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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概念范文1
在低碳经济时代，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更是事关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碳资产的积累和开发则是企业提升低碳竞争力、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业界对碳资产认识相对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统一的定义，使得企业在对自身碳资产进行盘查、开发和利用时产生了较大困惑。文章试图通过辨析不同观点下资产定义的特点，挖掘“碳”的价值内涵，利用逻辑学的定义结构，提出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企业碳资产的定义，并进一步对企业碳资产的特征和分类展开研究。
关键词：
碳资产；低碳经济；逻辑学定义；分类矩阵
1引言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政府固然是国际上进行低碳博弈的参与者和压力的承担者，同时对国内而言亦是低碳经济的规则的制定者和发展的推动者，而对国际减排承诺的兑现和低碳发展模式的落实则实际上将通过中国企业的努力来实现。在低碳经济时代，中国企业将会感受到三方面的压力：首先，发达国家有可能会采用诸如对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等政策手段，倒逼中国企业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治理成本；其次，国内发展低碳经济所常用的三种政策工具：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以此来实现国家减排目标；第三，企业所处产业链上核心企业或所面对市场的低碳需求。可见，采用低碳发展模式已不仅仅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体现，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更是事关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如果说采用低碳发展模式是企业的宏观远景，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是企业的中观目标，那么对企业碳资产的积累和开发则是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微观手段，而对碳资产有效积累和合理开发的前提则是厘定清楚碳资产的定义。
2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意识到碳资产对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并对碳资产的管理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JulienChevallier认为碳资产是指交易主体所拥有的二氧化碳的存量以及其衍生的金融产品[2]；ChristophBohringer认为碳资产主要包括项目碳资产和配额碳资产[3]。Takashi提出碳资产包括配额碳资产和核证减排量[4]。万林葳认为碳资产是企业由于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而获得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5]。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碳资产具有资产的稀缺性和效用性这两大特征已毋庸置疑，而与其他资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只有在低碳经济这一特定背景下，碳资产的稀缺性和效用性才会得以体现（或者最大限度的得以体现）。然而，由于碳资产属于低碳时代的全新产物，目前的研究只能说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其内涵仍待学者深入研究。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局限：一方面，由于“资产”的定义尚无定论，现阶段主要从未来利益观、经济资源观、权利观三个角度对于“资产”进行解释阐述。正是由于“资产”定义尚富有争议，不同的学者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对“碳资产”的定义进行阐述。而碳资产定义的繁多使得企业在对自身碳资产进行盘查、识别、利用时产生了较大的困惑。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对于碳资产所存在的背景——低碳经济时代往往集中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这一模式。目前，低碳经济主要存在三种模式：关停并转、碳税、碳排放交易，三种模式可谓各有优劣，因此碳资产的研究应该同时适应于这三种可能的未来低碳经济模式。另外，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集中关注，造成了目前对于碳资产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碳排放权和碳信用以及其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忽视了其他类型的碳资产，譬如低碳设备、低碳技术、低碳专利等技术性碳资产和低碳文化、低碳品牌等文化性碳资产。可以预见，碳资产定义的这般“厚此薄彼”不仅使得企业在面临所在行业采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之外的低碳经济措施时手足无措，还会令企业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偏废，出现优质碳资产闲置、流失等情况，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企业碳资产定义探究
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本文试图在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不同观点下资产定义的特点，挖掘“碳”的价值内涵，利用逻辑学的定义结构，提出基于实务角度的企业碳资产的定义。
3.1逻辑学下的定义方法
根据逻辑学定义结构：“被定义项”是“种差概念”+“属概念”[6]。“企业碳资产”是被定义项，其中“企业”和“碳”的内涵决定“种差概念”，“资产”的内涵决定“属概念”。
3.2企业碳资产的种差概念研究
在“企业碳资产”定义中，“碳”才是决定其与其他类型资产（诸如环境资产、绿色资产）根本区别的种差概念。其产生的种差概念主要是由“碳”所代表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利益的价值本源两种内涵所决定的。首先，“碳”即指低碳经济时代。如果脱离这个时代背景，碳资产也许就失去了资产的本质属性。例如，CCS设备在低碳经济时代毋庸置疑是一项重要的设备类资产，但是如果脱离了低碳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其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也就不具备资产基本的价值属性。碳排放权和碳信用脱离了碳交易制度，同样不能作为一项资产对待。可见，碳资产是低碳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低碳经济时代是碳资产产生的前提。其次，“碳”亦指该资产的价值本源来自于有价值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目标就是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各种低碳模式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或许会有轻重缓急之分，然而终极目的都着眼于减少二氧排放量，使之趋于一种合理的排放水平。譬如，在排放不达标即强制关停模式中，二氧化碳减排量带来的经济效益就是保留企业在行业立足、生存的资格；在碳税征收模式中，二氧化碳减排量带来的经济效益就是避免企业遭到由于碳税处罚造成经济利益的流出；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二氧化碳减排量带来的经济效益即是多余的配额或者经核查的减排量在市场出售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对于企业而言，二氧化碳减排必须是有价值的、有效率的，具体体现在：第一种低碳情境中，企业的减排活动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且尽量接近于国家相关法规或行业标准所要求的达标值，同时在该排放量处的边际减排成本+其他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在第二种低碳情景中，在该排放量处的边际减排成本+其他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碳税税率；在第三种低碳情境中，在该排放量处的边际减排成本+其他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二氧化碳交易价格。
