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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1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近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业转移的问题更引发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转变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的经济学家在对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东亚地区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经济奇迹研究时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过对东亚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数据和1990年至2025年数据的预测及经济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人口红利为东亚经济奇迹贡献达到了1/3。经济学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红利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现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学军等学者具体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这一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
2 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现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带来社会总负担的加重，进而引起人均产出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反之，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的丰富供给将带来充分就业，那么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年龄人口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低社会抚养比
低社会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时期最为显着的特征。社会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因而人口红利亦是由少儿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两部分组成。少儿人口红利是由于生育投资不足而转化的一种负债消费，这种负债消费方式在未来是需要加倍偿还的，并且必然会加重未来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红利则是由于生育投资过度而形成的一种预期回报。虽然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社会总负担人口中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在时间上的变动与方向上的变动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高储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口的转变过程是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代际更替关系。一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一个经济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则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上升，最终带来资本积累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增长效应。因此，高储蓄率是人口红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1949年以来，除了“”和“”的影响外，我国的储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3 人口红利减弱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区域流动
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必然条件。然而，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使得我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们要实施具有区域差异的就业政策、改革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积极推进户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导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的合理有序流动，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应。因此，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仅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效应。
（二）全面开发和提升劳动者素质
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完善教育体系的建设规模。东部地区为了避免人口红利过快衰退，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人力资本，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利用本地不断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来承接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提条件下，为了提高劳动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区的教育投入，不嗵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和层次，扩大人力资本的存量，从质量上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
（三）适时采取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一些国家已经将退休的法定年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延长直接为我们带来两个特别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低龄老年人口继续工作，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二是退休年龄延长，使得一部分赡养的人群转变成了劳动力人群。低龄老年人口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作为计划，在我国未来5-10年内，可以根据职业、技术水平、健康状况，逐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参考文献
1.马春文，武赫.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23）：22-25.
2.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2-45.
3.黑田俊夫.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人口学刊1993（4）：36-39.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2
谈话一方是美国CBS电视台记者罗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
访谈由记者的提问开始：为什么苹果公司不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低？
库克断然否定。
记者罗斯（以下简称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如果不是因为低工资，那是什么原因呢？
库克淡定地回答：是技术。
记者很是诧异：技术？
库克：没错，技术。
记者显然不相信这个解释：中国工人的技术比美国工人更优秀？比德国工人更优秀？
库克：是的，让我讲清楚，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你我所说的职业技术。长久以来，美国已经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种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坐的这个房间就装满了。而中国呢，你恐怕得找好几个足球场才能装满。
…………
访谈一播出，全美哗然。
彼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人口红利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论调甚嚣尘上。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诚然，中国以往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开始连年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用工成本开始上涨。
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即将消失了呢？
库克的话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消失，只是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红利转变。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确实，人口数量红利正在结束，而第二轮的人口红利正向我们走来。
新人口红利一：人口质量红利。
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遥遥领先于印度等国家。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新人口红利二：工程师红利。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3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4
似乎越来越多人担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的好日子将难以为继。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之巨，这种担心显然不无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充分就业、高消费和有力的社会保障，那么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很可能会加快这些目标的实现。当然，这些改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现在就作出规划和努力。
