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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的研究主体范文1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翻译生态学 表现方式
引言
上世纪中期，学术界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并且引起了业内人士广泛的关注。在对作品进行翻译时，译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等会对翻译的作品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生态翻译学丰富了有关人员开展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的视角，表明研究人员的视角开始发生了宏观性的转变。在此视角下，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研究，也就具有了动态和系统性的特征。也就是说研究过程既要对译者自身的情况进行分析，还要将其与动态的系统相结合，对其中各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情况进行分析，同时这也体现了对翻译学的研究开始从重“文本”向“重人”的方向转变。
一、翻译生态学开阔了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的眼界
翻译生态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两门学科在一些思想理念上交叉融合所产生的一门新的学科。这种学科的特点就是能够把生态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及其理论等应用在翻译学之中，是在生态学的基础上对传统翻译学的一种突破性的创新和探索。所以，可以认为翻译生态学实际上就是翻译与生态的有机结合，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总的来说，翻译生态学的出现，极大的开阔了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的研究，丰富了研究的内涵。
首先，翻译生态学对于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非常的看重，并且认识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因素。传统的翻译学一般都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消极的因素，并且对如何才能有效的避免译者的个人原因对翻译出来的作品的内容和精神等造成一定的偏差。这些现象在传统的作品翻译中非常的普遍，是对作品的的一种误读。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断强调的热荩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尊重原文本，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也表现为对原文本精神层面的尊重。不管是哪一国家和地区的译者都会特别重视这一基本观点。很多中外的研究学者虽然在考量角度等方面和具体的研究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都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高度的认同。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探索如何对翻译者的主体性进行限制，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通过有效的限制译者的主体性，来减少其思想情感等对原文本的实际干扰，防止其对原文本的内涵和精神等进行破坏。在新时期，翻译生态学的出现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对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不再将其视为一种消极的因素，而是将其当做翻译过程中的一种积极的因素来看待，对译者的主体性高度的肯定，并通过各种途径来对其建设性的作用进行深入的挖掘，探索其在实践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实践方式等。
其次，翻译是生态学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译者在实践中的能动作用进行确立，并且促使译者更好的适应生态环境，存在很大的进步性，并且还积极的提倡人才是翻译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在基于生态的视角对翻译的主体进行考察时，必须要在系统内进行。这种系统的内涵实际上是富含多种元素，并且不断的变化和动态的系统，而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也是在多种元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体现出来。所以，翻译生态学把人当做实践活动的中心来对活动的特征及其规律等进行深入探讨，而不是译者单一的强调，也对实现译者主体性的条件进行了研究。也就避免了其他理论过度的夸大译者的作用，所造成的误解。
二、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表现方式
虽然翻译生态学比较认可译者主体性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际的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这种主体性的发挥不可能没有限度。所以，一名优秀的译者在发挥其主体性时首先要能够对自由和限度这二者的关系进行正确的控制。如果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很容易发现，其对译者与文本之间关系的改变，极大的确立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在实践过程中，译者在自由度以及创作空间方面也会获得的更多。与此同时，也要求译者在系统中能够具备适应选择以及选择适应两种基本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的促进翻译和生态中的各个要素实现深度的良性互动。
通常情况下，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大的界限，读者能够很快的接受，并发自内心的欣赏。实现这个过程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介入。因此，对于译者来说，如何在实践中有效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保留一步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在此过程中，实际上译者具有两方面的特征。首先，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充当起了沟通的媒介，体现了译者工具性的特点。然后，译者在发挥能动性时，在很多地方能够实现作品的再生，进行加工之后，促使作品更能满足当前时期人们对什么的要求和精神文化的需要。
三、结语
在当前时期，国内外学者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大，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出现了许多诸如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多种研究的视角。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学者基于生态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实现了生态学与翻译学的深度融合，这也是未来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生态学的研究主体范文2
