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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发展范文1
IT技术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支撑
互联网金融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发展，多样化的IT技术手段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金融是一个信息密集型产业，信息、技术、制度构成金融业的三大基石，纵观历史，从19世纪30年代电报的兴起，到后来电话、计算机，乃至今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每一次通讯信息技术的变革都对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些年，随着物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涌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产生、传播、加工利用的方式，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幅下降，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成本大幅减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对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搜索引擎技术通过信息搜索、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该技术满足了用户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快速、低成本获取所需信息的需求，尤其是随着个性化搜索、情景搜索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该功能价值将更加凸显。
云计算技术如同物理世界中的水电煤一般实现了用户需求与物理、虚拟资源的动态配置，在计算机物理硬件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借助分布式计算、网络存储等方式大大提高了海量数据的计算和储存能力。
大数据是当前市场炙手可热的话题，联合国、美国政府、法国政府等组织都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美国奥巴马政府甚至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大数据具有规模大（Volume）、速度快（Velocity）、类型多（Variety）和价值大（Value）的“4V”特征，其不仅是适应时展的技术产物，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理念，即基于数据资产的商业经营模式。
移动互联网在原有桌面互联网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用户的禁锢，不仅增强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而且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支付结算等，大大提高了金融交易的可获得性，释放了部分被束缚的需求。
通过以上的解释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在倒逼传统金融业改变服务模式，而互联网企业在这场变革中不仅获得了真金白银，同时也对传统金融业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互联网企业能够这样迅猛发展离不开IT技术的支撑，就像马云说的一样“阿里巴巴集团未来发展有三个阶段——做平台、做金融、做数据。”而这三个阶段都需要新型IT技术的支撑，做平台是建立在阿里云平台技术之上；做金融是建立在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技术之上；做数据则是建立在大数据技术之上。阿里巴巴金融仅仅需要300多人的团队服务超过13万的客户，其日常的资质审核、贷后管理、现金流分析以及风险控制全部使用线上IT系统，其团队中超过半数人员的主要工作是负责IT系统维护，相比于传统小微贷款的人海战术，更显现出IT技术支撑的重要性。从IT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云计算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产生和发展，随之产生的海量数据形成了大数据，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反过来促进了云计算的进一步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是相辅相承、互为依托的关系，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是云计算两种接入终端类型的衍生体系，以上的这些IT技术正不断的冲击和改变所有的行业，而最突出的就是稳健、保守的金融业，而传统金融业想全面拥抱互联网金融也必然依托IT技术的有效支撑。
新时代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与普及，互联网企业跨界涉足金融业日趋常态，初创的企业也大量涌现，对传统金融业的多个领域形成冲击，从支付结算到投融资服务、再到流通货币，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传统金融机构无一幸免，渗入范围不断扩大，并向金融业的核心领域拓展。
金融业的潜在进入者通常是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从金融业的薄弱环节切入，通过破坏性产品或破坏性商业模式打破原有的市场结构，未来通过不断升级自身的产品与服务，很可能会攀升到金融业产业链的顶端。
P2P网络借贷发展迅猛，冲击传统银行中介模式。P2P网络借贷与eBay的运作模式比较类似，即为贷款人和借款人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易的网上平台，拟借款人需要填写贷款金额、用途、期限、信用记录以及个人信息等资料，网站会对拟借款人的资料进行初步审核并给出量化的信用评分和风险等级，拟贷款人可以据此设计投资方案。在国外P2P模式发展态势良好，以美国Lending Club 为例，截至2013年1月初，贷款总额已经超过12亿美元，创造利息收入突破1亿美元。P2P引入中国虽然相对较晚，但发展却极其迅猛，宜信、拍拍贷、红岭创投等一批新兴P2P网络借贷公司应运而生，同时，中国平安集团（陆金所）、招商银行等传统巨头也纷纷参与角逐P2P市场。
众筹模式崭露头角，冲击传统证券中介模式。众筹模式是通过网络平台面向公众筹资，该模式的兴起源于美国的Kickstarter，是一个创意方案的众筹网站平台，人们可以通过该平台向公众募集小额资金，用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截至2013年4月，Kickstarter已经帮助人们获得了5.71亿美元融资。目前可以初步将众筹模式分成四类：一是生活众筹模式，如Crowdtilt，筹资主要是用于满足生活小梦想，如举办一个集体活动；二是股权众筹模式，如FundersClub，筹资主要是用于帮助人们创办一家企业；三是产品预售模式；四是公益模式。2012年4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促进初创企业融资法案》，对众筹模式进行了定义和规范，为众筹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然而，在中国，虽然也出现了点名时间等众筹模式网站，但总体上还尚处于萌芽状态，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虽然互联网金融如此火热，留给传统金融业追赶的时间如此紧迫，但是我们还是要正视这种爆发式增长带来的安全隐患。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金融业对于互联网交易模式的有效安全管控水准和认识都亟待提高，前一段时间支付宝出现的丢失手机就等于丢钱的事件和近期Adobe公司“1亿5000W”用户数据库和部分源代码被盗事件都为我们敲醒了警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支付宝的数据库被入侵可以随意篡改，那么支付宝的资金是否面临巨大的威胁呢？尤其是很多账户还绑定了快捷支付业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入研究业务流程，结合业务的IT安全技术支撑在整个线上交易IT技术支撑体系里显得尤为重要，线上交易应尽早使用类似“黑盒子技术”对核心数据进行有效保护。而建立一个安全有效的交易模型和安全标准应该尽早提到研究日程上。
金融技术发展范文2
创业投资助推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
创业投资是高科技发展的催化剂和推动器，中关村具有丰富的创新、创业及创投资源。为促进园区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创新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投资引导放大机制，2002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率先设立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依据“政策引导，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原则运作。2005年，园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工作方案，加大扶持力度，将创业投资引导资金规模分五年逐步扩大至5亿元。引导资金采用种子资金和跟进投资方式与经认定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了26家企业，投资总额4828万元，带动投资机构投资总额21048万元，放大倍数为4.4倍。目前，所投资项目经营状况良好，部分项目已成功退出。
