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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的原因范文1
关键词：环境问题；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011-07
自然原因和人类因素均能导致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从可控性和紧迫性来说，我们应更加关注人类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并引发自然界产生不利于人类的环境效应即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问题。弄清这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机制，是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结果的重要前提。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几乎都忽视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这一重要因素，至今未能取得公认一致的科学性结论。本文拟在分析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环境问题产生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原因说”，并基于此提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对策。
1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诸多流派或观点，但最有影响的是“经济发展原因说”和“科技原因说”。
1．1 “经济发展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环境问题探源研究中，基于对现实的直觉，人们很自然地把视线聚焦在经济发展上，因而“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成为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主题和焦点，而其研究成果则首推“零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提出了“零增长”对策，因而被称为“零增长理论”。它认为环境污染等问题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主张经济“零增长”。尽管《增长的极限》一书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使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所认真考虑的中心课题。但其“零增长”的主张则被认为由于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特征和规律而遭到不少未来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等的强烈反对，也几乎不被各国政府所接受。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理论成果，它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型走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或破坏会随经济的增长而加重，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环境污染或破坏程度达到最大，而后经济继续发展，环境污染或破坏却随之下降，环境质量逐渐变好。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最早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时提出的。1992年Shafik和Bandyopadhyay在为世界发展报告做背景研究时对EKC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其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并借用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之间的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因而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
EKC假说提出后，其结论受到学界激烈的争论和质疑，从而引发了检验性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热潮。1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国内的这种研究至今热度不减。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却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且也存在着正u型、N型和同步等多种其他曲线关系。显然，这种具有多种不同结论的研究，不仅影响其学术价值，关键的是它并不能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因为在EKC假说及其支持者看来，环境恶化也好改善也罢，都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决策者很难依据这样的结论来制定经济与环境双赢的两全之策。若再把正u型、N型和同步等关系的研究结论考虑进去，那就更加剧了“理论”指导的混乱，更陷决策者于左右为难之境地了。
EKC的国别或区域研究也试图预测正在恶化之中的环境质量逆转的拐点，即经济增长达到多高水平，环境质量才会发生持续能行的好转。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即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存在着一个隐性假设，即“经济发展始终是可持续的”或“不存在生态阈值”。实际上，任何地方的环境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都存在一个特定的生态阈值。环境污染或破坏一旦超过“生态阈值”，就会导致环境灾难，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的丧失。而在EKC拐点之前环境恶化程度就超过“生态阈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切地知道一国或一地的“生态阈值”处于何位，因此，预测EKC拐点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EKC研究把经济发展作为影响环境问题的变量，在大方向上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很明显，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当今环境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如果处于恶化之中的环境问题能够得到最终解决的话，那也只能是发生在未来。一般而言，未来的经济一定会比现在有所发展，EKC假说好像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但是，EKC假说及其有关研究将环境恶化或改善简单而笼统地归罪或归功于经济发展是有问题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不能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什么能动积极的对策，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多种结论本身，实际上就已经是对EKC假说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本身的否定。其实已有学者认为，EKC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或可能是错误的。
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大方向是对的，但却错在它的方法上：①笼统地把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相关联，是一种从外部考察“经济一环境”系统的“黑箱”方法，这种方法缺乏分析性，短于深刻性，因而难以揭示环境污染发生的内在根源与机制。②不适当地采用了类比方法。目前的EKC检验研究，多是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这是典型的类比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像天体演化等自然现象的研究，而将它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就会降低其结论的普适性。因为同类社会现象的同质性远比自然现象为差。比如，发达国家当初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借鉴了发达国家过去的教训，显然不会走至少不会完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采用国际面板数据进行类比，实际上是把发达国家的过去与发展中国家的今天的情况等同化了，这样的类比研究其结论的普适性是难以保证的。
西方经济学用“外部性说”或“市场失灵说”等来解释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原因，但这并不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或根本原因。因而它所提出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措施，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效果上也是非常有限的。
环境污染或环境质量演变的路径，并不笼统地决定于经济发展本身，而是有着经济活动背后的某种深层次原因。
1．2 “科技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直接从人类经济活动所依仗的科技手段上探求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更深刻一些。“科技原因说”正是从“环境经济科技”的关系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这比之直接从经济发展的结果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经济发展原因说”深入了一步。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科技原因说”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①这类研究几乎停留于思辨性的论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哲学深邃性，但却损害了这类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②这类研究多是着眼于科技进步“双刃剑”带来的负面结果而非针对作为原因的科技进步的结构和功能。由于这类研究把环境污染或破坏笼统地归罪于科技进步，因而导致像《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和其他一些学者据此否定通过科技进步改善环境的可能性。
实际上，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现实地解决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而非单纯地消除环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指南。“科技原因说”笼统地将环境污染归因于科技进步，并最终否定科技进步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作用，是不足取的。因此，“科技原因说”有待于向“科技结构原因说”发展，向实证研究深化。
2 环境问题的人类根源：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是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桥梁。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科技进步不仅应该具备生产力功能，而且也应具备环保功能。环保也是生产力，而且是长远的生产力。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多从生产函数――“产出=f(资本，劳动，时间)”来理解科技进步，认为当产出的增加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时，就发生了科技进步。这种经济视角的科技进步观，仅将科技进步的功能限于经济，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天然联系，缺少大系统眼光和历史眼光。
