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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1
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研究概说
传统知识涉及面广,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简称《公约》或CBD)、世界知识产权(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着人民权利宣言》均对其有不同侧重的定义及关注点[10]。但基本上定义为土着和地方社区拥有的、体现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革新和实践。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社区仍然存在大量传统知识,因此,目前传统知识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与少数民族及其地方社区联系在一起,可理解为以下5个范畴:(1)传统利用遗传资源的知识;(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3)传统技术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俗;(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关于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气象学家最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稍后,社会科学界开始介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类学家的介入是较为晚近的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着作是TORRY于1983年所着,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论文被共同汇集在一本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气候变化》的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后,气候变化引起了更多人类学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气候变化的发生,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对土着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当地人的传统生活生计影响的深入,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逐渐被各界科学家重视,特别是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等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知识的影响及变化,主要意义在于:(1)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及地方社区认知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体系,对促进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2)维持和增强传统知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提供支持,对少数民族和地方社区传统生活生计的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利于相关传统知识的记录和保护,可以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气候灾害打下基础,从而降低生产生活的风险,提高生计的安全性,同时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投资力度;(4)促进各利益群体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理解和重视,探索通过与科学知识相结合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创新和实践。
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应对及适应性研究
1.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刚刚兴起,其中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等交叉性学科的相关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针对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影响的跨学科研究,国内一些学者分别对气候变化与藏族、基诺族、土家族、壮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不同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利用及传统生活生计方式等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产生的后果。其中气候变化对藏族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创新性,该研究以云南迪庆为案例研究点,通过具体的田野案例调查和研究,阐述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气象灾害对藏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挑战以及对其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同时给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研究创新点在于对藏族传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传统社区为主导分析气候变化给藏族传统知识带来的影响,具体涉及传统农业、传统畜牧业和传统生活生计几个方面。相比于国内,国外就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已走在前面。传统土着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土着民族地区已经开始经历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甚至潜在的气候变化对土着人类健康也造成一定风险。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书中阐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着人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及传统文化等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事实,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续的适应指导原则。哥伦比亚大学BenjaminOrlove教授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将传统生计、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及文化有效结合,不仅可以应用在研究领域,更广泛的可用在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亚气候变化与原住民的适应:原住民与气候变化”研究中指出,土着民族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显着的有农业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虑使用土着民的传统知识来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表明传统知识及实践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应对及适应
除上述提到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外,其余关于气候与传统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着及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及适应、应对等方面,不同的土着与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不同,因此他们用来减缓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方式,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国内尹仑等就藏族传统知识的适应和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实践活动。在“藏族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阐述了藏民对气候的认识,明确气候变化存在着以本土认知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并基于传统知识传承和发展来分析当地传统知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呈现出地方性传统知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中的价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分别生活在极地、山地、沙漠、热带雨林、岛屿、温带地区的原住民族如何观察、理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传统知识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气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着民族传统知识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策略,指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在当地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当地农民就运用传统知识发展了一些方法来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关于运用传统知识来应对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灾这样的短期极端气候灾害。可见,土着与地方社区或者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不仅是气候变化的观察者,而且对其有特定的诠释,并积极运用相关传统知识来应对,缓解气候变化对其自身造成的影响。