2007年上半年，经过公开征集、专家评审等程序，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出资1.65亿元，以参股方式分别与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联华控股有限公司、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中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起成立四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为5.5亿元。通过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引导四家创业投资企业投向园区电子信息、集成电路、通讯和网络等重点产业领域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8月1日，中关村创投中心、启迪控股和中海创投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标志着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参股设立的第一家公司制人民币创投基金――启迪中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1月7日，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第二批参股创投企业签约仪式在第十二届投洽会期间举行，北极光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青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的第二批合作机构。
由于具有丰富的创新、创业资源和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关村已成为国内创业投资最活跃的区域。2006年创投企业在北京共投资114个项目，投资额7.46亿美元，占全国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德勤的“中国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强”和清科的“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中，近一半企业来自中关村。
中关村科技园区投融资促进措施与经验
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当前投融资体系存在着制度缺陷和市场失灵，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了满足创新型企业多元化的有效融资需求，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根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特征，以企业信用建设为基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采用多方合作的方式，既拓宽间接融资渠道，又通过促进创业投资、组织发行高新技术企业集合信托计划和企业债券、推动企业改制上市等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建立了促进不同阶段企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体系。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创新，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关村特色的投融资促进模式，构建了局部优化的环境，促进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全国其他高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通过园区《条例》及相关配套政策，完善园区投融资制度环境
我国现有的投融资体系还不能充分适应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些制度缺陷，如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建成、缺乏专门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机构、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有关税收政策和金融扶持政策尚待完善等。2000年，按照“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的市场经济法治原则，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其中在全国率先规定了“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并出台了《有限合伙管理办法》。随后，全国第一家有限合伙制的创业投资企业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注册成立，为《合伙企业法》的修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2005年总理视察中关村后，北京市了《关于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中关村科技园区创业投资发展的试行办法》。《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及相关配套措施，以充分尊重和保护投资者和市场主体的利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业投资发展、规范政府行为等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使园区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的制度环境日趋完善。
探索“开发性金融合作模式”，促进园区硬环境建设
2000年12月29日，国家开发银行与北京市政府签订了《长期金融合作协议》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金融合作协议》。2002年12月29日，双方进一步签订了金融合作补充协议，国家开发银行承诺对园区建设提供200亿元的贷款资金支持，形成了“贷前预审、联合推荐、快速评审、共筑信用、财政贴息”的中关村金融合作模式，并逐渐在全国推广。
截至目前，园区已有23个基础设施和重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支持，贷款合同金额140.78亿元。截止到2006年底，中关村科技园区已归还贷款66.63亿元，全部按期还本付息。国家开发银行极大地带动了其他商业银行支持园区基本建设的积极性，搭建了园区基本建设的融资平台。
政府增信，政策引导，拓宽企业债务性融资渠道
一是搭建科技担保服务平台，设立重点企业担保贷款绿色通道。为了解决高新技术企业担保难、融资难问题，促进建立园区企业信用体系，园区先后成立了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和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通过“以信用促融资”和“政策引导、信用评级、第三方担保、银行贷款”的基本运行模式，建立起了由担保公司、企业信用促进会、商业银行、企业、中介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组成的企业信贷融资促进平台，通过信用评级、融资担保、政府贴息、中介服务支持等措施，整合信用资源，培育信用基础，促进企业信贷融资。
二是组织高新技术企业集合发行信托和企业债券。成功组织发行了三期“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信托融资计划”，为园区企业筹集资金1.5亿元；目前正在组织8家园区企业集合发行3.7亿元的企业债券。
三是率先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试点。为了促进金融创新，丰富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信用良好企业的融资效率，进一步缓解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难问题，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小企业金融服务有关政策，以及北京市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和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的要求，2007年9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启动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试点工作。
建立投资引导和风险补偿机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
高科技企业在创始阶段存在巨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收益风险、经营风险等，而目前国内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很不充分，大量的创业投资机构倾向于投资成熟期企业，不愿投向创新型中小企业，而这些初创期企业在这一阶段也是最迫切需要资金的时候。因此，就出现资金找不到项目，而好的项目又找不到资金的情况，出现了市场失灵，产生了技术与资本对接的“投资空白”，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死亡谷”挣扎，由于缺乏创业投资的支持而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针对初创期企业出现的“投资空白”，中关村管委会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高度出发，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初创期企业，帮助企业度过“死亡谷”。
开展中关村企业股份报价转让试点，拓宽投资退出渠道，孵育科技型上市企业
