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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1
通常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低人口负担比的利好人口年龄结构，有助于经济投资和经济发展。换言之，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被等同于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opportunity window）。笔者一直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是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价值。就实质而言，人口红利是人口的产出和贡献，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产出和贡献，不同的人口有不同的产出和贡献。
根据经验事实的概括，我们可以提出四种人口红利，即人口更替或者人口增长红利、人口投资或者说人力资本红利、人口转移或者说人口流迁红利、人口转型或者说老年人口红利。人口更替红利是指人口再生产所带来的消费以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贡献。一波接一波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消费的推动、带来了劳力和军力的供给，产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人口红利。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投资红利则通过对婴幼儿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投资在人口发展生命周期的工作期焕发出来，以人口的体能、技能和智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投资红利是指人口的健康、教育等复合投资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所创造的人口贡献。人口流动迁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通过人口流迁，可以转化人口压力为人口动力，使富余劳动力变成必要劳动力，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则特指老年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参与所产生的价值贡献，这在老龄化社会特别重要。通过老年人口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续就业或者志愿活动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从中我们可以收获人口转型红利。
总之，人口红利不能笼统言之，有一个看问题的角度选择。我们不该固守一隅，以偏概全。从古到今，人口都在产生红利，有大小、有早晚、有差别，但不存在有无的问题（除非是零素质人口）。只要有人口的存在，就有红利的存在，区别只在于大小（着眼于劳动人口或者工作人口）以及早晚（着眼于生命周期，特别是人口投资红利的产生需要时间）。
老年人口红利就是人口转型红利，就是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的老年社会角色和形象。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随着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分析
无论哪种红利，最终都要落实到促进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战略储备两个基本点上，为此要作出有长远眼光又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人口红利既取决于人口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取决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尽其畅”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安排。不管是在什么时期，能否获得人口红利，关键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古今中外，只有人口红利的大小，却不存在人口红利的有无问题。“人口低负担比”只是提供了获得更多人口红利的结构性条件，但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人口转变打开的只是机会之窗。但中国却很可能是有窗口之美，无机会之实。短期看，采取积极就业政策才可能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如鼓励创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制定产业发展计划、提高就业参与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充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而言之，可以理解为一个“极限值”。我国人口红利并没有充分挖掘。在理论上，只要还有失业现象、还有工作满意度不高现象，就难言“充分”。
教育年限的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知识型和技能型的人力资本。体力型劳动力和技能型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其劳动产出更高。但社会是分层的，岗位是多样的，我们既需要体力型劳动者，也需要技能型劳动者。我们关注的与其说是他们所创造的红利的高低，不如承认这些人口红利存在着类型的差别。有时候，不同类别的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视角，却难以区别它们的高下，我们生活的世界永远具有“生态多样性”。长期看，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义务教育，从9年延长到12年，使人人能上学、个个都好学，才能焕发出人口的投资红利。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人口红利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从历史的前后关系看，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本的释放。20世纪后期人类关注“人口”。到了21世纪，我们要倡导“人脑论”，智慧、知识和创新是地球“最后的资源”。我国对人口投资还不够重视，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有待大力加强。
开掘老年人口红利势在必行
老年人口红利将成为社会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红利的关键点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延长高龄劳动者的人口红利，但也可能在某些行业因为就业岗位有限导致年轻人推迟就业或者暂时失业从而丧失年轻劳动者的人口红利。无论如何，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阶段，我们要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延长老年人口红利的收获期。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挑战趋大的时期，我们要高度重视“老年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挖掘老龄化社会的力量，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组合成的综合应对战略实现老年人的幸福老龄化和整个社会的成功老龄化。同时，笔者想提醒一点，在人口老龄化面前我们是可以有所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应对，这就是通过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战略“控制人口老龄化”，实现“适度人口老龄化”。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是一个可持续社会必须服从的人口规律和人口价值。
虽然人口老龄化充满挑战，但老年人口将是产生新人口红利的主体，他们在观念和行为层面上的“老有所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对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是产生老年人口红利的新动力。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的老年福利保障制度需要根据国情国力来设计和完善，突出老年的共建、共享、共生的思想。在尊重多样性和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具有一定弹性和选择性的退休制度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用制度安排来激发老年人口红利。
退休是人生新起点。终生健康、终生学习、终生工作的理念表明人生并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断裂。老年群体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只要规划好晚年，再图发展，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人生传奇。在“制度性退休”和“功能性退休”之间存在着一个老年发展时期，无论是老年人的健康、知识还是道德都有一个老年发展的时期和空间。笔者于2002年提出的“老年发展理论”试图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来认识老龄化内在的积极力量并开拓促进老年人以及老龄社会实现成功老龄化目标的路径。老年发展是指老年人积极的社会发展，就是老年期的继续社会化，就是老年生活的学习化和工作化倾向，具体包括了老年期的健康发展、知识发展、角色发展、心理发展、婚姻发展和价值发展等。