人类科技进步活动构成地球的科技圈，它不断地改变着经济圈(遍布全球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内容、强度和规模。经济圈对生态圈的冲击会引起一定的生态环境效应。人类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或效果决定于功能不同的各种类型的科技进步力量的对比。而自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不断被强化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所导致的。
2．1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功能
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在变迁中分化出A、B、C三种类型。
A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有开发和生产功能而客观上却容易造成环境问题的科技进步。它能为其实施者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又会由于实施不当或实施规模过大而造成环境问题。
B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备环境治理和环境优化功能的科技进步，属于环境科技进步的范畴。其实施能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和远期经济效益，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C型科技进步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兼有经济功能和环保功能的“绿色”科技进步，如清洁生产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等等。它被用于经济活动而不会对环境构成负面影响(或对环境影响很小)。但它会通过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以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减轻环境污染。
2．2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获得了非对称性的进步，即A型与B、C型科技进步在内容、水平、速度和实施规模上不相匹配、不相适应：A型科技进步由于受到特别重视而得到有力的推动和规模化实施；而B、C型科技进步则往往不被重视而较少得到推动和实施。其结果是，前者在水平、成果数量和实施规模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而后者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我们把A型与B、C型科技进步的这种不匹配现象称为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一般表现为：①在科学进步方面，人类非常重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研究和认识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带来了相对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而对人类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及其机理的认识要被动和落后得多，这方面的知识相对贫乏。②在技术进步方面，人类在A型技术的研发投资、成果产出及成果推广应用规模等方面远远甚于B型和C型技术。
我们可以用A型与B型科技进步各项指标(如R&D投入、科研人员数量、成果数量、成果转化率及扩散规模等)之比即A／B来衡量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程度。该比例越大说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程度越高，反之越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反映科技进步的经济功能与环保功能比例失调的指标。当A型科技进步一花独秀时(如工业革命后很长时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日趋严重；而当B型科技进步所占比重上升或(和)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会降低(见图1)。
2．3 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环境问题=f(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如图2所示。
这种关系表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人类根源。
由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尚未曾设计和采用反映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有关分类统计指标，这使我们难以用相关数据对“环境质量一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相关性作数理方面的实证分析。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用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演变的历史事实，对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因果关系作出令人可信的定性实证分析或检验。
在更早以前，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并不突出，而自18世纪以A型科技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欧洲科技革命开始，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A型科技进步单打独进，催生出了工业化，并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是，由于缺乏B型科技进步的匹配作用，因而A型科技进步给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煤污染)，城市环境的污染成为工业革命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之一。阿・汤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断言，产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保罗・霍根也曾指出，“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20世纪30年代以后，石油科技进步(也属A型科技进步)又在煤污染的基础上给环境带来石油污染。治理煤污染和石油污染的B型科技进步尚未跟上，到20世纪60年代后，化工技术尤其是有机化工技术(仍属A型科技进步)的问世和大规模应用，又为环境平添了一种全新的化学污染。多重污染的叠加，使环境问题雪上加霜，最终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一60年代环境公害事件的大爆发。18世
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年，是欧美和日本A型科技进步独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加剧)和经济大发展的200年，也是环境退化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的200年。
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终于激怒了人们，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此为契机，B型科技进步开始有了良好的势头，部分学者也认识到技术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存在。70年代以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B型科技进步逐步催生出“第零次产业”――环境产业，“环境友好型”的C型科技进步也逐步得到重视。此后不少发达国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状况得到某种改善，从而其环境恶化状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
但是，全球环境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被遏制住，其原因依然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在作祟：①虽然B型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但A型科技进步速度更快。②某些发达国家通过贸易途径将污染产业和危险废物向国外转移，削减了本国A型技术的应用规模，改善了本国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恶化状况，但却恶化了引进国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③虽然原有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同时又有新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产生。知识经济中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A型高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了电子垃圾、电磁波的辐射、基因污染和基因安全、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电子信息污染等问题，而相应的B型高科技进步并未能及时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污染治理手段。新老环境问题的叠加使全球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及其演变是环境问题产生和演变的背后根源，当然它也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走势的成因：在EKC的左半部，环境污染之所以趋重，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增长所依赖的是非对称的科技进步。而在EKC的右半部，环境问题之所以会得到改善，则是由于人类逐步自觉或不自觉地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结果。“环境污染一经济增长”的N型、同步和u型等曲线关系也是相应领域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演变的结果。
实际上，按照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理论，无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还是经济发达期，只要我们能够使A、B、C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按其功能匹配地发展，就会避免陷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并存的“怪圈”之中，实现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夙愿。
3 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
如何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呢?这主要与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有关。
3．1 科技进步成本效益反差律
在A、B、c三种类型的科技进步中，存在着较大的成本反差和效益反差。