自然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事实上，当人类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就难以脱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然而，社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则突出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就十分必要。从社会学与生态学的双重视角出发，有利于解释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异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道家重视“道法自然”被动顺应自然规律的“自然观”，变为儒家重视“以人为本”强调人在自然中的能动性的“社会观”。这一本质转向引发了种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转向，从而为我们探究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相似性与差异性提供了原生动力。
一、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
(1)概念抽象与方法论上的相似性
从概念抽象上来看，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相互交叉的理论内涵。在我国学者研究中，社会生态系统是指:“人类社会系统及其环境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合。只要有人在其中活动，它们都是某种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智慧圈的基本功能单元，而智慧圈则是一个极为庞大和复杂精巧的社会生态巨系统，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最高层次”①。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态系统是由人类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紧密结合而成。社会系统包含人类活动的一切非自然的因素，而环境系统中的“环境要素即生存环境，则分为无机环境、有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部分”②。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最早由坦斯利提出，他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在最广泛意义上，不仅包括复杂的有机体，还包括复杂物理因素组成的生物群落环境－生物因子，这个我们所谓的自然生态系统有不同种类与规模”③。并且，自然生态系统还表示为一种“一切和别的一切东西相联系”④。那么，我们从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概念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要素与自然生态系统有交叉重合之处，而自然生态系统则作为社会系统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主导的人亦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的组成部分。从方法论上来看，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相似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整体论”的观点，用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是“系统论”的观点。这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建立在一个普遍的事实之上，那就是“我们是自然性动物(naturalcreatures)。也就是说我们是居住在富饶且复杂的生物情境关系种的一个动物物种”①。我们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从根本上讲，我们的行为能被生态学的系统论观念所囊括并加以解释。不仅个体如此，上升到群体与更高层面，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与可类比性。这些相关性与联系源自于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交叉性，使得这种相关性是有机的相关，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类比。
(2)生态系统“阀值”理论研究的印证
目前较为流行的生态系统“弹性理论”以及社会学中“安全阀制度”的理论研究都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社会”与“自然”的相似性。在生态系统研究中，“生态系统弹性”是基于系统论与生态系统平衡观念的演变而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能用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也能生动地阐释其在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弹性，即一个系统在经历干扰后不会发生态势转变而是回复到原来稳定状态的能力，是可持续的关键”②。与弹性相关的重要指标是“阈值”。“阈值”通俗的意义就是指系统不同状态之间过渡的一个临界点。阈值的突破可以利用“球－盆模型”加以模拟与解释(图1)③。生态学中的“球－盆模型”是一个解释系统如何在受到干扰从一个平衡进入另一个平衡中去的重要模型。当系统与系统之间转换的焦点———阈值一旦被突破。系统将会改变，任何原有的或是潜在的弹性都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如在太湖水域生态系统的中，磷含量就是系统的一个阈值。因此，解决太湖问题就聚焦于解决突破磷含量阈值带来的问题。
社会系统也存在弹性，社会系统的改变也可以使用“球－盆模型”予以解释。决定社会系统弹性的因素在于社会系统的结构特质。在结构上同质性强烈的社会系统的弹性弱于异质性强烈的社会系统。异质性强烈的社会较容易自下而上地促进社会和谐，而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难以产生，即便产生也较为容易被多元文化的社会所吸纳与溶解。社会生态系统不仅仅存在阈值，而且存在一个“安全阀”，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用以解释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时使用的概念。社会冲突理论学派认为，社会安全阀是一种制度。科塞称之为“安全阀制度”。他使用“安全阀制度”用以表示“将敌对感情引向替代对象”④。社会中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冲突能量的集聚有可能破坏社会系统，而安全阀制度正是在社会可控范围内将这种力量与能量的制度化的发泄工具与疏导工具。
笔者认为，在“球－盆系统”中“安全阀”可以作为“阈值”的一个缓冲地带。安全阀具有自我释放压力的能力，使得各种负向指数无法突破“阈值”水平。在社会－生态的复合系统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对阈值的突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进而造成自然生态系统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社会生态系统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演变的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源于他们之间的结构与特点的相互交叉。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论也能与社会生态系统问题有机结合，并做出了简洁而明了的解释，有助于解决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问题。但因为社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复杂，所以他们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因此，在阐释他们的相似性之后，必须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才能更好的寻找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发展规律。