3.3企业碳资产的属概念研究
如前文所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资产定义的不统一，造成了“碳资产”定义的混乱。从这三种观点的优劣比较来看，经济资源观易于理解和实务操作，但是静态地把资产看做一种经济资源物质，忽视了其现金流的流入；财产权利观反映在制度框架内行使经济利益的可获得性，但是一方面无法计量，另一方强调的也不是资产本身；未来收益观则看重资产在实际经营运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过于复杂、抽象，不具备可操作性。在目前的实践中，三种观点的资产定义均在使用，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企业碳资产而言，其本质可能是一种未来经济利益，也可能是一种财产权利，还可能是一项经济资源；其拥有的主体则是企业；低碳经济则是其存在的时代背景；实现有价值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则是其实现未来经济利益（或权利，或经济资源价值）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3.4企业碳资产的定义
由于本项目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帮助企业盘查开发企业拥有的碳资产，采用权利观和未来利益观皆会因其定义抽象而于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因此，在“实质重于形式”的前提下，本文倾向于采用基于经济资源观的企业碳资产定义：企业碳资产是低碳经济时代，由企业拥有权利或其他进入权而其他主体没有的，通过有价值的二氧化碳减排实现其价值的当前经济资源。
4企业碳资产的特征
4.1资产的通性
企业碳资产和其他资产一样，具有资产的稀缺性、效用性、有用性、可计量性等四大特征。（1）稀缺性。碳资产作为企业拥有的经济资源，在获得其拥有权利或者其他进入权时，必须因为其稀缺性支付代价，价格就是其在市场经济的具体表现；（2）收益性。碳资产之所以是资产，恰恰在于其为企业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而碳资产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为企业带来预期收益的多寡。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碳资产的一大前提；（3）有用性。碳资产的有用性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具有使用价值可供企业使用或交换，比如CCS设备、碳排放额度等；其二是没有使用价值但具有价值，可供企业交换，比如碳期货等；（4）可计量性。碳资产从会计上确认资产的要求出发，必须满足其可以用货币加以度量这一条件。碳资产的会计计量可以选择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4.2碳资产的特性
上述四大特征都是和其他资产一致的特征，除此之外，碳资产还有三条区别于其他资产的特征：（1）时代性。碳资产是低碳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2）充分性。以二氧化碳减排量为价值本源是碳资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3）正外部性。企业的减排行为必然对延缓全球气候变化有积极贡献，企业碳资产具有正外部性。
5企业碳资产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企业碳资产进行不同的分类。
5.1传统分类
与其他资产一样，企业可以碳资产根据存在形态的不同，可以分为碳有形资产和碳无形资产，例如节能设备就属于碳有形资产，节能技术专利就属于碳无形资产；也可以分为金融性碳资产和非金融性碳资产，例如碳基金、碳期货就是较为典型金融性碳资产，低碳设备、低碳技术、低碳文化就属于较为明显的非金融性碳资产。按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还可以分为流动碳资产和固定碳资产。
5.2特殊分类
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碳资产的特点进行分类，其中一种分类方法就是根据碳资产价值来源的差异，将碳资产分为单一价值碳资产和多重价值碳资产。顾名思义，二氧化碳减排量是单一价值碳资产的唯一价值来源，例如CCS设备、碳排放权，除了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没有带来价值的其他途径；而对多重价值碳资产而言，二氧化碳减排量并不是该资产唯一的价值来源，例如节能设备，除了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之外，其价值还能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量，从而节约成本这一方面得到体现。按企业碳资产价值来源差异进行分类的好处在于，企业在实施减排活动同时，可以结合其他战略目标，有针对性的对相应的碳资产进行开发。但是，要在碳资产开发实务中实现效率最大化，还需要借鉴资产评估理论中收益法和成本法的原理，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域的特点，建立一个以减排效果为纵轴、减排成本为横轴的企业碳资产开发分类矩阵。通过该分类矩阵可以将企业碳资产分为明星型、潜力型、添花型、便车型四类，以此对企业的碳无形资产的实务开发提供指导借鉴价值。企业可以针对不同分类的碳资产采取不同的开发策略。比如，明星型碳资产减排效率最高，显然需要企业加大投入，努力开发；潜力型碳资产虽然减排效果显著，但其减排效率不高，是作为未来碳减排任务的潜力存在，企业应努力使其减排成本得到相对程度的下降；添花型碳资产顾名思义其作用仅限于锦上添花，虽然减排成本不高，但是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如果在减排效果上没有继续深度挖掘的潜力使之变成明星型碳资产的可能，则只需对其适度开发，使之成为为达到某一减排目标补充型碳资产；便车型碳资产减排效果既不显著减排效率也较低，没有什么前途，必须考虑其存在的必要。
6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从企业碳资产管理这一实务要求出发，通过辨析三种观点资产定义的特点，挖掘“碳”的价值内涵，利用逻辑学的定义结构，提出了基于经济资源观的企业碳资产的定义。同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企业碳资产的七大特征属性，并提出了碳资产基于价值来源和开发利用的两种分类方法。以上工作为企业对自身碳资产的盘查、挖掘、开发和利用提供了较为务实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并对企业碳资产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研究思路，对后续的关于碳资产管理的研究起到了类似开路先锋的作用。然而，由于碳资产属于低碳时代的新生事物，可借鉴参考的资料相对较少，对其的理解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但随着诸多低碳经济模式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对“碳”的价值内涵势必将进一步得到深化。同时，一个覆盖范围更为广阔的企业碳资产准确定义的前提即是资产定义的统一，这还有待相关研究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因此，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相关研究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企业碳资产势必将突破时代局限的重重阻力，以更为清晰的面貌展现在学界和企业的视野中当中。
作者：刘楠峰 范莉莉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碳减排概念范文2
从包装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看，绿色包装所专注的就是从资源源头做好控制，减少环境资源与再生资源的浪费。即便如此，在将环境资源转变成包装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依然会耗费一些能源，对此，可通过碳排量作为评估能耗的指标，以求能够合理地控制能源使用。