除了以上学术理论研究,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组织、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分别开展了相关实践活动。2008—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太政府间合作研究网络支持中国学者,开展了“云南滇西北半农半牧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和“云南东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生计”行动项目研究,提高少数民族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及增强其适应,同时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认识和重视。2011—2012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国也开展了相应的实践研究,分别在内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实用方法,并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
国际公约及报告中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
近几年,相关公约及报告开始涉及并提出气候变化与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及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内容。
1.《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内容
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问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热点,《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要求各缔约国尊重和维持土着与地方社区拥有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促进其应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ofParties?7,简称COP?7)将传统知识问题列为大会重要议题,并授权“第8(j)条及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或称“传统知识工作组”]为制定传统知识保护特殊制度等开展谈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纳达召开的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审议的议题包括:“探讨制定技术准则用于记录和整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关切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威胁;继续制定“传统知识行动计划”。2006年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召开的《公约》第8次缔约方大会(COP?8)、2008年在德国波恩的召开的《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COP?11)所形成的决议,均涉及土着与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COP?8形成的专门针对第8(j)条款的VIII/5B号决议指出,需要创新、实践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土着民族的影响,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胁。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编写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进程中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应对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号决议也指出,鼓励当事人和其他政府机构在处理研究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时,要考虑到涉及的土着人民及地方社区(IL?Cs)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生态系统安全、人体健康和传统知识等问题[29]。COP?9形成的会议报告和会议决定(IX/13,IX/16号决定),均指出土着和地方社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活动,包括对传统知识造成的威胁。会议还建立了一个针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特设技术专家组(AHTEG),成员包括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号决定中,强调对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和土着民族传统知识之间的关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决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的问题。指出需要重视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与气候变化工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将土着和地方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视野及经验纳入研究。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2
作者简介：周景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环境经济系统分析。
基金项目：中澳水环境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编号：ACEDPP003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2；2.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要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一个有效的适应行动机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形成基础。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两个层次进行讨论，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和需求，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社会公众和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基础均已基本形成，但公众的认知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认知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对于适应政策的需求，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而决策层的适应策略是多方位的，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
关键词 气候变化；适应；认知；政策评价；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0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1-2］。全球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2007年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是无可避免的，将超出目前的应对能力，因此，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来适应这些影响和变化［3-4］。
