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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的措施范文1
关键词：激励 双因素理论 高校教师
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其行为方式和努力程度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行。如何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问题。现代激励理论的发展，为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构建提出了依据。
1.双因素理论概述
20 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提出了“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因素理论。赫兹伯格通过访谈调查发现，人在工作中的满意感是激励人工作行为的重要力量，导致满意和不满意的因素分为两类。其中成就、认可、工作前途等出自工作本身的内在性因素可构成对职工很大强度的激励和对工作的满意度，这类因素的改善可激发工作积极性，推动生产率提高，称为“激励因素”。另一些因素，如改善政策与行政管理、工作条件、薪资等来自工作环境的因素有缺陷和不具备时，会引起职工的不满意，改善这些因素只能消除职工的不满，却不能使职工受到激励，不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类因素称为“保健因素”。
双因素理论指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保健因素是激励制度的基础，激励因素则是目标和关键；过分强调保健因素忽视激励因素并不能起到真正的激励效果，贬低保健因素而一味地强调激励因素，也不会产生持久有效的激励作用，两类因素都应被重视且要有侧重点。
2.双因素在高校教师管理中的具体内涵
高校属于知识高度密集的组织，高校教师作为主体，普遍拥有高学历、高学识。其工作是是脑力、体力和心理的综合付出。同其他职业一样，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需要不断激励。从双因素理论出发，将两类因素运用到高校教师管理中，可以细化为不同的内涵。
2.1保健因素对高校教师的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政策与行政管理：包括教师聘用制度、培训政策、考评制度以及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等。
工作条件：包括学校为教师提供的教学、科研、办公条件等。
人际关系：包括教师与领导、同事之间关系，与自己学生之间关系等。
薪酬福利：教师所能享受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等。
生活条件：如学校为教师提供的居住环境、文化生活设施等。
2.2激励因素对高校教师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工作职责：包括规定教师必须承担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方面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工作成就：指个人的工作成果，包括职务晋升、获得科研项目、获得奖励、荣誉称号等。
工作认可：指个人工作得到各种认可，包括被其学生、同行、上级以及社会认可。
成长机遇：指学校创造培训、进修、出国深造等机会和条件，提升教师工作能力、综合素质以及社会知名度等。
3.根据双因素理论完善高校教师激励机制
根据双因素理论，高校教师的激励要从两类因素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赫兹伯格对激励因索和保健因素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从一般意义来说，能够促使人们工作或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因素都可以成为激励因素。
3.1从保健因素方面考虑，高校要努力改善与工作环境相关因素，主要应采取以下几方面激励措施：
3.1.1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高校教师的劳动是典型的脑力劳动，成果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因此合理的薪酬激励应具备长期激励的效用。基本薪酬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教师的基本生活需要。绩效薪酬应向教学、科研一线教师倾斜。在保证正常生活的同时还要通过与外部劳动市场相比较来确定这种薪酬的合理性，使教师这一职业真正成为人们羡慕又乐于从事的职业。
3.1.2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合理、透明的考核原则。考核指标既要包括易于量化考评的工作量，还应包括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也要涵盖教师的工作业绩和发展潜力。考核以信度和效度为基准，以公开的沟通、绩效评估反馈与申辩为方式，正确使用考核结果，把它作为教师职称、职位晋升以及提高工资待遇的依据。
3.1.3完善福利保障制度。遵循“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从实际调查入手切实了解教师的需要。如在居住环境、子女入学等方面所关心的问题，通过民意调查和职工代表座谈等方式搜集需要，解决需要，让教师有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工作环境。
3.1.4营造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教师的成长需要有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自主创新、有团队精神的文化氛围。要尊重教师的自尊心、进取心与独立的人格，对教师给予信任、尊重、爱护，鼓励他们在学校这个大家庭当中建立真挚、和谐和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这样教师在工作中则希望尽快做出成绩，取得进步，赢得各方的认可。
3.2从激励因素来考虑，高校在除去传统的薪酬、福利、考核等激励手段外，应特别注重从工作内在性因素激励教师，具体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激励措施：
3.2.1做好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帮助教师设计个人发展计划，并协助进行定期评估，将教师个人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支持教师成就事业，创造条件让素质高、能力强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到本专业的专家、学者，加强学术交流，带动整个学科梯队的建设。总之，将帮助教师个人职业的发展制度化，让他们体会成就感和满足感，达到教师自我激励的目标。
3.2.2健全教师培训机制。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因此，高校教师有更新知识、提高能力的需要。学校应把使用和培养有机结合起来，支持教师不断学习，为其创造各种培训提高条件。使学校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更加合理。
3.2.3积极推进教师参与管理。对学校领导来说，教师是被管理的对象，而对教育教学工作来说，教师则是管理者，教师也有着强烈参与管理的愿望。高校中不乏觉悟高、能力强的教师和青年学术带头人，因此应积极推进他们得到提拔和任用，使其施展才华，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3.2.4完善感情激励机制。情感激励是通过建立和谐友好的情感关系来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措施。虽不需要用金钱，却比物质激励更有效，对于高校教师这一高素质人群更是如此。高校应给予教师充分的尊重激励，使其不断提升自我。应对教师予以充分信任，注重民主管理，调动教师内在的精神力量，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姚裕群.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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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鑫.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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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的措施范文2
限电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特别是在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有序限电能综合降低能源成本，缓冲因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波动。但限电并非拉闸断电“一刀切”，保证居民用电是实施有序限电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方面，东北部分地区可谓教训深刻。
限电不是偶然的，受极端天气、能源供应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都曾采取限电措施。今年9月份以来，已有江苏、云南、广西、浙江等10多个省份陆续启动限电措施。
具体到本次拉闸限电，东北地区主要受煤炭供应不足的影响，这背后既有火电企业因煤价上涨导致的发电意愿不足，也有因今夏持续发电使得煤炭库存下降的因素。此外，发电机组停机检修，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出力不够等，也影响了一部分电力供应。
