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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1
关键词：；资本；经济；思想
1 经济正义思想概述
关于经济正义最早的概念可以在古代中外思想家那里找到表述，比如：先秦道家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和经济正义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关于民众占有并行使财产权利适度和中道的正义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亘古不变秩序的正义观念。这些古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正义的形式观念大多已经表达出朴素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容，前者是尊重秩序、履行承诺，保持适中，后者体现为崇尚权利、和谐互利和经济恰当。在我国先秦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这些经济正义观念不约而同的隐藏在“善”的面纱下。
2 经济正义思想的特征
经济正义是指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下，突出反映正义的理性实践精神或者现实的规定，即民众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一个理想的体制化目标和规范来解决社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矛盾。经济正义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化分配。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精神紧密联系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经济正义思想的实质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和市场的价值原则，双方具有可通性；在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和私有制度中对经济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正义制度的发展；经济正义思想所具备的实现公有制经济目标的研究内容，自然成为马克思社会正义学说及社会经济正义观的理论源泉。
经济正义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说经济正义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这个理论意义上，可以把经济正义看成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意义元素或者经济学的精神核心。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在对经济正义的认知和探索中也就表现出历史性的特征。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正义的概念和内容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出现相应的变化。社会正义的核心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经济正义，经济正义也是社会正义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斯密对经济正义的最初步研究到近现代的莫尔、欧文以及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断使经济正义问题的现实意义得到凸显。
3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的经济正义思想
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内容是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家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除了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以外，还必须增加自己的资本，以便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雇佣更多的工人，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是说，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是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积累的内在动力。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一向用各种谬论来掩盖和歪曲资本积累的真实内容。在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前期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的经济正义思想。比如在早期一些学者的的学说中认为经济正义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通过规则制定和制度安排，对私人财产权利进行有效界定，在满足人性中自私自利要求的同时，相应对私有制的正义性进行鼓吹。认为以“私恶即公利” 的方式增加了社会福利总量，从而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本质追求。也造成了对经济现象的错误认知：当一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功利进行提升时，它就是正义的。正义仅仅是促进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经济独立的标准，亨利正义的惟一的标准是功利。按照这种逻辑理解，只要在制度层面体现了正义的要求，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就可以视而不见，而这恰恰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积累的合理化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
而现实情况却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本积累不断加速过程中，社会的财富以越来越迅速的态势积聚到资本家的手中，创造财富的无产阶级去日益贫困，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的分析中预言资本主义必将会最终走向没落和灭亡，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认知结论。但是，为了摆脱这一厄运，资本主义学者不断对社会经济学说进行调整，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借经济正义理论为资本积累披上虚伪的外衣。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根本上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必然会表现为不计一切地追逐金钱，这个基础上，是根本无法找到正义的一点点踪迹的。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显著特点在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概念来阐述经济正义，其前提和基础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剖析。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构建一种社会的正义形态，而是致力于最终探寻一种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从社会经济学视角打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通道，使得自身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唯物主义历史管的特征正如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方面它的发展导致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改造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由不断创新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没落，必将趋于灭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4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和思想在经济学界占据独特的重要地位，对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揭示了经济正义在社会公平正义体系中的基本性地位，进一步阐述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充分说明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认识从形式正义阶段发展到实质正义阶段。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思想的批判性的继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开放性的指出经济正义在社会正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任何科学性研究都是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别是对经济正义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揭示了人类追求正义事业的趋势是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道德发展。人们对正义理论的认知可以从两方面阐述，一是美德，正义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崇尚和追求的正当行为；而是社会性制度规范或标准，正义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进行的制度性评价标准。在当今社会中，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制度伦理已经显现出比单纯追求个人美德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在承认人的真正自由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社会制度的公平合理，引导人们认识到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和制度伦理对社会经济正义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由个人德性向社会制度道德转变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使人们对于正义问题的研究从形式主义演变到实质主义的范畴，人们关于正义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批判继承的过程中，马克思对经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正义，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或程序化的正义，根本未触及实质正义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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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2
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因而给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把市场经济一般和产生过程进行抽象，它们的区别就会显示出来。
所谓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市场为枢纽建立起社会经济调节机制钓商品经济。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机体，要对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一些主要方面认识它一般的质的规定。
首先，调节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_调节的对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资金，也包括物资，既包括物化劳动，也包括活劳动，既包括产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而且还包括各个经济单位、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产业经营活动等等在内的各个方面。通过对所有这些方面的调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使整个社会经济顺利运行。
其次，社会总商品的实现是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交换，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必须通过社会产品的实现才算最终完成，才能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在再生产中显示其效益。所谓社会商品的实现，就是社会商品的名个部份从哪里出售，使消耗的价值得到补偿，从哪里买进商品，使消耗的物质资料得到替换。所以，交换是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完善流通体制，搞活交换环节，对建立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至关重要。
再次，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根本依据。市场经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理所当然的是它的基本规律，必然要对市场进行调节。实际上，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按照价值规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顺利实现的目的。
