现在只生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比较轻松，因为节省了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这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预支。透支消费在未来是需要连本带息偿还的，其结果必然是加重了未来人口的负担，透支未来的可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