二、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差异性
(1)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p#分页标题#e#
部分学者在对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定义时，唯一的区别就是系统描述的是“人类与环境的结合”还是“自然生命与环境的结合”。的确，我们不能否认人类与动物间存在的联系与相似性。但是，人类与动物具有很大的区别。早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中，已经开始强调人的主体性:作为主体的“我”具有完全的特殊性。一切均可怀疑，唯独“我”的纯粹的思维不受质疑。直至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现象学的诞生，突破了将人与周围各种事物划分成主客体二元，逐步认知到，“我”之外还有另外的主体。然而，就胡塞尔而言，通过移情也只能将人类与人类的主体性相连，而非人类的事物，包括动物以及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都被认为是为客体。但无一例外的，他们共同直接或者间接地强调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主宰者的地位。人与动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人具有能动性，可以主动积极地改造环境，而不是被动消极地适应环境。人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塑造一个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的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依据。人从出生开始，逐步通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形成自我的观念，从而进一步进行社会交往，并接受社会化的形塑。这一系列的道路与一般动物存在天壤之别。人类存在感性、知性、理性，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指导着人类主动改造(破坏)、影响着自然生态系统。而有人加入的生态系统则成为社会生态系统。
(2)社会生态系统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存在
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是人与其生存环境。而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的无机和有机环境，还包括了人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也是社会生态系统区别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我国学者马世骏曾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因为社会生态无论是区域生态(城市、乡村、城乡复合体等)还是全球生态(生物圈或生态圈)，都有其自然性、经济性和社会性”①。之前所提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则包含在社会子系统之中。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自然子系统并列组成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笔者认为，将经济子系统单独列出且与社会子系统并列，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子系统为社会子系统提供物质与经济基础，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深，经济子系统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子系统存在。其二，经济子系统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之上，讲求个体的理性选择，这与强调群体性的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社会子系统中强调社会性因素，而社会性因素又可划分为追求同质性的机械团结与异质性的有机团结。因此，在社会子系统中并不是以个体的理性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而是强调社会整体的结构功能最优，在同质性的社会中必要时会牺牲个体以满足群体利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常常被视为与自然并列的人类文化。“文化可以被视为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系统”②。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被视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代表，是一个文化系统。在这里，文化范畴更加广阔。人们生活在前人与当今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中，并受到文化与被文化影响的自然的双重制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结构与功能两方面。从结构上看，自然界要早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但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比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仅以人的生物性为基础，更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与人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密切相关。社会生态系统的阈值不似自然生态系统那么单一，它包含着种类繁多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社会生态系统比自然生态系统复杂并不等同与社会生态系统比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更加稳定。因为有人的能动性与文化因素在内，使得“阈值”很容易被突破。从功能上看，因为结构复杂，所以一般而言，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更复杂，作用范围更加广泛。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人利用系统的复杂功能，主动控制系统本身，以抵制系统的负面效应的出现，但是违背了系统弹性的原理，已有的研究与事实也多次证明控制也可能造成弹性的丧失。所以当系统再无法加以控制，系统变革无法避免时，社会生态系统便会遭到严重的毁灭性打击。而非人的范畴内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缺乏人的主动控制，各种变化受自然规律的控制，在弹性理论的指导下，有一套良好的自我调节与循环机制，在经历适应性循环转换时表现出较小的冲突性，系统能相对平缓地度过转换期。因此，导致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出现差异的因素主要是人类本身、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而其差异性表现在基于这些因素之上的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差异。