老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老年人要在参与社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升华。老年的社会发展就是要保持老年期的工作角色和社会角色，并通过扮演这样的角色来获得老年幸福必不可少的成就感。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老年人是否有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寿命。老年发展往往肇始于个体生命的发展，结果却反映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的结构―功能的变迁上。通过积极的老年发展，我们将减轻来自老年人口的负担和压力，来激发老年人群身上存在的积极力量。激发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让老年人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让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的发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老年并不是人生的终结，而是人生新的开始。譬如，退休往往意味着退而不休，这也常常是有很高自我实现要求的老年人自觉的寻求。在这个意义上，退休只是意味着换一个领域，对角色来说，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是“转岗”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下岗”。因为只要拥有健康，老年人照样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新的价值。到了晚年，如果能够做到养老无忧，“老年发展”就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问题了，而我们知道，在老年人口中，总有一部分老年人存在着强烈的“老年发展”的欲求。成功的老龄社会对老年人群中的精英分子至少有一种寄望：不要倚老卖老止步不前；而要自强不息，再攀高峰。“独善其身”固然不错，老有所成、“兼善天下”则更好。这才是老年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老年发展是体现老年价值的最好途径。
应对老龄化挑战，探索老年人口红利开发模式
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幸福的和成功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促进老年人的尊严、参与价值。消除年龄歧视，促进老少平等。“能力本位”的社会比“年龄歧视”的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希望。目前，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0%在工作，欧洲则有7%。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养老的责任，但老年人对社会和家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需要强调老年人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一个共融、共建、共享的社会才是和谐幸福的老龄社会。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生命已经增加了岁月，现在我们必须给岁月以生命”。如果说“给生命以岁月”指的是对长寿的追求，那么“给岁月以生命”实际上是要赋予生存时间以价值和意义。所以，这里的生命具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后者指的是社会学意义的生命。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老年是使人生趋向完善的阶段，是自我价值实现再上台阶的阶段。所以，对“养老”的研究要上升到对“养心”的研究，或者说从对“消极养老”的研究要拓展到“积极养老”的研究。“消极地养”无异于等死，生活如果没有了目标和价值，将是没有意义可言的。老年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最重要的将是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实际状况将直接关联着老年人的满意度。老年发展就是要“给岁月以生命”。“养老”是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是初级的人道主义问题，而“发展”则是老年人的高级需求，是高级的人道主义问题。养老只是老年人不断伸展的需求之链的出发点。
老年期依然存在着一个继续发展的时期。“退而不休”现象的大量出现意味着“退职”的概念将逐渐替代“退休”的概念，职业只是一个工作平台，其角色可能中断也可以重新获得。老年期不仅仅是一个养老的问题，也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老年发展和老年价值问题。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老有所乐”。志工和义工是老年人积极的再社会化途径。对于老年人晚年的精神寄托，道德升华和价值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需要在老年人群中传播和发扬老年志愿者文化，鼓励老年人的精神自养。志愿者活动可以在形式上非常多样化，但值得肯定的是，它的本质是老年的道德发展和老年的价值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志愿者行动不仅可以树立积极的老年人形象，而且可以帮助充实老年人的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2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民工荒；人口问题；人口红利；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17-02
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理论认为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实际上“民工荒”现象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已至，而是由现阶段中国特有的原因所致。
1.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
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通过资本积累，农业部门可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供应剩余劳动力。随着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并被动提高工资，同时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最终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由市场决定。刘易斯拐点是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自此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首先，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未完全转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剩余劳动力。这一点与刘易斯拐点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的理论相悖。
其次，现阶段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反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在近十年呈现出显著的拉大化趋势。尤其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及沿海发达城市，发展速度远超农村。这也与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论点相悖。
刘易斯拐点的现实含义是，城乡差距消失，劳动力由丰富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市场决定人口流动方向，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在城市或是农村。这种状态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这是经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真正状态。
反观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民工荒”的原因并非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远未到来。“民工荒”有着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原因。
2.“民工荒”的真正原因
（1）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形成障碍
中国特有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分配达到平衡状态的临界点，此时农村和城市居民可自由进行双向移民选择，而户籍制度限制了自由移民的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持有农业户口成为在城市正式部门就业的一大障碍，农业户口的持有人多数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因此只要存在农业户籍制度，刘易斯拐点就很难真正到来。
（2）城乡贫富差异不断拉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农民工被迫选择返回乡村
据调查，目前中国的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的第一目的不是在城市“移民或定居”，而是“打工挣钱”，其挣钱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回老家盖房子”、“结婚”、“供孩子上学”、“回家养老”。农民工到城市的目的可以充分证明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力与机会选择在城市“移民或定居”，随着其“打工挣钱”目的的达成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加之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最终不得不选择返乡。