与东北地区不同，南方地区限电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出于实现“能耗双控”年度目标的主动选择。今年上半年，在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的背景下，部分省份能耗双控指标未能完成，甚至在能耗强度等关键指标上还出现了不降反升。国家发展改革委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江苏、广西、广东、福建等9个省份被列为一级预警，这应是上述地区出台限电措施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煤炭供应不足，还是“能耗双控”目标倒逼，各地在采取限电措施时，都应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原则，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牺牲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代价，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会给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势头制造新的困难。在实际操作中，更要坚持能效优先和保障合理用能相结合、普遍性要求和差别化管理相结合、政府调控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做法，强调统筹谋划全国“一盘棋”，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
双碳的措施范文3
关键词：老旧小区；改造；减碳；核算
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达到92.29亿吨，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近1/3，是世界上碳排放增量最大的国家[1]。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要求，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承诺我国碳排放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2020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提出，将努力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建筑行业已成为全球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排放了约40%的温室气体，且具有最大的节能潜力[3]。城市住宅建筑产生的碳排放占建筑行业碳排放的比例超过40%。2000年至2018年，中国城市住宅建筑产生的CO2排放量从2.891亿吨攀升至8.91亿吨[4]。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展了社区层面的碳排放核算。例如，黄建等对苏州一个新建社区的碳排放进行核算，核算内容为建筑能耗、交通、废弃物处理、水资源四大系统在使用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碳减排方案[5]。陈莎等对北京既有社区的能源消耗（用电、用气、采暖）、交通出行、废弃物和绿地碳汇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6]。但是CarbonReductionPotentialAssessmentofOldResidentialTransformation老旧小区改造的减碳潜力评估较少有研究对老旧小区改造的减碳潜力进行量化评估。结合目前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推进，在改造中增加低碳化目标并评估其减碳潜力，将对城市低碳发展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
本文分别对老旧小区既有使用阶段的碳排放和技术措施的减碳潜力进行核算，核算清单如图1所示。首先从景观绿化、建筑单体、水资源、固废物和基础配套五个方面对老旧小区阶段的碳足迹进行核算，掌握老旧小区的碳排放现状。接下来，根据现场调研提出适用于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技术措施，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技术措施实施后可能实现的碳减排效益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施加减碳措施所增加的物化阶段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材生产、运输、施工）、拆除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筑垃圾的处理）和所能降低的运行阶段碳排放量。核算采用排放因子法（Emission-FactorApproach）进行核算，排放因子法是IPCC提出的第一种碳排放方法，也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方法[7]。即温室气体排放量由排放源的活动水平与相对应的排放因子相乘得到。核算公式如下所示：E＝∑Q×EF（1）其中，E为CO2排放量；Q为活动水平，活动水平数据量化了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如居民生活电耗、气耗、水耗、绿地面积、焚烧处理的废弃物量等，该数据将通过实地调研进行采集；EF为排放因子，即每一单位活动水平所对应的CO2排放量，例如：kgCO2/kWh，kgCO2/m2草地面积等。各个阶段的具体核算公式和对应的碳排放因子主要参考住建部颁布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8]；部分碳排放因子来源于相关文献[9-12]。
2案例计算
2.1案例概况
研究选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和睦新村作为研究对象。和睦新村建造于1988年，共有54幢住宅，现有3566户居民，建筑面积17万m2。以50年的设计使用年限为参照，该小区的剩余使用年限为16年。
2.2既有使用阶段的核算
本案例既有使用阶段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见表1。通过对住户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获取居住建筑内部的电耗、气耗和水耗，共计咨询了64户；其他公共区域的活动水平数据通过总平面图、实地调研、咨询社区管理部门和参考行业统计值进行确定。按照所收集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核算，得到本案例改造前使用阶段的碳排放结果如图3所示。改造前使用阶段的碳排放为9721tCO2/年，单位建筑面积排放57.18kgCO2/（m2·年），人均碳排放为1155.1kgCO2/年。其中景观绿化碳汇抵消了-3.29%的排放；建筑单体耗能产生碳排放占比最高（84.17%），其次是固体废弃物处理（10.20%），水资源和基础配套的碳排放分别占8.62%和0.30%。从各活动水平的碳排放来看，最主要的碳排放源是居住建筑电耗、气耗和固体废弃物（大多数为生活垃圾）。
2.3减碳措施的核算
对该小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可以实施的改造措施包括建筑单体层面的节能灯具更换、太阳能光伏利用、屋面保温增设；水资源方面的雨污分流改造、雨水回收利用；固废物方面的垃圾回收处理和基础配套层面的节能路灯更换。2.3.1分项核算（1）建筑单体（a）更换节能灯具老旧小区内的单元楼道内灯具光源还存在白炽灯的使用，更换为LED节能高效光源能够降低能耗。假设原本为12W的灯具，日工作时长为8小时；更换为自动感应节能灯具，功率为6W，日工作时长缩短为6小时。则每年能够节约电耗34MWh。考虑灯具的生产和拆除所产生的排放，案例更换节能灯具的碳排放影响如表2所示，合计能够降低384.5tCO2，拆除阶段的碳减排来源于建材的回收利用。（b）太阳能光伏增设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建筑节能减排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居住建筑中应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对于整个生态城市的建设有巨大价值[13]。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为推广建筑光伏系统提供了机遇[14]。假设屋面光伏可利用系数取0.5[15]，铺设发电效率为15%的单晶硅发电组件，光伏发电系统的损失效率为25%[8]，则使用阶段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可根据下式进行计算。（2）式中，Epv——光伏系统发电量（kWh）；I——光伏电池表面的太阳辐射强度（kWh/m2）；KE——光伏电池发电效率（%）；ε——光伏系统损失效率（%）；Ap——光伏系统面积（m2）。根据相关研究[16]，1m2光伏组件在生产阶段和使用阶段分别产生160.86kgCO2和4.93kgCO2的碳排放，拆除阶段的碳排放为-9.88kgCO2。该小区的屋顶建筑面积合计为32684m2，经核算，案例增设屋面太阳能光伏的碳排放影响如表3所示。该项措施在物化阶段产生的碳排放比较高，但使用阶段的减碳效益也更加显著，能够降低小区生命周期碳排放量17867.9tCO2。（c）屋面保温增设既有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较差，能耗损失严重。增设屋面保温将对住宅供暖、空调能耗产生较好的效益。根据相关研究，若既有住宅建筑的屋面增设40mm厚挤塑聚苯板（XPS），采暖制冷能耗能够降低12%左右[17,18]。基于此，若在案例小区的改造中，增设所有居住建筑的屋面保温，将能够取得很高的节能减排效果，核算结果如表4所示，实现生命周期碳减排4340.4tCO2。（2）水资源（a）雨污分流改造由于建设年代较早，老旧小区的排水系统大多为雨污合流系统，造成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低下，降低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效率[19]。对排水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能够减少合流至污水处理厂时雨水处理所消耗的能耗，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本案例需要改造管网9000m，开挖、移除土方4648m3，回填764m3，当地年降水量1378.5mm。改造施工工艺，即开挖、移除土方和填土碾压平整的碳排放因子分别为1.05kgCO2/m3和0.99kgCO2/m3。经核算，案例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后能够降低小区生命周期碳排放368.6tCO2，见表5。（b）屋面雨水回用浙江省降水量较为充沛，具备雨水回用条件。此外雨水资源化还能提高城市的雨洪调节功能，具有良好的节水效能和环境生态效益。小区屋面雨水不直接与地面接触，污染小，并且可借助檐沟、雨落管直接收集利用[20]，在雨水路径的末端增设蓄水池、雨水处理设备收集回用雨水，可以用于小区内绿化及路面浇洒[21]。