一般而言，在科学进步方面，人们对正面或正向的问题的认识总是容易一些，而对其逆向或负面问题的认识相对较难，比如：①数学上的加法、乘法、乘方等正向运算相对比较容易，而其逆运算的减法、除法和开方等相对较难；②弄清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机理或规律也往往比弄清技术应用的正面效应的机理要困难和费时。如人类对煤、石油等作为能源应用时所导致的污染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B型科学进步)要比对煤、石油等可作能源使用及其机理的认识(A型科学进步)要难得多。因此不难理解：人类从发现酸雨现象到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到酸雨的危害，竟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生态学、环境科学(属于B型科技进步)在A型科技进步导致环境问题达100多年之后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使到今天，人类对环境自净能力、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机理等尚未认识清楚。
科学研究只是为解释或理解客观现象提供了一种模型，而要解决实际问题还要进行艰难的技术开发，也需要更多的投入。同样，在技术进步方面，由A型技术进步到B型技术进步，再到c型技术进步，其难度或投入是递增的。例如，一般能源(如化学能、水能、风能等)技术均属A型科技进步，人类没有费太大的功夫就掌握了。可控核聚变能源是储量巨大而且十分清洁的能源，人类如能突破和掌握这种技术(c型科技进步)将会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无限光明，但是这太难了。
难，往往意味着技术高，意味着费事耗时，意味着开发成本和初期使用费用高，但也很可能意味着成本下降空间大，意味着长期经济效益好；难，导致C型高科技进步滞后，但是，一旦获得突破，人类就会受益无穷。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一般而言，“理性的”人类在作选择时往往不会舍近求远或舍易求难，而是会先易后难。因而科技进步演变的规律大致会是：A型技术进步在先，尔后是B型技术进步跟进，而最终人类将以C型技术进步为主导――这时人类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极度发达的新时代。同时，这也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产生、强化和向着改善的方向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破坏容易而建立难。毁坏一件东西要比制作一件同样的东西容易得多。同样，环境的“破与立”也是如此。生态环境可以毁于一旦，而恢复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建设或改善环境是一个非自动的需要消耗能量的有序化过程，而破坏环境是一个自动的无序化过程。可见，污染和破坏环境是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都极高的事情，我们显然不能再走抛开环境问题去发展经济的老路，而是要通过改造和优化科技进步的结构与功能，使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个目的服务。
3．2 市场竞争机制
市场竞争机制对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具有巨大的强化作用。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经济人”追逐内部的(局部的)、直接的和可预期的(近期的)经济利益几乎成为经济秩序。而A型科技进步恰恰能够成为“经济人”们实现经济目的的有力工具，因而A型科技进步能够博得市场的青睐，能够获得“经济人”大量“货币选票”的支持。B类科技进步成果的实施或应用往往因其周期长、市场效益低、反应慢而令“经济人”人望而却步，而且它为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对于“经济人”来说是外部的，因此B类科技进步很难获得与A类科技进步相匹配的物质支持和发展。
市场化的工业经济更使人类尝到了高经济增长的甜头，悟出了发展经济的硬道理。200多年来，英国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生产，美国则使人们学会了如何消费和享受，从而把人类引向了物欲极度膨胀的非理性境地。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能够更多地从自然界攫取，A型科技进步常常会被推向它的顶点，这也就必然会把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推向它的极端。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选择可能是理性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它的行为却表现出很大程度的非理性，因为它导致负的外部性的经常性发生，从而导致整体经济效率或长远经济效率的降低。而在科技进步被经济增长目标牵着鼻子走的情势下，科技进步则很难在解决负的外部性问题上有所作为。
3．3 环境经济政策
软弱的不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会姑息和容忍科技进
步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而严格的、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可以使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超前的遏制和纠正。
环境经济政策是调节“经济人”的行为、弥补市场失灵缺陷的工具。然而，目前人类控制自身的政策能力却弱得难以与人类开发自然的技术能力相匹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主要不是人类的科技进步能力问题，而是科技进步导向问题或环境经济政策(制度)问题。
严格的环保经济政策能够引发创新，推动科技进步尤其能够促进B、c型科技进步，从而降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而且，在强有力的B、C型科技进步的支撑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有效的执行，因为B、c型科技进步能够为直接消除、避免或显著降低经济活动的负的外部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手段。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强势的，而环境政策却是弱势的，两者处于极度不对称状态，这实际上是容忍或默许科技进步的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虽然我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尤其在口头上是如此，但是比起对经济的重视，环境保护仍处于次要地位――至少在实践上或实际效果上是如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各国对于环境保护所要达到的水准日益严峻，但经济增长却没有受到阻碍。在中国，经济增长计划可以毫不含糊地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而环境保护目标却可能会打折扣，如“十五”期间污染物总量削减是所有国民经济指标中惟一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
经济与环境两种政策的非对称性状况之所以难以扭转，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感觉和认识上仍然严重地受制于传统的经济学观念。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环境与经济是竞争关系，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太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很明显，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经济唯上论”。但是，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则认为环境与经济是共生关系，他在1991年提出环境保护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张，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能够引发创新，抵消成本，这不仅不会造成厂商成本增加，反而能产生净收益，使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这被称为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传统经济学注重考察资源(不包括环境)的近期或短期配置效果。而从短期看，实施较严格的环保政策，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因为企业环保的投入资金是昂贵的，这是和企业的商业目的是相矛盾的，因而谁投资环保谁就会吃亏。
然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强调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配置及其相互影响的长远效果。适当严格的环保政策会使厂商从长计议，激励其B、c型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这不仅会减少污染，同时也会由于产品质量的改善和生产成本的降低而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因此，谁积极投资环保尤其投资环保科技创新，谁就有可能在B、C型科技进步方面占得先机；而在消费者环保道德意识不断提高和环境标准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的背景下，谁能够占得B、C型科技创新的先机，谁就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谁就会赢得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竞争优势。美国PPG化工产品公司中国地区总经理叶维佳在回答记者“环保投入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商业回报”的问题时曾谈到：“如果全社会的环境道德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如果有科学合理的环保政策，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规法制，企业完全可以将环保成本内部化，高质量、高环保标准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但是，必须要有给定的那些前提”。言外之意：如果环保政策科学合理，并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制――保证大家都能公平地遵守，消除执法不严导致的囚徒博弈中的侥幸行为，那么投资环保会带来商业回报，不仅不会影响而且还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显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最经济的环保路径应是在环境问题出现前就积极投资环保，因为“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太高了。然而，如今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却举步维艰，这既是企业短视经济观念使然，更重要的还是环境政策方面的问题。严格而合理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制会使厂商的行为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张保持一致。
在实行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初期，国家应在B型科技进步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将既有利于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又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给企业以明显的环境政策趋紧的调控信号，迫使企业作长远环境科技创新的打算。企业则可以把技术创新重心的放在推动C型科技进步上。
科技进步的原因范文2
