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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范文1
关键字:工业部门;减排成本;减排成本曲线;碳交易;方向性距离函数
DOI:10.13956/j.ss.1001-8409.
中图分类号:F426;X24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emission reduction costs, this paper use the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 to measure carbon reduce marginal cost among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Based on the marginal cost curve, we build a carbon trading modeling. According to China current carbon trading pilot emission allocation system, we distribute carbon emissions quota to industrial departments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carbon reduce cost and market transaction price in carbon trading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emission reduction, the cost of emission reduction shows a rising trend. Lower emissions intensity means higher emission reduction cost. To achieve the reduction of 45% of the 2020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it will take three times more cost of reducing emissions than that of 40%.
Keywords: industrial sector; reduction costs; reduction cost curves; carbon trading;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
引言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碳排放总量也在持续增长,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上限,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如何协调二氧化碳减排与经济发展这对矛盾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2009年我国就宣布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2013年上海、深圳等七省市的碳交易试点陆续成立,现已进入到了配额发放与排放权交易阶段,经过一年多试点,在推动节能减排和带动低碳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诸如企业参与度不高、碳交易机制不完善、市场交易量小、流动性不均衡等问题。通过部门间减排成本测算构建碳交易模型,对完善我国碳交易机制、推进碳交易政策制定、测算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碳交易机制设计就是通过设定减排目标,按照分配的碳排放许可,企业在碳交易市场进行配额交易并形成交易价格。很多学者在减排成本测算、减排成本曲线拟合及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方面做了研究。减排成本有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定义。微观层面是指减少单位排放而需要增加的技术资金投入,主要用能源优化模型和MARKAL-MACRO模型等进行测算。如我国学者陈文颖等[1]通过建立MARKAL-MACRO模型测算了减排边际成本。吴力波等[2]构建了中国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省市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但范英等[3]认为宏观减排成本(各生产单元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节能减排时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损失)更能准确地反映不同行业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方向性距离函数由于能够识别出环境污染等坏产出不同于好产出的负外部性,被用来估算污染物等坏产出的影子价格[4]。如Fare等[5]测算了美国发电厂二氧化硫减排价格,发现影子价格呈增高趋势。涂正革[6]基于方向性环境生产前沿函数估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影子价格。刘明磊等[7]运用DEA产出距离函数测算了我国各省市二氧化碳减排成本。陈诗一[5]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方法估计了我国不同工业行业二氧化碳平均影子价格。秦少俊等[8]构建了火电行业方向性生产前沿面函数,拟合出减排成本曲线。魏楚[9]基于参数化的方向距离函数,分析了我国城市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可采用二次曲线、对数函数、指数函数和幂函数 [10] [11] [12] 等对减排成本曲线进行拟合。很多学者都认同减排成本随着减排量的增加呈现单增的凸函数性质。我国学者陈文颖等[1]、李陶等[13]和崔连标等[14]、夏炎等[15]就分别使用二次函数、对数函数、指数函数刻画了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的效率,李凯杰等[16]对初始排放权分配机制的研究进行了归纳。碳排放初始分配主要有免费分配、有偿分配和混合分配三种形式。目前,使用比较多的是免费分配方式,如我国学者李寿德等[17]构建了多目标决策模型研究初始排污权免费分配问题。吴征帆等[18]提出了排污权免费分配结构设计框架。谢传胜等[19]对不同火电厂的碳排放权进行了免费分配。
综上,减排成本的测算主要是按照地区、城市或者某一具体行业展开的,针对行业间减排成本测算的相对较少,各地区生产技术结构相同的假设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按照地区进行的减排成本测算使各地区对碳交易机制和规则的制定不尽相同,不利于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基于历史排放数据的分配模式在实践中对碳交易市场的影响程度如何的研究也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以行业间减排成本研究为视角,把相同行业数据放在一起构造生产前沿面,提高了测算的准确性;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减排成本,将不同行业的减排强度和减排成本拟合出整个工业行业的减排成本曲线,使用坐标平移等方法测算不同部门的减排成本曲线;按照我国碳交易试点排放权分配办法,将初始碳排放权的配额模拟分配给工业各部门,以2020年的减排目标为约束,构建碳交易模型,讨论碳交易市场对行业间减排成本和交易价格的影响,这对在实践中完善碳交易机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部门间排放权交易模型
1.1减排成本测算
宏观减排成本在距离函数中体现为减少一单位非期望产出对期望产出的影响。本文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处理含有非期望产出的单元效率测算,即根据各个单元目前投入产出数据的最优生产前沿面计算各个单元离这个面的距离。
假定生产单元共有K个,第k地区经济产值用y_k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用b_k 表示,X_k=(x_k^E,x_k^L,,x_k^CS)代表第k地区能源消耗量、劳动投入及资本投入组成的投入向量。根据fare[4]的研究,产出集定义为:
上面的约束分别为测算的第i个单元的期望产出要小于生产前沿面的最优产出,非期望产出和投入要素则要大于生产前沿面的最少排放和投入,λ表示强度列向量,根据文献[4]的相关研究,我们需要假设产出为非规模递增,即λ的和要小于等于1。
要计算减排成本,必须求出方向性距离函数分别对好坏产出的导数,而这可以通过求出好坏产出限制条件所对应的拉格朗日乘子来计算,分别用f(.)和g(.)表示。Fare指出要估算非期望产出影子价格的绝对值,最直接的方法是假设好产出的价格p等于1元,那么第k个单元的影子价格其实就等于两个拉格朗日乘子之比。即
由此可以看出:碳交易价格p ?和行业i的实际减排量(A_i ) ?都与该行业的初始分配无关,与减排比例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不同的减排额度分配会影响该行业的减排成本和社会总成本。
2.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2.1 数据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4~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文中涉及到的行业为39个工业部门。在投入向量中,把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资本投入;以工业部门规模以上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终人数作为劳动投入;以能源消耗总量代替能源投入。在产出向量中,以相应行业工业总产值作为期望产出,把各种能源消耗(燃烧排放、电力和热力排放)采用排放因子法核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固定资本投入和工业总产值做了以2003年为基准的可比价调整。
免费分配有两种模式:一是基于历史排放进行分配,二是依据现实产量水平或排放量来分配。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基于历史排放分配模式更容易被政府付诸实施,本文将行业间排放额分配方法设定为基于2009~2011年三年排放量免费分配的初始分配机制。假设至2020年工业总产值每年按8%的速度增长,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至2020年,得到各个行业在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将2009~2011年各行业平均排放量作为权重系数,在计算出2020年需要的减排量之后,将减排配额分配给各个行业,计算出的减排配额约占各行业在2020年估计排放量的6%到10%。
2.2 碳排放强度与减排成本
