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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区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了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行为规范、管理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对内，区域文化拥有共性；对外，则具有鲜明的个性，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文化成就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则是弘扬昨天的文化。江苏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文化传统，江苏凭借着沿海、沿江、沿湖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其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创造出了良好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凭借其所拥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中，英国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做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而哈耶克则认为文化是一宗通过习得的行为规则所形成的传统，这些规则可能是起源于人类所拥有的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不应该做什么的能力。虽然对于文化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却有共识，那就是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以及精神等多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的内容不加价是包括有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的物质产品，同时还包括有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等促进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并形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不断的进行演变，不同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以及频度也存在不同，同时不同地方在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促使处于不同地域内的人们具有各自不同却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与风土人情，同时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部分地理区域中出现了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文化特质，处于这个地理区域中的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致性，而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在在某个区域内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综合，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对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进行了反映，同时也是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殊，与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存在有区别。
二、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相互约束。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两者之间不加价是相互促进的，同时还是相互约束的统一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与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社会系统中的两大子系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都是人为了维持与繁衍自身生产所必须要具备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出的结果。在很多时候，一些交通条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不是很大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表现出不相同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这其中的原因在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方面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从文化方面来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奇迹”与“欠发达”的现象。明白落后的文化难以带来先进的经济，同样滞后的经济也难以产生先进的文化意识。
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行支撑，同时也决定了区域文化的结构、类型，并促进了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的产生。区域经济的高低也决定了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区域文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呈现出推动或者制约的作用。优秀的区域文化能够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三、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振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够被小觑。文化与精神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与灵魂所在，能够对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影响，甚至是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区域文化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得我们在竞争、追求物质与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价值观的认同产生出了很多的分歧。而文化则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紧紧的把握住核心价值体系，从而能够形成适合当地发展的科学的价值观，使得市场经济在利润有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党的以来，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苏南在改革开发的过程中首先开办乡镇企业发展，快速发展开放型经济，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无论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都取得骄人成绩。“十二五”期间，江苏省以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为主体，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真正的实现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江苏区域经济的快速、正确的发展。
（二）区域经济文化对区域间经济的融合产生影响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其形成过程中因为其特殊行使得其超越了个体存在的价值观念，并且有着相当强烈的地域性。这就使得区域文化可以拥有良好的稳定性，不能够使得处于这种文化氛围内的社会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其影响，共同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这样就会使得区域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化模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得到改变，因此可以长时间的向外地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因为区域文化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会使得其对外界的美好事物产生一定的抵制，会让整个区域范围内的人都习惯于用区域内形成的风俗习惯、制度以及思想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容易使得在区域文化与客体文化在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碰撞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否定，而不能取其精华，或者是仅仅从自身的主观思想上去选择性的吸收融合，而不能够进行客观的接纳，为我所用。江苏地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长期收到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同时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这就使得其在经济发展上也能够做到对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吸收，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