碳排量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个简称，因为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因此使用“碳”一词作为代表。在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了能源或燃料消耗量，这些都会促使碳排量的增加，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成功地将“低碳”概念根植到很多企业的发展理念中，促使他们自愿在节能减排的发展道路上做出各种开创性的探索与尝试。
在包装印刷企业中，这种风气显得更为良好，许多包装印刷企业结合自身的经营理念，大力发展绿色包装和低碳包装，并在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推出许多绿色环保型生产措施。我公司――国际济丰纸业集团（以下简称“国际济丰”）在这方面就表现得较为突出，在此愿将我公司在碳减排方面的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
碳减排与碳中和
国际济丰一直秉承环保的发展理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济丰在香港的再生纸工厂就凭借着在工业排污、排废上的得力环保措施，获得了香港政府颁发的港督环保贡献奖。2009年，国际济丰成功成为我国首个自愿以碳足迹排查进行碳减排，并实现“碳中和”交易的包装企业，这在推进我国绿色包装以及供应链的发展上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碳中和”的概念，碳中和又称碳补偿，可以计算出个人或企业日常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可计算出抵消这些二氧化碳所需要耗费的经济成本，然后个人或企业将“碳中和”计算的经济成本以付款形式交给第三方专门负责环保的企业或机构，由他们通过植树或其他环保项目来抵消掉大气中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国际济丰率先开始“碳中和”项目后，逐步对旗下在中国的10个工厂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深化，主要从工厂所使用的锅炉、设备用电、污水排放、废料处理等多个方面实施节能减排措施。
目前，国际济丰旗下所有工厂都应用了无纸化系统进行生产操作，对生产的各个工位配备了网络与计算机显示屏，所有的工单或图纸都可以通过网络终端调取，无需再进行工单或图纸的打印与流转，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工单或图纸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而且还能大量地节约纸张和打印碳粉用量。而且，国际济丰也是国内首家针对原纸实施RFID技术管理的瓦楞纸箱制造企业，该技术能有效提高仓库内原纸的周转率，大幅度降低生产所用纸张的损耗率。
国际济丰为旗下各工厂都制定了生产单位面积产品碳排量的限定值，并且每年都会对各工厂就碳排量进行核查。从以往统计的数字来看，国际济丰2010年的总碳排量比2009年下降了16.9%，2011年的总碳排量比2010年下降了25.7%。其实，碳排量的降低也意味着生产单位面积产品能耗的降低，无形中也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又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国际济丰旗下各工厂之间针对年总碳排量也会进行相互评比，而且，各工厂还积极响应第三方的核查以及如实缴纳“碳中和”交易中的碳抵消费用。各工厂内部也在大力宣传碳减排理念，使得员工真正意识到节能减排的好处，并开始主动为改进能效做出努力，以此来减少工厂在“碳中和”交易中所支付的碳抵消费用。
绿色包装设计与研发
碳减排不光要从生产环节抓起，还有许多隐形环节需要关注，比如运输包装行业不仅是包装制造行业，同时也是服务行业，必须做好从包装产品的生产制造到产品运输，再到终端服务等各环节的碳减排，即在整个产业链上实施碳减排。国际济丰从2008年就开始尝试从单一的包装制造型企业向集包装设计、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转型，专门为客户提供低碳、高效的整体运输包装设计服务，并着眼于合理、适度的包装设计与研发，与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高效率、绿色低碳化的供应链。
包装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应探索更轻量化、减量化的解决方案，选用绿色包装材料，从源头上做好控制，保证所生产的包装合理化、适度化、环保化，可大大减少包装生产过程中的碳排量；同时，还能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包装装配效率和仓储空间利用率，帮助终端用户降低物流供应链中的碳排量。
在包装设计上，国际济丰坚持发展绿色包装，基于产品的生命周期，以产品包装价值链为设计指导理论，为客户提供整体包装解决方案。并且，国际济丰于2010年在江苏昆山建立了通过国际安全运输协会（ISTA）认证的包装研发测试中心，以此来验证生产用包装材料的可靠性与包装方案的安全性，以期探寻出更加合理、适度的包装设计方案，真正实现包装绿色化。
广推绿色发展理念
碳减排概念范文3
关键词：碳生产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对减排；绝对减排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046-06 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5.007
当前中国的减排是一种“相对减排”，即碳强度的减排。有研究机构估计，中国将在2020-2050年间出现排放峰值，而中国官方首次预估碳排放峰值在2030-2040年之间[1]。这就意味着从当前的“相对减排”通往碳排放量的“绝对减排”，还需要再走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路。如何走好这段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碳减排之间关系，无疑是眼下值得深思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决定将来中国低碳转型命运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将重点引入“碳生产率”概念，将控制CO2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两个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碳生产率概念于1993 年由Kaya和 Yokobofi提出[2]，被定义为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与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碳强度的倒数，反映了单位CO2排放所生产的经济效益。Beinhocker等[3]全面阐述了碳生产率的内涵及其结构性演进，指出碳生产率将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虽然碳生产率与碳强度在数量上是倒数关系，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谌伟等[4]研究了上海市工业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关系，并建议将碳生产率指标纳入上海市工业低碳化发展的政策制定中去。潘家华[5]指出碳生产率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碳作为一种隐含在能源和物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衡量一个经济体消耗单位碳资源所带来的相应产出，可与传统的劳动或资本生产率相比较。碳生产率遵循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以最少的碳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碳排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投入要素和约束性指标。未来的竞争不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因此，从碳生产率角度研究低碳经济意义重大，然而，国内外关于碳生产率的研究仍不多见。