依据减排成本核算模型,利用Lingo9.0求出2012~2020年间各行业的减排成本,核算出二氧化碳和减排成本研究跨度期间的平均值(见表1),测算的减排成本变动范围与陈诗一核算的结果比较接近。拟合出碳排放强度(自然对数值)和减排成本的曲线如图1所示,点的大小是根据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出的减排潜力,代表该生产单元达到生产前沿面时可以减少的排放比例。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1)减排成本随着排放强度的降低呈现了上升趋势,上升速度随着排放强度的减小而增加,呈现单增的凸函数性质;(2)减排潜力大的点多数来自排放强度高的数据点,其能源利用效率有很大的改善空间;(3)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其排放强度均在3吨/万元以上,但每吨的减排成本都不足千元,而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行业,其排放强度均在0.8吨/万元以下,但减排成本较高,在2-10万元之间,表明其减排空间要远远低于高能耗的行业。
2.3 碳交易下减排所需的成本
通过统计软件Eviews对减排成本曲线进行拟合,得到我国工业部门减排成本曲线:
P值均在0.05以下,在95%的置信区间拟合结果比较理想。利用碳交易模型,计算碳排放强度降低40%时的减排量与总成本,结果表明:(1)我国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需要继续减排15.3亿吨二氧化碳,付出的社会总成本为2266亿元,约占当年估算工业总产值的0.16%,这个结论与崔连标的研究结果接近。碳交易价格为296元/吨,高于目前上海市实际38元/吨的价格,主要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设定的标准高,另外论文使用的是宏观减排成本,可能要大于微观减排成本;(2)在行业间减排责任分配上,主要减排行业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这几个行业均承担着千万吨以上的减排责任,其减排量分别为71668.64、59859.06、12468.03、4786.69万吨,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他们作为减排主力能够实现社会减排成本的最优化。但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通用设备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等行业的排放量比较低,分别为0.04、0.12、0.18、10.25万吨,减排成本较高,为了降低减排成本,他们会倾向于在碳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权配额;(3)减排45%时需要付出8593亿元减排成本,交易价格为580元/吨,较40%时有非常显著的增长;而减排35%时只需要付出877亿元减排成本,交易价格为184元/吨。
3.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边际减排成本,拟合出整个工业行业的减排成本曲线,使用坐标平移等方法测算不同部门的减排成本曲线;将初始碳排放权配额模拟分配给工业各部门,根据碳交易模型,探讨了碳交易市场对行业间减排成本和交易价格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如下:
(1)随着减排量的增加,减排成本呈现单增的凸函数性质;(2)工业部门间排放强度和减排成本差异较大。排放强度较高的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其减排成本较低,而排放强度较低的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行业,其减排成本较高;(3)要实现2020年减排40%的目标,工业部门需要再减排15.3亿吨二氧化碳,付出的社会总成本为2266亿元,交易价格为296元/吨。实现降低45%的减排目标,要比减排40%时多消耗近三倍的减排成本。
本文仅仅研究了基于历史免费分配模式下的碳交易模型,今后将对其他分配模式下的碳交易模型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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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范文2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emissions trading,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in China, and suggests some policies and measures such as enacting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law" and constructing the carbon emissions cer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which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减排;排放权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emissions reduction;emissions rights
中图分类号:F205 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233-03
0 引言
早在1898年瑞典科学家Ahrrenius就说二氧化碳排放会导致全球气温变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大气系统的认识逐渐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暖问题。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参与国签署世界上第一个应对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为未来数十年设定了减排进程,并基于公平原则,规定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应共同承担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1997年,公约缔约方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和减排机制。为了发挥市场机制对二氧化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在《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碳排放交易,成为一种有效地促进碳减排的市场手段。碳排放交易能够激励技术水平高减排成本低的企业积极投资减排技术获得减排收入,而对于技术水平低减排成本高的企业,也可以从碳排放市场购买碳排放权,以避免较高的减排成本支出。目前,世界上已建立20多个碳排放交易平台,如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和地区均已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2013年,全球碳交易总量已达120亿吨,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世界碳排放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将超过石油交易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2009年,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明确宣布2020年我国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因此,我国碳排放减排任务非常艰巨,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意义非常重要。目前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天津、湖北等七省市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但是总体情况不如人意,存在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地方政府也不重视碳减排,碳排放交易平台建设缓慢等问题,故而我国要积极培育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碳排放交易基础建设。
1 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及其减排机制
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在环境污染问题上束手无策,而寻租又使得单纯行政手段也不能有效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将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共同对付污染排放问题。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Daves首次提出“排放权”概念,Daves基于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污染排放是环境资源,环境资源可以象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转让,排放权概念随之出现,排放权交易市场也逐渐出现。排放权交易首先在水污染控制中得到应用,之后,逐渐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权交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成为最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
污染排放权原则上属于全社会所有,但是考虑到排放权的分配问题,实际上排放权是由政府所有,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保护的需要,预先设定排放权的数量,并基于一定的原则分配给企业,企业污染排放数量如果低于其所获得的排放权数量,没有用完的部分可以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出售获得减排收入,反之,企业排放数量超过企业所获得的排放权数量,则必须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购买超出的部分,否则将面临严重处罚。这样,政府部门就可以根据环境承受能力和减排能力确定排放权数量,以实现减排目标和达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