以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为背景建立的工业体系主要是传统产业，多以开采原矿出售或出售初级选矿产品为主，缺乏深加工产品，采掘业的比重大于加工业，产品单一，不能形成合理的产品链。选矿工艺不成熟，开采方式落后，综合利用水平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如柴达木大部分盐湖矿床为多种有益组分共伴生的综合矿床，但目前只是开发其中的一种组分钾。由于综合利用工艺尚未解决，其它镁硼锂等有益组分没有综合回收利用，使得钾盐开发中老卤就地排放，原卤进一步老化，钾矿资源遭到破坏；芒硝的开采多为人工开采，采富弃贫现象严重，形成资源浪费；元明粉生产工艺及设备落后，早已停产；高纯镁砂的生产工艺不过关，至今无法组织有规模的生产；溴、碘、铷的综合利用，尚未进行新的深入研究，无法考虑开发利用问题，严重制约了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部分地方小厂在矿产资源中还在使用落后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有的工艺和生产成本均缺乏竞争力，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柴达木矿产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开发。由此可见，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同时科技进步也将对柴达木地区科技资源的整合、科技布局的调整、科技进步的方向、科技创新的重点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科技进步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了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评价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增长是否依靠和实现了技术进步是区别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就是集约型的。否则，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粗放型的。因此可以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依靠科技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来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增长。
一方面，循环经济是一个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为一体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不论是企业清洁化生产，还是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不论是资源的生态化利用，还是废弃物的再生化处理，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而科技进步则是解决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主导力量。调整资源开发战略，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变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都离不开科技进步的推动和支撑。
1. 科技进步对资源开发的影响
当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所导致的。科学的资源开发战略，是在不断有序开发资源的过程中，一方面拓宽对现有资源价值的认识，另一方面推广应用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和系统化技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煤炭资源为例，煤的洁净燃烧和转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煤的利用率，还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又如在材料方面，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重新设计材料性能，使其与生态系统相容。因此，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开发的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走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才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永续利用。
2 .科技进步对减少资源消耗的影响
科技进步一方面使人类可以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减少对传统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少用或不用污染性资源；另一方面使人类可以减少各类资源的使用量。要减少各类资源的消耗，就必须采用新的技术生产节能产品、设备和生态环境材料。如节能电光源、绿色照明技术与产品、节电和节水产品与技术、变频调速技术及产品、工业节油技术及装备、节能型家电、节能型燃气设备、节能型供热供暖设备、节能型建筑产品及技术、节能风机、水泵、冰蓄冷技术、节能型机电设备等新型能源转化材料与技术、绿色工程材料与技术等。
3. 科技进步对治理环境污染的影响
粗放式经济增长在我国总的经济增长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以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巨大破坏来获得利益的生产模式还没有得到完全改变。对已经被污染的环境，如果任其自然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利用科学技术，如水化学技术，空气净化等技术，可以对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进行抢救性整治。同时，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实现清洁生产，把污染治理从生产的末端扩大到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选择省能源、污染小的技术和设备，减少能源的消耗，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考虑后续的废物处理问题。总之，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一系列环境友好技术和生产工艺，以达到减轻污染，减少资源利用，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科技进步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科技进步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一种加速增长的趋势。从有文明史记载到20世纪初，全球经济规模只增长到约6 000亿美元，而这还不足现在全球每年经济规模增加的数量。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而全球经济规模将达到150多万亿美元，是现在的5倍，如果人类继续沿袭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规模的增长对环境所形成的负荷是不言而喻的，必将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面临一种两难境地。当前，人们力图通过大幅度降低污染强度而实现人口总量绝对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情况下的抑制环境退化的目标，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这正是发展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的。
循环经济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进步。无数事实证明，科技进步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告诉我们，只有依靠科技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才能真正解决好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的和谐发展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进步在改变人类命运的过程中具有伟大而神奇的力量。今天，在人类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两难境地，从而寻求循环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关头，把希望再一次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上。在讨论科技进步的重大意义时，一个更为现实的背景是：在全球跨进新世纪的时刻，各主要国家都在纷纷考虑21世纪自己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并为此制定战略和对策。在形形的战略和对策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不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一个日益显著的趋势是，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这几个重大战略课题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给予一体化的考虑。这至少表明，科学技术发展已经被十分密切地结合到有关环境的战略与对策的考虑中。在跨入21世纪的前夕，我国政府提出了以“科教兴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战略，这与循环经济发展是完全吻合的。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没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如废物资源化、清洁生产、生态产业链、环境工程等都有对科技进步的要求。科技进步可以有效地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依据和手段，开拓新的可利用资源领域，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
2.科技进步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科技进步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进步是扩大资源供给的有效途径。相对于人类对资源的无限需求而言，资源的供给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众多制约因素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对资源供给增加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使几年前人们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绝对数量增加；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相对数量增加。因此可以说科技进步可以控制资源。