另外，众多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规律可循的[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碳排放都已跨过峰值点，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走出了形形的道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发展经验，研究这些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客观而可靠的理论依据。为此，本文从现有的文献出发，着力探寻经济发展中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的演变规律，并结合数据勾勒出主要发达国家1850-2010年的碳排放发展轨迹，为明确我国碳排放发展阶段及进一步实现低碳经济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与借鉴。
1 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的变化曲线与阶段划分
1.1 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
自从Grossman和Krueger[7]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后，众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曲线关系，即CO2的库兹涅茨曲线（简写为CKC）是否存在。“CKC假说”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CO2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而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后，CO2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围绕 “CKC假说”是否成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Selden和Song [8]、Marzio Galeottia等人 [9]认为存在CKC，但是 Agras和Chapman[10]， Richmond和Kaufmann[11]，He 和Richard[12]等均发现并不存在CKC。林伯强、蒋竺均[13]利用CKC，研究了我国CO2排放的拐点，并进行了预测。韩玉军、陆[14]则认为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CKC。
如果“CKC假说”成立，那么这就意味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一种倒U型关系，而这种倒U型关系既表现在碳强度上，又表现在碳排放总量上，而且碳强度的峰值点要比碳排放总量的峰值点先出现。
1.2 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
从生产角度考虑，碳是一种隐含在能源和物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碳排放空间是比劳动力、资本等更为稀缺的要素[16]。而目前的研究更多是从环境的角度考虑问题，强调碳排放作为产出的附属物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假设一个经济的产出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情形，引入碳要素投入后，生产函数为：Yt=Kαt Cβt（At Lt）1-α-β（1）
其中Y表示总产出，C表示碳要素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A表示技术水平。假设每种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二阶可导的、满足稻田（Inada）条件[16]，则碳要素与资本、劳动这些要素有着相似的特征，即：碳投入越大、产出越大，而碳的边际生产率递减。
然而，“CKC假说”表明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后，碳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逐渐脱钩，经济产出与碳要素投入的比值（即碳生产率）将会上升。由于碳排放和碳要素投入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这意味着碳要素投入不可能无节制地增加下去，而是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先增加到一定门槛水平后再下降。
因此，基于“CKC假说”，无论是从“碳生产率数值上等于碳强度的倒数”这个层面理解，还是从碳生产率本身蕴含的经济学含义考虑，随着经济发展，碳生产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正U型关系，而且碳生产率的最低点恰好是碳强度的峰值点。
1.3 碳排放的阶段划分
将经济发展中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和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放在一个图形中（见图1），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碳排放积累期。即碳强度峰值点出现之前的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体较低，碳生产率不断下降，碳强度和碳排放总量都在不断增加。
第二阶段：碳相对减排期。即碳强度峰值点出现之后，碳排放峰值点出现之前的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体都有了很大提升，碳生产率开始不断上升，碳强度开始不断下降，而碳排放总量继续增加。
第三阶段：碳绝对减排期。即碳排放峰值点出现之后的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已经很高，碳生产率继续上升，碳强度继续下降，而碳排放总量也开始不断下降。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了脱钩。
对照图1，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过程正是对应A峰值点和B峰值点之间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承前启后，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无论是“相对减排”还是“绝对减排”，碳生产率始终保持增长的态势。
2 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轨迹与经验启示
2.1 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轨迹
本文选取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据CDIAC数据统计，在19-20世纪，这八个国家的碳排放累计总量占全球累计排放的2/3以上，具有足够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意义。为了在较长时间段中全面地考察各主要发达国家碳
排放的演变规律，我们考察的样本期从1850-2010年，长达161年。
本文所述的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指一国在样本时间段内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全部化石燃料在本国境内使用所产生的CO2排放量。而所用到的碳排放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能源部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数据库，有关各国人口、GDP历史数据则均来自于荷兰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GGDC）数据库，其中GDP数据是基于1990年国际美元给出的。
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八个国家的碳生产率整体呈现出一种正U型，而碳排放整体呈现出来的则是倒U型曲线的前半部分，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的碳生产率和碳排放变化趋势见图2。
结合各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我们可以绘制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轨迹，基本上与图1相似，其中，英国尤为明显（见图3）。
为了更精确地检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轨迹，本文对8个国家1850-2010年碳生产率、碳排放总量以及人均
GDP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估计方程分别为：