（3）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失去优势
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得到了显著控制。农村可向城市输送的剩余劳动力也减少了。高龄农民工返乡后，没有足够的低龄农民工填补空缺。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民工荒”现象将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阵痛”，而是一个长期的人口问题。
（4）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加大了人口流动的难度
中国地域广阔，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交通成本相比欧洲、日本等国家高得多。而且由于春节等传统节日，造成了中国农民工往返城乡的时间高度集中，更加剧了人口流动成本。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方言、习惯、饮食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农民工在由于不适应城市文化会出现缺乏归属感和被歧视的心理状态，将促进其返乡决策。
二、新的人口问题及衍生问题
三十年前，中国面临了人口高速增长的难题。通过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得到显著控制。而之前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则成为了一种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年后，中国又面临了新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主要问题。
1.人口红利下降，人工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曾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是导致“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之一。中国的人工成本持续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廉价劳动力正在失去竞争力，不少国际加工产业已经将中国的代工厂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尼等其他低人工成本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出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后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也导致了当前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的众多家庭呈现出“4—2—1”的人口结构，即4个老人（夫妻双方父母），2个成年人（夫妻双方）和1个孩子。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必然会加剧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家庭和社会都呈现“倒三角”的形态，这对劳动力供应、经济发展、综合国力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3.养老负担加重
在未来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将集中进入退休阶段，这对中国的养老体系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由于计划生育比较有效地控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青壮年人口的养老负担将大幅增加，而中国的养老体系尚不够完善，社会养老将成为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
4.年轻人压力增加，幸福感降低
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增加、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责任加重，这将影响到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使其幸福感降低。
5.产业结构无法形成良性过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在产业升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资源密集型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向熟练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IT、汽车制造等行业均出现了并购世界知名品牌的案例。然而，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由密集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会停滞。目前“民工荒”所带来的工人成本上升已经导致加工产业大规模从中国撤离，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距离知识密集型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产业经济增长点上无法形成良性的过渡。
6.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
房地产的发展是近几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房地产市场目前已经出现泡沫。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中国老年人拥有的房产将逐渐转移给（只是使用权转移而不一定是产权转移）他们的后代，“4—2—1”的人口结构特点将导致未来年轻人手中的房产出现积压，购房刚性需求大幅减弱。如果房价仍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将终会破裂。
三、新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
面临人口红利下降、老龄化的新人口问题及相应的衍生问题，需要中国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以下几点。
1.逐渐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
中国在上一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红利下降和老龄化等问题，就需要以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新的问题。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例如逐步放宽生二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缓解老龄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动力供应。这对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国家综合国力、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都具有积极意义。
2.逐渐取消农业户籍制度，促进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
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籍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城市就业岗位对于农业户口持有人的限制和歧视，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的剩余劳动力，取消农业户籍制度后，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促进中国真正迎来刘易斯拐点。
3.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建立中西部地区发展极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发展程度已与国际接轨，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尚比较落后。由于一线城市收入水平高，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很难定居一线城市，加之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最终多数外来人口被迫选择返乡。
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同时由于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低，可间接降低农民工的人工成本，刺激工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极，吸引资金，可在一线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区域，既可以缓解一线城市人口压力，又可以带动二、三线城市发展，提高生产效率。
4.加大教育与科研力度，提高人口素质
加大教育和科研力度，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进一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同时，普及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但是在加大教育的同时，要有策略地进行重点教育方向的引导，防止教育深化。如果仅仅是一味普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反而可能导致知识失业，使“民工荒”情况加剧。
参考文献：
[1] 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 Michael P.Todaro.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69.
[3] 侯东民，王德文，白南生，钱文荣，谢长青，周祝平.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J].人口研究，2009，（2）.