雨水回用的计算方法如下[22]：（3）式中，Wya为雨水年径流量（m3）；Ψc为径流系数，下垫面为硬质屋面，取0.9；ha为常年降雨厚度（mm）；F为计算汇水面积（hm3）。根据计算，案例的蓄水池容积为215m3，采用混凝土浇筑；年雨水回收利用量为23350m3。计算得到案例中增设雨水回用系统后的碳排放影响如表6所示，使用阶段的碳排放能够降低112.1tCO2，考虑物化阶段和拆除阶段，最终实现减碳量为84.5tCO2。（3）垃圾回收利用小区内垃圾收集较为杂乱，且垃圾收集点破旧，垃圾桶放在外面供居民投放，管理不佳。如果能够增加小区内垃圾分类宣传，严格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规范垃圾处理点，将能够提高小区内垃圾回收率，降低垃圾处理能耗。对案例小区内的23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进行更新，预计消耗主要建材包括混凝土12.7m3，混凝土砖7.3m3，页岩砖14.0m3。预计实施改造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能够提升14.53%。核算结果如表7所示，该措施在生命周期能够实现2294.3tCO2的减碳量。2.3.2综合碳减排效益六项技术措施在本案例小区产生的生命周期碳排放影响如图4所示。屋面太阳能光伏增设能实现非常可观的减碳效果，超过17000tCO2，其次是屋面保温增设和垃圾回收利用，实现减碳量超过2000tCO2，更换节能灯具和雨污分流改造的减碳量约400tCO2，屋顶雨水回用实现的减碳量相对较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案例小区在实施这六项减碳技术后共能实现碳排放降低25340.2tCO2，措施在物化阶段和拆除阶段产生了2518.6tCO2。碳减排效益主要来源于建筑单体的减碳（22592.8tCO2），其次是固废物，减少2294.3tCO2，水资源方面共实现了453.1tCO2的减碳量。案例小区实施这六项减碳措施后平均每年能够降低碳排放1563.8tCO2，减碳率能够达到16.3%。
结语
双碳的措施范文4
“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必将加快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的跨越式发展。同时，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对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将提出更高要求，给储能发展带来新机遇。
2030年新能源新增配储或超34GW
2020年9月22日，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30·60双碳目标”）。2020年12月13日，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阐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7167万千瓦、太阳能发电4820万千瓦，风光新增装机之和约为1.2亿千瓦。此前国家能源局公布2020年1-11月新增风电装机2462万千瓦，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2590万千瓦。这意味着，仅2020年12月的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就分别高达4705万千瓦、2330万千瓦。截至2020年底，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总容量超过5.3亿千瓦。
国家能源局已2021年新增风电、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的目标，如果按照新能源装机的5%来配置储能，那么2021年新能源侧储能规模将新增6GW。
按照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预计未来1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年均至少新增规模6700万千瓦以上，才能实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若按5%的配置储能比例测算，2030年风光新能源将新增配套储能34GW以上。
中国投资协会联合落基山研究所预测，在“碳中和”目标下，2050年，中国光伏和风电将占到电力总装机量的70%。相应地，电化学储能将由2016年的189MW增长到510GW，年均增长率达26%。
“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必将加快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的跨越式发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对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将提出更高要求，给储能发展带来新机遇。储能装置可实现负荷削峰填谷，增加电网调峰能力，也可参与系统调频调压，提高电网安全稳定性。加快储能有效融入电力系统发、输、用各环节进程，对于保障电力可靠供应与新能源高效利用，实现“30·60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新能源+储能”问题不少
1.灵活性资源不足。
由于我国资源禀赋和用能负荷不均衡，加之新能源的时空不匹配，风光大规模接入电网，其波动性和间歇性给电网带来的影响也被日趋放大。电网的调峰、消纳压力巨大，需要更多灵活性资源为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提供支撑。目前，我国电力系统灵活性较差，远不能满足波动性风光电并网规模快速增长的要求。我国灵活调节电源，包括燃油机组、燃气机组以及抽蓄机组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新能源富集的三北地区，灵活调节占比不到4%。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运行的最大风险就是灵活性可调节资源不足，调频调峰资源明显不足，安全稳定问题凸显。
最新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38755-2019）要求，电源均应具备一次调频、快速调压、调峰能力。随着光伏风电发电比例不断增大，电网的调频需求越来越大。截至2020年底，已有18个省市出台了鼓励或要求新能源配储能的有关文件。湖南、湖北、内蒙、山东、山西、河北、贵州明确规定了储能配比比例，配置储能的比例从5%到20%不等。辽宁、河南、西藏三地虽未要求具体储能配置比例，但相关文件明确在新能源项目审核过程中“优先考虑”新能源配置储能项目。
目前新能源配置储能项目普遍被认为是新能源配电储能装置，尤其是化学电池。但灵活性资源有多种，既包括灵活性火电、抽水蓄能电站、燃气电站、燃油电站、储能，还包括可调节负荷等，应从系统的角度统筹优化，共同参与到电力系统的运行调节过程中。
2.市场机制和相关激励机制不健全。
受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低等影响，我国新能源发电一直存在消纳难题。目前储能存在技术经济性不高、位置独立分散、利用率低，成本疏导途径及盈利能力受限等问题。
由于各地新能源发展规模、电网结构、调峰资源缺口程度有所不同，强配储能给新能源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尽管电化学储能成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但目前仍高达0.6-0.8元/kWh，远高于抽水蓄能电站0.21-0.25元/kWh的度电成本。安装、运行成本之外，融资成本、项目管理费等附加费用也很高。由于补贴退坡、资金拖欠、平价上网等因素，新能源项目盈利空间逐步压缩，配置储能缺乏合理的机制和明确的投资回收渠道，带来的收益有限，企业建设积极性较低，导致部分省份新能源与电网企业矛盾加剧。
3.电化学储能相关标准缺失。
电化学储能产业已发展十几年，相关标准却没有得到完善，储能系统从设计、运输到安装、投运、验收和后期运维，以及储能系统的灾后处理、电池回收等，都没有非常完善的标准和政策来支撑。
新能源配储要抓住四个关键点
1.加强储能与“源—网—荷”协调规划。
政府应统筹规划所有灵活性资源的发展，如果一拥而上、泛滥式发展，其结果只会造成无序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加强储能与“源—网—荷”协调规划，促进“源—网—荷—储”协调发展。根据不同地区对灵活调节资源的需求、发展定位和特点，明确储能发展规模和布局，实现“源—网—荷—储 ”协调发展，合理确定储能发展规模、设施布局、接入范围和建设时序并滚动调整，引导储能合理布局、有序发展。
2.加快电力市场建设。
应进一步加快建设电力中长期电力市场、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和可能的容量市场等，使各种电力资源都能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其经济价值，以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全电量市场化消纳，最终提高新能源发电占比。
要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储能价值的市场化机制，合理科学地评估储能配置规模和储能服务价值，针对市场化过渡阶段和全面市场化阶段分别设计市场规则，最终形成“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化长效机制。可以先从允许储能系统运营商作为独立市场主体提供多元化服务入手，使其能够参与调峰、调频、黑启动等各类服务。除了拉大峰谷价差外，储能的价格机制可按照容量电价、电量电价、辅助服务电价予以制定，且以对电能质量的影响作为电价的评估标准。在出台相应价格政策的同时，也要通过其实践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
3.推动储能云平台建设。
以互联网思维看待储能服务，推动储能云平台建设，以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创新储能运营的体制机制，充分挖掘储能云的利用潜力，积极探索综合能源服务、绿电交易、需求响应、能源托管等新型商业模式，通过设备共享、资源共享和服务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储能设备的利用价值，实现储能设备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4.制定和完善储能相关标准。
双碳的措施范文5
关键词：低碳经济；金融支持；绿色信贷
中图分类号： F832.7