排放权交易形式一般有总量控制、基线信用额度、抵消型三种,总量控制型排放权交易首先是设定排放总量,在排放总量范围内,根据一定规则确定各成员的排放配额,成员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允许的排放量,则需要从没有用完配额的成员那里购买配额;基线和信用额度型排放权交易是先给成员设定一个排放基准,如果成员实际排放量超过基准排放量,则需要购买超过的信用,反之,没有超过的成员就可以获得节约下来的信用;抵消型排放权交易一般是针对新增加的排放源,具有新增排放源的成员需要根据原有排放源所获得的排放量购买相应的排放量。三种交易方法中,总量控制型实际是想从总量上绝对控制排放规模,基线信用型中的基线数量相当于总量控制型中设定的排放总量,而抵消型则是为了控制新增的排放数量。
因此,为有效促进减排,参与排放权交易的各方需要共同达成一致且有法律效应的供识,主动参与减排,根据历史和现实情况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义务。
2 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现状及其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刻不容缓。2008年我国北京、上海、天津相继成立环境资源交易所,2011年我国批准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广东、深圳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2013年这七个省市相继进行碳排放交易,2014年我国进一步推广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并计划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易市场。
从目前试点工作看,我国碳排放交易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碳排放交易量偏低,碳价波动较大,还存在其它许多问题,主要包括:
2.1 碳排放交易基础建设薄弱
我国碳排放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碳排放交易方式、监管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碳排放权计量、交易参与方的权利及义务、排放配额的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健全的法律是保障碳排放交易健康运行的基础,碳排放交易中发生的问题在法律基础上才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解决,像欧盟等国外发展较早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均是建立在严格规范的法律基础上,如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和《限量与贸易体系》,北美地区的《西部气候倡议》和《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虽然我国试点地区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则规范碳排放交易,但都是基于本地区,难以推广,不能满足我国今后碳排放市场的发展。
2.2 碳排放交易覆盖范围狭窄,不利于资源的流动
试点的省市碳排放交易市场局限于试点地区,互不联结,彼此独立。由于试点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等均有差异,这就使得当地碳排放市场所覆盖的产业类别和企业数量有限,使得碳排放市场范围较为狭窄,碳排放权不能充分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难以实现碳减排成本的最小化。而且,各地碳排放交易市场由于相互独立,使得国家对碳排放市场的管理较为困难,重复配置的监管机构、交易设施等进一步增加了碳排放市场的运行和交易成本。
与我国现有市场分割情况不同,欧盟碳排放市场覆盖欧盟27个成员国及冰岛、列支教士登和挪威3个国家,其产业覆盖逐年增加,美国和加拿大虽然也是基于州或省进行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独立运行,但这些市场之间具有联动机制,可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
2.3 碳排放交易市场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有效的二级市场
我国试点地区碳排放交易市场基本是一级市场,而一级市场具有很强的行政特点,初始排放权的分配完全由政府部门决定,由于政府失灵和寻租的存在,使得排放权的分配具有较大的不公平性。同时,碳排放量的监测和审核均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导致排放配额的交易过程带有很强的行政特征,甚至交易价格都受到政府的影响,市场机制没有有效地建立,企业缺乏参与交易的积极性。
我国是2013年开始进行碳市场试点工作,截止到2015年7月27日,我国7个试点地区碳市场累计成交量约为6000万吨,而欧盟在碳市场运行2年后的2007年成交量就达到20亿吨,碳市场运行时间不长的澳洲新威尔士地区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同年的成交量也分别达到2500万吨和2300万吨,以我国7个试点地区的碳排放资源数量和这些地区相比来说,其交易量相当低。
2.4 碳金融发展缓慢
碳金融是指与节能减排有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金融制度的总称。碳金融来源于环境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中环境金融的最新发展形式。随着碳市场的运行而逐渐出现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纷纷参与其中,碳金融市场逐渐形成。碳金融可以说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而生,在碳交易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碳金融得到迅猛的发展,纷纷推出碳金融产品如碳基金、碳排放期权期货等金融产品。国外发达国家十分重视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促进作用,欧盟在碳市场运行初期,碳价格波动剧烈,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配套的金融避险措施和风险防范机制,于是欧盟推出了碳期货产品,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稳定了碳价格。
与此相比,我国碳金融发展缓慢,虽然也推出中国绿色碳基金等产品,但碳金融产品这类稀少,规模不大,融资渠道狭窄,参与碳金融的金融机构较少,参与积极性不高。正是由于我国碳金融不发达的情况下,作为世界CDM项目的最大供应方在世界CDM市场上却没有话语权。因此,随着我国碳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碳金融。
欧盟在进行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时,最初是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但同时也存在少量竞价拍卖,之后逐渐增加竞价拍卖的比例,使得配额分配趋于公平和高效。我国配额分配主要以免费为主,这就导致寻租和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3 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建议
3.1 制定《碳排放交易法》及配套法规,规范碳排放市场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国家层面上关于碳排放交易的法律,试点地区虽然出台有关的交易规则,但规范不尽相同,难以在全国推广。因此,为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碳排放交易法》,对碳排放的目标设定、配额分配、核查报告、交易模式、违约问题、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参与主体资格及其权利义务等基本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以保证碳排放交易的合法性。同时,制定具体的市场运行细则,规范市场的交易行为,确保碳排放交易市场高效、有序、平稳地运行。
3.2 加强碳排放的量化核证报告体系的建设
碳排放的量化核证和报告体系是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基础,只有经过核证确认的减排量才可以取得交易双方的信任,才能参加后续的配额分配和交易。因此,量化核证是碳排放市场运行的一个必须过程,且需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认证,以保证核证的公平和准确。
核证工作需要建立在碳盘查标准的基础上,我国应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盘查标准,规范核证方法和核证边界,标准应能对促进我国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提高减排能力发挥作用。
3.3 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我国碳排放交易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现象较为严重,有些交易是基于政府的撮合而完成的,有的甚至是直接行政干预的结果。在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初期,市场参与者的热情不高,政府的穿针引线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政府过多的干预,甚至直接参与交易过程,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因此,政府部门不应行政干预市场的具体交易行为,而应转换角色,充当市场的监管者,加强对碳市场违规违纪行为的监管,保证市场的规范化运作和市场机制的发挥。
3.4 积极发展碳金融产品,促进碳排放市场发展
我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情况表明,碳市场交易不活跃,交易量较低,有些地方出现交易真空。造成碳市场不活跃的原因有多种,缺乏资金支持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减排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许多中小企业资金并不充裕,一方面需要发展,另一方面又面临节能减排的压力,资金缺口较大。据估计我国未来碳金融市场交易量将达到30亿-40亿吨每年,交易金额现货市场约为80亿元每年,如果进一步发展期货市场,则交易额有望达到4000亿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迫切需要资本市场的介人。我国应积极促进资本市场对碳市场的支持,努力开发碳金融产品,根据不同交易行为和不同企业的需求设计有针对性的碳金融产品。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资本逐利的特性将会推动碳资源的有效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加快碳市场的发展。
3.5 完善碳排放权分配制度
