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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区别范文1
[关键词] 生物素养；学科热点事件；屠呦呦；施一公
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是普通高中生物学教学重要的目标。我国现行的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所描述的课程基本理念中明确提出，提高每个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是本课程标准实施的核心任务。因此，作为高中生物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着力于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合理挖掘当前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的热点事件，开展教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一、解读生物科学素养的主要内容
我国现行的《普通高中生物n程标准》指出：生物科学素养是指公民参加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生产实践和个人决策所需的生物科学知识、探究能力以及相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它反映了一个人对生物科学领域中核心的基础内容的掌握和应用水平，以及在已有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能力。1993年，美国生物科学课程研究所（简称BSCS）出版了名为“发展生物学素养”的生物学课程指南，对生物学素养作了详尽的论述，并把它作为生物学课程的基本目的。BSCS认为，一个具有生物学素养的学生需要对科学的本质和特点有起码的理解。学生对科学知识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对科学的价值以及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的理解与掌握，是生物学素养的基本要点。比较两者对生物科学素养的界定，虽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两者对生物科学素养的认识是趋同的。概括地说，生物科学素养可以从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来定义：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生物科学知识，能够用所学习的生物学知识理解或解释发生在身边的生物科学现象；在能力层面上，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生物科学探究和创新能力，具有将生物学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上，要求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生命现象和生物科学知识具有关注和探究的热情，对生物学技术及其他与生物学相关的问题具有正确的判断力，并且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抉择。
二、学科热点事件在培养学生生物科学素养中的作用
当今，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得各类信息的渠道增多，不少事情得到人们的关注而成为社会热点事件，这其中就有一些事件与生物学具有一定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学科热点事件。这类学科热点事件本身或者与事件相关的背景可能蕴涵着生物学的知识和原理，可能关系到生物学知识和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也可能涉及对生物多样性、现代生物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态度和价值判断。这就使得这些学科热点事件具备了成为有利于培养学生生物科学素养的课程资源的条件。
引导学生关注和探究这些学科热点事件，对于广大教师来说，也是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的应然之举。一方面，学生对于与生命科学有关的现象和事件的关注，乃至于愿意着力于对它们进行探索和研究，本身就是生物科学素养的一部分。2016年1月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的《核心素养：素质教育的新起点》一文中指出：现在的高中生中知道当红影视明星的学生要远多于知道屠呦呦的学生。此文提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需要用现实的情景及问题来激活教材知识，并借此将综合实践能力与情感、态度等加以整合；需要用人类最前沿的科普性知识，不时对“核心素养”予以淬炼和激活。另一方面，热点事件得到了社会层面较多的关注，在各种媒体中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往往能够激发起学生去了解甚至去研究的兴趣。由于学科热点事件关联着学科的知识、技能和价值判断，只要老师引导得法，学生就有可能围绕这些热点事件有所疑、有所思、有所感、有所得，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提高和发展。
一段时期以来，与生物科学相关的热点问题是很多的，笔者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其在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中的作用。
（一）屠呦呦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2015年，我国生物科学领域最引入注目的事情当属我国科学家屠呦呦与两位外国科学家分享了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这是我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消息传来，可谓举国沸腾，中国科学界多少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的梦想这一刻终于成为了现实。笔者认为，我们每一位生物老师都应该在第一时间与同学们分享这份喜悦。同时，教师也需要挖掘这一事件在培养学生生物学科素养上的价值。
首先，教师应利用这一事件努力激发学生对生物科学的兴趣和热情。虽然学习及科学研究的本身并不是为了获奖，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毕竟代表了学界对科学家工作的充分肯定，是科学家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的一种无上的光荣。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我们国家在获得诺贝奖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的诺贝尔奖花落中华大地。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而在生物学领域还有无穷尽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类去发现。21世纪正是“生命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美好愿景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同学关注或者投身于生物科学的研究中。因此，生物教师应该做好学生的领路人和宣传员。
其次，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件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提到，“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三人的科研发现的全球影响及其对人类福祉的改善是无可估量的”。教师应该组织学生从这些颁奖词的角度去分析和讨论学习生物学知识以及进行有关生命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取向。经过探讨，学生能够认识到学习知识、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力求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学习生物学的根本目的，也是每一名学生立志要去实现的目标。屠呦呦研究员在解释当年她选择就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的原因时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这段表述说明了屠呦呦年轻时候的志向和追求。显然，她获得诺贝尔奖与她所具有的正确的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这一事件在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意识和精神、引领学生理解生物科学探究历程和方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施一公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揭示剪接体结构及工作机理
在生物科技前沿领域，我国也有一些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2015年8月，中国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科学》周刊同时在线发表了两篇文章，揭示了剪接体的结构及工作原理。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有关基因表达过程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大发现，清华大学为此项科研成果召开了新闻会。生物科学界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一发现是有望@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教授丁绍・帕特尔说：“剪接体的结构是完完全全由中国科学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这是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将影响并鼓励下一代青年人进入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这一事件无疑是人们尤其是与生物科学相关的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而帕特尔教授的评论，提示我们这一热点事件富含着培养学生生物科学素养的价值。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事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精神和能力也是生物科学素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围绕这一事件，我们不仅要向学生介绍施一公教授的团队研究的成果和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关注他们在技术和方法上的创新之举，要让学生深刻理解创新对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RNA剪接体的结构是长期困扰科学家的一个难题，而施一公教授的团队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冷冻电镜技术，并运用了新的计算方法才最终得到了科学的结果。也许，同学们并不能理解这些技术的原理，但同学们一定要有勇于创新的意识。同时，我们要让学生对创新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创新并不一定就是“无中生有”，如上文提到的冷冻电镜技术已经产生了几十年了，施一公教授的团队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冷冻电镜的最前沿技术。因此，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创新可能是一种技术的改良，可能是一种新方法的运用。只要我们勤于思考，在科学的基础上勇于革新，创新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对于学生来说，只有增强了他们对创新的理解，创新能力的提升才成为可能。
