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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1
[关键词]中国崛起；国际秩序；要素；特征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7）03-0045-02
一、国际秩序的相关要素
1.国际秩序变革的决定因素
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权力的分配是引起国际秩序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秩序反映了国际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体系结构的排列原则是平等的，同时各单元的性质相同，因此决定体系结构变化的是各单位能力的变化。鉴于国际体系结构受行为体能力变化的影响，因此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单位行为体的能力越强，其在结构中地位就越高，其对系统的影响就越大，能够将自身的利益与体系的利益相结合，甚至在霸权体系中霸权国的政体国家利益已经蕴含在国际体系之中。根据霸权稳定论学者的研究，历史上出现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霸权国都建立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并在国际秩序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家利益。权力结构占优的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国家利益的范围就随之扩展，要求国际秩序能够反映其国家的特定利益或为其整体国家利益的获得而服务。
2.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观点不一。英国学派学者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有三个要素：共同利益、规则和国际制度，其中国家间形成共同利益观念是维持国际秩序的第一步，规则起到指令性原则作用，国际制度有助于规则效力的发挥。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秩序的要素归结为价值观、制度和权力，并对不同学派的观点作出了归纳，认为现实主义秩序的基础是均势，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是国际制度，建构主义以演进的观念为秩序的基础。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指出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制度安排是国际秩序重要的组成要素。中央党校门洪华教授认为国际秩序即表现为大国对权力、利益、观念的分配，因此国家权力、价值观念和制度是国际秩序的组成要素。综上可以发现中外学者都将价值观念、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作为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而国际权力结构则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二、当前国际秩序的特点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1.当前国际秩序的特点
通过对国际秩序构成的三要素分析对当前国际秩序进行梳理。当前的国际秩序特点表现为：第一，西方主导的国际价值观。西方现代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制定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价值观。现在“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已广为世界接受，无论哪个国家，无论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都会在对外宣传中强调尊重自由民主的观念，以免承受国际压力。但西方的价值观本身是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它宣扬的是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追求。第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范。当前国际规范的指导原则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国际规范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这种国际规范带有明显的双重标准。表现为西方国家对盟友以非武力、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和摩擦；而对非西方国家则采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以达到目的。第三，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现今运行的全球性的国际制度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受西方国家掌控。在国际政治领域，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三席由传统的西方大国把持；在国际经济领域，现行的国际经济机制都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西方国家占有绝对多数的投票权和事实上的否决权；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国主导的北约其影响力和作用范围正逐渐向全球性军事安全领域迈进。
当前国际秩序的合理性。经过历史检验，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与稳定性。首先，在国际安全领域，现有秩序有效地防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限制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根据平克的研究，现有国际秩序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最为和平的，目前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占人类死亡总数的比率是17世纪以来最低的。其次，在政治秩序方面，联合国确认并积极维护国家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国家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国际机制的充分保障，任何国家的领土不容侵犯。在现有秩序形成前国家之间随意吞并现象不再出现，即便是秩序的主导者美国，不经安理会的批准对其他国家的武力行动也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最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保证了战后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的稳定，促进了战后大部分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抓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就。不可否认，现今的国际秩序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追求提供了客观有利环境。
当前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其不合理成分表现在以西方国家的利益为服务重点，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以西方的准则作为运行标准。这使当前秩序未能兼顾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多种文明与不同的价值观念，未能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纳入核心范围。在经济领域，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然巩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平等的商品贸易交换、不公平的国际金融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经济边缘地位。在政治安全领域，国际安全秩序主要是由美国主导的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依据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利益与战略需求，西方大国任意干预非西方国家内政，导致一些地区安全秩序长期混乱。
2.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
其一，中国是现有秩序的创建者与受益者。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在二战后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建立的为谋求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第一，在政治秩序方面，中是联合国的创建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并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影响作用。第二，在安全秩序方面，现有的国际秩序保证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为保障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战之后虽然国际冲突与战争时有发生，但大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得到了有效的协调，为国际安全创造了难得的条件。中国既是国际安全的积极促进者与维护者，同时也享受着这种安全带来的收益。现存安全秩序基本上保证了中国对国际安全的需要，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三，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环境下，经过了改革开放长达三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经济体量第二位，并在众多领域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其二，中国受现有秩序的制约，是旧秩序的改革者。虽然现行国际秩序基本上保证了国际安全与政治稳定，也促进了国际经济的发展与贸易的繁荣。但是它更多地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不可能母本上反映和维护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利益。西方国家以价值观的差异不断打压中国，抹黑中国形象，完全无视各国价值多元的客观存在。在安全领域，现今秩序虽然力图维护世界安全，但它更多的是希望维护西方国家的安全。近期美国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频频在中国和南海闹事，打着维护东亚秩序的旗号行危害东亚安全之事，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完整。在国际贸易中，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贸易机制中的主导权频频打压中国正常对外经贸并在人民币汇率上大做文章。总之，现有秩序对中国来说利大于弊，中国在现有秩序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也从现有的稳定秩序中获得了较高的收益。但是现有秩序的确有许多不合理之处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加以完善。