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3
外贸政策；现状；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F75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2）5-0032-02
一、我国外贸政策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自从我国加入WTO，我国的贸易实力正慢慢加强。我国是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意识到，虽然我国是贸易大国，但并不是贸易强国，对外贸易中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不小的隐忧。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3%，达到8593.7亿美元，累计贸易顺差为6.7亿美元。在告别前2月份的贸易逆差后，3月份当月出现贸易顺差。之前进口的突然扩大缘于中国政府调结构、促平衡的政策导向刺激，并非市场主导的结果。而经过短期的急剧增长后，进口增速逐渐回归理性。
1.我国传统消费品出口出现疲软的状态
传统消费品的出口困境也反映在数字上：1-3月，我国外贸出口4300.2亿美元，增长7.6%，但服装、纺织品及鞋类产品的出口增速分别为3.9%，1.4%和2.8%，均低于总体出口水平。事实上，此类商品的出口之前已显露出疲态，今年前两个月甚至均出现出口负增长。据统计，1至2月，我国服装、纺织品、鞋类和箱包出口分别下降了2.5%、2.6%、2.1%和12.1%。
2.加工贸易增速在放缓
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项下贸易逆差516.7亿美元，扩大9.4%。同期，我国加工贸易项下贸易顺差874亿美元，扩大13.4%。其中，出口1960.7亿美元，增长6.3%;进口1086.6亿美元，增长1.2%。
数据显示，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速并不快，但进口放慢了。这说明加工贸易顺差的出现是由于加工贸易的进口放缓，而非加工贸易出口增长所致。尽管加工贸易延续此前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但好的方面是，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1%，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4.4%，两者差距正在缩小。
3.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放缓开始阶段，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正在发生变化
我国正处在一个增速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即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正在发生变化。从人口红利来看，我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例将在2~3年内出现拐点，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减少，未来可转移的空间已经很小，拐点可能已经发生。从制度红利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效率红利在消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放缓到目前的8%附近。3月份出口环比增速企稳，但进口扩张显著放缓。从外部环境来看，未来全球增长分化，美日经济温和增长，欧债危机虽有所缓解但欧洲经济难免衰退，而且近期指标显示欧洲经济的下行风险加大。预计中国对欧洲出口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维持同比个位数的低增长，加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滞后影响，将拖累整体出口增速在第二季度继续放缓。但从季度走势的领先指标看，美欧日制造业ISM加权指数已从2011年11月份49.7的低点回升，最近几个月均维持在51左右，意味着出口增速在目前已经低位的水平继续下降的空间不大，今年下半年甚至可能有小幅改善。
二、对我国外贸政策的建议。
1.提出“科技兴贸”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今年外经贸部提出“科技兴贸”战略，其核心是通过对科技的应用，以改善进出口结构、提高出口质量，增强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科技兴贸”战略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第二，将高新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档次及附加值，加快实现出口商品由目前的初级工业制成品为主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为主的飞跃。
2.提高境内加工贸易层次，推动境外加工贸易发展
在我国外贸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最大，占到一半以上。90年代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一直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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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加工贸易国际分工中，我国承担的主要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部分，与一般贸易相比，其利润低、对外依赖度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前不久，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邦柱指出，我国加工贸易已到了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阶段，要引导加工贸易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市场多元化战略就是要巩固和拓展美、日、欧等传统市场，开拓非洲、拉美、东欧和独联体等潜力巨大的市场。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是开拓拉美、非洲等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企业逐渐改变过去单一出口方向，开始全方位向国际市场进攻。
4.逐步开放服务贸易
随着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各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电子技术的发展，服务活动及其可贸易性进一步加强，服务贸易将日益发展和壮大，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一方面要收集研究不断变化的进口方市场的相关技术法规、技术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的相关信息，以便能够及时调整生产。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加快技术进步步伐，比如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1]郭波，都莉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外贸政策战略调整的契机[J].大连大学学报，2010，(02).
[2]徐大伟.我国外贸政策调整思路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0（17）.
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4
关键词：劳动力参与率；现状；成因；思考
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在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着重强调“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知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以及技术。这就是萨缪尔森所称的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这四个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人们认为，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是相对固定，而经济增长幅度与速度则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但实际上，在人口总量一定的条件下，投入到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变动的，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对它的衡量指标之一就是劳动力参与率。
劳动力参与率是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衡量、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程度的指标，其含义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口中劳动力所占的比率。由于劳动力参与率本身只是一种测量或者反映的指标，并不是影响人口参与劳动因素。
劳动力参与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各人对于时间用于工作与消费闲暇的选择偏好，它的变动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一、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现状
劳动经济学在讨论劳动力参与率时，出发点是劳动力的拥有者按照自己的偏好，在为获得收入而工作与放弃工作收入而享受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劳动经济学理论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可能形成两种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效应。一是收入效应，即更高的收入使人们具有更强的购买力消费闲暇，从而减少劳动供给；二是替代效应，即更高的工资水平提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诱导人们增加劳动供给。经济史表明，虽然个人由于人力资本禀赋、家庭背景、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以及性别、年龄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对劳动参与具有不尽相同的选择偏好。但是从长期来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劳动力参与率趋向于降低的过程。
经济的腾飞在于它带来的变革。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转型阶段，经济制度的变革改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力的配置由政府行政机关统一进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只有参加工作才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来；同时由于工资长期保持低水平，普通人不可能单凭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养活一家子人，任何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工作进行劳动。在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时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被推到极限状态。直到1990年，25-39岁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均超过90%。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日本女性1990年只有15-19岁和45-49岁这两个年龄组中劳动力参与率超过了70%，其他组在60%左右。韩国的女性1989年没有一个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率超过64%，在25-34岁这个年龄组中，甚至不超过50%。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同期90%以上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太高了。