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亚当・斯密说，对一个家庭正确的事情，通常也适用于一国。人口红利就好比一家成员大都是青壮劳力，这个家庭的收入自然就多些；而老人小孩多的家庭，负担自然更重些。
中国已享受人口红利多年。有研究显示，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得益于人口结构的优势。无独有偶，国际上的研究也表明，1970～1995年间，在东亚超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因素的贡献比例高达1/3到1/2。
毫无疑问，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遭受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之苦。并且，人口红利对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它的消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冲击就有多大。中国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届时，老年人口比例将达10％，“人口红利”将逐渐转为“人口负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夜之间青丝变成了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也是灾难。人口红利消失会通过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一是劳动的人少了，需要抚养或赡养的人多了；二是消费的多了，储蓄的少了。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源泉一旦枯竭，增长必受影响。
我国的困难还在于未富先老，这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其他国家大都是先富后老，而中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不过，也不必过于悲观。人口红利固然重要，但绝不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关键。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之后很长时间内似乎并未感受到有什么“红利”，相反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和就业压力。只是最近10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开始充分利用时，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是个好东西。
既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带来高增长，它的消失会否终止高增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马尔萨斯曾预言，呈算术级数变化的食物增长肯定赶不上呈几何级数变化的人口增长，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间歇性自我毁灭。但实际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食物增长甚至超过了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未实现。人口红利的问题也是一样，其他条件的改善很可能会弥补人口红利消失留下的空白。
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可能为中国提供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首先，它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将要失去，就好像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而实际上农村仍有超过两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更要紧的，低劳动力成本只是¾¬济增长的条件之一，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条件。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经¬济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成本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时常抱怨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等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先行国家的普遍做法。当前，一些年富力强的职工常常被迫提前离岗，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浪费劳动力的反常现象也将随之减少。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多年的40％的高储蓄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¾¬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应是题中之义。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将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我们必须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问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等方面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相关讨论还需要警惕走向另一种乐观的极端，即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上述各项转变也会自然实现。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二次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动力 内涵 机制
引言
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实质是依靠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只是数量型的发展，而没有变成质量型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年增长率不断平稳走高，造成这一成效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人口红利以及改革与制度的红利。这一结果证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外界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其生态以及环境条件更加脆弱，各种资源更加稀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够一直延续。对于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来说，其本质就是依靠着各种人力资本，并且使其成为经济能够可持续增长的来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下降的趋势，要想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必须要使“人口红利”转型，将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以使其为我国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与不懈动力，在“二次人口红利”中，我国应该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两个方面，为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提供源源动力。
（一） 提高人口数量，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其具有“效率”及“要素”两方面的功能。对于要素这方面来讲，其主要是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为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输入，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实质。当开始的人口红利不断增长并到达其顶端之后，人口红利的影响就将逐步减弱了。并且在开放性条件下，对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结构以及资源的国家，人口红利的作用显现并且会一直被放大，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进一步使人口红利下降国的红利更快地衰退。换一个方面来思考，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的价值增加和素质提升，存在数量增加以及结构改善等，这往往能够提高人口在推动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效率，从而补充数量型要素投入的影响力及递减性，最终能够为推动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科技革命，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转变人口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当人口的增长到达顶峰时，想要通过人口进一步转变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存量的改变，就需要转变人口模式：从数量型人口模式转向多层次的质量型人口模式。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发展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发展方式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同时转变质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够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由资源型经济转型改变为创新型经济，并且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一些革命性变化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这就是“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二次人口红利与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同，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依赖数量型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二次人口红利是在不同质量层次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创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劳动力生产发展，从而带来的相关的自主创新效应以及经济发展效应等。同时，二次人口红利也是我国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期间，相关的人口转变进入到了后期阶段的表现，这时就需要相关的制度革新，来挖掘、培养和释放人力资本的存在数量以及增长数量。与此同时，还能够激励与支持各个层次人力资本的相关创新活动以及产业优化发展，最终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涵