碳排放权分配制度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一项重要内容,配额分配涉及企业切身利益,制度是否公平合理对企业参与市场的积极性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地域分布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减排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即使同一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的技术能力也相差甚大。碳排放权分配制度应充分考虑不同企业的减排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以实现公平原则,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减排和参与碳排放市场的积极性。
3.6 加快一体化碳排放市场建设
尽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扩大市场覆盖范围,增加市场交易体量,促进碳排放权的流动,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减排压力非常大,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将会促进我国的碳减排,对于我国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减速,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对许多企业和产业来说,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但是有压力也有动力,通过倒逼机制,能够促进企业重视减排,加大减排力度,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实行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发挥作用。
4 结论
到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使得我国的减排任务严峻而迫切。为充分发挥具有较强减排实力企业的技术优势,实现高效减排,我国应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特别是加强碳排放交易法规建设,逐步完善和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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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范文3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等政策的有效落实,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目前,国家和地区为了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相继出台了大量优化交通运输网络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经济带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密集化与枢纽化,推动了城际间生产要素的空间互动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的隐患。作为碳排放大国,在大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网络建设的进程中,实证测算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城际空间转移问题,对于共建绿色生态“丝绸之路经济带”、“防霾治霾”、打造美丽西部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托比(Tobey,1990)首次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碳排放空间转移的影响[1]。尔后,以翰威特(Hewitt,2008)为代表的学者从国际视角分析了我国碳排放发生空间转移问题[2]。克拉克·萨瑟等(ClarkeSather et al.,2011)论证了我国境内产业碳排放存在显著区域差距的结论[3]。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以吴先华等(2011)为代表的国际间商贸物流碳排放转移研究[4];二是以李小平等(2010)为代表,采取产业增值与单位产值碳排放系数相乘法对国际间产业区域转移碳排放的研究[5];三是以杨骞(2012)[6]、张为付(2014)等为代表,采用动态分析法测算省际间碳排放空间布局的研究[7];四是以李磊(2012)为代表,采取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经济区内商贸物流碳排放转移的研究[8]。
综观国内外可查阅的相关文献,以交通经济带为研究视角,研究地区间碳排放问题很是鲜见,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研究视角的交通运输地区间碳排放研究更是阙如。因此,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为研究样本,以交通运输碳排放为切入点,系统地分析这条经济带上各地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的空间转移特征、差异及程度大小,以期测算“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地区环境发展特征,为推动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推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及美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实证支持与理论参考。
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目前,在测算碳排放的方法中,较科学易操作的是参照《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基准法。即对样本年度所消耗的各种化石资源折算为标准煤系数,以0.7143∶1的标准将其换算成原煤,进而计算碳排放系数及碳转换系数(见表1、表2)。考虑到交通运输碳排放存在空间动态的非均衡性,为了较准确地测算其碳排放变化的空间动态特征,文章参考张为付等(2014)对CO2排放测算方法,[7]从动态分析角度,选取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各地的6种交通运输能源消耗项目,建立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指数、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指数等模型,计算交通运输碳排放变化率空间差异,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的计算公式为①:
(二)数据分析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分析。
(1)“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
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以年均11.01%的增长率增加了2.76倍。其中,陕西(34.74%)、新疆(30.08%)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占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较高,两地区的占比高达六成以上, 均呈现出逐渐增长之态势。甘肃(20.6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占比适中,呈现出在2000~2008年占比趋势逐渐下降,2009~2014年渐转上升的趋势。宁夏(10.5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较低,尽管其占比在趋增,但增长幅度并不显著。青海(3.8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最低,2008年该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最高达31.45%,尔后几年的占比渐而下降(见表2)。(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均呈现出了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先下降,后略有增长,尔后逐渐减少,表明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低碳排放的发展趋势渐而呈现。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地区结构来看,青海地区最小(年均0.1316万吨/亿元),宁夏地区最大(年均0.3264万吨/亿元),次之分别是甘肃(0.1862万吨/亿元)、新疆(0.1645
表3显示:15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2000年的0.9260万吨/亿元下降至2014年的0.8571万吨/亿元,下降了7.44%,年均下降率为0.045%。陕西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变化最大,上涨了67.61%,呈现出年均0.4034%的增速之势。新疆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上升了4.95%,年均增长率为0.1542%。甘肃、宁夏地区碳排放强度变化率均有所下降,年均下降率分别为0.1637%、0.2993%。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逐渐凸显,而新疆、陕西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在下降,其中,陕西的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下降最为显著。
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分析。
(1)“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
表4的相关数据显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除了青海地区小于1以外,其它四个地区该项系数值均大于1,按系数大小依次为陕西、新疆、甘肃、宁夏。表示15年来,青海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渐而向外地转移,陕西、新疆、甘肃及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相对转移。