第四，价格是进行市场调节的基本杠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通过价格以价值为轴心的不断背离运动，能够较准确地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从而驱动资源的不断流动，使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得到实现，并逐步趋于合理。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十分繁杂，各种商品价格的形成条件互不相同，作为调节杠杆的价格就不能是某一种商品的价格，也不总体价格，而是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价格体系中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它直接关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场调节机制。
第五，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普遍形式。竞争是商品经济的终生伴侣。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具有其它任何东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参与市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才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最后，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社会性质。平等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必须坚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种平等原则，体现着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平等原则是价值规律的要求，贯串于市场经济的一切领域，制约着参与市场的所有利益主体的活动，而不管这些主体属于哪一种所有制。正是这个平等原则，能够造就出平等的竞争环境，激励着各利益主体、’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建立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的。在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生产规模狭小，商品量不大，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市场主要是实现商品和反馈信息的场所，不存在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没有市场经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小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各个经济单位的联系日广泛和密切，单个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总劳动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份，一个经济单位劳动产品的实现与否，都会影响到其它经济单位的经营状况，客观上产生了对社会经挤建立调节机制的要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同时，市场在不断发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调节功能。于是，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时产生了。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一个有社会调节的新阶段。
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分属于不同的范畴系列，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们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谁依附谁的关系，更不是等同关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样，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市场经济同样可以用于发展资本主义也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有些人习惯于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或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同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直接显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或收缩、高涨或衰落。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至今仍结合在一起，这是历史事实。但不能由此认为市场经济附属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同一源头两支分流在一定条件下的汇集，它们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由于发展到机器大生产阶段的生产力要求改变不适应它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各个经济单位成为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产生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间题，后者属于经济运行形式和调节机制的演变和发育问题。两者虽然都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并在同一个时期产生，但确实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系列的问题，把它们等同起来系属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资本主义结合，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结合，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达到一定高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而资本主义市场矛盾的日趋尖锐化，越来越要求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两种制度逐步交替过程中，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制度的选择。由于从一长远观点看，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市场危机，同时要求在铲除剥削的过程中把平等关系从形式深入到本质，贯串到社会一切领域，为同样要求贯彻平等原则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体的实现形式和手段。因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两厢情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并具有游离特性的经济形式，它必须存在于某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下并与之结合才能发挥其功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要就是维持原状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为资本主义实现表面平等、本质上剥削的服务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离出来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为建立劳动人民之间真正平等关系服务的过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谁能同它结合，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消极等待市场经济的自然合拢，必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性，把它吸引过来，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市场经济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有计划的
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完全自发的。这很自然地使人们把市场经济和自发倾向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并把自发倾向看作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这也是一种误解。自发倾向不是市场经济的专利，它与市场经济之间不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市场经济只是要求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建立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至于这种调节采取什么方式实现，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经济运动的自发倾向，是由同时并存着两个条件决定的。一个条件是各个经济单位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总要无拘无束地自由发展自己。这种现象早在市场经济形成以前的自然经济中普遍存在。市场经济的产生改变了经营形式，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成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营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质利益的自发倾向，只是自发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各个经济单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而现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所有经营单位无一例外都必须接受市场规范的约束，在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下活动。另一个条件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够发达，市场容量还有闲置空间，各个经营单位之问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一个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好坏还不致引起一系列连锁反映，波及整个社会，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还不严重影响商品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实现，相反还会起充实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很一长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于同时并存着这两个条件，所以是自发的。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天生只能是自发的，它也可以是有计划的。当第二个条件发生…变化，即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更加发达，市场容量趋于全面饱和，各个经营单位之间依赖关系和制约关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经营单位自发活动的偏差，都会牵制一系列其它经营单位的活动，对它们起破坏作用，甚至波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市场危机。这就产生了由一个社会中心用计划来制约、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发倾向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体现了单个资本家与资产阶级总体之间的矛盾，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充当这个中心。于是，逐步产生了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充当“总资本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萌芽，经过几次起伏，终于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的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新时期。
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参与市场的各个经营者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即使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物质利益差别，它们必然要为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自由发展，同时，在我国目前总体上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发达、市场容量还有较大空间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运动不仅会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经济，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市场容量较为饱满，企业之间联系相当紧密，经济运动的自发状态会对它们起破坏作用，并且可能波及总体，要求采取计划形式，以保证社会经济有秩序地运转。
