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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技术范文1
[关键词] 农业与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 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3-0043-01
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延伸到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新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农业和农业经济参与市场竞争重要举措。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发展趋势问题备受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我国农业领域基础薄弱,农村经济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就需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山东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山东省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对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山东省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显示意义。
1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分析
1.1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分析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领域一个重要的关键性概念,其直接影响到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途径的选择。但是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众多学者对这个概念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解和解读,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说法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首先,农业研究人员对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他们对概念定义为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经营和战略性的体现,能够帮助农业生产者选择科学品种,确定如何提僧土地肥力对策,对种植制度、耕作方式、轮做方式以及病虫害防治策略进行确定,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降低成本支出,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保证农业生产和盈利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从环境研究学者的角度分析,将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定义为一种向着更大使用价值,资源更有效利用的农业,并保持农业和环境的平衡不断向前发展,确保一定的生产率和收益,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食物;最后,《登博斯宣言》中关于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定义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含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由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制定发展目标的软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注重整个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不同领域研究学者就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定义分析发现,我们在认识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是曲折进行的,未来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研究。
1.2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分析
首先,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首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加快发展,这对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发展过程中要保证通资源、环境和人口相协调,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其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要重复利用土地资源,在单位面积中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粮食品质,满足社会大众的物质需求;再次,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将发现农业和农村经济与控制环境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结合起来;第四,农村人口数量得到控制,质量显著提升。控制好人口增长速率,提高人口质量,全面发展科技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化农民;最后,农民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适度,技术措施先进,结构合理,品种多样化,品质优异,实现高产、稳产和低耗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2.1 发展生态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化现代农业道路
首先,要尊重保护农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积极鼓励农民群众流转土地,发展多种形式的湿度规模经营;其次,强化农民和农业龙头企业的联系合作,注重保护农民群众土地和财产收益。结合不用地区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生态农牧业的产品质量认证,提高生态农牧业的经济效益。
2.2 强化农业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首先,实行点面相结合污染源防控措施,进一步加大农业环境执法力度,控制好乡镇企业三废排放。农业生产中全面推行侧扑配方施肥技术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禁止使用高度高残留的农药;其次,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注重种养结合,对土地进行科学治理,采取土地开发和复垦等措施,为农牧业发展和城乡建设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保障;最后,做好植树造林工作,建设完善的农田防护体系,为农业生产创建良好的生态效益。
2.3 建立多元化的合作组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大力培养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专业合作组织,采用企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将农民群众集中起来生产经营,不断解放农村劳动动力;其次,要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扶持和建立一批社团性的协会和非正式组织,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表达群众的诉求,提高农民群众在社会中的地位;再次,要加强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和引导,完善组织保障,要进一步公开组织活动开展的具体情况,增强组织的自我约束能力;最后,紧急围绕生态农牧业发展探索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将各个生产环节细化,带领农民群众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生态农牧产品的市场认可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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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技术范文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农业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17.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6 940.5亿元,人均粮食产量也从1978年的319公斤增长至2012年的437公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
