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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范文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评估报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中。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到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在目前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应该得到政府决策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宁夏自治区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成为我国第一个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地方中长期规划的省份。
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环境演变，可持续发展面临新问题，突出表现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不明显，气候问题会更加突出。面对国际前沿热点以及国家迫切需要，环境学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要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确保粮食及水安全，因此须加强研究已有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规律，抓住气候变化与全球减灾热的机遇，努力使环境学科的发展适应全球主流政策，按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开发新技术，推动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在战略环评中纳入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战略高度评价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计划。
(一)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认识
由于过去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气候变暖已不可避免，有必要采取适应措施以应对变暖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们尚未对适应的限制因素或成本有清晰的了解，还因为有效适应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地理的和气候的风险因子。也取决于制度、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制约。虽然多数技术和策略已被一些国家了解并得到开发，但已有的评估并未指出，各种措施选择是如何有效降低风险的，特别是在变暖更厉害、影响更严重的情况下以及脆弱群体的反应。此外，履行适应措施在环境、经济、信息、社会、态度和行为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适应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非气候压力的出现会加剧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气候波动和气候灾害、不能公平地获取资源并导致贫穷、无法保障的粮食安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冲突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等。
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气候变化，还取决于发展途径。在不同情景下，地区之间在人口、收入和技术发展上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因素通常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程度起到很大的决定性作用。在中高排放情景(以人均收入较低、人口增长巨大为特征)下预估的受影响人口数量相当大。
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气候变化也能阻碍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提高适应能力并增强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然而，目前几乎还没有促进可持续发展计划把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或提高适应能力明确地纳入其中。
(二)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行动
现在已针对观测到的和预估的气候变化采取了部分适应措施，但仍有限。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适应已有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证据被观测到。例如，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如在青藏铁路设计和建设中考虑了未来气候变暖对冻土地带路基的影响。
兼顾适应和减缓的措施，最能够降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提高适应能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到发展规划中予以考虑，如通过“把适应措施包含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中”，“把降低脆弱性的措施包含在现有的降低灾害风险策略中”等方式。
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损失将因全球温度的不断升高而逐年增加。IPCC评估清楚地表明，未来温度升高不足1℃－3℃的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是混合的，但会增加适应成本。然而，如果温度升高超过约3℃，很可能所有区域不利影响更为严重，而发展中国家预期会承受大部分损失。如果变暧4℃，全球平均损失可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制定针对不同阶段影响的应对措施。
如何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
(一)战略环评和气候变化
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气候变化：包括对已有变化的评估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这些变化包括海平面上升、温度和降雨的变化、极端事件(如暴风雨和干旱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
影响复杂：气候变化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类型和强度在不同的区域表现也不一致。
适应措施：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所采取怎样的适应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善洪水风险管理和防止在海平面上升地段建设不合适的建筑。
减缓措施：人类采取的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影响的直接行动，特别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建筑物的绝热效果，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等。
人类共识：未来的人为活动必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战略环评各个阶段都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战略环评中开展评价气候变化对规划的影响不同于评估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气候变化是多种原因复合累计效应的结果，是多种活动(包括人类活动)累积产生的效果，虽然每一个单独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很有限，但是这些有限的影响累积起来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其次，在战略环评中一般需要考虑下面两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对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及约束(一般在战略环评前言部分描述)；规划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一般在战略环评的预测和评估阶段)。
(三)与气候变化一致的目标和指标：气候变化基准的描述和监测
战略环评的目标和指标中应该包括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相关内容，与可能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目标和指标要一致，并可以实施。
(四)确定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导致的主要问题和约束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包括高温的风险，暖冬后的寒潮、干热的夏天、海平面上升，以及洪涝风险的增加、某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强风暴、干旱等)增加等。这些影响结合其他因子的作用可以导致对以下领域的重要影响。
对水供需和水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夏季河流水位下降，冬季上升，这一影响可能恶化(或加重)水质问题和水资源问题。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使粮食供不应求、全球粮价持续上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夏季的洪涝可能严重影响湿地。温度升高可能影响物种习性，导致物种迁移甚至消亡。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事故和某些疾病对天气非常敏感，热的天气可以加速疾病和病菌的传播。
(五)将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行动才能得以解决。我国已经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下一步，要优先把减少温室气体的建议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范文2
关键词：气候变化 低碳经济 低碳道德观念
目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并逐渐从一个科学议题演变成为广泛的政治、外交、经济与社会发展议题，对人类现有的治理架构、民族观念、思维模式、安全意识、发展理念等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信息及评价气候变化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后果，并制定现实的应对策略。发展低碳经济现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公民需要形成新的低碳道德观念，我们要从培养公民自身的低碳道德意识着手来发展低碳经济，解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1、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1.1 气候变化的概念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定义共有三种：第一种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它的解释，主要是指气候随时间的任何变化，无论其原因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都称为气候变化。第二种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定义；“在类似时期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测，除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造成的气候变化。”[1]这个定义就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
气候变化尽管可能给全球带来诸如中高纬度地区农作物增产、木材供应增加和取暖能源减少等有利结果，但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它带来的益处，例如：气候变化对地表大气循环和水循环产生影响会加剧暴雨、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还会使动植物生长的生态环境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将导致大量物种因难以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的混乱而灭绝；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近100年来使海平面上升了18厘米，到2100年，海平面将会上涨88厘米。[2]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它关乎到人类的未来。
1.2 低碳经济的概念及特征