（3）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各国和时期，α0和α1为常数项，εit和it为误差项，ln cbit表示取对数后的碳生产率，ln carbonit表示取对数后的碳排放量，ln pgdpit表示取对数后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存在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则（2）须满足条件：
β00
（4）
如果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则（3）须满足条件：
β1>0，λ1
（5）
考虑到各国的固定不可测因素，同时为了控制时期的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异方差性，本文在对回归方程（2）、（3）进行估计时采用了个体固定效应、时期固定效应以及怀特跨国家的协方差调整，结果见表1。
可以看出，β0的值为-11.534，λ0的值为0.692，满足条件（4），所以存在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而β1的值为10.039，λ1的值为-0.535，满足条件（5），所以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
2.2 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的历史阶段
从碳排放的“三个阶段”来看，美日英等八个国家都经历了碳生产率的底点，进入或通过了碳排放的相对减排阶段。英、荷、德、法四个国家则率先跨过了碳排放的峰值点，日本、美国、西班牙三个国家近年来也相继达到了碳排放的峰值，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仍有增加的空间，因此，这些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基本上都进入了碳排放的绝对减排阶段（有关指标见表2）。
而在“三个阶段”中，第二阶段（即相对减排阶段）承前启后，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能否顺利跨过相对减排阶段，直接决定着低碳经济能否实现。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英国早在1883年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荷兰、美国、德国相继于1913、1917年迈出了相对减排的步伐，法国1930年，日本、西班牙则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最晚到
1982年。从时间跨越长短来看，英国耗费了88年，荷兰66年，美国则多达90年，德国62年，法国49年，日本、西班牙均仅为31年。从与碳生产率的联系来看，英国、荷兰、美国、德国进入相对减排阶段时间较早，但进入时碳生产率水平不高，整个阶段碳生产率平均水平不高，结果花费较长的时间走出这个阶段；而日本、西班牙较晚进入相对减排阶段，但进入时碳生产率水平较高，整个阶段碳生产率平均水平较高，结果仅花费31年就跨进了绝对减排阶段的门槛。
2.3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
归纳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变化规律，分析这些国家所经历的碳减排道路，有助于我国站在发展与减排双重压力下，汲取经验，启迪思路，积极探索契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2.3.1 认清形势，努力提升碳生产率水平
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产率[17]，从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的三大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碳生产率下降的阶段，这个时期碳排放与日俱增；第二、三阶段是碳生
产率上升的阶段，碳排放上升到顶点后下降。从第二阶段开始到第二阶段结束，是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关键阶段，碳生产率有明显的提升，如英国从1883年的1.44美元/kg碳提升到1971年的3.39美元/kg碳，日本从1973年的4.60美元/kg碳提升到2004年的8.01美元/kg碳。而且这个阶段的长短与起始年份的碳生产率水平直接相关，碳生产率水平越高，第二阶段经历的时间就越短。而碳生产率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依存关系，影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因素都会影响到碳生产率，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消费方式等。我国进入第二阶段的碳生产率水平（2.35美元/kg碳）较低，当前碳生产率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从各种影响因素入手，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水平，是我国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重要突破口。
2.3.2 乘势而上，充分发挥经济后发优势
从历史来看，英美德等国家较早进入了碳排放的第二阶段，碳生产率起点低，第二阶段经历时间长，累积碳排放量较大。而日本、西班牙等国家较晚进入碳排放的第二阶段，反而有效地利用了英美德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大力开发新能源，充分发挥其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有效降低了累积碳排放，缩短了碳排放周期，形成了“高增长、短周期、低排放”的低碳发展模式。我国在1978年才进入碳排放的第二阶段，比日本、西班牙还要晚几年，碳生产率的起点比英美德高，大可学习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历史经验，在引进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大力鼓励自主研发和企业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在低碳领域培育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2.3.3 遵循规律，制定合理有效的减排目标
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大致都已进入或刚进入碳排放的第三阶段，碳生产率已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碳排放总量处在下降过程中，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绝对量减排已成现实目标。而我国仍处于碳排放的第二阶段，拿法国类比，法国第二阶段初始碳生产率水平为2.78美元/kg碳，第二阶段历时49年，而我国第二阶段的初始碳生产率水平要比法国低一些，走完第二阶段预计也得50年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处于第二阶段，未来碳排放仍会伴随经济增长而上升。所以，对我国而言，实现绝对量减排仍不现实，我国首要目标应是降低碳排放的峰值，减少不必要的排放，缩短碳排放周期，尽快跨过相对减排阶段，尽早进入绝对减排阶段。因此，准确判断自身所处的碳排放阶段，据此合理制定产业政策和减排计划，切不可急于求成，违背历史规律。
3 结论及研究方向
3.1 结论
本文从现有的文献出发，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与碳生产率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了碳排放积累阶段、碳相对减排阶段和碳绝对减排阶段的三大阶段划分办法。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八个主要发达国家1850-2010年的历史数据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变化规律，并且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碳生产率的底点，除澳大利亚外它们都已进入或刚进入碳排放的绝对减排阶段。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这些发达国家经历的时间或长或短，与相对减排阶段起始年份的碳生产率水平和整个阶段的碳生产率平均水平有着较强的联系。我国正处于且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处于碳排放的相对减排阶段，起步较晚，起点不高，当前碳生产率水平较低。汲取他国经验，发挥本国特色，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水平，是我国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所在。