分时间段来看,西部大开发实施的10年期间,即,2000~2009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仅有青海小于1,表明西部经济大开发大发展的同时,陕西、新疆、甘肃、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向本地内部转移的规模在增加。2010~2014年,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均有小幅下降,其中,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系数值变化最为显著,从系数值大于1转向小于1。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值仍大于1。表明最近这5年来,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逐渐减速,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呈现出向外地转移的态势,其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日渐凸显。(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 。表5的计算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系数大于1的仅有宁夏、青海,陕西、甘肃、新疆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系数均小于1。即15年来,西北五省(区)的宁夏、青海交通运输碳排放相对向外地转移,其余地区均向本地转移,按照向本地转移的速度大小排序依次为陕西、新疆、甘肃。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陕西、新疆、甘肃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
分时间段来看,2000~2009年西部大开发实施的10年期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相对较低。其中,该项系数值大于1的有陕西、青海;系数值小于1的有甘肃、宁夏、新疆。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陕西、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而甘肃、宁夏及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则向本地内部转移,即甘肃、宁夏、新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2010~2014年,陕西、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小于1,甘肃、宁夏、青海的该项系数值大于1。即最近5年来,陕西、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相对向本地内部转移,陕西向本地内部转移的速度显著快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相对向外地转移,转移速度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宁夏、甘肃、青海。这表示陕西、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相对较低,而甘肃、宁夏、青海则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相对较高。
分地区来看,陕西在为期10年的西部大开发阶段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最大(大于1),尔后转为最小(小于1),说明陕西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向外地转移转为向本地转移,陕西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在快速下降。甘肃则与陕西相反,从西部大开发期间的最小值(小于1)渐而上升为大于1,说明该地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向本地转移变为向外地转移,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上升。宁夏与甘肃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变化趋势相似,近5年呈现出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的态势,并且其值最大,转速最快,说明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上升速度最快。青海、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变化趋势均有所递减,其中,青海该项系数值在不同的两段时间均大于1,尽管有所减小但变化并不显著,表明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的速度在减慢,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有所下降。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本地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不断下降的速度仅次于陕西。
(三)实证结论
通过对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见表6):青海的两项指标值显示均外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出地区,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增长最慢、变化幅度最小的地区,表明该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高。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指标单项外向,表明宁夏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陕西、新疆、甘肃三个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均内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入地区,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增长高于经济带均值的地区,表明这三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高碳排放。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相关数据的实证测算,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1.“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以年均11.01%的增长率趋增,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以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变化,其年均下降率为0.045%;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双内向,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高,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双外向,属于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入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
2.陕西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均值与强度变化率均为最大,交通运输碳排放增速明显;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的规模与强度均显著趋增,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快速下降;2010~2014年,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速度不断递减,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有所提升,但仍属于西部五省(区)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低的地区。
3.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趋增,其均值位居第二;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变化率、增长率均显著高于西北五省地区的平均值;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下降较为显著;交通运输碳排放向本地内部加速转移,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不断下降;2010~2014年,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速度次于陕西而渐减;属于西部五省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第二低地区。
4.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自2009年以后渐转上升,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均值较高,属于西北地区仅次于陕西、新疆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增长较高的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双内向,呈现出本地承载了外地向本地较高程度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逐渐下降,属于西部五省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第三低地区。
5.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小幅趋增,其强度变化率有所下降,2000~2009年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强度均向本地内部加快转移,该地区承载了外地向其较高程度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2010年以来,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及强度均转向外地转移,交通运输转向低碳发展态势逐渐凸显,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