（三）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是存在着中部、东部、西部之间的差距问题，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方面，其中不能够否认的一个原因就是区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南、苏北、苏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改革开放以后，差距又进一步扩大，有着相当明显的梯度特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苏中的扬州、泰州与南通三市处于江苏的平均水平。苏北几个市当前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因为文化建设的不到位。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十二五计划中，江苏省将进一步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同时，江苏省计划到2015年时构建起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其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将有效的促进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茂林.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模式的影响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01）.
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2
“经济文化”一词，最近二三十年才在国内出现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后，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经济活动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多注重利用文化学得张力，促使经济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扩大化。但“经济文化”理论提出，西方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曾指出利己主义是推动市场竞争的精神动力，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新教伦理中所提倡“天职论”“禁欲主义”等宗教文化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而“经济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经济文化的界定
我国对于经济文化的定义是：经济文化是指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行为规律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并指导该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简言之，经济文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其研究视角为文化，研究对象为经济，研究目的是规范、指导、促进人类的经济活动。
在经济文化这一概念基础上，人们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将经济文化细化为广义、狭义的两种观念文化体系，或者说成是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
宏观经济文化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战略决策等文化内涵，也就是以社会总体发展为立足点，在鼓励经济增长、优化配置、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道德、观念等文化方面的建设，最终使经济发展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微观经济文化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诸如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配文化、企业文化、商业金融文化、科学技术文化、人际交往文化等等具体的文化范畴。
经济文化的性质
“经济文化”概念提出后，人们对经济文化的性质却有不同看法，人们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与经济学、文化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和有机的结合，经济文化到底是一个交叉学科还是新型学科？目前，经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经济文化是经济、文化基础理论内涵的有机结合，更多体现的是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文化，就是经济与文化范畴的总和，并孤立地去研究其中所蕴涵的经济现象或文化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经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简单的将文化学与经济学相加的理论，基本上得以颠覆。经济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问题或是经济问题，它更多体现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内涵，或是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
第二种观点：经济文化并非涵盖了整个经济活动和文化现象，它所涉及的仅是经济范畴与文化范畴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包括在经济活动中能体现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内容或是说文化内涵中有经济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经济文化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只有一部分具有经济价值，而这一部分价值，在强化“文化”的作用后，使其赋予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此种观点较前者来说，进一步细化了经济文化的研究范畴，阐明了经济文化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研究对象等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文化是一门新兴学科，并非是简单的学科交叉。经济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将经济学原理、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与文化学相结合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内涵就是利用经济理论、现象等手段，研究历史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及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经济问题，强化文化在经济活动的“张力”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一直以来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异，在实际含义上也不尽相同。搞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经济文化的内涵。
经济文化，是指在经济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经济则强调以文化资源为轴心，在文化学中蕴含着经济现象。“经济文化”、“文化经济”从概念上看，虽然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文化学的相互交叉与有机融合，但二者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因此研究的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经济文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及研究文化的价值；文化经济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价值。
经济文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现象、价值观等内容。其研究目的就是发挥文化学的内在的特有的潜力，并反作用于经济，使经济活动能创造更多价值。其研究范围更多的是那些蕴含文化价值、价值观等的经济活动。
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 流行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挑战
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娱乐文化与解构文化，它传播功利价值观，同时也解构传统道德价值观。因此，流行文化对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社会化也不可避免的产生多种负面的作用。就其现实表现来看，当代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过程趋于平面化
当今主流文化所传递的内容和价值观念往往经过深思熟虑的加工和艺术化处理，因此它在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化进程中必然表现为厚重而高尚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流行文化却是一种平面文化、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在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后，进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之中后，这种轻松愉快的载体会把深刻、高尚的话题和价值观转变为表浅、平淡甚至滑稽的玩笑，把这种严肃的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变为搞笑的“无厘头”和“恶搞”，把感动中国的英雄转换为流行的“追星”和“选秀”。流行文化是一种偏重于娱乐的感性文化，它拒绝形而上的价值追问，它往往更多地借助接受者的“感官”而非深入的理性思考的延续来传播。