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就是通过探索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与回流科技人力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一）传统资源中的隐性人力资源
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三个层次中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一个是企业家层次，一群年轻的群体，主导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个是智力国民层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积极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个是技工层次，大量的、熟练的技工，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高效的劳动力。
首先是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之一。因为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具有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本，拥有一个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在相关的创新活动或是创新经济中，企业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主要表现在对于决策、管理、承担风险和创新的综合能力。但是，对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测难度非常大，应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看作是企业发展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天性表现为对于相关生产以及创新活动中隐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家发现创新机遇，以此来挖掘并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及企业之外的资源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与组织企业，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对于国家来讲，改革开放的相关制度与环境，能够为相关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以及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与条件，从而推动企业和区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非职业的发明家及创新者，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内涵。非职业的发明家大多数的社会身份是个体科研者、私营企业家、创新爱好者等，而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创造发明热情，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勇气。非职业的发明家以及其相关的发明创新活动与国家的科研计划、重大科研项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时间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关部门的资金保障。一般情况下，就是通过自主研发完成其发明，同时将其创造转变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资金等现实条件以及环境的制约。我国存在着大量或者是具有创新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是“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最后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是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因素。对于我国来说，不得不面临年轻劳动力增长即将减速的事实，但农村的数千万农民工逐渐变为城市工人，将农民工素质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从而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二） 发展与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参与了相关专业培训，且参与到了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扩散以及应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相关人员。这也是“二次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科技人力资源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资格的科技岗位工作人员，换个词就是科技活动从业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学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人员，就是科技人力资源储备。
对于科技人力资源来说，其包括了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高素质人员。我国虽然在科技人力资源的人员总量上占据着领先地位，但是我国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的科技人才数量与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量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数量也大，因此，尽管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雄居世界第一，相关的科技研发人员总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在研究人员这一指标上却低于发达国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国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数集中于一线以及二线城市，其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主要集中在相关的公务员等公共服务行业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关的企业、农村地区以及经济领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对于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比较来说，研发人员在水平以及数量上的差距较大，而西部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中，高层次创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给不足，造成了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的落后，并与经济发展脱节等问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来说，其自主创新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很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自从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吸引了众多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每年进入我国的科技人员达到几十万人。“十二五”以来，我国实施了各种人才计划，使人才引进数量再创新高。对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源的回流，不仅能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要素以及动力，同时也是我国“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一般包含人口优势、人口转变方向、现代型人口结构、竞争优势、制度红利等，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分流、人力资源匹配、产业发展三个重要内容，进行二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分析。
（一）相关劳动力的充分流动
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资本在产业内或者是行业内以及组织内部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创新型高级人力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国内的流动等。这一机制可以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奠定人才基础。
（二）人力资本匹配性的投资
对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投资，不仅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匹配，并且还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资，就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动态，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前瞻性人力资本投资计划。这一机制为人力资本存储数量的累积及相关的优化奠定了结构基础。