6.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系数值均最小并呈下降的态势,单位经济增长的交通运输碳排放最少。2000~2009年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强度均相对向外地转移,2000年以来,其规模向外地转移速度趋增,其强度向外地转移速度稍减,呈现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最高而有所降低的特征。
(二)政策建议
碳减排意义范文4
关键词:碳排放;碳生产率;脱钩弹性系数;差异;LMDI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1-0083-05
一、引言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各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除了全国层面的研究,近年来从区域层面对碳排放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吴宗杰等(2011)从我国的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中选取了14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基于各区域200l—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建模与比较分析,提出了针对不同区域的碳减排策略[1]。李国志等(2010)将我国30个省份按照碳排放量分为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并采用STIRPAT模型和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因素对不同区域碳排放的影响[2]。潘家华等(2011)以东中西三大区域为对象,利用聚类分析、泰尔指数和脱钩指数等方法,分析了区域碳生产率的差异性和影响因素[3]。上述成果在深化低碳经济的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由于区域划分标准不一,能源和碳排放核算口径各异,计量方法不同,对区域碳排放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体现三个特点,一是考虑到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及资源分布状况,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基本体现了区域特点并紧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部署①,因此本文以三大区域为对象展开研究。二是本文采用各地区终端能源消费量为依据测算碳排放量,终端能源消费量是指一定时期全国(地区)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在扣除了用于加工转换二次能源消费量和损失量以后的数量,它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各地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情况,并与各区域不同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量衔接,便于进行因素分解。三是本文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三大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更有利于清晰分辨三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二、三大区域碳排放及低碳经济转型进展的差异
(一)三大区域碳排放量的测算
能源部门通常是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的最重要部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指出,在发达国家,其贡献一般占CO2排放量的90%以上和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5%。能源活动也是中国最主要的CO2排放源,中国能源活动的CO2排放量占全国CO2排放总量中占90%左右。因此,本文以终端能源消耗能源量为依据测算各区域的碳排放量②。
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碳排放量=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能源碳排放系数。其中,能源的品种包括碳排放量较大的10种能源:原煤、焦炭、原油、煤油、柴油、汽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附录4,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以《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缺省碳含量(排放系数)为原始数据,并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各种能源平均低位发热值和折标准煤系数,计算各种能源按标准煤折算的碳排放系数,具体数据见表1。
根据上述公式,本文计算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缺失未包括)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并按照三大区域进行汇总,其结果见表2。可见,近10年来,三大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都呈现出了递增的趋势,东部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都超过了中西部,西部碳排放增速从2007年起超过了中部。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碳排放量分别占总量的45.9%、27.6%和26.5%。
(二)静态考察:碳生产率的区域差异
碳生产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比,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呈倒数关系,它反映了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3]。该指标可以从静态角度反映一定区域单位碳资源消耗所带来的相应产出。我们计算了2001-2010年三大区域的碳生产率,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碳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图1)。从碳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中部地区最快,达到3.4%,西部地区次之,为2.2%,东部地区最慢,为1.8%。2001—2010年,三大区域的碳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并从2006年起持续上升的趋势。
(三)动态考察:脱钩弹性系数的区域差异
脱钩弹性系数是指碳排放量变化率与同期GDP变化率之比,它能够考察碳排放与GDP的动态变化关系。本文计算了2001—2010年三大区域脱钩弹性系数(见表3)。根据Petri Tapio构建的脱钩状态评价标准[4],2001—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大多数年份都呈现出了弱脱钩的状态,但2002—2005年由于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三大区域都不同程度呈现出扩张负脱钩的趋势。相比而言,东部的脱钩弹性系数比较稳定,而中西部地区则波动较大。2001—2004年,由于西部大开发的兴起,西部脱钩弹性系数明显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4—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同样对该地区产生了显著影响,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第二产业比重提升,使得中部地区出现扩张负脱钩和扩张挂钩的状态。总体看,2001—2010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脱钩弹性系数分别为0.77、0.58和0.74。
(四)三大区域低碳经济转型进展的比较
结合静态和动态考察的结果,三大区域在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以下特点:(1)东部区域具有最高的碳生产率水平,说明该地区在低碳转型的道路上走在前列,但动态的脱钩弹性系数也处于最高水平,表明东部地区的低碳发展面临着速度放慢、难度加大、空间减少的严峻挑战。(2)中部地区碳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表明该区域低碳发展有一定进展,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该地区脱钩弹性系数最低,表明该地区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步伐较大,进步明显。(3)西部地区碳生产率处于最低水平,表明该地区低碳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潜力巨大。该地区脱钩弹性系数处于中等水平,表明该地区低碳转型的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
三、三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三大区域碳排放的特点,本文根据KAYA恒等式的扩展等式,建立LMDI分解模型,具体考察三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
(一)模型与数据
鉴于碳排放系数测度困难,本文选择《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并假定该系数不变,故因素分解中碳排放系数变化的贡献度为零。依据LMDI方法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进行分解(以2001年为基期),得出以下结果(见表4)。
根据上述结果,从三大区域总体来看,2001—2010年,人均产出规模和经济结构两大因素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均产出规模始终是影响三大区域碳排放的首要因素。能源强度则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反向影响。能源结构与人口规模则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驱动效果。具体从三大区域看:
(1)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呈现规模驱动型特征。2001—2010年,东部地区碳排放量共增加了321.10百万吨,其中人均产出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变化导致其增加了372.75百万吨,贡献率为116.08%;能源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碳排放增加了16.85百万吨,贡献率为5.25%;能源强度的变动使碳排放减少了68.50百万吨,贡献率为-21.33%。可见,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主要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扩大引起的,但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能源结构在三大区域中是唯一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
(2)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呈现出规模结构混合驱动型特征。2001—2010年该地区碳排放量共增加了162.81百万吨,其中人均产出规模、经济结构和人口规模这三项因素的变化导致碳排放分别增加了232.48百万吨、18.03百万吨和2.43百万吨,贡献率分别为142.79%和11.07%和1.49%,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的变动使碳排放减少了90.12百万吨,贡献率为-55.35%。
(3)西部地区碳排放同样呈现出规模结构混合驱动型特征,但与中部地区相比,该地区的产出驱动稍弱,而经济结构驱动稍强。该地区碳排放增加了192.98百万吨,其中人均产出、经济结构和人口规模的变化分别导致其增加227.26百万吨、24.39百万吨和1.99百万吨,贡献率分别为117.76%、12.64%和1.03%,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的变化使其减少60.68百万吨,贡献率为-31.44%。
四、三大区域低碳发展的差异化对策
针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碳排放呈现的上述异质性,低碳发展策略应该进一步细化,各区域在全国低碳转型中要找好定位,扬长避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1. 东部地区要在低碳转型中发挥领航者的作用,发挥优势,率先摆脱规模驱动型碳排放增长的模式,早日跨越碳排放峰值,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强脱钩”。(1)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引领低碳发展。东部地区要依靠技术和人才优势,在低碳节能的基础技术、应用技术、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上进行跟踪和研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超前技术储备。东部地区还要探索低碳管理模式,率先开展低碳政策试点,在碳交易、碳税等经济手段方面为低碳政策推广提供经验。(2)积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对煤炭等高碳能源的过度依赖,优化能源结构。东部沿海地区风力资源丰富,可以适当开发风电资源,解决发展火电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东部地区还可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适当进口液化天然气,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此外,积极倡导东中西部开展绿色能源的互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采取“煤转电”的方式输出能源,以减少东部地区煤炭消耗。(3)控制人口规模,创建低碳城市,倡导绿色消费。重点要控制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推动低碳城市建设。通过技术改造降低交通、建筑、能源部门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并提高能源效率。通过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转变高碳的消费方式,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促进低碳消费。
2. 中部地区是低碳转型的积极追随者,要以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为突破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绿色GDP,提高碳生产率,全面拓展低碳发展的空间。(1)调整经济结构、协调三大产业的发展。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该地区要在结构调整上狠下功夫,尤其要压缩对环境负面影响大的高耗能产业,运用低碳环保技术对煤炭、钢铁、冶金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与政策支持构建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打造出更多附加值高、链条较长的支柱产业。注重促进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鼓励工业企业按照专业化、精细化、深加工的方向发展。(2)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应在较高的起点上充分利用环保技术提升改造承接产业,防止重复建设、淘汰落后产能。(3)从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新能源发展两方面着手,降低能源碳排放水平。中部地区是我国煤炭等传统能源主要产地,应积极引进新技术,实现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同时结合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发展以光伏发电为主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积极推进生物质能的运用,建立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发电系统。
3. 西部地区作为低碳发展的追赶者,低碳发展空间巨大,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和政策优势,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实现低碳经济的跨越式发展。(1)发挥后发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了较为密集的矿产资源型产业,但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型产业都高度依赖资金、大宗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是典型的高碳产业。因此,西部地区应充分把握现有资源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发展生态效益型工业。西部地区还要用好国家的优惠政策,凭借产业改造成本低、产业发展策略灵活等优势,建设一批成长性高、创新力强的低碳环保示范项目,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2)把握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商机,选择性地承接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严格坚持节能环保的准则,合理确定产业承接重点,防止低水平、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扩散。对承接产业转移项目应做好备案,加强对承接产业的环境监测。积极引进具备先进工艺和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发展精深加工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与此同时,不断改善产业转移承接环境,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园区,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园区的建设,形成产业集聚、专业分工、特色鲜明、环境友好的产业园区体系,实现低碳发展。(3)因地制宜,培养低碳环保而又富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西部地区依托其资源条件,可以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西部地区碳汇资源非常丰富,通过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加大对碳汇林业的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西部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进一步加大对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开发,不仅可以进一步改善当地的能源结构,还可以为全国低碳发展提供清洁能源。
注释:
①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划分如下:东部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资料缺失没有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②以终端能源消费量口径测算的碳排放量比按各地区能源消费量计算的碳排放量偏小,但不影响区域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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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意义范文5
主持人:请问刘院长,你是如何理解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刘志伟:随着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医疗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普及,许多同级别的医院在技术、设备、价格等方面都很类似,因此,妇幼保健医院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依赖医院的品牌优势。同时,如果患者能够被医院品牌所深深地打动,在情感上产生认同,从而成为医院忠诚的顾客。对医院建立了忠诚,那么,妇幼保健医院就能够保持医疗市场份额长期的稳定,减少未来市场的经营风险。
主持人:请问刘院长,构成妇幼保健医院品牌的有哪些主要因素?
