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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1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大众传媒 审美创造 受众审美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b）-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的大众传媒迅猛发展，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并深深介入到最为广泛的大众日常生活当中去，并成为对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变化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可以说渔樵耕读的衣食住行在当下都与大众传播有密切关系。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已经不是假说，早已经成为了现实，甚至另麦克卢汉也始料不及的是地球村已经形容不了当下的传媒环境，而“地球屋”也不再是夸张的设想。传媒对人类社会的触及，最不极发觉却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层面，这种触及正在影响和重构整个世界的文化氛围。
传播学者们提出“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等假说，试图解读传播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审美文化层面，简言之，传媒首先是迎合大众的审美激求，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审美创造，而其创造出的拥有一种强势的、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权威的产物（包括纸媒和电子媒介的节目、报道内容等），从各个角度对大众头脑进行渗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舆论，把握和操纵着受众的审美倾向。
1 大众传媒审美创造对受众审美价值观的满足
传播学者施拉姆曾经指出：“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在生活中传者和受众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而从群体属性中，传者因为拥有话语权这样的特殊权利而显得与众不同，但传者又不能因为拥有这样的权利而孤立于大众之外，因为，他们需要与受众互相作用，实现一种默契、和谐的状态。传者不断地挖掘受众的审美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
传播学中的刻板成见认为每个人都有“固有观念”，并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人类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延续下来的，有习俗、有习惯，比如在古代中国结婚的服饰是“梁冠礼服―钗钿礼衣”，在古代这种习俗兼具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及思想方式的功能，那时候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穿婚纱结婚的。而在现代大众传播的影响下，国人在婚礼服饰上已经很大程度上的被“西方化”了，这种影响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先是在人们固有的价值观范围内进行，进而根据受众的反应，如果人们能接受便会逐步改变，如果人们不接受，就会产生不同意见甚至反抗。
就媒介信息接收者而言，我们可以借“使用与满足”这一传播效果理论来考量一下大众传播对受众审美价值的满足。“使用与满足”这项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初，以《声音广播和印刷物》的出版为标志。在书中向人们告之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在美国八成以上的家庭的广播收听情况，同时将其与印刷媒介相对比。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了解到受众会从节目中得到哪些满足和效用。而另人始料未及的是现实有人们选择媒体的目的各有不同，如消除不满情绪、补偿自卑感，增长见识、作为谈资、猜中节目结果、嘲笑节目参与者的愚蠢等等。这表明，不同的人从大众传播里会得到不同的满足。而即使是同一个节目，也可以满足不同人们的心理需求。
可见，人们有心理需求，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得以实现的起点。马克思说过，“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大众传播审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传播，也即是让大众对其产物有所接触进而接受，这就要满足而且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诉求。此时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复杂多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而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尽管现实背景不容乐观，但传媒在进行审美满足的时候依然能把握到受众共同的诉求，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隶属于不同的群体，可以有不同的爱好等但是期望得到外面世界不断变化的信息，以此而获利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此外，纷烦的物质世界使现实生活变得浮燥不安，渴望在传媒产品中得到审美愉悦也是普遍存在的心理诉求。由此媒体的各类产品便应需而生了。在当今传媒介“娱乐至死”已经不是新鲜词汇，而类似于新闻的娱乐化等事物，就是传媒审美创造顺应受众需求的产物。而娱乐节目本身也不断增加元素去刺激受众的审美神经，如《中国好声音》依靠转动的椅子制造不确定因素，另外有好听的歌声和绮丽的舞台效果，使其在今年的夏天格外醒目。
2 大众传媒审美创造对受众审美价值观的重构