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于2006年1月23日正式启动。这项试点是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做强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若干政策的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一项具体措施，也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创新举措，对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推进创业投资和股权私募发展，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还处于试点初期，但已初步显现了以下几方面的良好试点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促进具有一定规模企业改制上市，进一步借助资本市场做强做大
促进企业改制和上市是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充实资本实力、提升企业品牌价值，从而迅速做强做大并能带动并购重组和创业投资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自2002年，园区通过与证券机构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合作，整合各方面上市资源，设立园区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实施“中关村海外融资行动计划”；2005年率先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试点，积极促进园区企业快速发展和到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2007年，为进一步加大有关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企业改制上市，园区进一步修改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管理办法》，通过加大资金资助力度、政策着力点前移等措施，进一步激发企业改制上市积极性。同时整合创业投资、技术创新、重大产业化项目、贷款担保等方面的政策资源，集中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高成长企业，使其尽快发展壮大，登陆境内外证券市场。此外，还专门成立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改制上市服务中心”，作为园区企业改制上市和代办试点工作的实施载体，具体承担园区企业改制上市和代办系统的组织与实施工作。依托园区改制上市服务中心，建立与各园区、协会、平台、券商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同工作机制，建立“培育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送审一批、上市一批”的园区企业改制上市培育工作体系和协同工作机制，调动各方资源，形成社会合力。
搭建技术产权交易平台，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产权流动
2003年3月，成立了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当年实现挂牌项目700多个，成交金额达30亿元。2004年2月14日，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与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合并为北京产权交易所。2005年，北京产权交易所完成各类技术产权交易项目1509项，实际成交额93.8亿元；完成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融资项目27项，融资总额51.8亿元。2006年，完成各类技术产权交易120亿元。
加强园区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中关村科技园区以信用促进融资，以融资带动企业发展作为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思路，以缓解园区中小企业融资难为切入点，通过信用制度建设和机制体制创新，改善区域信用环境和投融资环境，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政策引导、多方参与、市场运作、配套服务、规范管理、长效保障”的具有园区特色的信用体系建设运行模式，初步建成了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园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金融技术发展范文3
[关键词]农户 融资需求 约束条件
现阶段,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农户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在存款与贷款方面,因为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在农村的低效率运行,农户的存款需求虽基本得到了满足,但贷款需求却存在很大的缺口,农户的金融受到抑制。事实上,中国农村不但存在金融供给抑制,而且存在金融需求抑制,一方面农户在正规金融体系中借不到资金,另一方面,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比较,农民也不愿意到银行与信用社去借资金,导致了中国农户的金融需求型抑制,农户的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部分地区农村贫困与没落的主要原因。如何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将以湖南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研究湖南农户的资金需求及其约束条件,为优化湖南农村的金融体系,降低农民的企业家活动成本创造条件。
一、湖南农户消费性资金需求及其约束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经济生活内容丰富,由于农民所面临的风险增加,农户经营活动兼业化趋向强烈,农户现金收支也日益多样化。根据2007湖南农村统计年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 2006年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389. 81元,比上年增加272. 0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 6%,增幅同比上升0. 4个百分点;分解湖南农户的收入来源,可以发现其收入的主要增长来源于打工收入与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从住户抽样调查中我们发现: 2006年湖南农户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1 449. 65元,比上年增加220. 86元,增长18%,农民家庭经营的纯收入人均为1743. 52元,比上年增加30. 16元,增长1. 8%, 2006年农民转移性和财产性的纯收入人均为196. 64元,比上年增加21. 04元,增长12%。2006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013. 05元,比上年增加257. 07元,增长9. 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713. 05元占人均总收入的73. 99%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也体现在住房条件的改善中。无论是在较发达的长株潭地区,还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湘西、湘西南,当农户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首先要做的就是盖房子。在湘西南的洞口、城步的住房建设成本在6~12万左右,一般也会产生3~10万的融资需求。农户的住房不只是生活必需品与颜面问题,而且也是生产过程中对其要求逐步提高的结果。防盗、粮食储存等各种问题在农村已经变得越来越严峻。因此,农户对于住房改建与扩建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以至在不“轻言借贷”的农村社区,农民建房时却在大举借债,拉动了农户的金融需求增长。
文化教育所占比重相应上升。在教育领域,随着计划生育在农村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子女生育数量明显减少,农民望子成龙的期望由此逐渐升高,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新生代子女素质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导致农民对子女教育投资观念转变。由此教育消费在农民家庭中的地位开始明显上升。而据研究,农民投资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高等教育,而且其回报率比高等教育要高5个百分点。此外,文化、娱乐、信息方面的投资在湖南农村比较大,彩色电视机对黑白电视机的替代率达到了80%以上。
由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作用,农民收入与支出在年际之间很不平衡,且波动较大。农民除了以储蓄来调节当前支出和未来支出外,在收入和储蓄都不足以应付当前支出的情况下,只能以借贷作为收入和储蓄不足的弥补手段。农户资金借贷主要用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生活性借贷主要是为了弥补当年收入和储蓄余额不足以满足生活性支出需要的融资行为。生产性借贷既有用于农业生产,也有满足商业、工业、服务业、打工支出等方面的资金借贷。
二、湖南农户的生产性需求及其约束条件分析