3.2 本文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对碳排放的阶段划分是建立在CO2的库兹涅茨曲线（即CKC曲线）假说基础上，而CKC假说是否成立仍有争议。本文对西方八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假说，但不能断言这些发达国家的变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另外，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提高碳生产率是关键，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碳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但没有揭示碳生产率增长的具体原因。因此，研究不同阶段碳生产率增长的国家差异与影响因素，深入挖掘国外发展经验、探索本国特色减排路径，将是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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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概念范文4
摘要：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服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在低碳框架下商业银行应对碳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商业银行
去年12月份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了世界气候大会，在这次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上，组会再一次强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碳金融就就孕育而生。
碳金融的概念
碳金融源于《京都议定书》。通过开展碳金融，不仅可以促进环境内生型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开拓中间业务收人、促进经营的战略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碳金融顾名思义就是指与碳有关系的金融活动，基于《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的要求，碳金融包括三个层面的运行机制：
1、是允许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转让他们剩余的碳排放配额，这就是 “国际碳排放贸易”机制（IET）。
2、是允许发达国家从有减排义务的其他发达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中获得碳减排信用，用于抵减排义务，这就是 “联合履行机制”（JI）。
3、是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以抵减其排放义务，这就是 “清洁发展机制”（CDM）。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现状
利用这些机制，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及经济实体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成本更低的地方实施减排，获得减排信用，用于抵其减排义务，由此，这些全球配置刺激国际间金融发展，为各国实现“低碳”的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率的手段。
正因为有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碳金融需求， 目前国际银行看好这一发展潜力巨大的低碳市场。总部设在伦敦的低碳经济专业投资银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limate Change Capital），目标是通过投资管理、为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 使全球低碳的同时创造可观的回报。他们管理的私募碳基金达亿8.5欧元， 其中投人中国的达3.5亿欧元， 该碳基金的投资者包括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养老基金， 一家英国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和一家领先的新兴商业银行， 业务遍布中国、俄罗斯、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由于碳金融的CDM最终产品CERs具有虚拟和衍生性，仅代表合同一方获益权力或某种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趋势。通过金融产品设计，促进低碳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深化碳金融的市场。也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制约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因素
尽管我国碳金融业务有着广阔的利润前景，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并未广泛介入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第一，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不足。由于碳金融的兴起的时间不长，我国商业银行对其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的理解还处于低层次水平，对碳金融业务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敢贸然介入其中。
第二，商业银行相关机构和人才的缺失。碳金融业务的开展需要商业银行拥有对应的机构，以完成碳金融产品研究、产品设计等必要的前提工作，而大多商业银行还缺乏这样的机构。较传统业务言，碳金融业务对具备金融、低碳等知识的综合性人才依赖较大，目前这样的综合性人才储备还不足。造成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开展的内部动力不足。
第三，碳金融业务风险较大。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除了面临传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外，还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协议，该框架下的三个减排的机制仅持续到2012年，之后如何，包括我国在全球碳金融领域中的角色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建议
促进碳金融交易平台建设
中国目前作为碳排放出售方，与国际碳金融机构之间开展交易往往缺乏经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必要的交易平台，这点严重制约了碳金融业务的开展。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应积极与国外投行沟通合作，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银行自身充当财务顾问、提供咨询业务以获取手续费。借发展低碳经济，商业银行可以探索在碳金融交易中发挥作用，促进业务经营转型，使商业银行经营更加多元化。
发展碳金融相关的理财产品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不满足于把钱存放在银行获取利息收人，而是投资股票、债券和等理财产品。尽管碳排放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 但荷兰银行、中国银行推出的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只要国家重视低碳，环保企业表现优于其他行业，与碳金融有关的理财产品前景广阔。
碳基金也是充满潜力的融资方式。目前世界上碳基金有58只， 2007年10月-2008年3月近5个月中，新成立的碳基金多达12只，而中国目前碳基金领域发展很慢，预计未来会出现较大的发展。拥有托管国内证券基金经验的商业银行，也应积极参与托管碳基金业务中去。
规避碳金融交易风险