其次，教师也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关注施一公教授以及他的研究团队。在中国科学界，施一公教授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他那些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他略带传奇色彩的求学和科研之路，他对生命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他对中国科学研究及教育状况的真知灼见等，都可以成为学生去了解、研究和感悟的素材。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可以更真切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以及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这显然有益于提升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施一公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同样值得我们的学生去关注。这个研究团队非常年轻，但是，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创造了惊人的业绩，这也许更能激起学生向他们学习的热情和向他们靠近的激情和勇气。
再次，在学生对生物知识学习的层面上，这一热点事件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兴趣和信心、促进学生掌握相关知识是大有益处的。RNA剪接体是在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过程中对前体RNA加工成成熟RNA过程中发挥其作用的。这个作用的机理，高中学生不必要知道。但与这个过程相关联的真核基因与原核基因在结构上的区别、外显子和内含子、基因的转录和翻译、基因表达的调控等知识是在高中阶段需要学生了解甚至掌握的。教师可以在适当的时机给同学们介绍这一热点事件及其有关背景，便会很顺利地为教学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情境，学生的学习和探究就能更加投入和主动，这显然有利于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
当然，与学科密切相关的热点事件是层出不穷的。生物教师应该持续地关注这类事件，并积极探索其在培养学生生物科学素养方面的应用价值，为顺利完成高中生物课程的核心任务做出自己的努力。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刘恩山.中学生物学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 高中生物 课堂教学 积极作用 注意事项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17（2014）04-0150-01
1 多媒体技术应用于高中生物教学的积极作用
1.1丰富生物课堂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教师可以利用计算机巨大的资源储备能力进行备课、收集资料、检索信息，课前准备与本堂课课程相关的所有资料，将教材上的内容结合当今的时事热点或者当今的发展进行课堂外延伸，注意将生物科学知识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学习孟德尔以及摩尔根等人提出的基因分离、连锁互换以及自由组合等定律时，可以讲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他为作物育种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跳出无性杂交学研究领域开始研究有性杂交水稻技术，并成功培育出了杂交水稻，使我国成为第一个大面积生产杂交水稻的国家。又如现代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将一些生物基因通过现代的分子生物技术转移到其他物种，从而改造遗传因子满足人们所需的消费品质、营养品质以及形状等。这些生物知识都是学生不曾了解的，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人们的实际生活引入课程教学活动中，让学生真正了解到社会生产与人类生活与生物技术的密切联系，让学生拓宽自己的生物知识世界。
1.2 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优化教学结构
以往传统的高中生物教学过程中，由于课程时间紧迫，很多的教学资源以及设备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可以扩大课堂的信息量、缩短教学中用粉笔板书的时间，而且多媒体的演示操作十分简单，易于安排教学内容结构。比如，在课前可安插一段简短的小视频，利用视频动画中的文字、声音以及影像情节导入本堂课需要讲解的相关知识，并且可设置与本堂课主题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课程学习，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实验或者利用Flas演示实验的具体过程，如在讲解“蛋白质”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课件制作蛋白质基本单位、组成元素以及蛋白质合成过程等并演示给学生看，从而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来了解蛋白质的相关知识，强化记忆，也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1.3 通过多媒体可丰富课堂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传统的高中生物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学口述指导为主，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基本上都属于被动接受地位，长此以往，学生主动探索知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欲望会严重受挫。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是导致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单一教学手段，改变以往冰冷、枯燥的纯文字或口述知识输入，可以通过视频、动画、声音等多种手段多方位地刺激学生的感知，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如，在学习“生物的多样性”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收集很多学生从未见过的海洋生物或者稀有野生动物的优美图片，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好奇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在讲解每一章节内容时，每章末都可以利用多媒体收集各种典型的习题，采取抢答方式进行游戏式的惩罚活动，也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强化知识记忆。
1.4 利用多媒体技术帮助学生突破重难点
由于高中生物课程涉及到的内容很多，而课时短，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实现重难点的突出教学，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合理地设计重点、难点的突出讲解，也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演示帮助学生快速理解、记忆，从而有效突破学生障碍。比如，“本木植物茎的内部显微结构”的学习一直是学生学习的难点部分，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的投影来显示显微画面，结合课件进行针对性的详细讲解。同时对于不同结构的构造采用不同的色彩，让学生能够快速掌握木质部和韧皮部、筛管和导管、春材和秋材以及木纤维和韧皮纤维等多种容易混淆概念之间的区别。
2 多媒体技术应用的不足之处以及建议
虽然多媒体技术教学为各种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诸多弊端，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对多媒体教学的意义认识不清，将多媒体技术过分地放大，把多媒体技术当作万能的钥匙。认为只要利用多媒体丰富的网络资源随便就在网络上下载一些课件进行授课，不再认真地结合教材内容精心地备课，或者只是将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直接输入到多媒体课件上，认为省时，也可以很好地完成教学进度。针对以上的不足之处，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时应认清多媒体技术只是教学的辅助工具，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教学，应结合教材内容、教学目标进行因材选教，突出重点、难点。另外，多媒体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教学手段，教师应加强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进行互动式教学。
综上所述，多媒体技术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教学工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突破重点、难点，提高高中生物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在应用多媒体技术教学过程中，应结合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合理的安排，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真正构建有效的高中生物课堂教学。
（青岛市城阳第三高级中学，山东 青岛 266112）
参考文献：
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地理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5-0006-03
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景观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地理学对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的横向研究和生态学对生态系统功能相互作用的纵向研究结合为一体[1]，在生态保护与环境规划治理等领域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许多高等院校中“景观生态学”已成为相关本科专业或者是研究生教育的必修课程。但在不同的高校专业设置中，“景观生态学”所处的学科地位不同，由于景观生态学学科交叉性和所涉及内容的广泛性，其可出现在生态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园林设计、资源管理等专业。专业设置的不同体现了学生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差异，而教学中也往往出现由于学生基础理论知识与新内容缺乏衔接，使目标课程设置呈现跳跃性的现象，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景观生态学”是河南师范大学生态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其设置始于2013年秋季，以选修课形式被学生所接受，2015年以专业基础课的形式纳入到生态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课程安排在二年级下学期，此时已经具有了基本的生态学理论基础，但由于学生的专业认识局限于传统生态学中由生物个体到生态系统的研究，缺乏宏观的地理视角，在面对不同时空尺度景观原理及景观结构与过程研究时表现出一定理解难度。如何针对学生的知识体系，减少或避免因学科理论基础薄弱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景观生态学”教学任务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景观生态学”课程的特点
