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的重要性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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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的重要性范文1

一、校本培训的内涵及特点

理解校本培训的内涵的关键,在于对“校本”和“培训”两个含义的解读。按照欧洲教师教育学会1989年的界定“校本培训”指的是源于学校课程和整体规划的需要,由学校发起组织、旨在满足每个教师工作需求的校内培训活动。从中可以得出“校本”就是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而“培训”则是一系列在职继续教育活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校本培训通常被定义为为了满足学校及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由学校发起和组织的,以学校为主要基地,充分利用校内的资源,为实现本校教学目标服务的一种教师在职继续教育的模式。

校本培训是不同于“以大学或师资培训机构为基地”的院校教育和师资培训模式的一种培训模式,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有学者总结了校本培训的四个方面的特点:能够保持培训的针对性,培训活动的收益好,培训活动的涉及面广,使得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更具指导性。在笔者看来,校本培训适应教师所在学校的实际与需要,直接利用校内资源开展各项培训活动,充分发挥了学校特色,同时还十分关注教师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积极有效的组织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激发教师参与学习的热情,从而使培训活动取得实际效益。因此,除了以上特点外,校本培训还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保持学校自身的特色性,二是注重发展教师的实践性,三是发挥培训活动的多样性,四是激发教师学习的自主性。

二、校本培训在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中的作用

1.继承传播,突出本校校园文化特色

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以培养中医药实用型人才为己任,必然会营造出融合中医药传统文化和大学文化的特色校园文化。“双师型”教师作为这些特色文化的传播者,其自身必须对中医药专业传统文化和大学文化的内涵具有深刻的认识,并在将其渗透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从而引导学生对这些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传承特色校园文化方面,校本培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校本培训是由学校自主规划、设计、组织和开展的各项培训活动组成的,其必然适应于本校的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能有针对性地凸显出学校独特的文化内涵,将特色校园文化教育贯穿于教师培训活动的始终,让全校“双师型”教师从了解校园文化,到认同校园文化,并最终传承校园文化,为保持本校鲜明的校园文化特色提供了保证。

2.明确需求,注重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

“双师型”教师作为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的专业教师,既要以扎实的中医药专业理论知识授课,又要以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指导学生实际操作,所以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两方面的能力都是“双师型”教师培养的目标。其中,中医药基础理论可以从教师在院校教育期间的学习中获取,而实践能力的培养却需要教师在日后的工作与学习中,立足本职岗位,通过在职继续教育来进行培养。因此,专业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高职高专“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校本培训作为教师在职继续教育的重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将培训活动置于学校和教师的实践中。校本培训中所有培训活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根据学校和教师的实际需求,为了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来安排的,而且校内培训活动渗透在教师的实际工作当中,与本校、本职、本岗紧密结合,并通过受训者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能力进行评价的,对于提高“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

双碳的重要性范文2

(一)碳资产管理

目前,对于碳排放不能仅仅只从环保的角度进行单纯考虑,而必须将其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管理。所谓碳资产管理,是指对《京都议定书》中所涵盖的包涵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温室气体进行主动管理,如:碳监测、碳披露、碳减排、碳交易,以及在低碳时代规避风险、抓住机遇、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其他措施。这些行动的自愿或是强制属性,将取决于企业所在的政策监管环境,其目的是获取更大的经营及品牌价值。碳资产管理是一个科学的体系,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碳资产管理一般包括碳检测、治理与战略、碳绩效评估与披露等。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将碳资产管理分为7个步骤:第一是准备工作,第二是摸底监测,第三是设定目标,第四是信息披露,第五是评估改进,第六是实施计划,第七是碳交易。他还强调,碳盘查是碳资产管理中最关键的程序之一。如果一个企业要实施碳资产管理,就应当清楚地了解自身碳排放情况以及各业务流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只有通过有效的碳盘查,才能获得可靠的数据,分析、计算企业那些看不见的“碳排放成本”,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碳市场交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严格的碳盘查至关重要。

(二)碳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碳排放市场虽然尚未运行强制减排机制,但是从全球的碳减排情况来看,我国推行强制性减排将会是必然趋势,只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碳资产管理是每个企业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由于我国碳排放机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所以企业碳资产管理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我国企业的碳资产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几乎都是空白,关于碳资产方面的研究都滞后于发达国家,相关研究也大都参照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创新性研究并不多,对于企业在碳资产管理方面尚未能提供充足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这就要求尝试进行碳资产管理的企业自身要慢慢摸索。其次,由于碳排放涉及到环保,所以很多企业把碳资产管理的重要责任放在生产或者环保部门,并没有将其纳入企业整体的管理系统中。再次,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认为碳资产的管理跟其无关,并没有认识到碳资产相当于金融工具这一性质,更没有注重碳资产管理对于碳市场价格、财务风险、税务以及对资产负债表和企业利润等各方面的影响。另外,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意识薄弱,对碳排放的测量方法和计算工具了解不多,也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碳资产管理流程和管理办法。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碳排放权,忽略了碳资产包含的其他内容,研究思路具有局限性,限制了现代企业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最后,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尚未成熟,企业对于碳交易产生的收益并没有直观的感受,同时边际成本高的企业在减排的过程中发生了额外成本,这严重打击了企业进行勇敢尝试的积极性。