（2）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独立要素而存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意义在于其同生产力其他各个要素的渗透和融合。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之间不是加法关系，而是乘法关系，即科学技术是作为乘数乘到生产力三要素上去的。显然，当科学技术为零时，生产力为零；当科学技术不为零而大于零时，生产力便会成倍地增加。科技进步越快，这个倍数越大，经济增长就更快。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科技进步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加快科技进步，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3）科技进步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主导力量。从根本上来说，产业的形成、分解和新兴工业的诞生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三次产业的依次出现和重心转移以及各次产业内部各个阶段的依次递进，都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科技进步改变产业结构的过程是使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人类可利用越来越先进的机器设备去从事生产实践活动，技术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应用的密度越来越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当技术水平高度发展时，生产的高效率使得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越来越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又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中，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得宏观结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有效缓解资源与环境的瓶颈约束,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结构合理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4）科技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科学技术落后是自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因此，保护生态，减少环境污染也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科技进步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环境污染。如，环境化学和分析化学的产生，就帮助人们认识了环境污染物中有害物质的种类、浓度及其危害；第二，科技进步能够帮助人们治理环境污染。如，生物工程技术、遥感技术、核技术、活性炭技术等新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广泛运用，都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第三，科技进步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树立循环经济的观念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提升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循环经济是先进生产技术、关键链接技术及资源再利用技术支撑的经济模式，不是传统社会低水平物质循环利用方式下的经济模式，没有先进循环型技术路线支撑，循环产业链就不完整，循环经济技术必须创新。因而，可以说技术创新是循环经济的生命线。
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基本环节是形成循环生产技术体系，没有能够实现循环生产的技术就不可能进行循环生产，更不可能建立起循环经济体系。循环生产技术并不等同于环保技术，尽管它们具有环保功能并在环保产业中广泛运用。这是因为，循环生产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模式，普遍存在于各个产业、各种生产活动中，它是新工业生产技术的广泛集成和组合。例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等，都要参与到循环生产技术的集成中，才能形成全面的循环生产技术体系。目前，循环生产的技术要素并不缺乏，主要是缺乏自觉的组合与使用。
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提升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发展循环经济，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它不仅是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实现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的需要，也是实现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中发展循环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个重要措施。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涉及的矿种多，需要多种技术的组合与集成创新，才能促进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生产水平，缓解和解决目前矿产资源在传统资源开发模式下存在的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和问题。但是，就目前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发展循环经济而言，相当多的技术多为一枝一节， 不具有循环经济所要求的跨工艺、跨流程、跨行业、跨部门等基本技术特征；有相当多的技术在循环经济概念提出之前已经出现，多为过去在“清洁生产”中生产和使用的技术，只不过是现在再挂上“循环经济”之名；相当一部分技术的技术含量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低。另外，循环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但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短缺与环境压力的全部问题。因此，在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我们不能把循环经济与科技进步对立起来。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同等重视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发明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
第一，要利用新材料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推动矿产资源工艺技术设备的高科技化。我国工业设备各个年代生产制造的都有，由于国民经济一直采取粗放发展的方式，忽略对已建成的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不少设备都属于应该淘汰的落后设备。因此在循环经济高科技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对生产设备分类进行淘汰或改造，根据自身条件加大力度实施工艺设备技术改革。
第二，以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推动、提升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要把自主创新作为支撑和引领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通过创新能力的培育与提高，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解决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问题，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推广推进循环经济与高新技术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的循环经济道路。
第三，下大力气扶持一批在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高技术企业，通过大企业整合科技资源，带动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综合提高。重点要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循环经济型企业。
第四，要正确处理好高新技术与发展循环经济的关系。高新技术具有高、精、尖、新的特征，但是高新技术不等同于 “清洁”技术，也不是没有污染或污染程度低的技术。高新技术也有环境污染问题，也要消耗短缺资源，而且高新技术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连带性等特征。以美国为例,在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发展为主的硅谷地区就存在着典型的高新技术污染。据美国硅谷报告的污染状况：一是高度危险的废溶剂等化学物质正从约80％的地下储罐向外泄漏；二是地下水中发现了大约100种化学物质；三是圣克拉拉郡发现了150多处地下储罐有泄露，并且有200口公共水井和私人水井被污染；四是每年有3～12万t的重金属从硅谷通过地下水道排入旧金山湾，正在使附近的湿地蒙受严重的环境危害。另外，硅谷的大气污染也相当严重，对此，要有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一方面，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发展循环经济，要利用高新技术提升其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也应该适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要运用循环经济的原则来规范高新技术，要构筑从宏观到微观的主体化环境保护体系，以防治高新技术污染，使高新技术在提升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发展循环经济水平时遵循“绿化”的方向。
四、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注重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传统产业的增长模式，是以低水平需求和产业结构为背景，所需求的都是成熟技术或中低水平技术，这些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就可以解决。随着成本要素的不断提高和增加，低成本利润的效率逐渐降低，中低技术的市场空间日趋缩小，在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要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保持增长，就需以高新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
在发展循环经济中，要依靠科技进步改造和振兴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的传统产业。要加快科技进步，推广应用先进科技成果，以先进科技为先导把矿产资源开发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提高科学技术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贡献程度，并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信息技术与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各产业技术相结合，带动矿产资源开发在高起点上迅速发展，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从高能耗、高物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要重视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中传统产业的内涵发展，依靠高科技的投入，解决能耗高、原材料消耗大、综合回收利用差、投入产出低、污染严重等问题。依靠高科技的投入，提高现有生产的工艺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新的生产部门，延伸产业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使现有产品的质量、 品种、价格性能比有较大的改造。
科技进步的原因范文3
浙江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的度量分析
科技进步系数度量模型
技术进步的测算方法很多，其中以“增长速度方程法”使用得最为普遍，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在1992年的《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中就将该方法作为最主要的测算方法加以推广。该方法把技术进步速度作为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相对增长率、劳动相对增长率以后的余值计算出来，再进而除以经济增长率，即得到科技进步贡献率。它清楚地表明：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的增加、劳动的增加和技术进步的提高带来的。由于该方法计算简单，在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际测算中被大量使用。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该文中，我们将采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中性技术模型来度量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系数。