三、我国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努力方向
1.提高国家实力是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国际秩序首先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大国能够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根本上是因为大国的国家权力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历史上国际秩序的建构一般由体系大国根据自身利益偏好建立，并通过国际法或国际规则确认。现今国际社会为什么把重建国际秩序提上了议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发展迟缓，相对优势进一步缩小，美国领导世界的信心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实力的增强改变着原有国际权力结构面貌。中国要想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必须继续夯实国力，巩固国家的权力地位，并且在重视传统权力的同时注重制网权等新型权力的争夺。
2.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共建国际新秩序
国际秩序是国际权力格局的反映，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秩序建设。其一，国际新秩序的构建首选要协调好大国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分配，只有世界大国一致同意新型国际秩序的建设，国际新秩序才有可能建立。中美之间应“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不要敌视现存的国际秩序，现有的国际秩序拥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与世界主要大国一道，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公平有序的新秩序。其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福祉之所系，还应使各国公平地参与其中，原有的国家秩序的一个严重不合理之处就是没有涵盖世界各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主张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构建国际新秩序，其“新”就新在它应尽可能地涵盖各国利益，包容多元的价值观念，促进公平有序的发展。
3.重视观念因素对国际秩序建设的作用
主导价值观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具体国际规范的原则和指南。中国应在承认现存秩序“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基础上，提倡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因为公平、正义、文明是分别高于平等、民主、自由的三个普世价值，以此来凸显新旧秩序的区别和新秩序的先进性。另外应努力从中国的传统文明中寻找支撑点，发掘国际秩序新的价值观念。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天人观念、非战观念、道义思想”有利于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用并指导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但需要努力的是如何用合理、简明、易懂的方式宣扬中华文明的国际秩序观，使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这些价值观念。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2
博鳌亚洲论坛的高端人士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遭受空前挑战；新兴经济体或可抓住机遇，引领世界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旧有经济模式被挑战的境况下，亚洲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
发达经济体比重逐步下降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机发源于美国，发达经济体遭受的冲击仍然最大。这不仅导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质疑，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将被削弱。
首先，发达经济体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经济实力大为削弱。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汽车等产业面临重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发达经济体已几乎全体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萧条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导致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银行3月31日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更新版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仍是经济重灾区，其经济今年将整体下滑2.9%，其中美国经济下滑2.4%，欧元区经济下滑2.7%，日本经济下滑5.3%。而且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程度还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长期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受到普遍质疑。政府干预、国有化等手段再次成为经济理论中的主导。在本轮金融危机大救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场理论的作风，对金融市场积极进行干预，除了向金融机构大举注资外，还接管了多家金融机构。
再次，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也在不断下降。曾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G7如今已被称作“没落贵族俱乐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G7，成为全球共同寻找对策、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
在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上，一开始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救市派侧重恢复经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张改革加强监管，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场在发达经济体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举行的重要会议，明显发出了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对改革国际金融格局的最强音。
全球实力将呈现新的平衡
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洗礼，南北力量此消彼长，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独大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经济加强区域合作，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的消费、投资、贸易、生产、就业都出现了萎缩，世界经济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却已显露出复苏的势头。
其次，金融危机还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危机已经导致金融、汽车等众多领域大洗牌。作为发达经济体支柱产业的金融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金融机构或破产或被国有化；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遭受冲击，其相对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银行市值排名中，中国的银行占据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国、瑞士等发达经济体的银行排名则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将被打破。尽管当前货币市场“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据香港媒体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宣布，今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G20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国际储备货币议题。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发达经济体在研发能力、高新技术、生产效率、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人才储备等方面仍然拥有明显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也仍然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危机过后重拾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兴经济体只有抓住当前机遇，在国际组织及其他领域尽量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才能保证世界经济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
近十年来，亚洲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对世界经济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遭受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者认为，一些主要国家若能率先复苏，并引领新兴经济体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何处去”的主题演讲会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经济到2030年将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多。仅从经济规模来看，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将达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兴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国际资本的迅速撤离以及欧美市场疲软也连累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预测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今年增幅只有2.1%，尽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预测的5.8%的增幅，但相对于世界经济下滑1.7%而言，优势仍十分明显。世行4月7日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测，东亚新兴经济体2009年GDP增幅仍将达到5.4%。