二、我国企业碳资产管理案例列示———以硫酸行业为例

硫酸行业作为无碳能源行业,其余热利用都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碳资产,特别是硫磺制酸所产生的热能。所以从无碳能源的角度,整个硫磺制酸的热能源利用都可以视为碳资产。以下仅是以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s)为例。我国硫酸行业最先申请CDM项目的前三位的企业分别是双狮(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和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他们投资开发的项目均是硫磺制酸装置废热回收发电项目,该项目利用我国大型的硫磺制酸装置的中高温余热,引进美国孟莫克公司开发的HRS废热回收系统,回收硫磺制酸生产过程中的废热生产蒸汽,提高酸吸收热的回收率和整个硫磺制酸系统的热利用效率,利用多余的蒸汽发电,所供电量将全部用于满足企业自身生产装置的用电需求。对于该项目,三个公司都是在2008年在联合国EB成功注册,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在2010年获得减排量的签发,而双狮(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和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也在2011年分别获得减排量的签发,并且通过此次减排量的签发获得不菲的收益。随后,在此基础上又都相继进行了第二次减排量的签发申请。除了CER这部分碳资产之外,在考虑保证企业正常生产运行的情况下,双狮、宜化和重庆涪陵化工还可以对其硫酸装置的风机、水泵等大功率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降低电耗,提高能效,这部分的减排量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规则和方法进行量化,实现可监测、可报告和可核查,成为可交易的碳资产。

三、完善我国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对策

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环保经济将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企业进行碳资产管理也将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在企业中推行碳资产管理,使碳资产管理创造更大的价值,政府和企业需要付出共同的努力。

(一)政府

1.充分发挥政府的权威性。在我国政府作为一种权利的象征,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和权威性,在碳资产管理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权威性,实施必要的强制性规定和管理,监督和敦促企业进行有效的碳资产管理。比如可以强制要求企业定期公布其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加强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温室气体的监测与控制,在产品上粘贴节能标签等。

2.尽快制定碳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和标准。企业碳资产管理在我国并未有深入研究,因此其实施尚未有相关规范可依。为提高企业自觉进行碳资产管理的意识,政府应进行相应的引导,制定企业碳资产量化管理标准,对相关标准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建立健全企业碳资产信息数据库,主动借鉴国外碳资产管理经验,与国际接轨。3.建立相应的碳资产管理机构。碳资产管理具有一定技术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仅仅依靠企业自身是远远不够的,难度相当大,这就需要政府为其提供一定的支持。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考虑建立必要的碳资产管理与咨询机构,他们接受政府的委托和授权,为企业进行碳资产管理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并进行一些前期的技术开发和研究。这样为我国企业碳资产获得最大限度的开发和最有效的管理提供保障。

(二)企业自身

1.企业家应当形成低碳思维。在低碳经济时代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下,中国企业家需要用低碳的思维重新考虑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问题。如果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对该企业提出低碳要求,企业家必须以低碳的思维对企业如何应对未来更加严厉的碳排放政策、如何应对行业内部的低碳标准、如何应对消费者对产品低碳的要求、如何对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用低碳思维对其进行改造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思考,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

2.提高企业相关人员的技能和素质。企业要进行碳资产管理,需要企业员工具备相应的素质和技能。但是就目前我国碳资产管理的发展情况来看,企业相关人员的技能和素质并不能满足企业进行碳资产管理的要求,这就需要企业对相关人员进行低碳培训。管理人员要对低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学习和掌握,培养调整企业经营发展方式的能力;技术人员要掌握开发和运用碳减排、碳排放的核算标准和方法等;操作人员则需要具有具体执行和实施相关标准的能力。

3.为碳资产管理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我国企业碳资产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层面,还要积极主动地为碳资产管理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我国企业可以借鉴国外企业碳资产管理的经验,积极主动地成立碳资产管理的民间机构,企业间定期就碳资产管理提供良好提案。

4.制定企业碳资产管理程序并严格执行。企业可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碳资产管理程序,并严格执行,将碳资产管理落到实处和细节上,积极开展碳足迹评估、碳资产会计处理、碳信息披露等研讨。

5.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是国外目前很多企业已经采取的一项措施,我国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学习和借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重要性堪比财务报表的重要性,它是企业计算每年碳排放当量的表格。我们可以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对企业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找出其排放源,在接下来的生产经营中进行针对性的碳减排。

双碳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烃源岩;测井资料;研究进展;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 P618.13 文献标志码:A

引言

烃源岩是油气藏和输油气系统研究的基础,国内外对于烃源岩的研究一直很重视。在对烃源岩的研究过程中也取得也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构造和沉积环境的影响,烃源岩具有很强的非均质性,给资源评价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许多学者对烃源岩的评价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目前有关于烃源岩的测井评价进行总结分析,希望对今后的烃源岩评价工作有所帮助。