中国的经验表明,非农部门的高速增长可以为农业产出的增长提供诸多有利条件。过剩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被非农部门吸收,农业部门长期紧张的人地比例关系大为改善,从而为高生产率的新型要素进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非农部门成长引致的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物质资本供给的丰裕,使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显著增长;土地的工程化改造、规模化经营和生产手段的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工业化和市场进程中不仅成为可能,也显现出其有利性;农业生产组织的性质亦由过去的生存型农业转向市场化或牟利型农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非农部门的发展同时给农业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带来极大的挑战。第一,截止2012年底,全国共有农业农地64 646.56万公顷,其中耕地13 515.85万公顷(20.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约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工农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从2001年到2009年,户均耕地面积从7.63亩减少为7.12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的人均耕地的警戒线为0.05公顷,一旦突破这一警戒线,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即使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也难以保证。目前中国有超过666个县或行政区划单位的人均耕地低于该指标,占全国县或行政区单位的23.7%。其中低于0.03公顷的县(区)达463个,有些县区人均耕地只有0.01~0.02公顷[1]。耕地面积的减少越来越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增长的瓶颈。第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尤其是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大多为青壮年,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多为老龄者和妇女,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老龄化、女性化成为留乡务农劳动力的主要特征。第三,随着工业化加速和城市化扩张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农业生产中长期大规模和大剂量地使用化肥,由此造成土壤肥力减退、板结等问题。长远来看,化肥的过度使用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增长。第四,尽管近年来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撑逐步加强,农业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科技部统计,2013年农业科技贡献率为55.2%。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80%之间,德国、英国、法国等则超过了90%。
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一方面,非农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人口总量的增加将对粮食形成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用地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趋势仍不可逆转。因此,从长远来看,依靠技术进步成为实现中国农业产出持续增长的唯一可选择路径。
本文讨论的问题首先与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影响的文献相关。将技术进步视为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是现有文献的基本共识。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将农业技术进步视为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下农业成功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2,3]。舒尔茨认为,把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关键,唯有用高生产率的新生产要素替代已耗尽有利性的传统要素,而新农业要素是“装在被称为‘技术变化’的大盒子里”[4,5]。在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技术变迁模型”中,强调技术变迁是发掘农业增长潜力和突破农业资源瓶颈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6]。国内大量文献同样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农业增长的重要意义。程序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以及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取决于农民学用科技的状况[7]。郭剑雄认为,在农业生产函数中,产出的增长既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变化,也决定于要素生产效率的改进。要素效率的改善有两个源泉:一是技术变迁,二是制度的演化和进步[8]。刘辉阐释了中国农业技术变迁与农业发展的路径,强调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紧紧依靠农业技术进步[9]。储成祥、毛慧琴以江苏省为例,计算得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2.1%。随着社会进步,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将进一步助推农业增长[10]。
至于如何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则存在见仁见智的不同思路。(1)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认为,技术变迁是对具有不同供给弹性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土地与劳动价格相比更高时,农业技术进步作为土地的替代可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因而被发明和采用;相反,当劳动成为稀缺性资源并价格高昂时,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则更具经济合理性。价格机制的诱导,被认为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6]。(2)谢辛斯基把技术进步视作资本积累的函数,其技术进步方程为A=Kb,其中K代表资本总量[11]。罗默开辟了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一条简捷路径,新资本与新知识之间的固定生产比例表明,K在测度总资本存量的同时,也可以测度厂商所获知识总量。在罗默模型中,K可以看作是一个复合体,投资既导致资本深化,也会推动技术进步[12,13]。(3)舒尔茨强调,虽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离不开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但要确保新的技术带来更多的产出,就需要提高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才是“技术先进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占优势的主要原因[5]。”纳尔逊和菲尔普斯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是新技术的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假定其他条件一定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扩散范围越广[14]。卢卡斯也认为是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为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耗费资源的多少决定了技术进步率的高低[15]。(4)Mario Coccia认为,人口增长率和技术产出之间关系存在一个倒U形曲线,其中人口增长率存在一个中间区域与更高的技术产出相关(必要不充分条件)。适度的人口增长率作为主要的决定要素,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一起,决定着技术产出。而人口增长率的中间区域以外的部分,技术产出对人口增长具有负效应[16]。(5)国内文献更多地强调了政府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吴敬琏提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17]。黄振华发现,当政府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扶持力度时,技术进步率随之提高[18]。张永丽,葛秀峰指出土地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农业政策,在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动力和支持[19]。朱广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是农户在利益支配下能动地技术选择和政府对技术选择推动的有机结合[20]。