其次，由于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印度和俄罗斯3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鉴于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达到70%左右。
再次，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开启了世界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之际，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务的“富国俱乐部”――G7，这本身就是经济格局改变的重要标志。
亚洲应跳出经济看经济
对于如何寻找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新动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专家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亚洲经济制胜之道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既要调整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也要改进社会政策，注重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同时积极参与亚洲次区域合作，实现亚洲经济内部循环。
――“去杠杆化”挑战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旧有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不一致，日本、韩国受到的影响较大，今年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中国、东盟大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响，金融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
专家表示，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均较独立，特别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大都采取较为谨慎的金融政策，从而为抵御金融危机设置了“防火墙”。
然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过去10多年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循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外汇储备，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过“杠杆化”转化为美国居民持续消费的动力，于是可以继续维持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维持高增长势头。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增长与美国市场的“杠杆化”直接相关，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多，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一直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而目前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导向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生产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暴露；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信贷问题开始暴露；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去消费化”显现，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西方“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蓝皮书中指出，2009年，亚洲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不排除某些新兴经济体出现负增长的可能，对于韩国、印度等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估计。随着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问题也会严重，突出表现在企业生存困难，失业率上升。
据越南有关调查，2009年，近40%的企业可能破产或停产，31%的企业表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仍能克服；17%的企业将仍有发展，但利润会降低。企业发展困难直接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约有35万人失业，这一数字估计到2009年会增加到100万。
――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但从中长期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的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央行行长周小川18日表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并且能利用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不是在经济复苏后简单重复经济周期。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扩大内需，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能否战胜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亚洲新兴经济国家要有效应对危机，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抓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专家表示，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要为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例如，相应的城市化过程；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产阶层逐步发育等条件。
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会问题加剧。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危机加重。因此，要尽快建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双向传导的“防火墙”，防止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
失业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稳定，必须把“保就业”置于应对经济压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会专家认为，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消费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上升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但目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这种状况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费结构的转型。
――亚洲经济体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参会专家表达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无论是解决短期还是中长期问题，都有赖于区域内经济合作。
周小川表示，区域合作条件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措施在区域内协调管理会更加成功。
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亚洲内部的合作，如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设定、货币合作机制，用特别提款权代替美元促进国际金融贸易等。
一般来说区域的一体化会促进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使区域不再只依赖外部世界，这个区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弹性。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可以避免地区的储蓄投资转向，然后贷给这个地区的用户，需要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并且在区域内进行储蓄。
另外，区域合作会影响全球化。虽然我们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亚洲要在全球化当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欧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导全球化，让它有利于自己。亚洲经济也应该这样，亚洲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其他地方来决定，所以在国际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基础，东盟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领导着东南亚地区，但是东盟的这些成员国并没有包括亚洲最大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包括东盟＋3、东亚峰会。其中，东亚峰会包括20国集团当中的6个国家。
专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个平台，最重要是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及时的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起到经济检测，危机管理，在20国集团和其他领域共同发出一个有效的亚洲声音作用。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3
但是，在追求和平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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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国际秩序与中国作为》，作者：傅莹.
[5]《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国际秩序与中国作为》，作者：傅莹.
[6]《文明冲突论浅析》，《新一代》 2010年第5期.
[7]《文明冲突论浅析》，《新一代》 2010年第5期.
[8]《由伊拉克战争论“文明冲突论”本质》，作者：虞卫东，《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六期.