从广义上说，低碳经济是通过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途径来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目标，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式。[3]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以前的以标准化、规模化、模式化、讲求效率和层次化为特点的传统经济形态相比有着新的特征。
1.2.1 理念先进性
即低碳经济提倡绿色发展的新理念较之传统经济的观念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性。传统经济是以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只关注经济的发展却不关心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低碳经济的高效生产和节约的消费模式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其具有可持续性。低碳经济改变了以往重经济增长、轻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传统发展模式，它不仅关心当前的发展更注重长期的发展，这样的生产方式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1.2.2 技术创新性
即低碳经济的循环发展模式较之以往的经济形态具有创新性。传统经济特别是工业化时代以来，各国主要都是以GDP 的增长或减少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程度，对经济发展的质量考虑较少。而今天提倡的低碳经济不再单纯的依靠资源的消耗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它引入了碳排放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强调主要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来实现社会低碳化的目标，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的转型。
1.3 国际性
气候变化无疑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事关各国的利益，世界各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应对。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道理，只有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至此各国都要承担起节能减排的责任，尤其是发达国家，由于其发展速度快是环境破坏的主要责任人，它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率先减排，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
2、低碳经济模式下的道德规范
2.1 新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在我们生活的这几十年中，不管是来自家庭还是学校乃至社会对我们教育的爱国观念都是要维护国家统一，不断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等一系列注重物质和的教育。
在低碳经济被提倡的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都应当注入新的内容。现如今，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面前，我们不再是只要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就是好技术，只要能促进国民消费的消费行为都是可行的，我们要树立新的爱国观念，只有兼顾经济和生态两方和谐发展的低碳技术才是爱国的好技术，只要合理的消费才能更好地发展国民经济。
2.2 环境保护意识
环境恶化现已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为世人所关注。环境问题的产生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对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树立节能环保观念。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应该仅从提倡绿色生活，培养科学的环保习惯等这些方面来做宣传更应该从加强环境保护科普宣传方面着手。许多老百姓并不知道环保主要是做什么，在他们的意识里一直认为美化绿化就是保护环境。可是只知道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只美化绿化环境对于保护环境也只能尽到微薄的力量。因此要使他们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把环境保护的科普知识教授给他们，这样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
2.3 公民权利意识
公民的生存权是最首要的权利，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但公民的生存权不仅仅是包括解决人们的温饱，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要的问题，还应当包括人们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要求。人类享有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权利，然而只有适宜的自然环境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中，对国家环境权利的维护实质上就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维护，因此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该捍卫作为一个公民基本的环境生存的权利，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增强环境保护观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3、低碳经济视域下的公民道德教育的途径及方法
3.1 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实践活动不断地将道德原则内化为学生自己的道德信念， 弥补了课堂教育的不足。我们要丰富每个人的实践生活，通过开展与社会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相关的社会实践，寓事理于实践，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
例如在暑假可以组织夏令营这类的活动，带领大家去参观一些像燃煤电厂这种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的行业公司。使他们在实践生活中深切的体会到人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多么的庞大，致使他们从自己内心深处认识到提倡低碳生活的迫切性，从此在生活中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减少用电量。
3.2 网络手段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了最有效的信息传播途径，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信息，而且还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是一个非常方便学习工具。自然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也要不可避免的搭上这趟网络的快车。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低碳经济道德的教育网站，在上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对低碳道德有困惑的人可以提出疑问，有建议的人可以提出意见，有创新想法的人也可以写出自己的见解。
3.3 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道德与法这两者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而法律应该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我国关于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法律几乎没有，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相关的法律体系来更好地规范低碳经济发展下的公民道德。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体系，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缓解气候变化给我国带来的各种影响；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法》，将低碳经济的一些规定纳入法律之中，规范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强公民道德规范，法与道德并行，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制定.
[2] 闫可铭.《“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重难点突破》[J].地理教育，2010年第十二期.
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范文3
关键词：渭河关中地区，MannKendall检验；趋势分析；年内分配；变化成因
中图分类号：P33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6）06003306
Variation and reason analysis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of Weihe River in Guanzhong area in the last 60 years
DONG Qingqing1，2，WANG Huixiao1
（1.College of Water Scienc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Yellow River Zouping Bureau，YRCC，Binzhou 256200，China）
Abstract：The identification of changes and reasons for hydrological factors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health of river basin.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51-2013 of Weihe River in Guanzhong area，the trend and mut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were analyzed with linear regression，MannKendall test，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concentration time.The change reasons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were elaborated.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1）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with 0.206 ℃/（10a），and winter contributed most.Obvious mutations occurred in the mid1990s for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mean temperature.（2）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showed an insignificant decrease of about 0.5775 mm per year.Spring and autumn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ownward trend.The mutations were complicated，with varying degrees in each era.The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was stable，with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concentration time remaining at 0.5～0.6 and in July，respectively.（3） The changes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were mainly the combined results of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factors.Natural factors included solar activity，atmospheric circulation and monsoon impact，and the human factors were mainl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land cover changes.
Key words：Weihe River in Guanzhong area；MannKendall test method；trend analysis；annual distribution；reason for change