农户生产性资金需求分两部分,即农业生产资金需求和非农业经济发展资金需求。农户的生产性借贷用途结构反映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目前,作为弱质产业,农业投入中传统要素的比重正趋于下降,现代要素的比重则趋于上升。表现在金融方面,即是农民为购买现入要素,对资金融通服务的需求日益明显。大量的资金需求引致了对金融中介需求的增加。农村经济中的这种结构变化会引起对信贷等融资需求的扩张。
农民除了传统农业生产的投资之外,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农民企业家行为,部分农户开始转向了高效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方面的投资。农户的产业转型及其经营规模选择,是农户生产性融资需求的直接推动力,而在宏观上则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户在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笔者对望城含浦镇农信社的农户贷款情况调研表明, 2000年,在该农信社申请贷款的农户共有68户,贷款金额为117万元。其中73. 5%的农户贷款金额均在3000元至10 000元之间。到2004年,申请贷款的农户共有200户,贷款金额为714. 1万元,其中88%的农户贷款金额在1万元至10万元之间, 1%的农户贷款金额在10万元至30万元之间。
对于农户来说,传统的农业生产项目资金需求并不是农户资金需求的主要部分,而满足非农产业项目和高效农业项目的资金需求则是农户借贷的主要动机。因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绝大多数来自农户自身,而现代农业有别于传统农业的另一标志就是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尽管湖南农户生产支出中流动资产投入的自给性仍很明显,但很多投入要素已经以商品形态出现,从而扩大了对农村金融的需求。这个变化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生产连年亏损密切相关。湖南农户的资金缺口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畜牧、水产业和非农生产。农户生产性资金需求与农户的家庭经济水平、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产业化紧密相联。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澧县宜万乡和洞口秀丰乡,农村信用社农户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均低于经济发达的望城县含浦镇。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贷款80%以上是农村贷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和农业生产,欠发达地区农户大多是传统型农户和过渡型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出外打工,土地依然是他们最基本的依靠。而在望城含浦镇农村信用社87%的贷款是其他贷款,主要用于工业生产、商业和养殖业。发达地区农户多为过渡型农户和商业型农户,农业生产不仅局限于传统农业,而是发展高效农业生产,许多农户从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和农产品加工,总体来说,比起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农户的生产性资金需求较高。
依据农户的生活宽裕程度,可以将农户划分为贫困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富裕农户。贫困农户通常从事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经济剩余积累缓慢。其生活支出有很大缺口,遇到婚嫁、丧葬、疾病、子女求学和住房等较大金额支出,由于他们积蓄不够,则不得不举债。贫困农户的生产资金不但非常短缺,并且常被生活性支出挤占。维持型农户的支出除刚性的生活支出外,可以购买少许的奢侈品,虽然这此物品在城市几乎被看作必需品。维持型农户通常种植附加值高的农作物,或者养殖,还有的经营家庭手工业、家庭工厂,或是出外打工,总之,其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类。但是非农收入金额小、风险大,并不足以使他们放弃农业生产。因此他们通常是双栖的,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同时兼顾。他们的非农收入部分也会补贴到农业生产之中,其资金需求是混淆的,根本无法分清他们是进行生产,还是渡过生活难关。富裕型农户通常经营小型、或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或者是外出打工的成功者。富裕型农户的收入,已经可以应付生活刚性支出,并且购置了不少奢侈品,显露出其生活的豪华。因为家庭的生产功能已经与消费功能分离,也由于他们还保有传统农民“不轻言借贷”,富裕型农户主要是农村借贷资金的供给者。
由此可见不同农户类型具有不同的资金需求特征,而且为其提供的资金来源也有区别。对于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突出,导致其交易成本高昂;因此只有内生于农村经济体系中能够低成本运用农户之间现成信息的社区金融体系,才能满足这种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并缺乏抵押品的金融需求者。
三、结论与讨论
根据对湖南资金需求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湖南农户的资金需求尽管区域发展不平衡,但在现阶段仍存在一些共性,住房、医疗以及高校教育投资,成为拉动农户金融需求的主要力量。但此外,不同地区的金融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经济发达的长株潭地区农户的生产性资金借贷比例较高,长株潭以外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生活性资金借贷比例较高;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生活性需求较高,所以生活性借贷发生的频率较高,而发达地区农户的生活性资金需求相对低,导致生活性借贷频率低。农户的生产性资金需求是多元化的,传统的农业生产项目资金需求并不是农户生产性资金需求的主要部分,而满足非农产业项目和高效农业项目的资金需求成为农户资金借贷的主要动机。
第二,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生产规模的扩大,农户信贷需求呈现长期增长的态势,借贷笔数多,信贷金额绝对量大。当前利用借贷资金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虽然很低,然而,由于农户数量庞大,其借贷规模也相当惊人,充分说明了湖南农村借贷市场、尤其是资金借贷市场在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农户掌握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有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从而成为具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些农副产品加工户、种植养殖户以及农村商业的迅速兴起,正在逐步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将会极大地促进农村金融需求增长。
第三,不同经营类型农户间的资金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分化非常明显,表明今后农村资金市场的结构性特征会越发突出,农户资金需求更加多层面、多方式、多结构、多元化。有借款户与无借款户在经营效益上出现明显的差别,有借款户的生产和生活的压力要比无借款户大得多。这一方面说明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救低息贷款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民间借贷这个资金供给主渠道提供的高利贷存在加重趋向,借款农户的举债负担加剧。
第四,农村民间借贷市场是目前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一方面说明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由于贷款手续烦琐、程序复杂、审批时间过长、服务能力低下等,对于农户来讲,正规金融机构的门槛太高,利用成本太大。在湖南,绝大多数农户的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他们选择贷款多是为了脱贫致富,增加家庭收入。特别湘西、湘西南等地区,贷款数额较低,对他们来说,商业银行“太贵了”。罗丝•莱文以及格林伍德和史密斯的金融发展模型指出,这种较高的固定成本是导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门坎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金融活动很活跃,交易量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说明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决定了金融的供给。因此,在金融政策的制定上,绝对不能忽视民间金融,而要对其加以规范、组织和引导,充分发挥其资金潜能,并满足农民企业家行为的融资需求,以调整产业结构,拉动农村经济增长,为新农村建设的内生性奠定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刘祚祥.农户的逆向淘汰、需求型金融抑制与农村金融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 2007(4):134-138
[2]胡必亮.村庄信任与标会[J].经济研究, 2004(10):115-125
金融技术发展范文4
关于各项指标权重的设置，由于目前科技金融理论中没有统一的意见，一些学者建议采用专家“背对背”的方式确定权重，一些学者建议用主成分分析法。但是这些方法都有主观性大、指数难以跨期比较等不足，因此这里采用算数平均值法确定各个指数的权重，即同一级别的指标在组成上一级指数时的权重均相等，以待未来有好的方法时再做修改。
二、计算结果