一、国内外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目前，欧、美、日等国家已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减缓气候危机及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英国于2003年首先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立法形式促进实现《京都议定书》，以遏制温室效应对经济环境及社会生活的破坏作用的国家；2005年美国就已经通过了《能源政策法》，后又通过一系列如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等方面的法案；2007年欧盟各国达成“欧盟战略能源技术研究安排”； 2008年日本通过技术改进、制度安排及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方式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其重要计划是确立日本到2050年实现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60%至80%的远期目标。
中国对积极参与减缓全球气候及环境问题一直高度重视，积极提出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如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2002年的《京都议定书》， 2007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提出的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底在歌本哈根（Copenhagen）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做出重要承诺，即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45%。部分省市已开展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试验和实践。2008年吉林省吉林市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在低碳经济前景、投资、政策、制度等方面确立了吉林市全面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绘制了有关《吉林市低碳经济路线图》，成为中国第一个推动低碳概念的“低碳经济示范区”。同年上海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也推进 “低碳经济实践区”建设。 2010年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低碳技术研发及应用等方面发挥示范及带动效应的深圳市获批成为我国首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广东省则启动“国家低碳省”试点工作，以促进经济转型、节能减排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013年深圳开启碳交易市场。
以上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验和实践说明，发展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促进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地方低碳经济发展及金融支持实践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和全国循环经济 “双试点”城市——铜陵市，因铜立市，属资源型城市，但目前正面临着铜矿资源匮乏、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和升级，所以发展低碳经济是铜陵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助推新兴产业和谋划未来重要战略发展的动力，也是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2009年作为入选第六批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的铜陵市，其低碳经济发展取决于碳金融的支持。
（一）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定量分析
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可通过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Kaya公式来进行具体分解并进行定量分析。Kaya公式最初是1989年由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 Yoichi）教授提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该模型将碳排放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能源结构、技术等变量联系起来，主要估算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C=（C/E）×（E/GDP）×（GDP/P）×P
式中：C为碳排放量； E为能源消费量；GDP/P为人均GDP；E/GDP为能源强度，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C/E为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数；P为人口。
通过上述模型，可以结合GDP等相关数据，对未来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计量和测算，从数量上表明其碳排放情况和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以铜陵市为例，2011年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9.4亿元，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则为1.042吨标煤/万元。碳排放系数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推荐值为0.67、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确定的参考值为0.68、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参考值为0.69，综合以上参考值，相关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可为0.68。以上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可得铜陵市2011年碳排放量为409.752万吨，单位GDP碳排放量0.707吨/万元（见表1）。
基于模型测算的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来看， “十一五”以来，铜陵市通过开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及生态城市建设，坚决淘汰关闭了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废气排放、粉尘污染较严重的落后产能，实施了有色一冶鼓风炉关闭，钢铁厂、焦化厂搬迁，关停80%以上的小水泥厂，关闭发电小机组等一系列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三高”产能；另外，通过强化节能预警调控和监察，实行重点用能企业能效对标，实施新亚星干熄焦等重大节能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实施污染减排提标改造工程，推动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重点排污企业达标排放等有效措施，使得废气污染源得以有效控制，实现了省政府下达的二氧化硫、碳排放削减量年度目标，单位GDP碳排放从2005年超全国平均水平的1.958吨/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0.707吨/万元，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低碳经济发展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二）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践与挑战
从铜陵市实际情况来看，金融助推低碳经济发展的优势已逐步显现。铜陵市已有银行类金融机构10多家、有色集团财务公司1家、担保机构10多家以及20多家小额信贷公司，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架构已初步形成。同时，以存贷款余额及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考查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存贷比、金融相关率等金融指标在安徽省居于前列，经济金融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表2）。
从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支持指标综合来看，金融支持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以碳强度和金融相关率指标为例，2005-2011年，铜陵市金融相关率 （FIR）由1.85上升至2.24，从长期看，基本呈逐渐走高态势，而同期单位GDP排放指标则呈现逐年走低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来，伴随FIR快速走高，单位GDP排放指标也有加快降低的趋势（见图1）。以上表明，金融资源在整个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持续增强，金融支持与创新是低碳经济产业发展的助推器，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应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的驱动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在低碳技术研发、进行节能减排工程改造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投融资体系支撑，但目前这一完整体系尚未形成。因受传统资源型城市的固化影响，铜陵市信贷投放、股市融资等金融资源仍集中于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持不足；另外，由于低碳经济收益的长期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性目标仍存在冲突，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的认知度不高、金融机构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不足；最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资本市场阶段性滞后、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等制约因素仍与现阶段向低碳经济转型存在一定差距。