景观生态学概念的产生来自于两个科学概念的结合，一个为地理学上的景观，一个为传统生物学上的生态。一般认为， 景观生态学是景观学发展到生态学领域，跨地理学和生态学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2]。按照现代科学产生发展的动态模式， 可以找出景观生态学的四个主要理论来源，分别为地理科学、生态科学、经济科学和系统科学[3]。生态学的研究范围由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逐步过渡到景观和区域， 其研究尺度不断扩大，反映出对生态问题的探索由微观走向宏观的趋势，并最终用以解决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从其理论发展及学科价值上分析“景观生态学”的课程特点主要表现为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和融合性，并兼具实用性和实践性。在学科交叉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与地理学、土地管理学交叉；与农学、林学及环境学交叉；与园林规划、城乡设计等交叉；与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等学科的交叉；与管理学、旅游学等交叉[4]。一言以概之，“景观生态学”在不同类型大专院校中的设置涵盖了与其基础理论有关的各个学科。同时其广泛性也暴露了在课程设置中的缺陷，如基于追求学科与课程设置的创新性，并满足部分学生对基础理论应用性的要求，机械性的将“景观生态学”课程加入到培养体系中，忽视了该学科与同专业其他学科尤其是学生已有知识储备之间的联系性，学生的专业基础有失平衡，导致学习热情降低，被动学习，师生之间缺乏有效互动，降低了教学效率。
二、地理学思维在“景观生态学”教学中的作用
地理学与生态学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差异性与同一性，而景观生态学是二者同一性的直接体现。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圈中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该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关注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在进行地表过程分析、人―地关系分析的同时，还注重各种生态过程的模拟评价。从系统论范畴讲，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圈中一个系统及其周围的生物的以及非生物的物质所组成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需要或产生的所有物质都属于地理圈的组成部分，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包括信息与技术系统也纳入到生物圈研究中，从而表现出生物圈与地理圈的融合。由于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对象的叠合、研究方法的类同、研究内容的近似以及互为补充的需要， 使这两门学科相互联系成为必然[5]。地理学是探讨人地关系的科学，从该角度讲生态学本身是地理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当代生态学的研究层次已经囊括了分子、基因、个体直至整个生物圈，其中一些宏观领域的研究与地理学的研究密切相关。景观生态学是将现代生态学和地理学理论与方法高度融合，以地理信息技术为支持，研究大中尺度范畴问题的生态学，因此对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是以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的。
景观生态学不同于传统的生态学，其区别表现为传统生态学是以生物为中心，探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机制，景观生态学则强调以无机环境为基础， 以生物为中心， 以人类为主导， 正确处理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 并实现景观生态系统的合理调控与规划。景观是一个生态系统，但它首先是一个由不同的地理要素组成的地理实体，并依据研究尺度不同其组成内容和结构特征具有明显差异。景观生态学坚持了自然环境这一整体的概念，秉承系统论和等级理论的原则，使各个地理要素得以综合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以及相互联系，克服了分析上的片面性和孤立性。景观生态学中斑块―廊道―基质模型，空间异质性理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等无一不体现了地理学的广域性、地域性以及综合性特点。此外，景观的研究尺度由微观向宏观转变，尺度变化的同时生态学的格局和过程规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在群落生态学部分的演替顶级理论中包括有单元顶级论、多元顶级论和顶级格局假说，但如果考虑到尺度问题就会发现单元顶级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6]。因此需要进行不同研究层次生态规律的尺度转换，即尺度推绎。尺度分析中涉及的粒度、幅度、范围等概念也无一不是地理学中所包含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传统生态学中没有体现。
不仅在学科基础层面，地理学是景观生态学的重要理论支撑，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与相辅相成还表现在地理学的新理论、技术方法的进步也同时制约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与应用。景观生态学从诞生到现在已逾70年，其研究内容从对景观格局指数的分析计算、景观演变特征的追踪描述，逐渐深入到对景观格局变化的生态意义的探索，同时注重尺度效应的研究，并进一步向景观的生态服务延伸[7]。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向更加多样化，涵盖了土地利用格局与生态过程、城市景观安全格局构建、景观生态规划、自然保护区网络优化、农田景观与生态系统健康、源汇景观格局分析与水土流失危险评价等。此时，新的统计分析模型与方法纷纷涌出，如景观空间负荷对比指数、多尺度土壤侵蚀评价指数、斑块顺坡连通度指数等。众多新方法的建立与验证离不开定量地理学的分析方法，而在不同时空尺度研究对象数据的连续获取以及区域格局的对比分析方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在地理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空间景观模型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8]，应用更加广泛，为景观自然过程的相互作用和景观管理评价提供了研究依据。
因此，在以人类行为为主导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中，地理学思维是理解和解决景观生态学中的科学问题的必备条件，具有一定地理学知识背景的人才会为景观评价及景观规划提供更宏观、更理性的视野。
三、传统生态学下“景观生态学”教学的障碍
在众多学科交叉类型中，景观生态学与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十分普遍，在具体学科体系中表现为在传统生态学框架中机械性加入“景观生态学”课程。一定的分子、植物学、动物学知识积累有利于向生态学及不同分支学科逐渐深入，但离开地理学简单地讨论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过程、区域概念和大尺度的空间思维的缺失，从根本上限制了景观生态学教学的深入有效开展。
1.人类活动是导致景观变异与破碎化的根本因素。地理学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人与环境的对立和统一，但传统生态学在认识不同生态过程关系中，忽视了人类行为的主导性，对人类行为引起的自然生态的变化缺乏客观的综合的评价。因此学生对景观进行分析时，忽略了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再塑造和人文景观的重要性，对教材中的内容只进行机械性理解，缺少发散思维。
2.地理学强调生态系统格局对地域的依赖性。地球各圈层中生态系统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内部的景观要素形态、景观空间结构、景观动态发展规律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对景观稳定性及功能的影响是综合的，表现为景观生态学中的尺度效应理论。这一点在传统生态学中未得到足够的表达，限制了学生对景观多样性的理解应用。
3.景观格局与过程是动态性。传统生态学只重视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忽视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的矛盾，不能从历史角度看文明发展和景观格局演替动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在生态平衡中未曾重视人地关系协调状态的实现。景观的时间演变是环境变化与人类行为的双重作用结果，地理学中对区域历史过程的研究为景观生态过程的动态性拓宽了研究视角，并为景观的现状分析和总体规划提供依据。
4.地理学的分析方法是景观分析的基础。景观要素结构、镶嵌性格局、景观变化动态模拟等过程，无一不是运用了地理学的分析方法。此外，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现代技术也应用到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数据采集、分析模拟和预测评价等环节，该方面知识和操作能力的缺乏直接影响理论的实践，影响学生动手能力提升。
四、地理学视域下的“景观生态学”教学策略
鉴于地理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对景观生态学的重要性，有必要针对学生的现有学科知识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各院校景观生态学设置及教学设计的基础上，结合河南师范大学该课程的教学经验，对传统生态学下“景观生态学”教学方法提出建议，其主要目的为培养或提升学生的地理学科思维，最终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全局的视角看待景观问题。
（一）深入了解学生地理学基础，增强地理学科认同
中学阶段的文理分科限制了理工科本科生对地理学的认识，因此从意识上提升地理学科的重要性是形成地理学思维的首要任务。综合探究式及引发式学习，克服惰性心理，从问题着手，激励学生主动寻找分析解决问题的途径，使其形成地理学不仅是理论更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等认识，自发运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参与到“景观生态学”的学习讨论中。
（二）优化教学内容，以契合本科生的理解水平
面对不同的专业，“景观生态学”的本科教材在内容取舍和深度确定上差异较大[9]。首先要选择适合本科生接受范围的教材，根据景观生态学学科内容，即结构、功能、动态和景观规划，选择教学侧重点，对教学内容进行标识。其次，依据学生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分析教学的层次性，依次展开教学，对重难点辅以实践教学，避免由于基础知识缺陷影响对基本原理的理解不足，构建较为完整的学科内容体系。
（三）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与生态问题多尺度分析能力
在“景观生态学”课程内部及外部关注学生地理学科思维方式的培养。内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理解地理学基本原理，重视人―地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等，突出人文关怀，在景观动态研究及景观规划与设计中体现人的作用和需求，不拘束于具体的规范和指标。外部设置地理学相关的选修课模块，如“自然地理学”，“植被地理学”、“人文地理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以达到与专业课程的相辅相成。
（四）教学方法多元化，理论与实践并重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仅依靠教材内容不足以体现其特色。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教学方法的多元性，增加实践部分的操作。如通过课堂PPT演示与学生分组讨论，探索具体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亦可选择周围一定地域，通过实地测量与考察，对该空间内的景观类型进行规划设计等。实践是验证理论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学生知识构架，提升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也是保证“景观生态学”课程顺利实施的重要方面。景观生态学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新技术的产生以及模型的建立拓宽了其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各领域的应用。因此教师应与时俱进，掌握地理学、生态学等景观生态学相关学科的最新科研进展，并参与具体景观生态问题研究，促进优良的教学队伍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傅伯杰等.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
社，2001：1-10.