CDM 项目贷款整体上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意味商业银行在项目融资中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商业银行应选择那些经济强度高、外部担保强的项目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项目的本息大多采用外币偿还，商业银行应该实行必要的套期保值以防范汇率变化风险。对于政策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相关的合同条款，尽量将不可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国外投资者。（作者单位：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张坤民.发展低碳经济要有紧迫感[J].求是，2009（23）；
碳减排概念范文5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金融;发展;金融业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183-01
1 低碳金融的产生及内涵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造成的灾害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所谓低碳金融,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如碳保险、碳基金和碳交易币种的确定等制度安排。低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是对碳排放进行规制的一种新型金融模型。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绿色金融的概念,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在世界银行2006年碳金融发展报告中,碳金融被定义为用于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金融资源。而在国内,对碳金融的界定主要关注的是碳交易与碳融资。
2 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当前的低碳金融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绿色信贷”是将贷款用于当前倡导的一系列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保护环境的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当前我国的这项绿色信贷主要大力依赖于银行,银行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操作余地。虽然目前对于绿色信贷银行的兴趣也在不断提升,但在银行信贷总规模中的比重仍然偏小。这其中和促进绿色信贷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有关,当前对绿色信贷的概念还不明确,由于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环保专业人才,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产业投向标准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信贷指引,使金融机构难以制定相关的内部实施细则和考核评价办法。同时从目前情况看,低碳经济有“概念热、融资冷”的倾向,一方面创新型企业由于前景难以预测,比如一些风投项目,对绿色信贷的需求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决定了信贷支持成熟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偏好度,绿色信贷还面临着项目融资评估的复杂性,而银行开展这些项目缺乏人力资源和技术基础。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对道德风险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不利于绿色金融参与主体形成稳定预期。
3 当前我国发展低碳金融存在的问题
3.1 对于低碳金融认识不足
虽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资源国家,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最重要的供给国,但是当前我们对于碳市场还是有很多模糊不清和非理性的认识,对于碳金融和CDM的认识还不到位,缺乏对CDM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的深度了解,投资该领域项目的业务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我国碳金融体系发展与碳市场潜力不匹配,碳金融发展面临诸多挑战。CDM和低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进入人们视野的,在国内发展时间较短,相关经济主体还未充分认识到其潜藏的巨大商机。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交易价值、项目开发、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对碳金融的需求有限。目前关注“低碳金融”的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对此关注较少。
3.2 中国面临碳金融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中国是CDM市场的最大买方,但中国却处于CDM市场产业链的最低端,在全球碳交易市场处于被动地位,缺乏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我们国家现在企业卖出的CDM,是碳减排的产品,主要是由国际上碳公司来帮我们做,实际上定价权掌握在国际金融机构手中,中国在碳金融发展中没有掌握大部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且我国目前在碳金融建设方面发展滞后,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所和碳交易平台,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很难与国际金融机构抗衡,使中国目前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3.3 巨大的政策风险
有关《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仅涵盖2008-2012年,在这之后国际碳减排政策如何安排还取决于各国在新一轮气候谈判中的博弈结果。届时我国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存在不确定性,这对我国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另外减排认证的相关政策风险也可能阻碍市场发展。在碳减排交易风险中,交付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所有导致交付风险的因素中政策风险最为突出。同时由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政策意图的变化,认证的标准和程序也在变化之中。而且项目交易涉及不同国家,要受到东道国法律的限制,碳金融交易市场发展面临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4 低碳金融的发展前景及对于金融业的重要意义
2008年10月,兴业银行正式公开承诺采用“赤道原则”,并于2009年1月成立可持续金融的专门业务经营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负责能效金融、碳金融、环境金融等领域的业务经营和产品营销。碳金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机构竞争的新领域,中国金融业拓展碳金融业务已是大势所趋,因此需要从金融业自身和外部政策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努力,解除制约中国碳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促进中国金融业碳金融业务的开展。国内金融机构目前主要集中在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方面,以各类绿色贷款、环保贷款为主,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机遇,大力创新,积极拓展碳金融业务模式是当务之急。
碳减排概念范文6