人口转型是本文研究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增长关系的切入点。因此,有关人口转型的讨论形成本文研究的另一重要文献基础。与人口学将人口转型限定为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不同,现代经济学把对人口生产变动规律的讨论扩及到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方面。(1)一些学者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与人力资本之间的逆向变化。贝克尔发现,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家庭收入和时间禀赋的约束下,如果子女数量增加,那么针对单个子女的质量投资将会减少,致使每个孩子的质量下降[21]。贝克尔、墨菲和田村以及卢卡斯等人把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积累决策同时整合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将内生生育率和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率同时作为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基本解释变量。在他们的模型中,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积累率之间的关系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发生逆转[22, 15]。Ronald Lee和Andew Mason认为是低生育率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人口的素质,进而提高了人均消费水平[23]。孙文忠引入“人口素质”变量,将人口发展过程看作为两大阶段:以人口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数量扩张阶段;以提高人口质量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质量内敛阶段[24]。郭剑雄和李志俊也注意到,在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以来,农村生育率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在不断深化,农村家庭已由子女数量的偏好向质量的偏好转变[25]。(2)对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量质关系逆转的机制,现有文献提供了多视角的解释。贝克尔强调,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由其决定的时间价值的增加,既使生育率因受到成本约束而下降“当资本装备率以及人均收入增加之时,子女赡养费用将会增加,因为工资水平和花在子女身上的父母时间的价值将随着资本装备率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收入增加对出生率的积极影响弱于子女赡养费用增加引起的消极影响,出生率就将下降。”参见[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宏观行为》,《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2期;《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1期。。又导致对劳动质量的投资因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而加速[21]。卢卡斯直接将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视作人口转型的原因,“人口变迁必须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率提高以作为新要素”,“要解释人口变迁中的生育行为,我们需要强调由积累的私人收益率激发的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26]。在Galor and Weil看来,人均收入的增加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均为技术进步的结果,由此他们将技术进步因素作为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变迁的基本解释变量。“在我们的模型中,父母关注点也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但这不是对收入水平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技术进步作出的反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平衡’引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从而诱使质量替代数量。”[27]
应当肯定,无论是对农业技术进步意义及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的研究,还是对人口量质关系转变现象和机制的认识,现有文献是富有较高解释力和一定应用价值的。因而它们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本文的研究试图推进的工作是,与第一类文献不同,我们拟将农村人口转型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形成的重要条件加以考虑;与第二类文献的差异在于,我们将关注点转向人口转型的发展含义之一――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方面。笔者认为,农村人口量质偏好的转型,将成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二、中国农村的人口转型
人口作为资源,涉及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本文所谓的人口转型,即为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高生育率)向质量偏好(高人力资本积累率)转变的过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一定阶段之前,人口生产长期存在着明显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数量偏好;进入工业化的较高发展阶段,人口生产则开始转向高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低生育率的质量偏好。大致始自20世纪末期,由于对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参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也开始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人口转型过程。
进入21世纪,由于农民大规模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生育率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呈下降趋势。农村生育率始终低于1.8,2010年农村生育率仅为1.43[28]。生育率下降的结果是农户家庭规模趋于缩小。农村户均人口数从1990年的4.21人下降到2012年的3.06人(见图1)。
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可以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农村人口所拥有的兄弟姐妹数的变化进一步来观察。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2008)数据库记录的农村样本,出生于1950-1970年、1971-1980年和1981-1990年三个不同年代的农村被访问者, 其平均兄弟姐妹数依次为3.95个、2.94个、1.71个(见表1)。平均兄弟姐妹数随着出生年代递减的趋势,再一次表明农村人口生产数量偏好的减弱《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2008)数据库统计的人口出生年限的下限为1990年。限于数据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口的兄弟姐妹数未能反映。
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呈递增趋势。1990年,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6.20年(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到2012年上升至8.90年(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2年间受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约一个教育层级(见表2)。
人口转型的程度可用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作为测度指数。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Q)可定义为人均受教育年限(E)与家庭人口规模(N)之比,即Q=E/N。根据表2所列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和图1表示的户均人口数,可计算出1990-2012年中国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指数如图2。图3是分东中西部地区计算的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指数。该指数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呈上升趋势,明显表现出在农业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其较西部地区偏大。