[2]肖笃宁，李秀珍，高峻等.景观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
版社，2003：1-5.
[3]肖笃宁.从自然地理学到景观生态学[J].地球科学进
展，1992，（7）.
[4]何东进，洪伟，吴承祯等.景观生态学精品课程建设与教
学改革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11，（8）.
[5]冯明义.现代地理学与生态学[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90，（3）.
[6]张雪萍，张淑花.地理学学科体系下生态学课程的建设
与思考[J].黑龙江教育，2010，（3）.
[7]陈立顶，李秀珍，傅伯杰等.中国景观生态学发展历程与
未来研究重点[J].生态学报，2014，（34）.
[8]刘海燕.GIS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J].地理学
报，1995，（50）.
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区别范文4
【关 键 词】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脑与心智
20世纪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发展，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从语言研究到心智研究，再从心智研究进入到认知科学发展的新领域。
语言哲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乔姆斯基(n.chomsky)和塞尔(john r.searle)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道路。乔姆斯基从句法研究(1957)，到语言和心智研究(1968，1972)，再到心智和认知研究(1990，2000，2002)；塞尔则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69)，到人工智能新标准cra的提出(1984)，再到意向性和心智哲学(1983，1997，2002)。两人为何殊途而同归，从不同的出发点而达到共同的终点？在这其中有何规律值得思考？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关于对乔姆斯基发展道路的探索，笔者已有专论阐述，请参阅《没有乔姆斯基，世界将会怎样》一文[1]。本文主要讨论另一位世界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发展路径，以及这一发展路径给我们的启迪。
约翰·塞尔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哲学系心智和语言哲学威里斯和迈琳·斯卢瑟讲座教授，世界著名心智和语言哲学家，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自1977年至今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总统奖章。塞尔还获得过美国、英国和欧洲多所大学荣誉学位，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奖励或奖章。2007年，塞尔受聘为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一、20世纪60—70年代：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
综观塞尔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代表作有《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集》(1969)、《表述与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79)。
在言语行为的研究方面，塞尔是少数原创性哲学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师从著名的牛津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l. austin)等人，而奥斯汀是公认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2]。
塞尔这样评价自己在言语行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工作：
当我首次进入心智哲学领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关于言语行为的概念，他们认为，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一般语言学研究语句，而语句是存在的对象。有时，他们把语句看作在实际上与陈述相同的东西，并且用研究语句的方法来研究陈述。由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工作，我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所涉及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语句形式，而是使用这些语句来实施一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正是通过说出这些语句来完成的。因此，这种认识业已为我们研究语言哲学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它将语言研究变为人类意向行为的一种形式，我们具有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也就是人类活动的理论，这样我们就有一种语言理论，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都一起加以吸收的话，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我曾经致力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在语言哲学中，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狭隘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当然，言语行为理论也开启了心智哲学的研究，因为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是同一学科的分支。而在语言哲学中，从我们研究的所有东西都是抽象的语句这样一种静态的假设中突围出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实际操作[3]。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塞尔将奥斯汀的理论普遍化和规范化，并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和它的逻辑分析系统。
奥斯汀建立言语行为理论时，将通过说话来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看作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功能。塞尔则认为，“说事”也是“做事”，因此，通过说话来做事是语言的普遍性质和一般功能。奥斯汀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言语行为，这就是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s)、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和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其中，语用行为是最重要的言语行为。奥斯汀还将语用行为分为判定式(verdictives)、执行式(exercitives)、承诺式(commissives)、表态式(behabitives)和阐述式(expositives)等五类。塞尔继承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法，但却不同意奥斯汀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为了提出自己的分类，塞尔首先分析了语用行为的形式结构，他用f(p)的形式来表达基本的语用行为，并对其中的语用力量f做了认真的分析。塞尔把自然语言中任何能够按照字义用来说明话语的语用力量，或说明语用力量范围的成分，称为语用力量指示成分(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简称ifid)。塞尔认为，语用力量包括七种要素：(1)语用要点；(2)语用要点的力度；(3)完成模式；(4)命题内容条件；(5)前提条件；(6)诚实性条件；(7)诚实性条件的力度。
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可以被归结为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一个基本语用行为的四种不同充要条件。假定听话者理解一个话语的所有条件都被满足，那么，在一个话语语境中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形如f(p)的语用行为，当且仅当下列四个充要条件被满足：(1)说话者在该语境中以所要求的特征完成模式和语用要点力度成功完成命题p上的语用力量f的要点；(2)说话者表达了命题p，而且该命题满足语用力量f限定的命题内容条件；(3)在该话语世界中，语用的前提条件和命题预设是得到公认的，并且说话者也假设它们得到公认；(4)说话者以语用力量f的诚实性条件的特征力度表达并具有该力量确定的心理状态。
塞尔认为，语用行为在十二个方面能够相互区分开来：(1)在行为类型的要点或目的方面的区别；(2)在词和世界之间适应方向上的区别；(3)在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方面的区别；(4)提出语用要点时，在力量或强度方面区别；(5)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对话语的语用力量影响方面的区别；(6)在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兴趣相关的说话方式上的区别；(7)在与谈话的其他有关方面的不同；(8)在由语用力量指示成分决定的命题内容方面的区别；(9)在下述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必定始终是言语行为，另一种行为可以是言语行为，但不必作出言语行为；(10)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完成需要语言之外的约定，另一种行为则不需要；(11)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另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则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12)在作出语用行为的风格方面的区别。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塞尔提出了自己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他也将语用行为分为五类：
(1)断定式(assertives)，符号化表述为： b(p)
(2)指令式(directives)，符号化表述为：！ w(h does a)
(3)承诺式(commissives)，符号化表述为：ci(s does a)
(4)表情式(expressives)，符号化表述为：e(p)(s/h+property)
(5)宣告式(declaratives)，符号化表述为：dβ(p)
可以看出，塞尔的分类及其依据与奥斯汀有很大的不同。塞尔的这个分类和它所依据的理论是对语言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并且已经成为关于言语行为的权威理论。
1985年，塞尔和他的合作者建立的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logic)，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推进到逻辑分析的阶段[4]。