（三）实施配套性的产业发展
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不能自动地促进自主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自动地产生红利，就像人口红利一样，中国在人力资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人力资本的结构以及质量、培育与其相适应，对各种层次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才是产生二次人口红利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通过跨越不同人力资本的门槛，使更多的、适用的人力资本可以参与到不同属性以及层次的创新活动之中，从而形成多种层次的自主创新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全面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对于二次人口红利来说，不仅是传统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最为关键的是将各个层次的质量型人力资本体系进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这一机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强有力的保障基础。
结论
对于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来说，其可以为传统经济以及其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全新的机会。对于我国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条件，因此，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层面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涵盖采用一系列的关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体制等改革的措施，来尽力挖掘隐含的人力资本，从而培养新型的人力资本，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源质量以及相配套的产业结构、相互协作的组织形式、创新的社会空间，这样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畅通，使质量型人力资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产率，最终达到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红利与获得新源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刚，林曼.论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7（20）
2.孟令国，李超.令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J].改革，2013（1）
3.刘三林.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广州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商业时代，2013，3（7）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人口结构；资产价格；养老体制
0 引言
根据相关的估计，随着人口老龄化，在欧洲和日本，在2000年每6个在职工作者负担一个退休者，但到2050年将变为每3个在职者负担一个退休人口。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机构与养老金制度的特殊性，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低，而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据联合国的预期，我国的老年负担率将在2040年达到20%，超过同期美国的水平，仅次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欧洲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国具有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水平将在2020年开始急剧下降，这使得中国在储蓄和投资方面面临新的课题。在养老制度和政策方面，不但要解决现有养老金体制的巨大转轨成本问题，而且，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同时还面临着解决养老保障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些养老方面的问题也会对我们未来的储蓄和资本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1 理论分析与基本模型
假设个体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年轻阶段和老年阶段。人们会在年轻阶段进入职场工作获得工资收入，在老年阶段退休靠年轻时的养老储蓄生活。遵从经典的OLG模型，本文假设青年人和老年人是两组特定的异质易人群：在某一时点上，青年人是唯一的资产需求者，老年人是唯一的资产供给者。青年人有遗产收入和工资收入来满足消费和投资，老年人失去任何投资来源，只能把年轻时购买的资产出售来获得消费来源。
假设个体的效用函数是对数可加的：
U（c■■，c■■）=lnc■■+βlnc■■
年轻人从父辈得到遗产a■■，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遗产的数量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一个外生变量。β为时间偏好系数，也就是个人对年轻消费和年老消费的代际偏好程度。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获得工资w■，用于消费支出c■■和投资支出z■；
c■■+z■=w■+a■■
在老年阶段退休，没有工资收入，靠年轻时的储蓄进行老年经济支出，并拿出一部分作为留给后代的遗产a■■，我们同样假设该变量是外生的：
c■■=（1+r■）c■-a■■
这样个体在其生命周期内面临的规划问题是：
maxU（c■■，c■■）=lnc■■+βlnc■■
整个社会的总投资需求为：
Z■=N■z■=N■（■w■+a■■）
由于N■是t期出生的人口数，也是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所以我们看到投资需求与劳动力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之间呈正比关系。假设每个年轻人得到的遗产不发生变化，容易得到：
■=■+■
也就是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应该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工资增长率。这说明资产需求会随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和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资产价格方程
在不考虑新的投资机会情况下，老年人通过出售资产来换取消费，是资产的唯一供给者。资产供给量为老年人的消费量：
St=N■c■■=N■[（1+r■）■w■-a■■]
生产函数满足一般的生产函数条件，具有不变的规模经济特征，根据欧拉定理，工资收入为：w■■=y■-r■k■，即为个人单位产出减去资本利得。这样资产供给方程变为：
St=N■[（1+r■）■（y■-r■k■）-a■■]
假设资产价格遵从一般的价格调节模型：
q■=q■■+？准（z■-I■）
q■■为资产供需相等时候的长期均衡价格，不受到资产供需因素的影响，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有关，我们假设其遵守一个外生的动态变化过程。从方程来看，如果资产供过于求，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反之资产价格就下跌。
在简化的基于OLG模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人口结构与资产供给结构呈现直接的线性关系，劳动力增长率对应着资产需求增长率。如果人口结构开始老化并一直持续，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衰减，老年人的比例不断增加，就势必带来资产供需格局的变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对应着不断减少的资产需求，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则对应着不断增加的资产供给。这样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资产供需的严重失衡，资产供给大大超过资产的需求，势必带来实际资产价格的下降。
2 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形成对金融资产在内的经济资产的旺盛需求，促进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人口红利带来的黄金时间是历史的机遇，也是短暂的，我们同样不可回避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周期性转变的自然趋势。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其后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养老压力，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将被快速追讨，金融市场也将面临冲击。
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可以操作的政策变量有两个：一个是重新考虑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减缓人口结构的迅速老化，为其它政策的实施提供时间；二是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用“技术红利”补充失去的“人口红利”，来填补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资产价格的微观基础缺失。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适时根据价格变化做出资产组合调整，以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持续下跌的风险暴露。对金融机构而言，一是大力发展养老金业务和老年产业投资，以对冲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风险；二是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引导到能够带来“技术红利”的高新技术产业上，以提早顺应国家产业政策；三是大力推动年金市场的发展，通过年金化的养老保险给付模式来减少资产价格因老龄化带来的快速波动。
【参考文献】
[1]Abel， A.B..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R].NBER Discussion Paper 813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