三、塑造社会生态学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通过比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我们发现在讨论社会生态系统时，必须研究人类社会行为。而涉及人和人的活动时，我们必然也会将其放入社会生态系统中加以分析。因此，社会科学在完善自身发展道路的时候必然会借鉴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生态系统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这似乎也是社会科学一贯分析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就中国而言，“文明史早期，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天命论思想占统治地位，学者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①。在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在其发展初期都借用了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这无疑是将人的自然属性放在了首要位置而造成的结果。在社会科学中后期的发展道路中，通过范式的转换，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意识到仅仅依靠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是不够的，进而发展了一套与人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社会人”属性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可是随着生态系统对人的影响日益曾加，人类也慢慢反思人类活动对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倾向于作为一门希望涵盖并解释整个人类活动的社会学，追求其自身发展的完整性的学科，又重新与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交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生态学发展与多方面渗透的原因之一。生态学具有社会功能，“表现在科学的认识功能和生产力功能，即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②。这曾经在早期社会学中的整体论观点中得到体现。而且与现行的生态农村，生态城市等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建立密切相关。#p#分页标题#e#
生态学的研究主体范文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生态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250-02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社会对于商务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以商务英语为例，截止到2012年已有62家高校开设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培养合格的商务英语高级专门人才以满足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需要是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的重要使命”。[1]
目前我国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科学的针对中国国情的人才培养理论的指导，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造成专业发展的不科学、不平衡和资源浪费，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2]因此，当前我国急需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商务外语人才培养。作为理论上的尝试，本文探讨用生态学理论指导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的现实性和价值，研究建立“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生态化模式”的路径和方法。
二、生态学理论
生态学理论最初是用于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3]并逐渐被应用于教育问题研究。最初国外研究的重点是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后逐渐侧重于研究微观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因子生态学、宏观教育生态学。[4]教育生态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研究多以教育整体为对象，以教育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界面。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思想的普及和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关于高等教育的生态学研究显著增多，从教育的宏观研究，如教育理念、教育环境、学校制度等到微观研究，如课堂教学、课程等都有涉及，研究的也比较深入。
然而国内外研究者都没有系统地应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商务人才培养问题。笔者认为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可用于指导商务外语人才培养。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说，人才培养就是从学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学生的发展，认识环境因子对于学生发展的影响的过程。用生态学研究人才培养，就是将生态学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生态的概念、理论、观点、原则和学科解释，从个体、群体、群落、生态系统多个层面，分析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规律、条件、途径和方法。[5]
三、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生态化模式的研究要素
（一）研究层次
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生态学视角下的研究可从四个层次开展，即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个体层次上，关注于环境因子对有机体的作用机理以及环境因子的变动所引起的有机体的变化；种群层次上，关注的是种群对于环境的反应；群落层次上，关注于群落的组成和结构，研究视角主要投射在环境变动与群落组成和结构变化之间的机制；生态系统层次上，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内部与环境之间的能量流动、食物网和营养物的循环等。[6]当前研究者普遍将生态系统作为研究主体，从整体上探讨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其他三个层次具有同等的价值。由于商务外语人才培养工作涉及到宏观和微观各个方面的工作，因而研究必须要从这四个层次入手。
（二）研究尺度
人才培养的生态环境总是围绕着学生这一特定的主体，生态因子的作用也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上的。因此，不同的生态环境必然地就成为了人才培养的研究尺度。环境是学生主体之外的学校空间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发展的全部要素总和。在环境要素中，对学生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的要素，称之为人才培养的生态因子。
1.人才培养生态环境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生态环境是一个复合生态环境，它是指围绕生态主体、占据一定空间、构成主体存在条件的各种因素。[7]人才培养生态中学生是当然的生态主体，其他因素都纳入环境之中，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发展。
环境总是相对于一个主体而言的，站在不同主体的立场，环境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商务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以课堂环境、专业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为纵向尺度，探讨环境因子对于人才培养的影响。