以上表明，铜陵市必须进一步明确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发展重点，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增加融资规模，调整信贷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坚定走低碳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铜陵市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与创新路径
从国际经验来看，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淘汰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高的低端“三高”产能，促进经济由 “粗放”到 “精细”，由“高耗低效”到“低耗高效”，由“高碳”向“低碳”转型。同时，应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创新型金融组织体系，有效增加银行低碳信贷投入，加大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多渠道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和动力。
（一）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相关规划，明确金融支持目标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等方面与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铜陵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 “双试点”城市，已率先在省内出台了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十二五”专项规划、“十二五”节能专项规划、铜陵市低碳经济试点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见等规划方案。为进一步明确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项目、重大示范工程以及保障措施，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围绕低碳经济总体规划，进一步制定有关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明确低碳产业定位和布局，提出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将低碳经济保障措施及金融支持纳入金融规划和相关支持保障计划，明确低碳经济发展金融支持目标和任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度
铜陵市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而作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也为其带来更多的产品和业务机会。为此，铜陵市政府、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绿色经济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加大考核力度，促使信贷资金向低碳产业聚集。而商业银行总行等金融机构未来有必要借鉴和遵循赤道原则，主动接纳赤道原则并演变为赤道银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则应加快完善低碳经济绿色信贷体系，将低碳经济项目和企业作为未来信贷支持的重点，加大对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投放力度，扩大低碳经济贷款规模，在贷款条件等方面给予低碳产业以优惠，创新低碳经济金融产品及服务，增加对中小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及产品的融资及服务支持力度，助推中小企业，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三）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
铜陵市已有的6家上市公司多集中在有色、化工行业，且2007年6月以来已无新的公司上市融资，以上表明资本市场在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为此，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政府及证券监管等有关部门可尝试为低碳节能减排企业建立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绿色通道”，优先支持低碳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简化审批程序，优先支持符合低碳发展标准的企业和节能低碳建设项目发行“低碳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发行“低碳金融债券”，加大对节能减排、低碳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投入。另外，还可以将能耗、污染和排放量标准作为公司上市、股票及债券发行中必须达到的强制性指标之一，从而建立对已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低碳减排的硬约束机制。
（四）开拓低碳经济民间金融及其他外部资金
民间金融一直以来被视为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补充，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将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如浙江温州等地区，民间金融更是成为了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据央行有关报告推算，中国民间融资规模超3万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超过6%。为满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应当开拓民间金融参与低碳经济融资与发展的渠道及有效机制，通过完善相关法制环境、建立跟踪监测体系、开展风险教育等手段，扶持和规范民间金融公开有序进入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建立低碳经济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与发展路径。同时，地方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地方性的政策倾斜、税收优惠及公益宣传等必要措施，引导民间金融及其他包括风险投资、外资等外部资金进入本地区低碳企业和项目，为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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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的措施范文6
关键词：双寡头市场；最优策略；政府补贴；减排投入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徐朗（1990-），男，湖北荆州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汪传旭（1967-），男，安徽安庆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73157，7140312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16BXLP0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现。为了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并实施能源节约和降低碳排放计划，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并逐步建立政府对绿色企业补贴制度[1-3]。企业在进行减排研发活动中承担了成本和风险，但往往无法享有研发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面对消费者使用习惯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过现有市场机制实现快速推广。从横向维度来看，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是提高减排能力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研发行为存在外部性，竞争对手可能由于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而受益，从而造成研发投入失灵；从纵向维度来看，政府将低碳化作为一种鞭策企业改进环境绩效的策略，研发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确定性，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往往提高了社会总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减排研发投入在无政府补贴下，会大大削弱企业减排研发的积极性。近年来，为了引导消费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关补贴、减免措施，如发改委、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动实施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那么，选择何种补贴策略才能保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政策以促进企业减排研发，并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技术外溢和产品差异情况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上述问题的回答，将对实现全面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政府实施各种环境补贴策略以及制造商进行减排决策提供参考。