通过计算得到2003-2010年我国的科技金融指数和科研投入、产出指数得分。规模指标下各项指数都呈现上升的态势：科技金融指数比2003年增长了792%，我国科技金融的规模是2003年时的8.9倍；科研投入指数增长了288%，意味着我国科研投入的绝对数在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科研产出指数也在逐年增长中，2010年的科研产出是2003年的3.68倍。但是在水平指标下，情况大相径庭：科技金融指数在波动中上升，其中2008年时达到高峰192，在2005、2009年出现下滑，科技金融的相对规模虽在扩大但有起伏；科研投入指数虽然在上升但是相对缓慢，2010年时仅为2003年的1.56倍，说明我国科研投入的相对规模扩张较慢；科研产出指数在振荡中呈下降趋势，2010年的得分为80，比基准2003年减少了19.75%，科研产出效率不容乐观。
对比规模指标与水平指标下一级指标的计算结果，可以探究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规模指标下，科技金融指数的上升归因于人力资源投入、研发机构投入、财政拨款力度与研发经费力度都在加大，其中财政拨款力度增长最快，2010年是2003年时的6倍；科研投入指数的上升，主要得益于股市融资力度爆发式的增长，2010年的得分为1278，比2003年翻了11番，但是股市融资的波动也较大，2005年和2008年都出现了阶段性低分。而风投融资力度和科技贷款力度虽然没有股市融资力度的增长那么快，但是上升速度较为稳定。科研产出指数的上升也是因为四项一级指标的稳步增长。水平指标下，科技金融指数与科研投入指数的各项一级指标得分虽然个别年份下降，但是总体水平是在上升的；科研产出指数中，技术市场产出率与论文产出率的持续下滑，直接影响了总体，而专利产出率和出口产出率的上下浮动，也拉低了科研产出的得分。规模指标下，科技金融指数、科研投入指数、科研产出指数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值都为正且相当高，均超过0.98，说明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与科研投入产出的增加之间是正相关的。因为科技金融领域通过手段创新，为需要科研资金的、具有高新技术与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提供支持，企业再有针对性地利用这些资金进行研发活动；反过来，那些已经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并取得良好收益的企业又会获得金融市场的青睐，把更多的资金贷款或投资给这些企业，这样就形成了科技金融与科技投入相辅相成的局面。
水平指标下，科技金融指数与科技投入指数之间仍呈正相关为0.74，但科技金融指数与产出指数之间、投入指数与产出指数之间，却呈负相关。由于水平指标反映的是各指标的相对值，即金融市场对于科技活动投入资金的相对水平、科研主体用于科学研发的投入的相对水平以及科技活动的产出效率，所以从现有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科技金融对于科技活动的相对支持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社会科技投入的相对水平也在提高。
但是，科技金融指数与科技产出指数的相关性为-0.63，意味着随着科技金融的发展，科技产出的效率却在下降；科技投入指数与科技产出指数的相关性为-0.93，意味着科技投入水平的提升换来的是科技产出效率的降低。我国科研投入产出效率低这一现象的存在，科研底子薄、科技投入偏低固然是原因，科研项目组织、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等方面一系列问题、科研价值导向和评价体系助长急功近利风气也是重要原因。纠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创新质素仍较为低下，社会整体研发能力仍较弱，未转变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
三、总结
从指数化计算结果的分析中可以发现：
1.科技金融对于科技工作的支持度总体上在提升。从绝对值来说，资本市场、创业风投、银行金融机构等投资者对科技活动提供了较大的支持，但是从相对水平来说，科技金融的增长速度与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相比相对缓慢。
2.科技活动的产出的效率尚待提高。虽然衡量科研产出的指标的绝对数值都在增长，但是产出效率却一直在下滑。只有让科研投入更有效率地产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资源的优势。
金融技术发展范文5
我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有1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古、山西、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这些地区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据有关统计，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丰富的资源为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长期以来，众多外来投资者本着快投入、快产出的目的，在西部资源富集地区，围绕着煤炭、石油等资源，投资办厂，形成了诸多小煤矿、小炼焦、小油矿、土炼油等小企业，形成了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链条。在这种发展模式下，这些地区产业发展方式比较粗放，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能源消耗强度大、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承载能力弱，资源环境问题已非常突出，是全国碳排放污染严重区域，属典型的高碳经济区。在当前深化西部大开发的情形下，西部地区也逐步意识到，靠能源发展的区域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能源资源的使用得到可持续发展，做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使环境得到保护。依托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在碳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在CDM项目方面，西部地区拥有大量可再生能源和碳汇资源，是中国碳交易潜力最大地区。如内蒙古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全国各省区首位，草场资源占全国的1/5，内蒙古可利用的荒漠化土地有5.6亿亩，可种树1.2亿亩、种草2.8亿亩，这些都是进行碳汇交易的巨大资源，这也使得内蒙古在实施CDM项目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2005年，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将在内蒙古敖汉旗荒沙地造林4.5万亩，这是内蒙古与国际社会合作的第一个碳汇造林项目。同年6月，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中国第一个CDM项目———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总投资1737.7万元，每年CO2的减排额为5万吨，该减排量将销售给荷兰政府。此项目期限为十年，采购定价为5.4欧元/吨，投资该项目的企业获得了总计约人民币2.7亿元(合2700万欧元)［3］。2009年12月31日，山西省内风电项目中第一个获得批复的新能源项目———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公司一期CDM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成功，该项目对于左云风电公司节能减排、增加清洁环保能源供应、保护环境及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2月，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签署的炳灵水电站CDM项目在甘肃揭牌，炳灵水电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电站CDM项目。2006年4月5日，四川省第一个CDM开发项目———氧化亚氮(N2O)减排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签订，这将对泸州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生产带动化工产业乃至全市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截至2012年8月29日，我国已获得CERs(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注册的2270个CDM项中，内蒙古、云南、四川、甘肃四个西部省区位居全国前四个席位，共注册CDM项目816项，占全国总注册数的36%，见表2。在绿色信贷方面，西部各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围绕能源、化工、风电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现已支持了一大批节能减排、循环经济项目和煤炭清洁转化、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成为推动碳金融发展的强大力量。在内蒙古，如内蒙古建设银行，截至2010年年末，在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新能源领域贷款余额516.63亿元，比上年增长23%;绿色信贷项目贷款余额1958.06亿元，比上年增长8.12%。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支持煤炭高效清洁转化等项目，向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投放贷款4亿元，支持建成年产16万吨炭黑等节能减排项目。在云南，全省各行积极发展绿色信贷业务，把绿色信贷作为支持当地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脉络，成为当地支持环保经济的主力军。