流行文化用刺激感官的华丽形象消解了对文化深层思考、用经验的直接取代了价值的超越、用瞬间的体验取代了长久的思考和时间的考验。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青少年会逐渐变得头脑懒惰、机械、简单、迟钝，只关注形象的、平面的、肤浅的东西，对理性深邃的意义、价值和思想不再感兴趣。它最终也会促使青少年在道德感知能力上平面化，逐渐失去理性思维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进程中，这种流行文化的冲击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向社会化进程渗透的过程中土崩瓦解，使深刻的价值观念转变为平面的、表面的文化消费品，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大大降低。
二、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渗透性逐渐淡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要求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要求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和环体中去，使青少年在如沐春风的领悟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信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融入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管理之中，回避了思想政治教育枯燥的说教，但绝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弱化或淡化，只是其行动和作用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润物细无声。
青少年流行文化具有影响方式的渗透性、影响内容的全面性、影响过程的隐蔽性和影响效果的持久性。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它又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先进的文化推动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方式是全方位的、渗透性的。 因此，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作用方式也具有强烈的渗透性。流行文化风靡流行的一个显著优势就在于它通过人的无意识的、非特定的心理反应，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往往通过心理的无意识影响来产生的。而这种思想道德品性一旦形成，就会在时间上持久地发生作用。
三、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逻辑路线产生混乱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过程是一个适应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改造与发展社会的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就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化逻辑路线。就现实社会而言，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向，离开现实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就缺乏有力的现实支撑力，必定会陷入形式主义境遇，会造成与现实脱节，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效率低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率低下进而会进一步扩大它与社会现实的差距，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为避免此种恶性循环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须时时以社会现实为参照，来不断调整其目标从而与社会相一致。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另一条逻辑路线主要强调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的能动方面，它强调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改造而影响整个现实社会。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化路线，不能仅仅将社会化过程视为对社会的单方面的消极适应，而往忽视了这条社会化逻辑路线。这种社会化逻辑路线的最初动因不存在外部社会，而是存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中。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他们在社会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都并非片面地接受来自于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而是在主观能动性下对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进行筛选，并将其逐渐内化。
两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逻辑路线看似互逆的路线，由外到内的路线从外部现实社会出发，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目标做出相应调整，最终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主体，而思想政治教育各主体的共同参与又使思想政治教育再次发生改变；由内及外的路线则以共同参与的主体所达成一致的见解为起点，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模式上发生变化，最终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拓展到现实社会各领域。这两个互逆的过程是，是同时发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在这种双向运动之下，不仅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身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的影响作用也波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主体和外部社会、各方都在互相作用下发生变化，总的方向渐趋一致。 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在逻辑路线上不仅呈现出互逆的运动，也使这种互逆运动在方向上呈现出不平衡性、甚至在力量的对比和运用上有些混乱。
参考文献
［1］牟德刚，文化与高校德育模式变革[J]，高等农业教育，2005年04期
［2］王敏，当代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的几点思考[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文化唯物主义；传播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作为与卢卡奇、萨特齐名的西方理论家和实践者，雷蒙•威廉斯的名字对于中国研究者并不陌生。在他看来，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怎样作用于社会？如何看待当代文化？这些都是他整个学术生涯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而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中，他的视野进入了现代传媒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本文从威廉斯文化研究的起点出发，重新研读威廉斯的主要著作，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归纳他的传播思想及其生成的理论脉络。
一、对“文化”的再定义：理解威廉斯传播思想的出发点
威廉斯著作中带有一种“根本性的反抗”的气质，他说：“几乎在我所有的书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和官方的英国文化进行辩论”（Higgins, 2001, Preface），这里的“官方的英国文化”显然是指英国贵族式的精英文化。然而，并不是从学术生涯一开始，他就有这个明确的观点的。在求学和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期间，威廉斯始终徘徊在利维斯主义和之间，他既不喜欢当时大多数学者进行的“去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也没有完全认可经典对文
化的阐述，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他在《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传播》（1962）等著作中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1、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重新诠释
对于马克思的文艺论述，威廉斯采取了一种吸收大于批判的立场。理论中的基本立场，他是赞同的，但同时他又不同意直接把阶级同文化一一对应。威廉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整段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
威廉斯非常重视马克思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变革，他谈道：“上层建筑涉及的是人类意识问题，它必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多样性（diversity），而且因为它始终是历史的，任何时候，它既包括对过去的延续，又包括对现存的反应。”（威廉斯，吴松江等译，1991，第340页）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问题上，威廉斯始终坚持了“复杂性”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复杂的认识是对文化理论作有效探索的首要环节”（1991，第340页），也只有坚持复杂性的观点，才能够避免在看待文化问题上简单的经济决定论。
