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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1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5-0001-02
一、PBL教学法简介
与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简称：LBL）不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最早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布劳恩（Barrows）于 1969 年应用于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学中。其理论基础属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其教学理念是 “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选择知识的依据”。
与传统教学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学习，要求将学生的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与他人的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技能，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大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内容是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其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初步具备运用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观察分析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进而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学习本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授课对象是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本科一年级学生。考虑到从高中到大学的知识衔接，新生尚未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等因素，故而 “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都采用以教师个人讲授与知识灌输为主要特色的教学方法。
从当前“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看，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缺少授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缺乏学生对国际政治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自主探索，课堂氛围沉闷，学生提不起精神，教师也感到教学乏味，授课效果不佳。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如何引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在诸多学科教学中现已广泛采用的、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的PBL教学方法，为“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改革指明了一条新途径。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完全可以做到，课堂讲授与随机提问结合起来，也可以把设置问题与课堂讨论结合起来，也可以将合作探讨问题与自主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教师也可以开展实践教学，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与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的分析。
如果把PBL教学方法很好地运用到“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做到“教学相长”。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的分析问题的新角度等也可促使教师对其进行进一步思考，使其最终转化为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
三、PBL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下面以《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陈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教学为例，浅谈PBL教学方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是国际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影响各国对外行为最根本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几乎所有国际政治学理论著作都会涉及“国家利益”问题。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就有关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问题设置了三个议题，即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涵、作用和特点。很显然，仅仅通过这三个方面很难透彻地把握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理论。为此，作为辅助理解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容，在“国家利益及其内涵”之下设置了“君主――王朝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国家、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内容，讲述了国家利益的历史演变与国家利益同国家、国家理由、国家荣誉的关系。最后对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作了如下界定：“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依据这一概念，分析特定时期某个国家国家利益时，学生依然难以准确把握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理论”教学中实际上学生感到最难的是国家利益的生成机理、国家利益的层次和优先次序、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判断等问题。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国家利益的作用和特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掌握上述难点，透彻地了解和掌握国家利益理论，在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设置了如下四个问题和三个案例。其一，国家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二，国家利益是“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的共同生存与进步”综合性的“好处=利益”，那么它都包括那些“好处”？有层次，有轻重缓急吗？其三，某种“利益=好处”是不是“国家利益”是由谁来认知和判断的？其四，一国“国家利益”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结合上述四个问题，笔者向三组学生（每一组约15个人）具体布置了三个具体分析案例，中国、“朝核问题”和“克里米亚问题”，用国家利益理论分析上述案例中相关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认知过程，上述国家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及上述行动所折射出的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博弈结果。经一周的准备之后，各组首先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汇报本组的学习成果，之后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课堂辩论。学生对国家利益是否具有阶级性？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什么？国家利益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国家利益是否受到约束和限制等问题结合案例展开了热烈讨论。极大地活跃了课堂。纵观学生的汇报发言和辩论，尽管他们的发言不够全面、甚至是片面的，但总体上已触及到了核心问题。虽然在辩论中也出现了偏离研究主题的现象，但在教师的及时提示和纠正之下也很快回到了讨论的主题。最后，教师对上述学生的课堂汇报和辩论作了点评，对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和敢于提出问题的探索精神给予了肯定，并结合整个讨论环节，对国家利益的作用、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通过上述学习和辩论，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在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最终确认是需要过程的，并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最终获得确认。但有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标榜的未必是真正的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分成次，分轻重缓急的。国家利益可划分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国家荣誉等，其中国家的安全利益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国家利益根据轻重缓急可分为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当前利益、长远利益等。不仅如此，一国在某一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还受到地缘、时间、空间、国际环境及相关其他国家利益的制约等。
