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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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1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关系不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轴心问题,也是研究经济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备受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关注。人口集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也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只有掌握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找到人口发展和变动的根本原因: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亦是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掌握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找出人口发展和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这两者关系的最终目的。

    毋庸置疑,研究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始终是相关学者研究的重大问题。郎永清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时间、地点等,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也相继深入探讨。陈友华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跨期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由负转正,并增至10%以上。而刘洪银则发现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对经济增长的显性作用不强,但隐性作用影响较大。部分学者对宁夏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马金龙、胡志绚、杨国涛分别从人口流动、城镇化和回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宁夏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

    本文从微观层面分析入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有关统计资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西吉、泾源和海原四个回族聚居县人口发展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就其人口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成因机制、为回族聚居区人口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路径。

    二、回族聚居区人口现状特征

    (一)研究区概况

    同心县、西吉县、泾源县、海原县四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地区,位于北纬36°40′-38°20′,东经104°50′-107°40′之间。总面积1.581万平方千米,约占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的30.43%,平均人口密度为68.5人/平方公里。宝(鸡)中(卫)铁路、石(嘴山)郝(家集)高速公路、309国道、109国道等交通主干线纵横穿过,交通区位条件比较优越。

    本区地区生产总值为656855万元,占全区GDP的4.85%.第一、二、三产业总值依次为193808、150599、312448万元,分别占全区的15.2%、2.3%、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95.41、34082、4048.33元,比全区依次低1651.66、4030、1242.82元。

    (二)人口发展特征

    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2010年11月1日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8666.19万人,回族是继壮族之后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占宁夏总人口的34.77%,占宁夏少数民族人口的98.16%。近些年来,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人口发展明显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1.人口增长速度小幅度下降,但明显高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增加了33.61万人,累计增长和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减少了1.8%和0.03%,比同期汉族人口分别增长了2%和0.33%,比同期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减少了7.5%和0.57%,但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累计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速度。

    2.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但人口文化结构依然落后。2010年回族聚居区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34.93%,比2000年的28.66%显着提高了6.27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04年。从各种受教育构成来看,目前回族聚居区的人口总体素质偏低,其中小学受教育人口最多,占53.6%,初中占26.7%,高中占6.92%,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仅占3.06%,其受教育程度中心主要在集中在中下层。与2010年相比,2000年初中、高中、大专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别增长了17.9%、4.03%、2.58%。

    三、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本论文运用SPSS中的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进行分析。根据2011年宁夏统计年鉴数据,本论文选取了人口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年)、15-64岁人口比重作为人口指标,选取GDP、人均GDP、农业劳动比重三个指标代表经济发展状况的变量,以同心、西吉、泾源、海原四县的有关资料为样本数据,计算出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它们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数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计算得出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密度、平均家庭用户规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4个人口变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村居民纯收的入和职工平均工资等四个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人口出生率与四个经济指标的相关性为正,其中与人均GDP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了0.919,人口出生率越高,其经济与人民生活发展其中人口出生率是4个人口指标中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指标。

    (二)人口质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一般文盲率与四个主要经济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表,一般文盲率越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越高。

    (三)人口从业结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四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呈现显着的负相关性,其中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到-0.980,在业人口中第二产业人员比重越高,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及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却越低。

    (四)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县域发展的影响

    从表4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其他三个经济指标与其的相关性都比较显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9、0.660、0.3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外出人口比重的相关性较为显着,相关系数分别为0.480、0.691、0.507,其中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存在负相关性。

    四、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为出生率、一般文盲率和二产人员比重,而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其影响较为小。针对以上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进行分析,其原因如下。

    (一)少数民族享受生育照顾政策

    回族聚居区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9.47‰,人口死亡率为5.5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96‰,明显高于总人口自然增长率11.04‰的水平。显然高自然增长率是宁夏回族人口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主要是少数民族可享受生育照顾政策,其城镇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二胎,这些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回族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二)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和文化产业结构比较落后

    由于高学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过低,造成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和人口文化构成不够合理,从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宁夏回族聚居区人口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一是贫困的强烈影响,二是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三)人口从业结构不合理