针对技术溢出效应下的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数根据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献分析双寡头决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应下研究了企业研发策略，分析了企业在不同的研发方式下，吸收能力对企业R&D决策行为的影响。Veldman等[6]从研发投入出发，引入市场竞争因素，用动态博弈方法分别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得到企业利润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业竞争情况，构建两阶段研发合作动态模型，并比较不同合作机制的效果，发现在溢出率较大时合作研发能够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杨仕辉和魏守道[8]基于产品存在差异化竞争，建立了三阶段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优企业研发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会总福利。Qiu等[9]比较了企业先进行完全竞争的过程R&D活动后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两阶段博弈中当产品市场分别为价格和产量竞争时博弈的均衡解。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大多主要集中于双寡头市场下双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其决策的影响程度。
目前，企I减排及政府补贴策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投资行为的影响，并通过算例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条件下，技术投资水平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特征和政府补贴率。Ben和Georges[11]假设寡头市场上企业进行产量竞争，但通过从事研发活动来控制污染排放，并将企业的研发努力分为原始研发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发努力，发现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手段来实现社会总福利达到最优水平。宋之杰和孙其龙[12]在碳税和碳限额机制下，讨论了双寡头制造商的最优碳排放量和定价策略，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权和碳税限制下，研究政府对减排投入的最优补贴问题，并比较分析采取补贴和鼓励合作两种技术政策后企业的研发水平和社会福利。Ana等[14]构建了寡头制造商与政府组成的博弈系统，研究企业在碳税和碳补贴机制下的决策行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过财税政策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简言之，企业在减排研发投入决策和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现有的研究文献仅将政府补贴策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进行讨论，且仅考虑生产产量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的影响，缺乏综合因素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系统地考虑了产品差异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等因素对双寡头制造商市场竞争的影响，假设两制造商对减排进行投入存在技术相互溢出，建立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在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条件下，通过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并分析了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市场上存在双寡头制造商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减排研发投入博弈问题。假设博弈双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体，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决策。具体地：第一阶段，进行减排研发投入，随之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第二阶段，两制造商对产量进行决策。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制造商，且生产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的产量，μ1、μ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减排偏好的影响。由于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品是差异的，故假设σ∈0，1为产品差异性。当σ0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相互不影响的；而当σ1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替代的。可以发现，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Uq1，q2是关于两制造商各自产量的函数，所以通过一阶偏导条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数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设双寡头制造商通过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以提升产品质量，刺激消费者市场需求。同时，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与双寡头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是相关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ρ∈0，1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当ρ0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没有相关性的，当ρ1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具有完全互补性；ε表示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偏好系数的影响程度。
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在迎合消费者碳偏好的同时，也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效用函数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发水平下对降低生产碳减排做出的贡献[16]。所以，环境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且θ>0。
三、无补贴下双寡头制造商决策
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市场行为是完全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过子博弈逆向归纳法求解。针对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决策，按照逆序归纳法的步骤求解，即第一阶段企业确定最优减排研发投入，以使得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第二阶段企业进行古诺竞争选择最优产量，最终得到双寡头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双寡头产量竞争
第二阶段博弈过程中，双寡头制造商在既定减排研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古诺竞争确定最优产量qi，以实现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收益函数分别表示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双寡头研发竞争
第一阶段，两制造商以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由式（5），分别对两制造商利润函数求减排研发投入的一阶偏导条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两制造商是信息对称的，可以发现当μ1=μ2=μ时，两制造商利润函数关于减排研发投入的二阶偏导存在2πiI2i