中行云南省分行绿色信贷余额逐年扩大，2011年末节能减排贷款余额逾360亿元，较2010年增长8.63%，2012年3月末节能减排贷款余额约380亿元，较年初增长4.66%。在宁夏，截至2009年年末，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在风电、光伏发电领域贷款余额23.5亿元。在四川，2010年6月末，四川银行业绿色信贷的授信总额为2314.4亿元，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余额1458亿元。西部地区在碳金融创新方面也有一定探索，2009年3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启动造林增汇示范项目，该项目是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绿色碳基金示范项目，该项目建设规模7000亩，项目建设及管理期限2008～2028年，预期效益将使工程区林草植被覆盖度达90%以上，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实施期可固定二氧化碳28万吨，可提高森林固碳能力，储存、吸收二氧化碳，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效应，拉动农牧民增收。四川银行业机构针对高耗能生产企业、节能服务企业、节能设备供应企业、公共节能服务机构的不同情况，推出了企业节能技术改造贷款、设备供应商能效贷款、融资租赁、节能服务商或能源合同管理公司融资等金融服务。此外，在碳交易市场方面也有所突破，2009年，重庆市开展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经过近两年努力，2011年1月，西部首家环境资源交易中心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这将有利于推动重庆碳金融的发展。
2西部地区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西部地区作为能源产区，目前依然处于“高碳消耗”状态
近几年，西部各省紧紧抓住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借助能源优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逐步建立起了以煤炭、电力、化工、冶金等为中心的重化工产业体系。而目前西部地区能源工业多偏重于资源开采和粗加工，企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特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资源优势仍未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西部地区是比较典型的高碳经济区。
2.2西部地区企业、银行、政府对碳金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由于CDM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时间较短，西部地区众多的企业对CDM和碳金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熟悉，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尤其是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关注度也不够充分。虽然西部地区部分金融业涉足CDM和碳金融，并在绿色信贷、支持碳排放挂钩产品等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对CDM、碳交易市场定价机制等的认识还不够，对于碳金融的主要内容、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都还没有深入的理解与正确的把握;地方政府虽然对碳金融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支持力度仍较低，重视程度还不够。
2.3碳金融参与主体单一
碳金融交易的开展需要广泛而多元化主体的参与，这有利于多样化的产品创新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交易需求。在海外，碳金融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碳交易所这样的非盈利组织，还包括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私募基金及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和个人。目前西部地区碳金融参与主体仍以商业银行为主，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中介公司等基本上还没有参与到碳金融中来，碳金融的组织体系还没有形成。
2.4碳金融业务种类贫乏
由于国外碳金融业务发展较早，目前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碳金融市场。除碳现货金融产品外，国外早已开始进行碳排放权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的投资及交易。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在碳金融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如建立起适应中国环保政策要求的绿色信贷机制;推出以CDM项下核证减排量(CERs)收入作为贷款还款来源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开发了挂钩碳排放交易的理财产品等。目前，西部地区碳金融业务还没有被正式摆上日程，仅停留在项目交易阶段，尤其是CDM项目，在CDM项目市场上也仅仅处于一级市场，远没有涉及碳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非常单一，目前仅仅停留在信贷和资金清算业务上。贫乏的碳金融产品导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的深度十分有限，在进行碳交易中处于碳市场碳价值链的低端，无法掌握话语权以及定价权［4］。
2.5西部缺乏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目前，西部地区碳交易市场发展滞后，虽然2011年重庆成立联合产权交易所，但仍未产生一项关于碳排放的碳交易项目。碳交易市场的缺失，无法直接为碳金融供求搭建沟通的平台，难以增加市场流动性，扩大交易额，阻滞了碳金融的发展，无法保证碳交易顺利开展。
3西部地区碳金融发展的建议
3.1发展低碳经济，打造西部低碳产业体系
西部地区已经是全国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西部地区在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发展低碳经济，构筑绿色经济体系。首先，在内蒙古、山西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大力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尽快掌握和推广更多更为成熟的煤炭深度转化技术，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目标。其次，西部地区有丰富的水能、风能、太阳能，这些都是清洁能源，这些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推广，必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内蒙古、甘肃、新疆大力发展风能，、内蒙古、新疆大力发展太阳能，广西、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水能。另外，西部地区在大力推广秸秆转化沼气技术的同时，重视发展应用生物质原料发电和转化燃料技术，以提高生物质能利用量和利用效率，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化。
3.2建立西部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多个碳排放交易所，主要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等等，还有不少省市正在筹划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所。现已成立的这些碳交易市场几乎都集中在东部发达省区，西部首家环境资源交易中心于2011年1月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但目前尚未开展碳交易业务。而从国际经验看，英国、欧盟、美国等都建立健全了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我国由于开展碳交易较晚，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有一定难度，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具有相同的资源禀赋，可参照国际碳交易方式，借鉴兄弟省份的成功经验，构建功能健全、机制完善和体系统一的西部低碳金融交易市场，运用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促进资本向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低碳经济领域汇集，促进西部地区全方位参与全国、全球碳金融市场竞争。
3.3扩大碳金融产品参与主体
通过对海外碳金融市场的研究发现，碳金融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很多，既有政府，也有企业，当然还离不开金融机构，这些利益相关者既有出于社会责任也有出于利益两方面考虑，大多都参与到了碳金融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因此，海外碳金融市场是政府、金融机构和私人企业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西部地区应借鉴海外经验，更多地吸纳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有关的参与主体，丰富碳金融产品市场。
3.4创新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和服务