    回族聚居区第一、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回族人口比重分别为52.65%和27.43%,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9.92%。该区的回族人口的一般就业率为53.24%,汉族为56.04%,与汉族在业率相差不多。但是回族聚居区的人口保持着传统落后的农作方式,使得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和资金、技术相结合,而是聚集在第一产业中,使得第二、三产业人口比例过低,这种传统的人口结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很难从整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重视并改善回族人口从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五、促进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对策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吸引外资、技术和人才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发大力宣传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农村女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减少农村女童的辍学率。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加强对回族聚居区教育投资力度,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努力做好宣传工作,从外部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流lunwen.1KEJIAN.com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的就业率是脱贫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手段。

    (二)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合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6)02-0179-04

0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和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显著特征而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高初始投资和低成本复制的生产特性又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就尝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1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路径理论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创新,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创新上面。Horii和Iwaisako(2007)基于美国的数据分析了激励制度对农业私人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私人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而Hu和Mathews(2005)基于东亚五国的数据则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2]。虽然这两个经验研究的结果截然相反,但是仔细分析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美国属于发达国家,而东亚五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两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制度完善程度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启示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与某些中间变量密切相关。余长林和王瑞芳(2009)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越能促进该国的技术创新[3],因此我们猜想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中间变量,其中的逻辑如下: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本身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较少,因此难以实现创新,此时其主要是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引进前沿技术来实现增长,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技术的扩散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设: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创新能力来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会有效激励创新,从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聚式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不仅可以降低集群内部企业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而且能形成整体品牌效应,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降低创新的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存活率,还可以加速创新信息的扩散,从而有利于整个创意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发展。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集群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同时也需要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这样才能有效发挥集群的“增长极”功能。张杰、刘志彪(2007)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创意集群中,企业间的模仿现象十分严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收益,最终导致创新的消失和集群的衰落[4]。孔伟杰(2010)进一步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其能够有效影响企业的空间分布[5]。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产业集聚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中介变量。当某一地区的创意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显著提高,这其中的逻辑为在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集聚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的显著提高来更好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假设:假设2:集聚程度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的显著提高来更好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保障,只有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环境中,生活要素才会实现最优配置,社会需要也才能得到释放和满足,更重要的是,有效的竞争才能实现。在一个低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取胜的关键并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其与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典型的比如政府,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即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也不会对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挥有效作用。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竞争是较为公正的情况下,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此时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市场化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个理论假设:假设3:市场化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才开始变得显著。

2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路径的经验分析

2.1模型选择与构建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均与另一个中间变量密切相关,而且随着中间变量程度的变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甚至是方向都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路径是非线性的,因此我们考虑在实证检验中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于本文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由于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数据为2003~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因此本部分最终使用的模型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与同样用来发现数据结构突变的邹检验不同,面板门掀回归模型的突变点并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通过对数据的客观分析得出的,因此其更加科学和严谨。下面我们以单一门限回归模型为例对理论假设1进行分析,其他两个理论假设的验证过程依此类推。我们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单门限效应,且门限变量的值为γ,因变量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测度变量Y,Z为控制变量,X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th为门限变量,δ、β1和β2分别为相应变量的系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β0为截距项,由此我们建立如下的单门限回归模型:在获取门限值后,我们还需要对门限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以确定模型的估计是无偏稳健的,下面,我们就结合中国2003~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对本文的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2.2数据与结果