一方面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决定”的复杂性。由于马克思以后各种学派对“决定”一词在理解上的混乱，威廉斯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重新阐释“决定”的意义。威廉斯考察了马克思用的德语bestimmen和英语对应的determine的意义在历史上的变化，他指出，从宗教的角度看，“决定”确实是一种“控制”，而就马克思谈及的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决定”应该恢复其本来的定义：“设定界限（setting limits）”和“施加压力（exerting pressures）”（Williams. Higgins Ed. 2001, p163）。在此基础之上，威廉斯把“经济基础”的内涵定义为“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包含着基础性的矛盾关系，并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同时提醒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经济或技术的抽象物”；把“上层建筑”的内涵定义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文化实践”，而“不是那些被预示、被反映，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内容”。
通俗地说，“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就是要我们在看待文化现象时，在承认经济基础的前提下，避免简单直线性的思维方式，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在大的背景下考虑文化问题，也许这就是威廉斯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命名为《文化与社会》的原因。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曾一直把列宁和斯大林的文化思想作为文化的正宗，而列宁和斯大林由于种种原因，在“决定”这个问题的处理中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1991年中译本《文化与社会》的“译者前言”中，辟出篇幅对威廉斯与列宁发生理论冲突的地方予以批判。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重估威廉斯在文化方面的认识，他说的可能恰恰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2、对“文化”的再定义
在《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开头，威廉斯提出关于“文化”这个概念有四个层面的含义：（1）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理念关系密切；（2）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3）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4）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认为当代最恰当的是最后一层含义，他指出，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而这四个含义的演变――从原来意指心灵状态或习惯，或者意指知识与道德活动的群体，到现在变成整个生活方式――并非偶然，“文化”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的演变，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一旦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普通人都能享有的东西，这就与英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精英主义文化观在当代集中体现为利维斯主义，在利维斯看来，英国旧式的农业文化有极大的价值，而现代的有组织的工业文化取代农业文化之后，使得传统的艺术和文学衰落了，商业化的通俗（甚至粗俗）文化横扫一切，成为文化的中心。对于利维斯主义，威廉斯曾经非常欣赏，但是最后在理论上采取了彻底批判的态度[2]。威廉斯指出利维斯主义所坚守的少数人的文化（minority culture）有两重含义：一是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的作品，以及后人来延续这些前人的传统；二是这些伟大的作品被社会某些少数人所接受和享用。威廉斯肯定伟大的作品的意义，但是坚决反对这些作品只能被少数人享用的观点，把文化的“高”“低”与不同阶级联系在一起是把文化简单化了。新旧文化形式都需要发展，过去高雅的文化形式可能在现在变成通俗的，而新的文化形式也会对既有的高雅文化有所贡献。同时，我们很难把绝对的“高”与“低”划分开来，我们既需要高雅的文化、也需要通俗的文化。真正的危险在于，伴随着资本主义商业浪潮出现的“假文化”形式，它们反艺术、反创造，没有真情实感，令人沮丧(Williams, 1976, pp109-112 )。在《文化是平常的》一文中，威廉斯结合自己平民出身与乡村生活的经验，指出(2001, p11)：
文化是平常的，这是第一个事实。……社会是这样，每个人也如此。我们都要学习这些特定形式、目标和意义，这使得工作、观察、交流成为可能；同时我们每个人又要在经验中不断检验这些形式、目标和意义，形成新的观察、比较和意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思想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本质：那就是传统和创新、那就是各种最平常的共同的意义和各种最精致的个人的意义。我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从共同意义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种整个生活方式；从“特殊的发现过程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一角度看，文化是艺术和知识。
威廉斯认为，只从一个角度看文化，是不全面的，必须认识到这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由是观之，他并不否认精英式的文化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功绩，但是当普通民众也开始出现文化诉求的时候，社会应该给予承认和支持。文化的民主化、平民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势，只有把文化作为一种整个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对当代的各种文化形式作出公允的判断。正如霍尔（1981）后来评价的：“它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是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
3、提出“情感结构”的概念
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是和“情感结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1954年，威廉斯在《电影与戏剧传统》一文中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并在以后一直延用。他(2001, p33)说“正是在艺术中，社会的总体性，即情感结构的影响作用，才得以表达和呈现”。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他(1961, p48)又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情感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是社会各个方面的独特的生活的产物。”
威廉斯用structure意在表明“稳定的、明确的”意思，指一个社会时期各方面因素的集合；而用feeling则是为了表明“切切实实的经验”，以此与“社会角色”、“文化模式”等抽象的概念相区别。说到底，情感结构是一定社会中人们共同的社会经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置身其中，但却很难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每个人都会按照它去行事。不过，从两代人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变化，就能发现“情感结构”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威廉斯认为决定文化变化的是情感结构，以此代替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提法，也代替了意识形态的概念，这样仍然是为了摆脱文化的经济决定论。“情感结构”强调了两层意思：一是文化有其自主性，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未必一致；二是文化与阶级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文化与社会共同体、共同经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并不是工人阶级只能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正如他说的：“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人也共同继承了一笔知识和文化传统的遗产，随着经验的每一次改变，这笔遗产必然会不断地被重新评价。人为地制造一个‘工人阶级文化’以对应这个共同的传统，纯属愚蠢之举。（1991，第400页）”
“情感结构”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哪个更有理论上的概括力和解释力，本文无意评说，但是把文化从阶级的属地中解放出来，确实有借鉴意义。鲁迅早就警告过说，革命的作家不要以为革命胜利后，人民群众会拿着面包黄油恭恭敬敬地招待你。也就是说，革命之后的人们也需要革命之外的文学，再者，那些民间的、通俗的文学内容并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急剧的变化。对应到当代的传媒产品，道理不也是一样吗？如果传媒中的内容都是裸的意识形态，谁又会去看呢？
二、解构“大众”与渗透心灵：威廉斯的传播观