由于我国碳金融发展较晚，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可借鉴海外碳金融发展的境遇，在产品的开发上，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基础到创新，逐步丰富碳金融产品。因此，首先西部各省商业银行应把环保达标作为对大中型客户授信准入和审批的重要依据，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发展绿色信贷。要求贷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政策的要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加强对环保绿色工程的信贷支持。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项目及时采取限制和退出机制，而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达标的优良中小企业作为信贷政策支持和倾斜的对象。积极支持低碳技术创新、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化生态环境的重点项目。其次，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打造符合区域经济特点的碳金融产品，为CDM项目提供融资、咨询、方案设计等服务，积极创设和推广与碳金融有关的理财服务等。最后，随着碳交易市场的逐渐成熟，西部地区可再进一步发展碳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活跃碳交易市场［5］。
3.5加大政府对碳金融的有效支持力度
金融技术发展范文6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思想变迁；意义
一、 熊彼特思想
最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Bagehot，他注意到了金融中介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他用了一个例子说明了英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能使追求高收益的资本在国内自由流动。同时也注意到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银行借贷资本使得一国的贸易扩大，经济繁荣，同时反过来又促进借贷资本的增加。
熊彼特第一个将金融中介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他强调了金融交易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银行的信用创造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引擎的关键。”
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思想
John G. Gurley和Edward S. Shaw阐述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转化作用。Shaw认为金融的作用在于把投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生产性投资水平。他们还将政府购买商品劳务或转移支付时发行的“外在货币”和政府购买私人证券时发行的“内在货币”进行了区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外在货币和内在货币对财富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转移有着不同的作用。
Hugh T. Patrick指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两种可能：需求追随型（demand following）和供给领先型（supply leading）。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这两种关系成为20世纪90年代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需求追随型”强调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导致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即经济增长促进金融的发展。“供给领先型”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领先于经济主体的需求，金融中介和金融系统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来促进经济发展。Patrick还强调“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结合起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两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一个最有的顺序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占主导地位，这为技术创新和投资融资提供了可能。麦金农——肖的金融自由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大概属于“供给领导型”的金融发展路径。
Raymond W Goldsmith（1969）探讨了一国决定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阐明了这些因素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渠道。
金融结构是区域现存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体系的总和，反映出各种现存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性质、种类、绝对数量、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集中化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组织和金融交易的方式、范围、规则、惯例、收益分配和有效性。
金融发展即金融结构的变化。Goldsmith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这些信息既可以是各个连续时期内的金融交易流量，也可以是不同时点上对金融结构的比较。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动反映的是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它可以被视为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因为在一定的国民财富或国民产值的基础上，金融体系越发达，金融相关比率也越高，所以人们会推断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相关比率必然会逐步提高，而且可以根据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达到何种水平。
而经济增长则是指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实际财富的增加、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制度的完善等。经济增长一般用两个指标衡量：GNP和人均GNP。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重点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进而推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长期经济增长。
Goldsmith创造性的构造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包括金融相关率指标，即一国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Goldsmith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逐渐增加，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
三、 MS学派的思想
以Ronald I. Mckinnon和Edward S. Shaw为代表的MS学派的产生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他们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处于抑制状态，他们批判了当时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假设都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此，他们主张“金融深化”，在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主张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Ronald I. Mckinnon和Edward S. Shaw的追随者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发展完善，建立比较规范的梳理模型，对金融抑制的有害之处和金融自由化的有意之处进行了严格的论证，然而并没有突破Ronald I. Mckinnon和Edward S. Shaw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以至于提出的政策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70，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失败而告终，而我国台湾，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Ronald I. Mckinnon和Edward S. Shaw所开创的金融发展理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四、 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