2.人才培养的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是指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对于学生而言，学校就是其生态环境，其中对人才培养起作用的因素就是生态因子。按生态因子的来源，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因子、学校因子和家庭因子。生态因子的作用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表现着共同的基本特征，遵循着统一的作用定律。生态因子总是与其他因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任何一个因子的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其他因子的变化，导致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对人才培养起作用的众多因子并非等价，有的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因子就是主导因子。任何因子都可能成为主导因子，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主导因子会发生变化。生态因子不能相互替代，任何生态因子的缺失都会对生物产生致死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当某一因子的数量不足，可以靠相近生态因子的加强得以补偿，而获得相似的生态效应。如图书资料等教学条件是影响人才培养的生态因子，但在条件缺乏的时候，教师的高水平教学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陷。在不同的阶段，作用于学生发展的生态因子或其强度是不同，因此，生态因子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也具有阶段性。[8]
（三）研究对象
教学条件、教学资源、课程、师资、专业环境、规章制度等显性环境因子与校风教风学风、教育思想观念等隐性环境因子，都是影响学生发展的生态因子。其中，课程生态、师资生态、专业生态和管理生态是核心生态因子，也是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的主要研究对象。
1.课程生态
课程是高等学校教学的基本单元，直接影响到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性质及其结构的合理性决定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9]因此课程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元素。商务外语课程应建立语言知识与技能课程群、商务知识与技能课程群、跨文化交际课程群和人文素养课程群等四个课程种群。在商务外语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以“自然即课程、生活即课程与个人即课程”的生态观为指导，将个体生态、群体生态与教育环境有机结合，在摆脱局部生态效应的影响，变限制因子为非限制因子的基础之上，处理好商务知识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语言能力、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人文素养与专业素质、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等六对生态关系，建设和谐互助的课程群落关系，最终建立“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课程体系生态模式，以培养出适应专业及相关产业的国际化发展需求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实现教育生态的平衡和良性循环提供保证。[10]
2.师资生态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是共生关系。教师群体的结构和水平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既要将教师作为一个“生物种”来看待，又要将教师看作是一个种群，用种群和群落生态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讨教师个体和教师队伍的结构状态，分析教师迁移和群落演替规律。
3.专业生态
专业可以看作是一个“种群”，而一个学校的专业体系就是专业种群的集合，具有群落的特征。因此，要从种群和群落的视角，来看待专业内部的竞争和专业群落的演化发展。专业生态位、专业规模与环境容纳量、专业内外的竞争及协同进化、专业群落结构与演替、专业多样性等。
4.管理生态
管理制度是教学活动开展和教学行为发生的依据，具有规范、导向、激励与约束作用，是教学活动有序开展、教学过程和结果公正公平的保证。[10]管理者必须考虑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分析学生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多层面、多角度探讨学生发展的制约因素和规律性，为优化环境条件、调控环境资源、协调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内外关系、营造适宜学生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依据和方法。
（四）研究方法
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研究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应先以区域性研究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区域内商务外语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位，内外部生态系统和影响人才培养的生态因子。如在黑龙江省，必须要根据经济区，即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区、东部煤电化基地建设区、东北亚经济贸易开发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两大平原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哈牡绥东对俄贸易加工区和高新科技产业集中开发区的发展需求来有针对性地培养商务外语人才，这样才能以区域经济为本，满足更宽广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四、结语
生态化模式下的商务外语人才培养，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发展，还要关注群体、群落的内在结构、作用和发展；不仅要关注学生发展及其结果，还要关注学生发展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状态和演化；不仅要关注学生与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还要关注生态因子之间相互作用而对学生发展产生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校内各种因子的影响，还要关注社会环境的作用。
为更有效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区域内高校可以共享、优化各种教育教学资源。形成“专业强点互补化，课程资源共享化，教师资源流动化，科研项目联合化，就业信息互助化”的教育教学资源生态平台，节约资源，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无限的人才培养之中去。
参考文献：
[1] 王立非.商务英语跨学科研究新进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2] 薛金祥.生态学视域下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2)：163-165.
[3] A.麦肯齐，A.S.鲍尔，S.R.弗迪著.生态学(中译本第二版)[M].孙儒泳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 贺祖斌.高等教育生态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杨同毅.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生态学解析[D].上海：华中科技大学，2010.