总而言之,随着农村人口转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逐渐取代劳动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投入,传统农业生产函数由此逐渐过渡到现代农业生产函数形态;相应地,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也由劳动数量偏向型逐渐演化为物质资本偏向型和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偏向型[31]。
四、人口转型与农业技术进步
关系的经验考察
(一)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选择1985-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中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农业增长指标(农业生产总值YY为以1952年为100计算的农业生产总值。。和农业增长率)。解释变量包括:农业有效灌溉面积LAND,农业劳动力数量L,表征农业技术水平的农用拖拉机数量M和农用化肥使用量F,以及反映人口转型程度的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QQ代表人口偏好水平,人口偏好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历年数据的整理计算得出。
照对农业增长的影响要素,考察土地、劳动力数量、农用机械化程度、化肥施用量分别对农业产值增长的影响。据此,设定模型一如下:
模型一:lnY1=A1+α1lnLAND+β1lnL+δ1lnM+γ1lnF+μ1
为了体现人口转型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设定。其中,模型二用来检验人口转型对农用机械使用的影响,模型三用来检验人口转型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两个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模型二:lnM=ε1+α2lnQ+μ
模型三:lnF=ε2+α3lnQ+μ
(二)数据的检验和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面板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同时为了确定回归方程的效应模型而进行豪斯曼检验。
将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各变量数据为一阶单整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对多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较好的方法是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o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假设“r=0、r≤1、r≤2、r≤3”而接受“r≤4”,说明至多存在四个协整关系,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方程回归残差呈现平稳,对原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较为精确(见表5、表6)。
(三)模型结果分析
1. 技术进步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在全国数据模型一的结果中,土地使用面积减少0.43%,农业生产总值增加1%;劳动力数量减少0.34%,农业生产总值增加1%;农用机械化水平提高0.39%,农业生产总值提高1%;化肥施用量提高0.93%,农业生产总值提高1%。全国数据检验可知在现代农业中,土地和劳动力数量已不再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作为体现技术进步要素的机械动力和化肥施用量,对农业增长起到正向的影响。其中,现阶段化肥的施用量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最大,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也较大。体现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贡献远大于土地和劳动的产出贡献。
分东、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土地和劳动力已经对农业增长不再起到积极作用,系数符号皆为负,而西部地区土地的产出弹性为0.12,仍为促进农业增长的影响要素之一,这一点符合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趋势,即东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西部地区较为落后。劳动力影响系数分别约为-0.30、-0.16和-0.17,劳动力数量不是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农业增长的负影响,说明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边际收益极低甚至为负,外流现象更为严重。中部地区也存在这一现象,而东部地区多数农业人口已经转移,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幅度变小,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也就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代表农业技术水平的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水平,东、中、西部地区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是:0.51、0.27、0.46和0.41、1.22、0.59,东部地区机械化水平对农业增长影响高于中、西部,中部地区最小,而化肥施用量对中部地区农业增长影响高于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影响最小。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水平的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低于东、中部地区,农业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也符合现实状况。
2. 人口转型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全国模型二和模型三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口转型不管是对农用机械的使用还是化肥施用量的影响皆为正向,且较显著。印证了农业人口转型对用来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农业机械水平与化肥使用量,产生的都是积极作用。
从分东、中、西部地区的模型二和模型三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地区人口转型对农业技术进步都起到正向的作用。其中人口转型对中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比东、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人口转型对农业机械水平、化肥使用量影响系数最小,其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耕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现代农业技术特别是农业机械技术的作用受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用地的非农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长远来看,中国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唯有依靠技术进步。现代农业技术是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型要素为载体的,因此,农村人口转型带来的农业人力资本供给的增长,将成为中国现代农业技术体系构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人口转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源于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农业投资有利性机会的积极影响。经验事实表明,人口转型已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影响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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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HANG Fan ,GUO Jianxiong*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可持续农业技术范文3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农业技术范文4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
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可持续农业技术范文5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10月及11月笔者组织学生对安徽省凤台县、明光市、桐城市、当涂县、青阳县、宣州区以及歙县7个县市的水稻种植农户进行的入户调查。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50份,经整理剔除部分数据缺损的问卷,获有效问卷402份,样本有效率为89.33%。在调查的总样本中有293人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有所认知问题,占比72.89%。