在中国的5次人口普查中只有最后两次调查了就业状况。对比第四与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城市人口的数据发现，这十年间城市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显著高于男性。在女性25-49岁这个“黄金劳动年龄”内，各年龄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幅度均高于10%。例如在30-34岁这个年龄组中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从92.7%降为80.8%。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参与率在近十几年来有着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相比其他国家劳动力参与率还是相对偏高的。
二、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现状成因
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参与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政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虽然这种变化的幅度相比其他国家较大，导致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教育因素与劳动力参与率
知识经济的到来，市场竞争的激烈，迫使社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一直在提升，为了适应这样的环境，更多的劳动者会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其实从中国城镇16岁以上在校学生数来考虑，根据中国统计口径，在校生是不包括在经济人口中的。但是伴随着近几年来，国家相继推出的九年义务教育、大学扩招以及研究生扩招政策等，从表1不难发现，中国在校生在迅速增加着，劳动者进入市场的平均年龄在增大，这样就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
（二）“自然”退出劳动力市场因素
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后，就业与否成了个人的选择，一些人可能自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得劳动力参与率“自然”下降。例如有人因为工资太低而选择在家里享受“悠闲”的生活，有人因为丈夫收入高而成为“职业家庭主妇”，有人因为要全力教养孩子而成为“职业妈妈”；也有一些人由于寻找工作太困难而放弃，被迫成为非劳动力人口中的一部分。无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选择的结果都将会使劳动力参与率出现回落。
（三）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与劳动力参与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计划生育的进行以及医疗技术水平的整体上升，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不断下降。据统计，中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在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964年，这个数据为3.56%，1982年4.91%，1990年为5.57%，2000年已经上升到6.96%。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使老龄化成为必然。劳动力参与率数据的计算中并没有年龄上限，老龄化必然拖低整个数据。
（四）产业结构调整因素
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地用机器代替人工，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城镇真实的失业率凸显，这也是导致劳动力参与率进一步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转型期劳动力参与率的思考
一般来说，当一国或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经济的较快发展会推动就业的增长，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水平也会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参与倾向会提高，从而劳动力参与率也随之上升。但是，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经济的较快发展伴随而来的将不再是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而是下降。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增长会产生财富效应，劳动力参与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产生的效用就低于闲暇产生的效用，因此他们会选择更多的闲暇，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
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大量的无效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导致失业人数的上升。然而一国的发展是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广泛投入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更应该注重这方面，否则在转型之后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动荡，那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在转型的基础上，我们就要努力让广大的民众参与进来，并且推动转型的完成和经济的发展。即要适当减缓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
首先，充分发挥和利用人口红利优势。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与失业有类似的效果，即降低了人口的生产性，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失进程，从而减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在一个国家得以利用人口红利加快经济增长的时期，需要同时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源泉。或者说，在人口优势出现消失迹象时，一方面要保持那些有利于利用当前尚存的人口红利，并且藉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创造和培养持久性的增长源泉。只有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实现就业最大化，才可能有机会、有时间创造新的增长源泉。
其次，营造环境，提升劳动者自身素质。在劳动力市场压力之下发生的、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劳动力市场退出行为，比劳动者选择处于失业状态更不利于再就业的实现。以往的研究表明，处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与处于失业状态，反映的是潜在劳动者的两种不同行为。而处于失业状态意味着劳动者付出更大的努力寻找工作，其结果是面对更多的工作选择。相反，处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人们，对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机会反应迟钝，较少能够抓住再就业机会。因此，减少丧失信心者的人数、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有利于个人工作愿望和政府再就业目标的实现。
再次，改进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通过政府和社区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向有再就业困难的群体提供就业扶助，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的就业信心，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在一些发达国家，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水平常常是人们自愿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原因。但是，中国目前出现的失业也好，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好，都是由于就业的现实困难而产生的。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处于不工作状态降低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一些城市劳动力调查中，除了60岁及以上年龄组外，所有其他处于劳动年龄的被调查者中，不工作者与工作者相比，前者都表现出对目前生活水平更大的不满意程度。
最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因此，我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缓解失业的同时，需要大力支持与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这个广阔的空间中，产生大量的劳动需求。
尽管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偏高，但是，从发展历程上看，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则在大幅度的下降中。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不完善；同时，劳动者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者素质偏低等，造成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如今的局面。
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一定就会成为一个失业大国。其实，中国目前的就业形势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而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条件，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改进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缓解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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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5
关键词：经济增长 克强指数 下行趋势 破解路径
经济在运行中有起伏和波动虽然正常，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经济长期增长必将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繁荣富强。伴随着全球经济继续下行，当前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结构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经济下行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得到实质上的验证，面对经济下行的事实，需要分析下行的具体原因，更需要提出化解经济减速难关的路径。