曾有人说：在当今受众的欲望被追逐着满足。的确，媒体的竞争导致收视率、收听率等因素被格外的看重，大众传播不得不动用所有的力量去寻找挖掘受众那些稍纵即逝的欲望，同时他们还会组织智囊团对受众的心理、审美诉求进行揣摩，以探索和尝试如何更好地将媒体产品，主要是信息背后的各种观念性内容自然的、毫无人工雕琢痕迹地传达给受众，进而影响信息接收方的审美观念，改变、强化，或弱化其原有审美范式，从而将受众的审美价值观向传播者所期望的方向上引导。可以这样说，受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价值观与社会道德密不可分，大部分是传承而来，有漫长的产生时间且不易改变，而媒体的审美价值观更多的与“时尚”相关，有时即刻就会产生，随时都会发生改变。因为它需要不断追逐受众的审美倾向，而且还要有个性化的审美创造以吸引更多的受众。受众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并不是外化的，而是内在的，他们任何看法和行动，都受到价值观的制约。传媒的价值观则与之相反，它并不是长期形成的，可能是较短或以一种突变的力量形成，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极有可能突然之间，人们就发现世界变了，比如在2006年的流行曲是《香水有毒》当人们沉浸在香水中来不及调整呼吸的时候，《白狐》就已经出来了，而到了2010年《甩葱歌》遍及大街小巷，2011年的《忐忑》还没过劲，鸟叔就骑着马带来了《江南style》，几乎每一个变化都是一股龙卷风，势不可挡且不容喘息。但重要的不是这些变化，而是大众传媒的强势的宣言：远离媒介就是远离主流，就是落伍。因而大众来没来得及看清这改变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沉浸在这种改变中了。
媒体的审美价值观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也会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需要不断地除旧纳新，但他会动用自身的话语权反过来对其它群体施加压力。德国的社会科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指出，人们在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总会对“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和判断，以了解自己的观点处境，若同多数意见，就会积极地表达。个人意见处于劣势，则害怕孤立屈从于“意见环境”。如此循环，多者更多而寡者更寡，形成螺旋。由“优势”意见所组成的社会舆论便产生了。
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众传播通过挖掘人们共有的价值观以革新，进而产生自己的审美文化。大众头脑中某些诉求得到传媒呼应，产生共鸣，而头脑中属于“寡势”的诉求，由于缺乏群体引导，通常会被遮蔽与遗忘，而能坚持自己意见的那些人，偶尔能够成为精英，创造出精英文化，甚至也可以成为优势意见得以螺旋发展。“沉默的螺旋”一旦产生，舆论引导实现，传媒完成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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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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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新华出版社，1984.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 青少年 家庭 社会化 大众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家庭一直被认为是青少年社会化的最重要力量，然而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过去对青少年社会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青少年。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抽样调查等实证方法，以农村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家庭与大众传媒对农村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研究将初中、高中学生作为浙江省青少年研究的总体。农村青少年是指户籍为农业人口的浙少年。本研究所说的大众传媒。既包括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也包括互联网。
一、抽样概况
本研究根据2004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对浙江省90个县级行政单位，以县农村人口占全省总农业人口的比率为指标，采用不等概率抽样方法(PPS：sampling with proba bility proportionalto size)抽取20个样本县。每个县调查3个镇，每个镇2个学校，高中(包括职高和中专)、初中各1所。县城所在镇选2所学校，为了兼顾调查的执行，另2个镇在有高中学校的非县城镇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选中的镇如有多所高中(包括职高和中专)、初中，则学校抽取的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为了使样本既有一定的年龄距离，学生又能独立填完问卷，本研究要求调查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本研究回收青少年(初中、高中、中专、职高)的有效问卷5551份，其中农村青少年3785份，城镇青少年1691份，75份未填写户籍信息。
二、研究结果
在当今转型社会中，家庭与大众传媒这两股社会化力量对农村青少年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各自有哪些积极与消极因素?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果：
1、从农村青少年闲暇时间的利用看，他们越来越少地与父母相处，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大众传媒中。
据我们的统计。浙江农村青少年在上学的日子人均每天使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的时间分别达到24分钟、26分钟、16分钟、20分钟，合计为86分钟。
从常识推断，他们读报刊、上网基本上是独自行为。最可能与父母一起进行的媒介行为只有看电视。但从本研究结果看，青少年与父母一起看电视的比例，最高的是住校的初中生，达23.14％，最低的是不住校的高中生，只有9.14％。
这表明：①农村青少年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与大众传媒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不管是否住校。农村高中生同父母一起看电视的频率都比初中生低10％以上；⑦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青少年独立接触大众传媒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的父母在大众传媒的内容选择上为他们把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众传媒自身对他们的影响则越来越大；③看电视已经成为农村青少年的私人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集体的(家庭或同学)的生活方式。
2、父母比大众传媒更广泛地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大众传媒的接触时间与其对青少年的影响成正比。