假设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减排研发投入所造成的环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均随着技术溢出率ρ增强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增大。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大于自身利润，有利于制造商提高产量、增加减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润，这也充分说明溢出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引理2：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产品差异性σ增强而减小②。
由引理2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减少。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小于自身利润，造成竞争逐渐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减少产量、降低减排投入，从而保证自身收益，这也充分说明产品差异越强越不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四、政府对制造商的补贴策略
在现有的双寡头制造商三阶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虑通过政府行为调控市场，往往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均衡并非是最优的，市场易产生局部“失灵”状态，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财税手段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对政府部门而言，由于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自身利润的增加，再加上环境效益的高风险性，会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发投入行为。政府对研发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现是对制造商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政府主要有两种选择：投入补贴和产量补贴。
（一）政府对制造商投入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投入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研发投入进行直接补贴，刺激制造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社会总福利。在投入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按照s的比率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ISi=11-s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ISi=11-s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投入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减排投入补贴，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会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s求一阶条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碳减排产量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产量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生产数量进行补贴，鼓励制造商增加产量，提高社会总福利。在产量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双寡头制造商的单位产品价格按照每件g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 g0（12）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QSi=1+g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QSi=1+g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产量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量补贴，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 1+σ
SymbolQC@ 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 1=22-3ρ+g，
SymbolQC@ 2=-1+gρ，
SymbolQC@ 3=-1+ρ。由社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g求一阶条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对投入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降低，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增加；政府第产量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增加，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发现，政府基于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优补贴率，技术溢出率和产品替代性是决定的关键性因素。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对消费者的偏好提高，这时政府应降低补贴率；随着产品替代性的增强，两制造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往往会选择减少研发投入，这时政府应提高补贴率。政府通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补贴，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引导市场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
通过对无政府补贴模型（NS）、投入补贴模型（IS）和产量补贴模型（QS）的均衡解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qIS>qNS、qQS>qNS；（2）投入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与无政府补贴情况相同，而产量补贴策略下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低于无政府补贴和投入补贴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πIS>πNS、πQS>πNS；（5）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下两制造商作为利益主体，其决策目标往往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而这又与社会福利目标相违背。而两制造商进行减排投入的社会福利远远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润，再加上投入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府会通过补贴策略支持制造商进行研发投入行为。对制造商而言，获得补贴是为了平衡研发投入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对政府而言，进行补贴是为了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论是投入补贴还是产量补贴，都能有效地使两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润。同时，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合理制定政府补贴率，选择更为有效的补贴方式，在保证制造商利润的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市场减排研发投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算例分析
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为算例分析的工具，对加拿大境内的通用和福特两家汽车制造商进行调查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来求解不同补贴模式下的两汽车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决策变量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最优补贴率随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情况。根据调查发现，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偏好的比例大约为总数的1/3以上，且经过减排技术改进后的汽车排放所减少的COx、NOx约为1/20左右。鉴于此，假设ε=3、θ=005。具体分析主要集中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双寡头制造商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为研究参数变化对决策的影响，根据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程度分为高、中、低不同情况进行比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进行分析。