雷蒙•威廉斯从对“文化”一词定义的历史渊源入手，结合历史上多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传统，提出我们身处于一场“漫长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事实上是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社会民主化运动）和文化革命（文化形式的更新）相互作用的产物。威廉斯(1961, Introduction，pxii)认为，以英国为例，这场从18世纪末开始的革命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未完成，而在这一场总体性的变化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争取民主的奋斗，工业的发展，人际交流的延伸，社会和个人关系的变化――整个进程中的这些相互作用的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太难弄清楚了，我们甚至都难以想象”。在看待这一总体进程的时候，威廉斯（1976, pp138-139, p189）给予传播以非常重要的位置，“英国当代所有的社会进程，没有一个有传播手段的扩散来得快……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手段一定要被考虑进去……它是当代社会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问题”。[3]
1、被误读的“大众”
正是在对漫长的文化变革探讨的基础上，威廉斯把目光投向了当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并且把大众传媒看成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文化形式，继而把大众传媒的发展放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中去考察。
对大众（mass）一词的解构是威廉斯有关大众传播论述的逻辑起点。他考察了mass和masses两个词形在历史上的运用后指出，我们在现代社会往往把大众一词同乌合之众（mob）等同起来，其中有莫大的偏见。威廉斯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人口不断往工业城镇集中，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工人集中于工厂，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形成了新的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一群人”就被统治者指认为“大众”――大众是这样的一群人，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狭隘偏见、低级趣味（1991，第376-379页）。而这样的指认一旦成立，就可以方便地对“大众”进行政治剥削和文化剥削。统治阶级因此正好提出，大众民主不可靠，因为那将是乌合之众的统治；大众文化太低级，应该加以排斥。最后，威廉斯对“大众”的概念进行了解构：实际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大众的那种看法。把真正的大众（popular）文化纳入虚假的商业的“大众（mass）”文化之中，才是问题的所在。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大众”的概念，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才一直为人所诟病。威廉斯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传播媒介本身与这些媒介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用途混淆起来，媒介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去使用。威廉斯认为，在现代社会，正是基于对大众“群氓”般的认识，才导致我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不当使用：我们传播的目的应该是教育、艺术、传递信息或见解，其前提是有理性的人和感兴趣的人；但现实是，传播被用于操纵，说服大量的人以某种方式去行动、感觉、思考、了解，其前提正是那种群氓的观念（1991，第382页）。按照詹姆斯•凯瑞所说的传播可分为“传递观”与“仪式观”，威廉斯在这里其实是不动声色地对“传递观”作了批判：传播不能仅仅被看成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信息，它更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凯瑞，2005，第7页）。
2、期待“真正的传播”
如果说传播不应该是试图支配，而应该是试图获得共识，那么，大众传媒在其运作中，应当树立共同体的观念。没有共同体及其共同经验，传播无法实现。在这里，传播与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发生了勾连，“传播变成一门渗透大众心灵、在大众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影响的科学……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1991，第392页）。在《传播》一书中，威廉斯(1976, p10)指出，从传统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是权力与统治；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是财产、生产和贸易。然而，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可以从传播的角度看，社会是传播的形式――通过传播，我们的经验被描述、被分享、被修正、被保存。在描述、学习、说服别人采用、交换这些经验的过程――也就是传播――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是重要的。很多人把传播手段的发展看成是新的管理方法或是新的商机，而没有看到这是人类学习、交换各种经验和观点的能力的延伸。威廉斯把理想的传播状态描绘地如此美好，他认为通过教育，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英国当代的共同经验的建构中，从而实现当代的文化转型。
理想归理想，威廉斯也清楚，从所有制上看，现代传媒并不是“大众”所有，传媒掌控者为了谋取政治和商业利益，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媒介产品，这一切都取决于媒介控制者的态度，并不能把传播内容的低级归罪于大众。传播的本质在于维护（maintain）人类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生产媒介产品。在这里，威廉斯深入到了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之中，即不是工人阶级的品位使得大众文化泛滥，而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媒介商业化。当然，威廉斯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态度：不完全反对包括传媒在内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但要抵制其愈演愈烈的趋势。在《传播》一书的开头，威廉斯指出，传播媒介的拓展是民主发展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里会有“民主制度与少数人的所有权”的矛盾、“媒介真正的拓展与商业化”的矛盾(1976, pp26-27)。如果说“文化是平常的”是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那么，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其对当代西方传播批判的落脚点。
威廉斯在《传播》一书中提出，文化在社会中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和制度，从人的角度看，社会中要有四种角色：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表演者、报道者、评论者，这四种人各司其职才能够使得文化在社会中顺利地传播。其实，今天的大众传媒不正是同时担当了这四种角色吗？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各种文化问题呢？在威廉斯看来，那是我们的传播制度的问题。威廉斯把传播制度分成四种：集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父权制的（Paternal）、商业的（Commercial）、民主的（Democratic）。不知道威廉斯是否看过施拉姆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威廉斯的提法和施拉姆的非常相似，最大的区别在于，施拉姆提出的第四个“社会责任论”是西方社会中二战后逐步实行的传播制度理念，而威廉斯(1976, pp123-134)认为他提出的“民主的传播制度”是一种理想状态，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实现的，也是英国社会努力的目标。
三、商业化与民主化之争：威廉斯的大众媒介观
当代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与大众传播结合在一起。威廉斯认为，只要把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威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当代的大众文化可以和传统的“高级”文化一起，塑造当代人类的共同经验。在这个逻辑下，威廉斯开始了对当代传播媒介的考察。威廉斯是最早把电影看作创造性的艺术，并且把电影与戏剧和其他再现形式联系起来的学者之一(Higgins,2001，Introduction, p4)。值得注意的是，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把电影当作是低级文化产品，例如利维斯认为电影是对生活标准的严重摧毁，是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成员认为电影是文化工业，没有给观众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问题在于，上述学者没有注意到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化降临到大多数人身上这个事实，虽然这样一种文化传播形式被商业化劫持，但它毕竟给社会的民主化提供了一种可能。而威廉斯在他的论述中，对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判断，他一方面看到了文化和媒介发展的大众化这一历史要求，同时又提出了文化和媒介过度商业化是对民主制度的冲击这个命题。
1、报纸：当代的文化延伸