行为品质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本研究使用准量表测量影响青少年行为品质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我们列出10项行为品质、9个影响因索，要求被调查对象选择对其每种行为品质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
我们将10项行为品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的品质，包括遵纪守法和爱国，这是青少年适应社会的基本要求；第二层次是发展的品质，包括节俭、勤奋、善良、公平、诚信，我们认为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更容易得到发展；第三层次是成功的品质，包括团结、乐观、竞争。在现代社会中，团队精神、积极乐观、有序竞争是取得成功的必备品质。
我们列出的9个影响因素是父母、老师、同学、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和其他。我们将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五个因素合并大众传媒统计，得出以下数据(表2)。
总体上，影响中学生价值观的第一因素，农村和城镇没有本质区别。如“爱祖国”的第一影响因素，农村中学生选择比率最高的是老师，达到63.01％，城镇中学生选择比率最高的也是老师，达到58.01％。在价值观的10项行为品质中，农村中学生选择最多的因素，同样是城镇中学生选择最多的因素。继续观察，在价值观的lO项行为品质中，农村中学生选择第二多的因素，同样是城镇中学生选择第二多的因素。在价值观的10项行为品质中，选择第三多的因素，农村和城镇中学生相同的有9个选项，不同的仅一项“节俭”。
仔细研究农村青少年的数据，对我们列出的10项行为品质，青少年认为父母的影响远远大于大众传媒的影响，大众传媒只对“爱祖国”这个行为品质的影响大于父母。
父母对青少年“节俭”、“勤奋”、“乐观”、“善良”、“诚信”的品质影响尤其深远。父母影响的是青少年基本的品质，这些品质偏重个人环境。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社会刺激分成两类，社会情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父母的影响是人际传播，而人际传播是社会情境。对人的作用是直接的。大众传播是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作用是间接的。再从群体的分类来看，社会学认为，家庭属于初级群体，大众传媒是次级群体。一般来说，初级群体的影响大于次级群体。父母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在10项行为品质中，大众传媒对“爱国”和“遵纪守法”的影响占第三位，说明大众传媒对第一层次行为品质影响较强，对培养青少年“遵纪守法”和“爱祖国”这两项基本行为品质起重要作用。
我们在研究大众传媒接触与价值观的关系时，发现传媒接触时间与其对价值观的影响程度成正比。选择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因素的农村青少年每天看电视30.7分钟；选择非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因素的农村青少年每天看电视23.62分钟。10项品质中，选择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的青少年，看电视时间均大于选择非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的青少年。差异达到极显著(F=34.254，P=0.000)水平。
3、大众传媒是农村青少年获得知识与信息的重要途径，对青少年增长知识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家庭。
农村青少年认同并看重大众传媒的知识教育功能，他们中最大比例的人接触大众传媒的第一动机是增长知识、获取信息(表3)。如将“增长知识”与“获取信息”合并，阅读报刊以此为第一动机的高达85％，看电视以此为第一动机的也接近50％，上网超过40％。
在本研究中，我们还发现，青少年接触大众传媒的动机与实际接触行为并不统一。以看电视为例，我们将青少年看电视的第一动机分为两大类。“获得知识信息”和“休闲娱乐”，将看电视的首选内容也分为对应的两类：“信息教育”、“休闲娱乐”。
数据统计显示，48.38％的农村青少年以“获得知识信息”作为看电视的第一动机，但实际收视教育信息内容的只
有21.53％，高达76.87％的青少年选择的是休闲娱乐类内容。
4、父母不再是农村青少年的主要崇拜对象，大众传媒为他们提供的人物才是他们偶像的主要来源。
在本研究中，我们向调查对象询问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了解他们最祟拜的对象，追问他们的偶像。结果显示，农村青少年中10.20％的人不清楚自己父亲的受教育程度，13.40％的人不清楚自己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城镇相比，农村青少年不知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更高。母亲比父亲更被青少年“忽略”。相比于对自己父母的不甚了解，农村青少年说起自己的偶像可谓如数家珍。
我们将青少年填写的具体偶像分为26个小类、四大类，具体如下：
第一类为非媒介人物：包括父母、父亲、母亲、老师、同学、亲属、自己。他们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完全依靠人际传播，大众传媒没有直接作用；
第二类为杰出人物：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模范人物。他们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依靠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类为大众媒介人物，包括文艺明星、体育明星、选秀明星(如“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节目产生的平民明星)、媒体从业人员、媒介虚构人物、成功人士等6亚类。他们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主要依靠大众传媒。
第四类为其他：不能明确归人上述三类的人物。分类结果见表3。
从表3我们看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影响巨大，农村青少年高达86.37％的选择了大众传媒提供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偶像，而且大多集中在各类明星(83.45％)上。仅有2.7％的将父母作为偶像。卡方检验表明，农村与城镇青少年偶像崇拜没有显著差异。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青少年接触大众传媒，除了满足正常的信息需求。也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求，而这种情感需求的满足往往是通过与媒介人物的互动来完成的。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对媒介人物的这种依恋显得尤为显著，需要对一些遥不可及人物的依恋和认同来强化自我。追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却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喜欢偶像也是一种时尚与文化消费现象，青少年天然具有追逐时尚的需要与可能，他们的偶像是媒体集中攻势强化出来的。