[6] 孙儒泳，李庆芬.基础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 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8] 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9] 刘志鹏，别敦荣，等.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生态学的研究主体范文4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
生态学的研究主体范文5
【关键词】生态旅游规划；景观生态学;生态原则
中图分类号： TU986文献标识码： A
1、生态旅游的含义
目前对于生态旅游的含义, 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完全统一的说法。但是有一个核心思想, 即生态旅游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种旅游形式。根据专家的论述及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 生态旅游可以广义的定义为:是一种在享受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 对其保护负有一定责任的旅游方式。其突出点是把生态保护作为既定的前提, 把环境保护观念放在首位, 通过减轻环境压力来平衡经济利益,保护旅游区景观和文化资源的完整性, 从而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于旅游需求方, 生态旅游是旅游者到自然生态旅游目的地体验异质生态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对于旅游供给方, 它是以自然风光为主要吸引物, 满足人们回归、享受和保护大自然的生态旅游产品;从二者的综合角度来看, 生态旅游是一种观念或思想, 强调规划管理者和旅游者在合理利用生态旅游资源的同时, 积极保护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一方面强调生态旅游的空间范围, 另一方面强调生态旅游的生态内涵。生态旅游开展的空间地域范围即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是天然自然环境或相对不受干扰的自然区域, 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
生态旅游规划是指应用生态学原理, 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将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与环境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旅游活动在空间上地合理布局。与传统的旅游规划相比, 生态旅游规划的主要特点是:强调适宜的利润和回报,但更强调维护环境资源的价值;它不是满足旅游者的所有要求, 而是有选择的满足;它不仅考虑当前旅游活动的规模、效益, 而且还为未来的旅游发展指明方向, 留出空间;它是涉及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规划, 能将旅游活动、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与旅游环境融为一体。
2、景观生态学———生态旅游规划的基础理论之一
景观生态学主要来源是地理学的景观理论和生物学的生态理论。这把地理学家研究自然现象的空间相互作用的横向研究和生态学家研究一个生态区的机能相互作用的纵向研究结合为一体, 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及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与交换, 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 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和功能、景观动态变化以及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 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
由此可知, 首先, 从生态旅游定义的空间范围来看,生态旅游的目的地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主要表现为山地、森林、草地、各种水域等景观生态类型。具体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就构成景观生态学意义上的“ 景观” , 从而成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其次, 从生态旅游定义的生态内涵来看, 生态旅游强调目的地的生态保护, 即在生态学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因而, 在现代地理学与生态学结合下产生的, 既强调空间研究又考虑生态学思想的景观生态学与生态旅游的空间范围和生态内涵不谋而合, 是生态旅游规划的理论基础之一。
3、景观生态学在生态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3.1生态旅游规划的景观生态原则
旅游是由主体、客体和媒介三大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旅游主体是人, 客体是旅游活动进行的载体, 媒介则更多的体现在交通网络的形成和信息的交流上, 是旅游结构的网络和信息流。旅游规划是对旅游系统的全面诊断和协调,但主要集中在对客体的操作上。对旅游客体的规划目的是保护景观的特色和质量, 适度调整景观的格局和功能, 保证旅游网络的畅通, 使之更适合于旅游活动, 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景观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 生态旅游规划的规划原则可概括为:(1) 整体优化原则。即把景观作为系统来思考和管理, 实现整体最优化利用;(2) 多样性原则。规划的重点是景观的多样性维持、旅游空间的多样化创造;(3) 综合效益原则。规划中了解景观组成要素之间的能量和物质流的联系, 注重生态平衡, 结合自然, 协调人地关系, 体现自然的生趣美、生态和谐美及艺术与环境融合美;(4) 个性与特殊保护原则。景观具有区别于其他景观不同的个体特征, 规划设计不能简单套用。同时旅游地有特殊意义的景观资源, 在规划时也应当保持旅游地的吸引力。
3.2 景观生态学对生态旅游规划的宏观操作