其中：A(t)为t年的技术进步系数；Y为企业总产值；L为企业就业人数；K为资金投入。
科技进步系数的测度与分析
结合上述测算模型，Y我们以浙江省乡镇企业年度总产值数据为准，L以其职工人数的数据为准，K则以固定资产原值与流动奖金数据之和为基础。这样，我们以历年的有关数据对我省乡镇企业现有科技进步系数做出估计。1984年至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测算结果：0.956271，1.057543，1.137912，1.263862，1.463128，1.550687，1.510191，1.664818，1.941202，2.614432，3.751428，5.429547，4.708039，4.977003，5.176704，5.497449，6.005074，5.024926。
从2000年的数据来看，浙江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比全国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平均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其实通过测算，我们发现浙江省乡镇企业在1997年的科技进步系数4.977003，就已经达到了2000年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在该年度浙江省乡镇企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了“五分天下有其四”的局面。自1993年之后，科技进步系数得到持续快速的提高，这与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很大的关系。1991-1999年是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劲风频吹，扶摇直上的9年。上世纪80年代，个体私营经济占全省乡镇企业工业经济的比重只有20%左右。到1998~1999年，省委省政府为认真贯彻党 的十五大精神，发出了省委省政府（1998）2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若干意见的通知》，召开了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从此，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步入了提高发展阶段，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呈现出大提高、大发展的态势。1999年私营工业产值达6686.59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比重62.19%。在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温州、金华、台州、丽水等地，所占比重更大，达到了80%左右。优良的环境、有利的政策以及个体私营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吸引了大批的人才和高科技项目，为其科技进步系数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浙江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的灰色预测
由于科技进步的概念与内容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及明显的动态性，而且由于统计资料的可获得性局限，有些信息资料不够明确或是难以获得，具有一定的灰色性，适合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分析。为此，对于科技进步系数的预测也是在对已有数据进行灰色处理后应用GM（1，1）模型对浙江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做出预测估算。
（1）设x(0)为原始数据序列。
（2）作一次累加生成，x(1)=（0.956271，2.013814，3.151726，4.415588，5.878717，7.429404，8.939595，10.60441，12.54562，15.16005，18.91147，24.34102，29.04906，34.02606，39.20277，44.70022，50.70529）；
（3）作均值生成，Z(1)=（1.485042，2.58277，3.783657，5.147153，6.65406，8.1845，9.772004，11.57501，13.85283，17.03576，21.62625，26.69504，31.53756，36.61442，41.95149，47.70275）；
（4）运用最小二乘法对x(0)及Z(1)的数据进行处理，并代入回归系数计算公式，计算参数a及u的值。求得：a=-0.119598，u=0.970009。
（5）建立灰色预测模型：
（6）生成序列x(1)=(x(1)(k+1),x(1)(k+2),x(1)(k+3),…,k=0,1,2…)=（0.95627，2.108123，3.406314，4.869522，6.518601，8.377124，10.47175，12.83257，15.49324，18.49192，21.87168，25.68066，29.97364，34.81207，40.26505，46.41093，53.33755）；
（7）经F检验，F=113.382>F0.05(1，15)=4.54，且F>F0.01(1，15)=8.68。这表明该一元回归模型之回归效果显著。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t检验与F检验具有一致性，可以相互替代。所以，t检验略去。
（8）预测，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五年内浙江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进行预测。以2004-2008年为例，令k=20，21，22，23，24，代入预测模型。各年度的科技进步系数预测值为：A(t)=x(1)(i)-x(1)(i-1)，具体数据分别为：11.17598，12.59576，14.19597，15.99945，18.03215。
促进浙江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系数提高的建议与举措
前文，我们为乡镇企业画了一个“饼”，而它的实现将更多地依赖于乡镇企业在各个方面的努力程度。综观我省多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及经验，我们认为还应从以下几块着手。
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建立人才战略储备库
科技人才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根本，更有“21世纪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之说。现在虽然政策上也鼓励科技人才到乡镇企业工作，人们的就业观念也确实发生了不少有利于乡镇企业的转变，但这种差别意识并没有完全消除，乡镇企业要想建设理想的人才梯队，还须下很大的功夫“筑銮引凤”。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积极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优惠政策，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措施，主动探索引进科技人才的办法和经验。自1984年起至今每年都有3000多大中专毕业生投身于乡镇企业工作，据调查，全省省级重点乡镇企业中层以上管理队伍中，大中专毕业生已占到70%以上。绍兴县改革后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占企业股份的34%以上。然而，目前最为关键的是引入一批以博士、硕士为核心的高层次应用型研究人才，这对于乡镇企业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走在前沿的雅戈尔集团、正泰集团、万向集团及横店集团等一些骨干企业除了引进一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之外，还引进了数百名的国外科技人才，对企业技术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拘一格选人才。摒弃如今招聘市场上“非本科生不要”，“非研究生不要”等不良观念，使得很多有真才实学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拿到学历的有识之士有个用武之地。只要是对企业有用的人才，不论其资历、年龄、学历如何都应大胆的选用。我们不可能个个都是“伯乐”，所以，我们不“相马”，而是“赛马”。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即时落实激励措施。有不少的乡镇企业如今成了人才过渡的跳板，乡镇企业辛苦引进人才，工作了几年之后，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对企业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了，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却跳槽了，到头来为他人做了嫁衣。特别是企业的中层骨干流失，对企业损失重大。激励措施要做到适得其所，首先就得了解激励对象的真实想法和真正所需，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留住人才。一些乡镇企业已经形成了自己做法，如正泰集团通过投资入股的形式；人本集团通过“利转股”的形式；邦威则通过“分房”的形式，只要工作年限达到规定底线，产权即归个人所有。这些正如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用制”一样，对于企业人才既有激励效果又有约束作用。
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11月下旬，武汉大学商学院谭力文教授在与我系教师座谈会上谈到企业经营者懂得使用人才的多，懂得培养人才的少，而评价其是否是一个好的经营者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能有计划地培养人才。目前，全省形成了以省乡镇企业科教培训中心为龙头，各地乡镇企业培训基地为骨干，企业自行组织岗位培训为主体的技术人才培养网络。上规模的乡镇企业集团参加民办教育活动，培养自身“永久”牌科技人才。但在人才培养的规模和层次上仍须进一步得到提高。
总之，乡镇企业在对待科技人才方面，要积极做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起”。
进一步加大R&D投入，积极开展科技活动
鼓励企业、外商、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资成立科技基金会，在企业增设技术开发机构。今后新设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主要挂靠在企业，鼓励大中型企业兼并科研机构，引导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壮大企业技术开发力量，促使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这样可以有效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科技投入水平。积极推行科研成果和技术入股，鼓励和推动科研机构（包括事业所属和企业所属的）和大学的高新技术科研成果以技术入股等各种灵活的方式与企业合作。促进科研机构与大学积极参与企业在R＆D方面的共同发展，增强企业科技持续创新的竞争实力。树立科研要面向生产，生产要依靠科研的新思想，要用市场的手段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够有效地筹集到相当于总投资的20%以内的资金，就能够有助于推动科研与生产共同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或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有效地筹集资金，投资于企业R＆D方面。有效地吸纳社会资金来投资于企业R＆D是目前国内外企业较通行的做法。这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全相符合。国家、企业、大学和民间的科研机构，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筹集资金，推动企业科技持续创新的发展。在具有技术一致性和互补性的企业群设立R＆D联合体，避免R＆D活动的重复，降低成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有效科技投入。支持科技研究、开发、推广和奖励科技人员，对捐资额度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外商或个人，经有关部门批准，基金会可以用企业、外商或个人冠名。
科技进步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1月5日
一、理论模型