1 烃源岩的评价进展

1.1 国外进展

利用测井资料评价烃源岩的主要方面是确定烃源岩中的有机碳含量(TOC)。早期关于烃源岩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1945年Beer就尝试应用自然伽马曲线识别和定量分析有机质丰度[1]。Murry等(1968)作区块分析时得出异常大的地层电阻率是由于生油岩中已饱和了不导电的烃类[2]。Swamson将自然伽马异常归因于与有机质相关的铀,他指出铀与有机质存在一定关系[1]。在七十年代末期由Fertl(1979)、Leventhal(1981)等人相继找出放射性铀与有机质含量间的经验公式,这期间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1]。Herron(1986)将C/O能谱测井信息用于求解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但该方法误差较大并未真正应用到实际评价中[3]。Schmoker在八十年代做了许多关于烃源岩的研究,他指出高的自然伽马值与烃源岩间的相关性、用密度测井信息来估算烃源岩有机碳含量、埋藏成岩作用引起的孔隙度减小过程就是一个热成熟过程、碳酸盐岩和砂岩的孔隙度之间呈幂函数等观点[4-6]。Meyer(1984)等利用自然伽马、密度、声波和电阻率测井结合来评价烃源岩,总结出了测井响应参数与有机碳含量的岩石判别函数[7]。上面这些国外学者虽然提出了一些计算有机碳含量的经验公式,但是并没有建立定量的数学模型。直到1990年,Passey研究出了对碳酸盐岩烃源岩和碎屑岩烃源岩都适用的方法,能够计算出不同成熟度条件下的有机碳含量值[8]。目前该方法依然被很多学者作为研究烃源岩的基础模型。Lang等(1994)研究认为在泥页岩正常压实带,实测镜质体、反射率与声波时差间存在很好的半对数关系[9]。但是,由于反射率与声波时差的关系受许多地质因素影响,阻碍其普遍应用。Mallick(1995)将实测的有机碳含量与地层密度用最小二乘拟合发现它们呈反比关系[10]。

1.2 国内进展

鉴于烃源岩研究的重要性,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谭延栋等(1988)应用测井资料对干酪根的响应特征来识别泥岩系中富含干酪根的生油岩[11]。郭永华等(1993)最早尝试利用地层电阻率确定生油岩有机质的成熟度[12]。赵彦超等(1994)借鉴国外研究对Herron的方法进行改进,把C/O测井和密度测井结合来识别泥质烃源岩[13]。之后他又以W-S方程为基础使用电阻率重叠法和双孔隙法定性识别烃源岩[14]。陈增智等(1994)建立了碳酸盐岩自然伽马测井资料与有机碳含量相关性的数学模型,估算碳酸盐岩地层剖面中的有机质丰度分布[15]。李国平等(1996)利用含油气饱和度法推算烃源岩的有机质含量[16]。张小莉等(1998)采用多测井组合法来识别煤系烃源岩[17]。许晓宏等(1998)较早的修正Passey的模型,应用于国内烃源岩的评价[18]。张志伟等(2000)以此模型为基础区分烃源岩与非烃源岩,定性评价烃源岩的等级[19]。张立鹏等(2001)提出地层弹性参数、铀/钍等几个参数可以反映有机碳含量[20]。在这期间也有学者尝试新的方法[21~23,26],朱振宇等(2002)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在非结构性计算机问题上的优势对烃源岩测井评价作出了新的尝试[21]。胡佳庆等(2002)依靠地球物理测井资料用人工智能方法自动识别烃源岩有机质丰度[22]。王栋等(2004)研究了核磁共振测井资料评价烃源岩的可行性[23]。张寒等(2007)用地震信息资料可以确定烃源岩的空间展布[26]。陆巧焕(2006)等用测井资料计算有机碳含量和岩石热解生烃潜能来评价生油岩[24]。钱克兵(2006)等建立有机质热演化程度与埋藏深度预测模型[25]。于翔涛等(2009)将有机质含量计算公式加入了密度考虑因子[27]。王鹂等(2009)绘制了烃源岩层厚度与暗色泥质岩类总厚度关系及烃源岩层总厚度与有效厚度关系[28]。刘景东等(2010)提出了综合考虑生油岩成熟度和各种测井响应的"反推ΔlogR"的新方法[29]。卢双舫等(2012)以实际区块研究为基础,确定了优质烃源岩的下限标准[30]。总体来说,国内开展的烃源岩评价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原有方法的改进和建立测井资料与烃源岩之间关系的经验公式上。