2009年岁末,一份涉及到资源、环境、生态三大领域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正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工信部、统计局等多个部门做最后一轮的意见征求。这一指标体系由85个一、二级的考核指标组成,将全面反映中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状况。
“这是中国第一次从全局角度统一梳理全套资源环境生态统计指标体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将一些从前不公开的详细指标数据公布于众,也是史无前例的,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勇气。
一如经济核算中的“投资”、“消费”、“CPI”、“PPI”等指标一样,在日后大的环境概念领域核算中,类似的耳熟能详的指标将从这85个指标中产生。《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此“指标体系”实施后,可能由国家统计局牵头负责统计,每年一次。
胡大源说,这将使得中国进一步落实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有了技术数据基础。
“绿色GDP”核算
“绿色GDP”,这一由英国学者希克斯在1946年提出的理念,数年前被引入中国。绿色GDP怎样进行核算,备受社会关注和期待。此指标体系的成型,让绿色GDP得以细化核算,解决了“概念落地之难”。
“这个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弥补当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缺失造成的不足”,胡大源教授分析说。此次“指标体系”也正视当下的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积极研究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价值度量方面,确实存在巨大的困难”。
《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得的本指标体系方案讨论稿显示,此体系共包括一级指标54个、二级指标31个,总共85个指标,经过了前后持续一年多的起草,此前已经数轮征求意见。
这套指标体系提出了考核“绿色GDP”的解决办法――建立“度量系统”。根据酝酿中的方案,指标将以资源环境实物量统计为主,结合有关价值量统计,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退化的情况及其影响。
“此次体系中的指标可获得性很强,数据收集具有可操作性。”获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教授告诉记者。指标体系中酝酿的考核指标,包括了环境质量指标、环境治理指标、生态类指标等。
其中,环境质量指标主要包括“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合格率”、“地表水水质达标率”、“空气质量在二级以上区域人口的比例”;环境治理指标包括“工业废水COD去除率”、“城镇污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生态类指标包括“森林碳汇量”、“水土流失面积”、“地下水超采面积”等。
以往的环境统计框架中,对大气环境的统计主要集中于“工业企业废气”和“生活废气”,此指标体系则涵盖进了“环境质量”、“环境治理”指标。
“‘能源的进口量’指标是指标体系的一个亮点。”杨志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能源净进口量”,指报告期内能源进口量与出口量之差,为煤炭、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净进出口量的总和。“矿产品净进口量”,此指标指报告期内各种矿产品进口与出口总量之差。
中国部分资源长期以来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对进口的依存度在逐渐提高,2008年我国石油进口占总消费量以及进口铁矿石占国内需求量都占到一半以上。杨志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将资源进出口指标加入资源类指标,体现了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理念,将更能科学反映中国资源约束的强度。”
减排统计先行
在刚刚落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重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至45%。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减排指标的实现拭目以待。此指标体系提供了中国碳减排的度量基础。
在中国政府确定了碳减排目标后,如何实现自我监督,备受国际瞩目。而中国实现自我监督的基础性工作,即是着手碳排放指标体系的构建。
此次方案明确,政府将尽快制订完成关于二氧化碳等的排放相关指标,并“注重与国际接轨,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在指标体系中,“森林碳汇量”是反映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指标。此指标解释为“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固定的二氧化碳与同期森林转化利用、森林遭受火灾等破坏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差值,反映当期通过森林形成的净固碳量”。其指标由国家林业局每5年对外一次。
“实现承诺的减排,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家底,理清‘环境’概念下的统计标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全球副总裁、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黄杰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
黄杰夫说,中国政府只有首先搞清楚自身的碳源、碳汇在何处,数量有多少,才能指向未来的环境总量控制工作,进而开展计划中的国内、国际范围的碳交易,迎接碳减排时代的到来。
前不久,黄杰夫就遇到甘肃一家浮法玻璃厂的咨询。这家企业正在推进从“重油”到“天然气”的技改项目,想了解是否可以申请到碳交易资格,在碳交易中获得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资金。
“这毫无疑问产生了碳减排量,但是由于其前期没有经过CDM机制的审核,现实就是,无法产生碳的实际交易。”在黄杰夫看来,中国尚缺乏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碳排放交易的游戏规则,没有这样的规则,就会给国内一些相关企业的利益带来伤害,而这个指标体系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体系和规则。
杨志教授也谈到,必须要有相适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指标,才能实现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如果现在直接出台全面统计结果有困难,建议先出台全面统计碳排放量的时间表。”
统计的透明化期待
“这套指标的另一个颇具建设性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国家统计局解决协调起来可能并不顺畅的指标统一问题。”在胡大源教授看来,包括资源环境领域在内,此前各部委之间的各种指标五花八门,有的指标重复调查、交叉调查、而有的指标则缺少甚至根本没有。
这一问题理所当然地在本次讨论稿中受到重视。讨论稿显示,中国将通过指标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先前资源环境统计也存在着的数据渠道分散、口径不统一、统计基础比较薄弱等问题”。
胡大源介绍说,世界上很多国家业务主管部门也都有各自的数据统计,但国际上也有一个惯例,就是择优选择,“谁能做好就谁来做”。
“如果其他部委在资源环境方面统计的数据做得足够权威有公信力,那就可以由业务部委来做,但是反过来说,在这个平台上接受社会监督,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被拿走。”胡大源说。
另一方面,中央统计部门、地方统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望在此次的资源环境统计领域被厘清。
长期以来,民众之所以对统计抱有成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担心地方政府对数据的不同程度的干预。地方统计系统隶属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