景观生态规划是后续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落实的基础和指导性纲领。进行规划时应根据景观生态学分类形成的不同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互动关系, 进行合理的可持续开发。在景观生态学的景观结构理论中, 景观的结构通常用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基质(matrix) 和缘(edge) 来描述。在生态旅游规划中同样可以以这四类元素建立一个网络结构。旅游的一切生产和消费都发生在这个网络中, 从而构建旅游规划的操作过程: (1) 调查阶段。这是生态旅游规划的基础阶段, 包括工作区范围、目标的确定和旅游地内自然社会要素等基础资料的调查收集。(2)分析阶段。主要包括旅游地景观形成因素分析、景观分类和对景观结构功能及动态诊断, 为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3) 分析管理阶段。指通过对景观的诊断, 从整体协调和优化利用出发, 确定景观单元及其组合方式, 选择合理的利用方式, 是旅游地景观规划的主体。(4) 景观生态学思想的引入。通过规划来实现“结合自然” 的梦想。
3.3 景观生态学的微观设计
规划结合自然除了应用景观生态学进行宏观整体规划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与具体的生态因素结合来实现微观设计。旅游地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旅游活动的载体, 同时作为生态系统给生物提供栖息地和基因库。规划结合生态因素的考虑, 可以使这两方的主要功能均得以实现。根据景观生态学的结构与功能理论, 即景观分为斑、廊、基、缘以及景观元素间能量、物种及营养成分的流, 可以把旅游活动解释为通过特定地点和特定路径的生态流。这种流集中于通过游客所带来的客流、物流、货币流、信息流和价值流。景观生态学中的生态整体性与空间异质性在外部形态结构上塑造和控制着生态旅游景观的美学特征, 也在内部功能意义上对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景观生态学的景观多样性理论与稳定理论, 使得在生态旅游规划中为保证多种生态系统共同构成的异质性景观格局形成不同功能的旅游景观提供了可能。景观变化理论应用于生态旅游规划中, 主要是如何处理人为干扰的影响。
3.4具体应用的几个方面
(1) 在综合层次和旅游者方面。生态旅游要求, 实旅游的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 这与景观生态学属于宏观尺度生态空间研究范畴及目标相一致。生态旅游的开发和管理者希望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旅游者希望在旅游中获得心理上的最大愉悦和满足, 当地居民也希望从中受益。生态旅游目的地不仅为三方面意愿的满足提供了现实可能和保障, 而且也限制了三方面愿意的无限膨胀。同时景观生态学还着重研究人们的活动对景观的生态影响, 因此可用景观生态学的有关理论对旅游者进行环境教育, 提高其保护环境自觉性。
(2)在生态旅游开发规划方面。由上述可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给实践者提供理论框架,为规划者提供一系列方法、技术、数据及经验。
(3) 在生态旅游管理方面。景观管理是规划实现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应用生态学原理及方法, 追求结构和功能的协调, 促进系统内的互利共生与良性循环。例如把景观生态学引入旅游设施规划, 根据目的地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的层次, 制定不同的标准, 对各区的设施做出规定, 严格规定其规模、数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风格等。真正做到人工建筑的“ 斑块” 、“ 廊道” 和天然景观的斑块、廊道、基质相互协调。
生态学的研究主体范文6
【关键词】生态化 大学英语 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0-0043-02
一 选题意义
多伊尔和庞德把课堂生态定义为“对教学环境产生影响的互相联系的过程和事件所形成的网络”。生态化大学英语课堂中应存在一个微观生态系统，在英语课堂的生态化教学模式中大学英语教师、大学生和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三大生态主体间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在课堂中明确定位，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因子（主体）相互关联，成为生态化课堂教学研究的焦点。
在生态化课堂教学系统中最主要的是教师主体因子和学生主体因子，教师是能动因素，学生是主导因素，该生态系统得以可持续、共同发展的决定因素及生物因素是两者的良性互动;课堂环境是生态化课堂教学系统的非生物因素，也是课堂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包括物理环境（外在环境或教学场景）、符合专业特点和学生英语水平的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适时调整的方法及教学手段、和谐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随着现代教育教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多媒体为核心的网络教学方式成为课堂生态体系中的新元素，并且在现代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越加凸显。
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课堂中网络环境的引入是全新的体验和研究课题，打开了师生的视野。在多媒体网络教学环境下，教师和学生处于直接、频繁的交往互动中，师生双方互惠共生，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更有价值，师生合作或者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策划教学方案、明确教学重难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发现问题、查询资料、搜集信息、解决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两个生态主体之间既注重生命个体活动的自由和独立，又注重互相之间自然而流畅的交流，进行知识、情感、观念、经验等各种信息的相互交换，以动态生成的方式达成目标，实现价值，形成师生共创的良性循环。由此，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平等地交流、互相促进、相互质疑，两个生态主体之间形成伙伴关系，更加自如、自由地交流知识与智慧、互相启发、取长补短，达到可持续共同发展。
二 研究现状