从PBL教学法的实施效果来看，应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通过问题导向性的PBL教学，克服了过去教师单方面讲解理论，单向度地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学习和接受理论、知识的弊端，使理论导向性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加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对“国际政治学概论”的学习热情。
四、反思
PBL教学法是一种比较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法，但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困境。
其一，教学任务与授课课时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纲安排的课时是72（72×40分=2880分）学时，而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材共7章加导论和结束语大概相当于8章的内容，每章平均学时为时，但采用PBL教学之后，《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一节内容就耗时达4学时。如果每个章节都采用PBL教学法，教师就很难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因此，一学期72学时的课堂教学中， PBL教学法的运用次数不宜过多。教师只能根据教材内容，一学期安排两三次PBL教学即可。
其二，课程性质、要求与师生综合素质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是理论导向性的课程，逻辑性、思辨性很强，这要求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这些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尚不知大学学习为何物的高中毕业生，在当下应试教育指挥棒下，无论是知识面，还是视野都比较狭窄，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史的基础知识，还是对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加上他们刚刚在高考压力下解放出来，在远离父母、没有教师督促的“无人约束”的自由自在的大学环境里，除了“玩儿”，对学习根本提不起精神，甚至很多人对学习本身产生了厌烦情绪。因此，重新调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读书热情存在诸多困难。
另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透彻地掌握教材内容，而且还要花很大的力气阅读相关材料熟悉案例，并结合案例精心设计相关问题，这对那些初涉讲台的青年教师而言，是一种不小的自我挑战。此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讨论掌控能力等也是考验。一旦出现偏差，课堂很容易就变成“杂谈”和“闲聊”，而这恰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最喜欢和“最擅长”的。
总之，无论是LBL教学法、还是PBL教学法，毕竟都是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并不是教学目的。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合理内核和值得推崇的一面。因而不论运用何种教学手段，只要能让学生听明白、看明白、学明白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才是课程教学改革的“王道”。
参考文献：
[1]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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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振峰.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问题初探[J].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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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教法；理论思维能力；经济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33-03
教学方法对于一名教师能否成功授课至关重要，如何能够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种思维的方法，一名成功的教师应予以充分重视。从效果上来讲单向度的灌输性教学行为，学生只能学到简单知识，并不是他们所要掌握的核心部分。教师教学重要的就是让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学到了思维的方法，而且还能达到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当然要想实现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探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学生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基础科学，在教学中比较容易发现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经实际调查研究发现，经贸类大学学生的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大多能够对于学科专业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能够积极思考课堂问题，并踊跃发言，主动探索，体现出较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然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体现在：第一，对于缺乏专业功底的学生来说，政治学理论的分析与政治学方法的掌握存在着较大的难处。对于经贸类大学来说，他们的专业方向多为实用性的，比如经济类、法学类等应用性学科，而“从教学方面来看，不同学科领域内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具有不同的要求”，这就使他们产生了对于政治学理论的陌生感，即便他们具有对政治学研究的兴趣，但是专业功底的不足仍是制约其深入探索的一大瓶颈，为此，对于这一类学生的教学授课，教师的难度相当大。第二，对于拥有具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充分利用所学知识的实践中也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他们现有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尚不能够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对于初入社会的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独立地进行思维判断并准确实践确实存在着不小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本门课程给予的重视稍显欠缺，这也是对此进行详实分析以及调整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目前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仍然是较为单一与传统，大部分教师的讲授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路进行，导致成果的低微和教学模式的僵化，其实，在其他领域收效卓著的很多教学方法都可以适用在本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而教学方法的开拓与创新正是一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在教学方法的探索上，这门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推陈出新，使我们的学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意义