根据前人的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需求方面,我们使用人均GDP来表示,既可以衡量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可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供给方面,我们主要使用每万人的大学生数量来测度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投入要素的人力资本;三是外部环境方面,我们主要使用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外部的环境因素。因此我们主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力资本水平HUM,城镇化率CITY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门限变量方面,根据前文理论假设,我们主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GDP、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水平DIS和市场化程度MAR作为门限变量,并分别包含在三个不同的模型中,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既是控制变量,也是门限变量,说明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我们首先使用Bootstrap方法对门限效应的模型进行选择,一般是在单门限、双重门线和三门限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对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1而言,其模型检验结果见表1前三行,以产业集聚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2,其检验结果见表1中间三行,剩余三行为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3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模型1、模型2还是模型3,只有单一门限回归模型是显著的,其他均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三个门限变量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仅具有单一门限效应。表2进一步给出了各模型对应的门限值,可以看出,当人均GDP超过5.02万元人民币时,当文化创意产业本身的集聚水平超过1.16时,当市场化水平超过0.60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将会发生结构性变动,至于这种变动的程度和方向如何,我们还需要在使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其结果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无论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还是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的积极影响最明显,这说明城镇化是推进一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这显然与城镇居民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精神追求有关系;其次,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在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估计系数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影响程度也较低,这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人力资本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创新能力和思想上,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对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我国人力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最后,三个门限回归模型中对于门限变量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因此初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具体来说,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即人均GDP收入在5.02万元人民币之下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不仅不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反而会显著阻碍该产业产值的提高,这显然是与不同收入水平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不同所造成的,当收入较低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模仿实现的,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限制这种模仿,从而抑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相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人们的精神需求更加高端更加多样化,单纯的模仿已经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创意已经越来越少,此时模仿的空间大幅缩减,创意创新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动力,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维护创新者的创新收益从而激发创新积极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当人均GDP达到临界值之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是有必要和有积极意义的;当门限变量为产业集聚水平时,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当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临界值(1.156)之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说2也是一致的,其逻辑在上文中已经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当门限变量为市场化水平时,从表3的估计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达到临界值0.603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才是显著的,其逻辑我们在上文中也已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存在门槛效应,还存在双重路径,即直接的促进路径和间接的突变路径,这在之前的文献中也没有人发现。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是非常复杂的,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探讨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等三个因素对于这种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系统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单门限效应。首先,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不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反而会对其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深才会显著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其次,产业集聚水平虽然并不会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却显著提高;最后,市场化程度是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市场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否则其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根据这些发现,我们提出如下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味冒进。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之间并不存在单纯的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发生作用还需要借助于其他重要变量,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搞清楚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能力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理论逻辑是制定科学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所在。第二,在加快产业集聚的同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增长。产业集聚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一方面,产业集聚可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效用,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优势产业集聚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产业集聚的过程别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这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来发挥知识产权体系的有效功能。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能否在竞争中获胜更多的是依靠其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创新,这就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同虚设,也使得社会整体的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低下,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化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企业能够通过正常的方式特别是创新来赢得竞争,这样知识产权保护才有存在的必要,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作用才能得以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RyoH,TatsuroI.EconomicGrowthWithImperfectProtec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J].JournalofEconomics,2007,(1).

[2]Mei-ChihH,JohnA.Mathews.NationalInnovativeCapacityinEastAsia[J].ResearchPolicy,2005,(9).

[3]余长林,王瑞芳.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只是线性关系吗[J].当代经济科学,2009,(3).

[4]张杰,刘志彪.利行为、技术溢出介质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困境与突破[J].当代经济科学,2007,(3).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策略

一、保护环境的意义

保护环境是现在全球关心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很多国家加大力度惩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对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采取一切措施进行严格控制。中国几千年来都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人类想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是环境。环境如果不适合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得再好也都是徒劳。所以,经济发展也需要环境作为保障,经济发展需要环境,却在发展的同时污染了环境。全世界都在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降低和改善环境污染,将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现象慢慢改变,确保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责任。保护环境使得国家的环境更加优美的同时,可以很好地促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此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良好的环境对国外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可以很好地引入外资,将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得更好,以此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优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标签,可以很好地提升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因此,无论对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外的国家形象,保护环境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影响到其在国际中的地位,对于这个国家生活着的人们而言,经济发展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人们必然会有高质量的生活,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安定。所以,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大力发展经济当作其工作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才能为保护环境出更多的力量。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得落后的国家慢慢变得强大,同时也可以使该国的人们获得更多的利益,让公民可以自由投身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主题就是和平和发展,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尽一切努力使得经济能够高效和快速地发展,以保证国家能够繁荣昌盛。