[9]《由伊拉克战争论“文明冲突论”本质》，作者：虞卫东，《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六期.
[10]《“一带一路”构想的战略意义》，作者：冯宗宪，《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
[11]同上.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4
关键词：经济秩序变革；国际经济法；新趋向
一、引言
全球经济秩序变革，是指为了使世界经济整体进行有规律的发展变化、为了使世界各国公平地合作交易、为了使各国获得正当的权益而建立的运行机制[1]。国际经济法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世界各国对于世界经济贸易的干预，从而制定一系列的单边国家、双边国家条例，或者多个国家之间的条例合约。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经济之间的交往无处不在。为了加强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对于世界经济秩序改革和国际经济法的新趋向的研究必不可少。经济全球化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了紧迫感，国际经济法的调整是必需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经济全球化变革的这一机遇。
二、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历程
（一）全球经济体系的调整
二十一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地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并没有那么显著，出现了长期以来经济缓慢发展的现象。一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英国实力大大减弱，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争的影响，国家工业受到极大打击。随着这种形式不断持续，推动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不可避免。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有所改善，但仍然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到达危险边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二战以后，英美等发达国家进入了战争后修复时期，无暇顾及中国等亚洲国家，亚洲国家趁此空隙不断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的经济发展得到快速发展，并在全世界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力[2]。一些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贸易法律秩序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特别是21世纪的中国，印度等国家，在近几年大量引进外资，使国家的经济能迅速融入国际市场。
（二）国际货币不断演变
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并且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等同于黄金。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主要经济没有减少，但是出现了少数人集中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因此美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是受到波及的是海外在美投资人员，他们在美的一切投资即将受到贬值。这次危机没有对美国的金融造成实质上的影响，却彻底改变了美国金融体制，美元、日元、英镑等货币受到了冲击遭受贬值。在近几年，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获得相应的投票权，而以中国为主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正在不断往国际化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面临着巨大机遇。
三、国际经济法的新趋向
（一）增强影响力和约束力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依存关系变得更为重要，各国的经济往来都是互利互助，。一个国家想要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互利双赢”成为国际上一种新的形式。因此国际上需要制定大大小小的条约，用规范的法则来约束不良的行为。国际世贸组织的建立，使传统的国际商贸关系范围加大，并且扩展到多个领域中。比如服务贸易行业、金融贸易行业、技术贸易行业等领域[3]。随着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范围变广。国际经济法也不断地趋向具体化，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运作规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大，欧盟等贸易组织也不断地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总而言之，国际经济法将不断地完善，它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将不断地增强，它将越来越具有权威性。
（二）加深各国相互合作关系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不断加强合作关系。国际经济法让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了影响，那么与它有经济往来的同盟国家必定会受到大大小小的波及。国家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国际环境。每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内的法律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了加强市场化的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同盟国之间应该对各自国内法律作出调整，以达到双方合作的需要。
（三）国际经济法和国内法律的渗透
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使得全球经济法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国际经济法的更新使其自身更具有权威性。各个国家为了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接轨，因此国内制定相关的法律要和国际经济法接轨。国内的法律逐渐和国际经济法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实力越强，在世界的地位越高，那么相对应的它所制定的国内法律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际经济法的制定。如果有些成员国国内制定的法律和国际经济法相冲突时，其必定会修改国内法律，使他们相互融合。
四、中国面临的挑战
我国经济法深受经济秩序变革的影响。在现实中，这种影响从表层上看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中国经济法可以通过吸收、借鉴其他经济法实践经验来提升自己的内涵。从深层上看，则表现为中国经济法通过回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挑战和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由于金融活动的趋利性和投机性，我国从事国际金融活动面临巨大的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化发展，我国对外投资的金融公司必定会受到国外金融行业的冲击，甚至会导致国外金融业进入我国金融市场。这样一来，不仅导致我国国内金融市场被分割，还会导致较小的金融公司因为竞争不过外来的金融企业，而面临倒闭。在全球化经济秩序变革中，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压力和冲击较大。其中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国家受到冲击。
（二）由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关联和依赖增强，我国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危机问题
跨国公司的进入，存在着控制我国某些产业产生威胁的可能。经济全球化变革必然会导致国外企业涌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企业来讲形成了较大的威胁，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和压力。
（三）经济全球化的变革，是我国面临人才流失的威胁
人才的供应不足成为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外企业为了留住人才，提高优越的工作环境以及自身经济实力。我国的根本性措施是依靠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综合国力来抵御经济风险的侵袭，而经济法的积极回应则是维护经济安全不可缺少的制度性方案。
五、我国应当采取的措施
（一）使用法律解决贸易争端
目前来说，我国的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处于滞后状态，远远落后于欧洲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应该敢于拿起国际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国对于世界贸易纠纷的法律建设工程应该投入大量精力是非常有必要的[4]。应该努力研究世界贸易各种规则并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法解决世界贸易争端，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减少损失，以此来维护我国国家。目前我国国内法律相对来说也是滞后的，必须加强对国内法律的修改和补充，以此来适应于全球经济法的法律法规。我们国家还应该加强和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在国际法规的制定中应当积极参与和表现，做到真正公平合理地维护国际经济秩序。
（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的制定