气候变化使水文气象要素发生变化，影响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加速水文循环，水文气象要素等规律已不再随气候季节性变化而呈现出年内/年际间的稳态变化，因此，研究变化环境下流域水文气象要素的变化情况，辨识原因，对认识流域水文规律，科学规划管理资源及保障生态健康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严重影响的渭河关中地区，用水量增加，流域水资源不断减少，水文特征明显变化，因此分析该地区气候变化趋势，研究突变发生的时间，探究原因[1]，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管理尤为重要。
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渭河流域的气温、降水等要素展开研究，和宛琳等[2]通过 MannKendall方法对渭河流域1958年-1999年40年来的气温和蒸散发进行研究，分析两者的时空分布及变化趋势；张宏利等[3]利用累积距平曲线和信噪比法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分析了渭河流域1951年-2005年的气温变化特征；姚玉璧等[4]运用线性回归、Cubic 函数的方法分析了渭河源区降水和气温的变化特征，并对水资源变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此研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牛最荣等[5]则对渭河流域气温、降水以及径流的变化进行研究，并着重从年际变化、年内变化和空间特征三方面分析径流的变化特征和趋势；黄生志等[6]利用集中度与不均匀系数分析渭河径流年内分配变化，并采用启发式分割法定量分解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上述研究多从年际变化分析水文气象，对各个季节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差异性特征则较少关注，且对降水、气温的变化原因鲜有涉及。渭河关中地区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加之灌区众多，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水文气象要素季节性变化非常明显，且年内分配不均衡，因此需要对全年及四季水文要素的演变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其变化原因。
本文采用渭河关中地区11个气象站1951年-2013年的气温和降水资料，运用线性回归、MannKendall 统计检验、集中度和集中期等方法，对该地区年尺度、季节尺度的气温和降水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分析其变化趋势、突变特征以及年内分配，并探讨变化原因。
1数据及方法
1.1数据来源
采用渭河关中地区11个气象站1951年-2013年的降水量和气温资料，包括洛川、铜川、天水、宝鸡、武功、西安、华山、略阳、佛坪、镇安，各气象站位置分布见图1。数据资料由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已经过初步质量控制）下载，并将气温和降水数据处理为全年、春、夏、秋和冬季五个序列，即1月-12月、3月-5月、6月-8月、9月-11月以及12月-翌年2月，分别从年尺度和季节尺度进行趋势分析和突变检验。
2.1.3气温变化原因分析
60年来渭河关中地区气温呈增加趋势，冬季增温尤为明显，气温的突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变化原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渭河关中地区作为全球增温的组成部分，其气温变化与全球气温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目前一般认为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20世纪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14]。该结论是通过考虑自然强迫因子―例如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作为人为因素），对20世纪全球年平均气温的变化进行模拟，利用气候模式检测和归因而得到。当气候模式只考虑自然强迫或只考虑人类活动时，前者模拟不出20 世纪的全球变暖，后者可基本模拟全球变暖趋势，但前50年模拟与观测差异较大；在考虑所有辐射强迫的情况下，模拟与观测的气温变化最为一致[15]。因此，通过以上三种情况对比得出，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和人类因素都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影响，其中，主要原因则是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15]。由于大气环流的变异和调整，近50年来中国东部冬季风明显减弱，这也成为引起渭河关中地区冬季气温升高的直接影响因素[16]。
渭河关中地区气温升高同样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西部经济发展，渭河关中地区人口经济持续增长，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大量排放，一定程度促进了气温上升；另一方面，地表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同样对渭河关中地区气温变化产生影响。近年来，该地区开展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工程措施，增加林地、草地面积，与之伴随的也有因缺水、城市化导致的植被覆盖的减少，建设用地增加，见表2。这些自然和人类因子或单独作用、或相互结合，影响中国地区地气系统的热量收支，对近地面气温变化造成影响，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渭河关中地区气温上升现象。
2.2降水变化趋势
2.2.1降水变化趋势分析
对渭河关中地区1951年-2013年的全年及各季的降水序列作趋势分析及突变检测[1718]，该地区年均降水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1983年和1995年，分别为9748 mm和43417 mm，两者相差54063 mm。年均降水量整体呈现微弱下降趋势，每年约减少0577 5 mm，但拟合度R2值只有0008，减小趋势非常不显著（图4）。
如图4所示，近60年来渭河关中地区降水量总体呈现减少的趋势，降幅为0577 5 mm，而Zc=|-05931|
2.2.2降水变化突变分析
利用MannKendall法对1951年-2013年渭河关中地区年降水量的时间序列进行突变分析，由图5可知，UF和UB曲线的交叉点较气温突变曲线多，且所有点都在置信区域之间。1960年之前的突变点较多，曲线的起伏变化较大；1960年之后的突变点较少，分别是1961年、1968年、2008年和2012年。同时，UF和UB曲线都在临界线以内，说明变化趋势不显著。
从图5还可看出，1961年突变之后降水量呈现波动式变化，在2010年前后又发生突变。有研究表明[19]，随着渭河关中地区资源开发利用，渭北大面积天然林被次生林代替；渭河河谷平原森林植被被农田、经济林、绿化林等取而代之；秦岭北坡在开发后已形成大片的人工经济林、绿化林、农田，以及人工建筑等。下垫面植被覆盖度的改变，影响水文要素分布，对降水的突变产生影响。
图5渭河关中地区降水量的MK突变检验
Fig.5MK mutation test of precipitation in Guanzhong area
2.2.3降水年内分配分析
研究对渭河关中地区的降水的年内分配特征进行分析。采用集中度与集中期为指标，分析渭河关中地区60年来降水量年内分布的特点。如图6所示，渭河关中地区降水的集中度为05左右，说明渭河关中地区的降水相对较为集中。同时集中期主要集中在7月。
渭河关中地区降水的集中度和集中期均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变化，60年来集中度基本维持在05～06，而集中期也集中在7月，没有出现异常值。可以认为，渭河关中地区60年来的降水量年内分配比较稳定，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图6渭河关中地区60年来集中度与集中期
Fig.6The degree and time of concentration over 60 years in Guanzhong area
2.2.4降水变化原因分析
渭河关中地区降水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趋势不显著，春季和秋季的下降趋势贡献较大，降水年内分配较为稳定。西北地区，作为气候变暖最明显地区之一，由于气温变暖将导致大气中水汽变化[20]；渭河关中地区位于西北地区东部，水汽在春季和秋季明显减少[20]，使得降水强度降低。有研究表明[21]，在全球变暖影响下，西北东部地区降水量呈减少趋势，这与本研究的降水变化规律一致。林振耀等[22]指出，西北地区降水水汽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西风环流，自西边界呈纬向输送；二是源自印度洋的南亚季风。近年来大气环流的调整，西北地区高空风场变化，东部地区的北风增强，来自东南方向的水汽输送则被削弱，这可能是造成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呈减少趋势的主要原因。这也解释了位于西北地区东部的渭河关中地区的降水减少原因。
同时，人类活动也对降水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如宝鸡峡等大型灌区和水库的建设、水土保持、引水灌溉工程等改变了下垫面情况，影响降水量分布；二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硫化物、气溶胶增加等，增加了区域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区域降水等水文要素。要全面分析区域气候变化原因，仍需要进行多种要素的综合或定量研究。
3结论
本文利用渭河关中地区60多年的资料，对不同时间尺度的气温和降水变化特征进行趋势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并利用集中度和集中期对降水年内分配进行分析，同时探讨了气温、降水的变化原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渭河关中地区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增幅为 0.206℃/（10a）。季节上，冬季对该地区气温变暖贡献最大。全年及各季平均气温均发生明显突变，突变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1995年。
（2）渭河关中地区降水量总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每年约减少0577 5 mm，但并不显著。季节上，春季和秋季的下降趋势贡献较大。降水突变点较复杂，在许多年份都有不同程度的突变。降水的年内分配较为稳定，集中度基本维持在05～06，集中期集中在7月。
（3）渭河关中地区气温、降水的变化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有太阳活动、大气环流、季风影响等；人为因素主要是排放温室气体以及改变流域植被和土地利用等，改变下垫面情况，影响水文要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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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范文4
【关键词】互嵌 国际机制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 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与管理学系博士生
一、背景介绍
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这些挑战的波及范围和深度已经超越传统国界，超出单个国家应对的能力，我们已经身陷“风险社会”。
国际贸易波动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和政府能力等，并引致安全隐患，它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安全议题，并将其他领域涵括了进来。 在既有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公正的贸易体制一方面使弱国和贫困人口丧失利用贸易走向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不公正非但不会让贸易带来和平，反而会在国家和族群间播下冲突的种子。
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然成为全球最为紧急的安全议程。气候变化已然对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和受影响群众形成明显威胁。 这种隐患与威胁可能会不平等地施加于应对能力极其有限的最脆弱国家和人群身上。 作为一种子系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安全领域密切相关，这种议题间的“联结政治”(linkage politics)最终必定会产生由气候威胁引致的“安全复合体”。
但是，这两个议题在全球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屡次折戟。作为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体制，世界贸易体制自2001年便开始启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发展议程，时至今日，其达成依旧充满疑问。自《京都议定书》之后，作为正在建构的国际机制，气候变化应对体制的进展乏善可陈。与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虽然在减排测量和减排基金方面达成共识，多国也表达“满意”态度； 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纷争和共识的具体实施却令人担忧其前景。
同时，从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至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国际谈判上展现着更为明显的能见度。国际公民社会虽在规模和动员能力方面然稍显稚嫩，但作为独立行为体，它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面对两大议题步履维艰，公民社会组织开始跳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框架，批判国际谈判体系及其主导思维的适应性问题，希望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