研究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对于经贸类大学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门课开阔视野，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对于学生来说，其意义和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有利于学生在应用实践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经贸类大学的学生专业应用性非常强，然而关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却显得非常薄弱。在正常授课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偏向某一个单向度应用性专业，学生经常听不懂教课老师的的知识讲授。部分老师可能会改变授课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结合实例的方法来讲解，虽然能帮助学生进行理解，但是一味地迎合学生不利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作为授课教师，在结合实例进行讲解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第二，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与路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这门学科需要前期基础性课程所提供的理论准备，例如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学习。对于公共管理相关专业的同学来说，这些课程大都进行过系统学习，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讲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相关基础课的支撑。此时，如何使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现在教育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质的增强，而科学学习方法的养成则是重要的一方面，这方面能力的提高将直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三，有利于学生培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维模式。“理论储备与实践智慧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基石”，因此对授课教师来说，就是通过《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来实现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深度结合。由于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相应的理论，所以还不会运用相应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实。作为教师来说要做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或使之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甚至在经过一段实践的训练后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模式，这样有助于他们掌握一种科学的思维范式，而这正是促进一个人健康成长的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因素。
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方法分析与探讨
对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二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构建科学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在这门课程教学中始终遵循着这样几个理念：第一，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教学。通过老师授课，学生最终所能掌握的相关知识依然是表面的，还很难对这个领域有着专业的分析和运用能力，他们的重心依然是停留在本身的专业基础上，“没有专业基础的人在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里面发展，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教师应该结合他所学专业和兴趣爱好，使他将所学课程与所学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或者更进一步使他加深对原有专业结构性知识的理解和认知。第二，将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核心宗旨。虽然教师教授一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其获得相关的知识，但让学生掌握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更为重要。知识是无限的，我们无法穷极世界上的所有知识，所以寻找到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如是，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或者依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发现新的问题，而这并不是仅仅通过读书就能获得的能力。基于这种考虑，老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例如课堂发言、组织辩论等都要贯穿这种思路，引导学生对这种思维模式产生主观自觉。第三，紧密结合本校的发展思路。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要紧密结合本校特色，比如在很多经贸类大学中，国际化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教师的教学方法研究也应具有这个特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实际上也是一门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为视角的课程，它的国际化内涵毋庸置疑，只是它重点在于政治制度领域，很多学生愿意选修这门课也是基于这个特点。因此，这门课不仅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意义重大，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很多外国留学生也主动选修这门课，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门课的国际化色彩。因此，我们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活动中也要紧紧抓住和贯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化特色。
2.《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和路径。结合上面的分析和指导性原则，我们认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方法应从以下视角出发，既要考虑本学科的特点，又要兼顾到经济类专业、法学类专业、外语类专业、管理类等专业的特点，尽可能达到教亦有道，学有所得的目标。具体来说，我们将要采用这样几种教学方法：（1）经济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对政治问题的考察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如今经济分析方法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这种分析视角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例如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分析方法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的制度分析，主要是政治制度分析又居于核心地位；博弈论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也日益进入政治领域。很多政治学专业也都开设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到了博士研究生这个层次，经济的分析方法更是不可或缺。虽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那样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但可以培养政治学专业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在教学中也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政治制度问题，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运用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2）社会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受课学生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取向。