刘志伟:妇幼保健医院的品牌,属于无形资产,主要由医疗技术质量、专科特色、优质服务及专家知名度、社会信誉度等要素组成。病人就医总有一个惯性心理,找熟悉的医生;因此,医生的声誉对于医院发展也显得极为重要。衡阳市妇幼保健院找准了市场定位,走出了一条“以妇幼保健专科为拳头科室”的特色发展之路。医院在主推特色保健科室的基础上,新设了新生儿筛查、产前筛查、产后康复、小儿外科、急诊科、水疗室等科室。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医院逐渐形成了集产前诊断筛查、产后康复、月嫂及婴儿水疗、小儿脑损伤康复治疗和新生儿重症救护的系列配套服务品牌模式,成功打造成为三湘一流的妇幼保健专科医院。我们本着让病人花最少的钱达到最佳治疗效果为宗旨,坚持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研究病人的需求,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努力按照需求提供服务,最大限度满足需求。
碳减排意义范文6
教学案例:
1.出示主题图
师:图中有些什么?它们分别是怎样排列的?
生1:两个夹子中间有一块手帕,每两块手帕中夹着一个夹子。
师:像这种两个夹子中间隔着手帕,两块手帕中间隔着夹子的排列,叫做间隔排列。同学们在生活中看到过什么呈间隔排列的吗?(学生举例)
2.出示“手帕夹子图”
师:夹子、手帕各有多少?它们的个数有什么关系?
生2:夹子10个,手帕9条。
生3:夹子比手帕多1。
师:你是用什么方法知道的?
生4:数的。(多数学生赞同)
师:不用数,你能把那个多出来的夹子找出来吗?
生5:可能是第1个,也可能是最后1个。
师:为什么不是中间的夹子呢?
生6:是一样多。
师:哪部分是一样多?谁与谁一样多?
生7:第1个夹子后面跟着第1块手帕,第2个夹子后面跟着第2块手帕……最后一个夹子后面没有手帕,它就是多出来的。
师:很好。(指中间部分)原来这部分的夹子和手帕是——
生(齐):一一相对的,也就是一一对应。
3.出示“兔子蘑菇图”“木桩篱笆图”
师:用刚才一一对应的方法分析它们的个数关系。(学生汇报,略)
4.建立模型
师:用“|”和“”把刚才的规律表示出来。
学生反馈:① |||||
② ||||
师:在①中,多一个“|”;在②中,多出来的是“”。原来多出一个的物体都在这种排列的什么位置?
5.出示
师:这里是多1个。
师(动画隐去小正方形,只剩下三角形):这种排列还是间隔排列吗?物体数与间隔数有什么关系?
……
教后感悟:
1.善于把握教材,分析内容背后的思想
本课教学内容是“间隔排列”问题,这种排列是有规律的。以往教学常常引导学生发现这样的规律(以植树场景为例):棵树-1=段数,段数+1=棵树。看似提纲挈领的总结,但很多学生却实在“翻译”不过来,无法理解。这些公式没有被学生内化,而是通过常规的操作训练熟记规律,不能用数学观点去看待法则和现象,难以感受数学思想方法。其实,这种间隔排列规律蕴含着“一一对应”的数学思想,不管“多1”“少1”,还是“相等”,都是在两种物体“一一对应”之后出现的情况。以知识和技能为载体,引导学生感悟数学思想,才能真正地理解与掌握数学知识,解决有关的生活问题。
2.占领思维高地,迁移已有的背景经验
“一一对应”思想对四年级学生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一年级“比多、比少”的学习中就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成为学生的已有经验。面对教师的提问“夹子、手帕各多少?它们的个数有什么关系”,学生还是习惯地通过数一数找出答案,并没有真正感悟“两种物体个数相差1个”的关系。教师通过“不用数,你能把那个多出来的夹子找出来吗”的提问,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找规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有发现的过程,是一个审视、分析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内心不断感受“原来如此”的过程。通过引导学生探究,使“对应”从隐蔽状态中敞亮,直至学生脱口而出“一一相对”。
3.提取思想本质,建立稳定的数学模型
用符号来表示模型,将特殊与一般融于一体,提供了把情境和规律两者分离与整合的机会,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在具体和概括、特殊与一般之间往返探究。在比较和变式中,进一步展示该模型的本质内涵,让学生做到抛开形象的符号,真正走向抽象,理解和掌握“一一对应”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