这两种机制的遭遇和新行为体的兴起展现了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即一方面，全球问题迸发，人们对治理质量和数量的需求剧增，当前全球治理体制无法回应大众需求；另一方面，面对全球问题，国际机制自身效能乏力，治理效果不彰；第三，新兴行为体并未得到主流国际机制认可和接纳，民间社会的力量被实质地排除在外；最后，全球治理理论也面临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实践的挑战。
为清晰地剖析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机制创建和效率乏力问题，本文特别选取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及其内在“互嵌”结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全球治理相关框架出发，通过对议题本身、回应机制以及参与行为体进行分析，对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全球贸易体制）和正在创建的国际机制（气候应对机制）进行理论审视，以期通过案例分析展现全球治理中议题交叠和机制关联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当前国际体制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
目前而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尤为重要。首先，无论是气候变化议题还是贸易议题都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关系着国家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次，气候机制是建构中的崭新机制，贸易体系则是转型中的成熟机制，将二者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探讨国际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共性因素。人为分割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制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多元议题盘根错节之时，对议题互相“嵌入”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国际机制研究的进展。
第三，作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新兴行为体，公民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单一议题，将贸易和气候纳入到公民社会组织的视角中，有助于更为实际地展示全球治理中“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发掘公民社会组织话语作为一个体系的特性，更有助于为未来全面讨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基点。
二、理论分析框架：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
“风险社会”趋势的加剧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无论是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还是基于建构中的全球共同责任，各国都希望并纷纷诉诸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应对当前的挑战。但是，全球治理的“制度丛”(institutional complexes)并没有展示出足够的回应力和有效性，甚至形成“制度拥塞”现象。 全球问题的波及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国际体制的驾驭能力，不同问题领域互相交缠，对当前国际体制形成更大挑战。同时，各种机制大多建立在人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缺乏对治理框架下的不同机制契合程度的考量。这使机制间的关联性和内在冲突日益明显，影响着国际机制的回应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有效性。此外，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质疑。机制“需求-供给”鸿沟需要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
本文将从问题结构、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等角度对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理论进行审视，并从理论角度寻找导致困境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1. 交叠的问题结构
“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其脆弱性和敏感性影响也不断扩展，首先，全球性问题继续并且以加速方式迸发，远远超越以前的问题数量；其次，问题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入；第三，全球性问题开始“结合”起来共同侵蚀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 这都挑战着专业化和单一化的问题应对模式。
恰如奥兰•扬(Oran R. Young)所言，许多全球问题出现“非线性”特征，并且问题的演变经常会被“突然地、恶性地并且无法挽回地”中断，然而，当前全球治理措施适用范围略显简单，难以应对“以前从没有碰到过、突然改变、无序变化和紧急发生”的问题。 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经指出，如果仅仅将世贸体制作为跨政府的贸易机制，其运行“非常成功”，但是若将贸易和其他问题领域的联系（贸易与……的问题）考虑在内，则会出现问题。 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贸易问题其实已经聚集到“文化、国家和其他不容易通过讨价还价找到折中方法的复杂问题上”。
2. 关联的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机理日益明显，超越了治理机制的设计初衷，制度关联(institutional linkage)的方式与契合程度影响着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发挥。 尽管全球治理框架包含“制度丛”或各种“安排的聚集束”(clusters of arrangements)， 但是全球治理的效力依然饱受质疑。
现存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非中心化的权威格局”，其优点是“这些互相独立的体制具有在国际秩序的其他组成部分遭受严重挫败后生存下来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由不同行为体“因不同的目的”而建立，并且参与创制的人“频繁地”聚焦于建立具体的单一体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想协调”其在不同机制中的工作，并建立相关机制间的关系，因此机制劣势也显现出来，即“体制在解决问题的重叠和交叉方面能力还很不够”。
“具体问题的体制密度越来越高”， 应对单一具体问题的国际体制在其运行中也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制度安排的复杂联系”。这种制度之间的互动对相关体制的运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看，随着将来国际社会中功能性不同的活动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国际体制密度的增加”，制度间的“撞击”和互动“注定”凸显。
3．全球公民社会兴起
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新行为体出现直接冲击着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机制的回应性需求。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靠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就能实现。第一，当前国际结构形态早已步入“复杂聚合体系”(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时代， 全球公民社会兴起，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起成为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国际行为体形成多重关系。
第二，以国家行为体为主要参与者的全球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挑战。 当前的主流国际体制在程序上无视其他行为体的参与和透明度，在结果上则可能沦为大国牟取利益进行再分配的“漂白”工具，从而造成弱势行为体利益的被剥夺与不公。
第三，国际机制“有效性”和“回应性”要求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公民社会在网络塑造、议程设定与倡导、推动国家合作、提升公共参与以及促使公共政策变化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国际体制的问题解决能力。
奥兰•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中，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他坚信“有证据”显示“一种次要的社会体系正在国家社会周围成长”，全球公民社会已变成“全球治理中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应地，在国际体制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关系领域”。
他同时指出，在实践方面，“国际体制中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的影响，“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力量”可以对相关国际体制的运作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单从研究方面而言，就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的制度安排”；同时，有必要探讨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国际社会及体制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全球治理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潮流对国际社会结构的“解构”依旧在继续，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交叉也日益展现，以前应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机制及其关联反而成了制造问题的“罪魁”。与之相关，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机制需要予以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也需要厘清。
三、“贸易-气候”互嵌结构：议题交叠与机制关联
1. 文献回顾
对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之间的联结研究尚属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对气候议题“话语”的建构大多把握在思维主导的国际组织手中，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等。 对“气候”话语在国际组织中发酵的现象，已经有学者作了阐述。
国内关注单一议题的学者比较多，对气候变化与贸易联结的关注大多是介绍国外相关研究进行阐释。在目前的文献中，有的学者从政策方面呼吁重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有的从作为环境问题组成部分的气候变化 和货物贸易规则角度，初步探讨国际贸易机制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松散的潜在的联系”；也有学者根据世贸组织与环境署报告，介绍梳理气候和贸易之间的关联。
但是，公民社会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审视。虽然公民社会也比较早地意识到贸易和气候的关联，却未进行理论化， 遑论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角度对气候变化及贸易议题进行深入研究。人们对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结关注明显不足，需要改变。
2. 贸易与气候关系：概述
气候变化“很有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 自由贸易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柱，全球贸易发展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紧密联系，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
一方面，贸易利益诱惑是西方国家开展工业化的动力，工业化等人为因素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贸易开放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即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