（一）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产量和价格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产量、产品价格，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无政府补贴策略下，产品差异性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和产品价格成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使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减少产量降低价格。而技术溢出率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成正相关关系，与产品价格保持不相关。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使得其他制造商减排投入对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对产品价格无直接影响。（2）当产品差异性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和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当技术溢出率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不变；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降低。同时，当产品差异性较弱技术溢出率较强时，投入补贴的产量低于产量补贴的产量；但产量补贴的单位产品价格始终低于投入补贴的价格。这是因为，政府进行投入补贴策略时，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其积极性；而政府进行产量补贴策略时，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产产量。虽然不同的政府补贴策略对制造商都能带来好处，但产量补贴策略是对制造商生产行为的补贴策略，并未对制造商减排投入产生明显效果，而投入补贴是对制造商研发行为的补贴策略，主要将补贴转移到环境效用中。
（二）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补贴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及社会总福利，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无论政府对制造商的减排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润并提高社会总福利。但是，产量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总低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同时，当技术外溢率和产品差异性均较小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高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这是因为，政府对产量补贴仅仅是改善制造商生产活动的补贴，不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减排投入力度，甚至会出现制造商隐利提高，降低其减排研发的积极性。（2）在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变化下，社会总福利的变化与制造商利润的变化趋势相似。因此，无论何种决策情况下，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依然是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时，当技术外溢率较强产品差异性较弱，亦或是技术外溢率较弱产品差异性较强时，投入补贴策略相较于产量补贴策略更有效。这是因为，在强调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产量补贴往往是次优策略，实际上相当于将消费者剩余通过产量补贴再分配给了生产者，从而导致局部资源错配。
对制造商进行产量补贴时，政府的补贴支出相对于减排投入补贴往往更多，同时还会造成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导致企业得到更多的隐藏福利。
（三）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如图1所示。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大，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次之，无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低。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增加，而减排研发投入作为社会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补贴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弥补，保证社会总福利实现最大化，从而反过来更加刺激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两制造商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减排研发投入并没有起到显著提高自身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过其他财税手段调整市场，对双寡头制造商进行，引导带动更多的减排研发投入。
（四）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如图2所示。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也就是说，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于产量补贴策略。这是因为，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两制造商都很难利用“搭便车”现象提高自身利润，而市场竞争程度很激烈，政府通过产量补贴能够更为直接地刺激两制造商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两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
（五）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如图3和图4所示。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最优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的变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补贴策略下，无论产品差异性如何变化均衡补贴率与投入溢出率呈正相关，随着投入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而当技术溢出率较低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当技术溢出率较高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正相关。在产量补贴策略下，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即随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先减少后增加；而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而降低。
六、结论
本文基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构建三阶段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优生产产量和减排投入以及政府最优补贴率，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对比三种补贴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差异。算例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论政府采取减排研发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策略，在短期内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从而增加制造商利润以及社会总福利。所以，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通过对双寡头制造商制定切实可行的补贴策略，推动减排研发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性关系，而与产品差异性不确定；产量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关系，在技术溢出率较小或较大时补贴率较高，而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差异化产品市场竞争中，政府应加强对减排研发投入的保护。
第三，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强于产量补贴策略。
后续研究可以关注以下问题：第一，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的决策问题，分析政府应选择何种补贴方式；第二，基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研究供应链的研发投入决策，分析供应链系统如何影响政府补贴策略。
注释：
①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技术溢出率ρ的一阶偏导，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是技术溢出率的单调递增函数，随着ρ的增强而逐渐增加。证毕。
②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产品差异性σ的一阶偏导，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证明：对不同补贴策略下的政府最优投入补贴率和产量补贴率，分别求碳减排对θ和ε的一阶偏导，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据假设条件可知，s*θ0、s*ε>0、g*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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