总之，市场经济并不注定只能是自发的。作为调节手段的形式，市场经济既可以采取自发形式，也可以采取计划形式，或两种形式同时采用。这里的关键在于条件，这无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些调节手段渗透着利用它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杜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国家属于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为造就它的经济基础服务，是国家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情况下，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建立起以市场为中心、以价格为基本杠杆，能对生产要素和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市场机制，井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高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了有效地实现市场机制，哈竞争制造一种平等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多层次下的不同情况，必须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协调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竞争活动的展开，以利于调动各类利益主体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竞争的形式，不能只强调自由竞争。竞争采取什么形式，与市场调节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会之制度决定，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一定水平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自由竞争占绝对优势，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这种竞争形式适应当时的经济条件，当生产力发展弓L起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提高，生产达到高度集中，一个或几个部口的经济活动被少数一些大企业控制时，就产生了占统治地位的垄断控制下竞争。这种以垄断统治下的竟争为主与自由竞争并存的局面，更适应新的经济条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趋尖锐化，为适应这种条件，在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又产生了国家指导下的竟争，并得到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并呈现多层次的状态，同样要求各种竞争形式同时并存，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采取措施，组织力量清除一切阻碍、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分清政企职责就是其中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政企职责不分这种原苏联模式，本来就是为取消市场经济而设计的，它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失去了独立性，丧失了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的基本条件。面对构成市场经济经营主体的这种残缺不全的功能，市场机制无从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空话。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是当务之急。党的以来，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政企职责不分的现象还未从根本上扭转，还要花很大气力才能实现。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严重障碍。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起阻碍作用，还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例如，走私贩私会扰乱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干挑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会破坏生产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钞还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投机倒把会破坏合理的价格和价格体系，使价格不能正常发挥杠杆作用，给市场经济造成混乱，封建式的欺行霸市会破坏平等的竞争，‘阻碍市场机制的实现;制黄贩黄会腐蚀人的思想，削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经济活动能力，贪污盗窃会损害削弱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影响资金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等等。所有这些经济犯罪活动，都会从不同方面扰乱、削弱、破坏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除了上面这些以外，加强教育和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虽然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种社会制度利用，就会渗入该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渗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要求。而这种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实现的，这是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思想和学识指导下进行的，一旦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用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宣传群众，就会使吏多的人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原来对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理解、以致产生抵触或排斥的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抵制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更主动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人民。这无疑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起巨大作用的。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3
关键词：金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
引言：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升级，演变为金融危机，其影响迅速波及全球，造成巨大冲击，让全球经济陷入了阴霾两年之久。此次金融危机引起了政府、组织、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密切关注，大家都在透视危机爆发的原因，寻求自我解赎的途径。因此我将从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分析，探讨我国应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措施。
1.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产生，但是其内在深层次的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长期积弊，以及近几十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诱发的产物。
1.1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会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从而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①
1.2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政策性原因。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英美推行，并随后在全世界蔓延。他们极力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坚决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要给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画上一个句号，成为其失败的标志。英国《金融时报》说：“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②”。
2.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此，我就主要分析西方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2.1冲击我国金融业。首先，持有美国投资银行股份或债券的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影响，股票债券大幅缩水。其次，金融危机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放缓。主要是由于国外各商业银行缩紧银根所导致。再次，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中国股市的一蹶不振，几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资者信心受损，影响了整个金融业的经营环境③。
2.2减少中国出口贸易，就业压力突增。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后，其“消费过剩”矛头凸显。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随着危机的蔓延，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年贸易顺差的的出口国而言，必然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困境。生产商担心存货过多，就会缩减生产，反过来又进一步缩减消费需求④。生产的缩减又必将会对劳动力需求降低，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压力突增。
2.3影响投资热情与投资能力。从国内投资来看，金融危机一是会导致投资者投资热情下降，信心不足。二是会利用外资的能力减弱。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甩卖海外资产，回笼资金，以套现应对危机。三是预期投资成本的上升，随着各国的救市措施的实行和危机的缓解必然导致资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迅速反弹，使得投资成本上升。
3.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受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但其影响和威胁仍然弥漫在中国的周围。因此，中国应从这场金融风暴中吸收经验教训，积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3.1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和活动具有的强大的监督管理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作用。通过增加投资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的固定资本的有序更新和对国民经济的技术结构及其比例关系的调整，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⑤。
3.2加强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危险，注重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在中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在过渡期间，需要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选择最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中国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⑥。
3.3有效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我国对美国经常项目保持多年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其中有上万亿美元债券。因而，美国国内经济对我国经济财富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搞活多边贸易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外汇储备的资本结构，减少美元比重，丰富币种。我国应当增加外汇储备中黄金的份额，达到保值的目的，适当增持黄金，降低美元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张燕生等.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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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卫兴华：《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期
注解：
①《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
②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8月15日。
③《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④《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4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5
Abstract: The flow theory of Marxism and Western capitalism circulation flow theory is to study and get 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paper, the position of a variety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two still exis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low through the theory of Marx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theories in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can build our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distribution play a guiding role.