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具体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佐证，笔者从国内生产总值、克强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来佐证经济增长减速的事实。
（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变化趋势
自1978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时有波动，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为GDP）仍保持平均9.85%的增长率，令世人艳羡。根据图1可以看出，36年中经济增长的速率并不平稳，最高的年份是1984年的15.18%，最低的年份是1990年的3.84%，而在过去的5年里，GDP增长率平均8.87%，低于改革开放36年来的平均水平。根据图1还可以看出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下行，始于2007年。根据图2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更加清晰。如果从季度的角度来分析，除了2009年第2、3、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保持小幅上升之外，2010年第2季度以来的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下降。
（二）克强指数变化趋势
克强指数主要包括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子指标。耗电量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和消耗电量，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区工业生产活跃度以及企业运行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7年之后，我国电力消费增长率呈下降格局，其间有波动，2010年曾有恢复性增长，之后又下降。铁路货运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总量，从物流角度反映该地区工农业生产以至整体经济运行状态。由表2可以看出，从2010年之后，我国铁路货物运输量增长率持续下降。贷款发放量指人民币贷款总额或新增贷款规模。我国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大头，银行贷款又占间接融资大头，贷款发放情况既反映出市场对当前经济信心，又显示未来经济运行风险度。从表3可以看出，从2009年之后，中长期贷款占比除了2013年有恢复性增长之外，其它时期都在持续下降。
（三）股票价格指数变化趋势
股票价格指数是描述股票市场总的价格水平变化的指标。它是选取有代表性的一组股票，将各股票的价格进行加权平均，通过一定的计算得到。股票价格指数的涨跌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人把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称之为实体经济的“睛雨表”。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达6124.04的历史最高点，之后上证综合指数基本上以下跌为主（见表4），至今上证综合指数也没看到大的起色。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发现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GDP增长率持续降低，克强指数的三个子指标一起下行，股票价格指标持续下跌，至今还未见起色。实际上，还有很多其它经济迹象，粗略地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即我国经济遇到了新一轮的减速难关。
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原因分析
（一）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增长乏力
从图3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时有波动，其中净出口的波动最大，但由于消费与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净出口的减少率所以我国GDP每年都在正增长。国际媒体曾经这样赞誉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全球经济低迷，中国一枝独秀”。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次我国经济未能独善其身，从三大需求增长速度上来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各自的增长率在2007年之后，虽然也有波动，但整体下降还是明显的事实，消费、投资、净出口增长乏力的现实已成长期趋势。
（二）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红利期满
1.低成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曾被世人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依靠的是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目前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巨大优势的劳动力因素，正在面临着从富余到短缺的转折，从图4可以看出我国正在经历这一变化，长期趋势会加剧这一过程对经济的巨大影响。无论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还是考虑来自劳动力及相关产品的价格层面的数据分析，都可以做出一个具有历史结论意义的判断：我国在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
我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在逐步趋紧，人口红利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转为人口负债，曾经参与国际分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转变。和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同我国形成较强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慢慢地深化为劣势。目前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大体上是泰国的1.5倍，是越南的3倍，是印度的3-4倍。比较优势下制造业面临再一次全球分工，本文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到廉价劳动力优势渐失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确实在下降（见表5）。
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现实和长期趋势继续走高，必将影响发达国家在我国制造业方面的直接投资。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曾经对25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中国制造”的廉价“王位”已遭“罢黜”。该公司合伙人瑟金称，中国的实际生产成本“已接近美国”。调查称，印尼是调查中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国家。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回流”。该公司调查了200个大型制造企业，21%的企业表示已经开始或预备在两年内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回美国，而31%开始考虑“回流生产”。
2.经济制度红利正在衰减。经济学家诺斯强调：“增加的路径依赖”，其含义就是增长取决于制度。历史证明最适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回顾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从农村改革的，到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经济特区，从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国企改革的“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纯粹的计划经济到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一经济制度历史变迁中，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勿庸置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极大成功，但今天的经济体制仍然存在继续改革的必要性。据测算我国市场化指数在1981-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年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基本保持递减状态。 世界银行了2013年的营商全球环境报告显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营商便利度（仅指中国大陆）在185个国家里仅排名第91位。中国香港排在第2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则排在第4位。我国在185个国家中经商便利度排名和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是不匹配的，说明当前经济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较大。
3.全球化红利遇到困境。21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而大规模地把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向外转移。我国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及2001年底加入WTO 带来的全方位影响，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最大的流入地。借助加入WTO的契机，我国大力吸收对外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这一波全球化红利的最大赢家之一。随着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波的全球化红利基本结束，我国急需调整才能实现与世界的再平衡。根据表6可以看到，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及对GDP的拉动，与消费、投资相比，上一轮的全球化红利已经渐渐消失。
我国经济下行趋势破解路径分析
经济增长像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人均GDP的持续增长会使百姓从贫穷走向富裕，我国的改革开放见证了这一过程。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让这一过程放慢脚步，如何平稳度过经济减速难关，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一）从需求管理转变为供给管理为主的综合管理
虽然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显著，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会加剧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况。一方面，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产能，牺牲了经济效率；另一方面，需求管理的政策造成了部分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其次，政策刺激下的消费增长，其持续性有待考验，增加居民收入才是刺激消费的根本。未来国家政策需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为主的综合管理，具体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财税关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将来财税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对今日中国来说，“世界工厂”的美誉是不够的，“中国制造”要向“中国精造”、“中国创造”转变，必须在上层建筑层面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给予社会更宽松的人文环境，对知识产权给予更有效的保护和政府层面上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升级、改造。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需要运用市场化的力量进行淘汰、重组，即使不存在产能过程的产业，参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升级，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健康、理性增长。