其次，支撑国际贸易运行的环节，特别是贸易运输所使用传统能源而遗留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
此外，缺乏管制的贸易自由化还扮演气候变化“共犯”角色。在利益驱动下，若干能够吸收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资源被“商品化”并进入市场；或被利于产生市场利益的资源替代或挤占空间。
当然，如果人们能够从贸易中获益，可能逐渐要求有助于环境和气候现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体制。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实际上是反方向运行的。贸易拓展并不必然导致全球暖化，但是合理贸易体制有助于改善全球暖化现状。
3. 全球贸易体制和气候应对机制的关联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通常并不局限在单个领域，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其他领域和国际机制紧密关联。
对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关注源于《21世纪议程》。 先于气候治理框架存在的国际制度（如贸易、能源、金融和政治）已经影响着全球变暖的进程，若不同时调整这些体制，气候治理框架自身无法遏制全球变暖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机制是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国权力利益分配的产物。议题不同的国际机制建构也遵循同样的权力利益逻辑，气候谈判不仅关系权力利益分配，而且也必然影响到作为有机系统的全球机制“群”中的权力利益调整。
鉴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并于80年代开始探讨利用国际制度来治理气候问题。从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成立开始，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框架日益扩充，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波恩政治协议》、《马拉喀什协定》、《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巴厘岛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和最近的《坎昆协议》等。这些协议构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先期框架，但是真正的气候应对机制及其实施框架尚未达成。
成立于1948年的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目前，它包含153个会员，以WTO规则为基本规范的双边和地区性的贸易体制也逐渐增多， 国际贸易体制的先期存在也使气候危机应对不得不考虑其与贸易体系的联系与路径依赖。
首先，贸易途径已经成为支配气候应对措施（减缓、适应与资金支持等）的思维。当前流行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无一不充斥着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影子。
减缓 (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其中，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又可以细化，如《京都议定书》引入“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排放贸易”(Emissions Trading)、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三个国际减排额度的主流机制，由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些灵活机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减排，又同时使二者共同获益。再如，《斯特恩报告》中提议四种应对方式，即“碳排放贸易”、技术合作、采取行动减少森林砍伐和适应措施。 此外，这些策略还包括各种能够改善气候现状的技术与服务，鼓励使用高效低排放的能源和使用其他绿色产品等，也包括帮助受影响人群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相关技术、服务和产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5款和《京都议定书》第2条第3款都强调一种“有利的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任意不公正的歧视和隐蔽限制。
这些措施的实际运行基于市场和贸易的思维，并在国际机制特别是贸易体制之下运转。如“碳交易”等实质上基于贸易和市场机制；各种产品和技术的流通扩散也需要贸易体制支撑。支持者辩称，这将能够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全世界的气候变化减缓进程。
其次，在当前的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中，对气候治理的关切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具体适用规则，只是将其视为环境议题予以规范，从而构成当前贸易与气候应对措施的基本框架。
孕育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Marrakesh Agreement)特别强调贸易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多哈部长宣言》(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第31条针对贸易和环境议题，也提出“削减或适当地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相关规则，特别是多哈发展回合，如果能够真正实施，有助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脆弱国家提升气候变化应对适应能力；规则的不当使用则可能危及气候制度框架的有效性。
从贸易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主要要求当前贸易体制能够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气候相关服务、技术和商品流通，提升受影响国家和群体的应对能力。货物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涉及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关税或配额规则、补贴政策、非关税壁垒问题、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贸易。 通过这些政策，推动“气候友好”(climate friendly) 的技术和服务自由流动，并建立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支持体制。（参见下页表一）
WTO希望通过三个方式减缓气候变化。第一，通过价格和市场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内部化；第二，通过开发金融机制推动“气候友好”商品和技术开发与流通；第三，通过设立相应技术要求来推动相关技术和商品的使用。 同时，气候减缓措施及预期措施都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相联系，如污染许可证自由分配。各种“边界碳调整”（border adjustments）也可能采取这种形式。 WTO设立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TBT）致力于确保管理、标准、测试和认证程序等不会带来繁冗障碍，并以规则保障高效能源技术和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不会在国际贸易中被施加障碍，从而保证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也可保证缺乏技术的国家更加容易地获取相关技术。
但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规定实际上限制了气候变化应对技术、服务和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通。第一，贸易规则限制了气候政策的选择范围，技术产品流通阻碍和发达国家的补贴在当前世贸体系下容易形成贸易摩擦和冲突。 若干贸易体制条款可能会阻碍气候变化的减缓。
第二，当前贸易规则不利于“气候友好”技术的转让，特别是非关税壁垒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阻碍。“清洁发展机制”的推广会经常遭遇贸易壁垒的阻碍。 若干发展中国家因知识产权无法采用“气候友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由此可见，原本两个不甚相关的领域和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阻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难以分离的综合体。在多哈回合谈判之中，气候和环境商品、技术与服务是多哈回合受阻的重要原因；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之中，与贸易紧密相连的关税壁垒、绿色壁垒、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是阻碍气候措施达成的主要力量。 2009年底WTO失败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草草收场也为贸易与气候议题的关联提供了负面证明；而2010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缓慢也似乎与坎昆会议细节问题（如气候友好技术与产品转让）的磋商成效受到掣肘。
那么，贸易和气候议题谈判为什么会“同病相怜”？除关注行为体的传统“利益博弈”之外，有无其他分析路径？当前全球主流的国际体制和全球治理思路与当前多种议题谈判同时进入“死胡同”有没有内在联系？
四、批判的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看“贸易-气候”体制
作为新兴行为体的全球公民社会，它拥有一套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根据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和社会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自发调节的市场无法持续下去，市场秩序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同时，正是因为市场的威胁，社会意识的日益觉醒，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社会”，从而与国家展开互动，以应对商品化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对市场价值而言，社会价值不应该是从属性的。
就公民社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方面而言，基欧汉和奈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各种非政府行为体……的扩散，它们期望自己的声音为人所知”，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非政府行为体，尤其是全球公民社会渴望参与到“与自己休戚相关的领域之中”。
全球公民社会对气候治理中的贸易自由化倾向进行反思便是在全球多层次治理层面上“波兰尼命题”的体现，也是其参与“休戚相关”领域的表现。在贸易和气候变化议题方面，公民社会反思并批判了当前气候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的市场拓展现象，并从社区、民众和权利的角度展现了其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凸显了公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
本文分析了23家贸易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组织网络 自2006年气候议题升温以来至2010年12月份坎昆会议闭幕的声明、工作论文、社区调查和研究报告及访谈，聚焦于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追踪“反”贸易自由化组织网络――“我们世界不容出卖”网络（OWINFS）的相关理论观点，希望从全球公民社会视角来梳理公民社会话语的完整脉络。
1．从观点到模式：公民社会的批判
公民社会在气候议题领域影响力逐渐增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着力于批判当前的主流气候机制，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建议。全球公民社会试图通过抗议、倡导和政策建议等方式撼动主流国际机制、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权威，呼吁建立气候治理框架时能够抛弃“新自由主义思路”。公民社会分别从全球暖化的原因、应对手段的误区、贸易体制问题等方面对主流观点予以批判和反思。
第一，自由贸易及其驱动的能源密集型(energy intensive)工业发展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是它们的集合才最终加剧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要遏制气候变化步伐必须从贸易根源上寻找答案，也正是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才使得气候变化减缓步履维艰。 这也恰恰符合波兰尼所认可的打破国际冲突怪圈的“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理念”。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也曾经指出，人类面临的威胁是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西方社会所主导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制造了风险，同时也加强了对风险的掩盖。