半个世纪以来，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对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外，对心理学、社会学、脑神经科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史密斯(barry smith)评价说：“20世纪上半叶，英美哲学最重要的方面是被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所塑造的。这种新逻辑所取得的成就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它一直主导着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即从本质上把语言看作不过是由或真或假的陈述或命题所组成的。因此，奥斯汀和塞尔的工作代表了对这种观念的突破，这是非同寻常的。”[5](p49)
第二，塞尔提出言语行为的建构规则，在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建构性关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也为他的社会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塞尔强调，他的哲学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他不仅把语言哲学与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在第一种联系当中，塞尔为奥斯汀的一般言语行为理论充实了具体的内容。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除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分类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使得言语行为所涉及的话语(utterance)、意义(meaning)和行为(action)这三个向度被统一到了一起。因此，在塞尔的理论中，规则、意义和事实这三个要素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塞尔首先区分的是“调节的规则”(regulative rule)和“建构的规则”(constitutive rule)。前者是指用来调节已经存在的行为方式的规则，如用来调节“吃饭”礼仪的规则，而“吃饭”这种行为是独立于该规则的。另一类规则是用来创建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如下棋的规则，使人们有可能从事下棋的这类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从给定的规则产生出来的。
塞尔指出，建构的规则具有“在语境c中，x被当作y”的基本形式。例如，在一辆行驶的汽车内发出“向左转”的信号，在确定的方式下和确定的环境中就被当作向左转的行为；在拍卖会上，举起手指就会被当作投标的行为；说出“我答应给草地除草”，就将说话人置于一种责任之中。在建构的规则中，y代表某种结果，它或者是一种奖励，或者是一种惩罚，或者是某人在将来有责任作出的行为。
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言语行为是一种根据相应的建构规则说出的话语表达式来完成的行为。因此，塞尔要区分仅仅是发出一些声音，还是作出言语行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按照“x被当作y”的公式来分析通过一个话语所作出的行为。塞尔的分析与胡塞尔(e.husserl)或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完全不同，他的分析的出发点，不是沉默的独角戏中的语言，而是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言语行为。
在塞尔看来，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t，这就意味着下面三个条件要得到满足[6](p49)：
(1)说话者具有意向i，即他的话语使听话者意识到相应于t的事态是确实的。
(2)说话者通过确认意向i，想要使听话者产生这种意识。
(3)说话者利用支配语句t的规则，想要听话者确认意向i。
因此，当你作出一个言语行为时，也就创造了一个建构的事实。按照里德(t.reid)的说法是，你创造了一个微型的“市民社会”。建构事实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我们是在确定的(即认知的)方式下，并在确定的(即建构的)语境之中来对待这些世界。后来，塞尔又区分了与观察者独立的世界的特征和与观察者相关的世界的特征。前者有力量、物质和地球引力等，后者有货币、财产、婚姻和政府等。在塞尔看来，后面的这些建构事实都是建构规则的系统。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比奥斯汀要丰富得多，因为他不仅提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一般框架，还提供了关于言语行为自身详细结构的丰富的说明。这样，他就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切当性(felicity)条件：作出一个言语行为的条件和它的满足性条件。在《语用行为的分类》[7]一文中，塞尔提出“适应方向”(direction of fit)这个重要的条件来判断是否可以成功作出一个语用行为。按照他的说法，断定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指令式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承诺式也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表情式的适应方向为空，用“”表示；宣告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和从世界到语词两个适应方向，用“β”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通过说出一个话语作出的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具有密切关联的。换句话说，塞尔的言语行为是先定的和必然的具有社会实在性的。
第三，塞尔通过对意向性和人工智能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完成了从言语哲学到心智和认知研究的转向。
更为重要的是，塞尔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还是一位语言哲学家。他不仅要研究语词和语词的使用等有关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语言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如义务的性质、力量的性质和责任的性质等。在塞尔近期的著作中，还提出了自由行为、自愿行为和理性行为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要研究语言，还要研究大脑、心智、物理学的定律和社会组织形式。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已经含有心智和认知的因素。例如，在他的基本的语用行为表达式f(p)中，包括语用力量f和命题内容p这两个基本的成分(变元)。我们可以分别考察这两个要素的变化，从而考察和表达一个语用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说话者的意愿。事实上，在前面所给出的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中，对每一种要素的考察，如语用要点、完成模式、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诚实性条件，都涉及对心智的分析。在《意向性》(1983)一书中，塞尔将言语行为研究延伸和扩展到认知行为(cognitive act)的领域。他所区分的命题模式(propositional modes)和意向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s)，这类似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一书中对性质(quality)和物质(matter)的区分。
在完成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创新性研究(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塞尔并没有停止前进。他不会像一般的学者那样，终身固守于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即便是业已取得巨大成就的领域。他以探索的精神去挑战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塞尔转向心智哲学研究，其研究领域包括意向性、心智和意识、人工智能标准(中文房间论证)等。此后，他逐步成为一位公认的、卓有成效的心智哲学家。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向性和心智哲学
塞尔的哲学由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塞尔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1975年以后，由于斯隆基金的投入和认知科学的建立，作为基隆基金主要受益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学者、认知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塞尔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他的兴趣从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逐步转向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的两项代表性学术成果是《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1983)和《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其中，他提出的“中文房间论证”成为反驳强人工智能的论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标准。90年代以后，他在心智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重新心智的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意识和语言》(2002)以及《心智：简短的导论》(2004)等。
塞尔的社会哲学贯穿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之中，这与他的语言和心智观有关。塞尔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一经使用，言语一经说出，就建构了一种社会现实。因此，塞尔的社会哲学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是紧密相关的。(对塞尔社会哲学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塞尔的《校园战争》(1972)、《建构社会现实》(1995)、《心智、语言和社会》(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等。)
本节集中讨论塞尔心智哲学的两本重要著作《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和《心智》。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适应方向”也体现了对心智的分析，而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塞尔将这种分析普遍化了。例如，信念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愿望则具有从世界到心智的适应方向。每一个不同的心智行为都是如此，它们都反映了心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信念、愿望、意向的满足条件也被普遍化了。塞尔说：