教师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既要利用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的知识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要运用这门课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来丰富学生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以及学生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背景因素及其根源，分析其利弊，有的放矢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最终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人。（3）比较分析方法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核心教学方法。比较分析方法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分析模式，它包括许多具体的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国别比较方法、专项比较法、综合分析比较法等。这种分析模式有利于学生找到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不同点，并分析其优缺点。①比较分析的逻辑。进行科学比较分析的基础是要找到我们进行比较的逻辑线索。我们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分析逻辑，即首先以政治制度的因素作为切入点，如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然后再具体分析各种政治制度的异同，这还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虽然我们也是结合具体国家的政治制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但还不是对某种类型的国家政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我们运用上述提供的理论工具对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个教学逻辑，有助于我们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并达至良好的教学效果。②国别比较研究。在授课中发现，很多学生对国外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先介绍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然后结合我国相关制度的情况比较分析。通过直观的国别比较，使学生了解各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判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比较、鉴别、判断直接告诉学生，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比较和思考的空间，激发他们去思考问题，对自己进行考查，学会认识自己，“未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现内心善良的火花，靠他们自己使之变成熊熊烈火。③专题或专项比较研究。国别研究虽然是比较研究方法中最好的一种方法，但它也有弱点，即把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然后选择代表性的国家从宏观上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涉及的还不多，也不能对于政治制度的细微差别进行详细的解读。因此，还需要我们采取专题或专项研究的方式进行实验室式的解剖和分析，尤其是对于研究对象很具体，范围也较小的制度，通过研究不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异同点，而且能够对其程序运作的效果做出判断，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因此这种比较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准备大量采用这种实验室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比较方法不仅能让学生获得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而且在分析具体政治制度的异同、利弊的同时也能推动学生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因此，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要力争做到的授课方法。（4）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这种教学方法所针对的主要是中文、外语、人文类学生，这种专业应用性很强的学生通常对政治分析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一本书只看表象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体会书中思想的更深层次，例如余秋雨教授就认为《李尔王》包含三个层次，普通人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专业人士也许能看到第二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很少人能及了。由此可见我们具备必要的专业素养。如果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认识和分析政治的方法，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个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这部分学生，使其能树立正确的看待政治科学的态度，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理解，破除其过去在思想上对政治行为的错误认识。应该说在我们学校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应用性专业的学生通常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先定的印象，认为政治是消极的。而我们作为教师的，就是要在教学中做到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分析政治。（5）系统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系统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途径被许多教材列为学习方法或研究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事物的任何系统性构成因素，而要对之进行有效整合。虽然系统分析方法需要经验的累积，需要在实际中不断的探索和磨炼，但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注意这方面的引导，例如在讨论中提出单向度的问题，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多向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思考，也能锻炼学生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能力。
综上所述，《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仅凭上述的授课方法和学习方法尚不能及，我们还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但从目前的教学实际状况来讲，上述方法在36学时的课程中是完全适用的，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把上述方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教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研究手段和思维模式考虑问题、分析问题。
参考文献：
[1]侯月华.做好小专题研究 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J].教科研，2010，（10）.
[2]严存生.法律对稳定的价值[J].社会科学，1991，（8）.
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3
关键词：外交学；教材；就业；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254-02
从性质上来讲，外交学、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性的学科，这也使众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国际问题“研究”之上。然而，由于外交学、国际政治学科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或类似名称的专业，相应的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外交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外交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性质使他们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他们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一、教材匮乏