第二，当前主流的气候治理框架是由发达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管制模式，是从推崇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出发的。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就有若干内在问题。 在这种模式主导下，用于解决气候危机的各种手段，实际上就是“购买”适应和减缓措施。 以贸易和市场为机理的“碳交易”、“碳转移”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都充斥着对市场的过分信任，被指责为“大骗局”(Big Hoax)。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碳交易”发展迷茫、“碳价格”被发达国家控制、 气候危机恶化已证明以贸易作为治理手段的疲软。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之下，贸易过分自由化会催生若干错误手段，并主宰当前气候变化谈判议程。 公民社会组织质疑WTO“贸易导向”(trade-oriented)的“环境产品和服务”（EGS）自由化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若干学者也提出质疑，即关税削减能否推动“气候友好”技术和产品的扩散。
公民社会指责WTO以“多哈发展回合”为名义推进自由化，这非但不会带来发展，更不会解决气候变化，因此它们呼吁终止自由贸易，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外寻找气候变化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多数国际组织一边将“气候保护”挂在嘴边，另一面却和往常一样坚持本业。 （参见表二）
就清洁发展机制而言，其初衷是通过市场和产权界定来对环境保护予以经济激励，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桥梁并提供实际帮助，在经济发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减少排放。但是，碳排放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在实践中偏离轨道，被扭曲成投资者获取暴利的途径。市场机制的介入实际上削弱了《京都议定书》效力。 清洁发展机制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和扩大的不平等，加剧资源私有化，损害社区的永续发展，甚至还会浪费各种资源，危及粮食安全。 此外，若干跨国公司通过碳交易逃避减排责任，其权力因贸易自由化渠道而得到强化，加之大多推行清洁发展机制的母公司都位于发达国家，因此这些措施被看作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碳倾销”(Carbon Dump)或“碳殖民主义”。
第四，尽管当前贸易谈判和气候谈判存在差别，但是国际贸易机制中的主要成员也同时主宰着气候变化谈判，因此气候谈判很可能也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导范式中。新自由主义体制不仅在过去几年中拖累金融体制，并且还很有可能导致气候变化谈判裹足不前。 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认为主流的国际组织仅仅将气候变化视为“空包弹”(Empty Signifier)，它们并不想改变，而仅仅是“将气候保护‘纳入’全球霸权秩序却无需改变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
2. 从权利正义到弱势人群：公民社会话语的特质
公民社会希望以“权利为本”（rights-based）方式，推动相关机制从“市场迷信”与“经济发展”向“永续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y)发展和“人民”（peoples sovereignty）终极关怀方向转变。正是这种价值和转变从深层塑造了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批判视角和方法论视角。
首先，与政府及政府组织聚焦国家利益分配和义务承担相比，公民社会更加强调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理念。国家行为体在制度建构中主要关注竞争性的权力结构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国家与国际安全后果。全球公民社会则将气候变化发展限定为“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议题，并将视野落到人类安全领域。这种公平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公平，也从相关国家国内不同群体间角度上来看待公平。气候变化的起因是发达工业国家，但是在各国危机应对能力不平衡的前提下，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对生态脆弱和欠发达国家而言尤其恶劣。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强调“权利为本”的逻辑起点，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发展权。与一刀切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极端观点和“权力利益为本”不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温室发展权”(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概念框架，在既定全球气候变化指标的基础上，关注基本人权，赋予相关贫困人群以发展权，并免于其气候义务。
第三，与国家及其衍生行为体聚焦于维持或者改革现存国际机制不同，全球公民社会则具有明显的“反体制”色彩，这种色彩也源自于公民社会的“反全球化”传统。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员认为，如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并不是东方与西方或者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斗争，而是全球民众与从气候危机中渔利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间的斗争。
第四，公民社会在工作手法方面呈现不同于国家行为体的特征。它们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注重从微观社区的实际需求出发，强调参与的重要性，打破国家的界限，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对待相关的弱势群体，并能通过自身参与发现被故意或无意忽视的盲点议题、人群和相关议题。
最后，与国家行为体相比，全球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更关注社区层面多元弱势群体生计影响，它们关心不被重视但长远而言有重大影响的人群和议题，除为欠发达国家发声之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弱势关怀还包括“气候强制移民”、“气候难民”以及其他受影响人群，特别是妇女群体、儿童、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及其传统文化传承，并强调本土社区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组织坚信爱因斯坦所言：“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公民社会观点超越传统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窠臼，能对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思路，并利用其关注权利为本、微观层面和社区参与的优势，在社区层面催发公众意识，在行动中寻求可行的解决之道。
当然，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可能陷入“只破不立”，显得比较“激进”和“革命性”。虽然其若干策略方法在某些社区推行取得成功，但是其普遍性还是未知数。其独特话语体系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与反思当前国际体制进展过程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主流思维框架中，将有助于更好地缩小民间社会需求与国际体制供给之间的鸿沟，也能更好地维护大众的利益与发展权利。
如果在当前主流国际体制中，能够真地引入“人民”、“权利为本”和“永续发展”等公民社会的需求，减弱结构对民众权利的限制，缩小国际机制“需求-供给”鸿沟，这将不啻于一场全球治理的新试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问题领域结构、治理机制连接和行为体等视角出发探讨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与气候变化间的关系，解答了贸易开放对全球变暖的负面推动作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及具体措施中的贸易思维和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对气候变化应对的阻碍等问题。同时，本文关注了全球公民社会在气候和贸易议题领域的声音，在对主流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展现出它们的独特视角。本文试图对其进行理论化总结，解释其动力机制，从而有助于丰富当前国际关系多元视角的气候变化议题研究。
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范文5
关键词 :气候变化;环境规划;“十二五”;适应;减缓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079-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14
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生机制、影响及应对是当今国际科学研究和社会政治的热点和难点,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对众多区域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影响正在出现[1 ]。作为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日益重要的新型要素,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环境规划的框 架中显得十分迫切。本文从分析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探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基本战略,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规划内容。
1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环境规划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海岸线漫长、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向来较 弱,而随着城市发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气候变化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2007年全国 平均气温达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温耗电耗煤导致大气污染特征变化[2],海平面持续升高使得沿海城市的气候异常事件和灾害损失严重[3]。 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环境保护战略紧 密结合起来已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指导我国环境保护活动的核心文件,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 划中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全面、系统地融入环境规划中,其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通过在自然生态、人居环境、产业部门等领域采取积极的应对气候 变化的措施,使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 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控制应对措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4]。
我国环境规划工作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 ,从规划编制到实施的体系、程序和方法,国务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 下发将应对气候变化嵌 入到环境规划体系中提供理论、技术和实践应用的支持,形成一套充分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家环境规划方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 我国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策略
2.1 适应和减缓: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