威廉斯提出，报纸尤其是大众报纸，在英国的文化延伸（culture extension）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他梳理了英国大众报业（popular press）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大众报纸发展到今天，占领了报业的最重要的一极，这个过程伴随着其读者从中产阶级扩大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社会，伴随着报纸内容从文学作品演变为新闻再到现在的五花八门的内容。大众报业的发展得益于印刷技术、发行手段革新；得益于社会动荡、工业化、民主化；得益于报纸以广告为独立的经济来源。同时，针对很多人的观点――社会群体读写能力的普及，是大众报纸发展的原因――威廉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举例说，在英国1870年颁布教育法案之前的1850年，就有足够多的识文断字的人可以购买今天的大众报纸Daily Mirror，可见读写能力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不是大众报纸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威廉斯在此批评这个论点是有其深意的。在历史上，英国著名报人北岩曾经这么说过，1947年英国皇家报业委员会也这么说过。事实上，“读写能力的普及带来大众报纸出现并快速发展”的逻辑，其后面暗含着另一层意思：“普罗大众只要阅读简单、有趣的东西，因而，识字率的提高带来了媒介内容的降格”。威廉斯批判这种观点，也在于确立他对的媒介基本观点：媒介内容的降格一来与媒介的过度商业化有关，不能嫁祸于读者；二来这也是媒体所有者的“大众化”策略。
在分析了英国报业三百多年的发展后，威廉斯的结论是，英国报业依然不是一个为民主主义服务的报业，它仍然是一个在“大众”的概念主导下的传媒市场，报纸依然为寻找“卖点”而努力。从读报阶层分析来看，Express这份近似于小报（tabloid）的大众报纸却在从上到下各个阶层中最受欢迎，远远超过The Times。威廉斯(1961, pp212-213)说，如果英国上层人士都力图维护传统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举止文明的少数人”都反对大众文化，那么他们应该买属于他们的报纸才对。威廉斯论述报业的目的是为了提出：文化是平常的，大众报纸有其存在的理由，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趋势和特点，在“漫长的革命”中，大众报业的发展无疑是对文化发展的一个折射。当然，威廉斯对这样的文化格局并不满意，英国报业发展到当时的状况并不是发展的终点，如何让报纸成为民主化的动力才是报纸未来发展的方向。
2、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电视的巨大影响力逐渐显现，威廉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这一当代辐射范围最广的传播媒介，并在美国和英国对电视做了系统的考察，撰写了一系列电视评论，最终沉淀为《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在该书中，威廉斯分析了电视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批评了把媒介看成是单纯科技发展的结果的观点，认为人的意向（intentions）是包括电视在内的传播手段发展的起点，在传播研究中必须注意“意向”的问题。人在科技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有了“意向”，是这种“意向”推动了电视的出现。
在该书中，威廉斯以“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和“流程（flow）”两个概念来阐述他对电视的看法。威廉斯认为，人在工业都市，往往要四处流动；但是另一方面，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愈来愈可以在家庭中得到满足；现代化早期的运输工具如铁路公路，解决了“流动”的问题，而广播电视，不仅可以满足“流动”的需要，即足不出户就能对远方实现一种控制和把握；而且，广播电视的接受终端都在各个家庭，广播电视已经成为家庭的一项私有财产。这看起来是一个广播电视媒体的特性，但威廉斯认为这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新的社区和工业组织赖以运作的条件就是内部的流动性（mobility），从大传播的概念看，公路铁路系统传播的是人和物，而广播电视传播的是信息（两个“传播”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随着传统大家庭的解体和核心家庭的增加，社会信息沟通的形式也要发生变化，广播电视正好满足这一要求；再者，随着二战后电视机逐渐进入普通家庭，这不仅使得传统的工人阶级认为自己有了财产，冲淡了社会的阶级色彩，电视节目更在文化上不断制造认同。如果威廉斯今天还健在的话，当他看到广播电视和新兴的互联网和手机已经发展到全球化传播的阶段，从而使人们“永久联系（perpetual contact）”的时候，他一定会给这个概念加上新的注脚。[4]
威廉斯认为，电视出现后，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式（如把新闻、戏剧、公共集会、运动等搬上荧幕），使之能在电视中传播，继而又发展出很多新的节目形式（如连续剧、脱口秀等），各种节目在电视上重构了我们的世界，而如何重构来自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文化的影响，一个是广告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影响下的电视节目“流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再现。流程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第一种流程类似于节目的编排，它是某一个特定时段的节目组合；第二种流程是不同节目或单元之间前后相承的关系；第三种是某一节目播映中连贯相承的各种语言和影像，威廉斯称之为“真正细致的流程”。就第三个层次，威廉斯对英国美国数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做了非常详细的内容分析，认为从中观层次看，一档新闻节目中每条新闻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与前后新闻的关系构成了“流程”。例如，一档新闻中有关药物的报道虽然没有放在一起，但是却能相呼应；而有关市民游行抗议的报道，虽然明显相关的几条报道但却被分开播出，力图打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表面看，每条新闻似乎并不相关，十味杂陈，但从文化角度看，流程是跟着特定的“情感结构”走的，新闻的顺序由相当精妙的文化关系串联而成（威廉斯著，冯建三译，1994，第133、141页）。而从微观层次看，威廉斯分析了大量新闻中的语言，认为大量类似的新闻用语堆积在各条新闻中，诸如“今天……今天……现在……此刻……快”构成了微观的流程，使人感到五花八门而且出人意料的事情，来自四面八方，一再发生，而记者信手拈来，以用词最少最能让人接受的方式告诉观众。与此同时，广告穿插在新闻中间，甚至会与新闻产生“互文”关系（1994，第146-148页）。
3、广告：被异化的推销术
对媒介的认识必须与对广告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威廉斯曾在多处对广告有过论述。在《传播》中，威廉斯看到了广告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18世纪到19世纪，广告构成了报纸主要的收入来源，从18世纪的分类广告，到19世纪后期出现的广告商，广告为英国报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如果没有广告，商业报纸就没有今天(1976, pp18-19)。威廉斯不是简单地反对广告，不是要把广告从大众文化机构中抽掉，他只是指出，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深地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运作中，二者互相影响，一方的未来取决于另一方的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告被异化了，广告本应是商品的推荐，如今变成了夸张的展示，变成了电视节目中的“自然打断（natural breaks），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他在《漫长的革命》中对广告进行批判：每年在广告上投入天文数字般的金钱，有多少广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服务呢？大多数广告使人感到身处一个满是各种推销和幻觉的世界里。他甚至建议：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公众研究和信息服务机构，在各个城镇建立足够的办公和展示场所，普通消费者（通过到这里来看）来决定他们要购买什么。用现在的广告开支可以实现这个设想，而现代广告体系依然在玩弄那个所谓的“大众”的概念(1961, p347)。在《文化是平常的》一文中，威廉斯提出，广告应该起到它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即从供需角度提供信息），而现在的广告大多是为了刺激消费，这些是“假广告”。
虽然在今天看来，威廉斯的建议似乎有点荒诞，但威廉斯实质上说出了当今西方媒体的困境。一方面，报纸不能为广告商张目，如果这样，新闻和公共意见的表达肯定无法做到中立，报纸成为商人的奴隶也出卖了自己的品格；另一方面，报纸也不能被台上的政党控制，那样的话，呆板，口气一致在所难免，新闻和公共意见都被政党左右。两难之下，“我们要考虑为报纸这种公共服务‘买单’的方式，这种方式要能保证新闻业适当的自由，也能防止少数人的政治或经济上的钳制。只要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可以找到办法” (2001, p23)。论述到这里，威廉斯提出了建立公共媒体的主张，认为只有公共媒体才能摆脱广告商和政党的控制，实现传播真正的功能，“为着民主传播的目的的而反对目前的有管理的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的幻想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几乎是一项专职的工作”（Williams, 1967）。
四、从“关键词”到“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媒介研究的立场、方法及其意义
很多学者在关注威廉斯的思想时，往往注重他工人阶级的家庭出身。的确，作为威尔士铁路信号工人的儿子，威廉斯后来的思想发展与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点，我们又可能犯了威廉斯所竭力反对的经济化约论的错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英国文化研究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经验相互关联。正如陈光兴（2001）指出的：