2.打破非公有资本行业准入限制，引入行业竞争增加有效供给。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即产品的供需平衡。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有长期下降的趋势，但绝对额仍然在继续增加且数额庞大，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需要整个社会形成更多的有效供给。竞争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创造出更多的有效供给。但我国还存在众多领域对非公有资本存在较高的准入限制，对于竞争性的行业和领域可以引入非公有资本，引入行业竞争，从而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3.实现利率价格市场化、金融主体多元化，支持多元化融资需求并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资金的融通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和重要支撑。利率市场化是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打破国有银行主导天下的格局，推进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积极促成金融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出现，取消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限制，方能支持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层面上，要针对企业反映的实体经济资金总体紧张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盘活资金存量，优化金融结构，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进金融改革，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坚定不移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发展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
当前，加强民主建设可成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民主就是把社会力量真正纳入政治生活，使公民及时了解政府动态，参与公共事务，保障政府行为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破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垄断，防止政治权力对私人生活的不适当干预，并成为及时纠正政府失灵或失范的重要工具，实现政府和社会同时满意。民主的政府需要懂得民主的百姓，长期来看，这又需要加强公民的民主教育。
（三）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通常人们用基尼系数来对各国贫富差距进行比较，联合国有关组织这样规定：如果基尼系数大于0.5，则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这样的社会可能会不断地发生骚乱，甚至政权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如果基尼系数大于0.4，这被称为警戒线，整个社会介于稳定与不稳定的国家级；如果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则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这是最适合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表7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也显示：我国的贫富差距比日本、德国、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都要大。凯恩斯指出，一定数额的支出通过乘数效应数倍于原本的支出额引起GDP的增长。通常相对富裕的人群，其边际消费倾向小于相对贫富的人群，所以通过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可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在收入分制度改革中，应该坚持努力做到“授人以渔”，而不能局限于“授人以鱼”。三大主线需要坚守：一是“提低控高扩中”，持续直补农业、加强农民工社保，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行服务业增值税改革、结构性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及中小企业税赋；二是强化社会保障，规范央企分红和推动分税制改革等、财政加大民生投入，强化全民社会保障 、引导民资进入教育、医疗领域，鼓励商业保险；三是提升财产性收入试点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
目前，面对比较严重阶层固化、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这种情况下，国家顶层部门和领导更应该努力促成更大程度上的教育均等、就业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最终实现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均等。
（四）努力创造和实现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率（又称城市化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特征主要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三是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笔者认为“城市化深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市化深化”一方面需要水平提升，另一方面需要城市化质量提升。
1.城市化水平方面。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介绍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2013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136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城镇化率为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这样的水平和全球平均水平相当，这样的水平和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要提升，应加速城镇化，可喜的是我国已经树立了这样的宏伟目标，即在2030年前实现80%城镇化率。
2.城市化质量提升方面。需要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农村生态化，优化城市规模、构建城市圈 ，发展城市公共设施与服务。上述所说的每一方面都有其深刻的内涵，都将从不同角度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农民工市民化层面上，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这2.69亿农民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将产生巨大的增长潜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再如城市公共设施与服务层面上，有人将我国大陆的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与世界主要城市进行对比，发现我国除了经济实力方面还能说得过去，在硬件设施、金融成熟度、制度与机构效率、社会与文化、人力资本、环境与自然危害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五）创造和抓住机会实现新的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红利
当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失去、当市场化导向的再改革遭遇前进阻力、当全球化红利衰减，我国需要寻找新出路，实现新红利。
1.创造新的人口红利。我国劳动力的供需逆转，使得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企业主无法改变这一现实，我国很难再借此获得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想要创造新的人口红利，短期来看，要进一步打破城镇和乡村户籍界限，提高农民务工积极性，增加劳动力供给；长期来看，通过调整计生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应的数量，此处，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目前，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陆续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数量上占高校总数的50%。通过职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更多的“普通技工”向“高级技工”的转变，增强劳动力素质供给与企业对素质需求的匹配性，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精造”乃至“中国创造”的转变，形成新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
2.打造新的制度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现实相对照，会发现我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主要体现为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有效地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资源、赋予了垄断权力的国有经济规模依然庞大、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导致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的不足和缺陷使得我国的制度红利不能持续下去。
我国需要打造新的制度红利，可以通过全方位进一步改革，来实现新的制度红利。政府职能需要再转变，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需要再退一步，让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满足法制建设、公共服务、市场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政府进一步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国有经济还需要深化改革，落实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留下的国有企业可以进行制度再创新。目前，我国法制体系还需完善，要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拥有有效约束所有人（包括政府各级官员）的宪法，要依据国家宪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要通过法治切实保证公民的基本权益。