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是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影响的两个基本途径[ 5]。减缓是人类对区域环境作用的干预,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吸收汇减轻气 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适应是在承认气候 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人类为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对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的影响 而做 出调整。减缓和适应都是人类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政策响应行为,但二者针对的主 体有所不同,减缓是针对地球气候系统的人类干预行动,而适应则是针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自 我调整。
减缓和适应行为并不总是协调,本文根据减缓效果和适应效果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规划措 施分为三类:一是双效行为,即规划措施既有利于适应又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如提高植被 覆盖率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高了生态承载力;二是偏减缓的单效行为,规划措施有利于减 缓但不利于适应,如增加水电开发可以减少碳能源消耗,但同时增加了相关流域的生态脆弱 性;三是偏适应的单效行为,这类规划措施有利于适应但不利于减缓,如环境风险应急设施 建设加强了灾害适应能力,但建设和运行过程增加了碳排放。
2.2 基本途径的分析判断
由于大多数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是减缓和适应此消彼长的单效行为,分别将投资的一半用于更 有效率的减缓活动或适应活动可能比投资于减缓和适应协同措施的净效益更好[6] ,因此单效方案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适宜。国家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 如何在有限资金的约束下权衡选择何种单效方案,本文依据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从行为效益 、实施成本和主体差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2.1 行为效益
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虽然已明确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但着重强调的是温室气 体减排,忽略了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这同多年来国际对如何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关注较 多,而对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重视不够[7]有关。由于各种气候过程和反馈的时间尺 度大,即使在严格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浓度实现稳定的情况下,全球气候变化特征仍会因时 滞效应持续若干个世纪[1],其影响所及的资源供需、生产系统、社会关系和政治 文化四个层次的变化难以避免[8]。虽然这些预期影响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但相 应的适应行为必须及早作出, 并将其实施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长远规 划中[9]。与适应行为相比,国际社会减缓气候变化的收效甚微,且减缓行动的效 果较适应所需时间长得多,近年来诸多研究和建议也表明,对于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和脆弱的 中国而言,适应行动更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10]。
2.2.2 实施成本
目前国内外没有低排放、高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可供采用[11],而工业化过程中人 均能源消费和相应碳排放的拐点出现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之后,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必然需要碳排放空间。更 为重要的是,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一背景下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大量增长不可避免。
陈文颖等[12,13]应用中国MARKAL-MACRO模型对我国未来碳排放基准方案造成的GD P损失率进行计算 ,显示同样的减排率下,越早开始实施 减排约束,GDP损失率越大,而如果提前10年或20年进行减排准备,则可以在技术储备、资 本等方面逐渐适应减排的需要,从而大大减小减排对经济的影响。如果现 阶段的环境规划中就实施双效方案或以减缓为主的单效方案,则会严重制约我国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受到较大阻碍。因此,以近期为准备,中远期开始正式实施减缓 行为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较为适宜。
2.2.3 适应性排放和国际因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能力和未来排放需求上具有较大差异,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发展 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相对脆弱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工程性适应措施 的建设,由此也带来对适应性排放的巨大需求[6],我国南水北调、三峡工程都包 含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考虑。这进一步说明采用适应行为的紧迫性和减缓行为的高成本性。
国际因素亦对减缓与适应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矛盾主要存在于减缓的长期和全球效益与适 应的中短期局部效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减缓的成本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不利影响的损失 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来承受[10],美国等退出《京都议定书》也大大增加了减排策略 推 行的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应策略在近期比较现实,是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合 理策略。
2.3 基本策略的分析结论
由于减缓和适应之间存在复杂的权衡取舍关系,依据上述分析和国家方案提出的“适应与减 缓并重”的原则,建议未来我国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为“适应先行,减缓后举, 单双结合,重点突出”。在“十二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采用以适应为主的“单效”方案 ,在同时融入减缓与适应两类措施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加大适应行动的力度,使气候变化对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减缓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并逐步 推进取得阶段进展目标(图1)。这既涵盖了适应与减缓的双重途径,不会因偏废一方而造成 近期或远期的应对成本升高,同时亦面向我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
3 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领域
3.1 规划层次与领域
按照张兰生等[14]提出的全球变化影响途径,将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划分 为自然承载力、生产系统、社会人居环境三个层面。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1,2,6,11,15],自然承载力层面以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 灾 害风险防范问题最被关注,生产系统层面的主要问题包括低碳经济和敏感生产部门应对,社 会人居环境层面中,城市化环境效应和海岸带城市预期影响较大(图2)。这七大问题中,适 应行为 需求占绝大多数,低碳经济体现了减缓行为,符合本文提出的“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采取偏适应的单效行为的基本策略。
3.2 自然承载力层面
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西部地区湖泊、冰川、冻土、积雪等多种生态系统呈衰退状态 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如 气温上升1.5 ℃则草原旱区相应增长总面积将占国土面积的20%,为荒漠化提供潜在条件 [11],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红树林的变化亦敏感。通过环境规划增强自然生态系统 的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和自然界本身的调节与恢复,强化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监测评估和有效保护;二是减缓人为影响和干预,通过情景 分析估算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 并依此确定流域或区域开发利用的上限。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体现为径流量和降水分布变化。近五 十年来我 国六大流域天然年径流量整体上呈减少趋势,其必然导致环境容量的降低,加剧环境污染,引起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连锁变化[16,17]。应对气候变 化的环境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必须考虑未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城市用水尾水的水质水量,对水量增多的地区要考虑环境规划 中 污水处理能力和规模设计,对水量减少的地区,则要考虑径流减少导致的水质进一步恶化和 最优治污方式的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关注最可能的气候情景,并且要特别注意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即灾害 和风险所带来的影响。研究显示,与温度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变化与区域气候变暖关系密 切[18],而水源地污染等相关环境风险会同时增大。气候变化中的环境风险往往不 易事先被识别和判断,很难在规划措施中规避,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时 应根据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充分设计、做好预 留,并建立各种情景模式下的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
3.3 生产系统层面
全球变化同样对经济效率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日趋严重的影响。美国气象局研究表明, 不同行业对气候因素的敏感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农业、航空、建筑、渔业、林业、交通、工 业[6]。如农业生产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造成地力下降,同时作物 生长季节延长,昆虫繁衍加快,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将增大,农业面源污染面临源强增加和 范围扩大的压力。工业部门需要能源的强力支撑和对水资源高度依赖, 化工、冶炼等高耗能和高耗水行业的扩张受资源和容量约束凸显。纳入气候变化因素的环境 规划应当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以循环经济、高效农业为主要规划手段加以应对。
生产系统既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依据前文提出 的规划策略,“十二五”环境规划亦应着手减缓应对措施的准备,逐步开展“低碳经济”建 设将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突破口[19],减排的涵义不仅指污 染物排放的减少,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20]。从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起 ,应把低碳经济列为环境规划节能减排的规划指标之一,以循环经济为主要手段推进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 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我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将持续增 长,低碳经济将使中国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应充分论证、逐步推行。 为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低碳经济模式,“十二五”环境规划碳减排 指标可先在发达省市选择性进行,在中远期规划再推广为强制性约束性指标。
3.4 社会人居环境层面