在具有适应方向的情况下，满足条件的概念非常普遍地应用于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例如，我们说陈述是或真或假的，命令是或者被服从或者被违背的，承诺是或者被遵守或者被破坏的。在每一种情形下，我们都把语用行为的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该行为与现实的适应关系，而这种适应关系是由语用要点所规定的特殊的适应方向所确定的。我们可以对所有的条件贴上“满足条件”或“成功条件”的标签，从而得到一个表达式。这样，我们说一个陈述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真的；一个命令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服从的；一个承诺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遵守的，如此等等。现在，这种满足概念也可以被清晰地应用于意向状态。我的信念将被满足，当且仅当事情就是我所相信的那样；我的愿望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现；我的意向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行。因此，不论对言语行为还是意向状态，满足概念在直观上看起来都是相当自然的，并可以相当普遍地应用于所有具有适应方向的地方[8](p10)。
可以看出，《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仍然留有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痕迹。但两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在该书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心理状态的意向(第一章)；他发现不得不研究感知意向性(第二章)和行为(第三章)；但如果不理解意向因果性则不可能理解感知和行为(第四章)；这些研究导致对非表现的心理能力的基础研究(第五章)；作者的最初目标——揭示语言意向性与心理意向性之间的关系，体现在第六章的讨论之中；第七章讨论两种特殊意向的语言表现形式；第八、九两章使用前面的理论批评了当时有影响的指称和意义理论，提出了对索引表达式和专名的意向性思考；最后，第十章提出关于“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和“心脑问题”(mind-brain problem)的一些结论。
塞尔认为，视觉经验或其他类型的知觉经验是具有意向性的，这一点在关于知觉的研究中被忽视了。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他曾经为相信、害怕、希望等这些言语行为确定过“适应方向”的满足条件。塞尔论证说，视觉经验也具有满足条件，就如同想念和希望具有满足条件一样。例如，我们不能将一辆车的视觉经验与这辆车是黄色的旅行轿车这样的经验事实分离开来，正如我们不能把相信天正在下雨这个信念与天正在下雨这个事实分离开来一样。两者的类似之处在于：
第一，视觉经验的内容总是由一个完整的命题来表达的，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信念的内容也是如此。从意向性的观点看，所有看见的视觉感知都是看见了如此这般的东西。因此，描述一个视觉感知的语句不能使用第一人称的直接陈述句，而应该使用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
1a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of a yellow station wagon(我有一个关于一辆黄色旅行轿车的视觉感知)。
1b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that there i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there(我有这样一个视觉感知，这是一辆黄色旅行轿车)[9](p41)。
1a不能清楚地表达一个视觉感知，1b才是视觉感知的正确表达形式。一般地说，在语言形式上说，x看见y只能用一个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来表示。因此，一个完整的命题内容是视知觉的内容，即视知觉的意向内容。例如：
2a jones saw a yellow station wagon，but did not know it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琼斯看到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那是一辆黄色旅行车)。
2b jones sa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 but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琼斯看到，在他面前有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在他前面有一辆黄色旅行车)[9](p42)。
2a没有任何问题，是完全一致的。2b却有问题，是古怪而难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原因是前者不带意向性，“看见y”的形式并不要求说话人报告y对主体的意味；而“看见+从句”的形式却带有意向性，从句表达了一个事实，它显示了该事实对主体的意味，即对意向内容的限定。
第二，视知觉总是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它的适应方向与信念一样，但与愿望不同，后者的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心智。如果视知觉的满足条件在事实上不能实现，如幻觉、错觉、幻想等等，这是视知觉的过错，而不是世界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而不是说我们的视知觉对或错。视知觉不仅仅是表达的问题，它的对错涉及适应方向。哲学家们用一些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视知觉适应方向的错误，如“欺骗”、“误导”、“歪曲”、“幻觉”、“错觉”等，而用“如实”来描述视知觉适应的成功。
第三，视觉经验与信念和希望一样，是由其意向内容来表明其特征的。如果不用一个that从句来说明相信的内容，是不可能完全表述一个信念的；类似地，如果不用一个of短语来说明经验的内容，也是不可能描述一个视觉经验的。分析哲学家们所犯的典型错误就是认为对视觉经验满足条件的限定这样一种谓词可以从字面儿上来判定其对经验自身的真假。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是由“黄色”和“旅行车”这种表示颜色及形状的意向内容限定成分直接影响视觉经验，而不是表示原因的谓词影响视觉经验。
在不使用概念和语言的情况下，视觉经验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维特根斯坦的鸭—兔两可图。
在我们面前只有一幅画，却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视觉内容，一种是鸭，另一种是兔。维特根斯坦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对动词“看”的不同使用所引起的结果。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塞尔的方案是，我们可以按照类似于前面的“字面儿上的”解释，在一种情况下观察者看到的是这幅图画的一种样式，在另一种情况下看到的是它的另一种样式。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样式而不是另一种样式呢？塞尔认为，这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正如约翰爱萨莉，他看到的是萨莉可爱的一面，而看不到萨莉不好的一面。事实上，对各种各样的两可图的解释，现在更多地采用心理学的方法。两可图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例二，缪勒—莱尔线(müller-lyer lines)。
上面两个图形中心部分线段的长度是完全一样的，但a看起来比b长。在这里，我们视觉经验的意向内容与我们信念的意向内容是矛盾的，前者破坏了后者。我们对月亮的视知觉也是类似的。月亮当空时显得比在地平线上时要小，虽然我们相信月亮的实际大小并没有改变。所以，如果没有关于月亮大小不会改变的信念，我们的视觉就会提醒我们月亮当空时比它在地平线上时要小，但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错觉。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对意向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在该书中，塞尔是从心智哲学的立场来看待意向性问题的。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心智哲学中仅次于意识问题的另一个困难而又重要的问题。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一个镜像。这样，塞尔就把意向性问题与心智哲学紧密结合起来了。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意向性问题：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第二，既然假设意向性状态是可能的，那么，它的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第三，意向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又是如何工作的。
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尔对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功能主义的解决方案、消解论的解决方案一一作了驳斥，认为它们都不能提供正确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塞尔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我们无须考虑人的思想为何会到达太阳、月亮、凯撒和卢比肯河，因为这些问题太复杂；如果我们考虑动物为什么会感到饥饿和口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塞尔认为，这时我们所说的是关于心智的生理学能力问题，它是基本的，是我们考虑饥饿、口渴、性冲动、感知和其他意向行为的基础。现在，“意向性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大脑何以会产生口渴的感觉这个问题。塞尔认为，这是因为，口渴是一种意向现象，而大脑具有处理这些意向性形式的功能。感觉口渴是有一种喝水的愿望。当2号血管收缩素到达大脑视丘下部的时候，它就会激发神经元的活动，神经元的活动最终会引起口渴的感觉，即引起一种意向的感觉。意识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经行为引起的，也是由脑系统来实现的。由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机制来解释口渴的意向，同样适用于对饥饿、害怕、知觉、愿望和其他各种意向的解释。塞尔认为，一旦我们将意向性问题从抽象的精神层面放回到真实的动物生理学的具体层面，意向性问题的神秘性就被破除了。这样一来，动物何以具有意向状态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任何难解之谜。
意向性的结构和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呢？塞尔将意向性结构分为：(1)命题内容和心理模式；(2)适应方向；(3)满足条件；(4)因果自我指称性；(5)意向性网络和前意向能力背景。显然，塞尔继承与发展了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思想。前三种意向性结构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后两种意向性结构是塞尔的新创造。在因果自我指称性方面，塞尔认为，大多数生物学上基本的意向现象都具有其满足条件的逻辑特征。例如，关于我昨天去野餐的记忆，一定是由我去野餐这件事引起的。因此，记忆的满足条件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包括该事件的发生所引起的关于该事件发生的记忆。我们可以说，记忆、意向和感觉经验统统都是因果自我指称的。但另一些意向状态却不具有因果自指性，如相信、愿望等等，塞尔将它们与具有因果自指性的意向状态区别开来。塞尔认为，每一个具有适应方向的因果自指的意向状态同时也具有因果方向。塞尔将认知和意愿两个族的因果自指性、适应方向和因果方向列表对照如下[10](p171—172)：