二战后，英国社会面临全面性的调整，从生产关系、政治民主文化形构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在文化上，美国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乐、麦当劳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形式包抄了英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大众传媒科技的资本化及理性化，填满了整块文化生活空间。……“美国化”的危机确实威胁到原有的“本土文化”；这种威胁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阶级或是社群文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以及文化形构民主化的可能性……除了新左翼的崛起部分地开拓了文化研究的空间之外，大众传媒及其文化的发展亦成为60年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脉络。大众传媒逐渐突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以娱乐的形式渗入人们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层次的作用，特别是在新闻及记录片的呈现中直接与政治环境扣连。
作为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在研究方法上，威廉斯虽然以文学研究的经验主义方法为主，“但是他在保留了分析、阐释和描述的方法的时候，置换了批评的立场。他把英国人文传统中对‘有机社会’的怀旧变成了当代英国各阶级应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的一种修辞力量”（杨击，2003）。和其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威廉斯在研究对象上从文学拓展到了当代大众文化领域之后，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停留在美学层面，而是把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及受众研究并入到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架构之内，从历史和社会语境的角度出发，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的传播思想。
在《文化与社会》的开头，威廉斯就提出了“文化”、“阶级”、“艺术”、“工业”、“民主”五个关键词。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这五个词近代以来意义的流变，从这种变化中看出了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的更迭。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做法，因为词义的变化、冲突，体现了习俗和制度的变化，这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从上文中他对“大众”一词的分析就可见一斑。
关键词式的研究方法讲究的是历时性和语境化，同时，威廉斯也经常进行“共时性”的内容分析。在对传播的论述中，他把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方法用到媒介内容之中，也就是把内容分析从美学的角度改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在《传播》一书中，威廉斯通过内容分析指出，媒介是社会的再现，但是这种再现是有偏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报纸和节目，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到了我们的世界，但是别忘了，这只是众多视角中的一种。
威廉斯的内容分析往往还和统计数据联系在一起，但是威廉斯提醒，不能简单地用贴标签的方法来进行内容分析。他举例说，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电视分为公营的和商业的，也会带来问题，我们说商业电视更多地播电影和娱乐节目，而公营电视侧重于文艺和教育类节目。但是像美国的商业电视台播的电影里也有“经典名著”，所以我们在内容分析的同时，必须引入文化的考量。“每一种节目形态里面，无论是偏重文化考虑，或是迁就商业利益，在制作节目时，都包含了很重要的文化设定（set）” （1994，第108页）。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使得他在研究立场上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主流”的传播学行政研究格格不入。威廉斯认为行政研究的立场值得怀疑。他在《电视》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谈了对行政学派研究的批评（威廉斯著，冯建三译，1994，第150页）。威廉斯首先提出了拉斯韦尔的5W公式遗漏了“意向”的问题，从而遗漏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威廉斯把公式修改成“谁说了什么，经由何种途径，向谁说，有什么效果，为了什么目的”，他指出必须把传播现象放到整个社会与文化的过程里，才能观察得真切，加上了“为了什么目的”，使我们看到传播所涉及的意向与利益的问题，这一点是行政研究看不出来的。同时，行政研究倾向于把各种复杂的过程化约为一些抽象的概念，在抽象的概念下研究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传播的效果问题，这样就把传播所处在的社会脉络割断了。威廉斯指出，主流效果研究的前提是“先认定现状合理”，然后研究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效果，大众被分割为政治上的投票者，文化上的购票入场者和经济上的消费者，这完全是因为研究的资助来源于相关利益集团和政治文化当局（1994，第152页）。如果我们看到凯瑞（2005，第26页）在他的文集里转述的威廉斯对行政研究的一段批评――大众传播学不应该再作为一个系，研究项目或会议的名称，因为大众传播学在研究上产生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局限――的话，也许我们会跳出“传播―效果”的框架，而去思考“传播―文化―民主”的话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当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自己的理论渊源时，往往和威廉斯产生共鸣，这也打破了我们通常认为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似乎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樊篱。[5]威廉斯以后的文化研究派学者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往往互不相让，前者注重文本分析，后者注重文本后的权力分析，前者称后者忽视意义的多元解读，而后者称前者忽视文化建构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力。其实，如果回溯到威廉斯这里，两派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共同发展的，两派讲的都是传播的某一个向面。正如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河里也有回流、漩涡和上下波动的水流――从总体上看，文化和传播离不开它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注释：
[1]引文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在Culture is Ordinary一文中威廉斯提到：利维斯的论述曾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最终拒绝它时给我带来了持续好多年的个人（思想转折）的危机。
[3]需要指出的是，威廉斯的“传播手段”一词不仅包括电视、广播、廉价书刊等我们通常认为的大众传媒，还包括广义的旅行等手段，即信息内容的传送和人的传送。他在有关电视的论述中认为电视是“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即与他对传播手段作广义理解有关。
[4]丹•席勒在《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261页）一书中，对mobile privatization的概念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威廉斯在30年前指出的这一社会传播媒介发展的趋势，在今天依然可以解释很多问题。这一趋势是社会斗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结果。
[5]例如：文森特•莫斯可就指出，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就在法兰克福学派和威廉斯学说的基础上，论述了商业与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传播制度如何整合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参见，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华夏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页。
参考文献：
[1]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reface.
[2]Williams, R. Culture is Ordinary (1958), In 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3]Williams, R. The Long Revolution, Chatto & Windus Ltd., London, 1961.
[4]Williams, Britain’s press crisis(1967). The nation, 10 April, p.467.转引自，赫伯特•席勒著，刘晓红译，《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5]Williams, R.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1973). In 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6]Williams, R. Communications, Cox & Wyman Ltd., 3rd Edition, 1976.