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纷纷呈现生态学的思想、原理和方法，并且生态学理论在多个领域中被广泛借用、移植及发展。生态课堂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教育学家沃特 W.（1932）的《教学社会学》一书中。30多年后，美国学者劳伦斯・A・克雷明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的概念。教育生态学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道德环境、生理和心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其中教育的生态平衡是教育生态学的核心内容所在。宏观方面，教育生态学开启了外国语言教学的新思路、新视野，开拓了教育科学的新领域;微观方面，在外国语言课堂教学中呈现生态主体间的平衡状态及良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共同发展。
我国对教育生态学科相关思想、理论的探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总的来说，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教育生态学理论营造和谐的课堂教学，即教育生态学的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即深入探讨课堂生态问题（如课堂教学环境构建、生教学模式、生态化课程体系、相关教学评估等）的微观研究不多，甚至忽略了生态化课堂教学实践的研究。
大学英语教学一直备受外语界专家、学者以及高校英语教学工作者的关注，并且社会对学生英语应用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观念、学习心理、学习策略、学习模式等相关调研及研究已大量涌现，这些调查分析对高校英语教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辅助此次研究顺利完成，课题组成员设计了调查问卷，以调查、探讨非英语专业学生对已修大学英语的教学评价、学习效果、现存问题及对专业英语课程的需求程度。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6份，其中男生占48%（142人），女生占52%（154人）。该问卷采用无记名形式填写，所反映的内容较为真实，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调查显示，在已修大学英语课程中，大多数学生坦言因词汇量缺乏、语法功底薄弱和句型积累不足而自卑怯言，现阶段的教学要鼓励学生克服焦虑紧张心理，树立自信的、积极向上的语言观。另外，被调查学生对教学课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把多媒体应用到教学活动时，应避免单纯的演示式教学，即教师不能只起到“电影放映员”的作用，在播放多媒体课件的同时教师应配以恰当的讲解，将学生从被动地观看电脑屏幕变为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
三 研究的目标和步骤
本课题研究以课堂教学中师生间生态主体平衡为目标，以提高大学生综合运用语言能力为主旨，围绕课堂生态教学模式构建、调整自学与教学内容、完善课程体系、改善教与学的方法、健全检测与评估体系等方面，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激发学生内在、持久的英语学习动力，培育语言及文化学习兴趣，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内在动力、潜在能力和兴趣主导的效力。本研究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充分尊重其情感体验。
根据教师与学生各自心理、生理、见识、知识结构的不同，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例如网络虚拟环境、不同时空的教学场景、多媒体辅助教学等等，根据专业特点及学生水平制订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课堂组织形式亦可灵活呈现生态化;师生共同创作并积极参与个性化课堂教学，达到环境、师生和教学内容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谐统一。
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状调查，即总结我校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阶段为资料研究，分析大学英语生态化课堂构成元素及框架体系;第三阶段为实践研究，设立合理的教学目标，构建科学的教学内容，形成系统的教学思路，生成教学设计方案，采用生态型评价体系;第四阶段进行成果推广，构建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四 可行性分析
本校高度重视教科研工作，任课教师具有较强的教科研能力，能够使用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实践。并且，本校外国语系设有大学英语教研室，定期召开教研会议、举办教研活动，这是全体大学英语任课教师教与学的交流平台。一线任课教师作为终身学习者和教学的研究者，将多媒体网络教学引入课堂，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积极参与调研及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资料、参与生态课堂设计、交流经验，能够保证本课题研究具有真实性及较高的信度。学院不断强化教学质量意识，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形成了领导重视教学、政策倾斜教学、投入优先教学、职能部门服务教学、科研促进教学、舆论引导教学的良好氛围。学院注重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科研促进教学，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通过教育科学研究，促进课程建设，明显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本课题学校予以高度的重视，为承担课题的研究人员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确保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及科研成果的实践应用。课题组成员将在进一步总结过去科研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工作强度与合作力度，明确任务目标及时间期限，力争此项课题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获得满意的成果，为我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再谱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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