由此出发，塞尔发展了一种关于意向因果性的全新的理论。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意向被满足，当且仅当意向自身成为其满足条件的其他各个方面被满足的原因。因此，如果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意向被满足并不是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而是这个意向引起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行为。
与过去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所作的分析不同，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不仅对意向性继续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分析，而且将意向性研究与神经科学结合起来。下面是塞尔在《心智》一书中给出的关于意向分析的一个新的模型[10](p210—211)：
其中，顶层的结构显示行为意向引起身体运动；底层结构显示神经活动引起生理变化；两边显示神经活动与行为意向、生理变化与身体运动的关系，总之就是底层的活动引起顶层的活动。显然，这是一个由神经活动(neuron firings)、行为意向(intention-in-action)、生理变化(physiological changes)、身体运动(bodily movement)构成的综合模型，其关系是因果链关系，用符号表示，读为“引起”。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表示为：
塞尔认为，这个模型在教育法上是有用的，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意向在神经之上，宛如糖霜在蛋糕之上一样。塞尔认为下面的图示也许更恰当[11](p211)。其中，小圆圈代表神经元，阴影代表分布在神经元系统中的意识状态。意向是整个系统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在系统的上部。
三、几点重要结论
我们以著名语言和心智哲学家塞尔为例，分析了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从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1.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体现了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径，塞尔是这一发展路径的典型代表。
过去的一个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路线，这就是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线。这条发展路线在塞尔哲学中得到了印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塞尔的主要工作是言语行为理论。70年代末，认知科学在美国建立，作为斯隆基金的主要资助对象和认知科学最早的发起单位，塞尔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84年成立了认知科学研究的oru，塞尔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83年，《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问世，是他从语言哲学过渡到心智哲学的桥梁和标志。此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向意向性和心智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包括《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心智的重新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心智、语言和社会：现实世界的哲学》(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意识和语言》(2002)、《心智：简明的导论》(2004)等。在塞尔看来，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部分，语言哲学最终一定会导向心智哲学。塞尔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从以语言哲学为研究中心转移到以心智哲学为研究中心。发生这种转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语言哲学中正在发生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而当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有更多的发现，以及当我们对语言和意识的诸多问题做了透彻的研究时，在心智哲学中也有大量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心智哲学已经转移到了前台。我认为，我们业已从语言转到心智最简明的原因就是，语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在我们能够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将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搞清楚。语言依赖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3]。
2.心智哲学与过去的哲学理论包括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有本质区别。心智哲学是认知科学的哲学，也就是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脑和神经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哲学理论。
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哲学是认知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主体的认知能力问题；20世纪以英、美为主流的现代哲学是分析哲学，它将哲学的关注点转向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语言。这种“语言转向”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以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学，它以形式语言为哲学分析的基础，以形式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数学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后一时期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乔姆斯基、塞尔等一大批语言哲学家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它将哲学的基础重新转向自然语言，以在经典逻辑的扩充和变异的基础上建立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高级发展阶段。
心智哲学继承了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全部发展的积极成果，特别是与20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一脉相承。例如，心智哲学同样认为哲学分析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对形式语言的分析，而且更加注重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在语言哲学的三分框架中，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而且更加注重语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关系的分析，即语用学的分析。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单纯的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分析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而先天语言能力、内在语言、普遍语法、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这些理论由于将语言分析与心智相结合，它们已经属于心智哲学的范畴。在塞尔的语义学理论中，意向性是理解语言意义的重要因素，而意向性是意识的反映，是与个人的心智相关的。意义的客观性不复存在，任何意义都是主观的建构，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在语用学方面，奥斯汀、塞尔建立和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基础理论及核心，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意义是与说话者、听话者、时间、地点和语境这五大要素密切相关的，人的因素第一次进入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范畴，从而也就进入哲学分析的范畴。从以上发展可以看出，心智哲学最初是孕育于语言哲学母体中的一个婴儿，两者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心智哲学已经逐渐脱离语言哲学的母体而诞生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并发展壮大，逐步转移到了以英、美为主流的西方哲学的前台。
心智哲学与过去各种哲学理论的本质区别是：不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基础和逻辑方法上，心智哲学处处都将哲学问题与人的身体、心智联系起来，哲学不再是一种脱离人的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与人的身体构造、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心智状况密切相关的理论，是“体验哲学”[12]。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在《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一开始就提出三个重要的命题：心智与生俱来是被体验的；思维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数是隐喻的。莱考夫说：“这是认知科学的三个重大发现。两千多年以来，哲学家关于理智的性质的思考已经完结。由于这些发现，哲学决不可能再与过去一样了。”[13](p3)莱考夫说：
理智不可能如传统哲学所广泛接受的那样是与身体无关的，而是来源于大脑、身体和涉身的经验。……
理智是进化的，抽象的理智基于“低等”动物所具有的感知的和原始的推理形式。……
理智不是超验意义上“普遍的”，即它不是一种普遍结构。如果说它是普遍的，仅仅是指它是所有人类共同具有的普遍能力。……
理智不是完全理智性的，它大多数是无意识的。
理智不是纯粹字面儿上的，它大部分是隐喻的和想象的。