认知是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前提。科学有效的适应战略需要社区、地方、区域、部门、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广泛参与和共同行动。参与和行动的基础是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只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普通公众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才有可能将气候变化融入政策、规划、项目和日常活动中，使全社会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进程之中［5-6］。适应策略的制定受决策者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同样，适应策略的执行效果和绩效评价也会受到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此，作为决策重要参与者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已有的大量气候变化意识调查的主要对象也是公众，这些调查主要关注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以及怎样调整行为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7-10］。决策层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研究还相对缺乏，更缺少决策层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公众两个层次讨论和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选择地方案例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但其对各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地区适应策略也有明显不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适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区域性的适应研究有更好的针对性。
1 研究背景
银川阅海湿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部，由湖泊、沼泽、草甸组成，总面积2 013 hm2，其中水域面积1 200 hm2。阅海湿地是银川市面积最大、原始地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块自然湿地，是银川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我国温带干旱荒漠地区水生野生动植物保存物种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阅海湿地正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在宁夏地区已有明显表现，近50年来，宁夏气温总趋势在波动中上升，年平均气温以0.37 ℃/10年的线性速率递增，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则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气候变化对阅海湿地所在的水文水资源系统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在流域层面，近年来黄河流域气温明显升高，降水有所减少，河源区径流量锐减，断流天数增多；在地区层面，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宁夏水资源分布的变化，秋季降水明显下降，暴雨日数增加，降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更加不均。
阅海湿地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相比湿润地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其脆弱性更显著；同时，阅海湿地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内，相比离城市较远的湖泊湿地更容易受到城市发展建设等人为因素的干扰，更难以维持原生态。此外，尽管宁夏银川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稳定，但仍属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湿地保护的资金、设施、人员、管理等能力相对薄弱，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比发达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减轻这些不利影响和适应气候变化是阅海湿地面临的重要挑战。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别针对银川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公众进行调查，了解地方政府部门和公众对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阅海湿地影响的认知、适应措施和对适应的需求情况。政府部门调查和公众调查在调查内容上的相同点是都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以及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的调查，但在适应策略方面的调查中，政府部门调查侧重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公众调查侧重于政策需求。
政府部门调查在2010年6月-2010年7月进行，采取自填式问卷调查方式对宁夏自治区环保厅、银川市气象局、水利局、旅游局、建设局、发改委及湿地管理办公室、环境宣传教育（信息）中心、宁夏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宁夏环境监测中心、宁夏大学、银川市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政府部门、相关研究单位和阅海开发经营单位等对适应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部门管理阶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样本数量为45人。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已采取的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效果；③对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对部门责任分担、政策实施主要影响因素、适应能力提升的关键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需求等。
公众调查在2010年7月进行，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进行现场面访，调查样本86个，其中96.3%的被访者居住在银川市（包括银川郊区），男性被访者占57.3%，女性被访者占42.7%，年龄范围为20-60岁，其中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较多，职业分布广泛。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公众对阅海湿地公园及银川水环境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评价和需求；③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适应气候变化首先需要感知和认知气候变化的存在，并且对其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社会公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情况如表 1所示，并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二者的感知和认知差异。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工作人员，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发生，并主要意味着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且造成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社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存在差异：政府工作人员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公众；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程度的严重性上，公众对严重性的认识要显著低于政府公众人员；在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承诺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公众的信息掌握程度也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可见，无论在公众还是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都已基本形成，但对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以及中国应对方案和政策行动的认知，公众的意识基础还弱于政府工作人员。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如表 2所示。除了温升、降水和干旱情况外，其他方面二者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多数都认为区域气候变化越来越没有规律，这从对气候变化具体表现回答的分散性也可见一斑：除了多数人都认为平均气温上升外，针对降水、干旱、暴雨、低温等其他具体的气候变化表现问题，被访者的回答都很分散，无法归结出区域气候变化的规律性。根据当地历史气象资料，有两个气候变化的客观证据，一是当地气温的总变化趋势在波动中上升，一是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减少（直接导致干旱有加重的趋势）。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感知差异恰好表现在平均温升和年降水量这两个指标上，不过，公众对两指标的正确感知程度都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