5、对新观念与新技能的传递，大众传媒的正面影响大于父母。
以“上网”这一技能为例，我们发现，农村青少年的父母不能正面影响青少年。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农村青少年只有0.85％的人是“跟父母学会上网”的，30.35％的人是通过“自学”学会上网。这表明，①农村青少年的父母普遍没有能力教会孩子新的技能。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化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反向社会化，而应该主动接受青少年的反哺，缩小与下一代的差距。
6、家庭与大众传媒在某些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上存在冲突，教育机构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正面引导亟待跟进。
统计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的接触内容时，我们发现他们更多地选择娱乐休闲内容，而且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大众传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娱乐功能越来越强。
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总体来看，青少年看电视的内容主要是休闲娱乐。青少年看休闲娱乐的内容达到75.76％，占绝对优势。第二，农村与城镇青少年看电视的内容有差异。以看得最多的内容为例，农村青年比城镇青年多看3.59％的休闲娱乐内容，主要差异仍然来自影视剧；少看3.75％的教育信息内容。主要差异来自少儿节目；卡方检验，P值为8.7，S值为0.003，达到极显著水平。
曾风靡大陆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中F4富豪子弟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令一些青少年观众一些大加模仿。这与农村家庭对孩子“节俭”的教育大相径庭。家庭教育与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影响的不一致往往令青少年感到困惑。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媒体影响接受不正确的观念与行为，只能采取保护主义方式让孩子远离媒介，但这种做法让青少年在避免大众传媒污染的同时也错过了媒介的滋养。
四、思考与建议
家庭与大众传媒作用于青少年，青少年也反作用于家庭与大众传媒。因此，社会化的双向性决定了青少年的社会化不但影响自身的发展，也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4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 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 effect 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 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 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 hypodermic 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 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米尔思（C.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 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 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姆逊（E. P. 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 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 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 Journalof Cultural 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 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 研究结果由H. J. Forman论编为Our Movie Made Children（New York: Macmillan 1935）。
③ 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 and the Chil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the Youth（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58），由心理学家Hilda T. 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由W. 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 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 in the Field）vol.33，No.3，1983。
⑤ Stuart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收入M. 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London: Menthuen 1982）。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5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磺芯镁龆郏?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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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⑥参见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收入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papersinculturalstudies,1972-79,（London:Hutchingson,1980）。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大众文化；影视；艺术；传播
一、大众文化与影视艺术转型
大众文化是处于市场经济下由消费意识形态引导大众，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现阶段正处在繁荣时期的影视文艺、大众音像等文艺形式，成为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主潮，具有开放变革的意义。