关键词:马克思流通理论 西方流通理论 流通经济
Key words: Marx flow theory western flow theory MARKET
作者简介:李庆文(1966― ),男,广西北流人,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师。
流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是社会再生产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的高速增长,但内需不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而造成内需不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流通环节不畅。因此,在当前我国“扩内需、促增长”的背景之下,对马克思流通理论与西方流通理论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国流通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是尤为迫切和重要的。
一、马克思流通理论简述
马克思关于流通的论述是极其丰富和详尽的,他从流通的一般概念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进行剖析,详细论述了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深入分析了主要流通业的特点,并具体提出了如何提高流通效率的途径,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极具逻辑性和科学性的。
1. 关于流通一般。马克思指出,流通是指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最终到达消费者之间所必须经过的一系列过程,流通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出现之后,生产和交换就成为了社会化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环节。生产与流通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是生产对流通起到决定的作用,流通是为生产服务的,但是流通对生产又起着反作用,尤其是在买方经济的条件下,其反作用更是强大。历史上,流通的发展经历了物物交换、商品流通形式和资本流通形式的三个阶段,分别与前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相适应。
2. 关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称为流通时间,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时间这两个部分组成。他还指出,资本在流通时间内是不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的,也不创造新的价值,因此,为了提高资本的效率应尽量缩短流通时间。在对流通费用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流通费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价值运动相关的,称为纯粹的流通费用;另一类是与使用价值相关的,称为生产性流通费用。这两类费用的性质及其补偿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3. 关于流通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流通业的研究中主要论述了商业、对外贸易和运输业的特点,他指出商业在如下几个方面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是节省了社会资本;二是缩短了流通时间;三是提高了商品的利润水平。在对对外贸易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为生产提供原料和市场、平衡经济中的波动现象,以及减少商品储备费用等。马克思在对运输业的研究中指出,运输业的发展可以打破生产与消费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下述几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是运输业能减少资本的流通时间;二是运输业能为生产要素的集中提供保障;三是运输业能大大拓展市场的地理范围;四是运输业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4. 关于提高流通效率。马克思指出,流通费用尤其是纯粹流通费用是对收入的直接扣除,对社会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因此,对经济发展而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来缩短流通时间,尽量降低流通费用。具体的措施包括:一是大力发展商业,尤其是发展大商业;二是加快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三是建设和完善信用制度。
二、西方经济学的流通理论概述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流通的研究是很重视的。早在17世纪,重商主义就进行了流通方面的研究。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来源,主张国家支持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出口的支持。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深入分析了分工与交换的规律,指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分工的前提是交换,交换使各种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还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从而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研究流通就离不开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从萨伊开始,资产阶级经济学就一直流行使用“四要素”法来研究社会再生产,并把这种方法奉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科学方法”。所谓“四要素”是指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要素,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流行的方法。
然而,古典微观经济学产生以后,西方经济学转向了市场均衡的一般性研究,流通领域的研究被开始淡化。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歇尔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之后,流通便逐渐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因此,西方经济学主要专注于研究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有系统的关于生产、消费和市场等方面的理论,却没有专门的流通理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淡化了对流通的研究,但流通毕竟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因此西方经济学对流通的研究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有关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非主流经济学中。
1.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它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交易过程,认为合适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进一步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虽然交易与流通在含义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一般的交换和流通基本包含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之中,而交易费用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能够对流通过程及其制度安排做出解释的。
2. 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用非线性规划等现代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从而把与分工和专业化相关联的交换和流通纳入其研究范围。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交换的产生、批发与零售的分工、流通渠道的演变等等与流通相关的经济内容都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也为流通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区位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将聚集经济原理用于对商业的分析,把区位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流通业联系起来,并建立了空间相互作用、运输和区域间商品流通模型来研究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商品流通,这些理论被称为“商圈”理论,是流通经济学研究商业规模和布局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流通理论与西方流通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流通理论和西方流通理论都是对资本主义流通进行研究而得到的关于流通的论述,由于各种的立场不同,这两种理论体系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的不同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立场的不同。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研究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而西方经济学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因而西方经济学基本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从而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能深入剖析资本主义流通的本质,只能就现象来进行表面的分析,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流通理论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的。
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研究经济的哲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能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流通方面)的各种经济现象,总结出其运行的经济规律。而西方经济学则更多的是以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制度为研究出发点,采取的是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对资本主义流通活动方面的分析也只是得到一些唯心的主观论点。
三是主要观点的不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总是把生产流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马克思认为,流通过程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阶段,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也只有在流通领域通过商品交换来体现。西方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基本不对流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非主流经济学虽然对流通经济有所涉及,但也是就现象做一些归纳总结,只是形成一些零星的、针对某个局部的见解。总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中流通现象的研究, 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流通规律,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科学的、客观的。而西方流通理论则是片面的、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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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6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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