在经济全球化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还是比较低，影响较小。在传统的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中没有权利，要听任强国的摆布，发展中国家往往很难实现和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要摒弃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发展中国家要想保证自身利益，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中积极主动，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要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强调一切国家都有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三）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科技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不断加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建设，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才不会受到影响。首先我们应该鼓励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以及加大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大大引进海外科技人才，使他们为我们所用，为危机的发展重建积蓄力量；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的扶持，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去竞争去发展；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我国教育事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对来说较大，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贡献，我们应该加大对专业性人才、技术性人才的培育，人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六、结语
在面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和世界经济法的新趋向，市场竞争尤为激烈，但全球化经济变革，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无论是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都能通过变革改变国家命运。身处变革浪潮中的中国，应该加大法律的建设，不断摈弃陈旧的法律法规，不断地更新法律、不断地进行探索。另外，我国还应该不断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经济法的制定。在全球化经济变革中，中国要抓住机遇，使全球经济秩序变革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机遇，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当中，不断提高自身综合国际实力，勇敢地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1]洪莉萍.试析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中的国际经济法新趋向[J].国际商务研究，2014（04）.
[2]许国强.试析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中的国际经济法新趋向[J].法制与社会,2015（10）.
[3]杨文玢.浅析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法发展趋向[J].法制博览,2016（08）.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5
人民币国际化的陷阱
当前，很多人主张坚定不移地走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理由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动”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的奶酪。中国为此需要变得更加不怕风险，敢于承担责任，为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大利益，勇于做一些国内舆论未必能理解的国际付出。他们自信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归宿不会与日元的命运相同，日元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与日本经济后来的衰退形成“巧合”，人民币背后的经济前景更宏大，政治因素更牢靠，我们的“运气”也会因此更好。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人民币国际化的结局会否是另一种情况呢？即，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意味着放弃资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被高杠杆交易的投机资本决定，但是中国并没有同时获得国际储备货币之利，超发人民币也没有可能向世界泄洪。
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很可能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不但不会胜利，连原有的地盘也可能丧失。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过金融危机，英国、日本、巴西也是大额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
民族国家、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中国目前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的游戏。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参考：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拉美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所占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则超过了50%；日元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19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倒退。
中国资本自由化后情况可能更严重。资金可以大进大出，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成倍宽松或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金融危机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早在19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韦伯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针对当时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东部农民受到外来的波兰劳工的竞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而波兰农民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的情况，韦伯提出的建议是关闭东部边界、国有化东部土地。
自成体系的人民币经济体
中国可以探索正确的对外经贸关系制度与战略。
今年2月初，伊朗石油部长访问中国，目的就是推动使用本币（事实上就是人民币，而不会是里亚尔）来结算中伊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对华石油出口，可以大大缓解伊朗面临的金融压力。从2011年最新签订的进口协定看，中国已成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中国进口了伊朗石油出口20%的份额。青年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李巍认为，一旦伊朗改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款项，伊朗通过石油出口可以换回大量人民币，由于中国盛产伊朗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这足以保障伊朗的外贸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对中国而言，此举也意味着人民币开始打破美元和欧元在石油贸易中的联合垄断局面，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开始，给人民币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同中国的产业战略、经济安全、国家定位联系起来考虑，要走一条独立自主、自成体系之路。
中国除需要对西方坚决保持独立自主之外，还应该进行周边经营战略，建设东亚经济政治共同体。我们不是简单地融入欧美人主导的世界，而是参与塑造世界新秩序。
著名学者丁宁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项“周边共同发展计划”，对经济欠发达的东南亚及周边国家，以政府低息贷款、项目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外投资，引导中国企业规范地参与国际竞争，还可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因此，周边共同发展计划也有利于稳定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未来大力发展高铁建设，也只有在上述发展思路中才显出全部意义，因为只有高铁才能将欧亚大陆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陆上交通运输的成本及效率，能够与海运比肩，那么中国的优势，将绝非美国可比。
若能弱美国则救欧洲
回到欧债危机问题上来。李巍认为，由于英镑的衰落和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当今的全球货币体系呈现高度失衡的状态，即美元的国际地位处于压倒性优势，这给美国滥用货币特权、对外传导危机提供了机会。欧元是目前唯一可以制衡美元霸权的币种，欧元的失败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货币体系的失衡，助长美元霸权的“嚣张”，而经济快速成长的中国必将成为这一全球货币格局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做好准备出手稳定欧元，这既是出于对稳定全球经济的责任，也是保卫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我认为，中国应该和美国、欧盟一道，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级游戏参加者。中美会有一系列的对抗和博弈，在必要时我们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对抗，但应该避免出现中美之间或中美为首的两个阵营之间对决的情况，因此要抓住机遇，促成欧洲或某些次级大国在某个方面、某个区域成为美国的牵制力量。现在欧债危机就是一个美欧矛盾难得的空隙，也许我们可以仗义疏财购买欧债，但是需要每买一笔欧债，相应抛掉一笔美债。