（一）C-D生产函数。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Y=AKαLβ。其中，Y代表总产值，A代表综合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一般指固定资产投资;L代表劳动投入，一般用就业人员数表示;？琢和？茁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弹性系数。该函数模型表示在既定的科技水平下，一定时期内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大产值。在此假定辽宁省的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
（二）索洛余值法。美国经济学家R.M.索洛提出的增长速度方程：y=a+αk+βl，其中，y，a，k，l分别表示地区生产总值、科技进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即y=Y/Y，a=A/A，k=K/K，l=L/L，故科技进步增长率a=y-αk-βl。这是增长核算的关键方程，它确定并且让我们可以衡量增长的三个源泉：资本量的变动、劳动量的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A/A是不能用投入变动来解释的产出变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作为一个余量计算出来的，即通常所说的索洛余量。
（三）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和步骤。通过对C-D生产函数模型两边取对数和等式α+β=1得到ln=lnA+αln，对等式两边进行微分就得到索洛的增长速度方程y=a+αk+βl，再对等式两边同时除以y，则有+α+β=1。Ea=×100%;Ek=α×100%;El=β×100%分别表示科技进步、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然Ea+Ek+El=1。
二、辽宁省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一）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Y为被解释变量，辽宁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和年底从业人员L为解释变量，利用GDP指数和固定投资额指数将所有年份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换算为1993年为基期的真实GDP和真实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速度：y=（-1）×100%，k=（-1）×100%，l=（-1）×100%，其中，Yt、Kt、Lt分别是产出量、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投入量的期末值，Y0、K0、L0分别是相应指标计算期的期初值。表1是已消除价格指数的相关数据，其原始数据来自1993～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表1）
（二）模型的参数估计。通过Eviews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得到模型（1）：
ln=0.93+0.62ln
t值：（25.45734）（19.30916）
R2=0.953946，Adjusted-R2=0.951387，F=372.8438，S.E.=0.159331，D.W.=0.223707。可以看出，模型（1）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通过查杜宾-沃森检验临界值表（5%的上下界），0<D.W.=0.223707<dL=1.20，存在正的序列相关性。现通过Eviews来消除此序列相关性，加入AR（1）、AR（2）得到模型（2）：
ln=1.03+0.54ln
t值：（20.74695）（16.02663）
R2=0.9963，Adjusted-R2=0.995507，F=1256.453，S.E.=0.042601，D.W.=2.141711。此时，dU=1.41<D.W.=2.141711<4-dU=2.59，这说明加入AR（1），AR（2）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而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
由模型（2）可知，α=0.54，β=1-α=0.46，即资本投入每增加1%，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54%;劳动投入每增加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46%。可以看出，辽宁省资本投入对GDP的影响很大，该省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
综上所述，辽宁省的C-D生产函数是：Y=e1.03K0.54L0.46。
（三）辽宁省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结果。（表2）
三、结论
表2中显示辽宁省的个别年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呈现负值或数据较相近年份出现较大波动，这并不是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这些异常数据可能是由于测算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还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生产要素投入周期性的影响，从而导致个别年份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情况。第二，国家统计局的原始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
此外，从分析测算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1994～2002年辽宁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来驱动，2005～2012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劳动力在所有调查年份中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小的。
第二，1994～2012年间劳动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除了个别年份因为上述原因为负值外，其他年份均在0～20%间波动。1994～1996年保持在0.98%的平均水平，在1997年骤然下降。1997～2000年逐渐攀升至12.69%，2000～2002年急剧回落至低点。2005～2012年，资本贡献率维持在5%的平均水平。劳动投入的增长不仅要包括劳动数量，还要包括劳动质量，两者综合才是对劳动投入最准确的测定。这说明劳动力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止步不前正处于一个瓶颈期，如果不能提高劳动力质量，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很大。
第三，辽宁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增长的依赖很大，1994～2012年资本平均增长率为20.97%，可见经济增长的资本推动型特征十分明显。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是1998～2010年，两者波动趋势基本相同。在一段时期内，资本因素必然是促进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增长率在2003年以前的平均值为12.72%，2003以后为30.13%，这直接使得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3年以前的0.92%增加到2003年以后的6.6%。因此，保持资本投入的增长对辽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今后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第四，辽宁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科技进步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是由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比如为了刺激某些年份的经济过热，地方政府为缓解经济过热和限制经济增长而进行宏观调控，减少资本投入，而这一“抵消”作用很可能就反映在科技进步这一测算指标上。
实证结果表明：辽宁省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存在较大波动，同时充分肯定了辽宁省利用现代科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相对指标，取决于科技进步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并非越大越好。对于同样的科技进步速度，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科技进步贡献率越大，而当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就会变小。
主要参考文献：
[1]Riddel M P.K Schw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with endogenous employment：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S.[J].The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2003.33.1.4.
[2]N.格里高利.曼昆.卢远瞩译.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9.1957.
科技进步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 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 F224、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9-12-5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and Trend of Henan Grain Production TFP
Xiao Yiyao
（Institute of ST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In order to deeply analyze the change of gr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Food Production in Henan Province， the paper measured Henan grain productionTFP changes through DEA-Malmquist index analysi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grain production TFP is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Henan Province， while the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TFP i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technology efficiency is not high and the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has not been improved. There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to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promotion and optimizing planting scale in the Henan Province grain production. Therefore， acceler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ain production in Henan Province and enhancing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are the key way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in Henan Province.