3.铸造和抓住新的全球化红利。当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全球经济疲软，我国可以选择进一步对外开放，降低比较优势的产品对外出口的障碍。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战略已经启动，这势必将让我国获得新的全球化红利，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国家拟建设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将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了经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创更多的自由贸易区来实现更多的全球化红利。同时，需要向学习美国，学习它“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如果说曾经我国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抓住了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的话，今天则需要转变观念，努力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新的全球化红利有如下特征：从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从低级要素利用转向高级要素吸取，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创造全球化战略机遇。要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红利，需要在我国建立全球性的城市，发展全球化的产业、形成全球性的企业和培养全球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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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6
结构调整和转型是着力点
结构性调整是增长动力之一。中国将在未来迎来结构性调整与变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尚未到位，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境况之中，接下来会作为动力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尤其
是“人”的城镇化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所带来的城镇化质量会更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
将更加“踏实”。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会带来经济增长。这个“由东向西”转移的步骤和过程远远没有结束，产业转
移之后能使东部地区更加聚焦在创新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上。中西部承接的地区会获得难得的发展机会。
专业性更强的分工会使得经济效率整体更高，增长动力更强。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动力。长江经济带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京津冀一体化协
同发展战略在最近这段时间大部分仍处于顶层设计阶段，进入“十三五”之后应该会逐步进入落实阶段，这
期间所带动区域与全局经济增长的力量也会非常强大。但这些大战略影响是渐进的，可能需要用整个“十三
五”的时间来显现效果。
生态文明、绿色化发展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思考方向和重要任务，同时也是重要的增长动力之一。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节能减排要求更高，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更高，短时间对企业和经济发展有所
影响，但长期来说带来了整个社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认同，使得整个社会对绿色经济投资加快。这个本身也
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经济转型升级将形成新的增长格局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将基本形成。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估
计年底这一占比将达到或略超50%。“十三五”期间，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打破垄断，服务业将能够
保持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率，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有可能达到或超过55%。“十三五”期间服
务业每年增长10%，将可以拉动经济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到2020年实现能
源消耗量下降14%左右。可见，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将牵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将形成。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5%。“十三五”
期间我国开始进入大众消费、平民消费新时代，人口结构变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将拉动消费快速增长，估计
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甚至高于60%。这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的消费总量将从2014年
的30.7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 50万亿元。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
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将初步形成。目前，服务贸易水平偏低是制约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
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总对外贸易比重仅为12.3%，不仅远低于全世界2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印度25%的水
平。若“十三五”期间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0%作为对外开放的约束性目标，我国服务贸易规
模将能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经济的转型升级将有效缓解、化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带来的困难，为我国未来5～10年保持6%～7%的增长
速度提供基本保证和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
通过共享金融来解决金融体系弊端
“十三五”期间，金融领域要做好7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鼓励金融创新;二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三是加
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四是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更加自由使用;五是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
六是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作用;七是发展普惠金融。
伴随产业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增长原动力的转换，同时国人的消费观及社会个人征信体系日趋成熟，加之互联
网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和广泛覆盖，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潜力巨大。以共享金融为焦点的金融创新实践将会
是接下来涉及金融业的巨大亮点。
“共享金融”能够有助于缓解甚至根除现有金融体系的主要弊端。一是可以重点解决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
短板”;二是可以促使金融推动分布式、规范式、自律性、公开透明的金融“软规则”建设，谋求低成本、
高效率的新型金融交易市场;三是可以巩固P2P时代的共享金融模式，且逐渐向B2B、B2P、P2B等领域拓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
“4+3”战略驱动区域发展
“十二五”时期是区域经济发展非常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区域的协调性、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地区之间
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的时期。未来“十三五”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仍然会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主
基调，东中西部及东北“四大板块”的发展战略还要继续推进，并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增加“一带一
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形成提出“4+3”的区域发展战略。
未来“十三五”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仍然会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主基调，而且这个方针还将是
长期的。这里所指的协调发展与国际上提出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含义相比，要更加丰富、
全面。
具体来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包括四方面的含义。第一，各个区域之间的差距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能
过大;第二，要使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区域之间能够形成分工合作的格局，而不是各地都是一
个自生体系;第三，区域地区之间要能够消除壁垒，形成统一的市场，要素在各区域之间自由地流动;第四
，将人和自然和谐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衡量区域是否协调的一个标志。区域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以损
害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P：
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在未来人口红利的变化下，我国城镇化增速将会减缓。16岁至19岁的、农村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以及肄业的
这批人是外出打工的主要人群。但目前来看，该阶段人群于2014年达到峰值后，将出现负增长，这也意味着
农村外出打工人群增速将降低。数据显示，2005至2010年期间，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速度为4%，但到2014年
该增速仅为1.3%，2015年从目前来看甚至降至0.1%。
过去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本是靠农民工支撑，在过去10年，农民工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大约为四分之一。农民
工外出打工人群增长速度的显著减缓，会相应地使城镇化速度大大减缓，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继续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其关键在于户籍改革带来的非凡红利
。预计，户籍制度改革充分成功将可以提高1%至2%的潜在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