总的来看，在适应的环境意识基础――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方面，公众和决策层都有共识，这是制定适应
表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1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政策和实施适应措施的良好基础，但也可以看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正确感知和认知程度还显著低于决策层。
3.2 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面对气候变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阅海湿地的扰动，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制定了多项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保护阅海湿地水环境，例如出台了《银川市湖泊湿地保护办法》、《银川市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2006-2010）》等法规和规划性措施；积极采取工程型措施，打通艾依河水系，连通阅海，从而大大增加了阅海湿地的面积，提高了湿地水量，增强了阅海自净能力，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阅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对于连通阅海工程的实施效果，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见表3。可以看到，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普遍认为，阅海连通工程的开展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和城市景观、增加城市休闲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并未造成交通不便和生态环境破坏，即总体看对阅海连通这一适应性工程措施是持肯定态度的，且意见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是对改善城市小气候的作用上，公众持否定态度的超过半数，而政府工作人员持肯
表2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2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表3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Tab.3 Adaptation measures evaluation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定态度的超过半数；其他评价方面，决策层与公众的主要差异也表现在决策层对自己制定措施的实施效果的认可度更高。
3.3 适应措施的需求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进一步需求的调查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看到，公众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是改善水质、生态环境和增加水量，都是涉及改善湿地公共服务的措施，位列最后的3项是限制垂钓者、游船和游客数量，都是与自身娱乐息息相关的措施。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有两项与公众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增加娱乐设施、而改善生态环境则被置于很靠后的位置。
表4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需求
Tab.4 Adaptation policy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增加水量、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娱乐设施和限制垂钓者数量几项适应措施的需求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调查中的访谈可以解释这些差异。阅海连通显著增大了湿地水面面积，公众对此持非常支持和满意态度，因此对于是否增加水量，公众的进一步需求就表现得比较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长期的过程，公众看到水量增大却没有看到生态环境的同幅度改善，因此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政策需求要显著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从决策层看，垂钓（主要是鱼饵的高蛋白富营养性）对阅海水质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公众而言，垂钓是银川市民一项非常普及的休闲活动，所以两个群体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支持程度的差异。增加娱乐设施严格说不是一项适应措施，而是阅海湿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这种开发的支持度并不高，从调查中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市民对阅海湿地的需求主要是景观休闲和垂钓，并没有更多的水上游乐的需求，因为水上游乐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花销。
4 结论与启示
适应与减缓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对地方而言，面对减缓结果的不确定性，主动的适应更为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战略的调整，适应研究日益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适应涉及社会各层面，必须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要求从政府决策部门到公众，都认知气候变化，对适应气候变化有需求，并且能够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有正确的评价，这样才能推进适应机制的建立，提高适应能力。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决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在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决策层面，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会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以及保证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效果；就普通公众而言，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理解适应措施的制定和如何评价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银川阅海湿地案例主要集中于普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和政策需求，调查结果表明：
（1）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都已有感知和认知，适应的意识基础已经基本形成，但公众的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感受气候客观变化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一方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决策层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决策层积极、主动地制定适应政策，引导公众的适应行为；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通公众从公共部门获得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渠道亟待完善，这种客观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正确理解和评价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
（2）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同样地，这里面有信息获得程度差异的影响，决策层对城市环境、小气候、景观的改善与否、改善程度往往有定量的评价基础，环境部门、科研部门的定期观测和不定期的项目研究都提供各方面的数据来辅助决策层的评价，但公众则缺少这些信息来源，即使环境信息公开，但也不是每个公众都会去有目的地跟踪了解，所以多数公众主要还是用主观感受替代客观事实来评价，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仅通过主观感受来评价会有很大偏差。另一方面，公众和决策层的评价差异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公众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并不如决策层自认的那样高，毕竟，政策实施效果也是在评价决策层的工作质量，这样的自我评价总是有高估的倾向。