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互相关系而存在。资源不宽裕的条件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互相矛盾,因为人们如果想要发展经济就必然会破坏环境,保护环境对于发展经济是制约条件,二者不能共生,只能择其一,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特别突出。增加经济发展的投入,就会减少环境保护的投入,二者的矛盾显得非常明显。而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和谐共生的,二者不存在矛盾,经济发展了,环境保护就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环境保护好了,对于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助力。因此,对于长期发展而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保护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经济发展都对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利益。所以,在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源、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应该积极有效地予以解决,最终保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和谐共生,最终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四、保护环境的措施

1.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就要从起源处减少对于环境的破坏。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应该重点监督,具有浪费资源和环境污染性质的项目应该限制进入,根据产业政策和环保规范来淘汰落后的项目和设洌将其对于环境污染的程度降到最低。重点控制和监督造纸厂、水泥厂、钢铁厂、禽养殖场、城镇污水处理厂等排污的情况,重点投入和发展循环经济,将不同的资源进行循环再利用,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主张增产减污、清洁生产。

2.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对于影响公民健康和破坏科学发展规律的环境问题应该重点对待和解决。将环境准入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对于水平不高的重复建设项目坚决拒绝,对于产能过剩的项目建设降低损耗。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优先处理和解决类似于重金属污染、土壤污染、饮用水污染等影响公民健康的环境污染问题,重点投入大气、水以及农村防治污染等工作,用大力治理污染的态度让人们感受到环境改善势在必行的决心。

3.保护环境

重点发展环境保护相关的科技产业,加大投入环境保护相关技术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攻关,把一些环保项目优先纳入国家科技计划行列,对于汽车尾气净化、污水深度处理、资源循环利用和饮水安全等问题加大投入科技研发力度,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不断提高,积极将新材料和生物技术投入使用,使我国的环境保护措施更具科技性。

4.保护自然生态

保护生态环境的首要措施就是控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势头。首先,对于严重影响环境的资源开发活动应该严格静止,关注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能力,确保天然植被和生物多样性不会受到破坏。其次,持续坚持建设生态工程,例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西南地区石漠化治理等,使土地荒漠化、退化和沙化等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参考文献:

[1]彭斯震,孙新章.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背景、进展与有关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

[2]黄菁.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D].湖南大学,2010.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教育发展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度 重庆市

一、引言

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更需要且依赖于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古希腊时,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人力资本是促进当今时代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当代,卢卡斯(1988)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人力资本,主要靠教育来实现。

国内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杨文波(1997)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而教育正是此二者的基础。史世新,金周英(2005)认为,教育系统的主要产出是人力资本,教育系统是一个专业化生产人力资本的部门。教育及其生产的人力资本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制度和生产等功能,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间接贡献。熊春文(2007)从制度角度说明教育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二、灰色关联模型建立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1982)的灰色系统理论。由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在分析重庆市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时采用了灰色系统理论中分析复杂系统因素的方法――灰色关联分析(GRA)。

本文分析的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所以选取经济增长作为参考序列,设为y0,选取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作为比较序列xi,再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为以下几步:

1.确定分析数列并将变量无量纲化

为了使不同年份的各个数据具有可比性,首先要对参考序列y0、比较序列xi的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本文中比较序列分别是平均受教育年限(x1=(未上过学人口 2+小学文化人口 6+初中文化人口 9+高中文化人口 12+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 16)/总人口) 、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和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3=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2.求差异信息序列

0i (k)=|y0(k) - xi(k)|,k=1,…,n;表示时间

并找出最小值min|y0(k) - xi(k)|和最大值max|y0(k) - xi(k)|。

3.经计算取分辨系数

=0.5(0

4.计算关联系数

5.排序

通过排序即可得出比较序列对参考序列的影响的大小并得出结论。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1.数据搜集与处理

把重庆市2002年―2009年GDP数据[7]作为参考序列y0(单位:亿元);把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数据[8]作为比较序列,经处理的具体指标与数据见表1。