2 烃源岩评价方法

目前,评价烃源岩的方法主要是利用测井资料定性和定量得判断。另外,还有一些方法是利用数学或者计算机理论作为载体的。

2.1 根据测井资料评价烃源岩的方法

2.1.1 单曲线测井资料评价

双碳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 低碳旅游 乡村生态旅游 可持续发展 路径探索

一、引言

随着传统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热潮的兴起,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乡村生态旅游这一新型旅游活动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生态旅游是依托其保存较好的近乎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淳厚完美的民族习俗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旅游类型。然而,基于一些旅游经营者在乡村生态旅游的本质和价值、乡村生态旅游的实现手段与措施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惑,目前我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还不尽如人意。近来,随着一些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乡村低碳旅游示范点的涌现,乡村生态旅游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并且为探索如何解答上述困惑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因此,在低碳旅游背景下深入理解乡村生态旅游内涵及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这一课题,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但是,尽管低碳旅游在乡村生态旅游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从已有的我国乡村生态旅游相关文献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概念、开发意义、规划设计、开发成效等方面,而有关如何实现低碳旅游与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相结合方面的研究还鲜有涉及,也就无法有效地探寻低碳旅游与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结合途径和行动建议。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低碳旅游角度入手,通过分析现阶段乡村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低碳旅游与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有效结合的对策建议。

二、低碳旅游与乡村生态旅游:内在契合性分析

1、低碳旅游。“低碳旅游”源于国际社会对于旅游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并在此过程中得到提炼和界定。在低碳旅游的概念研究方面,国外对低碳旅游相关概念研究尚不系统,主要成果集中在旅游业碳排放量的定量化研究结论、旅游业碳减排的应对策略等。国内对低碳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则主要基于“低碳经济”对“低碳旅游”的影响,一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界定“低碳旅游”的概念。从宏观角度出发,蔡萌、汪宇明提出低碳旅游是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以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质量和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一种可持续旅游发展方式。此外,刘啸和江丽芳、王晓云等也都提出了基于不同宏观层面的低碳旅游概念。从微观角度出发,王辉、宋丽、郭玲玲认为低碳旅游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尽量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郑琦提出低碳旅游是指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行动指南的绿色旅行消费活动等。尽管这些概念分别从不同研究需要出发,对低碳旅游的内涵进行定义,由此导致定义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实现低碳旅游的手段措施、期望目标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共识,普遍认为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以更少的旅游发展碳排放量来实现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它强调的是作为旅游对于低碳经济的回应,低碳旅游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低碳技术的运用、碳汇机制的推行和低碳旅游消费方式的倡导,以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相结合来实现旅游的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

2、乡村生态旅游。我国现代乡村生态旅游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对乡村生态旅游还没有一个明确和普遍接受的定义,多数学者基于自身研究的需要,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内涵进行阐述,导致实践中不可避免出现对乡村生态旅游概念的滥用、误用以及泛化。但在乡村生态旅游性质、目标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即从乡村旅游自身发展历程来看,乡村生态旅游是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环境破坏、文化扭曲等不良后果后进行的自我调整、升级,是一种改变了以往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转而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为目的的新型乡村旅游形式。乡村生态旅游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调,体现了当前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取节能减排和碳总量双约束指标控制的时代精神。乡村生态旅游的实质是在传统乡村旅游中融入了生态文明理念,其核心理念是保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完美结合。因此,低碳旅游倡导的“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特性与乡村生态旅游追求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在内涵上是共通一致的。正是由于乡村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存在着这种内在的契合性,乡村生态旅游作为生态旅游在乡村发展的形式、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方面有着明显的先天优势。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过程中,低碳旅游概念的引入将不仅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对于推动低碳教育、传播低碳理念和展示我国在低碳行动方面的努力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和窗口效应。

三、低碳旅游: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拓展

低碳旅游这一概念的提出,作为一种可量化、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旅游形式,为乡村生态发展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帮助乡村生态旅游进一步廓清了其对象、方式和发展方向。

1、拓展了乡村生态旅游的对象。乡村生态旅游的对象,在已有的定义中,一般局限于一些保存较好的近乎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淳厚完美的民族习俗。而低碳旅游是以能耗少、污染小为标准来衡量旅游对象,换言之,凡是具备能耗少、污染小特征的旅游对象都可以作为低碳旅游对象。

2、明确了乡村生态旅游的方式。乡村生态旅游强调具体的乡村生态旅游实现方式,就旅游“六要素”而言,就要求有相应的乡村旅游食、住、行、游、购、娱的生态方式,但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才是生态方式,迄今为止尚未明确。而低碳旅游强调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来促进人类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旅游企业推进节能环保,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用旅游业生态和节能新材料应用,将太阳能、生物能等清洁新能源应用到旅游业中,实施旅游生态补偿和生态保育建设以增长碳汇,发展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等,以切实提高旅游业科学发展、生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带有很强行动指向性的具体措施与对策,就明确为乡村生态旅游的实现方式指明了一个具体的发展方向。