（3）对于适应政策行动的需求，公众与决策层既有共识，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公众与决策层都希望增加水量、改善水质，以便更多地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舒适，所以都不太赞成限制游船和游客数量。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以看到，公众普遍已具备基本的环境意识，并且意识到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倾向于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环境服务。同时也可以看到，公众更希望获得“免费的”环境服务，只有不到20%的公众认为应当限制垂钓，说明尽管公众认为个人的活动因为公共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愿意被限制太多。决策层的政策需求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务，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但显然后者不太受公众的欢迎。
从阅海湿地案例可以获得的启示是，要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一方面必须要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信息沟通工作，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和认知能力，特别是要提供如何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选择，这样，当需要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提高适应能力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公众理解。决策层在制定适应战略时，一方面要更主动地去了解公众的环境诉求，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和适应方式，使适应战略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公众的环境需求，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更主要地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做政府分内的和擅长的事。总之，认知和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基础，建立共识和有效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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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licy Evaluation
ZHOU Jing-bo1 FENG Xiang-zhao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the MEP, Beijing 100029,China）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3
一、加强气候变化教育是应对当前气候变化风险的必然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风险之一，近些年来高温、强降水、干旱、台风、低温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据统计，2000年至2013年我国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明显增加，平均每年达2500多亿元，2010年超过5000亿元。青少年是受气候影响最大的群体，因此，增强青少年的气象灾害应对能力，加强对青少年的气候变化教育，带领青少年关注气候变化，将是一种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应对方式。
二、加强气候变化教育是对传统教育与学习机制的重新思考
气候变化教育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其要求在教学中纳入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如气候变化的现状、影响、适应与减缓措施、国际形势等，同时也需要参与式的方法来激励青少年，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气候课堂教育和实践活动，培养青少年的可持续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创新潜质、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并且取得实实在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成效。气候变化教育可以改善教育、教学与学习，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它的参与式教学方式对于今天的教育具有重大作用。它是优质教育的重要元素，不但能有效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得国民教育体系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及全球治理的其他环境危机所带来的挑战。
三、加强气候变化教育、提升青少年气候素养的多重途径
加强气候变化教育，提升青少年的气候素养，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并需要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设计。对学校而言，则意味着要对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校园管理、社会协调等各方面做出全面的部署。
第一是丰富教学手段，将气候课堂落到实处。要将气候变化教育落到实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结合已有课程设置和学习教材，特别是地理、生物、化学、物理、社会实践课等与气候变化有关联的课程，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可以渗透一些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知识和理念，特别是对教材中与气候变化和低碳等相关的内容进行重点挖掘梳理和讲授。二是加强教师的气候变化知识培训，提高教师的气候变化教学能力。三是编写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知识读本》《气候变化教育案例库》等科普读物和气候变化教育系列丛书，作为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课外必读物，而在大专院校设置气候变化选修课。四是开设专门的气候变化实验课堂，设置丰富有趣、形象直观的节能减排小实验，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使他们在试验中不仅增长气候变化知识，还能增进自主创新的热情和能力。
第二是加强观念传播，使低碳行为遍及校园。一是可以通过开设气候变化或低碳的主题活动或学校低碳日活动，让学生通过低碳宣传栏、黑板报、绘画大赛、知识竞赛、创意大赛等活动形式，引发学生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思考，提升他们的环境保护积极性。二是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针对气候变化应对和低碳生活方式，召开专题研讨会，收集典型活动案例，交流和分享可持续生活方式教育成果，推广一批青少年中的“气候典型人物”或“气候榜样”。三是学校要加强节能减排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低碳行为，如进行垃圾分类、尽量少使用空调、尽可能节约生活用水、减少使用一次性制备或餐具、不用照明时随时关灯等。四是鼓励青少年组织相关社团，形成校园内有影响的气候变化应对或低碳组织，开展环保实践活动，宣传环保理念。
第三是发展校外合作，加大科普实践活动力度。一是要加强与气象、水资源、海洋、地理研究等气候变化相关部门的合作，邀请相关专家走进学校当老师。二是加强与气候变化科普基地的合作，积极组织青少年去参观访问气候变化或低碳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三是要加强与气候变化、低碳或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四是要加强与家庭与社区的合作。
第四是鼓励国际参与，传播青少年的气候声音。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直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参与，而中国青少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机会相对较少，应该多鼓励并创造机会让中国的青少年走上联合国舞台，去传递中国下一代应对气候变化的声音。这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青少年在威胁全球生存的气候变化议题上，拥有自己的看法和知识，愿意承担气候治理的责任，并且他们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准备。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4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8―08
一、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