1．新时期影视文化的主要特征。
视觉文化是指脱离以语言为主导的理性主义，日益转向以形象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的文化形态。主要特征：一是组合性、综合性。它以影视图像为主要载体，组织了声音、文字等一切可利用的符号形式与介质，是科学技术、工业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共同结晶；是传统意识形态与科学、工业和商业文化多重价值的交汇。二是传播运作的商业操作性。在讲究效率、追求轰动效应的现代社会里，视觉文化以其快捷刺激的特点无疑最能迎合现代文化大众的消费心理。三是生产方式的批量复制性。以现代工业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代替传统文化的手工创作，形成了视觉文化生产的新的景观。四是内容的直观浅白性。视觉文化艺术以生动、逼真、直观的影视画面，较之于传统的延时文字传播，视觉的电子媒介传播更接近实时传播，影响力更大，冲击力更强。
2．大众传媒推动影视化转型。
视觉文化的兴起是以视觉艺术产生为先导即以20世纪初电影技术的诞生作为标志。由于影视文化所具有的直观性与具象性，视听元素必须先被观众感官感知才能吸引观众注意。21世纪在现代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世界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从电视节目、计算机的多媒体操作和网络传播等都与视觉文化、生活的视觉化趋势有关，视觉图像成了电影电视、广告美术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从美学上看，电影本身就有语言和视觉形象两个方面，电视作为当今最大众化的传媒，比其它传媒有更多的优点和功能，如传播速度快捷、形式上音像并茂、制作技术多样化、传递内容广泛等，深刻地影响着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影视艺术转型是大众传媒由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型，并由此导致了整个文化领域的相应变化。
3．应当多视角把握影视艺术转型。
影视文化跨度广泛，涉及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在经济与科技的双重驱动下，当代电视文化已由以往的艺术文化向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亦即电视大众文化转型。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引入，促使电视研究从传统的传播者重心向观众视角变迁，强调艺术对当代社会的介入程度，关注人和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任何单一的阐释角度或评价尺度都是有局限的，因此有必要从多个视角给予观照与描述，以客观真实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存在事实。
二、新时期影视艺术发展趋势
1.图像时代等大众文化背景对影视艺术发展的影响。
数码相机、DV摄像机和电脑技术正以最快的步伐走向大众化，影像艺术已经成为都市文化和当代艺术习惯采用的方式，更是改变了今日人类的审美观念与视觉经验，使现代都市由传统的话语方式转向图像文化，进入所谓“读图时代”，创造了当代大众消费群体及其文化观念。随着视觉文化转型的出现，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众文化时代而取代印刷文化，这在西方的著名学者如波德里亚、德波等人那里都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在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也是影视文化所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嬗变，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文化其实有着深刻的商品经济的背景，正是后工业时代的逻辑发展。
2.全球化背景下借鉴当代影视艺术的发展模式。
影视艺术传播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更新。传播观念与一定的传媒体制直接决定着媒体的功能表现，中西方传媒在认知以及操作方式上的区别决定了各自社会的传播生态。中国影视应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借鉴当代世界影视传播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借鉴经营运作方式集团化，统筹管理电视栏目，将资本运营引入影视增强竞争能力；根据WTO基本原则制定有利政策，尽快融入世界影视市场，实现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影视集团，使影视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抗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3.关注受众是未来影视发展的关键点。
影视传播必须以接受者的注意为前提，要获得目标受众的关注，以人为本理念的广泛应用是影视传播观念转型重要因素。可以说没有哪一种传播方式能像电视那样更具有吸引观众的参与感，大大缩短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从而增强了电视节目的亲切感和真实感。随着电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电视在实践中日益凸显其作为大众传媒的特殊性，从认识观众反馈的意义到重视研究观众，再到自觉运用观众研究指导传播实践，既反映出电视研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传播观念的变化。利用视觉思维通过直观、选择、发现等方法，将民族文化的底蕴与视觉思维的功能相结合，创造出更好的视觉形象。当然我们在面对无所不在的视像时不必采取抵制或排斥的心态，而应该将视觉审美纳入到新的文化格局之中，引导发挥出积极作用。
市场经济下加强我国影视艺术转型研究具有显著重要性，只有真正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把西方的影视发展理论有机融入我们的观念，在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中不断丰富完善，才能更好地推动与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影视实践变革，使中华民族文化走向更高境界。
[参考文献]
[1] 黄琳主编.影视艺术.理论・简史流派.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1.
[2]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孙宜君.影视艺术鉴赏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4] 周宪.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视觉文化.天津社会科学，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