理智不是与情感无关的，而是涉及情感的[13](p4)。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灵与肉完全分离的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备道德行为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仅仅依靠内省而具备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现象主义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人、后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计算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统统都不存在。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哲学已经进入一个与人相关、与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紧密相关的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心智哲学的发展阶段。
3.基于经验和重视个体差异性的认知科学决定了心智哲学的本质。认知科学与过去的科学理论的区别是，在学科特征上，过去的科学强调的是科学原理的一般性，数学和逻辑的定理、物理学的公式、化学结构等，它们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知科学却强调特殊性与个体差异性，曹雪芹之所以成为曹雪芹，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基因表达上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为什么会是不同的个体？这些都是认知科学所要关注的问题。
在学科目标上,20世纪的科学要上天入地，人类不仅要遨游太空，还要潜入深海；人类不仅要释放核能，还要创造生命——这些都是20世纪科学所要解决并且已经解决的问题。21世纪的认知科学所要关心的却是人自身。人类要搞清楚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脑如何产生心智，这就是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要了解人类所特有的符号语言与脑和认知的关系，这是认知语言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想知道心理与认知的关系，如感知和注意、模式识别、学习、记忆、知识表征、推理与问题解决、情感与认知等，这是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认知人类学要解决由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进化过程所决定的与人类种群特征有关的认知问题，如符号的起源、语言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的进化、文化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文化与基因的双重进化等；认知计算机科学即人工智能要解决机器智能的问题，如人工智能的标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机器的感觉和知觉、机器人和智能体等。心智哲学要解决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心身(mind and body)问题、人类的意识之谜、意向性问题、心理因果性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无意识行为的问题、感知问题、自我问题等。因此，心智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
在科学与人的关系上，过去的科学理论标榜自己的客观性，排斥一切与人相关的因素，试图创建一种绝对的知识体系和以真假来判定的真理标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数个世纪，甚至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寻求的科学原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普适的知识。科学来源于实践，它的理论又超越于实践而凌驾于实践之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宗教。与此不同，认知科学不假设过去的科学理论所肯定的这些前提，而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人的创造与建构。
4.由于对心智和脑的研究，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许多学科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认知科学对21世纪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推进作用：
首先，形成nbic聚合技术，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之初，由美国近八十名科学家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新世纪的带头学科确定为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合称为nbic，亦称为聚合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y)。该研究报告指出：“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与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的技术综合可能成为人类伟大变革的推进器。”[14](p102)
这份重要的研究报告还指出，在nbic四大科学技术中，认知科学是先导：
我们看到，聚合技术的协调综合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一旦我们能够以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这四个层次上理解思维，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来建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我们就能够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14](p281)。
其次，在认知科学的学科框架内，促进六个相关学科的发展。认知科学由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六大学科所支撑，在这个框架内，已经形成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语言与认知、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六个新兴学科，它们被称为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1)心智哲学研究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哲学问题。哲学与心智相关的三个经典的问题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心智的结构和知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其他哲学问题和领域还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和自然转向；科学哲学；认知科学中的心智；民族心理学问题；意向性和心理内容；逻辑与心智科学；哲学与生理学，等等。(2)认知心理学是与信息处理相关的心理学，它涉及感觉的输入和生理运动的输出。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尤其是大猩猩和人)都具有最复杂的智能形式，需要建立理论来处理它们的思维机制和内在经验。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有情感、感知、注意、记忆、决策和问题解决、语言和交际、认知发展和认知结构、学习、智力等。(3)认知神经科学也是关于信息处理的科学，它涉及的问题有如何获得信息(感觉)；如何建立解释、确定意义(感知和认识)；信息的存储和修改(学习和记忆)；沉思(思维和意识)、预测未来的环境状态和行为结果(决策)、指导行为(神经动力控制)以及语言交际，等等。(4)人工智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关于智能机器创造的工程学科；另一种是关于人类智能的计算机建模的经验学科。在早期，这两种含义常常不加区分，现在已逐渐将它们区分开来，前者(人工智能)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后者(计算机智能)是现代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计算机智能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有机器和认知；人工智能；认知建构；知识基础系统；逻辑表达式和推理；逻辑决策；不确定信息的表达和推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学习；语言；视觉；机器人技术；复杂性、合理性和智能，等等。(5)认知科学的语言学重视自然语言的研究，尤其重视言语(口语)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所关注的问题有语词和意义；语言结构(语词和声音，短语结构和生成语法，词库，语言界面和语义学，意义)；语言使用(语境中的语言，变动中的语言，心智中的语言)。其他被关注的问题还有人机交互；机器的言语识别；言语合成；脑与双语学习，等等。(6)认知人类学或称文化、进化与认知不仅要研究认知的个体差异性，而且要研究认知的群体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个体是属于群体的，个人的机体是种群的成员并享有同一基因组；生物体在本质上具有种群特征的认知能力，同时带有表面的个体差异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富有文化特征的。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社会性和文化才成为可能。认知人类学研究这些认知能力发展的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并对认知过程提供社会的和文化的信息。认知人类学关注人口层次的认知现象，它从三大视角来研究文化、进化与认知的关系——从比较和进化的视角来看认知；从进化和认知的视角来看文化；从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视角来看认知。
最后，通过多级交叉、综合与辐射，认知科学将会推动更多学科的发展。例如，通过认知科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六大核心学科之间的交叉，已经形成更多的新兴学科，如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过程仿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人类学、脑进化等。
实际上，认知科学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远非如此，即便是传统学科，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科学、教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认知科学，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与人相关，与人的心智相关，因而与认知科学相关。可以说，在21世纪，如果不做认知科学研究，或者不与认知研究相结合，很多学科都无法深入发展。
这就是本文通过对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学术发展的主线“语言心智认知”的分析，所试图昭示和预测的未来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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