(二)解释变量的设定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认为: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四大类:农户户主个人禀赋、农户家庭特征、农业信息的可获性和外部环境。
1.农户户主个人禀赋年龄:一般理论认为,年龄因素影响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的速度。由此推断,年龄越大的农户越不容易认识到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因此,本文假设:户主年龄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性别:在农村,由于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同外界环境交流的机会均要少于男性,故她们在对新信息及新知识的理解上也要弱于男性。因此,本文假设:女性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程度较男性户主低。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拓展人们的视野,增强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处理和吸收能力,提升对来源于不同渠道信息的判断力。Ervin(1982)和Pampel(1977)证实了农户的文化程度与农户对土壤侵蚀问题的认知程度正相关。因此,本文假设:文化程度与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呈正相关关系。是否是村干部:村干部往往能力较强且文化层次较高,对于新的信息和政策理解更为透彻。而且村干部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获取外部信息。因而,本文假设:作为村干部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更深刻。风险偏好类型:风险偏好是指组织或个体在实现一定目标过程中对待承担风险的种类、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态度。按照不同主体在对风险采取的不同态度可以将风险偏好分为三种:风险厌恶、风险中立及风险追求。风险追求型农户由于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及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因而,本文假设:风险追求型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更深入。环境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越关心。他们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信息更为关注。因而,本文假设:环保意识越高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越深刻。
2.农户家庭特征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人均收入高的农户在当地属于“能人”,其获取和评价农业生产信息的能力会更强。因此,本文假设:家庭人均年收入高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更深切。家庭非农收入占比:目前农户家庭非农收入高表明农户正从事着兼业,兼业往往是户主外出打工。户主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从而增强了对信息的理解和掌握。因此,本文假设:农户非农收入占比的提高增加了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耕地面积:在我国农户家庭的耕地面积一般与家庭人口数成正比。若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多,其耕地面积就越大。家庭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在经营过程中会更加注重农业生产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会越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各种农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信息。因此,本文假设:耕地面积正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
3.信息可获性与村民交流的频率:在我国农村,信息传递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农户之间的交流这种非正规的传播渠道。因此,本文假设:与其他农户交往越频繁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越深刻。农业信息的获取:信息获取得越多,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越深刻。通过各种媒介获取信息越多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趋势越了解。因此,本文假设:农业信息的获取显著促进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4.外部环境是否参加可持续农业生产培训:政府主导的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往往会向农户阐述农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采纳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的益处。同时农户在参与培训的过程中可以与推广人员及其他农户进行交流,提高了他们对农业环境退化的认知。因此,本文假设: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距离乡镇远近:农户因居住区域的差异对信息获取存在显著的差异。距离乡镇远、交通闭塞的地方,增加了农户信息获取的难度。因此,本文假设:农户家与乡镇之间的距离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根据以上的研究假设,将对变量的定义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列。
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对调研资料的整理可以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不同个人禀赋的农户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以及不同家庭特征农户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293人对目前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有所认知,占总样本的72.89%,而没有认知的为109人,占比仅为27.11%,这说明大多数农村居民对于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年龄结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认知的比例逐渐降低。年龄对农户的认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具有负向作用。从被调查的农户来看,四十岁以下的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有认知的比例为9成左右,而60岁以上仅为3成左右。
(2)从文化程度来看,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有认知的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提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有认知的比例仅为26.05%,初中文化水平的为87.73%,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有认知的比例几乎为100%。
(3)从性别上看,农户的性别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的影响。女性有认知的比例为68.75%,而男性的认知比例为73.24%,男性和女性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比例几乎没有差别。
(4)从农户是不是村干部上看,村干部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认知的比例要远高于不是村干部的农户。村干部有认知的比例为94.12%,而非村干部农户有认知的比例为71.85%。
(5)从风险偏好类型上看,户主的风险偏好类型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风险追求型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认知的比例为94.21%,而风险厌恶的农户有认知的比例仅为59.02%,即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对于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比例越高。
(6)从环保意识上看,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比例越高。环保意识很强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认知比例为98.21%,而环保意识很差的农户有认知的比例仅为43.55%。
三、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一)户主个人禀赋的影响