救美国不是救中国，救欧洲也不是救中国，但是如果救欧洲意味着改变美国独大的霸权格局，从大局考虑也许是值得的。
参与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张。在较长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权力和包括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有效解决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等国际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并由此造成国际贸易冲突频发，贫富差距加大、人与环境关系恶化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6
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什么、我国将受到什么影响等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历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之中，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对于世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什么、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什么、我国将受到什么影响等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笔者认为，对于世界经济当前的转型和调整，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把握其基本发展规律。
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是从技术革命到国际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调控机制全面的转型调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科技成果大规模扩散和运用的期走向尾声，新科技革命处于孕育期，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处于襁褓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新技术革命孕育期。根据卡德拉耶夫长周期的判断，这个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结束，全球正在为2020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下一个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将主要表现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这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之前，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并不会停止，成熟技术的扩散和进一步广泛运用也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与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运用不同，它们对经济的促进是局部的，尚无法掀起新的产业革命，也无法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全面高速增长。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将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张，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瓶颈、环境承载瓶颈已经使以物质商品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生产力无法再盲目扩张。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转向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制造业”，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些变化不仅将使全球增长速度无法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还将改变原来以制造业全球生产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成熟的制造业在全球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技术升级和利用信息技术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与此同时，经历产业外移和外包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则试图将一些制造业重新回归本土，以便实现“再工业化”。这些力量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脑的广泛运用，也促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适应新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在国际分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产业在国际分工细化的影响下，将进一步呈现出在国际空间的转移与外包的特点，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梯度转移也将不断强化，国际服务贸易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全球性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将使原来隶属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被剥离出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进一步高级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将创造出更多新的服务业态和形式。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弱重化”的调整方兴未艾，全面的智能化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工业化，服务业的大发展将进一步在全球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和环境瓶颈越来越严重，迫使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向落后地区的梯度转移完全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它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集约地使用资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所具有的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特点将被削弱，不仅服务业更多地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性也将在“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被弱化——发明一种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钢铁厂更重要，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四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分工格局的上述变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承接成熟技术和在制造业上的原有优势将使它们的工业化加速完成，缩小其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它们的经济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将改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以GDP衡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否真正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机制发展，能否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静客观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变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相对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试图对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全球经济的调控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协调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以便获得新的主导权，协助其从现有的经济增长困境中走出。美欧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从而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G8原有的机制，并试图将其改造成G20的咨询和议程设定者，另一方面则在它们不愿承担更多义务的领域，要求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兴国家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并从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开始抱团，组织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影响现行国际规则的改变。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诞生与发展，反映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世界经济各个层面展开。
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的上述特征，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