Keywords：grain production; TFP;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echnical efficiency
2004年以来，河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12年增产，已连续9年超千亿斤，保持全国首位，用占全国1/16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4的小麦、1/10的粮食，2014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达60 709.9万吨。河南省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有效解决了近一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为全国贡献出150亿公斤原粮和粮食加工制品，为全国粮食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从长远来看，河南省粮食生产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粮食生产增加和比较效益下降的现实困境。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耕地、水资源日益短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和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的严峻挑战，新时期推动粮食丰产的重要途径只能选择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1]。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增强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必须坚持以我为主，更加注重农业技术创新和粮食生产的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走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粮食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化道路[2]。
近年来，学术界主要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全国的粮食生产进行了生产效率测量[3]。已有研究为进一步的粮食生产效率测量及分析提供了有益经验，但多数研究成果是基于2004年以前的数据，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以来的粮食生产科技进步及生产效率方面的定量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全国产量大省河南的粮食生产科技进步及效率的系统分析更少，难以有效解释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以来的粮食产量增长和生产效率情况。本文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效率评价模型，以不同粮食生产决策单元（省份）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作为评价主体，运用DEAP2.1数据分析软件计算和测量河南省及其他粮食主产省的技术投入、要素投入等和以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水平产出指标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测定2004年以来河南省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变化进行详细的分析，揭示近年来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原因。以考察粮食生产的要素替代可能性与技术变动趋势，通过对粮食生产效率分析，揭示粮食生产增长的源泉、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制定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1 模型设定
粮食生产决策单元的线性规划模型如下：ωT、μT分别为m种输入和s中输出的权系数，规划最优解为ω0、μ0。从模型（1）和上述定义可知，Vp越大，表明粮食生产决策单元能够用相对较少的输入得到相对较多的输出。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指数为：，其中，
j=1，2，…，n。则第j0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优化评价模型为：
（1）
采用DEA模型的效率测量包含技术有效与规模有效的综合效率值，用于判断粮食生产的技术有效、规模有效性和测量特定技术的纯技术效率。本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结合Malmquist指数对我国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以来全国粮食生产效率进行分解。DEA理论结合Malmquist指数研究方法生产率测算中得到广泛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不受输入、输出数量量纲影响，无须预先设定生产函数，而且能够综合考虑规模不变和规模可变的情形，评价结果较高的客观性。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在距离函数基础上定义的，无须输入相关价格信息，适合进行跨区域、跨时期的样本生产效率测量。运用DEA与Malmquist指数法相结合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能够较为深刻地揭示效率变动的源泉。
1.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择全国31个省份的粮食生产作为研究对象，以便全面了解河南省与全国其他省份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的比较差异;研究周期为2004-2013年，重点分析实施粮丰工程以来河南省粮食生产效率变化情况。DEA模型包括1个产出指标和6个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为各省份年度粮食总产量（万吨）;投入指标包括：各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千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化肥施用量（万吨）、农药使用量（吨）和农业劳动力数量（万人）。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2013年31个省份的粮食产出和投入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运用DEAP2.1软件对我国31个省份2004-2013年的粮食产出和投入数据进行效率测算。测算了全国31个省份10年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变化，其中，技术效率变化包括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本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运用DEAP2.1对全国31个省份2004-2013年的粮食总产量及相关投入数据进行了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进行了测算。分别从河南省与全国31个省份、13个主产省比较的角度对河南省粮食生产科技进步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2.1 河南省与全国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比较分析
测算结果发现，2004年以来，河南省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在2004-2013年期间年均提升2%，在全国排第五，低于黑龙江、河北、甘肃、广西等省区。在全国13个主产省中，河南省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排第三位。河南省与山东、江西、江苏、安徽、四川、辽宁、湖南、湖北等省份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一样，主要是由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引起。自2004年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以来，河南省的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提高较快，但技术效率提高相对缓慢，导致对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产生影响。河南省2004-2013年期间的粮食生产纯技术变化为1，而规模效率为0.999外，这影响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也对河南省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高产生了不利影响。站在全国的角度看河南的粮食生产科技进步状况，河南省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要积极向黑龙江、北京、河北、甘肃、广西、吉林、宁夏等省份学习，这些省份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由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提高实现的。河南省粮食生产科技进步中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说明，粮食生产在积极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还应注重技术应用、扩散和组织管理，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作用。
2.2 河南省与其他粮食主产省科技进步的动态比较分析
从全国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看，2004年以来，全国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除了2008-2009年有小幅下降波动外，总体上呈现出稳态上升趋势。10年来，全国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为0.994～1.024，除了2004-2005年、2008-200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0.994、0.980外，其余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在1.0以上。从粮食主产省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看，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幅度大于全国的波动幅度，且总体上高于全国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见图1。但从河南省与粮食主产省、全国的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看，自2004年以来，河南省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9年以来，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 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
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变化看，河南省和其他粮食主产区、全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变化一样，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幅度。其中，2004-2005年、2009-2010年、2010-2011年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上升。总体上看，河南省的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明显，且变化幅度高于粮食主产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河南省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变化与粮食主产区、全国平均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变化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这说明，河南省粮食生产取得了明显的科技进步，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实施引发的河南省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推动河南省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内容。
科技进步的原因范文6
1992年1月，我省正式确立了“科教兴川”战略。十多年来，该战略在有效推进四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隐含着战略预期与战略实施结果之间的较大差距，出现了战略贯彻实施后劲相对减弱的趋势。缺乏科学精神，过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工具效应，忽视科学技术精神功能的构建与发挥是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涵养科学精神，是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川”战略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科学精神缺失是“科教兴川”战略的瓶颈
四川封闭而偏远，对科学“形而上”的忽视和轻视与其他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认识偏差为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提供了沃土和温床,为伪科学提供了生存条件和空间。
科学精神缺失导致战略预期与战略实施结果之间的差距。科学精神的缺失导致“科教兴川”战略实施的可持续性削弱，造成了战略实施的后劲不足、战略预期与战略实施结果之间出现较大差距。1996年，在川委发【1996】3号文件《关于贯彻的实施意见中，四川规划的“实施科教兴川战略，全面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目标是：到2000年，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到2010年，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今年已是2007年，四川的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8％。如果再与全国其他省（市）或者外国进行横向比较，这种差距就更为明显。
科学精神缺失割裂“科教兴川”战略的整体性。对事物的全局谋划、整体谋划乃战略的本质所在。制订、实施战略都必须具有全局性或整体性。在“科教兴川”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重科学，轻教育；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科学知识教育，轻科学精神教育，与战略要求的全面性、全局性背道而驰，割裂了“科教兴川”战略的整体性。
科学，特别是科技的生产力作用被充分重视，各级政府纷纷斥资发展。但作为战略基础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我们忽视了。作为战略关键的科学研究，既包括应用研究，也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周期短，见效快，能很快地取得经济效益；基础研究则周期长，见效慢，甚至耗尽心血也毫无所获。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以实用主义的心态来实施“科教兴川”战略――无利不干、小利小干、大利大干：重视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研究。作为战略基础的教育，既包括科学知识教育，也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抹煞了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差异，把“科教兴川”战略中的“科”狭义地理解为“科技”，因此，在教育中重视具体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教育，而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却忽视了。
把科学精神作为振兴四川的有力武器
推进四川经济、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精神的促进、激励和保障。
运用科学精神促进四川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提升全民的竞争与协作精神。加强科学精神的培育,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必将给我省经济的发展注入精神动力,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其次，要促进科学管理。加强科学精神教育,引导人们尤其是管理者树立并弘扬科学精神,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战略决策、整体规划能力以及驾驭全局和统筹协调能力,使之灵活使用各种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同时，正确认识人的动机和需要,有效地激励人才,提高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