作为一门从西方引入的新兴学科，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固然已经翻译或自己编写了一批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教材，但这远远不能满足这两个专业本科学生的需要，主要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学者自己撰写或编写的教材大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由于作者态度不严谨或水平不够（这两者通常难以分开）而使教材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误或不准确、不清楚之处。举一个例子，就国内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教材和学生常读的著作而言，夸张一点说，除了秦亚青教授的《权力·制度·文化》之外，其他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教材是面向学生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著作，对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播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在教材中出现错误或纰漏，其影响毫无疑问是极坏的。
二是中国学者翻译的国外经典教材和著作，很多存在翻译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科教材匮乏，引进国外经典教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翻译国外经典教材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翻译的质量。影响学术著作和教材质量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著述者的学术水平，另一个是学术态度。如果说国内国际政治方面著作的质量问题是由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和态度所致的话，那么国外经典著作和教材中译本里的问题则大部分是由中国学者所强加的，是在翻译为中文过程中“次生”的。举一个例子，笔者最近使用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一书，是著名学者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所著的国际关系学经典入门教材（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2003年版）[1]，这本书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的国际关系学入门教材”之一，比较适合做入门教材。然而译著中却存在着中文表达问题、非通用译法、排版问题、笔误以及原著本身问题等40处错误，其中只有三处属于原著本身的问题，其余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次生”的[2]，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名著的中译本中并不鲜见。分析这些错误可知，只要译者本着为原著者更为读者负责的态度，多一点认真的态度，类似的错误肯定会大大减少。
三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不分层次。由于教材不分层次，就造成一个问题，对本科初学者来说有些太难，但又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目前我国本科专业使用的教材、推荐给学生阅读的书目，很多都是研究生使用的。就拿《外交学概论》课程来讲，本科教学中使用最多的是鲁毅、黄金祺等教授所著的、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学概论》一书。而据笔者了解，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研究生也使用的此书，类似情况在很多专业并不鲜见。
教材的好坏，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因素，教材选用不当必然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
二、就业困难
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的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就业也不容乐观。这当然不只是这些专业的问题，也有就业结构问题，文科大部分专业就业都有一定的困难。然而这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去思考问题的原因与出路。
由于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性质，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业难看起来就成为必然的了，因为研究性岗位毕竟太少、只能有少数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然而数量众多的国际政治、外交学本科生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难道就只是为学术研究培养点、又必定被大量被淘汰吗？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据笔者了解，我校历届国际政治、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中都存在
大量这样的现象：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因为他们大多都是报考语言类专业未必录取而调剂过来的，这种现象长期存在，造成一种厌学的氛围，十分不利用教学，更不利用学生的成长，当然推而广之也不利于学科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据统计，在某些院校的就业比例大概只有10%-2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学科性质，还有就业的大环问题。但我们的探讨不能停滞于此，只要外交学和国际政治学界人士共同关注这一难题、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情况完全可以发生变化。
欲求药方，需先找病因。我们国际政治、外交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具备优良的素质，虽不能说学贯中西，他们大都比较了解国情和世界形势，具有一定的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知识基础，外语基础较好，并且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具有更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开放、合作意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难以就业呢？笔者以为，问题在社会不了解、不接受他们，没有给他们提供机会。国际政治、外交学专业的学生比较适合从事涉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但从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到出版社等事业单位到外企，他们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依然把目光聚焦在外语类人才身上，而较少把优先权甚至是平等的竞争权利提供给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无疑更合适，因为他们既能用外语进行交流，又掌握了大量社科知识。原因何在？显然，专业品牌还没有形成，社会对这类专业还缺乏了解。我们没有尽最大努力让外界了解我们、接受我们。外交学、国际政治学界同仁应共同努力，向社会各界介绍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专业、介绍我们的学生，使大家了解到我们学科和学生的价值。若干年后，也许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专业就会成为热门专业。
三、培养方向和课程设置问题
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性质直接决定了本专业的研究型方向，致使我们的本科培养方案很像是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下移。经常有学生抱怨所学课程无用，除非他们毕业后考取涉外部门或继续读研究生，而这样的学生只能是少数。基于大部分本科生毕业后要走向社会、实现就业这一点，我们必须调整这种研究型的培养方向。由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是系统性的，将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个人很难找到一个全面、满意的药方，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
我们的培养方案必须做出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课程设置。大学不能太功利，大学的第一功能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但是学生一旦毕业，生存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需要，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必须掌握一些应用性的知识。所以笔者认为，在保留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外，我们不妨开设一些世界经济、国际法方面的选修课，以及高等数学课程，同时使学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加大实践教学的比例。我们的学生之所以就业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他们几乎不了解社会，更不要说有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实践经验。关于这一点，教育部前不久已经正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年[3]。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点，学生在毕业时就不仅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还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这会大大改变他们的就业前景。