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促使了经济学家对金融系统的功能进行再认识。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框架下，金融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是有限的。在A 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模型里，不存在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从而金融系统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在Solow——Swan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只有外生的技术进步才能影响稳定状态下的人均增长率，从而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
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突破了传统增长模型，该框架使得经济学家能就金融发展贵经济增长的影响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的多方位实证分析中得以凸现，许多模型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帕加洛用一个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阐述。
g=Aφs-δ
在这一模型中，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边际生产率A或私人储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
Ross Levine （1997）总结了金融系统的5个功能。分别是：促进对风险的控制；获得投资项目的信息并分配资源；实施公司治理；动员和聚集储蓄；促进交易。
促进对风险的控制：由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存在，要求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出现，来交易和对冲、分散风险.在将资产转换成交易媒介时的不确定性就产生了流动性风险。这些市场摩擦提供了金融机构出现的动机，金融机构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金融系统提供风险分散服务的能力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获得投资项目的信息并分配资源：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众多的企业，个人储蓄者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收集和处理信息。储蓄者不愿意投资于只有很少可靠信息的项目。结果就是高信息成本使得资本不能流向具有高净现值的项目。信息成本也激起了金融中介的出现。投资者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来节省这种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的节省可以是投资机会信息的获取更为便利，这样也改善了资源的分配。
实施公司治理：企业的所有者会提出使管理者以所有者利益为目标来经营企业的金融安排。外部投资人（银行、股票和债券持有人）也会提出使内部所有人和管理层以外部投资人利益为目标来经营企业的金融安排。如果借款者必须从众多的外部投资人处取得资金，金融机构的存在就可以减少监督成本。金融中介从很多个人手中聚集储蓄并将这些资源借给项目所有者。这种“代表监督”的安排可以节省总的监督成本。除了债务合约和银行之外，股票市场也可以加强对公司的控制。
动员和聚集储蓄：资本的聚集涉及到从个人投资者手中汇集资本，如果没有面相广大投资者的渠道，许多生产项目将会被限制在经济上缺乏效率的规模。金融系统在聚集个人储蓄方面是更有效率的，可以深刻地影响到经济发展。在有效地为项目聚集资源后，金融系统会在鼓励采用新技术方面起重要作用，因此可以加快经济增长。
促进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安排也可以提升专业化、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Levine认为金融系统可以促进专业化，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交易媒介的出现可以促进交换。
King和Levine（1993）使用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的深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但其考虑的金融发展深度实际上是金融中介发展的深度。
Beck、Levine和Loayza进行了扩展，并使用向量自回归估计。他们使用的是经过改进后的金融发展指标：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与GDP之比。他们用77个国家1960——199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与King和Levine（1993）相同的结论。
Rousseau和Wachtel（2000）用47个国家2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广义货币供给与GDP的比率并用Arellano和Bond所提出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测度指标是实际GDP的Granger原因，对金融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而言，M3/GDP存在很大的差异，M3/GDP10%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Nicola Cetorelli和Michele G ambera（ 2001）研究了在一定规模下，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这个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银行业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不小的影响。有证据表明银行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有一阶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与高银行业集中度会降低信贷量的理论预测是相一致的。
Nicola Cetorelli和Michele G ambera（ 2001）认为：第一，对于银行业的最优结构问题，似乎没有一个Pareto最优策略：银行业竞争不一定优于垄断，反之亦然。第二，对应银行业的集中度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行业会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因此银行业结构会对一个国家的产业间规模分布的形成起重要作用。而且因为集中的银行业通过为新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而新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创新，所以银行业结构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王维国，张庆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2004）一文通过采用金融发展程度、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水平、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四个反映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对有关数据做了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济计量模型，并针对各项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针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儿点政策建议。
战明华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效的金融深化变量选择及其效应》（2004）一文中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可以分为金融结构论与金融抑制论两种类型。此文首先运用非嵌套假设检验的方法对两种理论关于我国的具体情况的适应性优劣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主成份分析法在各种不同模型的设定形式下对各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与比较。
姚耀军 、和王禅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1）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农村1978至2001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作用，而是处于一个严重滞后的“需求遵从”地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相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是缺乏效率的，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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