经济学家Williams 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
市场的损失(market 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 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
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
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
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 et 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
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
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
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 & 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
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
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
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
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
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
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
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
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
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 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
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
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
五、结语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5
―、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既然气候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它就必然是一个价值和道德问题。《礼记》的天地观是一元论的，认为气候变化只不过是天地本身变化的表征。天地是人之存在的根本，人必须遵循天地四时变化而活动。如果人逆天地而动，则会给自然和人类世界带来灾难。通过对《礼记》中天地概念的解读，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价值根源有了新的认识，对气候变化的解决与道德责任也奠定了新的价值基础。
气候变化应该是自然的自我更新过程。但当代的气候急剧变化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过度活动造成的。工业、商业活动产生了太多的地球自身无法化解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增加打破了几亿年形成的大气构成，使得地面温度升高。而要控制这样的过度活动，仅仅靠节能减排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控制，我们就要*自现代以来在价值观上搞“人类中心”主义而以天地为末的价值导向。如果我们能重新置换这样的价值观，转而以天地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才会自然形成“尊天而亲地”的情感，从而遏制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始动因。
人类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无可厚非，满足自身需要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这样的追求超出了人类生存和必要发展的界限，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那就变成了贪婪，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生态后果。因此，如果我们以天地为本源，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就可以帮助我们限制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减少那些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从而减少对生态的损害。
人类工业化、商业化活动不应该以利益化为的目的。人的活动并不仅仅影响到他人和社会，而且会影响到自然和环境。因此指导人活动的规范(法律的、职业的、道德的)应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天地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根本，天地规则应该是人制定规则的依据。任何忽视天地存在和天地规则的方案、行动计划，不但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取的，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气候问题。
任何损害天地的行为都是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害，必须加以制止。为了加快社会发展、满足人的更多需要而消耗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资源，本身不仅是一种浪费，也是对人类后代的不负责任。气候变化影响到人类的整体，更损害了天地的根本属性，给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因此我们要有紧迫感，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缓和并最终加以解决。
《礼记》在以天地为本源的价值观基础上所提出的天地与人一家的观念，特别强调人对天地万物和保护物种的道德责任。儒家以家庭道德为基础，因而儒家对天地的道德责任也以家庭道德的方式展开。儒家表述传递这样一个深度生态观，即人与天地是一体的，对待自然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要保护自然万物，保护生态多样性。这样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被后来的儒家进一步发展，成为儒家世界观、生态观的价值基础。这是儒家的优秀思想资源。我们今天思考气候变化与全球责任问题时，应该认真汲取。
(摘编自姚新中《气候问题是一个价值和道德问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儒家认为天地具有自身的价值，是人存在的根本，人要遵循天地四时变化而活动，否则就会给自然和人类世界带米灾难。
B.气候变化应该是自然的自我更新过程，当代气候的急剧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太多的二氧化碳打破了大气的构成。
C.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气候问题，就必须认识到天地存在是人存在的根本，天地规则应该是人制定规则的依据。
D.气候变化虽然一时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因为损害了天地的根本属性，给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不可预料时后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人类工业、商业活动产生的过多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要控制人类的过度活动，不是靠节能减排，而是要有新的价值导向。
B.人类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以天地为本源，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限制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减少对生态的损害。
C.人类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所面临的气候问题，需要在工业化、商业化活动中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天地存在和天地规则。
D.儒家是在家庭道德的基础上，以家庭道德的方式展开对天地的道德责任的，形成了以天地为本源、天地万物与人—体的观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我们只有遏制以天地为末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导向，才能以天地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自然形成“尊天而亲地”的情感。