3、指明了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乡村生态旅游追求的目标是在发展旅游的同时,注重保护当地乡村生态环境,但是如何衡量乡村生态好坏,在实践中往往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而低碳旅游把衡量生态好坏的标准确定在碳排量这一技术指标上,通过低碳这一量化目标将旅游业所担负的生态社会责任分解到旅游全过程中,通过每一个旅游要素来体现节能减排,以具体指标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生态社会的内涵。这就为衡量乡村生态好坏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进一步廓清了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

四、低碳旅游: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创新

在低碳技术的广泛渗透、碳汇机制的普遍推进及低碳生活方式的广泛倡导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将低碳旅游概念引入到乡村生态旅游,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从发展趋势上看,应建立起在碳交易制度基础上乡村生态旅游向低碳发展的利益引导、保证、约束机制,将发展低碳乡村生态旅游所增加的内部成本外部化,将由乡村生态旅游企业承担的个别成本转为由全社会来分担。以保证乡村生态旅游的低碳发展方向。

1、引导机制。一个有效的导向制度将起到明确的行动引导、示范效应。在发展低碳乡村生态旅游之初,对于乡村旅游企业,要运用财政、税收、经济补偿等方式区别对待,对于高效能、高排放、高污染的旅游企业实行关停;对利用低碳或零排放的企业,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旅游企业,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生态补偿。

2、保证机制。保证机制主要是从制度标准层面对乡村生态旅游向低碳方向发展确定一个可供操作性的指标体系。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低碳旅游产品、服务、管理的相关质量标准,使旅游业开发、经营、消费、管理达到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同时协调旅游、环保、能源、交通、财政、税收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共同推进乡村生态旅游低碳化、循环化。

3、约束机制。事后的碳排放量审计核算机制,是保证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政府公共部门、旅游企业行为符合低碳发展要求、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的有效约束。一方面,从政府宏观管理层面来看,要在探索建立科学的低碳乡村生态旅游统计核算体系基础上,通过设计一个合理的指标框架对乡村生态旅游的碳排放量进行准确计算,对乡村生态旅游业生态目标和阶段性减排任务进行科学评估,借此强化监督政府及其公共职能部门在旅游环境规划科学性、旅游管理程序的合法性等方面的有效性,促使政府及其公共职能部门发展地方旅游业的行为举措更加理性科学、更加环保低碳。另一方面,从企业微观管理层面来看,要建立乡村生态旅游企业绿色审计体系,对旅游企业实行以碳排放量为核心指标的资源、环境价值核算,将因乡村生态旅游对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通过行政或经济途径纳入到旅游企业运营成本之中,将旅游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低碳化纳入到可控性、可调性的范畴。

五、结束语

低碳旅游逐渐成为当前国际旅游的新时尚与新热点。低碳旅游概念的提出,不仅大大丰富和拓宽了乡村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对象,为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且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低碳旅游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有效地将低碳旅游概念应用于乡村生态旅游将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但总体而言,倡导乡村生态旅游低碳发展方式,选择一些条件适宜地区构建低碳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示范区,不啻为实现乡村生态旅游向低碳旅游发展方式转型的一种有益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嘉学、谢洪忠:云南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初步探讨[J].昆明大学学报(综合版),2005(2A).

[2] 杨桂花:民族生态旅游接待村多维价值的研究[J].旅游学刊,2003(4).

[3] 江晓云:少数民族村寨生态旅游开发研究――以临桂东宅江瑶寨为例[J].经济地理,2004(4).

[4] 蔡萌、汪宇明:低碳旅游: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J].旅游学刊,2010(1).

[5] 郑琦:低碳旅游:低碳城市转型的模式创新[J].学习与探索,2010(4).

双碳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巴西;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020-04

一、引言

Granger因果检验是研究变量之间关系最适合的计量方法。已有较多学者采用该方法来研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Glasure and Lee(1998)对亚洲国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在新加坡,实际GDPGranger引起了能源消费。Yu and Choi(1985)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韩国GNP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除了分析总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外,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一种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如,Bowden and Payne(2009)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表明:在美国居民可再生能源消费Granger引起了实际产出,然而工业、商业可再生能源消费各自与实际产出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综观已有的研究,很少学者将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以及碳排放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将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其经济发展尤其受到学者的关注。巴西同时也是能源消费大国,那么巴西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怎样?另一方面,因能源消费,尤其是传统能源消费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使当今世界的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积极筹划发展低碳经济,以降低能源消费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么巴西的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巴西如何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接下来将分析巴西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巴西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鉴于本文主要对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因此将对各部分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介绍计量方法、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则分析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最后一部分在第三、四部分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二、计量方法、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要经过这样一些步骤。首先是对变量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在此基础上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本文在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采用多变量分析框架,而在分析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时采用双变量分析框架。

不管是多变量分析框架还是双变量分析框架,首先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是因为在分析经济模型时,如果对非平稳时间序列直接进行回归容易产生“伪回归”现象,从而造成结论无效。本文采取ADF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在此基础上,再对变量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在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时,多变量分析框架与双变量分析框架就有差别了。