四、结论与建议

由结论可知,重庆市作为一个西部的新兴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联度比较高,达到0.6169。此外,,说明高等教育与重庆市GDP的关联度最高,达到0.6769,重庆市市GDP增长与教育发展水平呈正比。

由此情况可知,重庆市政府应大力支持教育事业,重点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此外,可以引导企业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增加教育事业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Thodore W.Schul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1960

[2] Robert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ran

[3] 杨文波.教育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陕西教育,1997(5)

[4] 史世新,金周英.教育促进经济机制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5(11)

[5] 熊春文.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基于帕森斯理论视角的一个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7(7)

[6] 邓聚龙.灰色控制系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5

目前,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多数是对经济发展引起资源过度开发、浪费进行定性分析,更侧重于对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的探讨。国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主要著作有:TomTietenberg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该书从资源的角度讲述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关系,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配置理论,资源分类及各类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主要有鲁传一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该书主要阐述了对待资源与环境的三种观点、资源-环境-经济大系统模型和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丁任重在《西部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力研究》中以我国西部地区为研究区域,借鉴了国外落后地区开发的有益经验,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要树立新资源观。

2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与资源储量关系研究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逐渐降低,自然资源存量尤其是矿产、能源等从东到西明显增加,社会资源则与经济发展现状相一致。在此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分布、社会资源配置进行分析,找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储量、社会资源的关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

2.1经济发展与资源关系分析指标的选取

在分析过程中,指标的选取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系统性和全面性相结合、动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可比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原则,同时考虑指标量化及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和可靠性,尽量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及有关标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本文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存量中选取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各大类的主因子计算其综合得分,建立三者之间的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存量的关系。

2.1.1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

为更好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从中国2005年统计年鉴上选取了8个能反应经济状况的指标(见表1)。以上经济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其中x1、x2、反映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x3、x4、x5反映了各地区产业的经济结构,x6、x7、x8反映了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效益。

2.1.2自然资源指标的选取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选取了9个能反映自然资源状况的指标(见表2)。以上9个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地区的能源、矿产、水资源、森林资源与土地资源状况。其中y1、y2、y3反映了各地区的能源状况,y4、y5反映了各地区的矿产资源状况,y6、y7反映了各地区的水资源和森林资源状况,y8、y9反映了各地区的土地资源状况。

2.1.3社会资源指标的选取

同样从4个方面选取了10个反映社会资源状况的指标(见表3)。由于社会类资源数据统计难度较大,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分别从知识、人力,技术、信息、医疗卫生、交通、城市建设、社会保险和外商投资等10大指标对我国社会资源状况进行定量分析。

2.2主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综合得分,并建立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经济发展与资源存量的关系。为了消除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首先对各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分别对经济发展指标、社会资源指标和自然资源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综合得分。

2.2.1经济发展指标主成分分析

运用DP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从8个指标中提取出3个主因子,其累积贡献率为89.989%≥85%,表明这3个主因子基本上可以代表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见表4)。由表4可见,3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46.940,31.722和11.327。第一主成分U1在工业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上的特征向量值较大,故U1能更好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第二主成分U2在第三产业比重和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上的特征向量较大,故U2能更好地反映各地区产业结构现状与居民的消费水平。第三主成分U3在GDP增长率和第二产业比重上的特征向量较大,故U3是反映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和第二产业发展状况的指标。

2.2.2自然资源指标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从9个指标中提取出5个主因子,其累积贡献率为91.036%≥85%,表明这5个主成分基本上可以代表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见表5)。从表5可见第一主成分V1在煤、石油、土地面积核实地面积上的特征向量值较大,故V1是反映个地区能源资源及土地资源的指标。第二主成分V2在铁矿、铜矿和水资源上的特征向量较大。故V2是反映各地区水资源与矿产资源的指标。第三、四、五主成分V3、V4、V5分别在铁矿、铜矿、天然气、煤的特征向量较大,表明V3、V4、V5分别是反映各地区矿产资源、天然气能源和煤炭资源的指标。用公式(1)、(2)计算出自然资源的综合得分(记为E2)。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6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