B.人类在满足自身需要时，既不能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也不能超出人类生存和必要发展的界限，要减少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生产活动。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6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气候系统的各种观测资料都表明，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2013年9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了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报告用来自大气、海洋、冰川的多种指标从多方面证实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在全面分析多种观测数据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确凿结论，也已得到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广泛认同。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各章引用文献总计超过1万篇，其中被引用的“最古老”的于1896年。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论空气中碳酸对地面温度的影响”，作者是瑞典科学家阿伦尼乌斯。当时的科学界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称为碳酸。这篇论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量化计算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对温度变化的影响。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辛苦，花费了阿伦尼乌斯大约1年时间。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能带来多大幅度升温
事实上，阿伦尼乌斯这篇论文的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这是因为，以当时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来计算，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50%需要3000年时间：阿伦尼乌斯估计当时每年由于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只占大气中二氧化碳总量的千分之一，并且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又有六分之五被海洋吸收，只有六分之一滞留在大气中。阿伦尼乌斯进一步计算得出，这3000年内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50%将引起3℃多的增温，相当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增温为每年0.001℃。因此，阿伦尼乌斯认为，尽管他的计算还存在不足之处，如由于对一些碳循环的过程缺乏定量了解导致尚不能精确给出地面温度升高的速度，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是事实，这有可能影响到许多代以后的子孙后代的环境。
阿伦尼乌斯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速度远比他预测的快得多。1896年前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不到300ppm（大约295ppm左右），一个世纪之前的1800年前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约为280ppm，相当于100年内增加了5%左右；而一个世纪之后的2012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93ppm，100多年的时间内增加了30%以上。如果与工业化前的1750年相比，则在不足300年的时间内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增加了40%以上，这比阿伦尼乌斯所计算的3000年增加50%的速度快了近10倍。
那么，阿伦尼乌斯发表这篇论文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这种温室气体具有“温室效应”，也就是说它像玻璃温室一样，可以让太阳辐射穿透并加热温室内部，却对温室内辐射的长波具有阻挡作用，从而使温室内部保持较高的温度。虽然阿伦尼乌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温室效应概念的科学家，但他的这篇论文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量化计算出了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后所引起的全球温度变化幅度。促使他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历史上冰期和间冰期循环的机制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地球历史上存在10万年左右的冰期和间冰期循环，这主要是由于地球轨道参数的变化引起的，因为地球轨道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地球接收太阳辐射的多少，太阳辐射变化会通过各种机制引发周期为10万年左右的冰期和间冰期循环。
但阿伦尼乌斯认为，地球轨道参数的变化不是引起冰期和间冰期循环的原因，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才是冰期和间冰期变化的主要原因。当时有一种科学观点认为，冰期和间冰期之间的温度差要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至少存在50%以上的变化，但这需要相关的资料和模型来计算验证。阿伦尼乌斯计算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下降三分之一，则全球温度将下降3℃以上；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50%，则全球温度将升高3℃以上；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00%，则全球温度将升高5℃以上。他的计算还表明，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则地球上陆地与海洋之间、赤道和温带之间、夏季和冬季之间、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都会减小。
阿伦尼乌斯的计算结果表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若以几何级数增加，则全球温度将以算术级数增加，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50%引起3℃的平均升温等同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减少33%引起3℃的平均降温。据此外推，可得到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将引起5℃以上的平均升温，增加两倍后将引起8℃以上的平均升温。
当然，由于受观测资料和模型的限制，阿伦尼乌斯在计算中对水汽的反馈和二氧化碳的辐射效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但不管如何，他根据不完全的数据所得出的计算结果表现出了惊人的真实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开发复杂的气候模式进行海量计算变为可能，科学家才根据气候模式计算了大气二氧化碳增加所引起的全球增温幅度，现在一般称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所引起的全球增温幅度为“平衡气候敏感性”，也就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倍达到平衡状态后会引起的全球平均升温幅度。1967年，美国大气海洋管理局（NOAA）的科学家真锅首次使用自己所开发的全球大气辐射对流模型得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倍后会引起全球升温2.3℃；20世纪70年代，真锅又开发出了三维全球大气环流模式（GCM）对气候敏感性进行计算，这种三维气候模式考虑了水文要素变化的作用，如雪盖和海冰对气候变化的反馈作用。该三维模式的计算结果表明，在考虑了雪盖和海冰对气候变化的反馈作用后所计算的气候敏感性为3℃左右，稍大于根据辐射对流模型所得出的计算结果。
1979年，美国科学院委托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查尼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对二氧化碳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评估，后来发表的评估报告（又被称为查尼报告）认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倍会引起3℃的升温（不确定性范围为上下各1.5℃，即升温范围在1.5℃～4.5℃）。在此之后的30多年来，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利用各种模型对气候敏感性进行了大量的计算。IPCC从1990年的第一次评估报告起也每次都评估气候敏感性的大小，但所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相差不大：1990年的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全球升温3℃（不确定性范围为上下各1.5℃，即升温范围在1.5℃～4.5℃），2013年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给出的评估结论仍是全球升温3℃（不确定性范围为上下各1.5℃，升温范围在1.5℃～4.5℃）。
气候变暖的观测事实：全球变暖毋庸置疑