[7]Williams, R. Film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 In 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省略.省略“星期文萃”专栏，2001年6月。
[9]霍尔，《文化 传媒 语言》，伦敦，1981年版，第19页，转引自《文化研究读本》，罗钢、
[10]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8页。
[11]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威廉斯著，冯建三译，《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
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5
一、体育的文化现象
“文化”一词，历来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对其众说纷纭，足见这一概念是有一定的模糊性。从辨证的观点出发，“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理解，对“文化”的广义理解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方面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故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适应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具体地讲，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本文由收集整理，是社会实践的结晶，是构成社会诸种现象和事物的复合体。它除了以教育、科学、艺术等为组成部分外，还包括体现在人们物质生活关系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体育文化等。
把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认识，便产生了综合全部体育活动的概念——体育文化，体育文化必将成为21世纪与传统的其他文化相融相进的文化领域里的主题。
“体育文化”一词，最初直译为“身体文化”。19世纪末，“身体文化”一词被广泛地加以解释和使用。法国阿莫罗斯体操派认为身体文化可以直接理解为锻炼身体的规律；法国演员德尔萨特创编的身体演练形式，以“德尔萨特身体文化”之名在美国妇女中风行一时，这种动作和姿态来表示情感的健身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舞和艺术体操的诞生。到20世纪，对身体文化这一概念的解释和使用更为多样化。有人认为身体文化就是身体锻炼；有人认为身体文化是旨在促进健康和增加体力的身体运动体系，是与自然的运动形式相对应的人为的体育形式；也有人认为身体运动不仅要用科学来解释，它还可以显示出生命的旋律和美，是文化的表现体。二次世界大战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把“身体文化”作为关于体育的广义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
体育文化虽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但它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就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体育具有继承性，因而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体育的整体认识时，必须追溯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体育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抓住主要环节，寻找它的特殊规律。
二、传统文化与体育文化的民族性
传统文化是以民族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民族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传统与道德、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等，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特征。
传统是由复杂的历史构成的，是一定区域和一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积累、稳定了的经济、文化、心理、艺术、道德、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因素与特征的组合体，含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语言、宗教、精神、道德、艺术、民族气质等，构成了各种传统文化，标明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体育活动方面表现出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现出较强的民族特征。
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特征的前提，也是传统体育各具特色的基本条件。牧民善骑，狩猎民族善弓弩；北方喜溜冰雪，南方喜水划舟，这些都是长期共同劳动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传统项目。今天，如此狭小局限的这些民族体育活动项目，已走上国际化轨道，亦将成为21世纪体育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一大景观。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因素，是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的特点在精神上的反映，也可以称为民族性格或共同心理状态。它具体表现于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生活风尚与宗教活动中。传统文体对于体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于某一时代民族或阶级的人们所共有的东西，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社会风俗、人情世态之类，一经形成，就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国的民间体育活动划龙舟、踢毽子，西班牙的斗牛，日本的相扑，泰国的泰拳等，都是能够体现民族性格的体育项目，充分反映出传统文化给体育带来的民族性。
三、传统文化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体育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也必将是2l世纪体育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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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临空经济 临空文化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区域内的各种要素流动并实现合理的配置，而各种要素在区域空间内实现流动是通过交通运输系统来完成的，现在，速度经济的重要性已经逐渐凸显出来，空间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临空经济顺应时代的要求，已经逐渐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临空经济作为一种基于客流和货流而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形态，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形态之一，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临空经济区。纵观国内外正在发展临空经济的地区，可以发现虽然都在发展临空经济，但是没有哪两个地区发展临空经济的模式是相同的，每个地区的临空经济都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不论是规模、主导产业的选择、园区的空间布局，各个地区的临空经济都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一个地区从临空经济的形成开始就有许多差别，如经济腹地的发展状况、原始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产业类型、交通状况、人口数量、就业程度、以及政策的支持等许多方面。这些都是临空经济形成的基础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引导了一个地区临空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扩张模式。这些因素是经过很长时间形成的，属于某一个地区的原始禀赋，所以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特殊的禀赋，这也可以从狭义上理解为一个地区发展临空经济所依托的文化——“临空文化”。
事实上，经济和文化是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在一个经济?——文化体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往往是先于经济而存在的，是一个地区固有的成本，正如我国正在推行经济改革，不同地区所具有的文化成本不同，改革的步伐也需要调整，这两者道理是一样的。同样，在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经济又会促进文化的革新，会改变这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临空文化是先于临空经济存在的，是影响临空经济形成的基础因素。从狭义上，我们可以把临空文化理解为以下五个方面：①、思想观念文化，指的是地区区域内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②、地理区位文化，指的是地区区域内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交通通达性等；③、经济文化，指的是地区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类型、人口密集程度、就业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等；④、制度文化，指的是地区区域内的区域性制度体系、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指向性政策等；⑤、科学技术文化，指的是地区区域内的科学技术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人口受教育程度等。
从狭义的临空文化中可以看到，狭义的临空文化指向的是区域内部，比较强调一个特定范围、特定区域，是一个局部的概念，这正是不同地区临空经济呈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如果用哲学的辩证法中个性与共性思想来看，临空文化作为特定地区的一种资源，具有个性是必然的，再次纵观国内外的众多临空经济区，我们不难总结出一些属于临空经济发展的共性的东西，如临空经济的演进机理、临空产业结构的调整模式、临空经济的布局模式等方面，不同地区的临空经济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可以理解为临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把它们合并归结为广义的临空文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临空经济区从建设伊始，到成熟完善，都会经历一个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的过程。新机场刚刚建成，各项基础设施不够齐全，能够支持飞机和机场持续发展的航空公司、航空制造业、航空服务保障产业、以及航材航油等产业应该作为主导产业；在临空经济步入成长阶段后，一些具有临空偏好的企业会向临空经济区聚集，这类企业大部分属于高新技术产业、航空物流产业、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等，这个阶段一般会出现一个或多个龙头企业，引领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在临空经济的成熟阶段，依旧是发展高附加值的临空关联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临空经济集群形成，临空经济区向临空都市区发展。大部分临空经济区都会经历这样的产业调整模式。
那么了解临空文化的意义何在，还是让我们回归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拿我国来说，自从21世纪以来，我国民航业进入旺盛增长的时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机场总数将达到244个，将形成北方、中南、西北、西南、华东五大机场群，对于临空经济来讲可谓是巨大的机遇。但是对于临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说，我国从整体来说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北京顺义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两大临空经济区由于发展较早，已经步入成熟期，其他很多地区都处于临空经济的形成和成长阶段，在规划和建设阶段或多或少的出现了重复建设、盲目效仿、规划不切实际等问题，导致临空经济区同质化严重，浪费机场资源，制约了临空经济的发展。所以地方政府在建设临空经济区的时候一定要对本地区的临空文化有整体上的了解，根据当地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来规划建设，并且对于其他地区临空经济的发展也要有清晰的认识，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借鉴适合自己的经验，扬长避短，依托地区的优势资源，围绕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进行规划。
临空文化是临空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我们见证了临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关注临空文化的发展，推进临空文化升级，将对我国临空经济的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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