户主的年龄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且在10%的检验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水平越低。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年龄增加1岁,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下降0.24%。户主性别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与预期不符,这可能是由于女性户主对外在环境的感知方面比较敏感从而使得他们比男性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更多。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认知的重要因素。户主文化程度在模型中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认知的概率也越大。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上升4.68%。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在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村干部在总体样本的占比较低,从表2中可以看出,村干部在总体样本中的比重仅为4%。户主的环保意识在模型中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随着户主环保意识的提高,其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水平也越高。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的环保意识提高一个单位,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上升3.13%。农户的风险偏好类型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风险偏好类型并不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认知的重要因素。
(二)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以及家庭水稻种植面积在模型中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对于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的影响较小。
(三)农业信息可获性的影响
农业信息的获取在模型中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农户对农业信息获取得越多,其对农业环境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从而提供了他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水平。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与村民交流的频率提高1个单位,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上升0.01%。与村民交流的频率在模型中为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说明农户与村民交流有促进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认知的作用但效果不明显。
(四)外部环境的影响
是否参加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在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呈现出正向影响,这表明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对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更加深刻。到乡镇的距离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表明到乡镇的距离有负向作用于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认知,但不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第一,在调研的地区大部分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一定的认知,在调查中的402户农户有72.89%的农户有认知。第二,户主文化程度、环保意识、参加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的培训及农业信息的获取显著促进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但年龄呈负向作用。
可持续农业技术范文6
关键词:土壤;有机质;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S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0-0087-1
0 前言
在土壤固相组成中,除了矿物质之外,就是土壤有机质。它是土壤肥力的重要物质基础。要想保证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现阶段,在人口、粮食、资源、环境与能源这五大问题面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可持续农业的核心是以当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目标是持续增长的生产率、持续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持续协调的生态环境,以及持续利用与保护的农业自然资源,宗旨是高产、优质、高效、低耗,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营方法而建立的一种农业综合体系。在这些环节中,土壤肥力的作用不可忽视,它联系着各个环节。
从我国的国情看,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耕地资源有限,要用较少的耕地养活较多的人口,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就是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现阶段,我国的耕地中,中低产田占60%以上,养分贫瘠成为普遍的问题之一,并且缺少先进的施肥技术,农作物的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使有限的耕地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而,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的土壤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对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有机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土壤中有机质是地球生命中能量交流的库容。肥沃的土壤可以起到持续的协调作用,并且能够提供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使作物生长正常,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并且可以提高其产量。因此,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许多国家都已把提高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和防治土地退化,纳入到发展农业与整个国家经济计划之中。
在我国历史上,曾大面积推广种绿肥,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高,土壤养分供应较为平衡,土壤肥力得以维护与提高,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但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与复种指数的提高,耕地质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土壤基础肥力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仍在继续下降,各种农药、化肥污染加剧等,已明显地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坚持不解地开展土壤中有机质的增加与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兼有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土壤改良培肥地力的途径,维持并提高土壤肥力,促进我国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有机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土壤养分是土壤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有机质则是土壤养分的主要来源,因而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从现代科学储备和生产条件来看,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要想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仍然离不开有机肥。
在我国,占所有耕地60%以上的中低产田中,普遍存在着养分贫瘠问题。绝大多数耕地都缺氮,1/2的耕地缺磷,1/2-2/3的耕地缺钾,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耕地同时还在中、微量元素缺乏问题。在农业生产中,为了保证土壤的肥力,必须加大化肥的使用量。尽管我国氮肥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化肥总产量居世界第二,但单位面积上的施肥量仍低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人口多,耕地少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施用化肥仍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