那么，观测到的气候变暖事实是怎样的呢？世界气象组织（WMO）于2014年2月5日指出，就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而言，2013年全球陆地与海洋平均温度比1961～1990年的平均值高0.5℃，比2001～2010年的平均值高0.03℃。2013年与2007年并列为1850年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的第六暖年。全球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14个年份中，有13个都出现在21世纪（1998年除外），其中2010年和2005年并列为全球气温最高的年份，比1961～1990年的平均值高0.55℃。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同时，世界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事件，这些极端气候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也以来自大气、海洋、冰川的多种指标从多方面证实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报告指出，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85℃，其中2003～2012年这10年的平均气温比1850～1900年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78℃。总之，100多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8℃是确凿的事实，并且呈现出陆地比海洋增温快、高纬度地区增温比中低纬度地区大、冬半年增温比夏半年明显的趋势。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北极海冰、格陵兰岛及南极冰盖和各大冰川也不断消融，大面积的冰川融化及海水热膨胀使全球海平面的平均值以每年3毫米左右的速度不断上升，这一速度大约是20世纪海平面上升速度的两倍。
我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较为一致。根据中国气象局的《2013年中国气候公报》，2013年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6℃，较2012年偏高0.8℃，为1961年以来的第四暖年。
气候变暖的原因：人类活动是主要影响因素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另一个问题：观测到的气候变暖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已经知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引起全球温度的升高，但影响全球温度变化的因子并不只有二氧化碳浓度这一项。人类在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同时，还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具有降温作用的气溶胶。气溶胶一方面将太阳辐射直接反射回去，另一方面作为云的凝结核导致云的反射率增加，这都能起到降低地表气温的作用。例如，科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云气溶胶具有降温作用，多种记录也显示了大规模火山喷发与紧接着的第二年夏天的低温和中纬度地区农作物减产之间存在经验关系。1991年夏天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造成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全球地表气温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直到1995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才恢复上升。此外，还有很多自然因素也会影响全球温度的变化，如太阳活动的变化、气候系统内部变率的变化等。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评估了1951年以来各种因素对气候变化的作用，评估结论认为：1951～2010年因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产生的增温作用可能为0.5℃～1.3℃；包括气溶胶降温效应在内的其他人为作用的贡献可能为-0.6℃～0.1℃；气候变化自然因素的贡献很小，大约为-0.1℃～0.1℃；因此，综合来看，所评估的这些自然和人为因子的贡献与这一时期所观测到的约0.6℃～0.7℃的全球变暖幅度是非常一致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1951～2010年温室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造成的地球升温幅度在0.9℃左右，气溶胶及其他人为作用造成的降温幅度在-0.25℃左右，其他自然因素对这一时期气候变化的贡献基本上为0，所以最终计算下来，1951年以来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是增温0.65℃左右。因此，IPCC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给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人类活动极可能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气候变暖（这里的“极可能”指的是信度水平超过95%）。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类活动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水平超过了95%。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活动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我们犯错误的可能性低于5%。
当然，这里所说的90%以上或95%以上都指的是信度水平，即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结论的可靠程度；不能将其理解为“全球气候变暖的90%以上或95%以上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也就是说，在90%以上的信度水平下，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结论，我们犯错误的可能性将不超过10%。这里有个小笑话可以帮我们理解90%以上的可能性和90%百分比的区别：一位病人在上手术台之前非常紧张，他对医生说：“我听说这种手术失败的可能性在90%以上。”医生说：“你不应该紧张，我应该恭喜你：我之前做的9个手术都失败了。”换而言之，如果90%是百分比，那么这位病人确实应该高兴，但这个90%是可能性，也就是说，第10次手术失败的可能性仍然是90%以上。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突破400 ppm之后
观测事实、科学分析和模式研究都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燃烧、毁林及生物质燃烧、化肥施用、各种工业过程等人类活动造成的。自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化石燃料燃烧等方式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积量约为2万亿吨，其中大气累积了8794亿吨，海洋吸收了5679亿吨，自然陆地生态系统累积了5862亿吨。也就是说，其中约有45%被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吸收，约有55%留存在大气中，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逐年上升。2013年5月9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称夏威夷莫纳罗亚山观测站所观测到的二氧化碳日均浓度数据为400.03ppm。同年5月14日，世界气象组织也消息称该组织全球大气监测网多个监测站的监测数据显示大气中二氧化碳日均浓度已超过400ppm。我国青海省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也测得了超过400ppm的二氧化碳浓度数据。
全球各地所测得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超过400ppm再一次向人们敲响了气候变化的警钟。当然，上述观测到的400ppm这一数值并不是年平均值，2012年的全球平均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值为393.1ppm，比工业化革命前（1750年）增加了41%，比2011年增加了2.2ppm，高于2010～2011年的平均增量（约2ppm/年）和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增量（约1.5ppm/年）。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也指出，当前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是过去80万年以来最高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速度也是过去2.2万年以来最快的。根据当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速度计算，2015年或2016年全球平均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就会超过400ppm。
未来全球平均温度还将继续上升。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指出：与1986～2005年相比，2016～2035年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可能升高0.3℃～0.7℃；2081～2100年可能升高0.3℃～4.8℃。
应对气候变化，时不我待。
相关链接2
IPCC评估报告编写背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