作为高度开放、不完整和脆弱性强的复合 系统,城市在人居生态和社会消费两方面最为集中地承受了气候变化环境效应和问题。热 岛效应是人居生态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最突出表现,其诱发的连锁气象变化(如“ 雨岛效应”、“雾岛效应”、“暗岛效应”等)近年来在我国逐渐突出[21],而应 对气候变化的社会消费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也日趋增加,中国气候耗能量正由气候灾害 驱动型向温度驱动型过渡,特别是在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其中气温为关键性因子,气候变暖将使城市用电压力呈继续增 大的趋势[22,23],并由此带来要素污染结构和污染分布的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 城市环境效应和新发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城市的影响和规划研究,特 别是突出城市排水系统、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城市能源供应设施脱硫脱氮设施等适应气候变化 环境效应的措施,并在环境规划中予以体现和落实[15]。
沿海是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大多地势低平,建成环境极 易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各种生态环境威胁,如沿海生态与环境受损、咸潮上溯加重、海岸侵蚀、土壤盐渍化等。近30年来,以气候异常为主要原因造成的中国沿 海海平面 平均上升速率为2.6 mm/a,并预计未来30年继续上升至2008年升高80-130 mm[3] 。海岸带地区环境规划应当针对不同的人工 建成环境分类设计和实施规划。在宏观决策层面,对重要的沿海地区采用防护的方法,其它 地区根据发展需要选择防护、顺应或后退;在微观技术层面,对采用防护手段的地区按照预 防与治理相结合、陆地与海洋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强化防护对策,如 加强沿海及入海河流堤防工程建设和海防林建设。
4 结 语
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 家结合起来,既是从源头预防、根本解决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承担国际责任,从环境保护角度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而努 力做出的贡献。采取适应行动是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最紧迫的任务,减缓 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的核心内容,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取得阶段进展目标,从长远角度看, 其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协调一致。
必须指出,我国环境规划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化考核指标的系统性和重点实施工 程的可操作性,要保证“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方案落实执行,应特别注意科学 规划目标和指标以及重点工程的保障。规划目标按照环境保护突出重点、少而精的原则增列 1～2项可监测统计、能定量考核、易分解落实的鼓励性指标,重点工程紧密围绕三个层次覆 盖七个重要领域,优化预算投资和加强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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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Factors into Environm 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 hina
YANG Xiao LI Yangfan YIN Rongyao SUN Xiang ZHU Xiaod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sources Re 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Abstract Effec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have been going further now adays. National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hina should have specific po licies on how to tak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to account through the environmen tal plann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behavior benefits, implementation costs, adap tive emi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 basic strategy called singleeffect
by adapta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 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hould both be i ntegrated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while adaptation behaviors weight more.
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范文6
关键词：气候变暖；影响；工业革命；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Q93 文献标识码：A
1 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得出，在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的发展波动。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世界各个经济水平的上升，全球气温变化更为突出，就我国的气温发展趋势而言，与全球总体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就这种现象出现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人口因素。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时间里，世界人口总量急剧增长，这也是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人口不断增多一方面造成各种社会资源消耗的增加，另外也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的平衡。目前，世界总人数已经高达六十亿以上，这么多的人口每年的二氧化碳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结果就将直接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不断的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直接表现在地球气候表面，也造成了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
1.2大气环境污染因素。截至目前，环境污染已成为构成全球经济发展威胁的重大问题，是阻碍和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更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环节。现在，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已经明确的指出，自从上个世纪末期自地球表面温度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表现的越来越突出，也是整个气候变暖原因的具体体现。
1.3 生态环境的恶化。众所周知，良好的植被是保持水土流失、涵养水源、遏制土壤破坏的主要手段。但截至目前，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为过多的获取木材过度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或过度放牧，从而造成了各地植被的严重破坏。就目前全世界平均现象分析，世界整个破坏极为严重，土壤侵蚀和土壤肥力的保持极为严重，并可能造成大范围洪涝和沙尘暴的出现，给社会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并且严重恶化了环境。
2 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影响
目前，全球气候不断变暖极大的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温度场，并严重影响到大气的运行规律，使得各地蒸发量和降水量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而且，气候变暖的出现造成了海水、冰川的融化，造成了海水受到热膨胀的影响而出现上升，这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以农业为例，分析了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影响。
2.1对农作物生长习性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将明显的提高了我国各地的气温，使得各地无霜期不断延长，这种时展现象一方面有利于各种复种、耐温性植物的生长，并造成了喜温农作物逐渐向高纬度延伸，但是也意味着我国农作物生长习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全球气温不断变暖使得整个管理模式出现了一定的影响，并且在工作中出现了众多新的、适宜种植区的变化。各地的农作物种植安排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动，虽然目前种植区的不断北移有效的促进土地资源的利用，但是温度的升高也造成了整个植物生长习性出现了严重影响，更或是造成了极大的农业生产阻碍。
2.2对农作物种植面积造成影响。全球气候不断变暖使各地冰川逐渐融化，导致了海平面的不断上升。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冰川几乎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后退，就有关数据统计得出，时至今日，全球冰川面积总体减少了13%左右。随着全球的进一步变暖，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对中国来说，这可能会淹没东南沿海大片肥沃的低地，并造成地表水排泄受阻，地下水位提高，带来大片土地沼泽化。
2.3洪涝的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增暖，气候变率势必也发生变化，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研究表明，在气候要素平均值的变化与极端事件（灾害）发生概率的变化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非线性关系：即使温度、降水平均值发生微小变化，也可能导致灾害性天气发生频率显着增加。这意味着干旱、洪涝、台风、暴雨等发生频率将会增加。新世纪以来，各种极端天气就没有间断过，特别是2010年更是反常，北方出现冬天暴雪奇冷天气，春季西南5省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受灾耕地面积达到1.11亿亩，2 212万人出现饮水困难，持续干旱近五个月，仅云南一省就损失170亿元。
3 全球变暖的应对策略
碳循环是地球上最主要的生物地化循环，它支配着大部分陆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深刻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全球气候变化与碳循环动态及其反馈效应密切相关。碳循环失衡，改变了地球生物圈的能量转换形式。因此，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因素我们有以下措施：（1）全面禁用氟氯碳化物；实际上全球正在朝此方向推动努力是以此案最具有实现的可能性。（2）保护森林的对策方案；今日以热带雨林为生的全球森林，正在遭到人为持续不断的急剧破坏。有效的因应对策，便是赶快停止这种毫无节制的森林破坏；另一方面实施大规模的造林工作努力促进森林再生。（3）汽车使用燃料状况的改善， 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日本汽车在此方面已获技术提升，大幅改善昔日那种耗油状况。但在美国等地，或许是因油藏丰富，对于省油设计方面，至今未见有何明显改善迹象，仍旧维持过度耗油的状况。因此，该地区生产的汽车在改善燃油设计方面具有充分发挥的余地。由于此项努力所导致的化石燃料消费削减。（4）改善其他各种场合的能源使用效率：今日人类生活到处都在大量使用能源，其中尤以住宅和办公室的冷暖气设备为最。因此，对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方面，仍然具有大幅改善余地。
结语
气候变化对我国在能源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我们长远的能源战略有很重大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能源怎么样实行一个转型，从高碳能源转到低碳能源，适应气候变化。概括起来，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高碳、又低碳，先污染、后治理。我们要走的途径是一边发展一边要降低碳排放，一边发展一边要治理污染。
参考文献
[1]陈剑锋.依靠科学技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9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