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的方法包括由Engle and 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一般地,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时采用EG两步法,而在多变量框架下分析协整关系常使用Johansen检验法。EG两步法在对两个以上的变量做协整检验时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即,把不同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可能检验得出不同的协整向量。而Johansen检验法不仅克服了EG两步法的缺陷,而且做多变量检验时,还可以精确地检验出协整向量的数目,以判断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所以,以下在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而在分析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协整关系时采用EG两步法。

我们结合经济模型来选择实证分析中所用到的变量。在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我们选择加入了能源消费变量的C-D生产函数。长期以来,能源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独立要素投入常常被忽略,这是因为与其他要素的就业成本相比,能源投入在GDP中只占很小比例(Ghali and EI-Sakka,2004;Lee et al.,2008),能源只被看做是原材料的一部分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和假定:能源是存在的,而且不会枯竭。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对经济的约束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是凸显了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

近期大量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能源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试图把能源作为除了劳动力、资本以外的附加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当中(Ghali and EI-Sakka,2004;Lee and Chiang,2008;Stern,2000;Wolde-Rufael,2008)。本文同样按照这一思路,建立分析模型如下:

Yt=kβ1tLβ2tEβ3t

Yt表示t时刻总产出或实际GDP,Kt表示t时刻的资本存量,Lt表示t时刻的就业水平,Et表示t时刻总能源消费量。对该函数取自然对数建立回归方程表示如下:

LYt=α0+β1LKt+β2LLt+β3LEt+εt

系数βi,i=1,2,3分别表示资本存量、就业和总能源消费的弹性(Lee et al, 2008),εt为随机扰动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使用总资本形成来代表资本存量K。许多学者在缺少资本存量数据时都曾采用过这样的处理方法(Lee and Chiang,2008;Narayan and Smyth,2008;Sari and Soytas, 2007)。使用总资本形成代替资本存量有一些局限。总资本形成是一个流量概念,不能衡量随年度累计下来的资本存量,没有考虑资产折旧带来的调整。总投资只是总资本存量的一个变动,不涵盖折旧。总资本形成也包括存货。Sari and Soytas(2007)指出永续盘存法在估算资本存量时假定折旧率是常数,因而资本的任何变动都与投资的变动有很大关系。这样,用新固定投资数据来衡量资本存量的发展趋势还是较为可靠的。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77―2006年之间的年度数据。实际GDP、总资本形成、能源消费量以及碳排放量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09)光盘版,而就业数据则来自于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对这些数据取自然对数后分别表示为:LYt、LKt、LEt、LCEt和LLt。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使用Eviews6.0软件对LYt、LKt、LEt和LLt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从检验结果来看,变量LYt、LKt、LEt和LLt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0%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无法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是不平稳序列。然而,从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则都小于10%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所以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从而得出结论:变量LYt、LKt、LEt和LL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在此基础上进行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检验见表2。

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LYt、LKt、LEt和LLt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Yt=0.512+0.16LKt+0.62LLt+0.23LEt

(4.29)(10.24)(2.54) (3.91)

其中括号内为各估计系数的t值,从该方程可以看出当GDP变动1个百分点,资本存量变动0.16个百分点,就业变动0.62个百分点,而能源使用变动0.23个百分点。协整检验结果只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验证。根据AIC准则确定各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对变量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F检验值概率P值结论

LKt不是引起LYt的原因LYt不是引起LKt的原因4.482050.0227拒绝1.654740.2131无法拒绝

LLt不是引起LYt的原因LYt不是引起LLt的原因5.623990.0103拒绝4.693470.0195拒绝

LEt不是引起LYt的原因LYt不是引起LEt的原因4.064640.0308拒绝0.048700.9526无法拒绝

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LLt是引起LYt变动的原因,同时LYt也是引起LLt变动的原因,说明就业和GDP的变动都会引起对方的变动;而LEt与LYt之间只表现为从LEt到LYt的单向因果关系,即能源消费变动单方向引起GDP的变动。同样资本存量变动也单方向引起GDP的变动,而根据经济现实,GDP的变动同样会引起资本存量的变动。可能是因为数据处理方面的问题,所以实证结果没能与现实情况完全吻合。

四、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如上文所述,对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研究属于双变量分析,因此,这里采用EG两步法。以上已经对能源消费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能源消费的自然对数序列LEt是一阶单整序列。下面是碳排放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检验形式

(C,T, M)ADF检验值临界值1%显著性水平5%显著性水平10%显著性水平10%显著性水平下的平稳性

LCEt(C,N,7)-1.349587-3.679322-2.967767-2.622989不平稳

LCEt(C,N,7)-5.169447-3.689194-2.971853-2.625121平稳

注:检验形式中,C表示单位根检验中是否包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M表示滞后期数,M的选择根据SIC准则自动选定。

该结果说明LCEt也是一阶单整序列。接下来采用EG两步法检验LEt和LCEt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见表5。

1.对LEt和LCEt进行回归后的残差序列et的单位根检验如下:

表5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检验形式(C,T,M M)ADF检验值临界值1%显著性水平5%显著性水平10%显著性水平10%显著性水平下的平稳性

et (C,N,7)-2.414313-3.679322-2.967767-2.622989不平稳

注:检验形式中,C表示单位根检验中是否包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M表示滞后期数,M的选择根据SIC准则自动选定。

根据EG两步法的检验思想,说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2.同时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巴西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既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也否认了巴西的能源消费是碳排放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因而,单纯从能源消费总量角度很难准确地把握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要准确把握这一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巴西的能源消费结构。

五、对策建议及对中国的启示

以上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巴西存在着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降低能源使用将会导致经济增长趋缓,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则需要增加能源消费。

一般来讲,能源消费,特别是传统能源消费的增加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从第四部分的分析可知:单纯从能源消费总量角度很难发现巴西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接下来考察巴西的能源消费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一)对巴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资料显示,2008年在由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以及水电消费构成的能源消费合计中,巴西的情况是:石油消费量105.3百万吨(石油当量),占合计量的46%,天然气消费量22.7百万吨(石油当量),占合计量的9.95%,煤炭消费量14.6百万吨(石油当量),占合计量的6.4%,核能消费量3.1百万吨(石油当量),占合计量的1.36%,水电消费量82.3百万吨(石油当量),占合计量的36%。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不同的是,巴西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很低,而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如水电消费占比则很高。同时,目前巴西使用的乙醇、生物柴油及其他可替代能源已占其所有能源消耗量的44%,远高于13.6%的世界平均水平。这样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保护很有利。正是由于巴西拥有较为优化的能源消费结构才没有使其因能源消费增加而带来碳排放的大量增加。根据碳监测行动网数据,在全球前10大碳排放国中,成熟与新兴市场都名列榜内,唯独巴西不在名单内。以巴西为首的拉丁美洲,碳排放量只有东亚和东欧的一半。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能源消费结构得到足够的优化,总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避免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要使能源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就需要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量。清洁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生物能等新能源。目前,巴西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较高,同时生物能源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生物能利用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巴西只要在现有较好的能源消费结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新能源的研发和推广使用,就可以在不破坏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二)巴西成功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同为“金砖四国”成员的中国,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与巴西有很大不同。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来一直以煤为主。虽然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不断地在发生积极变化,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在总能源使用中所占的份额有一定程度提升,见表6。然而由于中国的资源分布不均,表现为不同类型能源储量分布不均,煤炭资源丰富,水资源短缺,即使同一类能源也存在地区分布不均的问题,所以短期内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也成为我国碳排放水平难以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指数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巴西的人均碳排放水平一直维持在2公吨的低水平上,而中国1995年的人均碳排放水平为3公吨,从2004年开始又攀升到4公吨。中国目前仍处在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中国能源使用量仍会很大,基于以上事实,本文认为巴西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水平方面至少给中国带来以下有益的启示:

1.巴西在生物能源的研发及推广使用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可以在该类能源领域有所发展

为满足能源消费高速增长的需求,面对石油资源日益减少的挑战,巴西政府重视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积极实施可再生能源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在推广使用乙醇作为机动车燃料的同时,还利用本国特有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大力研发生物柴油技术,逐步在全国20多个州建立了生物柴油技术开发网络。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未来中国还将继续推进这一进程。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农民工的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对城市公共资源享有程度较低问题等,这使我们必须冷静看待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本文认为未来中国的城乡发展要保持均衡,中央仍应该重视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对农民种植作为能源原材料的经济作物加大扶持力度,这不仅可以使农民增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生物能源的发展和使用,从而降低碳排放水平。为更好地发展生物能源,中国可以在生物能源的技术研发方面加强与巴西的合作。

2.巴西降低碳排放水平的经验还在于巴西能够立足本国能源资源状况,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对中国而言,既然短期内很难改变以煤炭为主的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那么中国也应以此为基础,通过相应的措施降低碳排放水平。相关研究表明:相较石油和天然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分别高出约36%和61%,引起的传统污染物排放则更高。因此,我国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清洁、高效利用好煤。清洁、高效利用煤炭技术具体包括煤炭加工技术。即,通过加工可显著提高煤炭质量和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煤炭转化技术。即,将煤炭气化、液化或制成甲醇和二甲醚;煤炭燃烧技术;煤炭生产、加工和转换过程中排放物(矸石、中煤、粉煤灰、二氧化硫)的再利用技术以及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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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owden,Nicholas&Payne,James E.,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real output:A disaggregated analysis[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31(2),180-188,2009.

[3]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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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arayan,P.K.,Smyth,R.,Energy consumption and real GDP in G7 countries,new evidence from panel cointrgration with structural breaks[J].Energy Economics 30,2331-2341,2008.

[8]Soytas,U.,Sari,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production:evidence from Turk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J].Energy Economics 29,1151-1165,2007.

[9]Stern,D.I.,A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energy in the US macroeconomy[J].Energy Economics 22,267-283,2000.