但是教育部这一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或者说我们加大实践教学比例的愿望能否真正实现，则要看改革力度。如果我们能够把压力变成动力，加大课程改革力度，使课程与社会接轨，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专业就会取得成功。
笔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一些顶尖的高校或许并不明显，但是在其他绝大部分院校，这些现象已经长期存在并越来越严重。学生是学校的根本，帮助学生是教师的职责。笔者再次呼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使社会各界了解到我们学科和学生的价值，使我们的学科蓬勃发展，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学有所用！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4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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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5
关键词：本科教学；政治学原理；教学改进方法
《政治学原理》作为政治学类和行政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具有为该专业的本科生培育政治学兴趣、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的目的与重要功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课程要求的知识传导和学生对所授内容的接受感知间的差异往往让这些目的难以达到，甚至产生使学生远离政治学的负面影响。
一、《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在理解上的困难
《政治学原理》是一门基础性课程，会涉及到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但因该课程大都开设在大一学年，这些概念和理论相对于大一的本科生来讲，显得过于抽象而难以理解，例如，、政治、国家、权力等概念均是对人类政治社会中某些共同特征的归纳，在现实中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符合的对应物，学生在接受相关知识时就容易感到空洞，兴趣寥寥[1]。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例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所要解决的问题距离学生所亲身感知的现实又过于遥远，这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二）政治学经典原著在阅读上的困难
阅读经典是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中如果适当鼓励学生阅读原著将会让学生更快走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但政治学中的经典原著大都苦涩难懂，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是《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分析》都不是大一学生能够轻松读懂的著作，让学生阅读原著经典，可能不会有助于对课程的学习，反而使学生远离该学科。
（三）进行讨论式授课上的困难
如果在授课中学生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引入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辩驳中加深理解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采用讨论课的一个前提是学生已对所讨论的问题和所涉及的知识有所掌握，若不具备这些条件，学生一方面不知道该讨论什么内容，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讨论失去控制。《政治学原理》中的一些用于进行辩论的题目都较为宏大，例如，民主国家还是权威国家更助于推进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学生具备较好的专业基础，对于刚接触该学科的学生而言，贸然进行讨论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四）进行案例教学的困难
案例可以加强对概念或理论的直观理解，在围绕案例的互动中可以提升授课的效果。而政治学中的案例，例如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宗教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等相对而言距离学生的日常实践较远，学生对其难以形成直接有效的认知。甚至，有些概念或理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完全吻合的例子，比如“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本就是学者为了阐述理论所假想的状态。在案例选用上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情况，否则会导致学生的错误理解。
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着课程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学生的认知能力之间的差距，为了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来弥合这一差距，我们对教学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尝试。
二、教学改进的方式
针对既有教学方式的不足，在实际中所采取的改进措施主要是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开展引导式讨论、建立多层次的案例库、进行经典原著的导读、配备本科生导师。
（一）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
原有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在课堂上讲述课程内容，即使有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也大多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教学模式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会留下许多学生未理解的难点，在缺少互动的情况下，这些疑问会累积起来，以至造成对后续课程内容的理解障碍。多元互动的课堂则是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与学生展开互动，进行师生之间的多元交往沟通和动态交互影响[2]。多元互动的课堂需要培育宽容、自由、民主的氛围，鼓励学生即时对不理解之处进行提问和允许学生针对与教师所讲述观点的不同意见发言，通过同学间和同学与教师间在课堂上的互动提升对课程内容的领会。例如，权力是一个有多个学者做出界定的概念：“权力是不得不服从的力量”、“影响他人的能力”、“实现意志的能力等”，在讲述该概念时，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又例如，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更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在同学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让多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
（二）引导式讨论
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上进行讨论的一个困难是学生缺少相关的知识储备和逻辑分析能力，在讨论中容易离题，抓不住讨论题目的关键点，使讨论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效果。引导式讨论则要求教师在讨论中成为讨论内容、主题、逻辑的引领者，在讨论过程中，帮助学生了解讨论所必需知晓的基础知识，当讨论偏离主题时使其回到预定轨道上。比如在讨论一本书的逻辑时，需要教师先建立起该书的基本逻辑框架，引导学生讨论出该书所运用于解释的主要变量，并搭建起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在讨论学术观点时，则要求教师介绍相关学派的不同观点，在讨论中引导学生对观点中的漏洞进行批驳。
（三）建立多层次的案例库
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6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
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瘢饩鏊巧缛褐写嬖诘奈侍獠扇⌒卸O匀唬鹿补芾淼恼庑┕勰詈偷图墩巍⒐嫒罢渭案春险味脊匦木赫⑹谐⑾颜咭约敖峁膊棵盼普庑魈獾淖渚褪峭牙胪持握蔚摹⒏〉恼硪环矫嬖蚴歉嗟闹卫怼?/P>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