[10]Wolde-Rufael,Y.,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troleum im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case of Cyprus[J].Resources,Energy and Development 5,95-1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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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Yu,E.S.H.,Choi,J.Y.,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 10,249-272,1985.

双碳的重要性范文6

[关键词]过渡期 碳交易 发展路径

一、过度期的界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突出。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过度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大量温室气体(GHG)。GHG大量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单靠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不可能解决的。国际间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寻求解决途径,从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到每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国际气候谈判已经推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政治、经济、环境等多个层面向纵深发展。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即在2008到2012年的第一个减排期内,发达国家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国家减少8%,日本减少6%,俄罗斯维持在1990年排放水平。

2008-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个减排期,无论2012年中国是否强制减排,这个时期对于中国都是碳交易市场制度构建与完善的难得的缓冲期。南京林业大学的付玉在《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2007年6月)中将2008-2012年这个阶段作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成熟之前的过渡期来研究,初步讨论了过渡期的一些政策安排与企业策略。本文采用这一说法,将2008-2012年作为一个过渡期,初步地研究过渡期内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路径。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

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任务,降低减排成本,《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排放权贸易机制(Emission Trade, ET),其中CDM与发展中国家联系最为紧密。 中国目前的碳交易主要局限于CDM碳交易领域。

从2005年中国开始CDM项目以来,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2月,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获得联合国“核证减排量(CERs)”达3600多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居世界第一位,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碳市场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发现目前市场存在的很多问题。

第一,CDM项目结构严重不合理,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CDM Bazaar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CERs绝大部分来自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占项目总数的57%,大大高于印度的34%;而来自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项目的CERs相当少。实施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只能带来减排量上的收益,很难引入先进的技术,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明显。CDM碳市场的急功近利行为阻碍了一些资金密集型、减排量较少的能效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

第二,从涉及的部门来看,目前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针对家庭终端用能、交通用能和建筑用能等对象的CDM项目,尽管其总体减排潜力巨大,但因为其活动高度分散,单项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有限,在正规的CDM制度框架下项目交易费用较高,导致此类项目难以开发。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问题,目前平均一个CDM项目的前期费用都在10万美元以上,CDM项目主要集中在城市或者较发达地区,而真正惠及贫穷地区的项目较少,对就业的促进也不是很大。

第三,从交易方式来看,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公司或基金可以从中赚取利润差价。我们没有定价权。碳交易价格一直是由发达国家的中间商和购买减排份额的企业所主导。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国内的交易价格在8至10欧元左右。市场混乱,主体分散,议价能力弱,中国碳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比差距不小。而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平台,整合各种资源与信息,形成合理价格,则被认为是一个更有利参与国际市场的途径。因为,建立碳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减少买卖双方寻找项目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最根本之处就在于目前没有一套合适的碳交易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渠道比较单一,没有通过市场去配置碳排放权。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 将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规模化发展, 同时也将促进碳排放配额的出让方以更加低的处理成本和更成熟的污染处理技术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有利于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最大化。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经验, 在发展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同时,应积极准备成立基于配额交易的主体市场的建设, 利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

三、过渡期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路径选择--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到202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达顶峰。在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前,做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承诺是非常困难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77国集团认为减排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强制减排。这就决定了要解决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必须走自愿减排之路,力争在2012年之前建立起自己的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体系,促使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市场中,逐步增强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声音,为以后中国减排期到来做好细致周到的准备。我国企业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所以类似欧盟的ETS体系很难建立,但是这却有利于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的形成。

笔者认为要采取如下措施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能源交易所。

全国范围内交易市场的形成对于目前还处在启蒙阶段的碳交易最直接的意义是,提高中国作为卖方信息披露的能力,使得中国的卖方企业更多的了解国际市场的规则和国际买方。同时,也告诉国际买方中国的项目的位置和价值。从而降低交易双发信息不对称以及所带来的成本。尽早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为全面参与到全球市场做好准备,避免重蹈我国由于没有石油期货市场从而丧失国际石油定价权的覆辙。

第二,建立与完善与碳交易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保障交易的顺利实施。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减排义务。这意味着,国内企业在理论上并不需要通过购买排放权指标来补偿自身的碳排放。在我国减排目标确定后,如何将数量极其庞大的所有企业囊括在一个统一的减排指标内,其操作难度不言而喻。此外,即便有部分企业愿意以自愿的方式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减排联盟”,确定自愿的减排指标,并在此约束上进行排放额度的交易,但这其中谁来监督企业的实际减排效果,以及企业减排量的起始标准,还需要明确的制度安排。政府应尽快推动碳交易机制的设计,完善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和交易产品等,理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关系,并且针对未来碳交易形势的发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机制的安排。

参考文献:

[1]《京都议定书》全文. 省略

[2]十七大报告.省略

[3]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2008年07月16日省略

[4]魏一鸣. 中国能源报告(2008):碳排放研究 :P165-167

[5]苏伟.规划方案下的清洁发展机制. 2008年5月: P2-3

[6] 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 2008年07月16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